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军事题材电影观后感
《集结号》观后感（一）
在《集结号》中，我们看到的战士不再英勇无敌，也看不到那些符号化的革命英雄主义场面，因为在导演冯小刚看来，怕死是人类的本性，没有人愿意打仗。
镜头从对准将军改为描写普通士兵，英雄也“怕死”不会主动请战、牺牲时更不会高喊口号撞枪子儿……正在辽宁宽甸紧张拍摄《集结号》的冯小刚日前接受记者探班采访时表示：电影表现战争的方式有很多种，作为第一部大制作的战争商业大片，《集结号》也会凸显英雄主义，但肯定不是传统的主旋律战争片。冯小刚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至少讲清楚一件事情，“怕死是人类的本性，但在这种本能下主角谷子地又做出勇敢的举动，这个反差，对比出来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我们熟知的一些战争片中，敌人总是溃不成军，好人往往以一敌百，而力图还原战争真实的《集结号》将把人从神身边拉回来。
《集结号》的拍摄，既有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有注重细节的巷战镜头。记者探班时恰逢攻坚战突破城门的一场戏。韩国技术人员正在按照冯小刚的要求埋炸点，这些技术人员曾为《太极旗飘扬》制作战争效果。他们为这场戏使用了最新的气爆技术，可以保证20厘米外的人不会受伤。因此，《集结号》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过去一些战争片中“战士”躲着炸点和子弹跑，“好人怎么炸都炸不死的”的神奇场面，相反，这里的“战士”们将迎着炸点上。
《集结号》的剧本非常简练有力，比如过去战争英雄站起来一边豪言壮语一边机枪扫射，四周倒了一大片自己还没事儿，但这次不少英雄“刚站起来还来不及说一声‘啊’，就已经中弹阵亡了”。冯小刚表示，影片希望从士兵角度塑造一系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他们将脱下高大全的外衣，一个个真实地牺牲在战场上。
正是因为每一次牺牲都非常宝贵，以往的战争片中经常出现的“主动请战”剧情这次也不会再有，这些符号化的革命英雄主义场面在《集结号》剧本中被做了更多人性化的细节处理，比如最英勇的排长焦大鹏，为了保留连队血脉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撤退。冯小刚表示：“这部电影我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打仗的，他一定是怕打仗的，怕死是人的本性，我必须把这种真实感还原出来。剧中主角谷子地除了坚定不移执行命令，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士兵的生命。”
《集结号》观后感（二）
——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
在我的研究生的一再推荐下，看了最近的贺岁片《集结号》。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贺岁片都是娱乐性的喜剧，而这次的却是充满教育寓意的正剧。当然，连在每天的《新闻联播》中都党旗飞舞，热衷于向人民推出各种道德楷模的精神氛围下，贺岁片由喜剧变成正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这部电影虽然也是央视竭力推介的主旋律影片，却和以往的主旋律艺术不同，它拍得很好看，同时，揭示了一些以往的艺术所不敢触及的新东西。
看了电影之后，果然感触良多，以致于产生了暂停手上正在从事的研究，来写这篇影评的冲动。不过，就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们在一部《红楼梦》中看到的只是他们自己想要见到的东西，我从《集结号》中看到的也正是自己在当下的研究中所关切的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们通常称之为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1]的，由党国体制治理的社会，究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的精神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每个个体在精神上和人格上相应地完成怎样的成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整个社会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上却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和紊乱之中。执政党内当下的主流思潮倾向于认为，弥合这种分裂，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向应该是，不断地回溯到执政党早期的艰苦岁月，从而从党创建之初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热情中去汲取精神力量，然后，用这种精神来教化整个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路向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我们的文化空间中，原先早已沉寂的“红色经典”重新开始热播，各种“红色记忆”被再度挖掘，新一代主旋律艺术家们则顺势创造了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这样的“新红色艺术”，试图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下，重现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时的艰难经历。《集结号》正是从这股艺术思潮中涌现的，同时，又将这股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相对而言，它在审美品味上更为现代和更加纯正，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也更有深度，在这一系列艺术作品中，惟有《集结号》才真正触摸到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灵魂，揭示了极权社会得以构成的精神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集结号》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红色艺术”在我们这个后极权时代的新经典。
《集结号》继承了“红色艺术”的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并试图在某种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对其加以重建。对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提供某种文化样式，来帮助个体给自我的生命赋予某种终结意义。一般而言，一种宗教或道德文化，总是通过为个体的自我人格和某个他者人格之间规定某种规范性关系的方式，来倡导一种带有终极性的精神价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过确立我与神的关系，即在自我人格对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的确信、仰慕和顺服中，来规定自我生命的终极价值的。[2]
而在一个由党以一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会中，“我与神”的关系被“我与党”的关系替代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儿的“我与党”的关系，不是指外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内在的精神关系。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导引个体自觉地去建立“我和党”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并且将这种关系看作是赋予自我的生命以终极意义的神圣性关系。[3]
在一个源远流长的红色艺术的传统中，我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被比喻为一个丧失了家园的孤苦无依、颠沛流离的幼儿，重新回到慈爱母亲的温暖怀抱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的标题中所说的“孤儿- 母亲”关系。[4]表现这一主题的颂歌，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构成了主旋律艺术的最强音。
《集结号》的艺术震撼力首先源于对这一传统主题的继承。电影是通过一个军事片中常见的情节展开的，连长谷子地奉团长之命，率领全连仅剩的47个战士，在旧窑场阵地打阻击，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最后，除谷子地外全部战死。在这部1小时50分钟的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观众们都会觉得它表现的是一个一般主旋律战争片中司空见惯的主题，通过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英勇来说明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和歌颂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但是，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发现上述主题只是表层的，《集结号》的真正的艺术力量来自于它对这一表层主题之下的另一更深主题的发掘。
和以往的主旋律战争片不同的是，《集结号》接下来出乎意料地告诉我们，谷子地和他部下如此英勇的献身行为，却没有得到组织上的承认，团里只是冷漠地将他们当作失踪者处理了。于是，在电影的下半部中，谷子地走上了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失散的组织的漫长历程。仗只打了几个小时，寻求组织认同的努力却进行了整整八年。正是在谷子地颠沛流离，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来寻求组织对自己的理解的过程中，一个对党忠贞不渝的儿子，经过漫长的精神流放，重新回归母亲怀抱的主题被展示出来。
这时，回过头去看，前面的那些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战士的英勇行为，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正是由于战士们是如此的朴质和勇敢无私，组织的冷漠似乎变得更为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切最终只是为了突显和证明，谷子地如孤儿渴望母亲怀抱般的对组织的需要。只有通过常人无法承受的误解、屈辱和疏离的试炼，才能显现出谷子地这个党的儿子，对组织的无以伦比的赤胆忠诚。《集结号》试图向我们昭示的是，和勇敢相比，这种忠诚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品格，而正是由于无数儿女的这种忠诚，党才获得了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然而，和传统的红色艺术相比，《集结号》的创新表现在它力图在一种新的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来重建我和党之间的这种“孤儿–母亲”式的精神联系。在影片中没有任何显白的对党的歌颂和直截了当的政治说教，从表层意义上看，谷子地和他部下的英勇作战和自我牺牲行为，只是源于对团长的一个命令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因而，影片彰显的似乎只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军人道德。但是，在影片一些细节的隐晦的暗示中，它道出了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团长在对谷子地下达打阻击的命令时，似乎不经意地问道：“咱们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战友，还剩几个呀？”谷子地也漫不经心地答道：“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谁啊？”但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回答，是电影后半部谷子地在团长的墓前感慨自己和团长一个命时所说的话：“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死心眼。”执政党新的领袖在执掌权力时，都要到西柏坡朝圣一下，“老八区教导团”在这儿就像“西柏坡”和“延安”一样，是一种象征。它告诉我们，这支军队的威武强大和它的军人的英勇无私，都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某种圣洁的精神传统，而这种精神的铸成，则源于党的教导和烽火岁月的考验。另外，影片中战士关于小时候给地主放羊挨打的回忆，和电影开头指导员督战时训斥谷子地畏战的镜头，都向我们显示了，这支军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属于一个宪政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阶级的军队和党的军队，而党的思想控制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保障。[5]
同样，一个连长为自己牺牲的战友和部下的英勇行为作证，在一支不管什么性质的军队中，无疑都构成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但是，《集结号》所表达的主题，却在这完全合理的表层意蕴下，倾心注入了大量的非理性的东西。它致力于表现的是谷子地和党之间的精神上不可分离的共生性关系，它将谷子地对组织的寻找，和精神上获得党的理解和认同的渴望，上升到了某种形而上的高度。
在一个人们（包括党的干部和领袖）对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普遍失去了真正的热诚和信任的后极权社会中，要重建“我和党”之间的真诚的精神联系，是一项艰难得近乎不可能的工作。因此，《集结号》没有以高调和显白的方式，而是相当明智地以一种低调和含蓄的风格来从事这项精神创新的。在表层结构上，谷子地的努力的意义，似乎只在200斤小米和700斤小米之间；但是，在深层结构下，影片却用了大量的细节，既低调含蓄，又重彩浓墨地表现了谷子地和党之间的“孤儿- 母亲”关系。
一个情节是：谷子地和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在无名烈士陵园，孙桂琴对谷子地说：“别看了，都是无名烈士。” 谷子地则喃喃自语道：“爹妈都给起了名了，怎么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 这时低沉、柔和的主题音乐响起来了，似乎既在表达某种哀思和幽怨，又在倾诉衷肠。影片将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的内心深处的柔情和脆弱，这么一种在审美上十分具有感染力的情感，巧妙地导入了“我与党”之间的“孤儿- 母亲”关系。它试图向我们昭示的是，谷子地寻求组织对他的忠诚的明察，也就是在寻求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一旦失去了组织的认同，他的存在就陷入了虚无的“无名” 状态，成为精神上不再有任何寄托和依傍的被弃的孤儿。
另一个重要的情节是：谷子地登上了森林防火了望塔，茫然面对着锦绣河山，正以一种“望断天涯路”的情怀，盼望早日找到组织时，突然，听到孙桂琴在下面对他大喊：“谷大哥，部队找着啦！” 这时，谷子地如被雷击般地怔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一边激动得浑身哆嗦，一边沿着了望塔缓慢地往下爬。“你们可千万不能诳我”，“不能诳我，可千万别诳我。” 谷子地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双手捂脸，发出孩子般呜咽的哭声。《集结号》在这儿力图表现一个党的儿子的理想型人格：对待党所指定的敌人如雄狮般地勇猛，而对待组织则如婴儿般地依恋和赤诚。这时，低沉、柔情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向我们展示这个长期处于精神流放中的赤子，突然听到母亲音讯时内心深处的感动和温暖。[6]
影片中着意刻画谷子地对组织的感情和态度的细节还有许多，比如在要求赵二斗为自己找部队时，对自己是“从哪一股泉眼里冒出来的”的顶真和在乎；在煤山上拼命刨挖战友遗骸，忽然听到他们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时，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情等等。碍于本文的篇幅，对此不再一一详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主题，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贞的儿子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集结号》在艺术创作上的雄心，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使传统意识形态解体以来，已经少有优秀的艺术家会去触碰这样的主题，但是，另一方面，就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过的，目前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迫切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在30年的开放进程中已经变得松弛的我与党之间的精神联系重新扭紧发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旨在重建这种联系的《集结号》会受到主流思潮的大力推崇了。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为了消解后极权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党化教育的抵触情绪[7] ，《集结号》确实作了一些新的努力，通过反传统的方式来承继传统，通过表层意义上的解构来实现更深意义上的建构，可以说是《集结号》在表现手法上的一个主要创新。影片的一个最核心的情节是，团长在向谷子地下达打阻击的命令时，让他听到集结号后方许撤退，但是，谷子地一直盼望着的集结号却始终没有吹响。
于是，《集结号》的整个故事情节和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之间，表面上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悖谬，它讲的似乎是一个个人被组织冷漠地加以抛弃的故事，而不是“我和党”之间无法分离的精神联系。影片甚至还故意用一些细节强化人们的这种悖谬感，它让团长不是以一种庄重肃穆的神情，而是一边洗脚，一边漫不经心地下达了事关部下生死的命令，从团长一反常态的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中，暗示团长明知谷子地他们难以生还，导引人们去猜度团长也许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吹集结号，同时，还让坚持到最后的战士说：河对岸早已没有动静了，大部队早已撤退了。从而故意让谷子地和他部下的牺牲行为蒙上了一层被欺骗的和无谓的阴影。
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它通过引发人们对谷子地和他部下的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组织上的冷漠的抱怨，解构了人们对影片的党化教育主题的反感和抵触情绪。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个包袱慢慢地被解开了，影片告诉我们这一悖谬其实是虚假的，只是一个佯谬。通过司号员之口，我们被告知团长是在发现大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咬死的情况下，为了拖住敌人才没让吹号，同时，通过让团长也在一个类似情景下牺牲的方式，消解了人们对团长可能抱有的猜疑和抱怨。
影片故意让一直期盼集结号的谷子地，在团长的墓前充分地宣泄自己的怨愤之情，喊出：“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的话。但是，所有的观众，包括谷子地本身都意识到，这一责问是无力的。在危急的战争情形下，军事长官为了保全大部队，而下达要求一部分军人做出牺牲的命令是完全合理的，尽管对被要求牺牲的军人来说，这是残酷的。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集结号》在党化教育的手法上的创新，以往的红色艺术作品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没有个人的七情六欲，完全按照党的要求行动的机器人。而在《集结号》中，则非但表现了英雄人物的个人化的感情和欲望，并且还让其和组织的逻辑处在严重的，甚至是会导致个人毁灭的残酷的冲突之中。最后，通过这种冲突教育人们，个人化的冲动和欲望虽然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是，本质上依然是狭隘的，组织的逻辑虽然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似乎是冷漠和残酷的，但是，事实上，代表着更高的和更深刻的真理，个人假如不能在和组织的冲突中得到自我改造和升华，扬弃自己个人化的立场和情感，主动地融入组织的立场和逻辑，那么，等待他的命运不是残酷的灭亡，就是因为被边缘化而陷入悲惨和绝望的境地。
在此，我们看到《集结号》在表现手法上的“新”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在思想观念上的“旧”，极权主义者总是喜欢将军队和战争的逻辑，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用战争中军事长官为了保全大部队而必须牺牲部分军人的做法，来证明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总体目标，要求某些人牺牲的合理性。[8]《集结号》从根本上看，依然遵循着这一逻辑，它通过谷子地和他的部下的牺牲，以及团长自身的牺牲，表现和赞美了一种作为任何极权主义群体存在基础的，个体为了群体而舍弃自我的勇气和牺牲精神。[9]
在《集结号》的表现手法“新”和价值观念“旧”的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塑造的王金存这个形象。表面上看，影片似乎表现了对“怕死”、“软弱” 等“人性化”行为的宽容，但事实上，它在价值观念上却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前改革开放时期。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的窝囊、怯懦，又穷讲究地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知识分子形象。它让教养和文化的价值在粗鲁和勇猛的价值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一钱不值。谷子地对于王金存而言，成了精神上的导师和拯救者，影片让王金存怯生生地对谷子地说：“连长，我没有给你丢脸吧？！”《集结号》使王金存不断地粗俗化和勇猛化，最后让他以在大声叫喊中拉响炸药，将自己和敌人炸得粉碎的方式，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影片试图让人们意识到的是，一个人身上的所谓的“人性化”的东西，总是和“怕死”、“脆弱”这样的从组织的立场上看负面的情操联系在一起的，而它们之所以被宽容，是因为它们身上存在着自我扬弃的可能性。只要通过适当的教导和锻炼，它们就会自我克服和自我扬弃，最终“升华”到党性和组织性的“高度”。同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种知识崇拜的颠覆和对战争年代的价值观的回归，影片向我们展示和推销了这么一个真理：对维系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事实上对任何类型的极权组织都是如此）的存在，和确保它不断战胜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来说，带有一些蒙昧的忠诚，对敌斗争的勇猛，为了党的目标勇于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这些价值比起建立在自我保全和个性成长基础上的教养、理性和知识来说，是一些重要得多的价值。而后者对极权组织来说，则往往是一些具有解构作用的负面价值。[10]
当然，《集结号》在表现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时，确实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更具现代性的新东西。传统的红色艺术表现我与党的关系时，组织总是被比喻为温暖的母亲的怀抱，党则被看作是洞察儿子的所有需要，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的慈爱的母亲。在影片中，党和组织被传统的拟人化艺术手法所赋予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化特征消退了，它按照一定规则运作的机械性，和由于信息和能力上的有限性而导致的可错性的特征被呈现出来。
这样一来，党和它最忠诚的儿子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传统红色艺术中所表现的那种不含半点杂质的圣洁的关系了。《集结号》既表现了组织对个人的误解和伤害，也表现了个人对组织的抱怨。[11]传统的说法是：相信组织，相信党。《集结号》解构了这种传统的，建立在幼稚和轻信基础上的个人对组织的一厢情愿的盲目信任，但却力图在某种更加真实的基础上，重建个体对组织的忠诚。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集结号》虽然没有回避组织对个人的误会和伤害的问题，但它力图让人们理解，这种伤害并非出于组织的本意，而是组织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时，不得不产生的现象，机械、刻板和可错性，本来就是组织的本质特征，因而，它的这些特征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是，组织中的个体不得不作为命运加以忍受的东西；其次，作为最核心的主题思想，《集结号》着力加以渲染的是，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中，组织固然需要个人，需要个人去实现它的各种目标，但是，个人更需要组织。因为，个人对于组织来说，是可轻而易举地被替代的，只是无名的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组织对个人来说，则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12]
就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那样，为了突现这一主题，影片重彩浓墨地刻画了谷子地和组织之间，在精神上不可须臾分离的共生性关系，表现了谷子地灵魂深处对组织的，如孤儿对母亲般的依赖和渴望。而且，影片让我们看到谷子地对组织的这种需要是如此地真实，当他身处在组织中时，他是如此地生龙活虎和英气逼人，他内在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淋漓尽致地迸发出来，以致于他获得了勇气常常去超越组织的戒律来展现自己的个性，而一旦脱离组织，他就像在河滩上搁浅的鱼一样，整个人从内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力量都处在迅速的枯萎和衰败之中。是的，《集结号》表现了谷子地对组织的坚贞不渝的忠诚，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以一种近乎冷酷的严峻表达了，个人，哪怕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无法脱离组织而存在的无奈。它告诉我们，在谷子地和组织的关系中，归根结蒂不是组织需要谷子地，而是谷子地离不开组织，谷子地身上的所有有价值的，闪光的东西归根结蒂都是组织赋予他的。
作为德国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希特勒，曾经说过一句极具震撼力的话，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使投身于它的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正是由于洞察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才使希特勒获得了召唤群众飞蛾扑火般地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巫师般的力量。
通过在影片的最后象征性地点出这一主题，《集结号》达到了自己的高潮。在低沉、悠扬的主题音乐中，银幕上出现了一列在夜幕中长龙般行走着的望不到头的革命队伍，每个战士手中高举着的火把，宛若这条巨龙身上闪闪发亮的鳞片。 头带钢盔、手持火把、英俊威武的谷子地一个亮相之后，转身身手矫健地奔走着跨入了这一巨龙的行列。这时银幕上推出几行字交待了谷子地的身世：“……三个月大时父母饿死在逃荒路上，一个鞋匠在谷子地里拾到他，见他没名没姓，取名：谷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