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电影角色分析

❶ 红高粱的主要人物

余占鳌
男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余占鳌一生杀人越货，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爷爷、“我”奶奶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
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动感之美。人们倾听那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灵与肉搏斗的呻吟，那是一种值得回忆和记忆的民族精神积淀的告诫，一种只有生长在红高粱土地上才能体验到的关于人的价值、关于民族精神、关于伦理道德、关于历史进程、关于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哲理。莫言把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鳌追求自由及原生态的性格中，使余占鳌身上放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高密东北乡” ——这块黑土地孕育了余占鳌这样一个善恶结合的土匪头子。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但手段也是相当残酷的。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包括他的亲叔叔余大牙，对手花脖子，情敌单家父子。而这种“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疑是“恶”的，是不可饶恕的。但在具体的价值行为中，他杀人的行为却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在爱情的准绳上，余占鳌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是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爱人；他杀死酒后乱性的余大牙，是为了还无辜少女曹玲子一个公道；他杀死流氓头子“花脖子”，是为了当地百姓免于盘剥之苦……这些都恰恰表现出了一种深邃人性的“善”。余占鳌本性的“善”和手段的“恶”并不矛盾，“他们的人生行为已很难用惯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也难以用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去评价他们，而是善中有恶、美中有丑、相互纠缠。”他只是徘徊和游离于道德伦理和法律纲常外的另一个层面。作为一个疾恶如仇而又豪放不羁的原汁原味的英雄，他无法跳出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决定的局限性，而恰好在这一历史局限性里，表现的是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意识。
戴凤莲
女主人公：“我奶奶”戴凤莲
来自中国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农民。丰腴、热烈、果断、泼辣、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以较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痛苦与欢快。
“我奶奶”戴凤莲，不到6岁就开始缠脚，“我的外曾祖母”用布一丈余长的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缠就一双三寸金莲。奶奶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16岁那年，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延秀的独生子单扁郎。单家开着烧酒锅，以廉价高粱为原料酿造优质白酒，方圆几百里都有名。风传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在三天的回门路上“我奶奶”戴凤莲与“我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又与“我爷爷”余占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❷ 谁知道《红高粱》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谈起1987年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经典”二字，的确，这部电影在拍摄技巧、剪辑、画面色彩和构图、音乐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座丰碑。关于它的评论不可胜数，大部分为褒扬之词。但是对本片的人物形象塑造笔者并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结合小说《红高粱》《高粱酒》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我奶奶”这个形象塑造的并不鲜活，大部分配角的语言设计过于苍白，即使考虑到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在塑造人物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本片的侧重表现方面，电影《红高粱》的人物塑造也是不完全成功的。

先从电影的情节进行分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有一个小时是在讲述“我奶奶”与“我爷爷”的相识、相爱（姑且用这个词）、相守的过程。主要分为五个事件，在这五个事件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交往程度一步步加深：娶亲（二人初识）——回门（高粱地野合）——掌家——匪事（二人情感进一步加深）——酿酒（二人光明正大的居住在一起）。然后是九年之后的鬼子来了，这是全剧的高潮。从鬼子进村，再到我爷爷和烧酒伙计们打鬼子，他们经过了打鬼子的准备工作、高粱地待敌、打仗、最后是完结，后半部分虽然只占全剧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三十分钟，使本片的题材更主要的成为抗日题材，完成了思想上精神上的伟大崇高的超越。

前半部分给观众展现的是民俗的画卷，而后半部分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的史诗。很难说这两个部分哪个是重点、哪个更优秀，但是在艺术成就上，无疑前半部分更多些。

在小说《红高粱》《高粱酒》中，主人公首先是“我爷爷”余占鳌，其次是“我奶奶”戴凤莲。（分析）小说的情节主要是抗日，二人的情感经历也是在作者讲述抗日故事过程中插入进去的，余戴的结合被设计在一个小篇幅的位置中，而电影则不然。二人的情感经历可以说是导演编剧花费最多心思的地方，那一幅幅画面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提到红高粱，首先想到的就是二人在那片红高粱地中的野合。电影的形象给了我们比小说更具体、更激烈的视觉刺激。

由于电影中民俗生活内容的扩大，这使电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两人被摆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分不出谁先谁后。从“我爷爷”抬轿子的那一刻起，观众一见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一身壮硕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练、勇猛、无畏等此类的形容词，从他与我奶奶相爱，到他抗击日本鬼子，这种性格是无需变化的，但是对于“我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处理分析起来却异常的困难。

在小说中戴凤莲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凤式的女强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泼辣、机警、聪明这样的词语来修饰。例如她在接手绍酒作坊的时候的表现，完全可以与她先前的举动划上等号。但是在电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样是接手绍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辞动作都显得拙劣，甚至呆傻，让人怀疑先前在高粱地里和“我爷爷”野合之后大大方方坐在毛驴上的女人是不是她。在电影中，从第一幕的开脸，她的悲伤她的压抑可以阅读；坐在轿子里的时候，她的眼睛的摸索，让人心疼她的处境。电影中的“我奶奶”形象的改动，一方面让我奶奶担任更多的封建批判的任务，让观众更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那个荒凉之地的野蛮与任性。我觉得那时的巩俐没有这个演技，同时剧本改编的不合乎逻辑。

在电影中，“我奶奶”是没有一点的“泼辣”的表现的，但是她却光明正大的和“我爷爷”同居了。在她观看烧酒酿出的那个场景时，她的表现让人十分的失望。在小说中这个场景是轰轰烈烈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绍酒作坊，但是这个场面却显得异常的宏大。但是电影中，再多的人、再多的蒸汽也显出了电影比之小说的在想象空间上的狭小，但是更要的是，这一场景的主角，“我奶奶”的表现实在是没有那种当家做主的气度和豪情。

再看电影中的配角群体的形象塑造。所谓的配角群体，以轿夫和烧酒工人为例。他们是配角，这是前提，并且总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群体的台词是非常难以把握的，但是不能让他们的台词成为附庸与点缀，但是电影《红高粱》中的轿夫们和工人们的台词显得非常的拙劣，随声附和和傻笑成为构成他们台词的主要方法，使这些本可以活灵活现的人都成了言语表情无所事事的小丑群体。他们要哭一起格式化的哭、要笑一起格式化的笑、要说一起苍白无力的说，要表现民风的朴质和憨厚，不是要用呆傻来表现的。

在主要人物形象中，罗汉大叔的形象塑造的比较有深度，超越了小说中的罗汉大叔，小说中罗汉大叔的情节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形象远远不如电影中的悲壮、深邃、成熟。

当然，“我爷爷”、“我奶奶”还有配角群体这三者形象的塑造并不是本片的侧重点，展现风土的画面和村民的蛮壮，以及爱国抗日的这种重大主题才是本片的主要方面。在一幅幅画面的展现中，色彩、取景构图这两个方面很容易让人想到《英雄》这一失败之作，再考虑到《英雄》中人物形象的苍白，发现原来可以在《红高粱》中找到源头。

❸ 如何看待《红高粱》里的各个角色

罗汉在烧酒作坊里就像是管家一样，李大头死后，九儿一个女人当家，刘罗汉若是想要吞掉作坊的财产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做，后来酒坊的事情安定下来，并成功酿出了美酒十八里红，而且九儿的生活也安定了，罗汉也就走了。

❹ 如何看待《红高粱》中的朱豪三这个人物

红高粱剧中于荣光饰演的朱豪三是一个行伍出身的铁腕强人朱豪三临危履职，出任高密县长，决意不择手段肃清当地匪患。

而他的他的形象是根据民国三十年代一个真实人物"曹梦九"改写的，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县长，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清官"，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如剿匪、禁大烟等，同时他也因为固执和处事方法得罪了一些百姓。

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攻陷高密。朱豪三因率领警备队抗日被高密百姓赶出高密县，朱豪三没想到自己为高密做了这么多年的好事仍不得民心。

后朱豪三不得不去投奔九儿，谁料遇到日军，便让小颜掩护九儿等人离开。自己和孙大脚为了救余占鳌和日军同归于尽。

❺ 《红高粱》中余占鳌的人物形象分析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

余占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我奶奶”戴凤莲。莫言赋予余占鳌原始的爱恨情仇，他爱得如此浓烈，以致超越了伦理，超越了道德。

余占鳌劫富济贫，从不危害老百姓，与“我奶奶”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奶奶”、“我爷爷”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

(5)红高粱电影角色分析扩展阅读

余占鳌的人物原型：

小说里“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是在山东胶县（今胶州）、高密、平度、昌乐、安丘、诸城一带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❻ 《红高粱》的主要人物

戴凤莲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凤式的女强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泼辣、机警、聪明这样的词语来修饰。例如她在接手绍酒作坊的时候的表现，完全可以与她先前的举动划上等号。但是在电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样是接手绍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辞动作都显得拙劣，甚至呆傻.

从“我爷爷”抬轿子的那一刻起，观众一见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一身壮硕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练、勇猛、无畏等此类的形容词，从他与我奶奶相爱，到他抗击日本鬼子，这种性格是无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