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电影年画图片大全

A.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国产老电影

1、《黑三角》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77年，刘春霖、陈方千执导，张平、雷鸣、刘佳、凌元主演；其主要剧情为：我公安战士与国外派遣及暗藏的间谍进行斗争，最后一网打尽。

2、《海军突击队》是1977年上映的动作类电影，由张彻执导，狄龙、傅声、姜大卫、刘永、戚冠军、施思主演。《海军突击队》讲述了中国海军和日舰抗衡的故事。

3、《汪洋中的一条船》该片于1978年在中国台湾上映，于1986年10月16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改编自郑丰喜的同名自传，讲述了天生不能行走的残疾人郑丰喜通过努力奋斗成为一名大学生，最后成为一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中学老师的故事。

4、《风云岛》是由张辛实、薛彦东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1977年执导的中国大陆电影，苗壮、李江参与演出。《风云岛》讲述了蒋介石匪帮不甘心失败，派出水鬼从海底窜犯我风云岛，海军某部派潜水小分队进驻风云岛，执行擒敌任务的故事。

5、《中华丈夫》是由刘家良执导，倪匡编剧，刘家辉、水野结花、仓田保昭、加藤直三、原田力、角友司郎主演的一部中国香港电影。影片于1978年12月30日上映。影片讲述何滔打败日本武术界各派高手的故事。

B. 80年代的年画有收藏价值吗

你好，
这个应该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关于收藏品的收藏价值已经回答很多次了。值不值得收藏？它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承载历史、文化、艺术信息的商品，其价值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而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以书画为例，齐白石的同一幅画，在70年代值100元，而到现在，可达到30万元。至于古代的书画，经年累月，其涨幅就更大了。
在现代社会，从事收藏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手段。相对较低的投入、和相对较高的产出，低风险、高效益的文物收藏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在经济日渐繁荣的今天，收藏已不再成为文人雅士的专利，而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历史上靠收藏而成为巨富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明代中叶，因为江南经济的发达，涌现了一大批书画鉴藏家，如文徵明父子、项元汴家族，王世贞兄弟以及董其昌等等。这些收藏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们的收藏一方面推动着当时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收藏品不仅是财富、更是品位、修养、以及地位的象征。尤其是近年来众多企业参与收藏，充分展示现代企业的层次和魅力，使其在激烈的商战中永远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
收藏在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提升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说，藏品之于内府，不过是众多国家财产中一部分而已；而对于私人收藏家来说，每一件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每一件藏品的各个细节：色调、神韵都了然于胸，而且熟知关于它的故事和传奇。它的得与失、来与去、聚与散都与你息息相关。
因此，说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是有道理的。它要求收藏者具备理性的经济头脑的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艺术的修养。收藏者在收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培养成理性和感性结合得相当和谐的现代人。
至于估价，通过几张图片或者描述这里无法给你准确的评定，即使给出价格也未必准确，而且即便说出来您也未必相信。所以对于真伪和估价建议找行家现场评定。

（以上供你参考吧~希望能帮上点忙~~望你采纳~）

C. 六七十年代的电影宣传画多少钱一张

不同的电影，意义不一样；宣传画不同质量，不同品相，价格也有较大差距。不过六七十年代比较特殊，这类东西有一定收藏价值，但市场价还比较低。

D. 70年代农村生产队电影有哪些

1、电影《金光大道》

简介：1976年年末，拍摄时多灾多难的《金光大道 中集》终于杀青。当时，影片下集的剧本已经完成，却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影片中某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内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所以下集未能拍成。

但历史的镜头历历在目，《金光大道》剧组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并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E. 木版年画的民俗含义有哪些特点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F. 木板年画在文化内涵

历史地看，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应用于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上。渐渐地，民间木版印制的纸马开始流行。《东京梦华录》与《武林旧事》都记载着当时的开封已有了专事销售此类版画的纸马铺。这表明至迟在宋代，逢到岁时，以木版印刷的神灵乞求平安的习俗即已出现。但是，更完备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及其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也就是说雕版印刷———从刻版到印刷的技术早已成熟，却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大规模的张贴年画的风俗姗姗到来。这一风俗的真正形成应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康乾之盛世，使得这五彩缤纷的风习得以普及到九州广大的乡野。尽管，明确的“年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一书，但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康乾年间已是定不可移。一旦大众有了这样的民俗需要，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木版印刷的年画便扬帆启程，并得以迅猛的发展。南北各个年画产地几乎是同时崛起，并齐头进入了辉煌期。就其本质而言，木版年画不是单纯的艺术。在民间的生活中，它更是一种风俗的需要，是年俗的方式与载体。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年心理便注入其间。年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绘画了。

人文的价值

首先进入年俗并成为一种雏形的木版年画的是作为神灵崇拜的纸马。已知宋代的纸马有“钟馗、财马、回头鹿马”等数种。这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有人认为宋代画家刘松年那幅失传的《新年接喜》、苏汉臣的《开泰图》和李嵩的《岁朝图》这些节令画就是一种准年画，而且有一种祈福的含意。其实这种在过年时拿出来挂一挂的吉祥瑞庆的图画在史籍中记载得很多。虽然它还不是木版印刷品，更不是广大民间过年时使用的风俗用品，但这表明祈福是普遍存在的年心理。等到这些祈福的愿望真正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

面对年画，人们可以直观地看自己心中的想象。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家庭安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仕途得意、生意兴隆、人际和睦、天下太平、老人长寿、小儿无疾、诸事吉顺、出行平安等等，都在年画上。其中金钱的形象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山西临汾地区甚至有一种把金钱作为敬祀对象的纸马，更别提民间无处不在的财神了。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耕时代，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不管年画中有多么真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但它所展示的却是普通大众理想主义的形象世界。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就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希冀；为年助兴就是为生活助兴。还有哪一种民间艺术能够如此充分地展示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的规范，谁也不能违抗。年画的张贴时间（比如灶王、财神、门神、各种纸马等都有各自的张贴时间）、地点（大门、影壁、房门、仓房、炕围、窗旁、水缸、钱柜、舱门、车厢、马厩、猪圈、牛棚等）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年画的需求不同，也就自然会产生出不同体裁的年画来。此中包含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丰富的文化记忆。因此，这些内容也是本次中国木版年画普查的重点之一。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在农耕时代，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小于今天的电影电视，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出多不胜数，各地的戏曲年画所表现的又多是自己的地方戏，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此外，究竟还有多少小说与传说被搬到木版年画上？单说《白蛇传》和《天河配》，就被各个产地、各个时期以各种形式———单幅、多幅、成套的条屏以及连环画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过。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质，记录下大量的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是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由此让我们了解到民间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追求。还有一幅《猪羊一刀菜》，描绘屠夫宰杀一头大猪后，小猪崽们到天上玉皇大帝那里去告状，玉皇大帝劝告小猪崽们要宽心，因为“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农民正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来化解掉世间的弱肉强食带来的不平。这诙谐是不是也含着一种嘲讽与无奈？如此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何止这两幅，它们大量地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布在田野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其中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在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小教场、武强等产地都曾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细节非常逼真。在照相术尚未流行之时，这些木版年画成了当时社会的琳琅满目的写真。在这个层面上，其他哪一种民间美术能够与之相比？

数百年的木版年画的历史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无人能做出回答。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上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更别提各种人为的损坏与销毁。但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木版年画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既是深不见底，又是浩无际涯。

艺术的价值

木版年画另一个巨大的价值是艺术价值。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手段纷繁，审美含量极高，自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系统。这里分做三方面，即特定性、乡土性和地域性加以论述：

首先，木版年画艺术的特性，来自于年俗的特定要求。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画中所有人物大都面含笑意，这与年的禁忌———禁哭有关。画里的孩童个个健硕丰腴，人人新衣新裤，所有器物全是完美无缺，这都是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为了努力表达这种渴求与热望，大量的吉祥图案（各种具有吉瑞喜庆含意的动物、花卉、瓜果、物品、暗八仙以及紫气祥云等等）便被一样样地添加在画面上。艺人们不怕这些蜂拥而至的吉祥物彼此无关，因为这种一再被强化的吉庆才是人们对年的愿望。艺人的高明则是把这些密集的形象用装饰手法和谐而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于是欢乐、祥瑞、红火、繁盛、饱满和装饰性是年画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年画美。

渲染着这种年画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年画大多是套版印刷。最多的套版也只有六色。所以颜色必须既简练又有表现力。木版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比如民间口诀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不会死”（天津）。“红间黄，喜煞娘；红重紫，臭其屎”（山东）。这些经验都说明木版年画的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而非谐调，以达到彼此强调的作用，使画面强烈又明快。年画的颜色多用植物和矿物原料直接制成原色，很少用调和色。为了使这简单的几种原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艺人采取色彩相互交错的方式，使得整个画面花花绿绿，斑驳响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有的色彩语言。

木版年画艺术的乡土性，是它价值之所在。这种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淳朴真率，乐观诙谐。艺人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作画。他们身在天高地远的穷乡僻壤，与朝廷里的文字狱全然无关。整个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没有一幅年画由于抨击时弊而招来麻烦。它们是农民的自娱自乐，嬉笑怒骂，一任自由。于是画面上的人情物态，都是充分的农民的性格形态。农民作画没有多少理性的技术，除去一代代口传心授而积累下来的程式化的经验，便是各自的天性与自生自灭的才华。虽然他们笔下的形象时而简率，时而稚拙，却有一种朴直的、天真的、极其生动和一任天然的乡土美感。这种乡土美包含一种情感的自由与自然。

同时，这种农民们的艺术又是具有很高智慧的。最高超的表现手法便是谐音的图像。在农耕时代，农民识字有限或者干脆是文盲，他们巧妙地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词句可视地展现出来。谐音的图像分两种。一种为一个形象与一两个字的谐音（如鸡的形象与“吉”字；蝙蝠的形象与“福”字；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与“多子”等）；另一种为两三个形象的组合与一句成语的谐音（如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与成语“马上封侯”的谐音；一只喜鹊和一株梅树的组合与成语“喜上眉梢”的谐音；莲花和金鱼的组合与成语“连年有余”的谐音等）。谐音的文字与成语都是兆征幸福的吉祥词语，所以这些具有特殊意味的图像又被称之为吉祥图案。奇妙的是，组合在一起的谐音的形象，在生活中本来是相互无关的，但在这里却意趣横生地组成并呈现出人们心中的向往。农民真是聪明之极，他们巧妙地绕开不识字的缺憾，通过这些谐音的形象，让人去猜画中的寓意（成语）。而这成语人人皆知，谁都能通过画中的图像慢慢把藏在其中的成语找到。这样，一方面提高画面的趣味性，一方面使得观赏者在猜解画中的题旨时获得了欣赏的快感。同时，谐音形象本身的内涵也被奇妙地扩充了。

木版年画中的吉祥图像，除去谐音的，还有另一类不谐音的。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比如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一种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等。在年画中，这些大量的谐音与不谐音的图像与各种年画的画面相互搭配，组成一片浓烈丰盈、富丽华美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这种奇特的绘画氛围与境界，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另一个能够体现木版年画艺术非凡价值的，是它的地域性。木版年画几乎覆盖整个中国。除去青海、内蒙、宁夏、新疆和吉林之外，几乎全都有自己的木版年画产地。由于中国地域多元，民族多样，文化姿质有别，风俗各具特异，木版年画———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制作方式又迥然不同，因而呈现出绚丽多姿之局面。

北方年画如杨家埠与武强之粗犷豪放，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之细腻柔媚，是一望而知的。然而，往细处瞧，单是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相去甚远。比如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置身于林莽与乡野之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农民的气质最为醇厚；河南朱仙镇地处中原腹地，雕版历史可上溯两宋，至今带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天津杨柳青地处京畿，为了顺应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崇尚精雅与华美。清代中晚期，一些都市的职业画家如钱慧安等介入其间，当地作坊又冒出高桐轩等一些丹青高手，木版年画出现一种主动靠近都市文人性质绘画的倾向，同时在构图和技法上又吸收外来的营养，故而手工彩绘日臻其妙，妆金饰银，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

再进一步看，皆以北方农民气质为其特色的杨家埠与武强年画，艺术个性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杨家埠的文化背景是齐鲁文化，雄强、阳刚、浑厚和乐观；武强的文化背景是燕赵文化，带着苍劲和辛辣的味道，在清末时期它曾引入过都市流行的“讽画”，冒出过许多揶揄、讥讽甚至怪异的图画来，将这块燕赵大地人们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家埠所没有的。

各地年画由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差别太大，历史与民俗的传统各不相同，年画的题材与体裁都自持独有的特点。杨家埠冬天寒冷，墙体很厚，年画中便有专门贴在窗口的“窗顶”与“窗旁”；杨柳青乡间多在屋内置一水缸，贮备饮用水，故有半印半绘的粗路货“缸鱼”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之上的墙壁上，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入缸中晃晃荡荡，如游其中；河北一带农村喜好灯彩，故武强的“灯方”是年画中的主项；山西风沙大，故在橱柜与门首垂挂一种年画，叫“拂尘纸”，一为装饰，一为遮尘。对这些百别千差的画儿，将在本图集各卷中尽述。

各个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制作经验和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也创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典型的年画形象。比如，杨柳青年画的《连年有余》、绵竹滇水脚的《门神》、朱仙镇的《大馗头》、桃花坞的《一团和气》、杨家埠的《深山猛虎》、武强的《六子争头》等等。到了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风靡了数百年的艺术形象已经成了这些产地、乃至中国民间文化最耀眼、最迷人的符号了。

中国木版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雕版方面。如前所述，木版年画肇始于唐宋以来的雕版。但是，宋代的雕版作坊主要是刻印经卷与图书，大规模制作年画的产地的形成要到明代中期以后。刻印图书属于典籍文化，印刷年画属于民间文化。前者多在都市，后者皆在乡间。从大的方面比较，刻印图书受文人审美的影响，崇尚典雅精致、含蓄和诗意；印制年画受大众审美和年俗的要求，追求鲜明强烈，热情洋溢。于是，刻版的手法、技巧、审美，完全是两种语言。许多年画产地的刻版刀法纯熟，刻技高超，称得上是木雕中的上品。但线条追求简练流畅，刀随情走，极其生动，富于张力；印出画来，版味十足。如果将明清时期徽派和金陵派经典的书版和皇家的殿版拿出来，与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杨家埠的年画古版比较一下，一望而知全然是两个审美世界。木版年画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贡献是“另一半的江山”。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术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漫长而纵向的历史变迁，多元而横向的地域背景，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还有一代代才情并茂的艺人的创造，使年画发展成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高峰。峰顶之上，几近云天，灿烂迷人。

它最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最炽烈地展示了老百姓的心灵向往，最缤纷地表达了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全相。因此说：木版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G. 八十年代的小本电影画册有没有收藏价值

肯定有收藏价值，那是八十年代好多人的回忆，现实也有很多人偶读在收集这个

H.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老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老影片许多。像《青松岭》《喜盈门》《春苗》《金光大道》《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等。

这此当今农村故事的喜剧片大多数反映七八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精神实质，反映新时期农户为早日改进社会主义社会乡村新风貌，勇于同一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红色精神。

70时代乡村老电影大全有《侦察兵》，《闪闪的红星》，《黑三角》，《渡江侦察记》，《小花》，《火红的年代》，《创业》等。

80时代农村老电影有《人生》，《大桥下面》，《城南旧事》，《人到中年》，《红高梁》，《芙蓉镇刁，《牧马人》，《骆驼祥子》，《知音》，《喜临门》，《月亮湾的笑声》，《天云山传奇》，《庐山恋》，《第二次握手》，《戴手铐的旅客》，《城南旧事》等。

I. 中国70年代电影有哪些

1.《点指兵兵》

由珠城制片有限公司、艺高娱乐公司于1979年出品。该片章国明执导，王钟、金兴贤、张国强、刘诗棣、陈植槐、许炳森等领衔主演。

主要剧情是：一个醉心枪械的年轻人欲投考警察，因有眼疾未被录取，造成心理不平衡而四处杀人。警方成立特别组缉捕他，一个初出茅庐的警察与凶手狭路相逢，最后将他枪杀。

2.《蝶变》

是由徐克执导，张国柱、刘兆铭、米雪、黄树棠主演的古装惊悚悬疑电影。影片讲述了一群武林高手发明了强大的火药武器，最后却因为内讧和互不信任而同归于尽，使秘密淹没于地下的故事。

3.《疯劫》

是由许鞍华执导，赵雅芝、张艾嘉、徐少强主演的惊悚剧情片。

影片讲述了连正明发现好友李纨及其未婚夫突然被杀的许多疑点并揭开真相的故事。该片于1979年11月1日在香港上映。影片获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优等剧情片。

4.《蛇形刁手》

是1978年袁和平执导，成龙、袁小田、黄正利主演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两大门派鹰爪门和蛇形门世代敌对，双方都想将对方彻底铲除的故事。

5.《鬼马双星》

是由许冠文执导，许冠文，乔宏， 何柏光，许冠杰等人主演的一部喜剧片。影片讲述了老千邓国文用意想不到的办法逃脱追杀的故事。影片是1974年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

(9)70年代电影年画图片大全扩展阅读

《点指兵兵》剧情

沙展陈立基行事火爆，虽屡破大案，却不被上司周帮办认同，唯二人感情无损，周帮办更与立基儿子牛仔感情融洽。新人阿荣被编进与立基同队，见同僚们相处愉快，办事认真，决心努力学习。阿标因视力不佳考不上警察，怀恨在心。

转与大哥康及阿伦联手行劫，阿标忿然将警察击毙。立基与阿荣联手调查，套到线索，警方即大举进攻，虽让阿标逃脱，却仍能破案。周帮办受到赞扬，唯担心阿标。牛仔被阿标掳去。立基情急下独自到石滩救回儿子，却被阿标枪杀。

周帮办、阿荣一众神情黯然，警方大为紧张。阿标跟踪至周帮办女友商店，将周帮办枪伤。阿荣欲助无从，反被阿标追杀。逃至大厦内，阿荣惊觉无路可逃，鼓起勇气向阿标袭击，幸运中用垒球棒将阿标击杀。牛仔得周帮办照顾，阿荣本对工作意兴阑珊，但为周帮办所劝继续留任。

J. 年画中的故事以及图片

年画，就是与年俗有关的版画，也是过年期间特有的民间艺术。年画是中国民俗的形象反映，是节日文化风俗的典型体现。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兴起，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和祈福迎新、驱灾避邪的愿望。

过年的民俗

农历过年的风俗，我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年”字，远在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字形为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或顶谷禾回去，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是“谷熟也，从禾”。商以后到了周，开始用“年”这个字来纪年。

当田里的五谷收割完毕，则是一年过去开始新的一年了。因此称春节叫“过年”。在中国古代年俗中，将一些祝贺过年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见面互相庆贺的话叫“年话”，门上和墙上贴的画叫“年画”，吃的糕叫“年糕”，走亲访友的礼仪叫“拜年”等等。

由国家正式确定过年的具体时间，是在西汉太初元年。汉武帝刘彻诏令太史丞邓平创制“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初一称“元旦”，后又称元旦前夜为“除夕”。从此，除夕、元旦过年的风俗活动越来越多。

年画民俗的演变

年画的起源和春联一样，都和古代的桃符有关。

如东汉蔡邕《独断》里所载：汉代“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弓箭），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

蔡邕所说的“神荼”、“郁垒”在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中引《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佞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因此汉代县官多在腊日或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可见，年画的风俗源于抵御邪祟的进入的愿望。

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也有记载：“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挎长剑。”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

到了南北朝时，干脆就将神荼、郁垒直接画在桃板上。《荆楚岁时记》：“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也有人直接将神荼、郁垒的名字写在桃木上，省去了绘画的麻烦。桃符发展到后来，渐渐分化成春联及门画，其中的门画就是年画的前身。

古人为何家家贴门神？据说，古人以为黑夜有鬼魅出来，门上若画或贴上一幅武将门神，就可在守护神的保护下安睡。到了晋代，有“元旦画鸡于门”的风俗，因鸡一叫天就亮了，鬼魅则不见。此说见于王嘉《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氏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

画鸡于门上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扩大了年画中的门神题材，至今一些年画产地的早期门画中，尚有这一形式的画样传世。

宋代以后门神画上的猛将秦琼、尉迟恭之像，就是由此衍变而来。

春节张贴年画的风俗在各年画产地不尽相同。在佛山，明以前，人们多用石刻虎、狮放于门前左右，以示驱邪示威。自年画兴起后，人们在腊月廿四以后，便开始张贴春联、门画，民间俗称贴门神，以作驱邪纳福。

年画内容与民俗密切相关

年画往往通过反映民俗风情和各个地方的庆典活动来表现民俗。很多年画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风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如一些年画中的服装装束，是研究服装变化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年画中的农耕，画面中的农耕工具则是研究农业工具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年画中反映结婚场面，画古代婚礼都是堂上供一“天地龙车”或“和合二仙”之图，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这与传说中的桃花女破周公的故事相关。

晚清武强年画印了一些反映维新变法运动时提供新学的年画《万童习武》、《儿童体操图》等，景物一改过去家塾那种书房环境，表现了奋发自强的主题。从这些反映教育题材的年画中，得见我国近百年来教育制度的衍变，也可以看到到受西俗影响的社会变革，如男女平等、风气开放等等。

在旧时，年画不仅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仍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如嫁女娶亲、生子弥月、入塾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安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形式点缀其盛。

所以，年画艺术与民俗密切相关。古时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报纸刊物，更没有网络等现代媒体，因此，年画作为惟一的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以其通俗性反映了几乎所有民俗文化内容。

年俗中的应景年画

《春牛图》

农村过去无历书，年画作坊入冬先印《春牛图》，图下画一芒神，为一童子模样者，手持一短鞭，象征春临，童子依一卧牛身旁，手托一“春”字。图上印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月日表，及“流郎诗”、“地亩经”等，供农人耕作时按图上节气行事。

从宋刘克庄诗“今年台历无人寄，且看树翁壁上图”句，则知《春牛图》远在宋代已流行民间。《春牛图》又名《芒神春牛图》，《清嘉录》：苏州新年“城中圆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下争买《芒神春牛图》。”

《春牛图》有很多种类，不同地方的年画构图不同，但主题一样。

戏出灯画

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灯节，城市街上悬灯结彩，庆贺佳节，农村则以秫秸扎一方形灯架，外糊木版印制的“灯方子”纸画。

这类灯画四张为一幅，印有各种地方戏曲一出，图上还刻有谜语各一则，如“小人无用”（药名一），谜底为“使君子”。

还有“走马灯”，是用年画作坊刻印的刀马人剪制而成，走马灯做法是先用竹篾扎成方或圆形纸灯，将彩印刀马人剪出，黏一纸轮之下四周，轮中有干，能活动自转。常见的画面有“三战吕布”、“割须弃袍”、“捉拿花蝴蝶”等小说中的武打场景。

镇宅钟馗

钟馗是民间木版年画中较早出现的一个题材。北宋时已有印卖钟馗的文献记载，不过那时是在除夕悬挂。叶梦得《石林燕语》：“神宗（赵顼）梦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明年除日复赐。”反映出宋代钟馗是和门神一样，都是新年出现在墙壁或门上。

直到明朝时岁暮还是“门旁置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见刘若愚《酌中志》）。明代以后，除夕悬挂钟馗的风俗渐渐移到五月端午，悬于堂中“挂钟馗图画一月，以祛邪魅”（见《清嘉录》）。

民间年画中的钟馗，多无捉鬼情节，只画钟馗头戴进士巾，身穿圆领官衣，蹬厚底靴，仗剑，手指一蝠，或题“引福入堂”，或题“恨福来迟”以及“福在眼前”、“福自天来”等字句，借“蝠”与“福”字之音相谐近，巧成一句吉利之语。

《九九消寒图》

“九九消寒图”是属民间年画中历画之一种，它也是早期出现的年画形式之一。现存较早的一幅是明代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陕西刻印的《九九消寒之图》。此图中画一蒜头形宝瓶，上插一枝折梅花，共81花瓣。梅瓶四周，画了从一九到九九由冷转暖的不同节气和人们耕种聚饮的各种风俗活动。

明尤侗《帝京景物略》：“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可知明代《九九消寒图》之形式，多画梅花。

清代年画中“消寒图”的形式花样较多，还有一种娃娃题材的，图中画一儿童拿香谱，谱上印有九个双钩楷字、每字九笔，如“香保送茶来厅前待客”、“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也有作“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等美句者，各地的《九九消寒图》图案都不同，武强的《九九消寒图》图案为著名的“六子争头图”，是武强年画代表作。

而山东潍县刻印的《九九消寒图》，上印一年之节气与月建等字，下刻八卦之文排成九组，每组九条。每组下系一诗，诗中有寓意贫富不均之怨，如：“四九地铺遍地平，朔风冽冽起新晴；朱提公子休嫌冷，中有樵夫赤足行。”古时冬至节日犹如新年一样受到重视。

财神

在民俗年画中，关于财神的年画最多。各地都有不同财神的图案，有的是文财神，有的是武财神，有的是文武财神，有的是财神夫妇，有的是上关(官)下财(上面是关公，下面是财神)。关公也是财神，关公重义，因义比钱重，所以关公在财神的上面。

其实重义也是为了得财，因为只有诚信，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灶王

民谚说“先有杨家埠，后有灶王爷”，在杨家埠家庭年画作坊里，每年大量印刷灶王爷年画。这样的油光纸年画一天可印300张，最多时日夜加班可印700张。灶王爷年画有5至6块版，刷5至6次色，相当于一天要印1500张次到4200张次。只要看看手艺人分秒不停疾速劳动的双手，就可想见民间年画艺人的艰辛。

灶王年画也称灶神、灶君、灶君府等。贴灶王风俗的演变，已有千年之久，灶君马（府）印刻作坊遍及全国，远至云南的纳西族、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大小不同彩印或墨线灶君纸马之图像。图像的形式有坐、有立（白族灶君是立像），有灶君一神独坐，有灶君与夫人并坐，还有香案前灶君坐于中间，左右二夫人分坐，此类灶君只有山东潍县和聊城一带流行，俗称“三头灶”。

灶王年画顾名思义是贴在灶上的，贴了灶王画，表示一年四季天天开火，灶火旺盛，有饭吃。这表达了底层民众最朴素的愿望。因此，灶王是印制最多的年画之一，特别是在杨家埠，几乎家家年画作坊都印灶王，销量最大。

年画是古人的“宗教”

为何年画在古代得以广泛流传？通过对收藏的各地大量年画的研究分析，可以认为，在古代年画对普通百姓起着“宗教”的作用。

西方人有宗教信仰，中国有儒道释传统，但这些还不是宗教信仰，那么，民俗年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宗教，或者说成了一种信仰。

比如贴门神，是为了驱邪避灾，迎祥纳福；贴观音，是为了向善。不同的是，西方人的宗教是纯精神的，而中国人宗教其实是功利的。如贴财神，是为了求财。

在现存的潍县清代年画中，就有大量这类的年画，如有一幅上面写的是，争请财神到我家，堆的银子白花花。还有一幅《家有摇钱树》，表现了古代生活画面，上面印有一些有趣的文字“家有摇钱树，许多珠宝铺；家有聚钱炉，富贵有了余。许多骡和马，也有牛和驴，也有玉，也有珠，许多宝贝堆满屋。这家人家实在好，老老少少都有福。做阔老，做尚书，做学院，做总督，子孙贤，读诗书。”

从这幅年画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世俗快乐和物质的追求憧憬，要远远多于精神。

“现代化”的弊端

年画有几种颜色就有几块版，有几块版就要刷印几次。只有在民间年画作坊，人们才深切体会到了古人造词“印刷”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先有刷，才有印，而现代印刷厂用德国海德堡轮转机印刷，已经只有印没有刷了。

尽可能省略，只有省略才有效率，这和现代社会追求的快节奏高速度有关。所谓的科技进步，就是省略过程、直奔结果。速度是快了，但体验却没有了。

比如现代旅游，来到名山，乘坐电缆车十分钟就上了山顶，把需要爬一天山的过程省略了，而游山玩水的趣味隐去了，精神体验和心灵乐趣全无。

再比如喝茶。古代人喝茶，不仅茶叶的选用颇费心思，茶具的选用也有很多讲究。紫砂壶分为许多种，除了茶壶、喝茶的杯子，还有闻香杯，就是舀茶的勺子用什么料做都有讲究，更别说古人羹茶的诸多程序和讲究了。

羹茶的讲究从选用的水开始，必须是某地清冽泉水或雪水，需煮一遍又一遍，每一遍火候的掌握也有很深的学问。现在有了袋装茶叶，倒开水冲了即可喝。更有甚者，连开水冲茶的程序都省略了，罐装茶水打开即可喝。

回到年画制作，现代轮转机印刷的年画只是印刷品，但它的速度快，一天就可以印刷数十万张；而传统的木版水印套色年画，从绘制画样、雕版到刷印，慢工出细活，一张年画要数十天甚至数月才能完成。潍坊年画大师张殿英，印制一张《农家乐》木版年画用了4个月时间，而这幅年画的整个创作过程用了8年，才最终造就“世界年画之最”。

作为收藏鉴赏，印刷品毫无价值，只有手工木版年画才有艺术的韵味，也是可供收藏并慢慢鉴赏的艺术品。

民俗年画如何融入当代生活

如今，各个年画产地都在借助年画大做文章，希望通过抢救年画来抢救民俗文化，进而发展当地经济。

有专家提出，可抓住这一文化资源做文章，比如包装用年画，产品名称可取相应的年画名，年画节也可由企业来具名。年画既然植根民间，源于大众，就不应该使路子越走越窄而仅仅成为少数创作者、收藏者和玩家的宠物，它曾经是并且一直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来于民间归于民众，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经营，使年画永葆艺术生命。

事实上，很多企业和商家已经介入年画，或借助年画资源，创造商业价值。这带来两个现实，一是年画通过商品流通得到更广泛的传承，二是年画沾染了商业气而降低了文化品位。到底是喜是忧，时间之流将冲淡我们的困惑。

民俗生生不息 年画绵绵无绝

年画时代已经过去，但民俗文化却已融入人们的血脉，生生不息。一些年画产地每年都举办大型年画活动，如绵竹年画节到2006年1月18日，已经举办5次，每年的大巡游都有一个主题，如2004年的主题是“迎春图”，表现的是古代绵竹年画《迎春图》的场面，而2005年的主题则是五十六个民族。

在绵竹年画节上，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民俗在年画产地的保存，只见满街张灯结彩，人如潮涌，仿古街上赏年画，马尾河边观河灯，其情其景，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都市人已经不贴木版年画了，但还有贴印刷品年画和春联的习俗。在很多超市，春联、灯笼、年画、爆竹等民俗年货成为亮点，许多城市每年举办的年货嘉年华展销会和迎春花会上，都可以看到印刷品年画、春联、民间剪纸等反映民俗的作品。在近年的文博会上，也有专门展销民间木版年画的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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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统治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历法问题。会上达成了“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的共识，决定使用公历，把公历1月1日定做“新年”，把农历正月初一称做“春节”，但并未正式命名和推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把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让人们热烈地庆祝农历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