第一女记者法拉奇电影天堂

㈠ 法拉奇为什么那么支持美国呢

一、《愤怒与自豪》：一石激起千层浪

曾以《风云人物采访记》而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自20世纪90年代起“隐居”纽约，一直闭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年逾古稀的法拉奇“复出江湖”。9月29日，在意大利一家名为《Corriere della Sera》的报纸上，法拉奇发表了针对“9·11”事件的长文——《愤怒与自豪》。
在这篇文章中，法拉奇激烈抨击伊斯兰教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强调与伊斯兰世界恐怖分子的战争无法避免。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极大轰动，《Corriere della Sera》在短短四小时就卖出一百万份，创下新闻史的新纪录。
诚如有人所言，法拉奇的复出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有震撼性的事件之一” ，西方媒体针对她的文章纷纷发表评论，并形成左右两派对峙的局面。《华尔街日报》2002年4月28日发表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盛赞道：“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而另一方面，法拉奇的言论则遭到欧洲左翼媒体的反击，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撰文评论说，法拉奇正“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
法拉奇的复出掀起波澜，同时也给我们带来问题与思考：法拉奇为何而复出，又因何而转向？ 她的复出与转向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 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访问时如是说。作为一名世界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分子，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人权和平等，她曾与希腊反政府左翼领袖帕纳古里斯一见钟情并且共同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她曾普遍被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受到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睐。
1952年，初为记者的法拉奇就表现出不畏权力、坚持真理的个性。《意大利东部晨报》的编辑要求她写一篇关于共产党人政治集会的讽刺性报道，法拉奇认为这种未经调查就设定观点的行为有悖新闻的客观性，于是断然拒绝，结果遭到解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拉奇走访了中东和拉美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撰写了一系列的稿件。1968年，墨西哥举办奥运会期间，她和学生们一道亲历了墨西哥政府对学生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并负了伤。事后，法拉奇就自己的经历发表文章，并开始以自由的斗士和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形象亮相，赢得广泛瞩目。
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法拉奇一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以自由斗士的形象活跃在世界新闻舞台。 法拉奇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是采访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为她赢得广泛国际的声誉，也为她塑造了不畏强权的记者形象。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似乎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比如，她针对伊斯兰教发表激烈的言论，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针对的既是美国，也是整个西方文明：
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呢？莫非人们以往的印象只是错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下分析与探讨，以期拨开围绕法拉奇及其复出的重重迷雾。

二、法拉奇转向的社会原因

1．冷战后左翼阵营的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遭受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连著名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也在影响广泛的《纽约人》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而右翼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则干脆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
“80年代末的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预料的。这种低潮不仅只是一个影响对事件进行客观评价的思想教条主义的问题，还影响到各个政治领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也不论是记者还是学者，或是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家。”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一方面，西方左翼阵营由此分化，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欧洲人士，特别是左翼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理论和主流的右翼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一条“中左”的道路，走一条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开始“右转”，完全倒向右翼。此种转变对带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产生影响。

2、“新悲观主义”思潮的蔓延
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对峙的紧张气氛消失，但是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外来移民的增加，西方社会正受到另一种威胁，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思潮也随之蔓延。当代西方社会人口种族构成正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基督徒人数日益减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数却在上升；外来新移民也更多地保留了本土文化，而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面对这种人口和种族变化带来的所谓“全球移民危机”，西方社会滋生出一种担忧和恐惧的“新悲观主义”情绪。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提到“美国社会将有解体的危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说到，“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而美国“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些学者的言论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人潜在的民族和文化保护意识，并在西方社会造成危机感和恐慌情绪。被“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他们现在不是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近年在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的新右派、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反亚洲人浪潮以及“9·11”后的反伊斯兰行动等，无一不是这种意识强化的结果。

3、“9·11”
二战以后世界局势一直很不平静，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但各种矛盾接踵而至，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海湾战争以来，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不断爆发战争，“9·11”事件后这种紧张关系更是达到顶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如果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21世纪伊斯兰将是西方新的敌人”。随后，他又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进一步详细阐发这一理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面向过去的“黄金时代”，以狭隘的思想和极端的思维看待时代问题，他们将世界划分成穆斯林和异教徒，以伊斯兰或纯正的伊斯兰自居，使用各种手段反对非穆斯林或与他们意见相左的穆斯林。这些活动客观上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绝好的证据，美国总统布什在讲话中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称为“新十字军东征”，无疑为“文明冲突论”又加上一个又黑又重的注脚。
“9·11”事件在美国右翼眼中的教训是“文明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间某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宣扬所有的矛盾来源于广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和“伊斯兰野蛮世界”的冲突。众多媒体进行大肆渲染，再加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历史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形成“恐怖主义=伊斯兰=美国的威胁＝民主的威胁＝文明的敌人”的反射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三、法拉奇转向的个人原因

1、 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左翼浪漫的情怀
作为一名记者，法拉奇试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作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她又无法摆脱西方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这就导致了她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然而后者常常占据上风，打消了她试图坚持的公正态度。
以法拉奇在越战期间的报道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为自由而战的骑士” ，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这边，公开反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我不会带着维他命、给养和现代化装备来到越南的拉瑞为约翰尼之流哭泣” ；她为不知名的越共战士出版日记和发表爱情诗；描写美国士兵逃避兵役的种种丑行；她还大胆揭露南越政权的傀儡性质：“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所摆布。”
然而时隔不久，一件小事却动摇了法拉奇对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国老兵批评她：“作为人文记者，站在敌军的立场上，不公平不负责任地把美国人贬的一钱不值。” 法拉奇感到困惑，并怀疑自己在分析好与坏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北越政权企图控制她采访的行动引起法拉奇的不满，而越共处决被俘新闻记者的行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对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
法拉奇的态度转变表明她试图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反对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失败，这种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来自法拉奇的知识分子立场，长期以来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仅仅因对自由的敬仰而诞生的浪漫情怀必然是无法长久立足的。同样的矛盾体现在法拉奇对民主的态度和认识上，在采访反抗波兰共产党政权的工会领袖瓦萨文时，法拉奇明明感到他的傲慢无知和狂妄，但她在把录音带转写成文字稿时又颇为犯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萨文，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团结工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萨文是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呢？
最后，“为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法拉奇还是摈弃自己真实的观点，而在采访记中丝毫没有流露不利瓦萨文的言论。同样，在采访波兰副总理拉可夫斯基时，尽管法拉奇认为“他看上去像是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民主的共产党人” ，但她再一次为“政治考虑”所左右：“他是共产党员拉可夫斯基，我不信任他。我不愿意自己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从而使我成为政治工具。”
法拉奇在诸多问题上立场的左右摇摆，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说话，又无法摆脱西方情结的牵绊；既要实现新闻的公正性，又无法挣脱既成认识的束缚。在《愤怒与自豪》中，我们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经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颗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心灵，她带着它大声疾呼：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还经常说，共产主义没有让庶民们自由，相反，它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贱民。它使每一个人都由于饥饿而死亡。

2、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源于两者价值观的冲突。作为对自身文明坚信不移的西方人，法拉奇耳濡目染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的片面宣传，既无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愿予以理解。
法拉奇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近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 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法拉奇的这种情感，在1972年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采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对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写，就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张面孔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的厚嘴唇的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 她还写道：“他的声音像一种可笑的吹哨声，具有女性的某种特征。”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现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另一方面也是其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她在采访记前言中写的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她的这种心态：
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艰难。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她随意地用“恐怖分子”这样的字眼称呼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和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采访霍梅尼时，她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 ；在采访卡扎菲时，法拉奇责问他是否就是“真主”。这种对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相结合，就带来其心理天平一边倒的状态。在比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她甚至得出结论：“我伟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几个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们一直都在摧毁我鲜明个性的书，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

3、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 综观法拉奇的生平与思想可以明显感到，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她认为“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野兽的混合体” ，人类如果不假装接受善与恶的差别就无法活下去：
“上帝和魔鬼还活着的时候，上帝许诺给予天堂以保证 ‘善’，魔鬼用地狱作威胁以惩罚 ‘恶’，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普渡众生的伟大宗教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正如评论家阿达夫·苏维伊夫所言，“在她笔下的阿拉伯人都没有人性；他们要么歇斯底里，要么反复无常。要么就是杀人狂。他们性格贪婪、愤世嫉俗、充满仇恨、能来比喻她们的动物是蝙蝠、蛇和疯狗。”
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与环境自然不无关系。法拉奇生长在一个反法西斯的家庭，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1986年她曾去了德国两次，但都很快离开，而且她始终不肯在德国为自己的书籍举行促销活动。
受她父亲的影响，法拉奇一直将美国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这种“拯救天使”的印象使法拉奇一直保留对美国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她选择纽约而不是意大利作为其主要居住地。在法拉奇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叙述对美国的偏爱之情：“我爱美国。我爱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觉得自己更多地属于这个的国家，而不是属于我的出生国。”
法拉奇对美国“天使式”的偏爱一直持续到《愤怒与自豪》中，她赞美美国的自由精神，并认为这是一切团结、友好和胜利的力量来源：
说美国特殊，是因为它诞生于一种灵魂的需要，那种想要拥有一个祖国的需要，它诞生于那种人类一直都坚信的最崇高的理想：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理想，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想让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结缡的理想。
站在“天使”反面的伊斯兰教，在法拉奇眼中仿佛成为罪恶和仇恨的种子。面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法拉奇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并将伊斯兰教“一棒子打死”：
事实上，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们讲道理，更是不可思议。用纵容、宽恕或幻想的方式对待他们，无异于自杀。无论是谁，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欺骗。
总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影响了法拉奇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使她时常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激烈冲突中，从而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

四、结语

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一文发表后，法国三个社会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将她告上法庭，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双重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法拉奇也遭到穆斯林社会的仇恨，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杀死”她。法拉奇的复出与转向，是不是意味着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旧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后的生活会不会遭遇如同当年拉什迪一样的威胁？这些都很难预测。
不过，法拉奇的妹妹宝拉曾经说过：“奥莉安娜是一本打开的书。用中文或是梵文写的书。” 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如今也正被译成各种文字，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解读。虽然法拉奇的复出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然而此事带给我们的却不是瞬间的好奇和猜测，而是一些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感悟。

㈡ 求战地记者法拉奇的生平事迹与传奇

若只是她为战地记者时...那么：她采访过中东战争，越南战争，墨西哥大屠杀等。她采访过黎德寿，武元甲等人，后者让她获得了采访基辛格的机会，并且让基辛格大为难堪，称此次采访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会晤。”她也采访过伊朗宗教首领霍梅尼（在其面前极其嚣张），且让他破天荒的大笑起来。而在墨西哥大屠杀中，她更是身中几弹，幸亏大难不死...若需更详细的介绍，可去网络。

㈢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被誉为

国际政治采访之母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6/131840432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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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作者：（意）克里斯蒂娜•德•斯特凡诺

译者：陈晗奕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8

页数：464

内容简介：

她是“二十世纪采访女王”“世界第一女记者”

她因1980年采访邓小平在中国声名鹊起

她强硬的与世界对话，敢爱敢恨，永远无所畏惧。即使面对上帝，她也从不妥协

曾获两次获得 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 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法拉奇的作品《风云人物采访录》已成为美国大学新闻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

本书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奇的一生，她的出身，她的童年，她的爱情，以及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她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基辛格说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的采访被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这位勇敢、刚烈、叛逆的人，“即使面对上帝也从不妥协的女人”，也有柔情、温顺、为爱痴狂的一面。

法拉奇1980年采访了邓小平，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采访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德•斯凡特诺是一位意大利女记者，也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为了撰写法拉奇这位传奇女性，她经历数年收集资料。本书使她声名鹊起。她的《美女和野兽》、《克里斯蒂娜•坎波的秘密生活》和《冒险的美国人》均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等多种语言。

㈤ 谁能告述我对世界有影响的记者啊

找到一些
不知道行不行？
1 当地时间9月14日，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琳埃那·法拉奇因癌症病逝，享年76岁。法拉奇曾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患癌去逝魂归故乡

负责出版法拉奇作品的意大利RCS出版社15日向媒体介绍说：昨夜法拉奇在佛罗伦萨一间私人诊所病逝，享年76岁。一年前法拉奇已经诊断出患上癌症，但是她依然住在纽约。几天前，随着病情恶化，法拉奇回到意大利强化治疗，没想到由于抢救无效于昨夜去世。

男人世界无冕之王

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早年学医。10岁时，法拉奇与全家人躲在防空洞，当时美军飞机的轰炸声把她吓哭了，她的父亲当即给了她一记耳光：“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不应该哭!”父亲的耳光对于法拉奇是力量与坚强的启蒙。16岁时，法拉奇开始悄悄写一些新闻稿子并很快在当地的报纸发表。她觉得自己生来就该当个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拉奇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十几岁时，法拉奇学习并掌握了几门外语，苦心钻研外国的历史和哲学文献，熟读康德、托尔斯泰、汤因比等人的著作。

不久，她被任命为《晚邮报》的驻外记者。使她赢得巨大荣誉，在国际新闻界大放异彩的，是她以《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的身份对越战进行的采访。当法拉奇在越南战场奔波时，数次被弹片击伤，幸好被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写作要抽60支烟

法拉奇是一个另类的女人，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辨力与分析力一流。

她一生写了9本书，在结束了30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她又在曼哈顿的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她的第9本书《印萨安拉》是一本小说，素材是贝鲁特战场，主题是反战、热爱自由与生命。60多岁时，身染重病的她在美国旧金山为成千上万的听众朗诵《印萨安拉》片断时，声音依然铿锵有力，极富感染力。

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每写作时，为了使自己一直处于亢奋中，卡拉奇一天竟要抽60支烟！

采访名人风格尖锐

法拉奇一生成功地采访了基辛格、英迪拉·甘地、布托、侯塞因、阿拉法特、穆吉布·拉赫曼、西哈努克亲王、亚马尼及班达拉奈克夫人。无论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访，从来也没有怯场。她是绝不情绪化的，也从没有被一个对手击退过。

尖锐是法拉奇的风格，她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传记而闻名于世，她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基辛格因与她访谈时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说他“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采访。

她曾采访过邓小平

1980年8月21日，卡拉奇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提问。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面对邓小平她不改锋芒毕露的本色，一一提问以下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

采访录很快分两次全文发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最爱的男人太冷漠

1973年，法拉奇与希腊反政府领导人和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相爱。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作为英雄，他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面对酷刑宁死不屈。作为男人，他会在法拉奇怀孕期因小事和她争执，甚至踢死法拉奇腹中的孩子。即便如此，他仍成为法拉奇的最爱。

1975年，卡拉奇怀孕了，然而，当孩子父亲从远方打来电话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他先报以长时间的沉默，而后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建议两人各出一半。

这个卡拉奇最爱的男人有能力理解法拉奇的想法，却任由她独自在悲苦中挣扎和沉沦，而不帮她分担悲苦，一如他曾要求和她分摊堕胎费用那样各自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

“9·11”后再次爆发

在过去的近20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发表任何文章。

但是，“9·11”事件发生后，意大利著名报纸《意大利东部晨报》的编辑在请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写几个字”后，住在纽约曼哈顿并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状态下，一口气写出了八万字的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

美国媒体评论说，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就卖出了100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的最高历史纪录！

2保罗·杜克1947年毕业于瑞查蒙德大学，曾先后在美联社、《华尔街日报》以及NBC工作。在美联社，他首先涉及的是体育新闻，但很快开始从事民事权利事件的的报道，并于1957年被派驻到美联社的华盛顿记者站。在《华尔街日报》，他的报道囊括了国会山1959年到1963年间的重大事件，包括1960年的总统竞选。做了十年会议报道之后，他于1974年加入美国PBS电视台，并在后来的二十年中担任PBS持续最久的新闻节目“华盛顿一周评论”（“WASHINGTONWEEKINREVIEW”现称为“WASHINGTONWEEK”）的主持人。

他坚持为广播做解说，偶尔制作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他所制作的记录片曾获美国电影节蓝丝带奖及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银槌奖。

有本书《世界著名记者传》

㈥ 谁知道奥琳埃娜·法拉奇的生平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法拉奇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 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 150万册，有14种译本。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

敢于冒险语言犀利，特立独行备受争议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

在战争的“对抗”中学会“不哭”

奥丽亚娜·法拉奇于1929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成长时期的经历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气质，她从离开战场始终受着死亡的困扰，最终，她与之拥抱，融为一体。

佛罗伦萨女孩的作家梦

文学偶像、冒险冲动、现世英雄、战争对抗和人文素养这些几乎都是出现在法拉奇童年时期里的关键词，也正因此，这个女孩子的幼年时期就总是呈现着一种和年龄不符的焦虑与早熟。这些要素参与完成了法拉奇在进入社会、进入新闻领域前个体社会化中的自主衍生。二战结束后第一年，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在《意大利中部晨报》5年，从进入该报的的第一篇关于舞场的报道开始，她的文学天性便崭露出了头角，得到了编辑的认可和一份该报的工作。因而法拉奇早期受命采写的作品显示了她作为一名文人记者的初始性技巧。
在一次演讲中她曾说过“要想理解我的情况，就必须想一想像吉卜林、伦敦和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职业是记者，但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看看吉卜林从印度出发的通讯吧，可怜的吉卜林，他必须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但他却把新闻稿写出了一篇故事。他看到了记者看不到的东西。”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志《欧洲人》注意，也不得不说这次机会是法拉奇自己拓展的。由于一个葬礼的报道，具有普遍意义的政党和教派的文化冲突使她意识到《意大利中部晨报》不仅具有政治立场的局限性，而且其读者群也极有限。而这样一篇报道更需要一个像《欧洲人》一样声望颇高的意大利主流杂志提供的平台。《欧洲人》的编辑，反教权主义的阿里戈.贝奈得提非常喜欢她的描述方式，一星期后就登了出来。“她失去了在《意大利中部晨报》的职位后，这篇采访记和报道达非耶索莱地区共产党葬礼的新闻帮了她大忙。”
她历经周折后几年终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从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包括67篇有关演员、制片人和电影节的文章，8篇上层社会和贵族人物、4篇时装设计师的人物专访，以及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在那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印沙安拉》出版以后，法拉奇就不肯再谈论《好莱坞的七宗罪》甚至那部因为“自我失度”而失败的《无用的性别》这些早期作品集。前者由于其“年轻时代的所具有的‘花俏会损害’严肃负责”的形象，后者则被她惯以‘不成熟’。不仅这两本她拒绝再版，还激烈反对记者选取他的文章出版作品集的行为。“我相信今天的书籍有一半都是作品选。我对文学和宝贵的书籍怀有极大的尊重，所以我认为把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合起来出版一本书不严肃。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做太可笑了。”

对抗的文本和打破传统作业的“主观性文本”尝试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时，她的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
她采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伤亡最多”的说法，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与之激烈争论；此时的法拉奇已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异于传统作业的表达主观意见了，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争论。
在与休•海弗纳的会晤中，她嘲讽地说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可以说，这是她个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并在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风云人物之外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
1965年法拉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及后来写成的《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在这些有关月球的报道中，法拉奇表达个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题纳入个人思想的体系中去，对航天技术、政治、宗教、死亡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保证读者自始至终都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作者的思想与踪影。”例如，当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时，她想起了二战期间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父亲遭监禁时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临时搭建的床，同时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当宇航员斯雷顿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再次把个人回忆插入到叙述中去 ，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她还在报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对空间探索的观点、她与宇航员在海滩散步时的交谈、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阿姆斯特朗绕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作对比，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个人的感受与判断，使自己的影子在书中无所不在，为了自我表现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经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帮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在报道美国国家宇航局和宇航员的活动时，在越南战场上，在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抗议事件中，她的形象总是醒目地凸现在公众面前。到后来对许多风云人物的采访中，她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新闻学的界限，把这种倾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风格，如采访计划总是充满了周折；提问往往带有挑衅性；采访者与采访对象常常争论起来，把直截了当的提问变成正面攻击；戏剧化场面的出现等等
70年代初陆续问世的一系列风云人物采访记，使得法拉奇的新闻事业达到了顶峰。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完全进入了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阶段。这是法拉奇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她的形象正是从这些采访中浮现出来，成为广大受众的偶像。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

精英的“审判席”——《风云人物采访记》

在法拉奇的概念里，“精英”代表着“英雄”和“男子汉”。最初在她的意识认知里，她所认同的“男子汉”式的精英就是指像苏格拉底、杰克伦敦、海明威以及她的希腊情人——反专治政府的民主英雄帕那古利斯这样的人。他们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但却是“神圣的承担”，有着“英雄”的“使命”。而“英雄”在法拉奇的系统里源于对自由命题的阐释和对人本的追求。这些在纪实小说《人》又译《男子汉》里得以突出的体现。在小说中有大量的自白，倡导追索一种回到“人的本位”的冲动和自由。法拉奇认为真正的“自由”内涵应该是自身内部先得以挣脱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是对外部世界的要求。而事实上物质生活却往往遮蔽了人“原初的本性”，在自身内部就已失去了“自由”。在“自由的命题”里她对“人”也阐释了其理解，她认为“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体男人和女人的之集合。”而最能体现人之本原和自由实质的个体是“英雄”，诸如上面提到了一些历史或现实人物，法拉奇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担负着神圣”的“英雄”由于揭开了内心自由的桎梏，在对抗外部的束缚追逐自由时是注定永远“孤独”的，这无疑犹如给自己的一道暗语。
在这个命题上充分体现了法拉奇的“哲学思辨性”,她所要做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对话式的“精英审判”，其对象是否是法拉奇价值框架中的“精英"尚且不知，但是这些对象却是一般传统和普遍意识里所谓的“精英人物”，带着一种消解一切的“怀疑论”，法拉奇要试图以“对话”来验证这些精英的“份量”和“真假”。她所做的是一种针对人类还原状态的现实性“解构”，反思“人的处境”，剖析“反人性构成”，她曾经分析认为帕那古利斯.阿莱克斯是“当代的苏格拉底”，而她自己现在所做的也正是一种对人类构成中基本原型的当代记录。
在法拉奇的职业生涯里，在她的各种作品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热望。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读者很难在她的新闻报道与其他虚构类作品中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新新闻主义源头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深受新新闻主义的影响。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熔新闻与小说与一炉。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从法拉奇的新闻实践看，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实践者，用文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报道是法拉奇新闻作品的突出特点。
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又使得法拉奇在文学创作的同时顾及新闻的权威性事实和小说的虚构范围。所以，她在80年代以前创作的几部小说无一例外又都是写实风格的。她于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珀涅罗珀》是描写一个名叫吉奥的年轻女性思想感情历程，实际上，吉奥的原型就是法拉奇本人；后来出版的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取材于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同样有自传性质；1979年发表的《男子汉》风靡世界，更鲜明地代表了她那种将新闻、小说和自传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直到1990年她的以黎巴嫩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印沙安拉》问世，标志着她已成为她希望世人把她看作的那样，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家”，一个全新的法拉奇。
法拉奇曾经用作物理习题时的类推法来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在同一时期即写小说又写新闻报道：“文学和新闻就像两种不同的运动，打网球所需用的肌肉和游泳或踢球所需用的肌肉不一样。”此外，新闻工作需占用大量的时间，例如在世界各地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收据等等，这样作家显然无法专注于写作，而专心则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条件。
法拉奇拥有那种小说作家特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往往为记者所忽略。她的困境并不在于缺乏创造力，而在于无法摆脱做新闻工作时形成的渴求事实准确的习惯：“记者必须尊重事实，结果文学冲动就被束缚在新闻原则的紧身衣里。”作为一名小说家，她可以按照情节发展需要任意安置时间、地点和事件：“记者和小说家的差别之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作家的任务就是尽情宣泄想象。”
63岁的法拉奇来华时被问起她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她说：“我不是因采访名人而成为名人的，采访名人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时的采访很令我快乐，通过采访，了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这是职业的挑战。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对那样的采访已不感到快乐了，开始厌烦了。我不再喜欢当记者，我开始认真写书了。”

质朴复杂的双生体

美国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曾在给法拉奇写的传记中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她晚年长期寓居美国,直至前不久自感来日无多才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作为记者,法拉奇表现出一种勇敢乃至冒险的职业精神。她曾于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间,采访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及南美战乱。她还采访过当年的越南军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采访录后来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书名为《采访历史》。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它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作品
I sette peccati di Hollywood 《好莱坞的七宗罪》
 II sesso inutile 《无能的性》
 Se il sole muore 《假如太阳逝去》
 Penelope alla Guerra 《战场上的佩内罗佩》
 Niente e cosi sia 《没什么，假如是如此》
 Gli antipaticilo 《讨厌的人》
 Quel giorno sulla luna 《月亮上的那天》
 Zntervista con la storia 《采访记》
 La forza della ragione 《理性的力量》

㈦ 谁能用一段话去完整的评价法拉奇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法拉奇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 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 150万册，有14种译本。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

㈧ 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叛逆晚年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隔绝在2001年“9·11”事件后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
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你让我比较这两种文化？说实话，谈论两种文化、拿二者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就让我恼火。让我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漂亮……圣战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毁灭。”她反对意大利接受移民，“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尽管文章和书受到众多批评，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连又出了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 这三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在《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看来，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还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也许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闪耀，她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任何人说出任何她想说的话。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近似原始的生气，需要合适的环境的衬托才会成为美德。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死于乳腺癌。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去经常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她77岁死，她母亲在下葬的一刻去敲钟声，她母亲年纪多大啊？)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㈨ 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年轻记者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里，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在《意大利中部晨报》5年，从进入该报的的第一篇关于舞场的报道开始，她的文学天性便崭露出了头角，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欧洲人》为法拉奇后来的辉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此，她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小镇上的警官或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国际知名人士。在好莱坞，她采访了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纳利。
她采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伤亡最多”的说法，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与之激烈争论；此时的法拉奇已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异于传统作业的表达主观意见了，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争论。
在与休·海弗纳的会晤中，她嘲讽地说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可以说，这是她个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并在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风云人物之外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
1965年法拉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及后来写成的《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在这些有关月球的报道中，法拉奇表达个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题纳入个人思想的体系中去，对航天技术、政治、宗教、死亡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保证读者自始至终都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作者的思想与踪影。”例如，当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时，她想起了二战期间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父亲遭监禁时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临时搭建的床，同时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当宇航员斯雷顿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再次把个人回忆插入到叙述中去 ，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她还在报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对空间探索的观点、她与宇航员在海滩散步时的交谈、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阿姆斯特朗绕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作对比，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个人的感受与判断，使自己的影子在书中无所不在，为了自我表现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经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帮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通过自己传神的报道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被士兵拖着头发拽下楼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她在《奥莉娅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中讲述了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法拉奇的文字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法拉奇通过文字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