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题材微电影剧本

㈠ 红色经典电影儿童篇

电影：《红孩子》
故事片（黑白）。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年摄制。
剧情：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江西革命 根据地，北上抗日。李家坳的赤卫队 也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上山 打游击。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及其小伙 伴虎崽、细妹、水生、金根、冬伢子 等，晚上悄悄离家去找红军，被细妹 的外公李公公找回。不久，靖卫团团 长黄静波带着白军焚烧了李家坳，屠 杀了全村的老百姓。为了讨还血债， 替亲人报仇，孩子们组成了一支少年 游击队。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 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 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 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 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团长黄静波 。严酷的斗争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 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本片于1979年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 童文艺创作二等奖。
主创：
编剧： 时佑平、乔羽 导演： 苏里 摄影： 李光惠 美术：童景文 作曲： 张棣昌 主 演：陈克然 宁和 王和永 陆贞冀 关敬熙
电影《红孩子》诞生记
在新中国拍摄反映战争年代的儿童片中，电影《红孩子》以其明朗、生动、朴实、自然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小主人公苏保、细妹也成为那个时代英雄少年的经典形象。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找到了好友、著名剧作家、作曲家乔羽，他说：“我想为孩子们拍一部戏，你能为我写一个本子么?”乔羽爽快地答道：“好啊，你想拍什么内容的片子呢?”“最好是反映战争年代红小鬼的故事。”在此之前，苏里曾拍了儿童片《哥哥和妹妹》，这次他想再拍一部关于“红小鬼”的影片。对于苏里的提议，乔羽欣然同意。其实，乔羽和苏里两人都有着浓浓的孩童情结，他俩也都曾是红小鬼，对战争年代的孩子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怀念与热情。 乔羽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一群红孩子们身上。那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最能反映出那个特殊年代孩子们英勇机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挖掘创作素材，乔羽生平第一次渡过长江来到了苏区体验生活，走家串户，听当年“红小鬼”们讲述红军北上后他们那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渐渐地，一个关于当年“红小鬼”的故事在乔羽的笔下诞生了。 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后，江西苏区的李家坳的赤卫队在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上山打游击。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细妹、冬伢子等一群小伙伴们恳求大人带他们上山未成后，自行在一个山洞里组成了一支少年游击队，与盘踞在李家坳的白军和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并在“李公公”领导下．浞人反动武装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被捕的李主席，还打死了追捕他们的敌团长黄静波。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剧本写好后．乔羽又为这部影片写了日后广为传唱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苏里看了剧本后很满意，并立即着手小演员的挑选。不久，来自各个学校的小演员们都到剧组来报到了，唯独片中主人公小苏保还没个着落。正当他为此苦恼不已时，多年前在拍摄影片《祖国的花朵》中担任角色的一位小演员陈克然突然闪现在了他眼前。陈克然长得很可爱，十来岁就进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在片中的表演很是出色，何不让他来试试呢?不过，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克然是否能胜任“红孩子”的角色呢?苏里心里没底，他为此专门赶到哈尔滨一探究竟。尽管好多年过去了，小克然也从当年小孩子长成了大孩子，但他身上的那股机灵活泼劲却一点也没变，这使苏里感到很兴奋，并特地请小克然在饭店里吃了一顿香喷喷的清蒸鳜鱼、红烧猪肉，这在这那个紧缺年代算是颇为奢侈的了。或许是出于谨慎，苏里并没有向小克然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小克然也以为苏里请客纯粹是出于当年拍片的缘故，直到两个月后，苏里派《红孩子》副导演来接他去剧组，他才明白其中的缘由。 “小苏保”归队后，为了使小演员们充分领略当年“红孩子们”同白军斗争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苏里带领大家随摄制组一起走访了井冈山和瑞金等革命根据地，还到过毛主席和朱德会师的茅坪。为了让孩子亲身体会当年革命斗争的艰苦，他还特地让孩子们穿上当地儿童的服装和鞋子，爬上了赣粤交界的岭背山。尽管这一路行军孩子吃了不少苦头，却也使他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因此对自己在戏中的角色有了很好的把握。事实证明，苏里“这一手”是很有成效的，经过锻炼的孩子们拍起戏来也很是顺手，拍摄过程显得紧张而又快乐。不过，最令孩子们感到难忘的是在拍戏中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1958年2月14日，尽管当时室外是天寒地冻，但摄影棚里却是秋光一派：棚内的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地，珠露欲滴，虫声唧唧……原来苏里正带孩子们拍摄《红孩子》最后一场戏“黑夜夺枪”。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拍片时，厂里突然派人来通知说：一会儿有重要领导来视察，到时你们复拍一场戏给领导看。由于平时来长影视察的领导人比较多，大家对此也是习以为常了，因而显得很平静。中午十一时左右，摄影棚门忽然大开，一位身材高大，身穿灰大衣的人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健步走了进来，“这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么”!意外的惊喜使整个摄影棚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边走边挥手向大家致意，厂长亚马在介绍了导演苏里后，指着小演员们对毛主席说：“这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的红孩子?”毛主席端详着化了妆的孩子们，笑笑说：“像，很像当年苏区的儿童嘛!”又指着扮演白军的演员说：“白军也蛮像嘛。”大家听了禁不住乐了。毛主席随后又微笑着问小演员们：“你们是长春人吗?”大家回答道：“我们是北京的。”毛主席又问：“你们都是哪个剧团的?”孩子们回答说：“我们都是学生。”看着孩子们依偎在毛主席身边这一问一答的动人情景，在场的人们心里感到暖乎乎的。当毛泽东走到一片树林前停下脚步询问扮演细妹的小演员一些问题时，摄影师们纷纷举起了照相机。毛主席见状笑着说：“你们把我也当电影拍了。”他那亲切幽默的话语又引来一片欢快的笑声。毛泽东沿着羊肠小道走进景区，指着用油纸做成的树叶和用麻做成的青草问道：“真的能不能用?”厂长亚马答道：“能用。”毛泽东又问：“那这场戏怎不到实景中去拍?”苏里接话说：“因为季节关系，我们只能在摄影棚中搭景拍摄。”毛泽东幽默地说：“拍电影是允许弄虚作假的嘛。” 毛主席的到来给摄制组以巨大的鼓舞，决心一定将这出戏拍好，苏里也因势利导地教导孩子们把体验生活时学到的东西在影片中表现出来。孩子们也很争气，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角色中。小克然比其它小演员来得晚，一到剧组就要拍戏，但他虚心好学，下苦功读剧本，仔细揣摩剧中人物心理、设计人物动作。苏里对他也是指导有加，耐心给他说戏。好在他已有了几年舞台表演经验，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总算挺过了这一关。由于他在剧中出色表演《红孩子》刚刚拍摄完毕，小克然就被调到了长影，并先后在《画中人》、《羌笛颂》、《我们是一代人》、《孔雀胆》、《红旗谱》中饰演了多个角色。 经过摄制组的努力，1958年，电影《红孩子》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影片上映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随之广为传唱，历久不衰。
主题歌资料与介绍
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儿童团的团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歌曲的曲调源于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营火》，具有奥地利梯罗耳族民歌的风格，词作者佚名。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共产儿童团的故事拍摄了影片《红孩子》，再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少年儿童与白匪作斗争的光荣岁月，《共产儿童团歌》作为影片主题歌传遍了中国大地。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限好呀， 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我们向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美丽的世界，在远处召唤。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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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典文本往往经历较长历史时段的传播并发生种种变迁，以传播学通常采用的共时传播研究方法，无法探究出其全部传播效果。本文首次提出历时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与模式，并以《红岩》为个案，探讨了经典文本的历时传播规律。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 键 词】经典文本/历时传播/文本变迁/《红岩》/传播规律
【责任编辑】王卓

由普通文本形成经典文本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传播的过程，传播学（尤其是经验学派）往往偏重于将对象置于“共时”空间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历时性特征不明显的短时传播研究对象十分有效，但对于历时性特征比较明显的长时传播研究对象，比如经典文本，未必适合。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模式，重点研究其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发现其传播规律。姑且将这种注重历时性的研究模式谓之“历时传播研究模式”。
一、个案研究：对《红岩》的传播学分析
（一）文本起源及变迁
《红岩》的作者们在解放初曾参加重庆团组织的宣传工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牺牲在集中营里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教育广大青少年。1957年，他们应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之约，将在各地巡回报告的内容整理为1 万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表于《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2 月又出版了经过补充、增订的单行本。1958年，作者在此基础上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直到1961年底，才最终以《红岩》的书名付梓。
《红岩》一出，洛阳纸贵。第一次印刷的文本很快脱销，1962年加量重印，仍然售罄，1963年就出版了第2版的《红岩》。据统计，该书到2000年已印刷过59次，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出版发行了第3版的《红岩》。2004 年该社又将其作为“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隆重推出，同时配送2张光盘。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3版《红岩》外，以小说形式传播的其他的“红岩”文本还有近20种。
在196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小说《红岩》可谓家喻户晓，各地文艺团体纷纷就其题材进行改编和演出，话剧、评书、相声、大鼓、川剧、越剧、豫剧等等无所不有，盛况空前。其中1962年8月，青岛话剧团率先将《红岩》改编为一部多场次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台剧，仍取名《红岩》。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将其演出拍摄成连环画出版发行。此后，对《红岩》的改编层出不穷，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改编剧本就有近百种之多。
“文革”期间，《红岩》及其改编的文艺作品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随着1977年《红岩》小说的再次出版和歌剧《江姐》的重演，“红岩”文化再次兴起。不过在1980和1990年代传播的“红岩”文本，主要是1960年代已经出现的，是一种文本重复式传播。2000年左右，随着“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的隆重推出，对“红岩”文本的改编和传播不断创新，并且具有朝视觉化方向发展的特点。
（二）传播分析
1.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红岩”文本的传播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来看，它大致走过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阶段（1960年代）。众所周知，1960年代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意识被强化到极点。产生于这种政治土壤并在其中衍生的《红岩》，无需像《雷雨》、《林家铺子》等非革命题材的经典文本那样刻意追求便先天性地具有“红色情结”。
第二，“市民社会的民间利益性”阶段（“文革”结束至1990年代末）。“红岩”文本在这一阶段具有新的传播特点。由于时代思潮的重大变迁，社会焦点转向经济建设，文艺的宣教功能逐渐退化而审美功能凸显出来。虽然此时的“红岩”文本的基本内容并无多大变化，但无论传播者还是受传者，更关注的是它的审美功能，其革命性已退居次要地位。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看，此时“红岩”文本的传播动因来自民间或葛兰西所谓的“市民社会”而不再像1960年代那样来自“政治社会”。
第三，“大众文化的商业性”阶段（2000年至今）。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红岩”文本的传播越来越具有商业性——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改编热中，“红岩”题材竟有三家竞拍。当然，这些竞拍单位绝不像1960年代的《红岩》传播者那样一心一意为了宣传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而是更关心自己的投资能否带来更多的利润。2004年“红岩”题材被开发成电子游戏《“小萝卜头”的故事》，将“红岩”传播推上了赤裸裸的商业运作轨道。
“红岩”文本这三个阶段的传播特点与阿特休尔在《权力的传播》（1984年）一书中的论述不谋而合。阿特休尔在该书中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所有的传播从来都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总是会受到某种权势的约束和限制，从而成为这种权势的“吹鼓手”。这些控制传播的媒介可能是宗教、党派，商业集团或职业、阶级／阶层所造成的利益团体等等。阿特休尔进而分析了操纵传播的四种形式：官方形式、商业形式、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① “红岩”文本在第一阶段（1960年代）的传播，传播者自觉地将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文本并将其置于首要地位；在第二阶段（1980～1990年代）的传播则具有明显的利益形式的特点，传播者适应时代的需要，满足大众对文艺审美的需求；在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具有显著的商业形式的特点，“红岩”的母本资源被不断地发掘和改装，成为各影视机构、剧团、商业集团、编导、演艺人员等的“摇钱树”。
2.效果模式的变迁
《红岩》文本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1961～2000年，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母本就有三版，且重印59次，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这在所有经典文本甚至所有出版物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几十年来，各种文艺形式对《红岩》的改编所产生的衍生文本不下300种，其中很多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比如1962 年青岛话剧团的话剧《红岩》、1964年空军政治文工团的歌剧《江姐》以及2000年“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等等。无论从传播的广度、深度、效度等方面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都是堪称一流的。但从历时性角度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效果在不同历史阶段却具有显著的差异。与其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相对应，“红岩”文本大致经历了三种形态的传播效果模式：
第一，强大效果模式（1960年代）。1960年代的受众由于受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对“《红岩》”这样的经典文本的传播根本无抵抗，甚至就是主动接受。显然，包括《红岩》文本在内的所有红色经典作品，由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正确地使用了恰当的传播技巧，其宣教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所以产生了相当理想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强大效果模式”②（powerful－effects model）的典范。
第二，有限效果模式（“文革”结束至1990年代末）。自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以来，人们思想异常活跃，社会思潮频频更迭，为重新审视和评价经典文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红岩”文本的受众中的一部分较有个性思想的首先分化出来，重新审视和思考“红岩”文本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如：江姐的革命有没有情不得以的私人因素等等。这部分在当年发表“奇谈怪论”的人也就是传播学上所说的“意见领袖”。他们首先将时代思潮中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相关信息融入到对《红岩》文本的解读中，然后将这些信息散布到周围，从而影响他们能够影响到的群体。对普通受众而言，文本抵达受众时，其宣教功能也被弱化而审美功能被强化。由于“意见领袖”的作用，文本的传播效果比起上一阶段来说降低了许多，但审美功能的有效释放以及部分受众怀旧情绪的彰显，使传播效果没有下降到最低。因此，这一阶段的传播符合“适度效果模式”。③
第三，有限效果模式与适度效果模式共存（2000年至今）。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大众文化的生长和普及提供了十分开阔的空间，现代思潮与后现代思潮杂糅并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你来我往、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此消彼长……传播学理论认为，在受众和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被称作“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的东西，德弗勒将这种“缓冲体”概括为个人差异（indivial differences）、社会类型（soc ial categories）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缓冲”作用，媒介信息到达受众的力量已大打折扣，因而传播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了。④ 对于这一时期的受众来说，商品经济浪潮中所建构起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对《红岩》母本构成了强大的“缓冲”和消解作用，从而使其传播处于“有限效果模式”的状态。事实上，《红岩》母本在1990年代以后的销售量日渐下降，除了被衍生文本带动或者行政干预偶尔被传播外，只是作为经典被少数爱好者或专业人员收藏，多半束之高阁。
“红岩”文本要继续传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必须适应大众文化的要求，融进商业性因素——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文本。从文本变迁中可以看出，1993年以后的“红岩”文本几乎全是衍生文本，它们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方面尽可能融进“当下性”，有的甚至还带有解构的特征。无论如何，各种衍生文本适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对“红岩”文本进行了有效的改装与重组，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与这一阶段的母本传播的“有限效果模式”相比，衍生文本拉回了更多的受众，尽可能朝“适度效果模式”的方向努力靠近。
可见，“红岩”文本自产生以来，其传播效果走过了从强大效果模式—适度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母本）与适度效果模式（衍生文本）并存三个阶段，总体上呈下滑趋势，这是社会历史的变迁使然。
3.媒介的变迁
广义的媒介既指传播工具，也包括传播方式。“红岩”文本的媒介变迁经历了革命回忆录、小说、历史舞台剧、连环画、电影、歌剧、革命现代京剧、二人转、传奇故事、人物传记、电视连续剧、形象报告展演、现代舞剧、各种地方剧（如川剧、越剧等）、评书、电影戏曲片、报纸连载与评论、电视专题片、各种音像出版物、电脑网络等20余种。这在经典文本的传播中并不多见。现在，该文本已建立起多种媒介互补交叉、立体传播的格局，各种媒介相互作用使其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上述媒介按介质的自然属性划分，大致有四类：纸质媒介（包括书籍、报章杂志等）、身体媒介（包括各种形式的现场演出）、音像媒介（包括影视、 广播、VCD、DVD、录像带等）、综合媒介（主要是电脑网络）。在“红岩”文本的传播中，这四类媒介是依次先后出现的，每一次媒介形式的更新与交迭，意味着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越到后来，图像在传播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传播的视觉化程度越高。这也是近10年来所有经典文本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多种媒介立体交叉传播的优点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受众面，但同时也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全面传播——我称之为“缺码传播”。如果媒介对某一事件的编码是全面的、完整的，我们在解码时才有可能了解和认识事件的全部信息，这叫“全码传播”；反之，如果媒介编码是不全面的、缺失的，我们就只能了解和认识事件的一部分，这叫“缺码传播”。我们先假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红岩》是一种“全码传播”，那么以它为蓝本的各种衍生文本就必然是“缺码传播”——改编过程中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损耗某些信息，个别衍生文本甚至损耗了母本中的精华信息。因此，单一地依靠某一种媒介形式来了解、接受和认识某一经典文本，就很可能受到“缺码传播”的限制而对完整文本一知半解。比如“红岩”文本，如果你只看歌剧《江姐》或者舞剧《红梅赞》或者电视剧《双枪老太婆》，你就很可能不了解许晓轩、华子良、刘国志等其他先烈的英雄事迹。我觉得将《红岩》开发成电子游戏《“小萝卜头”的故事》，还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游戏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使并不了解全部“红岩”文本的青少年误以为游戏就是“红岩”的全部，从而误导和歪曲经典。从一定程度上说，《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弥补了多年以来“红岩”文本“缺码传播”的局限，所以得到宣传部门的推崇和广大受众的欢迎。在“缺码传播”中如何发挥某种媒介的优势和潜力，并努力构建多种媒介立体交叉的传播网络，以便整合多方信息，尽可能追求“全码传播”的效果，应是经典文本传播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历时传播：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经典是不幸的，遗忘和抛弃自己的经典更是不幸的。也许正因为如此，经典总是不断地被搬演和消费着，成为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食粮。然而，经典在传播中发生种种变异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尽可能留住经典中的精华（2004年以来，有关部门要求严肃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便是捍卫经典的重要举措）。唯其如此，对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进行探讨就显得紧迫而重要。通过上文的个案研究，笔者以为，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描述：
（一）传播动因：文本自身的魅力及可传播性
历史长河中的所有文本都无可避免地要经过大浪淘沙式的筛选，最后能够留存下来并得以有效传播的，才能称为经典。古典经典文本也好，现代经典文本也好，红色经典文本也好，新经典文本也好，无一不是如此。那么，这些经典文本的传播动力来自哪里呢？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文本自身的魅力，二是社会的需求。前者属于文本传播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动力性因素，是由文本的固有属性所决定的；后者是文本在与流变着的时代背景中多种可变性条件遇合之后衍生出来的动力性因素。举例来说，《阿Q正传》之所以得到有效传播，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巧妙的艺术构思等等。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有产生于作为传播内容的文本与作为传播受众的读者（广义的）之间的一种默契的关系。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究中国贫弱落后的思想根源，而《阿Q 正传》由于深刻地反省、认识和揭示了导致愚弱落后的国民劣根性，正好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指向自我的思想批评模式。换句话说，来自社会的需求使它的传播动因在各个时期总是处于激活的状态，《红岩》同样如此。
（二）传播形态：文本与媒介的交互式变迁
在历时传播中，文本和媒介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一般来说，历时越长，变迁的幅度就越大。而且，历时传播中的文本变迁与媒介变迁不是孤立行进的，二者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显著特征。这是共时传播所不具有的。例如上文的《红岩》，假如仅从共时传播层面就其某一阶段的传播来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几乎没什么变化；如果从历时传播层面就其全部传播过程来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的变化就十分显著，而且两者之间交互影响和适应的过程特征也十分明显。“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到小说、从小说到话剧、歌剧、电影、电视、网络等等，文本内容与媒介形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传播过程的变迁中，文本内容的变化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形式来表现，新的媒介形式反过来又要求有新的文本内容与之相适应，文本与媒介相互调适、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文本与媒介相互调适的过程，就是以交互式变迁为特征的历时传播过程。所有经典文本的所谓“改编”，其实涵盖了文本内容和媒介形式的双重变化，即历时传播中的交互式变迁。这是一个动态、呼应、互适的过程。
（三）传播规模：从单一形式走向媒介聚合
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经典文本的传播规模都是由小到大的，直至形成媒介聚合。一个文本的传播在初始时期往往是单一形式，规模极小，越到后来参与的人员数量越多、环节越复杂、形式越丰富，规模也就越为庞大。尤其是在传媒发达的时代，经典文本只有建构起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立体传播的格局，以媒介聚合的形式实现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与优化配置，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红色经典歌曲，在1996年之前的单人演唱、单曲传唱、单公司操作虽然部分曲目也有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没有形成总体冲击力；而1996年在众多歌手参与、大量歌曲集合、多部门多公司协作、引入商业操作模式的条件下，很快在神州大地传唱，在某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起早贪黑排队买歌碟的壮观场面。“红岩”在改革开放后的“热”，也是媒介聚合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眼下，一些经典文本如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经典之作以及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小说等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被年轻一代遗忘的危险，长此以往，这些人类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旦到将来某一天被社会整体遗忘，对人类社会与其说是莫大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因此，以媒介聚合形式扩大传播规模，从而实现有效的历时传播，应该是“拯救经典”的一项重要策略。 （四）传播效果：初始文本的衰微与衍生文本的繁荣
历时传播中的文本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新文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文本的消亡。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具体文本在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新文本与旧文本、初始文本与衍生文本共时传播的局面。初始文本的传播总是慢慢衰微，而衍生文本的传播则渐渐繁荣强大。不过，也有个别情况是衍生文本与初始文本共生共荣。例如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的热播和VCD／DVD碟的畅销，同时引发了相应小说的畅销。新旧文本的共生共荣，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聚合效应。
另外，对于“红色经典”而言，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趋势——从传统形式到商业形式。从1990年代末至今，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淡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商品经济／商业经济慢慢发展壮大，媒介所固有的、潜在的商业属性被激活，逐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红色经典文本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时代的商业大潮之中。商业形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使传统形式在许可范围内失效，从而使经典文本的传播获取了较强的商业推动力，传播效度更高，另一方面，商业性对经典文本的消解又使蕴涵其中的某些精华变质或者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毁损了经典的严肃性。因此，在商业形式条件下如何趋利避害，“保护经典”、“拯救经典”成为沉重的课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③④ 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第308—309页，第227—229页。
②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㈢ 求：关于红色革命的话剧剧本

25日凌晨，天还没亮，阵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信号。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共军强大的炮火，把苔山上的敌人火力全给压住了。在硝烟弥漫、烈火滚滚中，苔山顶峰的砖塔，被共军的大炮轰倒了，炮楼也被打掉了，不一会儿，胜利的红旗就插上了苔山的顶峰。5时25分，命令下达，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担任主攻，从城东北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国军的机枪严密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六连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互相配合，很快地攻破了隆化中学东北面的旧衙门碉堡群。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了敌人4个炮楼、5个碉堡，胜利地完成了扫清隆化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 下午3点30分，第二次总攻开始。六连向隆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白副连长派出李振德等3名爆破手去爆破，李振德冲出不远，炸药包就被敌人枪弹打中，李振德阵亡，其余两名爆破手负了重伤。这时，团部来了紧急命令，要六连火速从中学东北角插进去，配合已突进中学院内的兄弟部队，迅速解决战斗。白副连长命令董存瑞去炸碉堡。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在郅顺义火力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郅顺义扔出的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桥型暗堡里，国军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的耳边掠过。在快要冲进开阔地时，董存瑞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土堆，对郅顺义说：“你就在这儿掩护!”一阵手榴弹把敌人碉堡前的鹿砦、铁丝网炸了个稀巴烂。国军的机枪又慌忙朝他打过来，突然，董存瑞扑倒了，郅顺义站起刚要向前冲去，只见他猛然爬起来，一阵快跑跳进旱河沟里，进入了国军的火力死角。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他抱着炸药包迅速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郅顺义清清楚楚看着这一切，急得直攥拳头。 突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此时，离董存瑞不过50米的郅顺义看到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顾一切地向桥下的战友冲去，董存瑞看见后，厉声喝道：“卧倒！卧倒！快趴下！！”紧接着，桥下响起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敌人的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此时，他年仅19岁。

㈣ 十来分钟的红色经典剧本 内容积极 有创新者优先

第一幕

时间：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间的一天

地点：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指挥部

人物：聂荣臻、八路军战士、警卫员、美穗子姐妹、炊事员

（刚工作过之后，略带倦意的聂荣臻将军正在指挥部院中散步，两名满身征尘的八路军战士抱着两个日本小姑娘来到院子）

战士甲：报告聂司令，我部昨晚在攻克敌一据点时发现了两名日本小女孩。

聂荣臻（略感意外）：哦，就是这两个小女孩吗？

战士乙：是！

聂荣臻（对警卫员）：快把那小女孩抱过来。

（警卫员从战士甲手中抱过小女孩，递给聂荣臻）

聂荣臻（看了看小姑娘，见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姑娘，手上包着洁白的纱布，此刻睡得正香。问战士甲）：怎么，她受伤了？

战士甲：发现她们时房子已经着火，估计时抢救时划伤的，卫生员已经处理过了。

聂荣臻（点了点头，对警卫员）：快把她抱到老乡家给她找点奶喝。

（警卫员接过小女孩下）

聂荣臻（对另一名约两岁的日本小姑娘，亲切地）：小妹妹，到伯伯这儿来。

（战士乙把满脸惊恐的小女孩领到聂荣臻跟前）

聂荣臻（抚摸着小姑娘，亲切地）小妹妹，别害怕，告诉伯伯，你叫什么？

小姑娘（满脸惊恐，不停地哭泣，用日本话不停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

战士乙：报告司令员，她听不懂中国话，听日本俘虏说她叫美穗子。

聂荣臻：（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梨，和蔼地对小姑娘说）：小妹妹，这梨洗干净了，吃吧。

小姑娘（哭泣着，慢慢地接过梨，吃了起来。）

聂荣臻（对两战士）：这事你们处理得很好，小女孩放我这里，你们回去吧。

（八路军战士下，警卫员上）

炊事员（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上）：司令员，开饭啦。

聂荣臻（抱起美穗子）：吃饭喽。

（聂荣臻将美穗子抱到饭桌前，慈祥地拿起小勺给美穗子喂饭，美穗子已稍稍平静，乖乖地吃起饭来。）

警卫员（不解地）：司令员，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你干吗对这日本女孩这么好？

聂荣臻：那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象鬼子似的？

警卫员：那可不行。

聂荣臻：是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如果滥杀无辜，不也成鬼子了吗？这个小女孩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有责任照顾好她。

警卫员（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第二幕

时间：几天后

地点：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指挥部

人物：聂荣臻、八路军干部、美穗子

（工作之后的聂将军正与美穗子游戏，美穗子已全无刚来时的紧张害怕，此刻正拽着将军的马裤跑前跑后。这时，一八路军干部上。）

八路军干部：报告， XX奉命赶到。

聂荣臻：你来啦，坐。

（八路军干部坐下。）

聂荣臻：叫你来有一个任务，想让你去华北日军司令部去一趟。

八路军干部（疑惑地）：日军司令部？什么任务？

聂荣臻（对着小女孩）：把她们姐妹俩送还日军。

八路军干部：是！保证完成任务！

聂荣臻：我这还有一封信，你带给他们指挥官，准备一下，明天上路。

八路军干部：是！

第三幕

时间：两天后

地点：石家庄华北日军司令部

人物：日军司令官、日军哨兵、八路军干部

（日军司令官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一日军哨兵上。）

日军哨兵：报告，抓到一支八路军小分队，他们带着两个日本女孩，八路军指挥官说有封信带给您。

日军司令官（疑惑地）有封信？带上来！

（两名凶恶的日军士兵押着八路军干部上）

日军司令官（高傲地）：你就是指挥官？来这里干什么？

八路军干部（从容镇定地）：在几天前的一次战斗中，我方战士从火场中救出了两名日本小姑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救治，现奉我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聂司令员之命，送还贵方。

日军司令官（惊讶）：聂司令员？就是聂荣臻将军？

八路军干部：不错！聂司令员还让我带来一封亲笔信。（拿出信，日军勤务兵接过，交给日军司令官）

日军司令官（展开信纸，看着看着，高傲的神情逐渐消失，满脸庄重，不由自主念了出来）……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人民为仇敌……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意，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

（司令部内一片寂静，凶神恶煞似的日军士兵也低下了头。全剧终。） 金色的鱼钩
时间：1935年秋。
地点：长征路上，一望无际的草地。
人物：炊事班长（近四十岁，个儿高，背有点儿驼，两鬓斑白，皱纹满脸）。
红军战士小梁（十七八岁，瘦弱有病）。
小战士甲和乙（十二三岁，病弱交加，疲惫不堪）。

第一幕 草地夜话
画外音：1935年秋，红军进入草地。炊事班长奉命照顾三个病号。青稞面吃完了，战士们只好吃野菜、草根。一天，老班长用缝衣针做成鱼钩钓来了小鱼。
（幕启，小战士们津津有味地喝着鱼汤。老班长坐在一旁慈祥地望着他们。）
小梁：老班长，你怎么不吃啊？
班长：（摸摸嘴，回味似的）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老班长收拾好碗筷，下，从另一边上，小梁悄悄地跟上，老班长坐在草地上艰难地嚼着草根和剩下的鱼骨头。）
小梁：（失声地）老班长，你怎么……
班长：（支吾着）我，早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小梁：不！我全知道了。
班长：小点声，小梁。（搂过小梁，又指了指两个小战士睡觉的地方）咱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能再告诉别人。
小梁：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班长：不要紧，我身子骨还结实。（抬头望了望星空，良久）指导员把你们三人交给我时说，一路上，我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带出草地。我估摸着还要20天的路程，这20天，难熬呀！眼看你们一天天衰弱下去，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汇报呢？
小梁：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点儿呀！
班长：唉，太少了。（轻轻摇头）小梁，弄点儿吃的太难了。有时候等了大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条蚯蚓做鱼饵，我不知翻了多少草皮。还有，我的眼睛坏了，一到夜里，找野菜得一棵一棵地摸……
小梁：（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我看得见！
班长：不，咱们不是早分好了工了吗？再说，你病得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小梁：不……
班长：（严厉地）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小梁张口无语，扑在老班长怀里哭了，幕落。）

第二幕 凝重的眼神(略)
第三幕 最后的嘱咐
（幕启，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依稀可见。近处，四个衣衫褴褛（lán lǚ）的红军战士围在一起。身后，是茫茫的草地和一行踩得稀烂的路）
老班长：（快活地）同志们，咱们快走出这草地了（指指远山）。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拿针钩找水塘去了;小红军们快活地找野菜、拾干柴。）
小梁：怎么老班长还没回来？
战士甲乙：啊？（有些慌乱）去找找！
（老班长在水塘里昏迷不醒，鱼竿还握在手中。）
小梁：我来钓鱼，你俩一个照顾老班长，一人赶紧生火。
（终于钓到一条小鱼，赶忙熬鱼汤。）
小梁：（伏下身）老班长，你醒醒！喝点儿鱼汤就会好的……
（小红军甲乙跪在一旁哭泣。）
老班长：（微微睁眼，盯着鱼汤）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吃了还要赶路，这二十多里路，一定要走出去！
小梁：老班长，你吃呀！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哭泣）！
老班长：（抚摸小梁的头）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手突然滑下去）
三个战士：（齐哭喊）老班长，老班长，你醒醒呀，醒醒呀！
（小梁小心翼翼地包扎好鱼钩，放在贴身衣袋里，动作缓慢。）

画外音又起：（小梁的声音）老班长，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把
这珍贵的鱼钩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瞻仰它，永远记住这金色的鱼钩，记住这峥嵘的岁月。（幕落）

㈤ 求歌颂革命红色剧本5人左右10分钟以内适合学生演

你求个问题可以，你求个知识可以，你求个剧本？ 这是辛勤劳动创造的产品，产品是需要交换才能得到的。你在这里求剧本和在这里求手机、汽车一个道理。没人会无偿给你的。
你还不了解剧本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一般创造者都视自己的作品为宝。让他无偿的给你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剧本，电视剧的卖几十万，电影的有的上百万。微电影的都几万块钱。小剧种的也几千部等。一分钱没有让别人给你剧本，你想都别想。建议改变思路吧。
给赞！

㈥ 红色革命情景剧急求

红色革命情景剧有《地下交通站》《保密局的枪声》《地道英雄》《红色利剑》《姥爷的抗战》。

1、《地下交通站》

《地下交通站》是由英达执导的抗战题材的情景喜剧。由吴樾、鲍大志等人共同主演。该剧讲述了蔡水根为首的几位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抗战史的故事。该剧于2007年首播。

《地下交通站》通过以蔡水根为首的几位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以喜剧的形式，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抗战史，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正反面人物形象。

2、《保密局的枪声》

《保密局的枪声》是由高群书、侯明杰执导，谢君豪、张正阳、刘威葳、王奎荣领衔主演，改编自同名电影的电视剧作品。

该剧主要围绕卧底东江保密局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啸尘为获取国民党沪城破坏计划的绝密档案——“暗香浮动”，与特务们展开各种较量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3、《地道英雄》

《地道英雄》是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电视传媒公司和浙江金球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抗战剧。由丁黑执导，何冰、陈小艺、赵纯阳、林好、王宁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利用地道进行抗击敌人的故事。该剧于2010年3月10日在成都文艺频道首播，2010年4月23日在辽宁卫视、重庆卫视、浙江卫视和山东卫视上星播出。

4、《红色利剑》

《红色利剑》是一部由西安天河影视公司、北京天艺伟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革命题材史诗剧，由王伟民和王力东联合指导，王伟民编剧，谭洋、周征波、郭常辉等主演。

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负责保卫边区的侦察科在陕甘宁边区坚持对敌斗争的故事。该剧于2013年3月29日起由陕西卫视上星播出。

5、《姥爷的抗战》

《姥爷的抗战》是由蒋钦民、黄建勋联合执导，颁德传媒、北京北广传媒联合出品，王学圻、蒋勤勤、张梓烈、李子雄、李勤勤、吕一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918事变后，姥爷曹骅鲤毅然回国接任家族了产业，回国之后发现，共产党、国民党、地下党、日本特高科，四方势力围绕着自己，为各自力量的发展而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后来前三方势力不断合作，也不断斗争共同抗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