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分析

1. 电影《白鹿原》主要讲了什么

《白鹿原》剧情介绍：传说中白鹿庇佑的白鹿原上，世代居住着同根家族白、鹿两姓子孙。时代变迁，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现任族长白嘉轩（张丰毅饰）之子白孝文（成泰燊饰）、乡约鹿子霖（吴刚饰）之子鹿兆鹏（郭涛饰）与白家长工鹿三之子黑娃（段奕宏饰）情同手足，成年后各赴前程。

黑娃与渭北郭举人家的小女人田小娥（张雨绮饰）私通败露，田小娥亦被族长拒于祠堂之外，两人遂迁至慢坡窑洞内度日。加入共产党的鹿兆鹏从城里带回革命浪潮，黑娃成为中坚力量，国共分裂后兄弟俩被迫逃亡。

鹿子霖乘机霸占独自留守的田小娥，并设计利用她陷害下任族长白孝文，引发族内轩然大波，风云变幻的时局下，素有“仁义”之名的白鹿村内纷争不断，古老的土地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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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角色介绍：

1，黑娃

这是一个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物，充满个性又有很大的悲剧性。他一生当过长工，做过土匪，闹过革命，又投身军营，后又成为朱先生最后一名弟子。

2，田小娥

黑娃之妻，命途多舛，生性并不放荡，但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跟黑娃、鹿子霖、白孝文都有一段让人脸红心跳的情欲纠缠。对于田小娥最后结局的处理，电影的表现比小说来得更残忍，更荒诞，更令人绝望。

3，白嘉轩

白鹿村族长，位高权重，声望颇高。电影只保留了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领袖的一条主线，对长工鹿三一家仁义礼遇，对鹿子霖宽容待之，对白孝文严厉管教，对田小娥则无情镇压。

2. 赏析白鹿原

一部记录“民族的秘史”的长卷
——《白鹿原》赏析
《白鹿原》被誉为是我国“当代罕见的一部大作品”，不是因为它洋洋洒洒有50万字的篇幅，也不是因为它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前后长达50年间中国历史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而是因为作家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地描写了这段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正是这些，才赋予了小说以强悍的艺术生命力，是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上的那些拼拚杀杀的事件、来来往往的人物，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让人们从中窥见我们民族悲怆的国史、隐秘的心史以及畸形的性史，窥见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激发起人们深深思考。

作为当代一部有影响的重要作品，《白鹿原》在艺术上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首先, 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在陈忠实笔下，历史不再仅是一部单一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不在仅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和心灵史；历史的主动性不只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也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展开。历史已不再是哪种清醒而理智的存在了。

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状物都十分传神。

3. 求《白鹿原》故事梗概和人物分析

故事梗概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最后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的生活：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

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

白孝文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人物分析：

1、白嘉轩 本书主人公，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最突出，宁可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能向她低头。

2、白孝文 白嘉轩长子，小名马驹，在父亲宗教礼法管束之时，白孝文无疑是老实憨厚的，直至他被田小娥勾引，被父亲抛弃之后，他压抑已久的人的丑恶一面露出，变得极其狡猾险恶。

3、白孝武 白嘉轩二子，小名骡驹，性格秉直，在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之后，被父亲叫回接任族长之位。

4、白灵 白嘉轩之女，幼时顽劣异常，却极聪慧，性子又刚烈，为进城求学，不惜刀横在脖子上，逼父亲让步。一心一意追随革命，却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中。与鹿兆鹏相爱并有一子。

5、鹿三 白嘉轩家的长工，与白嘉轩亲如兄弟，为人耿直，坚韧，勤劳，自尊，恪守做人的本分。

6、鹿兆谦 鹿三之子，小名黑娃，他从小便是倔强的，长大后不愿自卑于白家的“恩赐”选择出走闯荡做麦客，冲破礼教的束缚顺从人性中最根本的性欲选择迎娶田小娥，黑白两道几个来回又回到“儒教”之中。

7、田小娥 黑娃之妻，她没有过多的奢求，追寻往往只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欲望，但是欲望往往没有节制，故而她与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几个男人都有牵扯，但是她又有人性中最朴素的善良，在孝文落难之际予他同情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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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潮流在此后逐步泛化为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学精神。

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长篇创作，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4. 白鹿原的作品赏析

一部《白鹿原》五十万字，到剧本三四万字，再到舞台两三个小时，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而几乎每一版《白鹿原》，“田小娥”都毫无疑问是最具争议和话题性的关键人物，性感、风情、情欲似乎成为大家一直追逐在“田小娥”身上的焦点。先前有宋丹丹、濮存昕版的话剧《白鹿原》，宋丹丹饰演田小娥一把年纪在台上脱裤露臀大胆戏份，让人瞠目结舌；后有王全安的电影《白鹿原》引来骂声无数，张雨绮饰演田小娥虽妖娆性感，但却让《白鹿原》从一片地变成了一间房和一席炕，观众只记得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之间的床上纠缠，都忘却了那个厚重故事的本来面目，顾此而失彼！而中戏的《白鹿原》中菅韧姿饰演田小娥，给了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朴素却不失性感，率真而不失羞涩，魅惑又毫不低俗，白富美大胆倒追穷屌丝的现代阐述，给人以无以名状的感动和震撼，那朴实厚重的塬上场景，那一幕幕人生悲喜剧，连同那富有生命力和气魄的老腔，都扣人心弦。
我们不敢说，中戏版《白鹿原》是否超越了以往众版《白鹿原》，但毫无疑问，菅韧姿饰演的田小娥已然超越了以往众版的田小娥。
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和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菅韧姿版的田小娥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她抗争过，受伤过，她抓住了男人最原始最致命的弱点也是自己唯一的武器——性，试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她呻吟着、质问着、反省着，不解又无奈，但在命运面前，却不得不屈从。她用她诚挚和悲呛，向我们摊开怀抱，让我们看到一段苍白而又沧桑的生存岁月，让人唏嘘而又感动！
在中戏版《白鹿原》中，我们看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百分之百的满满诚意，菅韧姿饰演的田小娥，张超饰演的田娃，还有白嘉轩、百灵等都给人留下了念念不忘让人回味的深刻印象，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主创人员在剧情上的点滴揣摩和细节上的反复雕琢，那些微妙的表情、动作和台词，没有一遍遍的精雕细琢，很难拿捏的如此准确而生动。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台词结合潮流，并纳入嘻哈、板凳舞等娱乐元素，不失厚重，又显得鲜活生动 。

5. 电影白鹿原的几点分析（白鹿原）影评

那是真实的 老百姓的 地方. 那是真实的 中国的缩影. 那是真实 的人 演绎的真实的 生活.

6. 对电影白鹿原中田小娥，黑娃，白孝文，白嘉轩，鹿子霖，鹿三人物形象的分析

要说把这么厚实的一本书的读后感如数写下来，可真不是三两千字就能写尽的问题，只能把心里最直接的反应写出来就是了，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

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长时间没好好坐下来耐心地看完一部小说了，尤其是这样的鸿篇巨著，厚度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新华字典。不清楚为什么，随着年纪逐年变大，耐心却越来越少，中学时代对长篇小说的兴趣已经逐渐浓缩到微型小说和散文甚至诗歌的地步，稍长一点的便无法凝神耐心的细细读完。说句不怕被朋友笑话的话，“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我读了10多年，不下10个版本，却从来没有一次完整地读过，不是不喜欢，只是没耐心，从来都是随手翻阅几页或几回，也不记进度，下次依然是随手翻而已，反正翻到哪里都能看到让自己动心的文字和情节。

但这部小说却被我破例细细地逐字逐句读过了，在它之前是还得远溯到中学时代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霍达的《穆斯林的丧礼》以及古龙的武侠小说。

店里生意很冷清，刚过完年，大部分人明天就该上班了，便没什么时间再出来乱逛了吧，该买的东西前几天都已经买好了。稀疏的人流让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也能更加投入地去读，偶尔有人进来也不会打扰自己，任由他们看便是。

直到下午天快黑下来了，才翻过了最后一页，脑子里慢慢飞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画面，古老的关中平原，苍劲的八百里秦川，黝黑结实的陕北汉子，一幕幕故事镜头般在脑子里变换，就像一部电视剧前面飞快切换的剧情镜头，清晰而凌乱，被陈忠实细密而宏大的语言编织出来的无穷意象像白鹿原上的鹅毛大雪般不停翻滚。

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道路，每个人的悲欢，每个人的命运，像一张巨大的网般复杂，又像落雪后的原坡一样直观而简单，正如红楼里那首“飞鸟乱投林”：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然而，结束就是结束么？白嘉轩还是继续背着他的锅盖捱守残年，白鹿村的生息繁衍依然如千百年来一样新旧更替，共产党的“风搅雪”继续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冤假错案依然层出不穷，该出生的人还在出生，该死去的人还在相继死去，有人彪炳青史，有人遗臭百年，春风得意的叛徒依然逍遥无度，朝不保夕的逃亡者还在遥遥无期地盼着真正的晴天早日到来……

掩卷之余，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没人把这部书改编成剧本，拍成电视剧？但真拍了不知道会被当局和谐掉多少文字的真实和历史的遗恨，或许，还是不拍的好。

小说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白嘉轩，但其他诸如鹿子霖、鹿三等也决不是一般的配角，而他们的命运却成了白嘉轩的配角，其余诸如白家和鹿家的小辈，个个饱满动人，演绎着自身与众不同的人生悲欢。最光芒四射的当属朱先生，这位关中大儒饱学之士，充满传奇色彩，犹如神人降世，冷眼斜睨着白鹿原上发生的一切，阳光也好，雨雪也罢，该经历的总要经历，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当一切降临，用身体挡住便是。

整个白鹿原上，骨头最硬的也许就是白嘉轩和朱先生了，书中却给这两个人安排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共同点：“本钱”非比常物，而“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或许也这是因为这一点，才让两个精神境界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的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生活准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所以两个人从不同角度都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个是朝野钦佩的硕儒，文化水平相差悬殊，却同样的深明大义，把原则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同样的对着凭着良心做事，面对任何人都可以问心无愧，让自己的一生都可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但凡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就不怕任何人评说，因为，世人自有公论。

反观当下，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此？且不说个人，哪一个组织能说自身没有见不得光的内容？小到家庭，大到家国政党，有谁不在努力掩饰甚至埋藏自己阴暗的过去和内心？中国有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其实何止是不可“外扬”呢？就连内部也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对一个人隐瞒吧，不止家丑，“党丑”也一样。

既是自己做下的事和自己存在的问题，却还害怕别人评说，以至于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压制别人评说，这便是心虚的典型表现，而胸襟坦荡的人是不会心虚的。古人还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而有些人却忘得一干二净了，专干写防民之口的勾当。古人又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然还能煮粥，而这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有些人却忘得更干净，在他们眼中，水是最柔弱的一种物质而已，自己铸个什么模子，水就能变成什么形状，自己挖个到哪的沟渠，就能把水引到哪里去，可他们却忘了黄河屡改故道的先例了。总有一天，无穷的“围追堵截”会让黄河再次泛滥的，我们等待着。

不敢面对自己的人，是可耻的！

朱先生死后，他的葬礼也成了原上人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不蒙蒙脸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用砖箍墓……他不喜欢那张蒙脸纸蒙住他死后的目光和心思，传说圣人和凡人其实也就是一张蒙脸纸的差距，那张纸蒙住了凡人的眼睛，朱先生自然不是凡人，所以他用不着蒙脸纸，他要直面青天。葬礼上，他“最好的学生”土匪黑娃给他题了这么一副沉重有力的挽联：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

其实，我们的要求没那么高。有错没关系，但别掩饰：

不怕平生有愧事，只怕不敢对青天！

还记得那件事么？同在书院编撰滋水县志的徐先生问朱先生，县志里面那几个“军”字和“匪”字要不要改成统一的称呼？朱先生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徐先生大惑不解。

现在看来，朱先生真神人也！

7. 《白鹿原》人物形象分析

1、白嘉轩

本书主人公，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最突出，宁可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能向她低头。

2、白孝文

白嘉轩长子，小名马驹，在父亲宗教礼法管束之时，白孝文无疑是老实憨厚的，直至他被田小娥勾引，被父亲抛弃之后，他压抑已久的人的丑恶一面露出，变得极其狡猾险恶。

8. 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9. 白鹿原电影影评分析

王导演的《白鹿原》无论在宣传还是创作背景上都强调了根据陈忠实先生原著改编这一点，因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部作品是否达到了原著的水准，而不是说这部作品是否忠实于原著。任何名著改编电影都不应该以内容是否符合原著来做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