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红高粱》的主要人物
戴凤莲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凤式的女强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泼辣、机警、聪明这样的词语来修饰。例如她在接手绍酒作坊的时候的表现,完全可以与她先前的举动划上等号。但是在电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样是接手绍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辞动作都显得拙劣,甚至呆傻.
从“我爷爷”抬轿子的那一刻起,观众一见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一身壮硕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练、勇猛、无畏等此类的形容词,从他与我奶奶相爱,到他抗击日本鬼子,这种性格是无需变化的.
B. 如何看待红高粱里面各个角色
九儿,出身不好,父亲和哥哥都是拖累,好在青梅竹马和她一起长大的有一个张俊杰,两个人很早就私定了终身,也成了九儿生活里一个甜蜜的念想。可俊杰出去读书,九儿心里知道,自己和他是有距离的,直到俊杰爸爸把九儿卖给了花脖子,误会了俊杰,九儿对俊杰死心了,同意了嫁进单家,成为人妻。之后她和余占鳌生了孩子,但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她只能依靠单家活下去。她是个识大体、聪明能干的人,很多事她的处理方法都超出她那个时代一贯坚持的原则。虽然她不读书但是她思想一点也不愚昧落后,而且能明辨是非,这是很难得的一点,之后她和大少奶奶斗,经历了狠下心不要自己的儿子、从土匪窝死里逃生,直到毁了大少奶奶最看重的名节以后才收手,说明她绝不是那种一味忍让苟且偷生的人。日本人占领高密以后她想和二叔三叔和好,也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她不是个会轻易低头的人,正是她的这份骨气让人敬佩,而且是很大格局的骨气,不是小女人斤斤计较的那种。她最后为了引开日本人牺牲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值得人铭记。
余占鳌,虽然人人都说他身上一股匪气但他是死也不当土匪,他想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所以去办自己的杠子班,但被人暗算破产,找不到活干只好被四奎拉着去吃官饷。结果好兄弟四奎死了他活命了,被官府追杀,投奔花脖子不成只能自己带队伍落草。但他一直有自己的原则,不祸祸百姓,从一个替人扛活的伙计到带队伍的大哥,他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他喜欢九儿,误会了九儿是嫌贫爱富才不跟他在一起,但他依然一心一意喜欢九儿,他会为九儿吃醋,就像一个小孩子,让人拿他没办法。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人。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正是他这种坚定让他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他能得到九儿
张俊杰,因为误会使青梅竹马的九儿离开了自己,怀着满腔热血想靠自己的力量改造乡村但没有丝毫作用,为了救九儿把花脖子的妹妹带回高密最终却害了她。他也应该明白自己原先靠说理的天真想法太天真了。后来他在外历练加入了共产党,有了点真本事,更有底气了,回到家乡领导抗日。
朱豪三,为官没有半点毛病,他有很正的三观。为人的话,因为他自己的那一点倔强和不低头,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害了灵儿,逼着九儿不认自己,和土匪之间的误会越结越深。他一心想着要成为高密百姓的青天,在意自己的名声,但最后才发现自己这样做是错的,经过很多事以后他学会了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可见人的成长是贯穿人的一生的。
单陈氏,当大少奶奶的时候让嫉妒蒙蔽了双眼,成天想着害九儿,最后把自己给害了。思想封建,只在意名节所以把自己的人生都束缚住了,最后终于看开了,整个人都变得温和从容了。很多事她不是不懂,就是心胸太小,当她把格局打开的时候,做人做事自然就很大气并招人喜欢了。
这部戏从讲个人到讲抗日,都很值得人思考。他们也都是从年轻不懂事的时候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并能坚守和奋斗。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是,时代背景下他们容易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过的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太平日子,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还整天嚷嚷着这不好那不好,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就很不好啊。他们肯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我们连个人利益都懒得去追求,贪图享受,不应该吧。
最后再说一句,我太喜欢周迅了!
C. 对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的分析
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是根据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所改编的一部经典影片,该片曾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做为第七艺术,电影艺术有着不同于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下面就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做简要分析,试分析“高粱”这一艺术形象的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
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在影片《红高粱》中曾多次出现,且不同的出现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
第一次是做为影片的独白,在青杀口这个地方出现的,“青杀口,野高粱。百十亩的野高粱,没人中没人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闹鬼”。这是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在影片中的第一次露面,象征着野性,神秘,与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这次出现至关重要,因为它奠定着影片(小说)的基本基调,高粱后面的几次出现也是以这次出现根基的。
第二次是在九儿戴凤莲嫁入李家后出现的。是夜,一片漆黑。月夜下的高粱呈现出一副萧瑟、苍凉的意蕴,这象征着九儿戴金凤被李入李家后无奈,孤独,凄清而又悲凉的境地。夜黑了,月出了,高粱寂了,九儿哭了……
高粱的第三次出现是九儿回家省亲时。那是墨水河边的高粱,是被风吹动着的高粱,是密不透风的密密麻麻的无边无际的高粱。(高粱的这次出现恰可以证明第一次出现的重要性。)就在这么一片随风飘舞的高粱从中,余占鳌出现了,并且还带走了九儿……这个镜头中的高粱象征着生命的自由与野性,这是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较为重要的品质和象征——自由、野性。
第四次出现是在高粱地里。高粱的这次出现应当是与第三次一起的,之所以把这二者分开,是因为它们有着不懂得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且都比较重要。同样是密不透风的密密麻麻的高粱,不同的是这一次高粱的出现是在余占鳌的脚下。余占鳌为了和九儿野和,踩倒了数十根高耸着的高粱。这一次的高粱形象并不怎么突出,突出的是余占鳌踩高粱绳时的动作和表现——凌乱,暴躁,野性。一个人疯狂的乱踩。余占鳌这时应当是十分兴奋,激动的,他的身上表现出了一种农民的野性与生命的活力。这才是这一片段中高粱的真正象征与意蕴。
日本人来了,高密人民被迫去田野里踩高粱。一大群人,大人小孩都有,妇女老人都在,整齐的平稳的安静的一致的在踩着闹鬼的青杀口的高粱。对比余占鳌一个人踩高粱时的那种凌乱与疯狂,他们显得是那样整齐平静。这时的高粱就表现出一种被压迫着的民族精神面貌——屈辱,无奈,愤恨。高粱被踩倒了,成片成片的被踩倒了,它们躺在地上就那么的无奈的躺在地上。被踩倒了的高粱周围站着人群,站着生它们养它们,又被它们所生被它们所养的人群。
红高粱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影片的结尾,那是太阳低下的红高粱,是血红的红高粱,是太阳底下的血红血红的红高粱。这是影片中最最经典最最重要的红高粱,没有之一。那在太阳底下随风飘舞的血红的红高粱此时所表现的是人的意识觉醒和本体冲动,这也正是《红高粱》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意义与意蕴。
以上就是对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的简单分析,影片《红高粱》这一艺术作品当然还有很多也很重要的艺术内容与艺术特色,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做一一说明。
D. 谁知道《红高粱》的人物形象分析
关于它的评论不可胜数,大部分为褒扬之词。但是对本片的人物形象塑造笔者并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结合小说《红高粱》《高粱酒》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我奶奶”这个形象塑造的并不鲜活,大部分配角的语言设计过于苍白,即使考虑到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在塑造人物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本片的侧重表现方面,电影《红高粱》的人物塑造也是不完全成功的。 先从电影的情节进行分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有一个小时是在讲述“我奶奶”与“我爷爷”的相识、相爱(姑且用这个词)、相守的过程。主要分为五个事件,在这五个事件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交往程度一步步加深:娶亲(二人初识)——回门(高粱地野合)——掌家——匪事(二人情感进一步加深)——酿酒(二人光明正大的居住在一起)。然后是九年之后的鬼子来了,这是全剧的高潮。从鬼子进村,再到我爷爷和烧酒伙计们打鬼子,他们经过了打鬼子的准备工作、高粱地待敌、打仗、最后是完结,后半部分虽然只占全剧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三十分钟,使本片的题材更主要的成为抗日题材,完成了思想上精神上的伟大崇高的超越。 前半部分给观众展现的是民俗的画卷,而后半部分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的史诗。很难说这两个部分哪个是重点、哪个更优秀,但是在艺术成就上,无疑前半部分更多些。 在小说《红高粱》《高粱酒》中,主人公首先是“我爷爷”余占鳌,其次是“我奶奶”戴凤莲。(分析)小说的情节主要是抗日,二人的情感经历也是在作者讲述抗日故事过程中插入进去的,余戴的结合被设计在一个小篇幅的位置中,而电影则不然。二人的情感经历可以说是导演编剧花费最多心思的地方,那一幅幅画面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提到红高粱,首先想到的就是二人在那片红高粱地中的野合。电影的形象给了我们比小说更具体、更激烈的视觉刺激。 由于电影中民俗生活内容的扩大,这使电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两人被摆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分不出谁先谁后。从“我爷爷”抬轿子的那一刻起,观众一见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一身壮硕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练、勇猛、无畏等此类的形容词,从他与我奶奶相爱,到他抗击日本鬼子,这种性格是无需变化的,但是对于“我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处理分析起来却异常的困难。 在小说中戴凤莲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凤式的女强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泼辣、机警、聪明这样的词语来修饰。例如她在接手绍酒作坊的时候的表现,完全可以与她先前的举动划上等号。但是在电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样是接手绍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辞动作都显得拙劣,甚至呆傻,让人怀疑先前在高粱地里和“我爷爷”野合之后大大方方坐在毛驴上的女人是不是她。在电影中,从第一幕的开脸,她的悲伤她的压抑可以阅读;坐在轿子里的时候,她的眼睛的摸索,让人心疼她的处境。电影中的“我奶奶”形象的改动,一方面让我奶奶担任更多的封建批判的任务,让观众更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那个荒凉之地的野蛮与任性。我觉得那时的巩俐没有这个演技,同时剧本改编的不合乎逻辑。 在电影中,“我奶奶”是没有一点的“泼辣”的表现的,但是她却光明正大的和“我爷爷”同居了。在她观看烧酒酿出的那个场景时,她的表现让人十分的失望。在小说中这个场景是轰轰烈烈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绍酒作坊,但是这个场面却显得异常的宏大。但是电影中,再多的人、再多的蒸汽也显出了电影比之小说的在想象空间上的狭小,但是更要的是,这一场景的主角,“我奶奶”的表现实在是没有那种当家做主的气度和豪情。 再看电影中的配角群体的形象塑造。所谓的配角群体,以轿夫和烧酒工人为例。他们是配角,这是前提,并且总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群体的台词是非常难以把握的,但是不能让他们的台词成为附庸与点缀,但是电影《红高粱》中的轿夫们和工人们的台词显得非常的拙劣,随声附和和傻笑成为构成他们台词的主要方法,使这些本可以活灵活现的人都成了言语表情无所事事的小丑群体。他们要哭一起格式化的哭、要笑一起格式化的笑、要说一起苍白无力的说,要表现民风的朴质和憨厚,不是要用呆傻来表现的。 在主要人物形象中,罗汉大叔的形象塑造的比较有深度,超越了小说中的罗汉大叔,小说中罗汉大叔的情节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形象远远不如电影中的悲壮、深邃、成熟。 当然,“我爷爷”、“我奶奶”还有配角群体这三者形象的塑造并不是本片的侧重点,展现风土的画面和村民的蛮壮,以及爱国抗日的这种重大主题才是本片的主要方面。在一幅幅画面的展现中,色彩、取景构图这两个方面很容易让人想到《英雄》这一失败之作,再考虑到《英雄》中人物形象的苍白,发现原来可以在《红高粱》中找到源头。
E. 电影中红高粱中角色成长是什么
《红高粱》中有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以下以九儿做具体分析。
刚烈――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爹让她嫁给李大头显然是看中了他家的财产。他爹岂会在意那是一个麻风病人。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很明显是葬送。对九儿而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去十八里坡的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摇晃轿子,为难待嫁的九儿,她都无心理会。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强硬性格的女人来说,嫁给这种人就是一条不归路。她强忍着泪水,在胸口藏了一把剪刀以示反抗。途遇土匪,人家有枪,众人束手无策。为保命,九儿只能跟土匪走。转身,回眸,与轿把夫一个眼神的交汇,领会,大伙齐上阵将土匪制服。心灵的沟通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九儿,绝不会向命运低头。
醇香――对于真情的追求回味无穷。郎在高粱地抗日,妻送高粱酒暖心。美好的画面莫过于此。妻子为丈夫和伙计们送上午饭和好酒。吃饱饭,力气足。用自制的火药炸毁日本人的车,不费一兵一卒,大功告成,从此人们过上了安稳祥和的日子。可是,九儿最终还是中弹身亡。日本人在行进途中发现了她,开枪扫射,饭菜倒了一地,酒罐子也洒了,鲜血与十八里红交融。那刺眼的一抹红光,直击丈夫和伙计们的内心深处,奋起死拼,一战到底,誓死方休。为罗汉大哥报仇,让九儿在天瞑目。 闻香识女人。九儿如同十八里红一般,刚烈,弥久,醇香。
F. 如何看待《红高粱》里的各个角色
罗汉在烧酒作坊里就像是管家一样,李大头死后,九儿一个女人当家,刘罗汉若是想要吞掉作坊的财产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做,后来酒坊的事情安定下来,并成功酿出了美酒十八里红,而且九儿的生活也安定了,罗汉也就走了。
G. 红高粱电影影评分析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在原始力十足的东北高密乡,“我爷爷”解救了受困于包办婚姻的“我奶奶”,误制出令酒坊致富的十八里红,最后在自发组织的抗日运动中目睹“夕阳红”的故事。
这是由莫言的《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而来,当时莫言还不是什么诺贝得主,不过只是想用自己的文字来描述这个活色生香,翻滚着血与肉,燃烧着灵与性的高密东北乡罢了,30年前,各个导演作家演员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却能由此走向世界,可见,不仅是众人成就了它,《红高粱》也成就了众人。
全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那众多的“红”:高粱的红,夕阳的红,鲜血的红,酒色的红以及服装的红,红这个色彩贯穿了全片,或作为性欲的象征,或寓意着劳动人民的血性,或代表了中国百姓的民族存亡挣扎,而用色彩讲故事,表现人物与情感一直都是国师擅长的手段,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
中国人似乎对红色更加的崇拜,因为那是血液的颜色,是流淌在数十亿人口身体中共同的血脉。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
张艺谋在运用色彩上的技巧和灵感尤其值得研读。长久以来国师的作品往往都带有强烈的中国乡土气息,逼真的细节隐藏着动人的浪漫,用人类相通的感情不分种族国界地打动着每一个人。
片中的人物是丰满生动的,“我爷爷”性格中有北方人所特有的大气豪爽,怕老婆受欺负,一人冒死单挑秃三炮,喝了酒当众指着“我奶奶”宣示主权。
“我奶奶”温柔贤惠,勤劳肯吃苦,一手把酒坊打理起来,但同时她又是坚强刚毅的,在花轿中受折磨却一句话也不说,与父亲争论无用后独自拍马疾行,罗汉大叔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她果断决定要为罗汉大叔报仇,眼中看不到一丝恐惧。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的典型气质,是一位理想化的农村妇女。
《红高粱》中对性,酒,死亡都表达了近乎原始的崇拜,爱情为主题却没有出现一句情话更是展示了中国人内敛的爱情观,个人对国家生死存亡的责任感更是为全片主题做了升华,红高粱在那时俨然成为中华名族屹立世界之林的精神图腾。
H. 论《红高粱》中九儿的人物形象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
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
因为一匹骡子,九儿的父母要嫁她给一位拥有一座酒坊的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九儿的丈夫死后,九儿接管了酒坊。
后来,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九儿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于是九儿要向日本人复仇,她请她的工人来帮忙。为了不让工人们饿肚子,九儿带来中饭犒劳大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
(8)电影红高粱的角色分析扩展阅读:
《红高粱》意义:
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
“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
I. 红高梁影评九儿人物形象
周迅在剧中饰演灵魂人物九儿,剧中将九儿塑造成一个聪慧却叛逆、直爽、坚强的女人。但我却认为,九儿只是一个任性的、狠心的、狡猾的倔强女子。我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是说明周迅将这么一个神话的女子演活了,做为一个个体存在的人,她的自私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为自己活着,只为自己着想,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国家道义,她所做的一切,是随性,是为了活得更好。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写照。
九儿是任性的,为了爱情,她决定和俊杰相约私奔;为了坚守忠诚和自由,在对俊杰的背叛和对父亲的不满时嫁给半死不活的单扁郎;为了身体的欲望,她可以和余占鳌不顾世风习俗在高梁地里男欢女爱;人一辈子总是要任性几次,不然活不出自己来。九儿任性了,所以,她成为了《红高梁》的女主角,和具有封建思想的传统妇女大嫂淑贤成了鲜明的对比,抱着牌位嫁进单家的大嫂,不敢任性,恪守妇道压抑自己,但她的内心却是苦闷的,挣扎的,她不是不向往情爱,她只是不敢面对内心感情上的渴望,她怕世俗的眼光和闲言碎语,所以,她嫉妒九儿,陷害九儿,她羡慕九儿的自由自在,唯心而活。
九儿是狠心的,她对自己狠心,舍得放弃青梅竹马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她对俊杰狠心,当俊杰重病求见她一面时,她不但不去,反而用言语激他:是个男人要死就死的痛快,不然就要活得潇洒;面对余占鳌一次次的上门求爱,她狠下心来以死抵抗,拒不随从;她对儿子狠,当朱县长拿豆官做诱饵诱杀余占鳌时,她闭门三天不管儿子死活;她对哥哥狠,当哥哥犯下强奸罪后,为了严明纪律,她大义灭亲;她对自己更狠,看清前路,和俊杰分道扬镖,看清局势和余占鳌划清界限,看清内心,明里暗里帮助余占鳌对抗朱豪三。最后,终于做了件最狠的事,引着日本军走向了用酒坛做成的炸药地。
狠心是坚强的前题,狠得下心,才能做到人性的强大,狠中带柔,带着理解和豁达,九儿狠,是因为爱,因为在意,她的狠是良药,虽入口苦,却能在她的刺痛中清醒,所以,无论,她有多么狠,余占鳌和俊杰都依然爱着她,她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有用满不在乎来掩饰她的在意,她用肆意的行为来反抗世俗的不堪。
我喜欢这个有主见,任性,狠得下心来的女子,就象周迅,永远一副漠然的态度,却拥有着空灵的双眸,千回百转的心思便从这双幽黑如漆的眼睛中流转出来,让人沉迷,让人想一探究竟,欲罢不能
J. 《红高粱》中余占鳌的人物形象分析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
余占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我奶奶”戴凤莲。莫言赋予余占鳌原始的爱恨情仇,他爱得如此浓烈,以致超越了伦理,超越了道德。
余占鳌劫富济贫,从不危害老百姓,与“我奶奶”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奶奶”、“我爷爷”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
(10)电影红高粱的角色分析扩展阅读
余占鳌的人物原型:
小说里“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是在山东胶县(今胶州)、高密、平度、昌乐、安丘、诸城一带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