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喜福会主题思想

㈠ 反应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电影有哪些

有《刮痧》、《少女小渔》、《喜福会》。

《刮痧》：由郑晓龙执导，由梁家辉、蒋雯丽、朱旭主演，于2001年出品的一部电影。该片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讲述了华人在国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最后又因人们的诚恳与爱心，困境最终被冲破的故事。

《少女小渔》：该片的主题与李安的风格高度切合，表现在关注的问题——文化冲突、女性刻划。影片在张艾嘉的执导下更显得细腻深刻，但结局却让观众黯然神伤。该片在戏剧冲突的设计上匠心独运，既强化了原著的戏剧性，又增添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因此更符合电影的艺术要求。片中江伟一方与马里奥、瑞塔一方构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对立。

《喜福会》：在叙事层次、叙事结构、叙事聚焦等方面采用新颖的故事建构策略，并在叙事空间、叙事时间、声音构成等叙事语法策略上独具匠心，解决了电影叙事 “谁来讲”和 “怎么讲”两个核心的问题，同时给观众呈现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

(1)电影喜福会主题思想扩展阅读：

《喜福会》不仅将小说的故事情节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更是忠实地表达出了小说《喜福会》的文化内涵。影片通过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解构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同时也解构了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

《刮痧》以家庭、传统、亲情、文化为主题，同时以特别视角关注普通中国人情感状态与生存状态和文化传承，完全呈现、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庭亲情与价值观念，影片充分肯定了中国人的奋斗精神，顽强毅力，乐观态度，开放心态，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影片。

㈡ 喜福会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

《喜福会》这部小说中女儿和母亲之间的冲突不断出现。《喜福会》中的中国移民母亲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中国文化植根于她 们心中，她们在中国的早期生活与来美国后的生活截然不同，她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反，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和长大,她们 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她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正是形成母亲和女儿冲突的根 源。

［关键词］文化 冲突 母女关系

谭恩美是当代享有很高声誉的华裔美国作家，她的作品《喜福会》 在 1989 年出版后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喜福会》讲述在旧金山的 四个华人移民家庭的故事，小说囊括了四对中国移民的母亲与其美国 生长的女儿的点点滴滴。四位母亲都是来自旧中国，她们虽然在美国， 却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念念不忘;为了解除来自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 同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她们组织了喜福会。

一、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吴京梅从小就抵触妈妈对她的任何希望，经常让妈妈对她 失望，最后她妈妈放弃了培养她成为神童的决心。她妈妈的这种失望 一直持续到她长大，最后她也没有得到妈妈的赞许和期待，她觉得最遗 憾的就是没有勇气去和妈妈敞开心扉，也没有问过妈妈为什么对女儿 的期待这么高。同时林冬和韦弗利之间也充满了冲突和误解。韦弗利 总把妈妈当做敌人看待，她在和妈妈下棋的时候用的招数比她妈妈所 知道她的招数要多得多。安梅和罗丝之间的冲突不多。罗丝一直被不 幸福的的婚姻问题困扰着，但是她从没有告诉过她妈妈。出生在美国 的罗丝对妈妈和中国的文化一直有偏见，她认为美国的文化要更优越 一些。她觉得她的妈妈就是落后和无知的代表。莹莹和李娜是另外一 对母女，她们之间也有很多冲突。妈妈和女儿之间已经没有了话语的 沟通，女儿会听索尼随身听，她会享受妈妈给自己带来的一切物质利 益。妈妈和女儿之间的距离感是从女儿生来就产生了很深的代沟。

小说中反映了美中两种文化的冲撞，尽管妈妈们在很早的时候就 移民去了美国，但是在思想上她们还是偏向于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 式。妈妈在中国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尽管她们还是希望她们的 女儿得到美国的学位，她们常常坚持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怀疑外国的 一些文化。相比较下，她们的女儿深深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她们习 惯于美国的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㈢ 优秀的女生更有眼界和包容力，分享5部帮助提升格局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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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 BoF，里面讲到一个 一位黑人 时尚 总监穿着一身时髦的衣服 ——Phillip Lim 的上衣、Ellery 的裙子、Jimmy Choo 的鞋，去巴黎的一个地方送还包包给品牌，却被一个法国女人从电梯里推了出去。

那位白人认为像她这样的黑人就不该出现在这个社区，因为像她那样的人会偷东西。

时尚 总监向她解释自己的工作，穿着，结果那个法国女人依然坚持“不管你穿什么，不管你穿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就偷东西，你必须马上离开。”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努力工作，学习打扮，提升自己的形象，就是为了获得自信和尊重，而仅仅因为肤色或种族就要被抹杀努力，遭受歧视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总说法国女人随性有品位，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涵养。 任何群体里都有精英和庸人。 对于女性来说，有眼界有格局的人也更容易获得内心的富足。

今天丁丁整理了5部能帮助我们提升格局的电影，都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更包容更成熟的心态，年轻女生们都可以由此获得成长的力量。

1.《相助》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种族歧视的，剧情紧凑，也充满光明与希望。在我心里，这部电影 不逊于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绿皮书》。

电影主要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前夕的密西西比州，富裕阶层的白人女大学生斯基特不顾种族隔离政策，写下黑人的故事出版成书，为黑人发声。

那个时候，光鲜亮丽的上流阶级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黑人女佣照顾长大，女佣们看似卑微，却承担着照顾下一代的责任。

她们告诉孩子，你很善良，你很漂亮，你很重要，而可爱的白人小孩也用温暖回报女佣说， “你是我真正的妈妈”。

白人女性们对待黑人女佣一直趾高气昂，只把她们当作成工具。但没想到的是，她们的下一代却在成长过程中和这群可爱的女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斯基特也是，她不断鼓励黑人女性，克服各种困难，收集了女佣们的故事并出版成书。

整个故事有很多感人和值得深思的细节，非常触动人心。每个独立个体都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歧视。

这是那个时代发生在美国的错误，纠正一个错误，需要 人的觉醒、发声， 需要 人们互助。

“When you see something that is not right,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ou must do something. ”

不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不公，不做颐指气使的那一方，也不做逆来顺受的弱者。

2.《自梳》

自梳的意思，就是 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盘起，以示终身不嫁。 一些女性不想成婚受虐待，便甘愿自梳女，和其他自梳姐妹一起生活在姑婆屋，相互扶持依赖。

这部电影很老了，是1997年上映的，讲述了在动荡年代， 自梳女意欢和青楼女玉环 相互交织牵绊的人生。

意欢年轻的时候为了逃避买卖婚姻，选择自梳终身不嫁。就在父母要抓她回去嫁人抵债的时候，玉环出钱帮忙解了困。

玉环作为八姨太，长期被其他姨太太欺负，丈夫还把她出卖给军阀当玩物，当玉环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丈夫时，意欢也不离不弃，悉心照顾。

后来意欢被青梅竹马的恋人抛弃后危在旦夕，也是玉环散尽所有积蓄救了意欢的性命。战乱之后，两个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 依然坚守着对彼此的爱。

人的感情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亲密关系中的患得患失，自欺欺人，当面临选择时，你才看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有多重要。

旧 社会 的女性本就如履薄冰，渺小个体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越显无助，就越凸显出这份真情的可贵。

《自梳》这部电影没有浓烈夺目的色彩，不论是拍摄还是故事都 非常真诚、质朴。 看完之后，你可能会重新思考爱情的定义。

3.《面纱》

这也是一部让人沉静的电影。改编自毛姆同名小说，画面清新而优雅，讲述了一个女人的 成长、醒悟和自我救赎。

女主吉蒂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律师家庭，被母亲养成一只金丝雀，希望靠嫁人跨越阶层。

但吉蒂眼光挑剔，25岁还没嫁人。后来迫于家庭压力，匆匆答应了细菌学家瓦尔特的求婚。

瓦尔特虽然很爱吉蒂，但他很沉默寡言，一直把心思扑在细菌研究上。草率的婚姻终究会埋下隐患，依然爱慕虚荣的吉蒂很快爱上了风流倜傥的已婚男人查理。

丈夫发现她的出轨行为后，就把她带到了霍乱肆虐的湄潭府。

但在湄潭府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 一切奢侈的念头和荒淫的欲望都显得罪恶， 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纯粹。

吉蒂才开始审视自己从前的浅薄、虚荣和无知，在修道院奉献自己，帮忙照顾孤儿，在付出中找到了内心的富足和安宁。

电影还有很多情节就不剧透了，层次比我介绍的丰富很多。 人性和 情感 都是复杂的，你无法只从一个角度衡量。

瓦尔特爱吉蒂，却想要报复又或者同归于尽；吉蒂不爱瓦尔特，即便看到丈夫无私善良伟大的一面，她也只是钦佩，无关于爱情。

但重要的是，爱情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除了浮华和情欲，还有更多有意义的道路等着你去 探索 。伪装的面纱也不一定是为了爱情而揭下，对自己坦诚才是真正的救赎。

4.《成长教育》

最近正好是毕业季，我们马丁靴的读者群体里面也有很多年轻女孩子，可能你正好高考结束或者大学毕业。

这部电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看的，剧情比较简单， 但对年轻女孩确实会很有帮助，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会感激当年在还小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

女主珍妮才16岁，正上高中，人长得美功课又好，会弹大提琴，梦想上牛津。

这样的女孩子美好得就像一颗珍珠， 但父母对她的栽培都太过功利， 一直希望她嫁个有钱人。

所以当珍妮遇见大卫时，也轻易地陷了进去。大卫虽然比珍妮大很多，但他儒雅绅士，风度翩翩，又开着限量版的车。

他们一起去看音乐会，去高级餐厅，参加拍卖会，去巴黎旅行。

上流 社会 的慵懒与惬意就是容易让人恍若梦中，既然已经有了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脚踏实地地努力？

剧情当然不出所料，大卫对她也只是一时兴起，受伤醒悟的还是珍妮。

这部电影可以让小女生学习的是，成熟男性的魅力确实很难阻挡，他们能带你开拓眼界，轻松地实现你的小愿望，同时还温柔体贴，完全尊重你的意愿。

——看似是完美伴侣，但很多时候都暗藏陷阱。 他们要的只是你的崇拜和爱慕，哄骗你一直在他们身边，来满足他们浅薄的“主导者”的欲望。

作家廖一梅说:

如果你也有大叔控，首先认清对方是不是骗子，其次认真思考一下，此时的你是否已经有了 健康 的“爱”的能力。

5.《喜福会》

这是一部很老的电影，有人把它比喻成 “一群女人串成的珍珠项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看过最好的女性电影。

——“这根羽毛看似一文不值，却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着我的一片美意。”

影片的内容非常丰富， 把四组家庭祖孙三代的不同际遇都贯穿起来， 既有宏大的时代变迁带给人的思考，也有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启示。

四个家庭的母亲都是中国人，她们发起喜福会，是为了 分享幸福，忘却伤痛， 也是对故国的思念。

四位母亲在年轻时都经历过不同的坎坷和创伤，她们都深爱着自己的女儿， 但传统的东方教育往往深沉而不善交流， 有时这种爱也会伤害对方。

母亲们有自己的无奈，但也尊重并深爱自己的孩子，她们也希望女儿们可以自由勇敢地为自己活，拥有一份不依附他人的平等的爱。

母女关系是每一个女人一生都必须面对的难题。母亲一辈因为背负了太多创伤，而越是希望女儿摆脱，越容易扭曲了爱，这一份压抑又重新影响了下一代人，使她们敏感而自卑。

隐忍付出的贤妻良母式的爱，并不能换来尊重，如果遇到不珍惜你的人， 不要妥协不要挽留， 你完全可以过得更幸福。

这部电影有我们三代人的影子，非常值得一看。

很多女孩子都说自己总是没有自信怎么办， 其实不自信的原因还是因为把“美”看得太重了。

对女孩子来说，美貌并不算最大的优势，多阅读，多体验，可能某一天就会突然意识到，外表的美只能增色一小部分，这一生中还有更多美好的品质值得我们去追求和培养。

即便年轻，无法体悟丰富有层次的人生，书籍和电影一样可以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眼界打开之后，再看自我，看生活，角度和感受也会不一样了。

今天周五，大家正好趁着周末一起看电影吧，那我们周日晚见，到时候来聊明艳港风~

㈣ 喜福会为什么热销 求喜福会的中文读后感，不要只是一味的说小说的内容……有自己的感想……600字左右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
喜福会观后感
，
观后感
《喜福会观后感

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意识的时代流变，对于女性的弱者的地位，与女性为求改变的不断抗争，进行了描摹。
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位置，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可说是两重天，这个电影，给了我们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人格命运演变的最好的舞台。 女性找到真实的自我了吗？从外表上看，女儿们不再有母亲所要经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而精神上呢，女性自身对自身的束缚，却并未远离。
从血缘中，从慢慢追述的历史中，母亲们期望着的是，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那些创伤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中，她们将那些过高的期望、被压迫者过分的敏感与自尊一股脑压在女儿的身上，结果，造成了母女之间深深的隔阂，以及女儿残缺的人格。
周彩芹演的林朵阿姨，是个性鲜明、开朗直爽的母亲，从小靠自己的力量从包办婚姻中逃离，到了美国后，对女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女儿有下国际象棋的天赋，得冠后照片被登上杂志封面，这位兴奋的母亲就一路拉着孩子向人夸耀，孩子并不喜欢，母亲就冷眼相向，当孩子向她请求谅解，想继续下棋，她却说了一句，想下就下没那么简单，这句气话，挫伤了女儿的自信，从此她觉得天赋远离了她，再也没赢过，不肯低头的母亲，就这样把孩子的信心给毁了。
女性的抗争，体现在家庭的这一层面，以女儿作为载体，结果是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了创伤，不仅不会成功，反而是女性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目的过于明确的教育，把自己的好强强加于女儿身上，是对另一个独立的心灵施加的强权，剥夺了灵魂独立性的教育，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却使得母女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代沟，女儿们的心灵在畸形的教育下扭曲，成为心灵上的弱者，这是女性对女性的伤害。
心灵上的弱者，是真正的弱者。回看母亲当年，面临着体制的社会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抗争，并成功地从那里逃离，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而她们在女儿的心里造成的伤口，却令女儿们找不到自己。结果，四个女儿都走了弯路，或者婚姻不幸，或者生活失去目标，之所以成了“不完整”的人，是因为她们的人格不完整，是扭曲的，一直都为别人活着，或者是为母亲，或者是为丈夫，而从未想过按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活。
母亲们后来意识到了这种伤害，由于过高的期望，或者自己残缺的人格对女儿的影响，她们向女儿们伸出了手，鼓励她们。
卢燕饰演的阿姨的女儿，赢得了一位学校里家世显赫的男生的爱情，但在婚后，她却放弃了学业，一心为了丈夫与家庭，一切都从丈夫的要求出发，直到失去这份感情，到要离婚，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她不想再为丈夫，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的萌醒的自我意识，却帮助她的丈夫重新发现了她，他们又和好了。
另一位阿姨的女儿，要和丈夫过严格的AA制生活，这种生活在蚕食着女儿的尊严，母亲想起自己的生活，被寻花问柳的丈夫骂贱人，那种伤害令她意外溺死了自己的孩子，伤口终生不愈，母亲告诉女儿，你是值得被尊敬的，离开他，后来女儿找到了珍惜她的人，获得了幸福。
母亲和女儿的这一对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和谐。在童年时，过高的要求，对女儿们产生了伤害。成年以后，母亲又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为女儿解开心锁，帮助她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树立信心。女性与女性最终不再对立，而是成为伙伴，这是摆脱弱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女性应懂得自尊，母亲们告诉女儿们这个道理。自尊自爱，然后才能去爱也才能被爱。
弱者的地位，如果是预先在心里就为自己设定了，那就势必无法摆脱，而女性的抗争首先要从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弱者，是平等的人。只有有了这样健康的心态，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一生从没为自己活过，都是在为男人，父亲或是情人，甚至不惜为此作贱自己，扮鬼脸、受虐待，完全没有自尊可言，这样落败的女性意识，还不如十多年前的一部《喜福会》，还要被作为“神”来加以讴歌，简直是莫名其妙。《喜福会》探讨的女性意识的流变与挣扎，与女性发现自身价值，挺起胸膛为自己活，其意义不独对女性，对每个弱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喜福会》——异质文化交汇的画卷 引言
“老妇人记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费不菲买下一只天鹅。‘这畜生„„’市场鹅贩吹嘘着，‘伸长脖子企盼化鹅，你瞧，它美得让人不忍下肚。’然后这妇人抱着鹅飘洋过海，满怀期盼地前往美国。旅途中，她告诉天鹅说，在美国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在那儿，她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鹅。但当她抵达新国度，移民官员夺走她的鹅，妇人惊惶地挥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纪念。很久以后的现在，这妇人想给她女儿这羽毛，并告诉她，这羽毛虽不值钱，却是来自遥远的国度，一直载负着我的期盼。”
那只远渡重洋的天鹅背负着四位母亲历经劫难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国传统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女儿所有的期待。而在美国这片新大陆，她们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发现她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不能得到这个“自由国度”的认可。但她们仍然竭尽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来不值钱的羽毛，希望最终有一天她们的女儿能够理解她们所有的心情。
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就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具有跨文化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结——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和小说中所描写的移民后代一样，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她从母亲的故事中经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消解的中国文化情节。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移民，周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国式的。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个“大熔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中。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次，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话，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喜福会》中所描写的四位母亲，在40年代带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传统文化，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那时的美国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国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重复旧中国妇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们的覆辙。对孩子她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但是，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的是美国的文化，在她们看来，母亲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从而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后半部分记述了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而构建了东西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发展前景。
华裔群体作为迁徙的族裔面对的是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杂性’”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①这种“混杂性”就是处于边缘的流浪作家的一种颠覆策略，以异质文化渗透到主流文化当中，从而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母女交流的“失语”——中西文化的碰撞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
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②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被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鼓励各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影片中所表现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苏一直以来都把对在大陆下落不明的两个双胞胎的“亏欠”转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儿君的身上。她望女成凤，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爱方式对君进行着“天才培养计划”，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时候强势地喊出：“女儿只有两种，服从母命和随心所欲的，但这房子只容得下服从的。”可是君这样在“自由国度”长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对母亲吼着：“我又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此后，母女俩的分歧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视母亲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薇莉自幼有着下棋的天赋，却因看不惯母亲拿着自己的荣誉到处炫耀而赌气说不再下棋，而她倔强的母亲林多却认为自己对薇莉的苦心栽培不仅没有得到女儿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连为女儿骄傲这么无可厚非的表现都被女儿当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从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长时间不再“干涉”女儿的生活，永远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母女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失语”长达了二十多年之久。
影片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③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出于劣势的母亲——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壁垒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于中国的片面的、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使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于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歪曲异质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国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她们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唯一能依赖的便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她们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女儿的生活和成长进行干预和教育，表现着她们无畏的抗争以及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的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带来的沉默中，母亲老去了，女儿也经历了两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与冲突。当母亲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语”带来的巨大创伤时，女儿们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母亲们的故事。
女儿们的尴尬——他者自身的困惑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来说，“中国”是遥远的，是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她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从母亲那里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她们在美国人眼中永远属于“他者”。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妇女对于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些妇女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一决择而感到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她们在中国出生的母亲，很少会因为纠缠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生为女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中而感到茫然。”④
薇莉总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干练的作风和能力让她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但唯独在感情方面，她始终过不了母亲那一关——其实说到底是过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关。虽说多年来的隔阂让母女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空间，但在那种中国式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不知名的畏惧。头一次婚姻，薇莉就为了母亲欢心而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一次她想勇敢找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亲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却如同一座大山。带男友回家吃饭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笑了她也松口气，母亲如果不开心，她连结婚的事都不敢提。在外在的美国式潇洒感情和内在的中国孝道之间，薇莉一直左右为难。李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她总以为这样就能彰显她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⑤在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新女性的同时，李娜却在不自觉间丧失了感情的尊严，夫妻之间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钱的利益所左右，让她心中郁闷却又不知症结在何处，有苦说不出。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优越地位，别的东西——一个他者——必须首先被作为低等的打上标签。”⑥美国学者艾米•琳在谈到华裔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曾经说到：“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她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者出生，他们又是美国人。”⑦可是即使是国籍上，文化上的“美国人”又如何呢？在正统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肤色决定了她们永远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罗丝的心理，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最终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
如果说母女之间的“失语”更多是出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那么女儿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时表现出的尴尬和困惑则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排挤。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显得遥远、隔膜。但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这种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的意识，使得她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又会有所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
异质文化的交汇
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⑧霍尔也说过，“主题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⑨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
君在母亲过世前不久才终于明白这二十几年来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如“怎有女儿不了解自己母亲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中国传统的欲扬先抑、隐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将苏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对女儿极度失望的母亲，但苏却从来未曾放弃过她这看上去碌碌无为的女儿。因为只有她知道女儿的纯洁和善良，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品质。而那个时候，君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所有的期盼，不过是好好地生活下去。当她在麻将桌的母亲东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女儿/西方已经开始认真接纳母亲/东方。当影片结尾君回到中国与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拥抱相认的时候，双方口中共同喊出“妈妈（MaMa）”这一为所有语言所共有的语词，简单而有深意，是
东西文化的交集之一。林多同样是一个倔强而不懂过多表达感情的中国母亲。受到小时候“下棋事件”的影响，二十多年来，薇莉一直以为母亲的一言不发就是代表她无声的反抗。所以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来取悦她，但离婚的时候母亲失望的表情却让薇莉在很长时间里交了外国男友也不敢让母亲知晓。可是在林多心里，她虽然对薇莉的外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国文化和礼仪，但毕竟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林多最终对薇莉婚姻的宽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尊重。在李娜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中，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同样，在爱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罗丝被母亲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体之中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让她彻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会，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她的自尊自强也最终重新获得了丈夫的爱情和尊敬。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⑩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母女之间经历岁月磨合最终所实现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只是这一认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盘接受对方的文化类型，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中西两种文化在冲突后逐渐相互渗透的过程；而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们记忆和梦想的延伸，也继承了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她们体内的中国人血液，迟早会因为找到归属感而沸腾，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也迟早会刺痛她们的神经。 结语
如果说《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这群女儿们代表的是现代美国文明，那么作者对于这种可用连字号连接的“中国的——美国的”现象的两级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谭恩美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冲突背后，实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就像皮考•伊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英帝国的文学反击》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杂的。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在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他们是跨越双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创作一种新小说，来对应一个新世界。”○11
美国是这样一个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建构属于本群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华裔作家始终关注的问题。谭恩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国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都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对抗着的时空网”。○12《喜福会》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对漂泊无根记忆的追寻，也不仅是华裔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而是通过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整部影片传递着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对立，从而达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

㈤ 《喜福会》四个故事梗概是什么

故事讲四对母女八个女人长久以来所要面对矛盾和困扰。

主要情节是温明娜饰演的琼原来跟母亲有很深的误会，但当她代替已去世的母亲回中国大陆探望两个当年在抗战逃难时被遗弃的姊姊时，却深深感受到上一代的苦难和割断不了的亲情。

导演王颖利用倒叙法利用琼于母亲离世后回中国探望离别廿多年姊姊前夕代表母亲出席喜福会耍乐活动作为故事开始。

喜福会剧情介绍

移民美国的华裔母亲们，背负着离根落叶的痛苦，艰难地挣扎于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冲突中。华裔母亲们竭力把中国文化传递给她们的女儿们，以期守住她们的根。

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苦苦地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夹缝中寻觅着我是谁，经过痛苦的反抗和挣扎后，曾经迷失的她们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她们终于明白，只有母亲是自己的根。1993年，电影喜福会上映。吴精妹是吴素云的女儿。

36岁的吴精妹虽已年近不惑，母亲吴素云也已去世，却仍然因没有成为母亲所期望的成功人士而耿耿于怀。吴素云把中国传统思想强加给吴精妹，认为只有顺从的女儿才能生活在这屋子里。但是吴精妹却憧憬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认为她虽是母亲的女儿却不是她的奴隶，应该得到民主与平等。

钢琴事件之后，吴素云与吴精妹母女俩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引起的分歧一直持续二十几年。直到吴精妹回到中国大陆之后，才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

㈥ 喜福会的作品鉴赏

《喜福会》小说的主题思想：华裔女性面对美国种族歧视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建立自信、走出自卑、实现心灵的回归。
自卑只是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产生的表面失衡，而究其深处则是族裔身分的迷失。处于夹缝状态的华裔女儿们最终在母亲们的鼓励下建立自信，走出自卑。文本中，几位华裔女儿形象尽管有落入刻板印象窠臼之处，却是作者基于真实生活所独创的新华人形象，这种独创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 。
第一代华裔女性的记忆，有一半留在中国，她们在美国语言不通，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只能把“她们”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出生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又无法摆脱自己的华裔分化身份，生活在夹缝之中。她们是具有华裔血统，却又出生在美国。为了实现自己成为美国人的梦想，她们努力挣脱美国社会所普遍认为华裔的刻板形象，在作品中刻意塑造一些正面的华裔形象，但是同时又体现了中国文化，这其实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的体现。
第一代女性的“美国梦”
《喜福会》中所描写的第一代华裔女性都经历过贫穷、战乱以及封建制度带来的种种痛苦，她们已年过中年，且语言不通，在唐人街从事着一些低体力劳动。她们带着在战争中的伤害以及旧中国封建压迫的记忆来到美国，由于不懂英文，又面对不同的文化，使她们在白人主流社会无所适从，只有通过打麻将才能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身处美国社会，白人作为主流，她们被进一步边缘化，她们的声音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们只能保持沉默。
好不容易从苦难的生活中逃离出来，那些在美国的母亲们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对于自己曾经所经历的痛苦经历，她们更愿意独自忍受，对女儿从来不提起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为了能够让女儿们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她们虽然自己讲着蹩脚的英文，却鼓励女儿不讲汉语讲英文，希望她们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做真正的美国人。然而，正是因为她们曾经的悲惨经历，使得她们对于女儿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给女儿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她们变得很叛逆，与母亲们开始了一段长长的疏离期。女儿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母亲们的梦想都寄托在女儿身上，而女儿们的疏远让她们的梦想遥不可及。 母亲们带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到达美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为梦想打拼，让希望流传。
第二代女性的“美国梦”
第二代华裔女性出生在美国，她们受到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有着开放自由的思想，但由于生活在华裔家庭中，又难以摆脱其父母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们嫁给了白人，但由于文化差异很难获得美好的婚姻。她们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当中，和自己母亲也有着隔阂。她们渴望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主流的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建立多元文化融合的和谐社会。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一方面不断听到母亲关于恢复传统文化的诉求，一方面又想在主流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边缘化。她们处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之中，她们的美国梦就是希望确定自己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是她们出生以来就接受的文化环境，而生活在中国家庭模式下的她们却认为中国文化是别人国家的文化。《喜福会》中提到的“如果你展示一张脸，就必须牺牲另一张脸。”体现了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性分裂。龚琳达虽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她回中国后中国人却认为她是外国人。可悲的是，在美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她们的身份在两种文化的双重边缘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第二代华裔女性认为，她们的母亲很难适应美国社会，因为她们母亲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的。对于母亲们的不满也体现在很多具体的事件中，她们反抗自己的母亲，其实也是在主动否定中国，想让自己变成纯正的美国人。从《喜福会》中女儿的婚姻选择来看，她们都选择白人作为自己的丈夫，是对于成为真正美国人的梦想追寻所做的努力。
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女性，谭恩美等当代华裔女作家们，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又有着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族裔身份，这使她们感到迷惑和彷徨，她们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女人”。“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追求是内在于华裔女作家文本的特质，是使她们的文本集合的共同点。”她们与自己的母亲关系不和，希望能与传统落后的旧中国封建思想决裂，希望能够完全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中。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女儿是西方文化的拥护者，母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代表着两种文化的碰撞。女儿们在面对美国主流文化时，她们身上不可抹去的中国文化又时刻影响着她们，通过对母亲过去的了解，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融合，代表着中西方文化的消解与融合，同时，也修复了和白人丈夫的关系，体现出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求自我的整合，以树立自己理想的族裔文化身份。虽然很艰难，但是在故事的结尾，母亲和女儿们还是通过互相的了解化解了矛盾，融洽的母女关系使得作为第一代华裔女性的母亲和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的“美国梦”达成了统一，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同时，也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享受融洽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喜福会》作品中的四位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映映·圣克莱尔虽然曾经历过截然不同的往事，但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心怀忐忑和模糊的憧憬，毅然踏上了全然陌生的国度，固执地要使她们自己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来，期待着结出自己人生的美满果实。她们的人生，在她们各自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已然殊途同归，一个个看上去个性迥异的母亲很轻易就彼此相认，成立了充满中国寓意的“喜福会”，为她们在异国冷漠无常的天空下，保留了一丝属于自己的温暖。她们都是在美国扎了根的“中国式女人”。四位母亲逐渐地学会在磨难中累积生存的智慧，最终得以坚强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她们把美国未竟的事业和永远怀揣的梦想在轮回中交给了各自的女儿，连同她们用生命铸成的人生真谛一起，告诉女儿们无论怎样都要抓住那唯一的白羽毛。
从琳达和映映的不幸婚姻与生活遭遇中可以看出，女性虽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的轮回中，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却透露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信息，她们已经具有了反抗意识，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制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然而她们在旧中国遭人践踏的时候己经不像本土女性那样顺从，成为父权制文化可怜的牺牲品。她们仍然有着母辈特有的坚忍，但这坚忍已被赋予了新的方向，即不再仅仅是消极的顺从忍耐，而是在逆境中不屈地寻找新的出路。 小说创作中的象征旨在展示隐匿在看得见的事物、现象背后看不见的思想，即展示事物背后的心灵隐秘和理念。而意象是以可感性语词作为外壳的主客观的复合体。在小说的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背景中，意象常常是构成背景的一部分。在同一作品中，一个意象如果反复出现，它就会不断地累积起自身的象征意义的分量。
麻将
在《喜福会》中，某些隐喻象征性质的意象反复出现很多次，虽然它们的隐喻性象征性不尽相同，但指向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像或明或暗的光束，同时聚焦于一个焦点即作品的深层意蕴。在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象就是麻将。小说的标题“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名称，最初由四位母亲之一吴素云在桂林发起成立。当时正值日军大举进军侵略桂林。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慌张以及烦恼不幸，吴素云和其他三位从沦陷区逃难的女性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她们称之为“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各种有趣的事，并且每次聚会上都竭尽所能的做上各种讨口彩的吃食，以此来获取欢悦，打发难捱的时光，又希望可以交到好运，表达她们对生的祈求和期盼。
1949年，当吴素云怀着对新生活的梦想踏上了美国旧金山之后，她没有料到新的环境遇到了新的挑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卑微和失语使她从一开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在这种境遇中，生存的本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她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而过去则成了她们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唯一依赖，记忆成了找回过去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素云和与她有着同样境遇的许家、龚家、圣家成立了第二个喜福会。喜福会承袭了第一个麻将会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大摆吃食的传统，而且还闲聊家常、商讨投资。喜福会是吴素云们重建的一种过去的记忆，是一种对自己年轻时不屈记忆的提醒，给她们提供了一条与失落的过去紧紧联系的纽带，而那“过去”是她们再也不能回归的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她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纵情吃喝，并且谈天说地——不厌其烦地、聊的总是关于中国的事情，直到那些故事几乎都快变成了神话。
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是个非常重要的聚会，而对于她们的女儿们而言，她们只觉得困惑与不解。吴精美在她小时侯就认为喜福会只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神秘古怪的中国人的社团，就好象三K党的集会，或者是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喜福会中其他母亲的女儿们也从来没有关注过母亲们的聚会。但是自从母亲去世后，吴精美听到了喜福会上阿姨们讲的她母亲的故事，最终理解了母亲，并且完成了母亲宿愿。
整个故事是从吴精妹开始坐在麻将桌的东边既她母亲的位置到她回到东方即中国结束，这标志着母女两人世界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从对抗走向和解，从分离走向继承，也是女儿走向回归的旅程。由此可以看出喜福会不仅是母亲们过去记忆的延伸，精神的继续，而且还是连接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也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开始及其延续。
衣服
衣服的传统功能是为了遮盖御寒和舒适美观。而在该小说中衣服却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文化身份的象征。“在谭恩美的小说中衣服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表明文化的混杂和冲突碰撞，二是代表某种伪装的身份的隐藏、逃遁，或是表演。”吴素云在桂林时，为了躲避日军的侵袭，只身带着一对双胞胎逃往重庆去寻找丈夫。在逃亡的路上，徒步走了几天，双肩背着两个婴儿，身上又拉痢疾，已经是疲乏和虚弱到了极点。无奈之下，只好扔掉行李，到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把双胞胎女儿也扔在了路边。待知道丈夫已去世之后，她觉得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衣服和希望”。可见对吴素云来说，衣服与希望等同。
1949年吴素云移民美国时，只带了一只破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的，是一满箱漂亮的丝绸衣服。到了旧金山之后，那些亮晃晃的衣服却完全不适合她的新生活，只好被收了起来。吴素云必须得穿上当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的旧衣服，然而那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在她的眼中，丝绸衣服不仅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更是她所紧紧固守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上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即她的文化身份，而当她一踏入美国这个白人的世界里，马上就被套上了他们的那一套：“上教堂”，进“读经班”，“合唱练习”，就象那些美国人的衣服，尺寸大，根本不合身。
在美国的华裔母亲们的文化身份成了无根之木，既丧失了中国的基础，在美国又得不到承认，处于一种卑微失语的地位。在失落中，为了在新的环境中保持与过去的联系，她们只好建立自己的聚会——喜福会，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聚会中，她们“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这表明在母亲们的身上，衣服已经显现出两种文化的混杂、冲突与碰撞。
顾映映从天使岛移民处出来时在美国照的第一次相，身上穿的是一件中国妇女传统的长及脚踝的旗袍，而上身套的是一件老式的西式外套，有垫肩的宽门襟式样，配着很大的同色纽扣。顾映映这身古怪的装束，把东西方两种元素矛盾而又冲突的混杂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冲突反映了顾映映自己思想中的冲突。小说中有很多例子是角色的穿着表现着一种错误的身份。许安梅在和她母亲一起赶往天津的途中，发现母亲从上到下换了一身外国女人的打扮，而随后她自己也被母亲从头到脚换上了一套大大的她从来没有穿过的洋装。后来安梅到了母亲的那个男人即吴青的豪华的家之后，才知道吴青是靠外国人发的财，他十分洋派，喜欢洋货，所以她猜测母亲这样穿着打扮是为了讨吴青的欢心，其实只有也这样才能给安梅更多的保护和经济保障。
吃食
在中国文化中吃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华裔女性文学中，吃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女人的传统角色就是为全家采购和准备每天的饭菜食物。在《喜福会》中，随处可见谭恩美运用吃食这个意象，“食物这个意象在小说每个独立的叙述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维系着家庭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表现着共享——并提供着一种有助于在遗忘中重拾个人历史的语言代码。食物使母亲与她们的女儿用平常的语言进行交流；食物对两代人来说是情感的家园。”
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中，作者就通过吃食把两代人之间和四个家庭之间建立了联系。当吴精美准备代替去世的母亲成为喜福会的一员时，她想起了下一轮的聚会本来是由她的母亲做东的。因为上一次的聚会上龚琳达阿姨做了一锅赤豆汤，而她的母亲吴素云，是喜福会的核心成员，所以吴精美打算下次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她们尝尝。喜福会是大家在一起搓麻将、讨论股票投资的聚会，同时又是吃的盛宴。在每次的聚会上，四家都要纵情吃喝。在吴精美参加的这次喜福会上，有“大量的吃食”，馄饨、炒面、炒杂烩、烤猪，有各种不同馅的“手指”样的东西，还有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的“营养品”，大家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聊着有趣的事情和争论着各自的看法。
在小说的结尾处，精美回到中国时，她和她父亲、姑妈以及一大堆中国亲戚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居然是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派和冰淇淋，地道的美式快餐。一桌美式快餐在中国把大家都团聚在了一起。
吃食这个意象使母亲们找到一种能概述她们过去记忆的依托。当龚琳达讲起她过去不幸的婚姻的时候，她的叙述中都穿插着不少关于吃食的记忆：她见到她被许配的丈夫是在一个吃红蛋的酒席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满月酒上；她作为童养媳进入洪家的第一天便开始站在小矮桌前帮着切菜准备饭菜；在婆家的每天她都在琢磨怎样做出好的菜肴来讨得婆婆和丈夫的欢心；在她和天余结婚后，每天早晨她都要炖一只童子鸡熬鸡汤给丈夫做早餐，晚上又要煮八珍汤给婆婆吃。而顾映映关于童年时拜月亮娘娘的记忆也是充满着对各种食物的回忆。在拜祭月亮娘娘的那天晚上所吃的食物她有着精确的记忆：一大篮粽子、苹果、石榴和生梨、腌菜、咸肉、月饼、炒杏仁、虾子等。在对吃食的记忆中，夹杂着捕鱼、杀鸡、剖鱼等一些回忆。尽管顾映映后来住在加利福尼亚，但是童年时在中国吃食的记忆已成为她整个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对许安梅来说，食物是联系她与外婆也就是“婆婆”之间伤痛的记忆之物。安梅四岁时，被饭桌上的火锅汤烫伤了脖子，是婆婆整夜整夜地陪在她身边，不停地用冷水敷在她火辣辣的脖子上以减轻疼痛，使小安梅能安然入睡。在婆婆临终之际，小安梅亲眼见到母亲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片肉放入正在给外婆熬煮的汤药里，希望用这样古老的办法来医治临死的外婆。在这里，母亲的肉已不仅仅是可供食用的药方，而是一种切肤之痛以及这痛苦所意味的价值。
吃食有着一种文化特殊性，区分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两代人，代表着一种文化。薇弗莱为了让母亲同意她和里奇的婚事，决定带着里奇去她母亲家吃饭。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什么大事通常是在饭桌上解决的。而且在饭桌上有无数的讲究和礼数。里奇不是中国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餐桌上，里奇的整个行为象是表演，糟透了，薇弗莱想“我解救不了他”。里奇买了薇弗莱父母根本不喝的法国酒；他不会用筷子但偏要用，结果把一块沾着浓浓酱汁的茄子掉在了裤裆上；他拒绝尝绿色蔬菜；他没有称赞反而批评女主人也就是薇弗莱母亲所做的菜等等，他还照美国人的习惯直呼两位老人的名字。饭后里奇却自我感觉一切很好，认为薇弗莱的父母和自己很合得来。这个象征意象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维系两代人、家庭之间的纽带，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桥梁。谭恩美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又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将东西方结合起来，使得《喜福会》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作品。作品中母女之间矛盾的最终和解象征着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向。这正是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在探寻的和解之路，表达出新一代华裔能包容中美两种文化，取长补短，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 《喜福会》作品中，使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一个独特的手法——故事环。整部作品共有四个大部分组成，而每一大部分由十六个独立的叙事情节构成。从形式上，叙事情节个个独立，放在一起又是一个大故事的形成。看似复杂的布局，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主人公之间复杂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描写十分感人。
《喜福会》作品中的故事环紧扣母女关系主题，表现出勃勃生机。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将中国传统女性和她们的家庭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将母女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带给读者新颖的阅读视角。
“四结构”章节布局与人物关系
作家谭恩美在写作中看重和谐与平衡，写作技巧独具一格，《喜福会》是一部划时代的反映文化矛盾冲突的小说。谭恩美在写作技巧方面充分融合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和西方的“四季理论”，在整体构造上使用了故事环的文学体裁，以细腻的笔触将作品中女性内心的丰富世界展现出来，使得作品中四位母亲以及女儿们的形象异常鲜明。与众不同的结构模式表达四个家庭中母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从不融洽到融洽的过程。
《喜福会》文本，在四个大章节中暗含着主人公母女之间所处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章节是“千里鹅毛”，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述四位母亲的早年经历以及漂洋过海的背景。“鹅毛”暗含着精神财富，代表了母亲留给女儿们的精神理念。
《喜福会》作品中出现很多女性形象，女作家谭恩美有意识地将吴精妹放置在比较明显的位置，成为女儿的人物代表形象。在作品的第一章节和第四章节，吴精妹的出现都伴随着母亲的故事。在《喜福会》第二和第三章节部分，主人公女儿讲述了两个关于自己的小片段, 其中以吴精妹为代表在故事环的每一部分各讲了一次。正是吴精妹的这四个小故事贯穿整部小说，才使得整部作品有了一个明显的中心主题，所有的故事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通过四对母女之间关系的表现，作者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达得非常清楚。在作品的第三章节中，女儿们对于母亲的做法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对于母亲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母女之间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后的章节中，吴精妹由于对母亲的理解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变成一个全新的吴精妹。和双胞胎姐姐的相认更使得她终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感情。
“四结构”模式中人物相互理解
小说《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母女关系是推动整个“故事环”及环中各个故事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四结构中的第三个部分，女儿逐渐长大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母亲永远不会放弃女儿，女儿也会时刻想着了解母亲。女儿长大之后总会回想起母亲深沉而又含蓄的母爱。在遇到难题之时她们尝试着用母亲传授的知识和经验去解决，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她们曾经极度排斥的母亲所教授的知识在现实之中极为有效。通过这些故事情节的描写，作者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涵义：女儿和母亲永远都是同一的，女儿是母亲另一面的表达。
文本第四部分，从吴精妹代替逝世的母亲在“喜福会”麻将桌坐下开始，这个从东而始、以东而终的过程，预示着文化从隔阂、冲突到最终融合的必然性。
时光飞逝，女儿们在各自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经受了事业以及婚姻上的挫折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并变得成熟。她们原本深深认同的观念也有所转变。她们自小感受到的母亲的严厉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她们渐渐地醒悟过来，缓和了女儿们同母亲们之间的矛盾。“起飞”代表着母女之间的融合与沟通障碍的化解。
主人公吴精妹在母亲去世后对过去的种种感到无比的内疚，后悔过去没有珍惜和认真倾听母亲的教诲。吴精妹回到中国看望两个孪生姐姐。当她站在自己母亲出生地的土地上，拥抱着孪生姐姐之时才真正地理解了母亲过去的话语和母亲对她未来的期望。至此，女儿和母亲之间的文化隔膜和冲突才真正地消失，两代人化解矛盾走向融合，最终得到心灵的回归。

㈦ 《喜福会》有哪些角色

由 王颖执导，周采芹、温明娜、俞飞鸿等主演的剧情类电影。

㈧ 谭恩美的创作特点

谭恩美作品的文学思想：在文化碰撞中，构建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并建立母女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唤起了少数族裔对自身族裔特性的认识，谭恩美的作品《喜福会》更多地展现了中美异质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不满足于中华文化的束缚及简单地迎合美国主流社会，力求发出边缘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声音，探求自我的身份归属，对“我是谁”这个问题，谭恩美更加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喜福会》通过描写母亲们和女儿们之间的故事反映出两代人和两种文化的差异，正是在这样的冲突中，故事中的母亲和女儿们明白自己不是纯粹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而是兼容中美文化的华裔美国人。文化作为一种身份的认同，必定要和文化个体归属的民族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力量。
小说通过母女关系这一母题，展示母女之间的矛盾最终得以化解。这就表明中美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作者希望通过中美文化的对话与交融来确定自己文化身份的愿望。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在中国都经历过苦难，但她们都靠忍耐、刚强、拼搏、自立、聪敏等品质克服多重困难，在困境中得以重生，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然而，迎接她们的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因为在异乡她们受到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现实生活的困扰。由于她们从骨子里都留有中国文化的烙印，她们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为了不被美国主流文化拒于门外，她们不得不压抑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人格。和母亲极为不同的是，女儿们生长于美国，从小在母亲言传身教的中国文化与社会赋予的美国文化的夹缝中长大。她们不管是在语言、举止、思想、价值等方面都与美国人没有差异，因此总是与有着传统中国文化底蕴的母亲关系紧张。小说的结局，看到吴精美由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到最终理解她的关心和呵护，最后决定到上海与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相认，完成母亲生前的遗愿。到这里，小说中母女之间冲突的母题得到升华，母女之间的冲突得到了沟通与理解，中美文化也由冲突走向了对话与交融。
谭恩美从文学方面展现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作品的主题也反映了作家处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或者通过和解或者通过反抗的方式冲突中寻找自我，努力构建自我文化的身份，从而完成“关系”母题内涵的新建构。
谭恩美的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是族裔化主题模式的经典之作。她用回溯方式生动地书写了三代母女关系下母爱的涌现与相互成长。并通过赋予她们女性主体地位和权力来颠覆异己的双重身份。该作品充分体现了三位女主人公在母系维度下用自我审视的眼光和经历去抵抗来自族裔的压迫。小说中第三代华裔女儿露丝虽然土生土长在美国，但却仍旧处处受到主流社会群体的排挤，社会生活的不如意和母亲的不可理喻使她丧失了建立认同感的勇气。而母亲茹灵在家族排挤氛围的笼罩下，不得不辗转异地，逃避自己秘密的身份，女儿的误解更让她渴望去倾诉和得到理解。而宝姨作为祖母可谓一生悲惨，陷害、毁容、失声以及骨肉不能相认的压抑都使她处于自我身份的缺失，最后含恨而终。
三代母女身份的危机感促成了彼此间的误解与矛盾，伤害与愤恨，而就是这千丝万缕的羁绊又让她们深刻挖掘到母爱的品质，母系传承下的锲而不舍、自我抗争、真爱渴求最终会使母女三人的误解冰释。她们彼此在成长中磨合，在误解中又获得理解。成长中的领悟开启了尘封的记忆之门，隐匿的过去最终会成为主人公获得成长的基石，从失语到倾听，从迷失到探寻，从误解到接纳，从无知到成长，这一系列的过程才能把维系家族与根系的真实情感分析透彻。这一切更意味着家族女性地位的重新确立与巩固，经历母系认同后的成长才意味着历史的刷新，个体的重生。
东西文化之间的霸权关系的消解通过以女儿们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以母亲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而实现的。文化平等交流是谭恩美在促进文化融合方面的美好愿望。华裔母女之间的误会和矛盾的消融便是她们建立平等理解关系的表现，也体现了她们对各自身份归属的新认识。
华裔女性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她们从单方面寻求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可，想要摆脱边缘弱势族裔地位，到挖掘本族裔传统文化并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融合嫁接来创造自身华裔美国人的身份立场，这样的变化不仅是华裔女性努力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力图发声的结果，更是外界文化融合、少数族裔宣扬族裔性的产物。
在美国，强势的白人文化要求少数族裔摒弃自身族裔特点，皈依美国主流文化却没能给予华裔女性平等的话语权。受着父权文化压迫的华裔女性更加需要打破男权社会的压迫、解构男性的中心主体地位，寻找自身的归属。 叙事结构
谭恩美的多部小说在结构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双层叙事结构。在两个叙述层中，往往存在两个叙述者（多数是母亲和女儿）。这两个叙述者各自对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生活进行叙述，二者之间不断地转换，从而把现在与过去交织在一起，给读者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通过这种结构安排，作者表现了她一贯喜欢呈现的主题：母女冲突、文化关系等。
《喜福会》、《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灵感女孩》这四部作品都有两个叙述者，但《灶神之妻》不是双层叙事结构。在这部作品中，母女两个叙述者分工明确，一、二两章是女儿珍珠的叙述，主要讲述母亲和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从第三章开始到最后则是江薇丽——雯妮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目前在美国的生活。母女二人的叙述互不干扰，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叙述地位是平等的。因而对于每个叙述层而言，实际上它们就是线性结构，每个层次都是按照现实时间的顺序来推进的。除了《灶神之妻》之外，其他几部作品的双层叙事结构特征较明显。
首先，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运用了双层叙事结构。该小说一共有七个叙述人，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由吴精美叙述，她所讲述的是吴素云的往事及现实生活，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吴精美作为小说的第一叙述人，她的讲述构成小说的第一叙述层，而其他六位叙述者则是第二叙述人，她们的讲述属于第二叙述层。既然有两个叙事层次，那二者之间的衔接就显得十分重要，谭恩美在处理两个层次的衔接这一问题时，就做得很好。
“吴精美的故事——喜福会”结尾处写到：“她们又开始剥吃煮得稣烂的花生，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回忆逝去的美好时光，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第一叙述人吴精美的叙述，这段文字就作为提示语告诉读者，下面将换成“喜福会”中的其他成员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由此转入第二叙述层，第一个就是“伤疤的故事——许安梅的故事”。之后由“伤疤的故事——许安梅的故事”开始一直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摇摆——龚琳达的故事”为止，六个叙述人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是母亲们讲述过去在中国的经历，或是女儿们讲述现在在美国的生活。
第二叙述层最后一个讲述人龚琳达主要讲述的话题是：自己以及女儿的“中国性”、“美国性”问题。她认为女儿是美国人，但是白人却不认同，而龚琳达回忆自己之前回到中国时，中国人却己经把她当做美国人看待，这一部分的叙述将华裔女性身份的两难境地表现得淋滴尽致。由此，第二叙述层的讲述结束，之后又重新转入第一叙述层，二者之间的转换也是十分流畅，吴精美继续了龚琳达的话题，讲述自己回中国的事，当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她感受到母亲是正确的，“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吴精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中国性，承认自己也是个中国人。就这样，通过同一个话题，作者将两个叙述层衔接在一起，让读者丝毫感觉不到有嫌隙，看起来整部小说依然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而不像一盘散沙。
其次，《灵感女孩》也是双层叙事结构。在这部作品中，谭恩美安排了两个叙述者和两个叙述层次。妹妹奥利维亚是第一叙述层，姐姐邝则是第二叙述层。奥利维亚主要讲述她的美国生活，而邝则主要讲述自己和妹妹的前世。两个叙述层是交织在一起的，奥利维亚的叙述总是会融入邝的叙述，之后再回到奥利维亚的叙述，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又互相融合。谭恩美在这部作品中运用的衔接方式主要是叙述人的提示语，例如作品第一部的第二章中，奥利维亚作为第一叙述人讲述邝每晚给她讲以前的事情时，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最终‘我’是睡着了，其实她的故事正讲到什么份上，‘我’总是给忘了。所以，哪一部分是她的梦，哪一部分是‘我’的梦呢？它们又是在什么地方交错的？‘我’不知道。每天晚上，她都给‘我’讲这些故事，而‘我’则无助地静躺在那儿，但愿她能闭嘴。是啊，是啊，‘我’确信那时在1864年，‘我’现在记起来了，因为那年份听起来很奇怪。利比-阿，你听听看：一、八、六、四，班纳小姐说，那就像在说：失去希望，溜进死亡。而‘我’则说，不，那意味着：获取希望，死者留下。中国话是这样的又好又坏：有那么多含义，全在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引两段文字在文本中就是相连的两个段落。第一段文字是第一叙述层，即奥利维亚的叙述，她提到“每天晚上，她都给‘我’讲这些故事”，这就对下个叙述层的讲述有提示作用，让读者知道接下来可能就是作的讲述了。
而第二段文字中“利比-阿，你听听看”，这句话就告诉读者叙述人已经转成邝（“利比-阿”是邝给奥利维亚起的昵称），通过前一个叙述人的提示顺利进入第二层叙述，这是谭恩美常常采用的衔接方式，又如：“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伊不是他的姓名呢？”邝从一边看到另一边，好像她正准备揭示毒品大王的身份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啊，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我点点头，虽说不情愿，但是早已被吸引住了。接着邝就开始用中文一一说了起来。”
在第一叙述层中，两个人的对话提到了 “父亲的姓名”，邝告诉奥利维亚父亲的真实姓名并不是伊，这让奥利维亚十分好奇，接着“邝就开始用中文说了出来”，奥利维亚明确提示接下来将是邝的讲述，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叙述层。然后，下面就出现了第二叙述人邝的讲述：“‘我’告诉你的事千真万确，利比-阿。爸用了别人的姓名，他偷了一个幸运者的命运。在战争期间——那是这事发生的时代——当时爸爸在国立广西大学学习物理。爸是个穷苦家庭的孩子，那就是爸为什么英语那么棒的原因了。”
邝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父亲现在这个姓名的由来，满足了奥利维亚的好奇心，结束时以“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去中国的原因，利比-阿”，一声呼唤，又将读者带回第一叙述层。就这样，谭恩美将两个叙述层紧密交织在一起。
《灵感女孩》在结构上延续了《喜福会》的特征，同样使用了双层叙事结构。虽然与之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与《喜福会》相同。相对于《喜福会》，《灵感女孩》中的两个叙事层次结合的更加紧密。因为它们之间是互相交织的，从第一叙事层到第二叙事层，再从第二叙事层到第一叙事层，二者之间不断转换，两个叙事层在文本中所占的份量相当，在结构上体现出一种“对话”效果。而《喜福会》的两个叙事层次之间的联系则不那么紧密，文本中第二叙事层所占份量远远大于第一叙事层，二者之间只有一次完整的转换，在结构上体现出的“对话”效果远不如《灵感女孩》强。因而，《灵感女孩》的双层叙事结构比《喜福会》略进了一步，这也表明作家在对作品的结构安排上，一直处于探索状态。
叙事策略
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谭恩美在作品中运用的最主要的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喜福会》的16个故事都是由“我”来讲述的，《接骨师之女》的第二部分是母亲茹灵的第一人称叙述。茹灵的叙述其实来源于她留给露丝的手稿，叙述者只是复制了茹灵到美国之前的那段叙述，她到达美国之后的故事是由露丝讲述出来的，因此茹灵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叙述声音。确实，从整体结构上来看，茹灵的叙事是包含在露丝的叙事之中的，但是如果只分析人物视角，茹灵手稿中的叙事视角就是茹灵本人的视角。
《灶神之妻》从第三章开始则是母亲雯妮的第一人称叙事。而这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即外视角中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中的回顾性视角，也即“叙述自我”），另一个为被追忆的“我”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即内视角中的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也即”经验自我”），谭恩美擅长将这两种内外视角交替使用。另外，谭恩美也有少量作品涉及第三人称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如《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的叙述部分），但这种叙事视角在其作品中不普遍。
第一人称外视角叙事：如《喜福会》“红烛泪——袭琳达的故事”中的一段：“即使后来‘我’知道‘我’将嫁给这么个糟糕的男人做妻子，但‘我’是不可违抗，只能认命的。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乡下的守旧老派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生活节奏，总要比其他人慢几个节拍，恪守迂腐愚套的旧俗。在当时有些城市，男人已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妻子，当然最后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可这种新思潮与我们家无缘，挑个能管好自个丈夫，又孝顺公婆，能持续夫家香火，待老人百年之后还会时时去上坟的好媳妇。”
这段话中的“现在我才明白”、“当时”等提示时间的词语就表明了第一人称叙述人龚琳达正在以追忆的眼光叙述往事，这是袭琳达站在现在的立场对自己的往事在做评价。虽然她后来知道自己所嫁的丈夫是个糟糕的人，但是现在她依然觉得在当时的社会，那是不能违抗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传统就是那样。叙述者通过这种“叙述自我”的讲述，使读者不仅了解到她当时的经历，而且也让读者看到叙述者对当时社会传统的看法，另外，读者似乎也能从中看出作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的看法：当时的中国很落后，普遍存在对女性的压迫。第一代华裔女性在中国只能认命，在婚姻上只能遵从“父母之言”。要想在当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母亲意象
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和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土地、河流等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对母亲与土地的情感同样深厚，养育之恩是高于一切。虽然那些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三代移民未必能够接受并遵循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当他们模糊了自我身份，体会到了历史失落感的时候，只有母亲可以解答他们的困惑，因为母亲是最了解他们的，是知道全部历史的权威。
谭恩美将这一点在《喜福会》中明确地表现出来。当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回家以后，‘我’仔细考虑她说的话。她说的对。”吴精美在母亲死后重新思考她生命的意义时说，“她（母亲）是‘我’唯一可以询问的人：唯一可以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承担‘我’的悲哀的人。”
《灶神之妻》中的江薇丽——雯妮与《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一样，她们了解过去的一切，有着影响她们一生的记忆，熟知她们以前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及一切关于女儿的秘密。她们是联系历史与现在的唯一桥梁。只有通过母亲，这些女儿们才可能去跨越民族和家庭历史的断层，弥补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刻的历史失落感。
通过母女关系的描写，谭恩美在作品中凸现了已与民族历史割裂的美国华裔后代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在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谭恩美把母亲的过去同女儿的现在并置在文本中，形成了既是时间上又是地域上的强烈的对话形式和张力关系，其目的在于解构历史与现在的二元对立，说明历史和现在既相互包容，又相互继承，谭恩美运用艺术的手法使历史和现在形成了历时和共时的交错，进而在美国华裔的新一代身上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美国华裔的现在这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上苍赋予华裔儿女的历史是无法也不需要抹杀的，这就是母亲用记忆的碎片把历史缝合起来呈现给女儿的真正意义。
另一方面，追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将来。对于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华裔来说，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有了根，有了“底气”，进而可以在美国社会中保持与主流不同的历史或民族个性，才能挺起腰杆做个华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喜福会》中的话说，“事实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他们的中文姓名，现在正成为一种时髦。”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华裔来说，丧失自己民族的历史会变得没有根基；而如果把自己民族的历史当作一种武器来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对抗也是一种错误。关键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并能像《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所希望的那样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作为母亲的钟林冬所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完美地结合起来：美国的环境，中国的性格。我真是没想到这两样东西是难以揉合在一起的。”
历史可以是现在的一个坐标，一个对照，一种力量的源泉，但要把历史当作武器来反叛现在，将会陷入历史的泥潭，使人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过去，一个传统，而传统只有与时代相吻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遗产。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美国社会中的华裔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母亲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母亲形象占据着谭恩美小说的情感中心。这一形象是一个具有原型特征的老妪形象。这个形象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因为她所代表的是故乡、祖国、根基，是孕育生命的源头。《喜福会》故事中的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回忆去寻根，去寻找自我、确定自我，因为她们自身就是母亲的延续。但是这些华裔女儿们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她们能够从她们的母亲身上寻到自己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位置，她们为母亲凄楚的故事所打动，但仅仅是感动而已，因为她们不觉得那些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母亲们的故事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她们是美国人，与母亲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认为她们自己与她们的母亲是根本不同的。
可是，女儿们起初不相信但最后终于认识到母亲的一切对她们具有挥之不去的影响。不论是因为血亲，或是因为与母亲朝夕相处，都决定了她们潜在的难以摆脱的“中国性”（Chineseness）。《喜福会》中吴精美的母亲在告诉她这一点时，吴精美当时并不相信。“你决定不了的。在‘我’15岁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当时‘我’强烈否认在‘我’的体内有哪怕那么一点点所谓中国性的东西。那时‘我’是旧金山伽利略高中二年级学生，‘我’所有的白人朋友都同意：‘我’和他们完全一样，与中国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可‘我’母亲曾就读于上海一所著名的护理学校，她说她知道所有关于基因学的东西。所以无论‘我’承认或否认，她从不怀疑：只要你生为中国人，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用中国人的方式去感受、去思考。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母亲说，这些东西生存于你的血液中，等待着机会释放出来。”
女儿们认为这种“中国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例如，吴精美认为她母亲所说的“中国性”就是指“那些暴露出来的中国式的举动的集合，母亲所做的所有那些让我难堪的举动：与小店店主讨价还价，在公共场合用牙签剔牙，对颜色色盲，认为柠檬黄与粉红不是冬装的颜色搭配。”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不足，但是女儿们与其说是看到了这些缺陷与不足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盲目与不了解，可她们又不得不每天面对身边的中国文化，这就造成了母女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女儿对于母亲那种既熟悉又陌生、既爱又恨的复杂的情感正是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年轻的一代华裔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感情的写照。
《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似乎是一种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母亲代表着权威，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去塑造女儿，拒绝女儿的独立；女儿则象征着自由，竭力要否认母亲的权威，摆脱母亲的影响。其实在这种表面象征之下，隐藏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母亲固守中国文化传统，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设计女儿们的未来，就是说，需要中国的性格与美国的环境相结合。
她们希望女儿们依靠自己中国人的特点去抓住由美国环境提供的一切良好机遇。一旦女儿们不按照她们母亲的期望去作出她们认为的正确的选择时，她们就会非常生气；而女儿们则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这两者弄得水火不容，她们更希望的是寻求自身的自由，完全赞成美国方式而摈弃另一种方式。
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已是相当生疏了，但正是通过她们的母亲，她们在情感和意识上逐步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化。虽然她们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化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甚至丑陋的方面，但她们中间许多人最终还是认同了母亲，认同了古老的华夏大地和悠久的中国文化，认同了她们中国人的身份。正如《喜福会》的女主人公——四个华裔女儿形象之一——吴精美所说：“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离开香港边界，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有点异样。‘我’能感觉到前额的皮肤在不停地颤动，全身的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浑身骨头也阵阵作痛，那是一种旧有的、熟悉的疼痛。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
《喜福会》和《灶神之妻》两部小说均以母女和解结尾，这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灶神之妻》中，母亲最终将所有的痛苦、屈辱和罪恶的历史秘密全盘告诉女儿，而这些记忆早已成了母亲的沉重的负担。母亲一生都想逃避这段记忆带来的纠缠，更不愿意让女儿在知道自己生世的真相后，也逃离不出这种痛苦的折磨。最后，母亲还是将历史的记忆说了出来，希望女儿能包容过去的一切，并取得了母女间的理解与和解。尤其意味深长的是，谭恩美将《喜福会》的最后一章，即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开始取得和解的这一章命名为“西方天空的母后”，它意味着中国母亲在美国女儿的眼里最终从“可怕的女妖”变成了“神圣的天后”、从喋喋不休的管家婆变成了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
母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女儿们通过对母亲的继承与延续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文化冲突的态度，也通过理解和接受母亲包容了带有屈辱与苦难的过去。“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都必须承担这种历史的馈赠。在反叛中接受历史，从追寻历史中理解反叛，”这就是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表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㈨ 求电影《喜福会》的影评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例如在吴苏圆和吴晶梅这对母女之间，许多年的时间就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时曾坚决而“狠心”地以做清洁工为代价让女儿有机会去学习钢琴，希望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别于自己、能为白人社会所接受的高雅女性。而女儿却“不懂事”地一味反抗母亲的意志、母权的统治。在一次华人社区举办的少年天才表演比赛上，女儿演奏得一塌糊涂，让争强好胜的母亲当着亲朋好友丢尽了脸面。回到家里，女儿满以为母亲要朝她大发雷霆。然而，这时的母亲却一反常态地平静如水，缄口不语，脸上一副“毫无内容”的麻木表情，沉默得令人恐惧。没有受到训斥的女儿的表现同样令人吃惊：面对母亲的沉默她的反应既不是吃惊，也不是轻松，更不是害怕，而是“失望”！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办法“也朝她（母亲）大喊大叫，把心中的痛苦哭出来，摔回到她身上去”。在这里，沉默就像长在母女心中的一块恶性肿瘤，把双方都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的很多年里，它一直是母女之间不敢提及的禁忌话题。女儿再也不弹琴了，母亲也不坚持让她弹了。琴盖锁住了女儿的痛苦，同时也锁住了母亲的希望。沉默中女儿长大了，母亲也衰老了。沉默的结果是“母亲和我（晶梅）从未互相理解过。我们相互翻译对方的意思，我听到的内容似乎总比她说的少，而母亲听到的却总比我说的多”。相互间的沉默和误解持续了很多年。在女儿过三十岁生日之时，母亲把这架闲置了多年的钢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但这已经是母亲临终的愿望了。当女儿再次打开琴盖，弹起往日觉得很难的一支曲子时，她竟惊奇地发现这首曲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难了。母女之间的这些无言的行动象征着沉默的被打破和两代人之间最终的理解与谅解。然而，代价毕竟太大了。它牺牲掉了母亲一生对女儿的期望和女儿半生的欢乐，并在女儿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沉默所蕴藏的巨大的破坏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例子是莹映·圣克莱尔和莉娜·圣克莱尔这对母女之间的故事。她们的沉默已经不仅仅是话语的消失，而是整个人的消失，是对自我的不断贬低和最终的抹杀。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终极的悲哀。可叹的是当母亲的一代已经失去了自我之后，女儿又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母亲的故事，尽管她曾经是那么激烈地反抗过母亲的意志。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以母亲的口吻写道：
许多年来我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让自己的愿望流露出来。因为我沉默得太久，女儿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坐在她那豪华的游泳池旁，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她那索尼牌随身听中发出的声音和她那身材高大无比的丈夫（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把自己隐蔽起来，像个小小的影子般跑来跑去，这样就没有人能抓得到我。我的动作是那么的隐蔽，以至于女儿对我都熟视无睹。她所看到的就是她的购物单，她的记帐本和她那张整齐的桌子上摆着的扭曲的烟灰缸。
我想告诉她（女儿）的只有这句话：我们俩人都已经消失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别人；没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没有人认识我们。（Tan，1993：64）
正如这位母亲的这段内心独白所描述的，她为了掩饰自己屈辱而辛酸的过去——无情的丈夫另觅新欢，腹内的婴儿被她为报复丈夫而狠心地杀掉，独自逃出家庭，寻找生路——在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之后她变成了一只“老虎”，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一个能未卜先知、看穿一切、预测一切灾难的女巫般的人物。（这样的女预言家或女巫般的人物在美国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也常见，如托尼·莫瑞森、爱丽斯·沃克等人的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这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她后来碰到并嫁给了善待她但却不了解她的美国丈夫，随他移居美国，离开了恶梦般萦绕在她心中的故乡和过去发生的一切，但此时的她已经沉默得太久，失去了生命力：
我怎能不爱这个人呢（她的美国丈夫）？但这是一种幽灵般的爱。明明双手紧紧地搂住了他，却根本没有碰到他；明明一碗满满的米饭摆在眼前，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是饿，也不晓得什么是饱。（Tan，1993：286）
而正是这样一个沉默了半生，感情、精神上几近麻木、死亡的母亲在看到女儿面对的不幸婚姻时，却出于母爱的本能果断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
我要用这尖锐的痛去穿透女儿厚厚的皮，把她体内的“虎气”也释放出来。她必定会反抗。因为这是老虎的天性。但我终究会战胜她，把我的精神输入她的体内。这就是母亲爱女儿的爱法。（Tan，1993：286）
母亲为了拯救女儿准备采取行动了，那么女儿呢？这位听着索尼牌随身听，喝着可口可乐，在母亲眼中只知道物质享受的新一代华人妇女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她的故事远没有母亲的那么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她自认为在学业、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是她出主意协助丈夫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因此她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丈夫”。而事实上她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帐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松动着、瓦解着。她在游戏之中竟渐渐忘记了游戏最初的目的，失去了是非观念和自我意识，到最后甚至幻想以经济上的忍让与多付出来换取丈夫的感情。失败的结果使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和自信。面对男权的威慑，她深深地感到了自身的嬴弱和无助，变得束手无策，哑口无言：
我开始哭泣，我知道这是哈罗德一贯讨厌的。我一哭他就会不舒服，发脾气。他认为我这是在耍手腕儿。可我真的忍不住，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清楚这场争吵最初的起因了。我是想让哈罗德站在我一边吗？是想少付一些那一人一半的费用吗？我真是想结束俩人之间这种凡事都算得一清二楚的生活方式吗？即使真的那样，我们不还是会照样在心里算这些帐吗？那样我不就会觉得更糟糕，更不公平吗？……
这些想法全不对头，全讲不通，我一样也说不准，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Tan，1993：180）
莉娜提出的实在是个令人困惑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的确，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争取男女平等。用在我国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句话来说，女性的解放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男女同工同酬”。我们姑且不谈这个理想是否已经实现。就算是真的已经实现，女性就真的从此能与男性平分秋色了吗？莉娜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锱铢必究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更隐藏、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维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莉娜对这令她有苦难言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一段婚姻葬送在“男女平等”的生活方式之下，这难道不是对某些人头脑中的“平等”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新阐释吗？可以断言，女性的这种沉默才是女权主义者和全社会更应备加关注的现象。在这里，“分摊帐目”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一个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具有实际意义的暗喻。
在《喜福会》中，沉默的主题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仿佛是作者在漫不经心中流露出来的。书中的女性不仅是沉默的受害者，也是将沉默锻造成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去互相伤害的杀手。小说中的琳多和魏芙丽这对母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女儿魏芙丽少年时代很有下棋的天赋，每逢与人对弈都犹如有神人在暗中相助，无往而不胜。她在学校和市、州级的比赛中都捧回过奖杯，这令做母亲的颇为自豪。她走在街上，逢人便拿出登有女儿照片的杂志封面向人炫耀。这引起了女儿的反感。争吵之后，母亲一连几天缄口不语，对女儿下棋的事情不闻不问。最后，女儿沉不住气了，主动与母亲讲和，又继续参加比赛。然而，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她身上的那股神奇的力量不见了。她一输再输，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下棋，从一个天才的棋手变成了个“普通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现实的描写。女儿身上神奇的力量自然是母亲所赋予的，而母亲的沉默竟永远地夺去了她的天赋。在母亲的眼中，女儿的生活是透明的，一切都逃不出她的眼睛。但是，当女儿带着她参观自己新布置的住所，希望间接地告诉她自己已再婚的消息，并迫切希望得到她的首肯与祝福时，母亲却作出一副充耳不闻、事不关己的样子，或者顾左右而言它，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把女儿悬在了沉默的半空中，使她受到了比来自话语更加深重的伤害。对这一点女儿有着切肤的体会：“我妈妈懂得怎样让人痛苦，这种痛苦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痛苦都更加深重”。这位母亲能让“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成白色”，让女儿经过精心调整、自以为满不错的新生活——包括新婚的丈夫、自己的女儿与新继父之间和谐的关系、丈夫送她的贵重礼物裘皮大衣、精心布置的家；一切的一切都变得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母亲利用沉默这把利剑把女儿戳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而更可悲的是女儿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那不可救药的心理情结（非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生活得心安理得）。一个非要不可，一个执意不给，这场不见硝烟的沉默战争使母亲和女儿都身心交瘁，伤痕累累，在双方感情上造成了本不该有的深深的伤害。一天，当女儿下定决心要去找母亲说个清楚时，她才在母亲睡熟的时候霍然发现，自己那强大的“敌人”原来不过是一个毫无攻击力，甚至是不堪一击的老妇人，这是多少年来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真实面孔。经过一番母女间推心置腹的交谈。女儿终于认识到：
真的，我终于懂了，不是懂了她刚才所说的话，而是那些原本就是真实的事情。
我明白了自己一直是为何而战的：是为自己，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一个老早以前就逃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的孩子。我躲在这看不见的掩体后边，心里很清楚对面藏着的是什么：是她从侧面可能发起的攻击、她的那些秘密武器，还有她那洞察我一切弱点的高超本领。然而，就在我把头伸出掩体，向外窥视的那一瞬间，我终于发现了那里的一切：那是一个用铁锅当盔甲，用毛衣针作利剑的老妇人，一个因久等女儿的邀请而不得，正在变得脾气暴躁的老妇人。（Tan，1993：204）
这是一段多么形象、生动的描述！母女间多年感情、心灵上相互间的沉默给对方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而这沉默一经打破，战争的阴影也随之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代女性之间可贵的重新认识和相互理解，是女性的觉醒。她们终于认识到，在一个“种族、性别歧视的世界里，女性之间应该成为朋友，成为同盟”。对于书中的两代女性来讲，要想相互破译对方的真实思想——那些掩盖在各种形式的沉默之下的真实思想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无论怎样，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年轻一代的女性从母亲身上汲取了精神的营养与力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生活。这正是小说的结尾处吴晶梅在母亲去世之后代表母亲去大陆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一幕所象征的。三姐妹在母亲的故土上终于搂在一起，多年的归乡之梦、母女和姐妹团圆之梦都随着沉默的打破而实现了。这是让人多么欣喜的一幕！
谭恩美是华裔女作家中的第二代，她与王玉雪（Jade Snow Wang）和汤婷婷这些年长于她的华人女作家一样，沿袭了母女关系这一写作题材。她们都各自从自己母亲的身上汲取了写作灵感和素材。这正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她们的作品中，“母亲的苛求所代表的就是男性的苛求”，是男权社会渗透于她们意识深层的自我贬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杀的传统观念，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她们自然永远无法达到母亲的要求，也无法正视原本的自我。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改变自己，以何种标准改变自己，其结果却总是更多的失败和更大的痛苦。这是一些华人女性最大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看到了作者通过她的16位女性人物一一讲述的那些埋在她们心底的故事，了解了她们深深的沉默背后的心曲，对那些我们曾经那么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之后，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身处西方还是东方，你还能把这部小说当作一块轻松可口的小点心来消化吗？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海明威那著名的冰山理论，我想它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人的话语世界占他整个世界的十分之三，那么有谁因此就能忽视那冰面之下十分之七的沉默世界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