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电影主题分析

『壹』 冯小刚拍《1942》想表达什麽主题是什麽

改编自刘震云原著小说，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知名演员，讲述1942河南旱灾背景下，老范家妻离子散随后又重聚的感人故事。

1942年旱灾，幸福如我们是无法设想的，更可况动荡年代中的人与当下我们之间除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共性几乎没有一丝一毫所谓的传承关系。断层如此，用何种方式将银幕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我觉得是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最重要的课题。很显然，冯氏电影的求变求稳心态在片中被不遗余力的贯彻到底：我虽然从开场第一处出现“牲口”二字台词的时候就清楚的意识到本片只属于冯小刚一人，并且此后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不断被细处那痞性十足的方言和若干小讽刺提醒，得到的却是一个放弃了京味故事，放弃了焦点煽情，放弃了刻意拼接巧合等等的宏大叙事，哪怕并不圆润，却已然足够。

本片是以记录性的事件还原为出发点并从真实走访素材提炼线头的故事片，这是串联这个沉重主题大量分支的一种捷径，就像谷子地和元妮的存在能带出拥有足够故事性的《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选择了诸多角色兼顾的群像关照，并且没有一次火力集中的煽情。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杂务缠身的蒋介石、时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执拗采访旱灾蝗灾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全生态的网罗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各色人物。几个主要角色的鲜活感也没有因多线头叙事稍欠的掌控力而失色，这是冯氏电影第一次如此专注于主体人群的描绘，而不是突出重点刻意关照。无论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面对旱灾蝗灾饥饿这同一难题时可能面临怎样的选择与应对措施，这在片中因角色各异而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一九四二》给了每个角一种极力还原事实（真实人物）和无限贴近史实（虚构角色）的定位，于是让故事片和纪录片共存的交叉剪辑就像没有了体温一般，冷峻而坚硬。

我无法辨识影片用了几条主线，但仅仅蒋介石、李培基等人的官场戏，一方面对蒋介石将河南灾情置若罔闻的事实采取中立，另一方面又把基层干部的贪腐给小心翼翼的揭了开来，战时的动荡也给了大灾更多的人为消极因素；以东家老范这个线索性人物为中心的逃荒人群则节外生枝了记者白修德和传教士安西满、外加官如芝麻的老马等人，频发的黑色幽默让普通人真正成了角色多元化最好的依托。两个多小时里，属于战时社会两个极端的人群形成的两条基线交织，尽可能完整的展现了饥荒下的众生态。但终究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故事涉及的残忍只寥寥几处（片中可致高昂民族情绪的杀戮场景的确摄魂夺魄并且不在少数），更惨淡的真相早被时间掩埋，《一九四二》肩负的也不在谁是谁非，也许在还原中提炼一种以史为鉴的心态，影片才会有可能的积极意义。

后半段电影里，死亡比前半部更为密集的出现。在战时法庭被吊销、神父安西满质疑上帝之爱之后，让失序与失信的情绪蔓延在每一处死亡里清晰的浮现。于是再怎么安置黑色幽默，影片始终都往最深的绝望里走。银幕上是灰到极致的惨烈，银幕下的你会作何反应？其参考价值颇值得玩味。假如观众在看完本片后默默离场，事后对片中的各大情绪制高点品头论足，那么是电影的成功还是观者的悲哀？幸好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豁然了。当老东家在旱灾后期逆人流而上只为了死的离家近一些时，他遇到了同样落单的小女孩。喊一声爷爷就牵手并行的结局是温和的，即便无法化解前面百分之九十的冰冷绝望，那也是影片创作者的宽容心和传统性的最佳体现。

《一九四二》不见大段落的抒情，不见北方人口中的市井，在内地电影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冯小刚以只属于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工整的完成了本片。没有以常见红色电影的方式呈现出积极向上主旋律，而是以尽可能冷静的旁观心态把历史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给银幕下的观众看。收效如何我无从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的那场饥荒在妖娆富庶的二十一世纪，被很多人知道了。于历史于当下，都是一种联系着生死的祭奠，只是有什么值得祭奠，大约要因人而异。

『贰』 如何评价影视《1942》

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
与《唐山大地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歌颂式历史回顾不同，《1942》在一定程度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逃。
中国社会弥漫着三种思想，一小部分是列宁主义，一小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而绝大部分是传统文化。而列宁主义引领下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存在着深深的矛盾。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原罪”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抵触。《1942》所选择的“饥荒”题材，作为对祖先苦难的一种追缅题材，在意识形态的联想式解读里则充满了挑衅意味。它挑衅的是意识形态所试图掩藏的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饥荒”向来都是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而“人祸大于天灾”则常常书写于史书的末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列政治运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尤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些掩盖粉饰下的公开的秘密，都会由“饥荒”一词所带来的联想奔涌而出。题材的敏感性则注定《1942》将受到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影片命名《1942》，恐怕不是单纯地要告诉观众影片将讲述某一段历史，而更多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影片将要讲述的“饥荒”，只是“1942的饥荒”。《1942》必将面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博弈。影片中，对1942年河南饥荒的买单者，并没有鲜明的揭露。意识形态宣传利用的观影者的“想象性畸变”，同样，它的审查同样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联想。影片不论是在“饥荒”的根源归咎于1942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是鲜明还是模糊，这种对当下与近几十年历史的影射解读，已经深深的存在于意识形态的思维之中。

『叁』 电影1942要表达什么

个人认为要表达的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作为借口来为自己的不幸辩解。可是在1942年的场灾难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到底是谁的错，影片把当时快要绝望的麻木的迷茫的中国通过一场灾难沉痛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偏偏那时候谁都无能为力。

『肆』 电影《1942》这是一部怎样的影片

《一九四二》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影片，我十分喜欢。

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在长久的愚昧与奴役下，他们不敢也不懂得如何反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吞咽一切痛苦一切悲哀，屈辱地活下去，卑微地活下去，毫无尊严毫无感情地，活下去。

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万人饿死。任何语言在三百万条性命面前都是那样的无力，任何文字在历史面前都是那样的浮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属于自己的生活，珍惜祖辈传承下来的血脉。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哦。

『伍』 电影一九四二中反应了什么内容

改编自刘震云发表于1993年的同名调查体小说，影片主要讲述了河南大灾荒、300万人饿死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指作者）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老东家叫范殿元，大灾之年，战争逼近，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

『陆』 《一九四二》从这部电影中你看到了什么，人性还是态度

《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从剧作的角度来说，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不论在戏剧，还是电影中都是大忌，何况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线叙事必然会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的观众无所适从，而且从成片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饰演的两个神父的线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我想，冯小刚在最初的故事设计中应该有更多的想法，但碍于整体结构，无奈剪掉了很多的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