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电影无间行者之生死潜行可以投资吗
随着电影行业发展，，很多人开始进入电影投资领域，，电影行业也开始不断进入高潮时间，2019年以来，电影不断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
电影虽然很火，也并不是所有电影都会票房都会那么高，也就代表不是所有电影都会赚钱，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电影的收益都是来源于电影票房的收益，也就意味着电影要想票房高，也就是电影要受到观看者们的青睐，也就是要他们喜欢，，所有选择电影已经成为所有投资者和出品方的聚焦话题;
今天我为大家就电影《无间行者之生死潜行》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交流，首先从同类电影做一个分析，《反弹风暴4》票房8亿，《使徒行者2》票房7亿，《扫毒2》票房13亿，《无双》票房13亿，这是从同类电影做对标，从此来看，电影《无间行者》票房上涨是必然的，赚钱是必然的事。
我们再从演员看，谢天华，实力派演员1995年与陈小春演出了《古惑仔》，2011年出演警匪剧《潜行狙击》，周柏豪，香港演员，2017年演出了《使徒行者2》，票房达到7亿，我们再看许绍雄，香港男演员，演出了《使徒行者》、《使徒行者2》和澳门风云，《澳门风云》收到了广大观众们的喜欢，1993年与周润发同步演出了电影《上海滩》，周润发大家都不陌生，是所有年轻人的偶像，吴毅将，香港演员，曾经出演了《反贪先锋》、《霍元甲》、《急速先锋》、《大将军韩信》这是从部分演员来分析，演员也是电影商业核心逻辑的重要的一部分;
再看看《无间行者》电影题材，段一凡是颇受毒品集团黑帮老大宋先生赏识的心腹重臣，冷酷狡猾，心狠手辣，是宋先生安插在警方的卧底;不料在警方执行任务期间，段一凡遇见了一生挚爱，女友倩扬，倩扬出生警察世家，对隐瞒真实身份的“反黑队督查”段一凡心生爱慕，并在段一凡生日这天答应了段一凡的求婚，段一凡一度陷入了黑白正邪的心理挣扎，企图摆脱毒品集团“东利贸易”宋先生的掌控，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从电影题材来看，不仅是枪战片，动作片，剧情片，更是爱情片，从电影题材来看，爱情是非常伟大的东西，可以改变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行业;永远都有真情，感情可以使一个好人变坏，也可以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所以爱情是非常伟大的，所以一定会受到广大的70后、80后、90后，00后的人关注和喜欢
从《无间行者之生死潜行》综合来看，这部电影票房没有任何问题，值得大家投资。在投资当中没有100%赚，也有亏钱，有些人不亏钱，因为懂一些策略和投资规划，不赌注形式的去投资，而是理性去投资，在不同领域进行规划，同时投资就像打仗一样，会分析，要有规模有计划的去投资，亏钱机会很少，不是没有，都会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更多的可以加我v（同id）
② 一起来看流星雨剧中人物性格分析。
楚雨荨
郑爽饰演的楚雨荨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一个好的前途，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在舅舅的支持下，进了艾利斯顿商学院。端木磊很忧郁。对雨荨很好，云海自己以为雨荨喜欢他，其实雨荨那时候不喜欢云海 ，然而，她不知道端木磊是她儿时的小伙伴，却一直觉得他的眼神好熟悉。开始对忧郁的端木磊产生好感，后来才逐渐发现，最令她讨厌和痛恨的云海，才是她真正喜欢的人。生活的遭遇磨练了她的性格，极为坚强。常常把强烈的愿望和独立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她是一个反对习俗和不愿意随声附和的人，说话和做事全凭自己的兴趣，率性而为。在她发现云海才是自己爱的人时，准备回到云海身边，可是云海失忆了……
慕容搜岁云海
张翰饰演的慕容云海家境富有，初中毕业就被忙于公司事务的父母送往澳洲留学，所以性格中有些香蕉人的特性。在澳洲迷上了赛车，并且因为赛车而荒废了学业。高中毕业后，但是因为酷爱赛车，没有参加大学考试，瞒着父母参加一个车队，并在赛车中受伤。母亲沈含枫得知后，强行将他弄回国。并袜租送入艾利斯顿商学院，希望能改变他的性格，云海回国后，偶遇楚雨荨，对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产生兴趣，两人在学校里是死对头，两人从不打不相识、后来互相产生感情。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一波三折，横亘在两人这间的，除了贫富悬殊，性格的差异，还遭到母亲沈含枫的反对，命运的捉弄……
端木磊
俞灏明饰演的端木磊由于从小父母忙于工作，所以养成了独立，自闭的性格。在小时候就认识楚雨荨，并得到雨荨的保护。父母是国际有名的大医生，但是自己却晕血。小时候是个自卑自闭的胖男孩。长大成人后是个忧郁的翩翩美少年。进入艾利斯顿学院念建筑系，当楚雨荨进入艾利斯顿学院的时候，立刻认出了雨荨，并回报似的保护雨荨，雨荨逐渐爱上了他，但是他却在此时爱上了钢琴老师于馨。但于馨却对这种姐弟恋态度模糊。后来于馨去了英国，他也尾随而去，不久后又回来了。后来终于被楚雨荨的纯真打动，爱上了雨荨，雨荨却已经跟慕容云海开始了真正的恋情，端木磊陷入了友情与爱情的漩涡之中……
叶烁
魏晨饰演的叶烁内敛、稳重、阳光、懂事、电脑天才。因为家庭经历过贫穷和苦难，他比云海等人成熟。非常孝顺母亲，不允许母亲受一点苦。哥哥是学计算机网络的。因为工作耽误了父亲的病。后来虽然哥哥发了财，成了网络新贵，但并不能磨减当年哥哥带给母亲痛苦时在叶烁心里留下的阴影，所以千方百计的创造自己的网络游戏世界，以跟哥哥抗衡。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爱上了慕容云海的姐姐慕容云朵（肖涵饰），但这注定是一场磕磕碰碰告漏兆的恋爱。而他的情敌是艾利斯顿商学院昔日的考神林晓黎。最后，云朵终于被叶烁打动了，两人正式交往。
上官瑞谦
阳光、帅气、擅长舞蹈和篮球，幽默、搞笑、魅力高。他因为从小已被父母安排好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且没有很大的反抗精神，唯一的反抗就朱梓骁饰演的上官瑞谦是婚姻。所以对每个女孩都很多情，与各种女孩打打闹闹，嘴很会说话，自称情圣，很可爱活泼，单纯，很得女孩子的欢心，是个有名的花心公子。自从认识雨荨的朋友小渔后，逐渐被小渔的真诚所打动，慢慢开始喜欢这个女孩子。直到最后由于被雨荨和云海的爱情所感染，学会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才对小渔敞开心扉，回到小渔身边。
慕容云朵肖涵饰演的慕容云朵
是一个理性理智善良的女孩，为爱而付出，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经常教训云海，很喜欢楚雨荨，支持雨荨和弟弟的感情。是因为她怀念那段当初被母亲沈含枫拆散的感情。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悲剧在弟弟的身上重演，她不顾一切的维护弟弟与雨荨的感情。与普通职员林晓黎相恋，但遭到母亲沈含枫的反对。她并不相信自己的恋人林晓黎是因为贪恋慕容家的财产才会追求自己。希望林晓黎对她有所解释，可林晓黎不能原谅云朵对自己的不信任，对她十分冷漠，这让她伤心。最后她发现晓黎确实不值得自己去爱。面对叶烁对自己的追求，她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看待。当她知道当初是因为母亲的手段，让自己误会林晓黎的时候，与母亲闹翻，勇敢追求自己真正的爱情。
彭杨饰演的音乐老师于馨于馨(彭杨 饰)
大学音乐系小提琴专业的毕业生，受聘到艾利斯顿做临时钢琴老师，气质高雅、优美动人、擅长钢琴而认识了端木磊。端木磊对于馨一见钟情，但开始于馨却因为年龄的关系对端木磊的感情表现模糊，后来发现自己喜欢端木磊时，端木磊却爱上了楚雨荨。
小渔
雨荨高中的同学，密友，率真、单纯、可爱、没有心机。考上了另外一所大学，两人经常见面。去艾利斯顿学院找雨荨玩时，认识并爱上了上官瑞谦。她想尽一切办法和上官瑞谦约会，却发现靠感动是不能让一个人得到爱情的。正当她要放弃的时候，花心的上官却又回到她身边……
柴雪村
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社会上打拼，但一事无成。经常接济雨荨家，但每天都有不同的理由在这里蹭吃蹭喝。千方百计地把雨荨送进艾利斯顿学院，其实是一项战略投资。他是想让她钓得金龟婿，好让自己衣食无忧。在得知云海的身份后，不管雨荨是否同意，千方百计的撮合他们。可当慕容云海家被林晓黎暗算，濒临破产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来往，撮合端木与雨荨。为人吝啬的他暗恋学院外聘的音乐老师于馨。可是阴差阳错间竟然向宿舍管理科的兰姑表白，两个人从此成为一对欢喜冤家。到最后，雪村舅舅发现，自己的真爱就是兰姑
③ 请问某德国总理刺激好莱坞影视发展的政策
第三节 新德国电影的初期
60年代初期，德国电影所出现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电影停止实行经济保险。导致了大公司的倒闭或合并(如：新电影艺术公司、联盟电影公司和乌发—汉萨电影公司)；影片质量下降，但对娱乐片所缴纳的税却不降低；以及电视的发展和竞争等。在1961年中，“德国电影奖”评委会竟然找不到一部值得授予“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的人人选。德国电影在经济与艺术上处于了最低点，酗年代中期，德国年产量仅为60部影片，观众人次也降为1亿人左右。
一、“奥伯豪森宣言”
1962年，来自慕尼黑的短片新导演们，带着一纸宣言来到了国际短片电影节所在地奥伯豪森，他们参加第八届国际电影节，宣称要“创立德国新电影”。他们对60年代的美国电影和德国商业片表示不满。由26个大都从拍摄短片开始走上影坛的电影导演、摄影师和制片人们提出了这项宣言，其主要内容是“因循守旧的德国电影的崩溃终于使我们所摈弃的思想立场丧失了经济基础”；“正如在其它国家那样，在德国短片也已成为故事片的学校和试验场所”；“德国电影的未来在于运用国际性的语言”；“我们现在
要制作一种新的德国故事片，这种影片需要自由。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克服电影的商业性。我们要违背一些观众的爱好，创造从形式到思想都是新的电影。我们准备在经济上冒一些危险”；“旧的电影已经死亡，我们相信新的电影”。大致这样一些内容的宣言，标志着西德电影的转折点。此后，他们筹建“德国青年电影基金会”，计划以500万马克资助10部故事片的创作。然而，这项建议未受到认真地对待。经过长时间的筹集资金，1965年“德国青年电影董事会”正式成立，并在以后的3年中资助了20部影片的创作，其中最多的一部投资达30万马克。德国青年电影创作者拍摄出了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
至今仍有意义的作品。这些影片从1966年起，开始进入了商业发行网。
二、德国青年电影
这是新德国电影发展的初期阶段，德国青年电影的先驱者之一是让—玛丽。斯特劳布。他于1933年出生在法国尼斯，1958年来到德国，并在流亡德国期间拍摄了实验影片。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与妻子达尼埃尔，西耶共同摄制的。她做过丈夫影片的编剧、制片、导演、剪辑等工作。斯特劳布的影片追求的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启蒙戏剧风格，他坚持台词、原著、思想真实可情，要求演员“少做动作，多念台词”。他的作品往往严肃、庄重而又细腻。斯特劳布的代表作品是《没有和解》(1965年)，是根据海因利希·伯尔的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改编而成的。影片通过三代人的生活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与联邦德国在战后现实做了对比，演员口中是极具有文学化台词，影片演员的说话方式、
场面调度和画面构成旨在让人们体验现实，而不是面对现实。这种风格，体现了导演试图按照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所要达到某种间离效果的追求，同时它还使人们想起电影史上著名的德国表现主义流派。许多的影评家都注意到这是一部“用历史的闪回镜头直接回顾了纳粹时代”的影片，“是一部有政治现实意义、风格新颖的先锋派影片”。
亚力山大。克鲁格也是先驱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932年，曾做过法学家、律师、作家等，他导演了代表作品《向昨天告别》(1966年)。影片表现了一个从民主德国来到联邦德国的妨娘阿尼塔·G的艰难生活，她处处受到人的打击，被人践踏利用。影片剧情大幅度跳跃，采用了不少纪录手法和漫画式的表演。“影片之所以产生好的效果，不仅由于影片的叙事手法，还由于影片对主要人物命运的同情，对社会的批判，发人深思的讽刺和它特定的内容”。这部展现‘‘冷漠、落后、家长式作风，当权者的变态心理”的影片曾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狮奖。
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作品：福尔科·施隆多夫于1966年拍摄了《青年特尔勒斯》，这部“对早期法西斯精神的探讨”的影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国际批评家奖”；威尔格。赫尔措格于1967年拍摄的《生活的标志》影片描述的是士兵施特罗斯特策克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岛上如何因荒诞处境变疯的故事，赫尔措格希望表现“希腊风光中阴森可怕而在理智上又无法理解的力量”，这部影片已经可以看出该导演后来的一贯的风格和追求；约翰内斯，沙夫的影片《纹身》讲述了一个16岁的小伙子如何枪杀了自己的养父，“简单的最后行动代表了青年人对传统社会的空谈和自满的抗议”。这部影片与法国新浪潮电影颇有共同之处，“它体现了新德国电影与新浪潮电影相结合的特征：导演们想要表达的是他们亲自目睹和经历过的事情”。以后还有：彼得·沙莫尼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狐狸禁猎期》；乌尔里西·沙莫尼拍摄的点画派风格的影片《它》和《年复一年》；哈罗·曾夫特拍摄的《慢跑》；克里斯蒂安·里舍尔特拍摄的《倒立吧，夫人》；汉斯—于尔斯，波兰德拍摄的《猫和鼠》；爱德加·赖茨拍摄《进餐》等等。
第四节 新德国电影的四大导演
70年代中期，新德国电影进入创作高潮，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是威尔格·赫尔措格、福尔科·施隆多夫、赖纳·威尔纳·法斯宾德和威姆·文德斯。
威尔格·慧尔指格(又名：W．H·斯蒂佩蒂奇)
如果说艺术家是一个“离群索居者”的话，新德国电影中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人物是赫尔措格，正像他影片中那些“孤家寡人”的主人公一样，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孤独的艺术家。赫尔措格说：
“就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而且还将独自工作下去，所以很难将我的影片归人这里的某个流派”。
1967年，他在希腊拍摄了《生活的标志》一部短片之后，又在萨哈拉拍摄了《法塔·莫尔加纳》(1968年)；拍摄了《诛儒也是从小长大》(1968年)；1973年，他到了秘鲁和巴西，拍摄了《阿吉尔——上帝的愤怒》，影片采用传说中纪实手法，描写了1590年到黄金国探险的僧侣阿吉尔的故事。表达了某种社会秩序的瓦解和狂想在现实面前的失败。这是一部“妄想和放纵的叙事诗”。1976年，他执导的影片《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记叙了上个世纪一个遭受社会偏见的弃儿卡斯伯·豪译尔的故事，他心理愚钝和反常。这部半记录、半自传体的影片揭露了特权和教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的虚伪和利己
主义。8毫米胶片拍摄的主人公梦境很有特色，成为赫尔措格“最有力量和风格最统一的影片”，荣获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奖。1978年，他还曾重拍了茂瑙的《夜间幽灵诺斯费拉杜》。1982年，赫尔措格导演了《陆上行舟》，主人公梦想在亚马逊河上游的森林里建起一座歌剧院，让伟大的卡鲁素来唱歌，他开始了旅行并在士著人帮助下把行舟搬过山岭。影片在瑰丽壮观的大自然景色中和古朴纯真的民风中激荡着艺术家更加执迷、颠狂的心理状态。赫尔措格说到：“我的影片是由于某种强烈的迷恋产生的……”，这部影片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孤独和疯狂、异域疆土的自然风光成为赫尔措格影片的一贯的主题。在赫尔措格的影片中，他热衷于刻画那种边缘与孤独的人物，探讨人物“疯狂的迷恋”的心智，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国“左岸派”电影有近似之处。他的影片极富浪漫色彩，有强烈的造型意识和动人的古典音乐。他的电影剧作略欠一筹，一如《陆上行舟》河流中走船，放而不收，削弱了戏剧张力，令观众感到沉闷、拖杏，有时晦涩、难懂。
福尔曼．施隆多夫，
早年在巴黎攻读政治学，然后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他曾做过马勒、雷乃和梅尔维尔的副导演，也是从短片开始创作生涯的。1966年，他的处女作《青年特尔勒斯》‘‘预示了新德国电影的觉醒”，影片编剧是他后来的妻子和主要合伙人特洛塔。
1967年《剧烈的争吵》的成功，使他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签订了6年的合同，开始转向拍摄历史题材的影片。1971年的《科姆巴赫穷人的暴发》起源于民间传说，叙述了民工拦路抢劫一辆钱车的故事，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感情，批判了社会，“对具有新特征的乡土电影的发展是个贡献”。1972年后，他从历史转向当代，拍摄对德国社会现状进行精辟分析的系列影片，并从1960年“作者电影”较窄的观念转到较大的观众层面。
1975年《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描写一个收容无政府主义者的年轻妇女最终成了舆论界的牺牲品。1976年他拍摄了根据尤斯奈尔原著改编的《死刑》。在1978年《秋天的德国》中，他“技艺更加精湛”。1978年《锡鼓》影片通过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的故事对德国历史及现实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这部史诗般的巨幅画卷于1979年同《现代启示录》并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阂大奖，1980年又赢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
他的80年代仍然是丰厚的；《伪造》(1981年)、《斯万的爱情》(1983年)、《一个保姆的故事》(1989年)等等。施隆多夫擅长导演艺术片，是一个“在所有导演中最具现代电影语言表现手段的人”，也是一个注意市场和同观众交流的人。施隆多夫注重电影剧作，有浓厚的文学功底。他的代表作品《锡鼓》等，对处于社会重压下的人物变态心理的描写以及他对文学作品的倚重使他同法国“左岸派”电影人士及作品十分接近。然而，他对电影基本技法的注重、对观众的顾及、与电影明星的多次合作，又使他同这些导演以及新德国电影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目前，他主要在美国拍片，而这些“超级制作削弱了他的艺术才华”。
赖纳·威尔斯·法斯宾德
新德国电影多产的天才法斯宾德是多面手，他曾做过记者、戏剧编剧、戏剧导演。
70年代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从舞台转向电影，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的栖棚如生的人物形象。1969年一1976年，他总共导演了29部长故事片和一部5集电影系列片。
1969年，在柏林电影节轰动的《爱比死更冷酷》“表现了毫无用处的可怜人”，影片中的移动摄影不同反响，那是他的第一部作品。1970年《谨防神圣的妓女》把戏剧排演的喜怒哀乐搬上银幕。
1971年，法斯宾德在《四季商人》里讲述了一个无法满足母亲要求的菜商在饮酒后死亡的故事。影片仅用了l1个拍摄工作日，充满风格化与舞台艺术痕迹，法斯宾德的创作风格达到高峰，在他的影片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同性恋的主题。1972年，法斯宾德仅用了10天拍摄完成了《佩特拉·冯·康德的辛酸泪》。1973年，他导演《恶梦吞噬灵魂》片中60岁的老妇嫁给了一个年轻的摩洛哥外籍工人，当她能够战胜社会的种族偏见时，却无法克服他们面对的种族差异。1975年的影片《自由的强权》又一次显示了法斯宾德偏爱的主题，一个同性恋青年被人利用后又被抛弃，惨死街头。1977年导演的《中国轮盘赌》、1978年推出反法西斯题材的《玛丽亚·布朗恩的婚姻》、1978年与施隆多夫联合导演的《秋天的德国》、1980年，另一部反法西斯主题的影片《莉莉·马莲》问世。1981年4月法斯宾德在“世界报”采访他时说：“如生命允许，我希望拍摄12部反映德国各个不同时期的影片；第一个描写第三帝国的主题是《莉莉，马莲》。但不是最后一个……，我在寻找自己在祖国历史中的位置，我为什么是个德国人?”法斯宾德的声明体现了新德国电影艺术家的觉醒和责任。1982年，他在导演了《薇洛尼卡·弗斯的欲望》和高度风格化的影片《水手克莱尔》后离世，年仅36岁。
法斯宾德绝大部分影片的电影语言无大新意，采用的是他崇拜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式，是一种传统情节剧。其中最大特点是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对社会的直言批判，他敢于把德意志沉重的罪孽意识摆上银幕，他也撕下自己的外衣，把种种非常态欲望和阴暗心理逐一解剖。法斯宾德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倾向与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电影手派册”十分接近，他的影片中那种“乌托邦思想”和“悲观绝望’’也同手册派一样消极。他的影片有时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他的社会分析有时也难免“主观，浮浅”。
然而，在新德国电影艺术家中，他的真诚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威姆，文德斯
这位曾攻读医气和哲学的大学生在投考巴黎高等电影学院时失败，他在巴黎电影资料馆通过观摩大量影片自学成才。
1971年文德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城市里的夏天》，这是“一个犯罪故事的历史”,影片中的囚犯因惧怕往昔而逃跑。他还拍摄了非情节化、不求表意的《守门员罚球时的焦虑》；这一风格同样反映在1974年的作品、爱丽丝漫游城市》中。1976年执导《时间的进程》，1977年美国演员德尼·霍普在他气氛神奇的影片《美国朋友》中担任主演。
1980年，他把美国导演尼古拉·雷依的传记故事搬上银幕，影片记叙了在无尽的公路旅行中电影机械师与他的朋友卡米茨的友谊与烦恼，这是一部典型欧式风格的公路片。1984年，摘职戛纳电影节的金棕阎的另一部欧式风格的公路片《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标志着文德斯“美国化倾向的高峰”，他表现了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隔漠。1985年他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偶像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纪录片《东京之行》。1987年，《柏林上空》这部充满超现实主义气氛的作品问世。迁移、旅行是文德斯影片的惯常主题，他的电影语言修词中基本排除蒙太奇，形成对运动和场景不加剪辑的“坦率、冷静”的风格。
新德国电影运动的衰落：
同新浪潮电影—样，新一代的德国电影人反对电影商业化，主张“作者电影”和“艺术电影”，新德国电影在美学追求和制作方式上有很多与新浪潮相似之处，几百名导演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拍摄了近干部影片，形成持续不断的创作高潮和声势浩大、历时长久的电影运动。美国新好莱坞电影运动导演科波拉对旺盛时期德国电影作过安如下的评价：“过去的10年属于新德国电影，西德是现在唯一有所作为的电影国家”。
然而，70年代中、后期，经济危机已经表明德国电影有衰落，电影市场出现了萧条，德国影片在国内的放映收入几乎无法抵偿制版成本。据统计：其收入仅占全部影片收入的10％，1977年占4％。新电影对资助团体的依赖，使电影艺术受制于这些团体和电视台编辑部，同时也受制于主管这些部门的政治态度。“德国青年电影董事会”由于提供资金过少丧失了影响，已于1976年解散。
1977年，法斯宾德还曾发表了将来只在国外拍片的声明轰动一时，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一些评论家认为“虽然电影导演们对运转不灵的团体和对缺乏评论界的支持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在别的欧洲国家或欧洲以外的国家拍摄电影的条件就比联邦德国优越却是使人怀疑的”。法斯宾德于80年代初业已故世，其他三大导演已到国外拍片。
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主将在国外创作上的滑坡现象，证明了评论家的担忧。90年代的德国电影市场完全被好莱坞占领，有着先锋运动表现主义、德国室内剧、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民族电影也已日渐消亡。
④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