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角度分析还电影的特点

Ⅰ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Ⅱ 谁能举一些电影的例子分析一下gender与image

gender是说性别还是性？就电影角度来说的话，性别是几乎举不出例子的，电影研究领域，性别和影像是两个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层面，唯一可能有联系的是女性主义电影，可那是一个极冷门的研究领域，作品、研究价值、研究成果都很有限。性与影像的话就有的长篇大论了，弄起来很简单，分析超现实主义电影就行，典型的例子是路易斯·布努埃尔，或者蒂姆·波顿、大卫·林奇。这种分析三言两语根本分析不不完的，布努埃尔是超现实主义电影的旗手，但分析xing与影像的话，布努埃尔还是有很多片子不适合的，毕竟梦境与现实也是超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荐的片子有《一条安达鲁狗》、《欲望的隐晦目的》、《白日美人》，或者大卫·林奇的《蓝丝绒》、《穆赫兰道》，分析的时候抓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超现实主义两个关键词就行。如果要深入分析的话，就要拿出荣格的镜面理论了，那简直就是为电影分析设计的理论。

Ⅲ 传统与现代的性别关系怎么在电影里体现的

比如我们以前看过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矜持。然后现在呢，有的那个现代的性别关系像有些爱情片里面的关系就比较现代化。

Ⅳ 女权电影的概念是什么 女性电影和女权电影有什么区别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想在电影理论及批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女权主义。主要是指本世纪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权主义。从广义上说，女权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运动，其早期斗争主要局限在政治、经济和职业三个方面的平等要求上面。1968年法国5月风暴以后，第四要求，即性别平等要求，成为主要的要求。由此划分了欧美文学批评的两个阶段，即是女性美学阶段和性别美学阶段。前者对妇女著作采取一种“双性同体美学”，实即单性/男性美学的观点，否认女性文学的创造意识和独创性。后者从对本文中妇女形象的分析发展到对本文中的性别表述的分析，从而进入到质疑语言主体和表述本质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到80年代末则主要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1973年，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提交维斯康辛大学法学系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的论文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献。美国学者安德鲁称赞该文“把精神分析同电影风格学这两个领域清晰有力地联系起来”文中她对好莱坞影片中的男性主义美学的实质做出毫不留情的揭示。1981年，她在美国纽约参加一次电影与心理分析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题为《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的反思》的论文。该文的出发点与叙事性电影批评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文中她除了继续坚持原来的观点以外又提出了另外两条思考路线：女性观看者的快感的性质问题以及位于叙事中心的女性角色对认同作用的影响问题。

女性主义电影
从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整整十多年间，美国影坛兴起一股女性主义电影风，许多优秀的女演员也在这一段时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凡妮莎以及珍芳达合演的《茱莉亚》（描写反纳粹女杰的生平故事）、莎莉菲尔德的《心田深处》（描写坚强的农村妇女的故事）、杰西卡兰芝的《弗朗西斯》（描写性格女星对抗好莱坞的悲剧故事）等。形成这一股风潮的原因主要是70年代开始盛行于美国的女性主义思潮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也多亏了这一批优秀的女演员，她们不愿意再以充当银幕花瓶为满足，愿意向复杂而有深度的女性角色挑战，当然，也让我们有幸领教到她们苦心经营的丰硕成果。这一股风潮到90年代便被许多肌肉男星的动作片以及计算机动画的科技奇观所取代，让我们更对那一个时代的美好难以忘怀。
女性电影应该是什么？很难定义，因为现在也还在发展中，如果用狭义的定义就是：女性观点来诠释有关女性的议题的电影。而广义的定义：女性导演所拍摄，不一定是女性议题的电影，或是男导演拍摄，但是探讨女性活动、女性题材的电影。一些导演擅长刻画女性角色、女性情欲，这跟男性所表达情欲上的差别在：探讨的是心灵而不只是动作; 情欲流动的描述而不是摄影机对女性身体的描绘; 身份上的寻找、认同，私密性的家丑、告解、诚实的表露，亲人和好朋友或许会受到侵犯，所以还包含事前、事后的沟通。其它包还性别、同性、异装的议题的作品。当然，女性主义电影还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描写这一些女性在父权以及时代的倾轧下奋力求取生存尊严的故事，所描写的女性角色并不是为了对旧时代的贤妻良母歌功颂德，藉以更加巩固父权的教化；反之，它更多描写的是一些桀傲不驯，甚至不见容于当时的「坏女人」，她们特立独行的行径除了勇气可嘉之外，对于性别刻板的颠覆、以及性别压迫的解放更是引人深思。

Ⅳ 为何说女性电影的特点就在于视角

因为女性电影反映的女性方面的问题，采用女性视觉才能更直观，更贴切，更加直击人心，感情处理也会更加细腻。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家，女性从古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弱势群体，被父母忽略、被丈夫漠视、被社会歧视，没人关心女性的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个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一个流派，自此出现了不少以女性为视角的电影和作品，将女性所面临的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

其实在影视中，女性的亲情、友情、爱情方面从头到尾都会贯穿在一起，而这几方面也会跟着剧中的冲突和矛盾放在一起。女性题材电影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给观众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故事，将女性的需求、精神、价值和自我意识呈现到大屏幕上。

Ⅵ 为什么近几年动作电影都是女性为主角

是为了中国电影的学者了为了批评中国电影存在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情况。
动作电影以女性角色为主的目的一开始是为了中国电影的学者了为了批评中国电影存在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情况。但是到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你看，姜文的电影里就是没有女人的。
男女两性除了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区别外，还存在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区别。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后天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下，两性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这种性别文化包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对性别差异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反映等等，它们最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文化生态。

Ⅶ 俄罗斯电影主要特点是什么 急需哦 要长点点的 作业啊

简述俄罗斯类型电影的探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然而，在没有做好预测的情况下，盖达尔和丘拜斯等人的“休克疗法”及私有化，不仅没有创造出市场经济，恰恰相反，私有化打消了提高效率的任何希望。人们期待的潘朵拉盒盖打开了，然而释放出来的却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49.4%，可以说是丧失了半壁江山。而1998年8月再度爆发的金融危机则使俄经济几乎跌到崩溃的边缘。
在全国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中，俄罗斯生产滑坡，物价飞涨，国民生活水平下降，整个社会混乱无序，这给经济市场化的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真正自然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在俄罗斯依然只是一个诱人的“期待”。而在这种期待中，俄罗斯的电影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创作生产到发行放映几乎全线崩溃。不过，热爱艺术的俄罗斯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电影，在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在好莱坞高科技和纯娱乐性紧紧吸引着人们眼球的压力中，俄罗斯电影的探索之路一直在缓慢地铺延着

1、“类好莱坞”电影:舶来品，找不到落脚点
俄罗斯取消对进口影片的限额规定后，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蜂拥而至。凭借着低廉的价格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快餐”，美国电影及时有效地占领了俄罗斯的电影市场。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俄本土电影的创作者们带着不同的目的，纷纷对好莱坞电影进行借鉴或仿造。这其中，许多影片粗制滥造，少有艺术价值。但也有一部分影片凝聚着创作者的思想和个性，既能吸引观众，也不失艺术水准。
爱情是电影永恒的表现主题。俄罗斯电影创作者在“移植”好莱坞爱情片的模式时，虽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能吸引观众眼球点击率的纯娱乐性场面描述，但有些影片仍不失艺术品位，印带着俄罗斯人特有的高雅。《雨痕》(维·纳哈勃采夫-姆拉德希依导演1991)是一个现代版的希腊神话。影片让年轻的女音乐工作者和归国的中年音乐家在未解的谜团中相识、相爱，直到谜团解开。影片继承了希腊神话的传统，流露出一种人受不可知命运摆布的痛苦。1998年，老导演彼·托多罗夫斯基的《爱情三重唱》放弃了对时代的思考，把表现的触角伸向了当时时髦的三角恋爱上。作者虽然调用了俄罗斯式的悬念、讽刺、幽默、抒情等各种手法，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却远远不及作者以前的《战地浪漫曲》，以致“不知为什么，观众对影片没有反应”。[1]影片《12月的音乐》(德霍维奇内依导演1996)同样出于商业考虑，描写了一个出国侨居的男子回国后同一对母女陷入三角感情的纠缠之中的故事。影片最后的悲剧结局似乎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俄罗斯人当前的阴郁情绪，但陈俗的爱情模式却把本来就心情不好的观众给赶走了。
黑社会势力是好莱坞电影常用的表现素材。在俄罗斯，影片审查制度解构后，一大批表现俄社会动荡的黑社会片开始兴起。1992年，导演甫·普洛特金拍摄的影片《为了活下来》，讲述了一个退伍军人在担任登山营主任期间同黑社会势力斗争的故事。影片既借鉴了好莱坞影片惊险紧张的打斗场面，也继承了俄罗斯电影细致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优良传统。虽然情节简单，但影片表达手法多样化，既有纪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运用，也有儿童电影的特征，发行情况比较好。1997年，阿列克赛·巴利班诺夫的《兄弟》同样以复员军人同黑社会的斗争为背景。影片主人公达尼拉为了救哥哥同黑社会势力展开生死之战，最后达尼拉干掉了黑社会分子，拿了他们的钱，分给他认为需要的人，然后便坐车离开了彼得堡。影片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达尼拉由一个朴实无华的小伙子变为冷酷的杀手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
帮匪题材同表现黑社会势力的影片紧紧结合在一起，但在俄罗斯，这一类效仿好莱坞模式的电影更多地把批判的触角伸向了现实社会。1991年，瓦·契柯夫的《俄罗斯轮盘赌》把美国电影《邦尼和克莱德》的情节模式借鉴过来，真实准确地表现了俄现实社会动荡、混乱的情状。影片中许多格斗、枪战的场面惊心动魄，极近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风格。难怪有些俄罗斯影评人称它为“当代俄罗斯的邦尼和克莱德”。1998年，瓦·托多罗夫斯基的《聋人之国》通过两个女孩的前途命运再次触及到了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现实。影片故事情节简单，但情节设置上运用了现代电影的诸多元素:爱情、友谊、金钱等等。叙事方式上，黑社会、毒品、脱衣舞等调料的加入，则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尽管影片存在一定程度逃避现实的嫌疑，但却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第二浪潮”电影创作者的风格和趋向。2000年，新成立不久的“炼金术电影公司”推出豪华电影《黑幕》。该片在普通的侦探、帮匪情节中加入了陨石坠落、日蚀等宇宙的天灾的自然现象，以适应美国大片培养起来的新的消费群体，不过影片在艺术上没有突破。
1998年，阿斯特拉罕导演了影片《死亡合同》，该片可以划归到恐怖片的范畴中去。创作者想以一个移植人体器官的秘密场所的杀人行径来制造恐怖气氛，但影片因为过于暴露的商业目的和迎合倾向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1999年，瓦西里·皮楚拉导演的最新影片《缀满钻石的天空》比较受欢迎，但整体上处理的略显粗陋平庸。2000年，亚历山大·泽利多维奇对昆延·塔伦蒂诺的效仿之作《莫斯科》做得比较好，但同真正的美国商业片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总体看来，俄罗斯的“类好莱坞”电影在样式上“面面俱到”，而且有一部分在揭示社会问题方面也有一定的深度，但在吸引观众方面，却不尽人意。除了还没有掌握样式电影的特点和规律之外，或许根本问题在于，好莱坞模式化的电影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根本找不到落脚点。所以，好莱坞模式要确立自己在俄罗斯的牢固地位，还需要真正的时间。

2、喜剧片:本土品，让人笑不起来
据调查，目前在俄罗斯影院放映的影片中，最受欢迎的是喜剧片，这或许契合了俄罗斯人生性善良和狂放的特点，也或许是因为沉重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对喜剧样式有所钟爱。但是，现今的俄罗斯喜剧电影中却少有纯粹的喜剧片，导演们每当涉足喜剧时，总会流露出一种阴暗的底色或是含泪的笑。
1991年，艾利达尔·梁赞诺夫自编自导的《天堂》以隐喻的手法表现了一群被时代遗忘的艺术家和不幸的老人们的艰难生活。影片最后，在外星人的帮助下，这群人乘坐一辆奇特的火车飞上了天。影片获得1992年最佳故事片“尼卡”奖。但导演失去了他一贯的幽默感，影片中丑陋荒诞的环境和精神似不正常的人让观众产生厌恶感。1996年，梁赞诺夫的《你好，傻瓜》登上了当年排行榜的首位，但是影片中加入的大量笑料却给人一种没有生活根基的感觉。看来，有才华的梁赞诺夫面对凋敝的生活，也全然没有了笑的欲望。
1995年，亚历山大·罗果日金的《民族狩猎的特别之处》很是吸引观众，电影票房以及录相带发行的收入都达到了与西方大片不相上下的水平。影片把俄罗斯的传统爱好:喝酒与狩猎融为一体，通过狩猎过程中的各种奇遇制造出大量笑料。然而，洋溢着轻松欢笑声的《特别之处》同样不是纯粹的喜剧，影片透着尖锐的讽刺意味对民族生活中的“酒文化”进行戏谑。1998年，罗果日金的《民族垂钓的特别之处》则把意犹未尽的伊沃尔金将军一干人带上了更加热闹的垂钓之旅。影片大胆杜撰了一些离奇的情节，让伏特加酒的味道蔓延到了军事演习中的军舰上和非法侵入邻国水域的潜艇中，搞笑目的十分明显，影片向纯喜剧的方向进了一大步。
1994年，俄罗斯第二浪潮的中坚人物谢尔盖·里夫涅夫推出影片《镰刀与锤子》。该片讲述了通过改变性别将一个普通人变成时代需要的典型人的荒诞故事。影片是对斯大林时期文化与政治的滑稽调侃，充满了尖刻与机智，但却极端阴郁。1993年，富有幽默感和喜剧才华的尤里·马明用《通向巴黎的窗口》表现了俄罗斯人在出国大潮中的心态。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探索了一种能够表现俄罗斯人对国外生活复杂心态的艺术结构:通过在墙上开个窗户，让梦想去巴黎的人开开眼界，再回到现实中的俄罗斯来。该片获得当年“震荡”电影节导演奖。不过，牵强附会的情境和并不可笑的打闹却使影片质量大大受损。1995年至1996年奥塔尔·约谢利阿尼推出系列片《匪徒列传》。其中《匪徒列传，第七章》是一部结构很好、充满愤怒和嘲讽的电影。影片叙述自中世纪以来到苏维埃政权时代直到今日这个枪械泛滥、黑帮横行的污浊社会中人类的愚蠢和暴力。影片中有不少令人发笑的东西，但这种笑是板着面孔咬牙切齿的笑。
此外，一些本来很好的喜剧或情节剧由于过分沉溺于闹剧手法而遭到损害。比如巴德尔·隆金叙述一个矿工小镇里好人与坏人“斗争”的《婚礼》(2000)，弗拉基米尔·缅绍夫描写1983年莫斯科的《众神的妒忌》(2000)以及弗拉基米尔·福金讲述一座房子里住过几代人的《富人之家》等等。
在当前的俄罗斯，喜剧电影的创作还没有真正步入到纯喜剧样式的轨道上来，许多影片无论是揭露过去苏联时期的风习或是讥讽当前的社会现实，创作者不是要我们发笑，而是使我们感到一种刺痛。而且当前俄国人对荒诞美学的热衷太过痴迷，以致使本土的喜剧越来越趋向概念化。可能是现实太沉重了，电影工作者高兴不起来，广大的人民也同样不能纯粹地“喜剧”一回。目前，俄罗斯喜剧样式的电影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

3、“新俄罗斯人”电影:新生儿，长大还需时间
“新俄罗斯人”电影是在俄罗斯新贵现象产生之后应运而生的。所谓“新贵”，就是那些在苏联解体后利用种种渠道迅速发家、过上优裕奢华生活的商人，他们多居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新俄罗斯人”影片以他们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他们生活的场景及其经历折射出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现实状况。
1995年，阿勃德拉什托夫和明达泽导演的《一个乘客的剧本》，比较类似于“新贵电影”。该片虚构了两个社会形象:法官和被审判者。年轻人在苏解体前被牵连入狱，苏解体后，他出狱并跻身于新贵之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火车上看到了曾经审判过他的法官(现在成为列车员)。于是他便开始了有计划的报复行动 然而最后，死去的却是年轻人。影片主要表现了一种报复心理。虽然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银熊奖，但在国内却反映平平，可能是作者的虚构太过于一厢情愿，人们根本不愿意相信。
1996年，阿斯特拉罕的《一切都会好的》给人们编织了一个似乎更不大可能的童话:一个发了财的俄罗斯新贵回到故乡要建设一座娱乐中心；他的儿子获诺贝尔奖并回国，还爱上了一个将要结婚的姑娘；而其他的几对年老、年轻的恋人也最终走到了一起。影片是应时之作，因为过分地迎合“新贵”老板的心思，过分地美化他们的形象，而使影片的艺术质量大打折扣。虽然影片比较好看，但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998年，影片《莫斯科》没有迎合“新贵”心理，而是毫不留情地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他们。在影片中，“可爱的”新贵们无聊空虚的形象被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2002年，影片《有一次在俄罗斯》可以划归到“新贵”影片中去。该片意在描写俄罗斯经济寡头别列佐夫斯基。
美国神话找到了西部片这一类型来表现自己200年的历史，银幕上出现了诚实的行政长官与狂暴的匪徒斗法。而俄罗斯的电影创作者们在探索中也试图打造自己的类型品牌——俄罗斯新贵电影。美国的西部神话通过善与恶的冲突，迸发出了民族文明和社会规范的火花，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成为美国电影的标识。而俄罗斯新贵影片却全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走的路。他们在打造本土品牌的时候，不自觉地走了两个极端:要么把“新贵”们美化得一塌糊涂；要么把他们丑化得面目全非。这些影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现实情状，但却由于缺乏客观的描写、冷静的思索以及足够的耐心，整体质量不高，“生长”还需呵护。

4、等待“后苏联”类型电影神话
在俄罗斯，除了30年代的喜剧电影以及60年代盖达尔的影片之外，基本上没有类型电影的传统。因此，“以那种魅力四射的坏蛋为主人公的类型电影及恐怖电影在我们的电影中没有根基。近年来有人企图尝试这些类型，但多以失败告终。”[2]俄罗斯老导演彼·托多罗夫斯基似乎不太赞成民族电影走类型化的路子。然而年轻一代的导演们却有不同的看法。Н·列别捷夫(1991年推出处女作《蛇泉》)说，“在今天的情势下，类型电影的制作应该从零开始”。[3]对此，教师А·米塔似乎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最近几年俄罗斯观众变化很大。十年前只有专家才能看到的影片现在每天都在电视上放映。 从接受信息的水平看，我们的观众已接近欧洲观众。 年轻人喜欢美国电影，他们偏爱不具俄罗斯特色的枪战片、恐怖片。兴趣爱好的改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俄罗斯电影必须先达到世界电影的质量和水平，掌握严格区分电影的类型原则，然后才能考虑其特殊道路。”[4]
目前，俄罗斯电影“国家定货”的时代已经消亡，“苏联电影”以及它的“贡献”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新的局面是一份四分五裂的遗产和复杂无序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态状中，俄罗斯电影能否走上类型电影的发展道路，能否重新演绎前苏联电影的神话，我们不做预测，只有等待。

Ⅷ 中国女性电影，怎么摆脱性别歧视

首先电影圈里面得先树立正确的舆论方向，以及正是在这个行业中所存在的性别问题。因为如今中国的电影业里正是缺乏从女性角度来创造的优秀作品，即便是有这种作品，也因为不符合市场的需要而得不到投资的机会。因为这种触及到社会问题的电影是很少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同样都是如此。

其实在中国电影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作者只在乎剧情上的冲突，导致角色是扁平的，应该要丰富人物自身的形象才能够让故事生动起来。并且很多的影片中还存在丑化中老年女性，会将一些劳动妇女的价值贬低甚至妖魔化。更加推崇青春貌美的女性形象，这些都是如今需要进行变革的思想观念，这才是摆脱女性歧视的一个重要步骤。

Ⅸ 什么是性别刻板印象常见的男性/女性刻板印象有哪些请再以一部电影为例，分析影片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刻板印象
跟据社会学辞典的解释,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指「对社会群体不准确和简单化的见解,致使旁人依此对其有固定的看待.」(Jary & Jary,1998,P. 673).按照这个定义,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则可以理解为对男性和女性的一些独有看法,而这些看法却可能是错误而过於简单化的.
在这里我先解释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分别,以免在往后的讨论产生混淆.性是指生理上的分别,一般可由性器官与基因去决定你是属男属女.而性别则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说成是两种角色,各自有一些特质和受到社会不同的期望.
套用性和性别这个概念,性别刻板印象就可以被视为把性和性别挂勾.作为男人(man),就需要具备男性化特质(masculinity),例如独立,理性,主动,有自信等.作为女人(woman),则需要拥有依赖,感性,被动,柔弱这些女性特质(femininity) (Basow,1992).
性别刻板印象的成因
性别刻板印象的成因一直都受到争议.最主要的辩论可以分为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派(nature vs. nurture).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分别是先天形成的,而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onist)则认为两性间的差别是透过社会及文化建构出来的.现在我会分别从上述两个角度探讨形成性别刻板印象的成因.
自然因素
Sex及Gender并未有统一的中文释法.例如,社会学辞典中释本把gender释作「性相」,以避免与一般人把sex解作「性别」产生混淆.国内有性书本则本sex释作「性别」,gender释作「社会性别」.个人认为把gender释作「性相」并不合宜,而释作「社会性别」则略嫌累赘.因此,在本篇文章我会把释法统一,sex会被释作「性」,而gender会被释作「性别」. 答者： 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