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研究

Ⅰ 中国电影音乐有哪些民族特色

中国电影音乐百年的民族颂歌（上）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1月05日 16:35 来源：CCTV.com http://www.cctv.com/program/yyzs_new/20060105/101671.shtml 《谈中国电影音乐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 2010-05-17 08:40 来源: www.xueshuqikan.cn 作者：中国期刊资讯网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tid=65307&cid=122 《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及特色风格探析》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cid=99&tid=54610&page=1 因为内容比较多，把链接给你，你去看一看。

Ⅱ 杨红光的研究课题

1、主持2012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技法研 究》，项目编号为：2012M510507；
2、主持2013年度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对新 音响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13YJCZH223；
3、主持山东省文化厅全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桑桐<内蒙古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七首>的音乐分 析》，项目编号为：200605021；
4、主持宁波大学人才工程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技法研究》，项目编号 为：007—C00482114300；
5、参与2012年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弘扬社会主义 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为：GD1240。
6、作为课题组第一成员参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当代音乐概 览》，项目编号为：BW0227；
7、作为课题组第一成员参与宁波市文化工程项目《镇海邵氏家族研究》，项目编号为：W12- 29；
8、作为课题组第一成员参与宁波大学人才工程基金项目《香港电影金像奖综合研究》，项目 编号为：005—C00483114300；

Ⅲ 在新文化运动中怎样认识中国新音乐文化怎样发展中国新音乐文化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新音乐”的最初含义是指近代以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技术手法同时融会中国传统音乐的某些因素而创作的不同于中国古代音乐或传统音乐的音乐样式。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曾志忞。1904年，在译补《乐典教科书》“自序”中，曾志忞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特造一种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歌”的著名宣言，其内涵是指学习西方音乐，创造以当时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式歌曲。学堂乐歌的编创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股音乐思潮——学习西乐思潮的滥觞，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裹挟下，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和从事学校音乐教育与乐歌编创者发出了创造中国新音乐的新声。在西学东渐与西乐输入的背景下，中国音乐的嬗变与转型已然发生。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音乐的发展进入到后来史家们所谓的“新音乐史”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为中国音乐的历史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语境，新音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初步发展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织部分。尽管1920年代明确冠以“新音乐”命题进行论述的文献还很少看到，但这一时期有关中乐或国乐与西乐之优劣的比较以及中国音乐出路的讨论等热点问题，大都涉及到是否要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以创造新音乐文化的问题。以萧友梅、赵元任等人为代表的新音乐创作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学习西乐以创造新音乐的可行性。“五四”以来学习西乐思潮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音乐美育思潮和国乐改进思潮的兴起，无不与新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学堂乐歌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音乐历史，可以发现，尽管这两个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但国人对新音乐的认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根本主张是进一步学习西乐、改造旧乐，创造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样式。具有新的形态特征成为人们对新音乐的基本认识与要求。但是，在经过“五四”时期进一步接触、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并有所消化之后，当历史进入1930年代时，有关新音乐的认识与界定开始发生分化，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深入学习西方音乐以创造中国新音乐，最终创建中国的民族乐派，其理论与实践均表现出对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技术和探索新音乐表现手法及其风格的关注，可称之为“音乐形态学”意义上的新音乐观；另一种观点主张新音乐应成为革命救亡的武器和工农大众的呼声，新音乐重在思想内容的新，其理论与实践更多地反映了对新音乐应该以及如何发挥新的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可称之为“音乐功能论”意义上的新音乐观。与此同时，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新音乐运动”也先后在不同的新音乐家群体中分别被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新音乐运动是与“音乐形态学”意义上的新音乐观联系在一起，主张通过新的形态样式与精神内涵的音乐创作，实现中国音乐的复兴，最终创建俄罗斯民族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其理论的提出与实践者主要是受过专门音乐教育或有着留洋经历的学院音乐家群体；另一个新音乐运动则是与“音乐功能论”意义上的新音乐观联系在一起，主张通过新的革命音乐与大众音乐的创作，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武器，其理论的提出与实践者主要是左翼音乐组织和救亡歌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非学院音乐家。前者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精神同时自觉先行地以音乐创作表现救亡思潮；后者则是在救亡压倒一切的社会形势下应时而起并成为救亡主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音乐的启蒙已退居其次了。因此，从1930年代始，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中实质上并存着两种相互联系但却又有着不同内涵的新音乐观以及两个彼此相关但却各自有着不同宗旨与追求的新音乐运动。然而，长期以来，有关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史的研究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上述根本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在论及“新音乐运动”时，仅仅将其单一化地视为是由一批左翼音乐家和“救亡派”音乐家在3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此后有组织有领导地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新中国成立而结束的那场以革命与救亡为核心内容的新音乐运动，忽略了甚至没有认识到早在30年代初即由陈洪、欧漫郎等人提出而后陈洪、萧友梅等学院音乐家多有倡导与论述、尽管没有形成特定的统一组织与明确领导人但实际上却同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影响、旨在强调学习西乐以创造中国民族乐派的新音乐运动。这些历史事实与史学事实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中的历史实质及其复杂关系值得加以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Ⅳ 建国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第几阶段

建国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第二阶段，新中国电影在题材的开掘和表现对象上得到了新的拓展，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阶级与权力结构的重新整合，过去受压迫和剥削的阶层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与意识形态工具，需要对这种现实生活的新秩序给予肯定与支持。

Ⅳ 中国电影电视音乐的特点

电影：价值观明朗 政治立场分明 一些独立电影颇具人文关怀，伪大片不知道再讲什么
电视：敌我分明，内容和谐，规避政治敏感话题，
音乐：被恶俗的网络歌曲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水平，大都数歌曲歌词内容浅陋，深度不够，娱乐至上，缺少人文关怀和自我发现。还有一个致命的就是，行业内版权意识不高。不尊种原创

Ⅵ 红色歌曲的意义是什么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红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丰富的。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1

唱红歌的意义

一、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因此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正因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十分优美动听、和气可亲。

三、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十分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四、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资料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齐，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流传至今。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

五、加强新时期的思想工作不妨来点“灌输”，正因先进的思想从来就不会自然生成。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笔直推荐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要经常向人们和少年儿童推荐红色经典歌曲，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用心推荐红歌、带头唱响红歌，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2

12月29日，“建党百年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北京电影学院海淀校区举行，由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的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正式发布，包含《团结就是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在建党百年之际，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声音学院、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推出“百首红色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活动”，将党历史学习和影视音乐发展紧密结合。活动邀请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百年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向建党百年献礼。经校内初评、专家评选、群众评选、终审四个阶段，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最终公布。

1990年播出的影视作品《渴望》中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和主题曲《渴望》榜上有名。发布会上，《渴望》曲作者雷蕾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原来，《渴望》词曲作者二人在现实中是夫妻。词作者易茗在创作时一度找不到感觉。某天，雷蕾即兴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触动了易茗的灵感。于是有了“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的歌词。

歌曲副歌一段，歌词曾经是“细雨茫茫、空巷寂寞，吹来风儿不冷也不热。雁阵惊寒、声声显赫、牵动南来北往的客”，但雷蕾的曲调到这里已经激昂上去，相比而言歌词显得绵软无力。于是易茗经反复琢磨，最后定为“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歌曲旋律平实，没有花哨的装饰，节奏平稳，和着歌词，将人生感悟徐徐道出……

发布后，该校表演学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编排的大型文艺晚会《延安·延安》登上舞台。晚会由七个故事组成，《从武 汉到延安》作为开篇，以吴印咸奔赴延安作为主体叙事，以热情洋溢的陕北秧歌拉开整部晚会的序幕。

《李林的信》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李林的故事，凌厉的舞蹈表现出游击队员视死如归的顽强信念。

《抗美援朝》讲述志愿军英雄宋阿毛的故事，在“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中志愿军战士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

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消失的半个五八班》讲述电影学院学生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起的历史重任，歌颂他们以青春之我建设伟大祖国的壮志豪情。《抗“疫”》描述在新冠疫情袭来之时，党带领人民不惧危险、克服困难、团结一心战胜病毒的感人故事。《不忘初心》作为晚会的尾声由师生代表共同演唱。

晚会以“全景式”的呈现与观赏模式，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每一代电影人的奋斗之路，以精心的.布景与灯光设计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之感，旨在从视听角度传递表演学院师生对“100年”这一时间跨度的艺术性理解。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3

红色歌曲的文化寓意，在我国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起着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号召群众团结一致，团结起来一致抗敌的鼓舞性作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歌曲起到了瓦解敌军意志、拥护共产党英明决策、歌颂党为人民带来的幸福美满生活的作用;当下，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唱更有着其深刻的时代内涵。老年人对红歌的传唱，是对逝去的光阴的怀念，青年人传唱红色歌曲，是对英雄人物的缅怀：引导儿童传唱红色歌曲，发挥的是红色歌曲的政治教育意义，启发学生不忘历史、铭记教训。但无论各个阶层在传唱红歌的心理上有多大的差异，从整体上，红色歌曲是民族精神的传递，是对民族气节的颂扬，这种属性是红色歌曲与生俱来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意义。

中国红色歌曲的概念界定

红色歌曲在我国流传甚广，近几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对其概念及外延展开了论述。王新乐在其《红歌随想》一文中提出，“红色歌曲”就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在这里，“红色歌曲”的概念显得十分宽泛。即内容上“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音乐上具有较强的歌唱性和节奏感的作品歌曲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与之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学者张建国的《中国“红歌”传播现状及其音乐文化思考》一文，他提到：“‘红歌研究，拓宽了其概念内涵使其从传统的革命歌曲扩展为所有的爱国与进步的歌曲……传统意义的红色歌谣，是革命战争的产物;随着‘红歌会和红色旅游活动的盛行，红歌已经成为各个时期各类健康进步、励志向上的优秀经典歌曲的代名词。”学者徐恩煊在其《红色歌曲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一文中指出：“红色歌曲可以理解为歌颂和赞扬祖国、革命以及人民英雄等所作之歌，它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以及强弱对比较为明显的节奏感等特点……红歌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等时期创作的健康进步歌曲，主要类型有解放之歌、抗日战争之歌曲和红军之歌等。”

关于红色歌曲具体产生的年代，也有学者进行了论述。“狭义的红歌，或可称严格意义上的红歌，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时段的歌曲作品，而‘文革前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歌曲作品是其核心。”“它（中国红歌）特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人民群众创作和传唱的优秀革命歌曲与励志歌曲。”还有很多学者对红色歌曲的产生年代进行了考究，虽然众多学者对红色歌曲具体产生的年代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关于红色歌曲的内容及旋律特征的探讨，各位学者的论述几乎是一致的。

通过对“红色歌曲”概念的梳理发现，对红色歌曲概念的界定集中在年代的限制上。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狭义上的红色歌曲便是周耘提出的概念。广义的红色歌曲由于没有了年代的限制，即改革开放至今产生的所有与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相关，以及对旧时革命歌曲进行改编的作品皆可纳入到红色歌曲的阵营中来，研究范围大大拓宽，至于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对红色歌曲的定义，我们不妨以一种大方的情怀来看，不必囿于概念的旋涡。笔者支持红歌宽泛概念的定义，红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丰富的。

长久以来，红色歌曲以合唱的形式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这是由于很多红色歌曲在产生之初就是以群众歌咏的方式呈现的缘故。合唱的形式，更易于红色歌曲之“红色”的文化传达。合唱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团结大众、凝聚精神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音乐学界对西方作曲技法的积极探索，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开始站在本民族的文化领域思索音乐形式的创造，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民族特色的合唱作品。比如，在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经久不衰的合唱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等。这些作品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感受到了战火交织年代中传承下来的斗志昂扬、乐观向上的革命主义精神。《沂蒙山歌》《牧歌》等作品用温婉的具有融合性的音色传唱出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感慨，《忆秦娥·娄山关》以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及演唱方式让人们既感受到革命样板戏的艺术特色，又感受到革命年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信念。红色歌曲，既是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又是革命精神在时代中的弘扬。

Ⅶ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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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分别用一两句话谈谈当代中国音乐、动画、电影、文学的发展及趋势

音乐：逐渐国际化、高智商化、时尚化、快节奏化（像我这种out的九零后完全跟不上了）
动画：越来越矫揉造作（不过我觉得《秦时明月》还好点）
电影：思想越来越开放
文学：接近黑暗、腐朽的扯淡（用我同学的话说）

Ⅸ 求国内外流行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流行音乐在中国[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流行音乐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到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三个时期，来阐述各个时期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流行音乐 中国 研究状况

流行音乐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迄今为止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流行音乐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流行音乐和大量的流行音乐作品。目前流行音乐发展更为成熟和多元化，并为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当今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将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流行音乐在我国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80年代——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形成了初步的繁荣，然而我国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流行音乐概念、风格特征及其种类的研究是相当浅和模糊的。大多是谈对流行音乐的一些看法或是对某种与流行音乐有关的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个时期也未出版过关于此类研究的专著（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做出的判断）。文献方面以1980年南咏在《人民音乐》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这篇文章为基础，它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发表的期刊论文。标志着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此类文章相继而出。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一些报刊上就如何评价《何日君再来》一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咏在《人民音乐 》 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文章中，作者对刘雪庵创作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以问答的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首歌曲是不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这个问题展开的“应该怎样还这首歌的历史本来面目？”问答。作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借鉴,是很有必要的。同年，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和长河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歌曲〈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的讨论综述》两篇文章也对这首歌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述。
赵沨在《从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乐会想起的》文章中对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林祥园、陈供生,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红塔礼堂公开举行了两场独唱、重唱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公开售票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千张入场券就被抢购一空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费明仪等先生从香港来，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踊跃购票。说明了国内一些年轻人很欣赏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这一事实。
周荫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对“什么是流行歌曲？为什么它对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应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问题》文章中从其他方面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建国三十年后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现的问题以及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杨晓鲁在《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创作风格、题材、体裁、节奏、旋律、调性、民族性与审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论研究的状况这些方面对当时流行音乐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于1979年到1985年中国流行音乐的艰难历程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谈美国爵士乐》文章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爵士乐的流传和影响；爵士乐的形成；爵士乐的发展。并在最后简单地谈了一点对爵士乐的看法。
陈地在《对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主要对较有影响的流行音乐：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摇滚乐、摇摆乐、乡村音乐或西部音乐、迪斯科和新浪潮的发展和演变分别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得到了以下结论：1、流行音乐或乡村流行音乐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产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乐都是源于劳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乐中，除了民间音乐和以它发展起来的乡村音乐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乐都只是风靡一时。4、流行音乐不是孤立的发展的各派之间互为影响、促进。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吸收。
陈铭道、宋今为的《失去了灵魂的民间艺术——美国乡村音乐的沿革》文章主要阐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乡村音乐”是由乡村、布鲁斯、爵士、摇滚混合在一起的杂拌菜——失去了灵魂的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将要在全世界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独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灵魂”。①
钟子林在《美国流行音乐新品种——新时代音乐》一文中主要阐述了美国流行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都在发展,如摇摆乐、乡村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索尔(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乐)、福音歌、雷盖。这时一种新的时代音乐继60年代和70年代初摇摆乐高潮之后形成并广泛传播。以及这种时代曲的特点和流传因素。
二、20世纪90年代——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阶段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音乐占据了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学家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都是较浅的研究国内的流行音乐。到了90年代，我国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完善。流行音乐的身份已得到认同，音乐学家们不单是对其进行简单的研究讨论，还专注于其某一方面的研究，并进行深入的探讨。也从各个方面对流行音乐进行了研究。
这个时期相关研究的专著也出版了很多。其中以季永坚,廉维编的《发烧摇滚》、关颖著的《摇滚王族》、黄燎原,韩一夫主编《世界摇滚乐大观》、钟子林编著《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中国电影出版社编的《摇滚梦寻》等以研究摇滚乐方面的专著成果最为显著。此时，各大期刊上的文章也相继发表，主要以探讨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流行音乐的传播及美学意义为主。笔者将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献分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状况。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范守生; 华林泰在《流行音乐为何退潮》一文中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以港台流行歌曲为主体的通俗音乐会象一个新生的混血儿在华夏乐坛上诞生了，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观众青睐。然而，只几年光景，它就呈现出风烛残年之。作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曾经风靡全国的通俗音乐会为何落潮：1、七拼八凑的演出队伍；2、拜金主义的演出意图；3、庸俗无聊的演出内容。
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是一篇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这种通俗文化研究的“音乐传播学”论文。文章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分别从三个方面讨论：1、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2、音乐传播与打开禁区；3、流行歌曲的是是非非。张彬的《谈流行音乐传播中的从众现象》一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青少年群体的从众现象。文章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
金兆钧在《流行音乐1989》一文中从当时流行音乐创作萧条与风格流派的分化，治理整顿及市场管理的调整，国内音带出版的下降与引进版的畅销，大型活动的减少及“摇滚乐”的发展，港、台音乐的再度走红五个方面论述了1989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在他《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一文中主要是以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来研究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以及“西北风”歌曲和广州流行音乐。韩明昌在《浅论流行音乐的美学意义》文章中主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流行音乐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它的功能，以及在中国内地的前景。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摇滚乐的兴起和影响》文章中论述了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爵士乐的生气蓬勃的节奏意识，活跃的调式变音旋律，以及多样的演奏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形态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对爵士乐的节奏形态进行了剖析。
黄明智的《爵士乐的节奏形态与传统的节奏意识》一文论述了摇滚产生的背景和三个来源：1.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 Alley)3.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被称为“摇滚乐之父”的比尔·哈利和有“摇滚乐之王”称号的维斯·普莱斯利对摇滚乐作出的贡献。
三、21世纪初——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今的21世纪初，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流行音乐也渐渐走向成熟。更多种类和风格的流行曲风相继出现并迅速占领广大市场。由于时代的发展，网络、彩铃等媒介的出现，使流行音乐的制作更加商业化、世俗化。这个时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富。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其历史、风格、特征及概念的研究。还包括对流行音乐歌手、流行音乐选秀比赛以及与当今社会、文化和消费者等之关系等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著。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专著。所以，这个时代是我国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
21世纪初研究我国研究流行音乐方面的专著有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付林编著《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这些书主要研究了我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包兆会著《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一书是从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乐、既研究流行音乐的载体媒介发生变化后对流化。由尤静波编著的《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一书是中国第一套成体系编写的流行音乐教材。书中的体例以历史为纵线，以风格为横线，比较详实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面貌。由付林主编尤静波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一书将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将爵士乐、摇摆乐、索尔音乐、城市流行音乐、说唱音乐、摇滚乐等众多音乐类型的形成地域、风格特点、乐队、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记载说明。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专著，如：《爵士乐简明史》、《爵士乐》、《摇滚乐》《摇滚年代》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献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对流行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归纳：(1)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②(2) POP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④(4)流行音乐就是在群众中流行的音乐,像《国际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乐等于通俗音乐,一切形式简洁、曲调流畅,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它可以是民间小调,可以是艺术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乐。⑥(6)流行音乐是在夜总会、舞厅、酒吧间等游乐场所演奏的音乐。⑦(7)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低级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⑧并提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1.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倾向。2.娱乐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时尚性。5.很强的参与性。6.传播手段的科技性。7.亚文化的特征。8.商业化运作机制。9.“多细胞体”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详细的论述了各大音乐词典对流行音乐的定义。但是直到现在在《辞源》、《辞海》两本书中还未有关于流行音乐一词的来源及概念的辞条。
金兆钧在《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文章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中国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在他《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文章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
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一文探讨了“超级女声“对中国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打造了以人为本的大众娱乐平台,赢得了媒体与企业的共赢。而罗云斌; 张燚《流行音乐的祛魅和赋魅—兼评“超女”现象》一文则认为无论是从音乐的本源还是从音乐的发展来看,其娱乐功能始终不存在单纯或显著的“高雅倾向”。引用“祛魅”概念,从美学转变的角度对流行音乐加以考察,发现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有其基本的社会性因素。因此,“超女现象”是当代大众化娱乐多元形式的一种催生物,它的娱乐文化意义大于它的音乐意义,视其为低俗加以封杀或者为其所谓民主、自主精神欢呼都是片面的。
陈鹏的《周杰伦——偶像“80后“》和刘艺的《周杰伦——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电影》两篇文章中分别对周杰伦在独特的音乐风格及创作上面的才华进行了阐述，并给予肯定和赞赏。而友朋的《周杰伦——在音乐上犯骄傲的罪》一文则是更直接说明了周杰伦已经成为华人流行音乐的指向标。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就无法拒绝他的音乐。他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无法取代的，只要你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就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
项筱刚的《李凌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争鸣》一文主要对20世纪中国音乐界有关李凌轻音乐的争鸣进行了研究。文章主要从争鸣的缘起，李凌的“轻音乐”思想，反方的思想，争鸣的分析及影响五个方面来论述李凌对流行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刘筱在《另类的流行》文章中论述美国流行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Rap。论及Rap所属Pop的内涵与外延、以及Rap之前的Pop的表现形态;还论述了在Pop发展变异中Rap的产生、进化与分化、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表现形态等,进而又论述了Rap的精神内核和其所以流行的社会心理、衰败的历史必然性;再而论述到Rap向Hip-Hop的发展进程。文章通过对Pop音乐中的独特形式Rap的研究,试图对流行音乐在音乐历史中的社会地位、表现内涵、流行原因等,进行初步探讨。
洛秦在《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一文中论述了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被欣赏的音乐品种，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活动。
F.S.Ponick; 王小宁的《美国音乐教室里的巴赫和摇滚乐》一文对是否应当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来论述调整和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以满足学生在校外适应社会和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流行音乐教学在这点上，可以达到其他类型音乐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在这研究期间我们发现了流行音乐新的特征和价值，也发现了它所存在的不足。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以后的继续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

Ⅹ 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当代电影(新时期)从1977年开始到现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
其主要特点 ：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③
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在电影创作
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
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
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