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视美学角度分析电影红高粱

㈠ 如何评价电视剧《红高粱》

周迅的《红高粱》优势何在？

文/邢大军
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倚仗的的卖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张艺谋电影版的广而告之效应，二是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盛名之下，当然这两个因素都不足以撑起电视剧的收视率。对于这部电视剧而言，最大的宝应该是押在女主演周迅身上。

电视连续剧《红高粱》主要看点将是周迅，而且要看她如何冲破观众心目中既定的印象，那么她就只能玩”另类“了，而且剧作和拍摄手法都将以她为重心！对于周迅在电视连续剧《红高粱》中的重要性，各大媒体的宣传评介已经明示了这一点，例如：“剧版《红高粱》与原著相比有很大的改编：小说是以“我爷爷”为主线，而在剧中周迅扮演的“我奶奶”九儿则是绝对的主角。事实上，从剧情铺展的需要方面看，莫言对这样的调整也是相当认可的的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此次清秀娇小的周迅不仅大胆挑战巩俐版“九儿”，还与小其10岁的朱亚文在高粱地里上演激情戏码，野性十足！莫言观看完电视剧《红高粱》片花后，忍不住潸然泪下，夸赞编剧赵冬苓改编得非常好，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这部电视剧。此次电视剧版《红高粱》能获得文学大家莫言的如此称赞，必然又将成为一部传奇经典剧作！”“对于这部电视剧，莫言表示非常期待，也很认可周迅的表演，相信“集仙气、鬼气、灵气、人气于一身”、“电视剧《红高粱》根据莫言小说改编，讲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山东高密的故事：九儿（周迅饰演）和余占鳌（朱亚文饰演）、张俊杰（黄轩饰演）之间的爱情以及朱豪三（于荣光饰演）等人轰轰烈烈的抗日故事。在《红高粱》曝光的片花中，九儿的造型引起了热议——她的额头有一片树叶状的刘海，辫子也走偏了，不少网友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发型。这个造型的设计者是陈同勋，他是继《甄嬛传》后第二次和郑晓龙导演合作。陈同勋说，这样的造型是为了体现九儿的性格，她既俏皮又单纯，骨子里还很要强刚烈，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儿’”、“周迅版“九儿”：走心，更细腻。从提前曝光的片花看，刚过40岁生日的周迅，在诠释19岁的少女时风采不减，一场倔强出嫁、大闹礼堂的戏份，令人印象深刻。朱亚文版“余占鳌”：当匪，更血性。朱亚文谦虚地表示，电视剧版会更强调余占鳌“匪”的一面，“身上有一种带着兄弟们努力活下去的‘领头人’的味道。”新编故事线索：官匪斗，更精彩。为了丰富电视剧的线索，此次电视剧版《红高粱》特地加上了一条硝烟弥漫的剿匪线索”等等。
当然，阔别电视屏幕12年，《红高粱》是“周公子”周迅的首部电视剧作品，自然也应该引来观众翘首以待。该剧由著名编剧赵冬苓亲自操刀、教父级导演郑晓龙执导、影视双后周迅和实力派演员朱亚文、黄轩、秦海璐、于荣光等主演。可以说，这部剧集结了中国最优秀的编剧、最优秀的导演、最豪华的演员阵容、最顶级的制作团队。不过，由于影片《红高粱》珠玉在前，尤其巩俐当年饰演的“我奶奶”美艳野性，是中国电影银幕上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对此，周迅的《红高粱》还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一瓶形式大于内容的高度白酒，而且就这么一小瓶，对于如今喜欢每晚黄金时间收看电视连续剧的广大观众而言，高度白酒不禁喝，也不够喝，而且还容易大醉，伤身伤神。相对而言，电视连续剧版的《红高粱》则更像低度加饭酒，甚至可以是啤酒，量大够喝。虽然走肾，大不了广告时间多上两趟厕所。所以说，电视连续剧版的《红高粱》只要在剧作上往啤酒的路数上酿造就成了，只要剧本内容够丰富，随酒搭配的菜多点儿，每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就好对付了！

㈡ 红高梁电视剧与电影红高粱有什么区别

电影基本是按小说的，电视拍了60集新增了很多其他人物。

《红高粱》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文艺片，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滕汝骏等主演，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

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曲折后一起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均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本军虐杀的故事。

创作背景

《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看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小说里的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在创作的时候，《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在电影里则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红高粱》的编剧有三个人：陈剑雨、朱伟以及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

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时候，张艺谋就把《红高粱》的定稿拿给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后发现定稿跟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

㈢ 关于《红高粱》~~急~~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㈣ 莫言《红高粱》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艺术特点

1、《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

2、叙事艺术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

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3、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

(4)从影视美学角度分析电影红高粱扩展阅读

莫言首评《红高粱》结尾：不符合科学但符合艺术

电视剧《红高粱》专家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红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他出国期间看到海内外华人热追电视剧版《红高粱》，他特别提到《红高粱》结局九儿慷慨赴死这场戏虽然不符合科学，但是符合艺术，符合观众的心理需求。

对于电视剧版《红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因11月6日去美国，他只看了30多集，但每集他都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也生出很多感想。而赴美期间，海外华人对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喜爱，更是让他清晰地感受到《红高粱》的巨大魅力。

莫言说，赴美期间他发现很多身在美国的华人都在追看《红高粱》，反映也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尤其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看到这样带有强烈中国风格、中国乡土精神的电视剧，唤起的思乡之情，更让他感到非常振奋和高兴。

完成拍摄，将它完美呈现出来，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程，莫言也表示由衷地感谢。他表示电视剧版《红高粱》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是符合我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电视剧；

充分展现了我们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中正面的部分，其故事的讲述，曲折、丰富、丰满，堪称精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丰满和比较丰满、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以一部作品来说，有这几点就足以站得住脚。

莫言还特别提到了电视剧的结尾部分，“在大结局中九儿提着酒的情节，酒是不可能引发那么大的爆炸，因为酒燃烧，冒出的火苗是蓝色的，不会像汽油那样引发冲天大火强烈爆炸，这个虽然不符合科学，但是符合艺术，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㈤ 红高粱看完影片你明白了什么

《红高粱》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影片的剧情构成极具戏剧性，通过人物塑造赞美生命的自由。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 情节曲折跌宕，出人意料之外，但其电影语言又是“探索片”所固有的。明快、紧凑、张驰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视觉形象，生动，浓烈。
到八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电影市场的急剧变化，使得曲高和寡的“探索片”难以为继。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在艺术追求上走向分化。部分导演拍出了探索性与观赏性相结合的影片。其中，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红高粱》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影片的剧情构成极具戏剧性，通过人物塑造赞美生命的自由。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

二、视听语言读解。
东方文化的沉郁和抑制，对华人的消极影响很大。近百年的屈辱和创痛，使得官方与民间都倾向于过度防卫，容易抗拒一切外来的价值观念。抵抗，对抗，是对外关系思维的主导思想。闭关锁国、闭关自守，只是一种无计可施情况下的消极选择。《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呼唤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用电影的方式对传统观念和陈规力量，发起有力的猛攻和挑战。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体，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海内外各种奖项纷至沓来，中国影片扬名国际、走向世界。由于对视听语言的天赋敏感和理解，张艺谋身兼摄影师、演员、导演而全优，创造了一个罕见的奇迹。
1。重要段落分析：
⑴颠轿：
一群年轻健壮、肌肉坚实的男人，夸张的动作造型，与广阔无迹的极为单纯的橙黄色土地、烟尘，热烈饱满的红色盖头、轿子，桀骜不驯、惊天动地的喊唱，完美交融，形成激动人心的视听效果。黄色的土地和背景，十分鲜艳，轻快而舒适。黄色的主要特征是明亮，具有反射性，产生光辉以及表现出非其本质的快活、明朗。
《颠轿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声声都仿佛是从生命里喷涌而出，西北人情、西北风貌、西北气派、西北的粗犷与强悍，在电影的时空中淋漓尽致地洋溢出来。自由狂放，无拘无束，神圣与游戏、生命与娱乐、年轻与豪迈完美结合在一起，人按照天性热火朝天、滋味十足地活动着，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着自由的诗意和赞美。电影语言和对生活的捕捉、剪裁，新颖迷人。
颠轿、祭酒神，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具体怎么样，原著作者没有见过，上岁数的人听说过。莫言在小说里却可以发挥想象力，用文字构成一个奇妙的民俗世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张艺谋在电影中，用视听语言创造了一个赏心悦目的银幕世界，倾倒了国际影迷并获得热烈赞美。
⑵野合：
爷爷踏倒的高粱，形成一片圆形的祭坛。两性结合，被赋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生命的过程与目的高度统一。火红的高粱，被阳光涂成金色狂舞，拔地而起的唢呐声惊天动地，犹如助威，仿佛礼赞。歌颂生命的自由舒展、向往活着的伟大辉煌。
“做学问的目的，最终还得落实到做人上，还是要使人越活越精神。……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敢恨敢爱，敢生敢死，生下来的子孙后代也是九斤半的胖小子，不能一肚子文化， 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天天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却恰恰不关注人应该怎样活着。”①
《红高粱》用一个极端的场景，表达了一个朴素的思想——人活着首先是人，是首先属于自己的生物。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于一个社会的民主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个体、自我的消灭，意味着对于我而言一切的不存在和无意义。人有作为人的正常欲望和需求，满足的过程犹如人生百态的万花筒，凝聚着人性的多姿多彩。当不合理的东西大行其道时，合理的东西常常被怀疑甚至贬斥。为金钱权势而出卖肉体和灵魂，是不正常的，而在一些地方又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抛开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势利追求，会被人嘲笑、奚落、质疑。观念与思维的端正，使人活出人的热烈与力量。
⑶抗日：
生命的延续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对抗、妥协、统一的过程。
年轻美丽、站在人生起点的九儿，必须听命于父亲的安排嫁给麻疯病老者李大头，因为李大头经济富裕。九儿的青春活力与父亲的不人道处置，老百姓的按部就班与土匪的肆意攻击，中国人的起居家园与日本侵略军的暴力践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求生存过程中经历的惨痛遭遇。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无可比拟的代价，抗日战争，是中国电影、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书写不尽的历史。抗日战争题材占《红高粱》后三本的容量，书写生命遇到虐待、摧残时悲壮暴烈的一面。
《红高粱》写抗日，不是为写而写，也不简单局限于抗日本身。钱势拥有者麻疯病老汉李大头与武力拥有者日本侵略军都是一个象征，是健康发展、自由幸福的对立面，是活泼生命焕发青春活力的敌对因素。是困境的象征，是发展与障碍对抗的象征。这是导演不同于常规处理同类题材的特别之处，也是他独具匠心、非同寻常之处。

① 张艺谋 《〈红高粱〉导演阐述》

既要让人觉得像，又要有所突破。电影语言的运用，无论视觉还是听觉方面，在传奇性与真实感之间找平衡支点，不拘泥于一种方法。声画的真实还原，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视听感受上形成相当可观的冲击力，令观众动心、动情、动脑筋。冲击观众、调动观众、引导观众、尊重观众，是导演在电影语言实践中明显体现出来的主导思想，票房与海内外激起的盛赞和议论纷纷，拉近了电影和观众的距离，使得影片的商业价值、文化传播、社会效益的实现有了根本保障。
⑴影像造型：强烈、鲜明、标新立异。
画面是思维方式的物化形态。张艺谋说：“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要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①《红高粱》画面、声音造成独特感觉。人物充满生命活力，动作强烈，勇敢张扬。莫言小说写人的风流，张艺谋电影写人的热爱。人物跟结构结合，两个主人公干柴烈火，反传统个性非常。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中进发出浑身的热气活力，随心所欲里透出做人的自在快乐。“我只想用电影去影响人，人不会停留在一个层面，电影亦如是，希望有五花八门的电影，带动各种思考。”（张艺谋语）
成熟的高粱二三米高，雄浑一片，借着风势，海浪般涌动鼓荡。银幕上奔涌着飞扬流动的活力。 《红高粱》影像造型强烈、鲜明、标新立异，深刻的道理、简练地表述，以轻松自然的形态表达思想，追求电影化、艺术化的叙述方式，景别不大地贴近拍高粱在风中狂舞，尽量把阳光带进画面，灿烂的阳光在一棵棵高粱之间跳跃闪烁，把墨绿色的高粱染成一片金黄。高粱在各种光线、角度变化之中的神采飞扬，逆光中半透明的晶莹的高粱在风中新鲜而舒展，传达出导演着意突出的活力与神韵，把高粱拍成人化的自然。《红高粱》凝炼写意的镜头语言，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对代电影深刻影响的杰出范例。
“我最喜欢凝炼的艺术、表现的艺术。”“我是西安人，特喜欢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画黄土高原，大块厚实，枯笔特多。他们以墨当色，大笔勾勒，将陕北千沟万壑的历史感、沉重感和干燥感表现得非常充分，绝不像潮乎乎的江南小景。我去看茂陵、霍去病墓石刻，一块飞来石，就告诉你是虎、是马，神似！秦砖汉瓦块儿有多大，秦腔黑头称得上苍劲粗犷，连山西的小吃都比别的地方气派！所有这些，都对我的审美情趣有挺大影响。”①
演员是众矢之的，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观赏对象。外形是内在的物质显现，农民与都市人的差异绝不止于服饰。拍摄之先，就考虑到总体的风格和感觉，为了像，为了洗尽都市人的肥硕和脂粉气，先让大家晒黑、瘦一些，增添风霜感。结果，《红高粱》人物造型冲击力很强，画面营造强烈，给海内外观众留下了广泛深刻的印象。
赵季平说：“张艺谋在艺术上的感觉，你看着不起眼，但到银幕上力拔干斤，在造型方面他是一个大师。他的每部片子都不一样，但他能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了，简单到抓住一个最关键的东西，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一个深奥的问题，这是他最大的优势，最大的特点，也是他的天才所在。”

色彩表意：红色是主调。
炽烈有力的红色是全片画面色彩的主调。顾长卫是第一流的摄影师，充分发挥色感，注意运用色彩特有的视觉本能力量。主角穿红色衣服，最后画面全是红色。不仅高粱全部红起来，天地也红起来，如血似火的大红。红色代表革命，象征热烈。热烈的生活态度、舒展的生命活力。面对邪恶势力的践踏蹂躏，生命个体和群体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反抗，即使力量对比悬殊得匪夷所思。《红高粱》通过色彩的特别应用，颂扬生命。强化性运用色彩的内在联系与张力，给予观众集中深切的视觉印象。
红色出现在一号位：冒险、强烈的体验，追求过度的性行为解决失望感、孤独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求得丰富的经验，追求充实的生活。红色表示生命力、神经、分泌腺的活动，意味着有形的欲望。达到目标、获得成功的冲动，希望人生多姿多彩，能从各个方面获得丰富多彩的经验。红色具有刺激性、好胜性，从性的能力到改造自然的能力。积极的行动，体育竞赛、战斗、竞争、色情、进取心、生产性等行为冲动。象征征服之血、点燃灵魂之火，多血质性格和男性气概。感觉上表示食欲，感情上表示希望，肉体上表示随意肌或交感神经再生器官。时间上，红色表示现在。
红花绿叶的自然风光，表明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非单一元素、色彩可以包罗万象的。《红高粱》以红色为主调，但又有对其他色彩的有机调度，形成一个丰富的色彩表意系统。颠轿段落广阔的暖黄色区域，黄色的土地、黄色的烟尘、黄色的皮肤，各种造型实体、空间段落自然随意表现各种调子。黄色是典型的人间色彩，含有离心的充满野性狂躁的刺激强度的原始张力，色彩丰满浑厚坚实有力。局部段落以黄色为主体，红色盖头、轿子、红色的新娘成为美的中心。贫困的土地、落后的人民中，孕育着巨大的生命热情、渴望和活力。除非受到阻碍，否则黄色是无限扩大的，表示缓和性，在心理学上意味着脱离重荷、困境、难题、苦恼、拘束的束缚。黄色象征温暖的阳光，这光芒使人快活幸福。在感觉上，具有舒适的刺激性，在感情方面，充满希望和喜悦。肉体上，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共同作用。
颠轿段落，一号位选黄色，是渴望得到解脱，希望获得更多的幸福，同时意味着寻求解脱时会遭到纠葛。为了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必须有平稳和连带感。黄色表示朝着未来的方向迈进。明显强调黄色，存有摆脱现状困难的愿望，黄色表示希望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珍惜时光，追求自己的理想，想向外发展不安定。黄色表示变化性导演的生死观念，在影片中以色彩的方式呈现出来。野合段落的惊心动魄、壮怀激烈，影片结尾的血洒高粱地、义薄云天。生生死死都是红火神圣的，场面拍摄富于仪式感。烈日夕阳中的高粱地，色彩灿烂热烈。影片结尾， 日蚀，我爷爷和父亲、整个空间沐浴在鲜血与太阳的色彩里，出现凝固趋于永恒的沉寂，视觉造型辉煌壮丽、无限华美。

3．观赏价值追求：戏剧空间的发展，与视听效应的不断变化。
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以它娱乐性的一面，征服了求新好奇的人类。路易·卢米埃尔摄影技术还原现实的精致逼真，乔治·梅里爱的戏剧元素注入影像赋予电影更强的表现力，格里菲斯、爱森斯坦、斯皮尔伯格、张艺谋，世代中外的导演和技术大师们，为了把影片拍得更好看，费尽心机。电影首先是给人看的，观赏价值追求是第一位的。再好的创意，没有人欣赏、领略，等于零。新时期以来，中国导演和电影人越来越重视这一点。
中国电影近百年的历史上，对观赏价值的重视，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宝贵过程。但是，解放以后左的路线干扰，观赏价值的追求受到冲击和限制，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新时期，百废待兴，观赏性的重视与研究，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好看作为基本条件不再被怀疑。
《红高粱》色块旋转跳跃，音乐富有鼓动性，对观众造成放射性冲击，甚至远离戏剧情节的窑址，直接进入一种特定的造型空间进行纯粹的情绪体验。多年支撑电影的剧情不再重要，戏剧的拐棍不知不觉被放在一边，故事只是你进入电影的路径．进入之后是一个故事、情节无法框范的欣赏空间，特有的视听效果本身魅力无穷。极端放任、没有控制的造型样式与视听效果，实现了对自由的自然生命形式的渴望、对无限压抑的彻底解决。在张艺谋以后的电影创作中，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好看的执着追求。由于他自身素质和艺术修养的卓越，使他的电影在好看的背后蕴涵着耐人寻味的意义，成为世界影坛一道不可忽视的亮丽的风景。
观赏性、奇观性对于电影的特殊意义，不容置疑。现在高科技技术手段的应用，赋予电影常青的艺术生命，满足人们在家里通过电视等媒体得不到的视听魅力，使得电影院在观众数量的沉浮中不断发展、完善。张艺谋的作品告诉我们：电影的好看、观赏价值，并不仅仅是视听技术的奇迹，更是人类思维、视野的奇迹。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对电影观赏价值的追求创造了大量的艺术精品，为人类社会留下了瑰丽灿烂的文化遗产。

内容选自纯白色流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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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如何评价电影《红高粱》

粗狂的镜头，将乡土气息间的野性彰显出独具匠心的美感，色彩艳丽的基色又形成了电影如诗般的语境，环环相扣的剧情架构，令《红高粱》对生命，民族，战争的呈现毫无突兀，电影透过普通百姓群像聚焦而出的是那蓬勃的生命力，抗日战争时代的附加，悲情基色间突显而出是不朽的民族胆魄，电影以此构筑了这场对生命更是对民族的礼赞，《红高粱》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如烈酒般的里程碑之作。——梦里诗书

㈦ 如何评价张艺谋的电影

在如今的导演界之中，如果要说一个能够称得上是国内外享有着崇高地位和口碑的，那么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必然是张艺谋导演了，张艺谋不仅仅在影视界和娱乐圈之中创作了众多优质的影视作品和成就，同时也担任过连续多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总导演。

张艺谋从1987年的《红高粱》之中成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等荣誉，从此在这里一炮而红在导演道路上继续前行着，他的每一部作品和演出其实都具有着很多的深意和内容，在这样子的内容背后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张艺谋所导演的每一部电影作品，其实都是经过了多年时间的打磨和不断剪辑出现的，他对于演员的要求和指导也一一展现在电影作品之中。

张艺谋作为一个好导演优秀导演，在电影作品的制作和发行上自然是具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异的成绩的，这样子的作品产出也是十分令人期待的。

1、张艺谋的电影作品有深意

一个好的导演不仅仅要将一部影视作品拍摄制作好，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影视作品之中的内涵和意义展示给每一位观众，张艺谋所产出的每一部作品上，他都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和电影创新于一体，将每一部影视作品当成故事拍摄制作，向大家传达最深处的秘密意义。

张艺谋在如今的导演界之中可谓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能够获得影视作品拍摄道路上的奥斯卡大奖的他，在实力上自然不必多说。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你又有什么看法，评论区告诉我吧！

㈧ 电影《红高粱》与小说《红高粱》有何差异，具体分析

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和谐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前辈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
我们分析小说《红高粱》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即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然后通过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手段，详尽描述《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所产生的主要差异,最后运用文艺批评方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艺谋获得国际成功的深层文化因素。莫言的语言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戴凤霞（即电影里的“我奶奶”九儿），她是莫言小说中有个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会性别，她的生命力明显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复合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民族精神，当你在《红高粱》里看到”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这么句话，你不由得不为拍案惊奇，妙！那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呢？《红高粱》出名之后，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有多少人听过莫言啊！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造成了这种偏差——是因为电影比小说更具消费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所获得的表现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它却容易陷于一个误区——追求纯视觉的感官刺激，即所谓的“唯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