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微电影幕年

㈠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全诗是什么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是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创作于20世纪中期的诗歌，全诗如下：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

我求您，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诗文赏析：

诗人对于死神将可爱的人们带离这个世界表达了愤怒，他要“怒斥光明的消逝”。这是首格律严谨的十九行诗，朗读起来颇有复沓之美，注重音乐性正是托马斯诗歌的特征之一，中国当代诗人多多就曾在访谈中说过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到狄兰·托马斯的“词组节奏”时的震撼。

托马斯的诗与探索生命、爱与死亡的电影《星际穿越》主题十分吻合，这部科幻片中，狄兰·托马斯所作的诗歌《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被多次吟诵。事实上，这首诗从流浪在太空的人类嘴中读出来，确实提升影片的维度与震撼力，字字都会击中观众的心脏。

㈡ 季羡林先生的感人事迹

广华学被石盘水库冷醒，转移简城；凭吊绛溪英魂周克芹，给热跑，返资阳，闪入空调房，身心凉爽。忽然噔儿一声，吉大好友酸溜溜短信发酵：“嗟乎！国学大师季羡林谢世。”我立刻回敬：“该死了，这个家伙《牛棚杂忆》喷粪狂吠毛主席时代改造知识分子。我拜周克芹墓，了结二十八年心愿，同学开车送归，现在单位写游记。”

一下子把友人打哑，酷暑静夜，醒来清凉，意犹未尽，再打一枪：“小李祖籍甘肃秦安，我想是不是源于陇西成纪，和李青莲有无同宗之谊呢？我说搞清这个，既是家学又是国学。再者我觉得要以华学取代国学，凡是有关中华的学问都归它了。任何一国之学都叫国学，咋区别，简直是名字都错了，华学是对的。”一石激脱三层皮：“呵呵，爷爷说是西夏李氏后裔，好像又和李闯有千丝万缕般联系吧。中暑了，一直昏沉沉的，昨天才没给信息。”哈哈，我道被打哑，她说是中暑。国语改称汉语，国文定名中文，这是老早的正名。啊，你这温室里的弱苗，地北天远，都中暑输液好几回了；我们来自青山绿水间，地南天近，汗瀑迎战热浪，免费海洗蒸气浴，气爽神清。似此娇弱生在清末民初，幸亏毛主席身怀大仁，打掉娇骄二气，才有巴金百零一、季羡林九十八的可喜寿元；心悦诚服地主动接受改造，钟敬文讲台站到九十七、谢冰心活到九十九，儒将萧克百龄、吕正操百零四岁还在，从不把农民腾出的上等茅草房称为牛棚，把机关五七干校的瓦屋自贬猪圈。牛棚者，抱怨关押牛鬼蛇神的窝铺也。自称住过牛棚的知识界都自居精神贵族，工人农民腾空最好的房子免费让住，他们得好便卖乖，桀犬吠尧。吉大小弟弟小妹妹读了伪书《牛棚杂忆》，会不会站在无产阶级党和政府对立面，紧握无缚鸡之力的馒头拳，誓欲砸穿地球仪；中国老一辈外国小字辈读了怪作《猪圈催情》，该不该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咬牙捏碎原子弹。
人不宜好，懒馋贪占变。忧劳所以兴国，逸豫所以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俗语格言是好心肠的古话，奈何骸骨迷恋就是不听。国故僵尸牙牙学语摇摇学步，导师告诉他自己说自己走，含混了张开嘴再说就明了，摔跤了爬起来再走就稳了，谁知他不领情，把严父慈母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正面引导、挫折教育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安排他见习一下书斋以外的世面，帮助他打开三大知识领域，他却一口咬定是迫害，出了书，牧师五次接见，吠击导师的声音更响了。凡是抵触改造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者，他们的物质观都是自私自利，只管个人舒适享受，金钱美女，稍有劳动，轻则大呼小叫，重则祭出虚胖浮肿的滥情悲鸣文学，辅以虚构夸张，软下疳流着脓杜撰“我控诉”云云，社会责任感、民族整体忧患意识在哪里。

国学哪天起轿，抬轿子的轿夫们不记得，满塘青蛙瞎起哄。温室里的花朵没有耐心包本整套四书五经连正文带附注背诵，但是他们会取巧，一边和你远程聊天，一边利用搜索引擎，输入话题关键词，和你海阔天空，经纶满腹，天知一半地知完。一个国家民族革命战争岁月、社会经济复苏时期，一国固有之学就消沉，充其量也是常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停止革命、复辟倒退、小修小补以改良冒充革命的时期，国故僵尸就甚嚣尘上，癌变出口，说是地方的才是世界的，需要传播，小有斩获，就自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世界了。

任何学问都是可分的：有用之学、无用之学，大用之学、小用之学，急用之学、缓用之学，可用之学、可废之学，叮尸之学、生肌之学，明智之学、昏头之学，强国之学、迷魂之学，团结之学、分裂之学，阳光之学、阴谋之学，利人之学、害命之学，通达之学、郁闭之学，前进之学、后退之学，荣身之学、光国之学，救世之学、迷邦之学，兴华之学、乱民之学，亲民之学、贱人之学，自强之学、自宫之学，一言以蔽之曰为谁读书。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华学是客观存在的，咋分因人而异，要旨还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借助前人智慧，吸取经验教训，先改造思想，再改造客观世界。

人类最初浑朴，没有阶级。私有制起根根发脉脉，生枝枝冒丫丫，学问是各个阶层的经验总结，多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主人翁通过全心全意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人民公仆的领导，党群同心同德，各界各派为人民服务，这时的华学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在延安，毛主席写信给范文澜，说他以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还是头一回。中国儒家经典需要继承传播，其他各家典籍也该保存流传下去，看你是站在原始人立场去搜集阐释，还是自命奴隶主戴着花岗岩头颅去整理分析，或是幻化封建领主去祭奠涂饰，抑或沦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格局里伪装偷换，甚至站在帝国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立场灌输蛊惑。电子时代，听任封资修杂糅的华学怪诞猖獗，放弃马列毛主义透视华学，不肯消毒，把土洋垃圾当至宝，毁谤古圣与今贤，在上滔滔以为能行，在下期期以为不可。

是鼓噪尊孔读经奴役人民，愚化百姓，还是高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教育人民，鼓舞士气，这是牧师和导师的试金石。山洪秋水，河伯沾沾自喜，听见东海玄龟陈述汪洋的宏阔，无地自容。私有制一回潮，封资修大杂烩破瓦片装稀饭要不完了，以为华学同化世界。一切游谈无根，迟早撕破画皮，莫怪遮羞布。剔除糟粕，弘扬民族精神，华学任重道远。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三日雁城马东路大街

㈢ 白冰的生平详述

莫耶自幼聪颖好学，十岁那年，与大哥赛诗时，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被乡人誉为才女。21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曾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她看到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非常气愤，写下《无声的期望》一诗，预示着“灰色的宇宙”，“将要经过一番洗礼，一番整顿”。她的国文教师陈海天，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于“闽变”发生后，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藏在莫耶家里，陈铮看到后，与莫耶发生了冲突，关系紧张。23年秋，莫耶在其母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25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同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家乡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10月，她到达延安，从此更名莫耶①。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从沦陷区或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随后，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27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颂延安》歌词，由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革命传统歌曲。27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29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搞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27年冬到29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和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就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排练演出。29年以后，她除了写剧本外，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30年，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作品的倾向。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发表于《西北文艺》上，引起争议。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打成为反党。32年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批判。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才渡过难关。次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还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她纺的线被评为特等品。在36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莫耶再次遭受到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审查了几十天。所有这些，并未影响她的革命意志。37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连年立功受奖。1950年，莫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后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方唯若结婚。次年，一个记者在莫耶办公室不慎手枪走火，击中莫耶腹部，将她腹中的胎儿打死。当她被抢救过来时，上级征求她对那位记者的处理意见。她说：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干部，缺乏训练造成事故，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监外工作吧。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了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误定为右派。莫耶成了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被批判和降级处分。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又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革”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一本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她虽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和创作实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座丰碑。1980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在兰州解放军医院病逝。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挽联上写着：“延安初颂见风华其奈雪压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几番腾浊浪纵使心灵笔健委屈难抒道韫才。”

㈣ 近代史中姓莫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

名人姓名：莫耶 出生年代：1918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 相关介绍： 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椰子、沙岛，安溪人，1918年12月25日出生于崇善里东溪乡(今金谷乡溪榜村)。莫耶自幼聪颖好学，10岁时与大哥赛诗，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被乡人誉为才女。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32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她看到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非常气愤，写下《无声的期望》一诗，预示“灰色的宇宙”“将要经过一番洗礼，一番整顿”。她的国文教师陈海天发现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于“闽变”发生后，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藏在莫耶家里，她的父亲陈铮看到后，与莫耶发生冲突，关系紧张。1934年秋，莫耶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30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同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家乡组织妇女识字班，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10月，她到达延安，从此更名莫耶。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从沦陷区及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随后，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词《歌颂延安》，由中央宣传部征得其本人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延安颂》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传统革命歌曲。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38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1940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萧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还有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1940年以后，她除了写剧本，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41年，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作品的倾向。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发表于《西北文艺》上，引起争议。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被打成“反党”。1943年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批判。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才度过难关。次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她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她纺的线被评为特等品。在1947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莫耶再次遭受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审查了几十天。所有这些，并未影响她的革命意志。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连年立功受奖。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50年，莫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次年，一个记者在莫耶办公室不慎手枪走火，击中莫耶腹部，将她腹中的胎儿打死。当她被抢救过来时，上级征求她对那位记者的处理意见。她说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干部，缺乏训练造成事故，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监外工作吧。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划为右派。莫耶成为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受批判和降级处分。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等历史旧帐，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1本4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她虽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和创作实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 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1986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在兰州解放军医院病逝，终年68岁。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挽联上写着：“延安初颂见风华，其奈雪压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几番腾浊浪，纵使心灵笔健，委屈难抒道韫才。”

㈤ 盛成的暮年重振雄风

1966年3月6日，时年67岁的盛成第三次来到法国。
上一次是1935年1-4月间，距他1929年功成名就返国报效整整6年。那次是受有关方面委派来欧洲调查故宫盗宝案，虽曾多次出入法国，也趋前一一看望了师友，但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路过。转眼又已契阔30余年，法国还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法国，巴黎还是那个对他情有独钟的巴黎吗？
30年的风风雨雨，他历任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抗战期间，还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台儿庄战地慰问及调查纪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等；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参与了东北、北平的接收工作，1947年又参与接收台湾大学，不想在台湾一陷就是18年。若不是后来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直接疏通了蒋经国，同意他去美国探望女儿，他还得在那里陷下去。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曲折，法国始终是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他无法适应美国。在他看来，如果他在美国待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步老友海明威的后尘；而在法国，他将东山再起。
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看望瓦雷里的遗孀。1933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就取名保罗，以纪念瓦雷里的知遇之恩，两家因此结为干亲；现瓦雷里虽已去世多年，然恩义并不为之稍减。
1955年他全文译出了瓦氏名作《海滨墓园》，巴黎汉学界曾视为大事；有人甚至提议将他的译本再译回法文，认为这样法国就会拥有两个瓦雷里。
瓦雷里遗孀重逢故人，盛情自不待言，但这并没有妨碍她的坦率。席间她对盛成说：“你当时寄给瓦雷里的信是由法兰西学院转来的。转交时，纪德正好在我家里。瓦雷里看后，把信交给纪德。纪德看信后说：‘这个中国人了不起，将来会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字有贡献。’于是瓦雷里给你回了信。但现在，你的法语已经不行了”。
盛成当年的法语堪称无懈可击，他因最早使用短句写作而对法语文学作出的贡献是同行们公认的；然而眼下却连看报纸都发生了困难。在美国时，大女儿针对他的英语也作过类似瓦雷里夫人那样的提醒。战后各国语言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不无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落伍了。
看来真想“东山再起”，就必须首先舍弃一切虚荣，从头开始回炉法语。他在巴黎稍事停留，便一头扎向南方城市亚威农（Avignon)。南方一直是对艺术家有特殊魅力的地方，凡·高、毕加索、马蒂斯等都曾来此定居，而亚威农又地处战后欧洲新的轴心线上，这有助于强化他从头开始的决心。
在亚威农盛成到处跑，到处听，到处看，有时一天要记100个以上的生词。他以做诗的方式练习造句，以南部古建筑为依据推敲章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莱茵河、地中海、南部的阳光、古建筑的立体感，是我第二次冲击法语文学的重要背景”。
两年多过去了，盛成有心检验一下自身的再造之功。他回到巴黎，向瓦雷里夫人呈上他刚写的一首诗。夫人看了点点头，说：“你的法语又可以了”；朋友们则戏言“你又毕业了”。这恢复了他的自信。所谓“昔日刘（盛）郎今又来”，至此方为不虚。
而盛郎每来似乎都能赶上个什么当口。初次是“达达狂年”，这次则是“68风暴”。他甫回巴黎没几天，对现行教育制度深恶痛绝的大、中学生们便开始了他们的造反行动。到处是游行的队伍，满眼是翻卷的旗帜。尘封的革命记忆被倏忽唤醒，盛成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学生一边。在被占领的奥顿大戏院和万神庙，在掘路筑垒和警察紧张对峙的拉丁区，哪里活跃着学生的身影，哪里就回荡着盛成的声音。他采用学生们喜欢的最新词汇写成的诗篇不胫而走；他的名字和另一位同样全身心投入运动的老人的名字——让·保罗·萨特一起，被人们传诵。
而运动的尘埃刚刚落定，他又写了一篇题为《果熟因除》的万字长文寄给老友戴高乐。在文章中，他以一个学生运动过来人的丰富阅历和经验，联系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欧美的达达运动，详细剖析了这次“风暴”的由来，其用意当属“仅供参考”之类。这两种在他人看来多少有点悖谬的行为，在盛成却是统一的。这个“一”就是他始终坚持的世纪文化立场：自由、公正、人类福祉至上。在此前提下，公是公，私是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正像他从来没有试图利用和总统或其他“大人物”的私交谋取一己之利一样，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因此支持矛头直指戴高乐政权的“风暴”和珍视与戴高乐本人之间的友情并无根本冲突。戴高乐显然也十分理解和欣赏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他不仅马上指示在内部刊发了盛成的文章，而且次年在拟定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的未遂计划时，还准备请盛成当他的顾问。授予盛成以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最初也是出于他的动议，只是因当时盛成坚辞不受（怕受了将来无法落叶归根），才不得不延至1985年由密特朗落实。
从1965年8月1日逸出台湾到1978年10月10日归返大陆，13年间的绝大部分盛成是在法国，主要是在巴黎度过的。他虽然未能再现20年代末的辉煌，但仍显示了巨大的活力。他的寓所只不过是十四区的一间小屋，然而影响却辐射到整个欧洲。为了自食其力，也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自1968年起，不间断地开办了9年中国式的“私塾”讲授《易经》，每期均有10余位各国学人登门听讲或选学。
40余年前的一段文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延续，其深度自也大大不同。相应的，他的崇拜者、追随者和研究者也组织了一个叫“盛成之友会”的文艺沙龙，每周六中午聚餐一次，由盛成主讲各种感兴趣的题目，并回答大家的提问。有时他也会即兴吟诗题词，当场出售。即便是在他回国定居后，“盛成之友会”的活动也照行不辍；而他也不时寄去短简、小诗之类，供朋友们诵读欣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泽至此，在现当代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
盛成的受惠者当然不止于文人小圈子。1975年，法国文化电台曾特邀他作中国五四运动的专题广播，分6次播出，每次半小时，获得广泛好评；两年后，该台再次约请他播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分10次播出，每次仍是半小时，又一次大获成功。该节目后由法国文人协会授予特别奖。
盛成的童心和活力也常常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1974年应法国电视台之邀拍了一部推销香料的商业广告片。9分钟的片子拍完后，导演惊讶地说：“你是个职业演员啊！”他哪里知道，1927年盛成最穷困潦倒时，确曾和一位叫阿山伽瓦的日本演员搭档，一连拍过好几部电影，而那时他还没有出生呢！
但这一时期盛成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早在台湾时，他就试图从马来语入手，集中解决古汉语研究中的几个难题。此本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35年托付给他的课题，1966年他再度会见高本汉时谈及了进展情况，得到了后者的高度首肯。此后他开始为深入研究做进一步的准备，为此他甚至不顾已年逾古稀，自学了匈牙利文和土耳其文。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归国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完成了《马来语系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关系》、《中国人名、地名与马来语义的关系》等系列专著——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形如“天书”。
不用说盛成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学者（像他那样致力诗化人生的人，若不与诗如切如磋、相濡以沫才是咄咄怪事），但由于他的主要诗歌作品（包括早期出版的诗集《秋心美人》和后来的诗歌结集《狂年吼》）都是用法语创作的，而他的诗学著作则多成于海外，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较之他的传奇经历更罕为人知。好在这一局面已有根本改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先后推出四卷本《盛成文集》。笔者因人利之便于几年前便读到他写于1927的《嬗变——致保尔·瓦雷里》一诗的译本，堪为一时快事。在笔者看来，这首境界宏阔、意象精密、转换轻灵、浑然一体，汹涌着青春期的激情、活力、冥思和向往的作品，即便在今天也可归于上乘。我不知道这样的沉雄之作在诗集中还有多少，唯盼有关人士能尽早克竟全功。将译作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正逐渐成为某种共识，按照这一逻辑，像《嬗变》这样最初用非母语初创，复又被转译成母语的诗，更有理由被纳入现代汉诗的谱系。果然如此，则盛成的诗最终将导致新诗史的改写也未尝可知。

㈥ 谈谈你对当前红色经典再度风行的看法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
——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
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
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又要诋毁名著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
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
“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
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

[注释]
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
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
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
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㈦ 穿越剧中有一个叫暮年和叶儿是哪部

午夜黑车

8.6分
主演：何佳伟刘小乔
导演：薛少
类型：悬疑犯罪网络电影惊悚
时长：73分钟
年代：2016
地区：内地
简介

㈧ 戴爱莲是谁

戴爱莲
中国女舞蹈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祖籍广东省新会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岁开始学习舞蹈，10岁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14岁赴伦敦，在著名舞蹈家A.多林的芭蕾工作室和M.兰伯特芭蕾学校学习，后又随芭蕾大师M.克拉斯克学习。之后，因家境败落，靠半工半读求学，经常在伦敦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或到电影制片厂、剧场当临时演员。她的《波斯广场的卖花女》、《杨贵妃》、《伞舞》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

戴爱莲在伦敦看到德国现代舞蹈家M.维格曼的表演，倾慕不已。当时，维格曼剧团在伦敦设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学。在学习中她感到现代舞感情自由奔放，不受束缚，但缺乏系统的技术；而古典芭蕾虽有系统的技术，但缺乏表现力。因此她大胆提出现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应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见解。然而，由于当时芭蕾和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很深，老师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竟将她开除。但这并没有动摇她学习现代舞的决心，她发现尤斯芭蕾舞团的表演采用了人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的方法，既有良好技术，又有丰富的表现力。于是她在自己的实践中吸收了这一方法。193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在学校，她学习了著名舞蹈理论家R.von拉班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和舞台表演技术方面的理论及舞谱等，这对她后来的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筹集抗日资金举办的义演，自编自演了《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回到祖国。1940年春宋庆龄在香港会见了她。珍珠港事件后，她取道澳门到桂林。随即参加支援抗战募捐的演出活动，创作了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东江》和《思乡曲》等，对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她还从事各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演出和研究工作。她以瑶族同胞喜庆时击鼓歌舞为素材，创作了《瑶人之鼓》；根据“哑背疯”改编了舞蹈《老背少》。1942年秋，戴爱莲到重庆，先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她，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这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5年她在重庆新华日报社看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新秧歌剧后，创作了歌舞《朱大嫂送鸡蛋》。同年夏天，她和著名画家叶浅予一起到川北、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现分别存在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她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游》和《甘孜古舞》、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和《马车夫之歌》等；并于1946年和育才学校师生一起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这次演出的影响很大，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登上了现代舞台，而且掀起了一个民间舞蹈的普及运动。同年秋，她和叶浅予赴美国讲学，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民间舞蹈。1947年回国后，她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1948年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戴爱莲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为新舞蹈事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爱莲先后担任了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和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等职。在此期间她和其他同志合作创作了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大秧歌《祖国建设》（1949）、舞剧《和平鸽》(1950)等大型节目。她根据陕北民间舞蹈形式“荷花灯”创作的《荷花舞》深受群众欢迎，并在1953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此后，她还创作了双人舞《飞天》，这是中国舞坛上第一个展现唐代敦煌艺术的舞蹈珍品，在1955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

戴爱莲从40年代就开始从事舞蹈教育工作，她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有成就的舞蹈工作者。在教学中她还一直致力于拉班舞谱在中国的传播。1980年以来，她主持举办的拉班舞谱学习班，为中国培养了拉班舞谱人才。

为促进中外舞蹈艺术交流，戴爱莲先后访问了英国、联邦德国、美国、丹麦、瑞典等国。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将英国著名雕塑家W.索科普1939年雕塑的戴爱莲头像陈列在学院大厅，以表彰她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合作作出的贡献。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舞蹈博物馆收藏了这尊雕像的复制品，以表彰她为发展国际舞蹈事业所作的努力。

戴爱莲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