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精彩片段及赏析

1. 列举张艺谋《红高粱》体现仪式的三个片段。

张艺谋的《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可以说是老谋子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莫言给了张艺谋很大的帮助。然而在影片拍摄即将结束时，莫言开始怀疑张艺谋选错了演员，他觉得影片可能会毁在巩俐手上。张艺谋看了《红高粱》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小说里的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于是产生了拍这部电影的想法。张艺谋连续到了莫言，并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莫言对张艺谋非常支持，他还表示：“作品根据需求爱怎么改怎么改，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红高粱》的编剧有三个人：陈剑雨、朱伟以及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1987年，张艺谋前往高密县，把《红高粱》的定稿拿给莫言看。莫言当时对剧本的内容十分惊讶，

张艺谋没有料到，最后《红高粱》共拿下了11个国内外的电影奖项。伴随着《红高粱》在国际上的红火，这部电影在国内也引发了争议。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
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常赏识”。另一位作者江春说：“被人誉为‘绝唱’的颠轿一场---淋漓尽致、夸大其辞地展现了中国人人性中那种原始的疯狂、狭隘和嫉妒，以及对弱者的凌辱。”
那一年的中国电影，除了《红高粱》，还有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吴子牛的《阴阳界》，王朔的4部电影（《顽主》（米家山导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夏刚导演）、《轮回》（黄建新导演）、《大喘气》（叶大鹰导演），但这些电影的锋芒都被张艺谋的《红高粱》所笼罩了。

2. 红高粱影评

红高粱讴歌出人性的本真。

《红高梁》改编自莫言的两部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讲述了女主人公九儿的父母要她嫁给50岁的麻风病人，在出嫁时砸到土匪拦截。其中一位抬轿男子余占鳌打跑了土匪，两人相爱，后来九儿回家，余占鳌重新抢走了九儿的故事。

影片中剥人皮一段是最突出体现人性的，剥下的牛皮，血红的一面铺展在车头，预示着剥皮活动刚刚开始，两个剥皮者一个选择挥刀大骂向敌人，一个选择贪生挥刀向同胞。

在血腥的场面里，通过对比，清楚明了地显示出了人性的本真，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面对死亡和道义时，有人可以抛弃生死，而有的人会抛弃道义，一心保命，影片在血淋淋的红色中，让观影者体会到了人性的本真。

展现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影片中剥皮者抱着罗汉的肉皮疯了的片段，整个画面是泛着蓝色的冷色调，传达出一种死亡的严峻之感。

但从九儿他们为罗汉报仇开始，整个画面的色彩跳入了红色的暖色调中，在众人一起跪拜决定报仇的片段中，红色的画面，红色的皮肤，加之身后熊熊的烈火燃烧，表现出了他们报仇的决心，仇恨如同烈火般在心中燃烧。

最让观影者视觉受冲击的当属影片的尾声，九儿躺在血泊之中，“我爷爷”从燃烧着的车子里走出来，通过身后阳光的照射，画面如一幅高燃的油画，顷刻之间，一切皆灰飞烟灭。最终影片画面全部变成血红色，“我爷爷”与“我爹”一起屹立在血红之中的画面，表现出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3. 以电影《红高粱》为例，分析该影片的主题，音乐，色彩，景别，运动镜头的内涵及意蕴

赏析《红高粱》

选自《影响中国学生的80部书》

<红高粱>显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2年它又十分醒目地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名单上,不单是仅有的中文创作名目,更是80年代以降二十年中唯一入榜书.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过去式”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现在式”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交叉进行,且均属于过去,与现在无关.但令人无不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无拘无束舒卷自如;他怎么就能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写的饱满畅酣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显然,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
莫言曾被归为”寻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对于莫言来说,高密是一个悖论,简单说来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超脱又最世俗,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爱的地方.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竖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爷爷(我们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如此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当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恶于一身,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作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奶奶反叛了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当她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时,她勇敢的选择了与爷爷通奸,以此来进行反抗.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可见,莫言的历史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构了历史,模糊了过去和历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笔下才有如此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
不仅如此,<红高粱>里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的深深的崇拜: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拙,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里,爷爷(父辈)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个桥夫,但却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奸情”去杀人;他本是个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却也感爱感恨,深明大义,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

4. 《红高粱》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什么

《红高粱》有很强的观赏性，影片大致可分为前后两大段落，在前一部分是对自由、生命的赞歌。长达几分钟的颠轿和狂舞，以高亢的唢呐声为背景的高粱地里的野合，粗犷张扬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充满野性生命力的高粱地，鲜红透亮、四溅飞扬的高粱酒，无疑都充满着强健的雄壮之气，给人以一种阳刚、雄健之美，涌动着无尽的活力。

影片的后半部分是一曲英雄的赞歌，而乡民们正义之举的内在动力，仍然是为了保持生活的自由，是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那本为出酒而用的酒神歌，也就带上了几分神圣的色彩。这时的英雄赞歌，所歌颂的是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民族精神，是对自由的生命力的企盼。影片结尾处，在神奇的日食中，通天通地的一片红色，在火红的背景下，是两个如泥塑的英雄雕像般的人体，由下而上的拍摄角度，拉大了观众与影片中人物的距离。在这个犹如神圣的仪式般的镜头前，观众不由得会萌生出一种崇敬感。

5. 求 红高粱 张艺谋的那个，大约讲述了什么内容，有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片段，谢谢了。

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在十八里坡的高粱地，不情愿出嫁的我奶奶在三朝回门的时候跟轿夫余占鳌野合，从此怀了“我爹”。在李大头死后，我奶奶撑起了李家的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前来抢走我奶奶，让我爷爷前去土匪窝讨回公道。后来我爷爷住进酒坊，因为在刚酿好的酒撒了一泡尿而酿成了好酒十八红。我爹九岁时，日本鬼子来犯，我爷爷率伙记们浴血日本鬼子壮烈牺牲。[1]
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

吭声。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我奶奶赎了回来。但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罢休。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

我奶奶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我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我爷爷拉着我爹的手，挣扎地来到我奶奶的尸体旁。日食。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6. 红高粱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赏析在西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这一级别的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它印证了人们关于亚洲电影将在80年代崛起的预言。其实本片可分为两大段落，“我爹”未出生的前半段和“我爹”出生后的后半段。前面着重讲了对自由的渴望和争取;后面又把侧重点放在了对生命和英雄的礼赞上。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升华，而两者之间的联系又颇为紧密。

故事梗概我奶奶那年19岁，为换一头骡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的50多岁的李大头。按我们家乡的规矩，要用颠轿的方法折腾新娘子。路上，不管轿夫怎样折腾，我奶奶死不吭声。行至青杀口，从密密的高粱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资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劫道人的命。

3天后，我奶奶回门，行至青杀口，被一蒙面人劫进了高粱地。惊恐之下，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鳌，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众伙计纷纷议论不想干了。我奶奶的一通话劝住了众伙计，撑起这个烧酒作坊。这时，我爷爷喝得醉醺醺，他对着伙计们胡说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让众伙计把他扔进空酒缸。

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我罗汉大叔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3000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看到鬓发不整的我奶奶，一种羞辱感折磨着他。他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秃三炮的脖子上。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

回到烧酒作坊，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修路修到青杀口。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还杀害了我罗汉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唱着《酒神曲》，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

我奶奶做好了饭菜，挑着担子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一辆日本军车开过来，机枪响了，我奶奶只“唉”了一声就倒下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像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他已全然痴呆，爷儿俩站在我奶奶尸体旁，静无一言。

7. 红高粱的作品鉴赏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一、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河以说是脏字连篇河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8. 《红高粱》主题影评800字，视听语言分析方法

似红似火的精神抗争

——浅析《红高粱》的视听风格

电影《红高粱》是由张艺谋改编莫言同名小说而来，影片延续了张艺谋导演重色彩、 重时代刻画等艺术风格。红色色调是这部影片的灵魂，起起伏伏，挥挥洒洒的红高粱，有着寄寓当地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导演借九儿、余占鳌等人物讴歌了三十年代西北淳朴却拥有抗争精神的劳动人民，延伸出现当代人们对此炽热的感慨。这是他对故事绘声绘色的彰显，亦是对于小到封建礼教束缚，大到对民族侵略的伟大抗争精神的赞颂。

红色调的炽热，贯穿至影片灵魂深处。导演从开头便紧扣抗争的主题，从画面的最开始，九儿便是在浓艳的红色下出场。此刻的红色不仅仅是婚嫁的基本衬托，从九儿沮丧不甘的面部特写便可看出，这更是对此刻九儿抗拒的内心心境的衬托。“坐轿不能哭， 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然而九儿却掀了盖头，哭了轿，这是她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抗争，而红色正是她此刻内心最好的诠释。直到影片的末尾，红色的表现力则更加鲜明亮眼。九儿、余占鳌以及几个弟兄夜晚在酒庄以高粱 酒祭拜英勇献身的罗汉大哥时，周围熊熊的焰火将整个屋子充斥着红色的热烈，映衬的是他们此时此地心中燃烧着的对日本人抗争的熊熊烈焰。

红高粱的内涵，诠释着人物真实独白。红高粱作为片名，不仅仅是因为故事中的人民生活总是围绕着红高粱，更是因为高粱代表了当时朴实的劳动人民；一个“红”字， 也不仅仅是因为高粱的颜色是红色，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朴实的劳动人民也拥有着红色所 传递出来的抗争精神。从小的方面看，余占鳌等抬轿工人在送九儿的途中，在高粱地遇到了劫匪，面对劫匪的蛮横威胁，他们为保全大局作了小小的妥协便给了钱财，可当劫匪打了九儿的主意，余占鳌为首的弟兄便奋起反抗打倒了劫匪。这一小插曲为接下来大的方面作了呼应。同是在这片高粱地，结尾的高潮部分，面对日本人对当地人民的压迫， 以及九儿的英勇献身，一场热血的战争在这片高粱地一触即发，过程中导演有大量对高粱地的镜头特写，一场血红而壮烈的斗争在火红的高粱间相得益彰地展现，将红高粱的内涵相得益彰地寄予在了抗争的人群当中。

意境的浓墨渲染，给予了画面想象空间。影片中有着不少重写意的片段，往往以远景的方式呈现，并且没有人物对话......（此处省略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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