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演员罗玉甫是哪里人

⑴ 有知道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饰演岳母的演员的详细情况的请予以介绍。

彭玉女士，原名彭桂兰，小名安香，曾经用过的名字是“彭彧”，因为这个名字很少有人认识，所以改成了“玉”，她是哈尔滨人，自17岁就开始登台演话剧，直到29岁她才触电演生平第一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

⑵ 傅雷简介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其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傅敏为英语教师。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遭到红卫兵抄家，又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

1966年9月3日凌晨，愤而离世，在家中吞服巨量毒药，悲壮地走完了一生。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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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作品：《傅雷家书》

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文革”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十二年通信数百封。

家书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傅雷夫妇非常细心，儿子的信都妥善收藏，重点内容则分类抄录成册。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射，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傅雷家书》是给他与儿子之间的书信，体现了作为父亲的他对儿子苦心孤诣。

《傅雷家书》这本书中无处不体现的浓浓的父爱，或许每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都疼爱有加，但是，傅雷在疼爱孩子的同时，也不忘对他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二、傅雷的观点

1、对于八股文风，傅雷说道，“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觉不灵敏，好奇心不强，就不称其为知识分子，更谈不到钻研学问。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

2、对于艺术，人生，傅雷说到，“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3、对于孤独，傅雷对傅聪说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⑶ 《海上花》观后感，结局好看吗

都说的《海上花》拍的闷，我倒看的津津有味，还接连看了两遍。
影片一开始就是为王莲生接风的酒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洪善卿的演员罗戴儿不知是哪里人，竟说的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粤语不难学，上海话对于不是上海人来说却是极难的，梁朝伟的上海话我听着都吃力，李嘉欣是说得硬梆梆，尾音还经常是粤语的音，刘嘉玲学的那样算是难得了，也还是生硬。唯有演洪善卿的罗戴儿和演朱霭人的徐明，说的一口标准流利的旧上海话——那种语调姿势和俚语，与现今又有些微不同，是我外公那一辈的语调语气。

朱霭人笑话陶玉甫和李漱芳的那段台词，演员说的真是好，那种语调姿势，嘲讽但不是恶意，不理解于是不屑——难怪很多人说电影闷，不懂上海话的人不能体会其中的好。
其他人听了也都笑得热闹，风月场中竟然讲起爱情来，还两个都那么痴，难免惹人笑话，唯有梁朝伟演的王莲生只是礼节性的微笑，心中不以为然，大约因对沈小红有几分真情，触动了心境。《海上花》中说到爱情的，除了陶玉甫和李漱芳也就是王莲生对沈小红了。书中说沈小红凶悍异常，掐得王莲生身上都是血痕，又蓬头垢面“鬼怪一般”撒泼大闹，电影中演沈小红的是个日本演员，凶倒是不凶，不过每次出场都少言少语，没个好脸色给王莲生，王莲生还是去讨好陪小心，哪里像客人和倌人，更似闹别扭的情侣。
沈小红的上海话和粤语说的都流利，应该是配的音。书中的凶悍在电影中没表现出来，只从他们人口中带了一句“沈小红去打了张蕙贞”，电影中更多的是赌气和冷淡。话也不多，娘姨阿珠倒是一口上海话说的刮啦松脆，能说会道的。梁朝伟的王莲生要比书中的更让人感觉深情款款，也许是因了梁朝伟。梁朝伟的上海话实在差，每次上海话的对白似乎他整个人都无从发挥了，直到镜头对着一支碧玉簪子配上梁朝伟粤语话外音的时候，梁朝伟的味道才出来，梁朝伟与沈小红单独相处的时候用粤语对白，沈小红赌着气，梁朝伟终于哄得她好了，梁朝伟一抬眼一笑——这才是梁朝伟的笑，整部戏中似乎只有这一个镜头，现出梁朝伟的往日风采。

影片中李漱芳没有露面，李浣芳也只一句台词。张爱玲说李漱芳是中国版的茶花女，我觉得她更像倌人版的林妹妹，想不开，忧思重，生生气死了——那病都是类似的症状。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爱情模式我是不喜欢的，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一时不见便“四面八方去找了来”，用朱蔼人的话来说陶玉甫是“被圈牢了”，这样爱多么可怕，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要死要活地缠着——要是换做我是陶玉甫，逃也来不及，当然陶玉甫是甘之如饴的。

张蕙贞的演员不漂亮，也许书中她本就是不怎么出色，不知怎么入了王莲生的眼，竟从野鸡一跃为长三，不可谓不厉害。她被沈小红打，打是打不过沈小红了，事后也不吵闹，看似息事宁人，实则是深知形势比人强该忍则忍，做个宽厚贤良的姿态，王莲生还以为她“是个戆大，沈小红说了你多少坏话，你倒替她瞒着”。实则她早已貌似随口的一句话挑起了王莲生的疑心，又不说破，叫王莲生自己去发现，等王莲生和沈小红终于决裂，她想必是暗暗地笑了——“只要王老爷一直跟沈小红要好下去，才算你沈小红本事大了。”这是她早就对洪善卿说过的话。

黄翠凤看似很性格的样子，其实不过是装模做样，哄骗客人的伎俩。影片中只表现她的泼辣心计，却没有表现她骨子里的假，她赎身日换妆扮孝女和赎身后与黄二姐合谋诈罗子富那两段都去掉了，那两段是最表现她本性的——无疑是把这个人物美化了。书中姚文君说道“多的是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大家不要面孔“——黄翠凤是其中之佼佼者。
黄翠凤是个厉害人物，敢豁出性命与老鸨对恃，终于占得上风，也算有胆有识，但我因她的装模做样和诈罗子富的卑鄙，总是对她不喜。

《海上花》中那么多女子，我只喜欢刘嘉玲演的周双珠。刘嘉玲梳了髻穿上大镶大滚的清代装束尤为出色，同样那么多倌人，李嘉欣的黄翠凤虽然漂亮，但李嘉欣是混血模样，黄翠凤又有嚣张之气，不如刘嘉玲的周双珠，不温不火，韵味十足。周双珠同周双玉说“大家现在虽然是倌人，过两年也都要嫁人，生意再好，其实也是有限都很”，可见她对世事看的通透。周双珠生意并不好，周双玉尽管自恃当红，却也不敢对她不敬，倒不是因为她是老鸨亲身女儿，周双珠不卑不亢处事淡定，自然叫人敬服。周双玉听了朱淑人的承诺不肯留客，周双珠与洪善卿说“我也不好去拆穿她”，周双珠心中是明白的，却仍给周双玉留有余地。到的周双玉要和朱淑人吃鸦片酒，周双珠情急间说了一句“客人的话怎么好去相信”，也是个翻过跟斗来的吧，是否当年也有相信的时候，失望之后才学了乖，慢慢世故成熟——
洪善卿和周双珠的感情不能说如何好，却有着相当的了解，两个人坐着谈谈说说，说朱淑人在桌底下给了周双玉翡翠坠子，“你们在台子上都不知道吧，周双玉还叫我不要告诉我，我嚒就说，告诉洪老板有什么不好，有事嚒还可以拜托拜托”洪善卿便建议让周双玉“点大蜡烛”，“那你去做个媒人吧”。。。。像一对夫妻闲话家常，有种亲切温馨的味道。

周双玉也是个厉害的，不声不响貌似柔弱，心计却非常人。朱淑人毁约叫她下不来台，便要拖着朱淑人吃鸦片酒同死——还以为是又一段《胭脂扣》，谁想周双玉棋高一筹，这鸦片酒竟是假的。恐吓的目的达到了，刚烈的名声出去了，朱淑人拿出一万洋钱为她赎身为她办嫁妆，这一段情事便此圆满解决——周双玉自己为自己造了梯子，毫发无伤一石二鸟地下了台。
只不知她嫁人到底嫁给谁。茉莉疑心是王莲生，我却怀疑王莲生是否有这么大胆子。周双玉骂朱淑人”你这只猪猡”时的凶悍怕是不输给沈小红，心计却非沈小红可比，便是张惠贞也不如周双玉“有勇有谋”——经朱淑人这一役，知些根底的男人怕是都不会娶她了。洪善卿说“难就是难在嫁人的事”，不知是否便是这个原因？

影片中没有说明鸦片酒是假的，对周双玉这个人物对表现便差了好多——情人毁约，感情上受了打击，想到要和对方同吃鸦片酒赴死顶多算是刚烈，不算什么稀奇，周双玉在希望破灭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恢复过来，不气馁不自弃，即时放蟋蟀取梨买烧酒制作假鸦片酒，想出一石二鸟的好计策安排自己以后的方向，这才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影片中许多地方都拍的十分隐晦，没有好好看过书的怕是看不明白，比如王莲生发现沈小红的奸情，门缝里看到一对鞋子，便知她姘了小柳儿——书中是王莲生见到了小柳儿的脸。黄翠凤斥责诸金花一怒拍断了镯子，黄二姐便道“真是触霉头”，电影中黄二姐的台词没变，拍断镯子的镜头却没出现，观者不免不明白为何“触霉头”。
也许是与书的风格一脉相承——书中许多地方，若不是张爱玲的注释是看不明白的，最典型处便是周双玉的假鸦片酒。只提到周双玉放掉了蟋蟀，又要买烧酒擦拭衣服污渍，若不是张爱玲说明，谁知道那就代表了假鸦片酒的制作过程？

要看明白侯孝贤的《海上花》，先要看书，要看明白书必得看张爱玲的注释——复杂是复杂了一点，可是书实在是好书，电影也是好电影。

⑷ 解放石家庄的战斗故事或战斗英雄~急需

1、中华大街成了飞机跑道

2007年10月份，石家庄的中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梭在双向六车道的路面上，作为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之一，这条道路已经过了数次的修整和扩建。

对于这条道路，曾经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河北省电子工业厅（现信息产业厅）离休老干部武鸣岐还是相当熟悉的：“60年前，石家庄最宽的路就是中华大街了。1942年，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这条路，当时，石家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路中间还有花池和绿化树，起名为日华大街。日本人投降后，这条路就被改名为中华大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大街与现在相比，虽然繁华程度及路面状况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但路的宽度和现在差不多。”

而1947年10月的一天，宽阔的中华大街上突然尘土飞扬，多了许多施工机器以及从各处征集来的民工，武鸣岐回忆说：“中华大街中间漂亮的水泥花池子和绿化树被推倒了，一种机器（我也叫不上名来）正把街上的土犁松。然后，有好多军用卡车拉来了白灰、黏土，撒在路面上。压路机又将路面轧平。”大约10天之后，中华大街就变成了一条一马平川的平坦大道。

彼时，刚刚转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部当修理工不久的武鸣岐，正在修理部悄悄地注视着中华大街上的这些变化。中华大街与兴凯路交叉口东南角的灰色小楼，原来也是一家汽车修理厂，武鸣岐曾经在那里当修理工。在小灰楼上班时，他每天都要路过中华大街。

很快，武鸣岐从国民党士兵那里听说：“施工的中华大街，是为飞机做临时起降跑道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留守石家庄的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坐不住了，如果外围的石家庄机场被咱们的部队占领了，刘英就能利用中华大街做临时飞机跑道，石家庄也不至于与外界失去联系。也有国民党士兵说，实际上，这也是刘英为自己修的一条逃跑通道。”紧接着，武鸣岐搞清了这条临时跑道的情况：“跑道北起兴凯路，南到现在的槐安路一带。”

2.焦躁不安的国民党士兵

就在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忙着在中华大街修建临时飞机跑道时，武鸣岐那些日子却一直在为一件事情暗自高兴：“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中全歼罗历戎部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石家庄，那几天，我感觉石家庄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修理汽车的闲暇时间，武鸣岐也在观察着石家庄的其他变化：街上闲逛的国民党士兵少了；巡逻队上街盘查路人的次数多了；内、外市沟的路卡盘查严格了；商店里的生意显得萧条了。

而武鸣岐所在的汽车修理厂里，也有了变化：“那时候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叫史凤山，也是修理厂的车间主任，他开始天天催促我们加班加点修理汽车，说是‘以备急需’。”从来往修理厂的国民党士兵和军官的表情和谈话中，武鸣岐得知，国民党部队早就预料到了八路军清风店战役后会趁热打铁，挥师南下解放石家庄。面对几乎可以预知的结局，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显得焦躁、无奈和畏惧。

对于这一点，现在家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小西帐村、已经87岁的王士林老人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当时，他就在国民党的还乡团里：“八路军打到石家庄附近的时候，我在的那个还乡团就准备撤回到外市沟里面去了。”60年后，王士林坐在自家给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国民党这边的兵早就害怕了，都没心思打仗。”老人说，当他们第一次在外市沟见到“共军”时，军心就已经散了：“我们都是当地的农民，从来没有打过枪，看到眼前黑压压一片都是准备攻城的八路军，大家都在盘算着怎么逃跑。”而以后的事实的确做了证明——在当年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轮炮火之后，王士林所在的还乡团就跑得几乎一个人不剩了：“大伙都把武器一扔，然后就趁着天黑跑到了（石门）市里头。我也是一枪没放就跟着跑了。在石门有亲戚的就躲到了亲戚家，没有亲戚的就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时任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团副的道家训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形容：“清风店战役，立时震惊石门。被俘官兵时有被释回石者，到处宣扬八路军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不打不骂，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给路费……使三十二师官兵厌战情绪越发严重。师长刘英更是坐卧不安，他把主力全部调到市内，造成挨打局面。”

整个石家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武鸣岐的心中却充满了胜利前的喜悦。他不动声色地一边搜集着周围的一切情报，一边指挥着修理厂的几名修理工人消极怠工，不让国民党部队送来修理的汽车按时开出修理厂。

3.地下党紧锣密鼓

其实，攻打石家庄，早就在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之中，只是，在清风店战役之前，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这并不是说，野战军攻打石家庄是清风店战役取胜之后的“临时起兴”。

“因为，早在国民党部队占领了石家庄之后，上级就不停地下命令，让我们了解敌情。”60年前还在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武鸣岐回忆说，到了1947年6月份的时候，他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他有目的地了解石家庄的具体情况：“包括兵力部署、敌人重要地点的位置等内容。”

而60年后，武鸣岐已经82岁，老人家在自家的书房里，对记者讲述当年送情报的紧张危险时，还能面带微笑：“我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厂的工人，每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的晚上送情报，有的时候还送药品、送军用电池，我就在药品、军用电池上盖上一些蔬菜，掩人耳目，出了石家庄，还得爬过一道山才能到我们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来，我和石家庄西南角上的国民党守敌混熟了，带东西也方便了，他们一看是我，就胡乱地看看、翻翻，也不细查。”

时间到了1947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武鸣岐已经在石家庄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敌人据点间的距离、兵力配备、军部位置等情况。说起怎么搞清楚各个据点和其他重要地点的情况的，我们还是动了脑筋的。”武鸣岐老人说到这里，就不停地比划上了：“我们以当时工作的修理部为中心点，以中华大街为中心轴，然后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往四面八方去测量各个据点距离这里有多远。这距离怎么测呢？我们不是给敌人修理汽车吗？汽车修好了，需要试车，我们就朝要测量的点开过去，利用车上的里程表得出距离。”

就靠着这些情报，武鸣岐和同做地下工作的田清泉、马汉英决定制作一张地图。60年后，武鸣岐还记着这张地图：“比一般的纸张厚一些，说是白纸却发黄，就相当于现在《燕赵晚报》一个版的大小（4开）。”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武鸣岐和田清泉趴在西五里庄一个李姓“堡垒户”的炕头，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开始绘制一张石家庄地图，在上面标明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而门外，田清泉的爱人和外甥女聊着闲话，注意着来来往往的人，为屋内绘图人望着风。很快，这张手绘的地图就被送到了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

60年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时候并不是只有武鸣岐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从属于不同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者们，都在不停地收集并发送着各自的情报。曾经进过国民党还乡团的王士林就记得，就在还乡团打算躲进外市沟的时候，还乡团团长冯振基找到了他，要他做自己的警卫员并随还乡团一同撤到外市沟里去。“这个团长那么信任我，是因为我曾被共产党的工作组扣押过，他觉得既然共产党跟我有仇，那么我肯定是可靠的。”

但是，冯振基没有想到的是，王士林被扣押的那一幕“其实是一场戏，是故意做给冯振基看的”。而就在撤回外市沟的前一天的晚上，王士林还和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地下党员宋长林见了面：“他告诉我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到休门去找他，由他把情报带出来。”

4.朱德要求“勇敢加技术”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夺取石家庄，是晋察冀人民和我们野战军全体指挥员多年的愿望了。说到准备工作，近一年来我们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为了孤立石家庄，最后解放它。”

1947年的清风店战役取胜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认为：“我们乘胜夺取石家庄，已是瓜熟蒂落，势所必然。”于是，10月22日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在野司指挥部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问题。

很快，一封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电报从中央军委发了回来，同意了聂荣臻有关攻打石家庄的准备，而这个时候，朱德来到了野司。

60年后，已经82岁的原晋察冀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还经常给自己的女儿讲起自己当年见到朱德的情况。“每次讲起这件事，我爸爸都特别高兴。”李至善的女儿陪着父亲接受记者的参访时，忍不住插了这样一句话。

那是1947年10月份，清风店战役已经结束，李至善正随部队在河北省安国县整训。

第一次见到朱德，李至善记得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午饭的时候，一个身披棉袄的首长模样的人就走进我们警卫员呆的那个屋，我听见身边的战友悄悄地说：‘这就是朱总司令……’结果大家就小声地说开了：‘朱总司令来看望咱们了……’”时至今日，李至善都忘了朱德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连他所看见的朱德的相貌都描绘不出来，但是，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兴奋感却牢牢印在了老人的脑海里。略加思索后，李至善指着自家一间卧室房门上的照片说：“就是和这张照片上的朱德一样。”那张照片，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挂在堂屋正墙上的照片，上面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机场会面的情景，三人面带笑容，周恩来手捧鲜花（照片背景是：1964年11月，周恩来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现在，这张照片已经绝少被当作家居饰品挂出来了，倒是李至善老人坚持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看上去似乎是翻新过很多次了，照片的颜色比最初的时候要淡了很多，但是，在一堆现代风格的家具中还是很显眼。

让李至善没有想到是，在他第一次见到朱德之后没几天，同样是在安国，他又第二次见到了朱德：“那时候已经确定了要攻打石家庄，朱总司令召集旅长以上的首长们开会。我们担任警备任务。”

彼时，正是1947年10月25日，会议是在安国县一家普通的农舍中召开的。李至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会场：“那是一个二进院，会议是在里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员有四五十人，坐的就是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凳子，不是像现在开会一样坐成整齐的一排一排的，没有那么大地方，大家就围着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坐着。”而当时，李至善就在里院的门外站岗，他听到了那次会议的很多内容，以至于60年后，李至善在给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朱德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会议一开始，朱总司令就说：‘清风店战役大家打得很漂亮，打得很卖力，都应该受到表扬。下一个咱们要打石家庄。我要先说一下，打石家庄的任务很艰巨，石家庄是个战略要地，如果石家庄解放了，那华北的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所以，打石家庄，只许进一步，不许退半步，不要怕牺牲，战斗结束后，死一个人，给你们补两个。打石家庄，大家要一块想办法。’”这段话后，会场上的野司首长又分析起了华北形势和石家庄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在当年的那次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个让很多老兵60年后还能记忆犹新的要求——勇敢加技术。

2007年8月7日，原四纵十二旅某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刘玉民在自己的客厅给记者解释：“勇敢，这就不用说了，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敢和有飞机坦克的敌人打，我们的战士肯定是勇敢的。这技术，其实就是要大家在作战上想法子，后来，在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时候，这个技术就是‘土工作业’。”现在，刘玉民已经85岁高龄，从总参炮兵指挥学院顾问的位置上离休，在石家庄某干休所安享晚年。而刘玉民提到的“土工作业”的具体方式，我们将在后来的石家庄战役中进一步展现。

5.一张地图如宝贝

其实，对于1947年10月25日的“安国会议”，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能回忆起的，也只是会议的一些情节。事实上，当年会议现场的墙上还挂着一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这份地图，对于后来的解放石家庄战役至关重要，它是四纵队在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

2007年的10月22日上午，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一栋别致的小别墅中，记者见到了已经97岁的原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并向他仔细询问了那张地图的来历。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但这位建国后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的老将军一说起这件事，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意：“这张地图，是我们纵队十旅一个团的政委王海廷交给我的。图是清风店战役中，我们的战士从罗历戎第三军军部中搜出来的。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我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就带了这张图去见聂荣臻司令员。”

至今，曾思玉还能回忆起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形：“我赶到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和杨得志司令员正在审问俘虏罗历戎。大家看到我满身尘土，都过来握手问好。聂司令员说：‘我们正在审问罗历戎，你来得正好，一起听一听。’那时候，罗历戎还穿着突围逃跑时的士兵服装，坐在一条板凳上，十分狼狈。”

聂司令员又对罗历戎说：“你说说石家庄的设防情况吧。”罗历戎回答说：“石家庄的城防是在日军修筑的工事基础上加固的，有内外市沟和土围墙，还有一条环城铁路，弹药充足，但兵力不足。因为现在只有三十二师和各县保安队，大约两万余人在城里了。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被歼灭，石家庄的守军可能会人心动摇，若无援兵，固守石家庄困难啊!”

60年后，曾思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说：“罗历戎在说到兵力时，尽管神情显得很沮丧，但我注视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在说石家庄城防时嘴角边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罗历戎被带下去之后，曾思玉就从文件包内取出《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说：“要打石家庄，我还有件宝贝呢。”聂荣臻和杨得志围到跟前一看，聂荣臻便兴奋地说：“思玉同志，你可弄到了罗历戎手中的宝贵情报!”

⑸ 《千万不要忘记(1964)》百度云高清资源在线观看，谢铁骊导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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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根据丛深同名话剧改编。 在一个绿树环抱的工人新村里，一栋两层的小楼住着某电机厂车间主任丁海宽一家。他和自己的老伴、小女儿住在楼下，儿子丁少纯和儿媳姚玉娟，还有亲家母住在楼上。丁少纯出身工人家庭，受家庭影响从小思想纯朴，参加工作以后在父亲的车间当工人。他原来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作积极热情负责任，曾多次被选为先进生产者。自从他与姚玉娟恋爱结婚后，便同经营过鲜货铺子老板的丈母娘住在一起。

⑹ 《名人传》中国的首位译者是谁她从<名人传>中得到哪些启示

傅雷（1908—1966） 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含冤而死。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傅雷年谱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朱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们的朋友杨绛女士的评价，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是傅雷的“秘书”。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1966年，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傅雷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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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即墨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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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历史名人介绍

蓝 田

蓝田(1477-1555)，是明代即墨名贤之一。字玉甫，号北泉，他自幼聪颖，童辈无人能及。6岁时就日诵千言，并善诗对，8岁随父入京城，其父蓝章的好友翰林孙圭出以长对难之，蓝田不待思索就念出奇绝的对句，对字极为确切，被称为“小圣人”。9岁，侍郎程敏政以《梅花赋》为题试之，蓝田挥笔立就。程叹曰；“吾举神童时，不能过此子!”当时凡见者，都赞许其为国器学仕。12岁，南直隶督学司马亮(后为御史)屡次命蓝田等人糊名考试，蓝田均获第一等。16岁中举人，当时山东提学沈钟奇怀疑蓝田的才华，认为他这么年少，哪来的奇才，很可能是记诵旧作，因而，又再三复试才相信。批卷时高兴地说：“不期即墨之乡，而产蓝田之玉!”47岁登进士，官授河南道监察御史。
蓝田为官刚正敢言，曾在“廷议”中逆鳞强谏，连上七疏，结果触怒皇帝，挨了“廷杖”几乎丧生。但他没有屈服，此后又先后弹劾了多个权贵，这些被弹劾的“豪贵”，对蓝田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进行报复打击，他们罗织罪名，加害于蓝田，使他遭贬罢归，蓝田回到即墨故里后，在自家后院筑了一个名为“可止轩”的小书房，闭门读书，绝口不言时事，后友人荐他出仕，他谢绝说；“我数十年老妇，何可与红颜争艳!”
蓝田忠义厚道，仗义疏才。多次施恩与亲朋好友。他文思敏捷，一生著述颇多。遗有《北泉文集》、《东归倡和》、《白斋表话随笔》、《续笔》等诗文集，被人们誉为“万言倚马才”。蓝田著述的《北泉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蓝田病逝于即墨故里。

黄 嘉 善

即墨“周、黄、蓝、杨、郭”被称为五大姓。其中，黄姓在明代的代表人物是黄嘉善。
黄嘉善,字惟尚，号梓山，明代即墨城里(现新建村)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卒于天启四年(1624年)，终年76岁。(虚龄)。据“墓志铭”等史料记载，他生而聪敏，并且端庄伟然，读书过目能诵，试辄高等。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人。万历五年成进士。初授叶县令，历任大同知府、宁夏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等职。后累升至兵部尚书、柱国少保、赠太保、官极一品。
黄嘉善本是文职官员，但他文武兼备。治政，他造福一方；带兵，他克敌制胜。他具有文官的儒雅，也具有武职的威略。
他刚踏仕途，就将叶县治理一新。调离时，士民遮道泣留。为立生祠，升大同知府时，正逢抚臣汰赢兵过严，而引起兵变，官民不敢出门，引起满城的恐怖和混乱。黄嘉善只身单骑直奔营中，喻以利害。以大义说散噪兵。第二天，斩其首恶，迅速果断地平息了这一事件，从此全郡帖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自西秦引疾东归，四十四年十月，召任兵部尚书，累辞不受。四十六年十月，后金功陷抚顺，即赴任共议兵事。四十八年(亦称泰昌元前)，神宗(万历)、光宗(泰昌)两位皇帝相继殡天，两受顾命于柩府，成为朝廷重臣。九月熹宗(天启)即位，时值主少国疑，内忧外惧，危机交加，他兵柄一身，积日劳累，不安寝食，终于病不能支，再三请求回归故里。黄嘉善故居座落在即墨城里中山街中端北侧，原临街门楼悬匾曰：“清宫太保”。今称此处为“黄家胡同”，还基本上保持着旧有风貌。回家后黄嘉善从此伏枕不问门外事，逾三年病逝。讣闻；熹宗皇帝辍一日视朝，赐祭九坛，外加一坛，造坟安葬，夫人江氏付之；赠太保，荫一子，崇祀名宦，乡贤。
或许受“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陶冶，黄嘉善不善官场游戏，也不贪恋钱财，《感怀》诗充分地流露出他的这种品格：“十年奔走一飘蓬，可奈愁肠处处同。未解逢迎从宦拙，何嫌乡里笑官群穷。……黄金阅世随波里，白壁投入按剑中。鸡肋而今频自厌，已将心事属冥鸿。”他的著述也比较多，除了《抚夏奏议》、《总督奏议》、《大司马奏议》，还有《见山楼诗草》。

许 铤

许铤，号静峰，河北武清人，万历六年只身到即墨任县令。在任职期间，跋涉全县，勘察地理，访问民情，他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弥荒救民，通商文学的方略和措施，他在任共五年，做了许多事情。垦荒田，招流移，筑堤坝，通商船，禁衙役，兴学校等。即墨第一部县志也是他亲自主持编修的，他著有《即墨县图说》、《即墨志•序》等书籍。

杨 良 臣

杨良臣字舜卿，号南庄，是明宏治年间的举人，即墨杨家的首发其祥者。旧《即墨县志》传其“勋绩”云：“初令太平，多惠政，再补黎城，值晋境多寇，良臣五年四抚之，一抚乱民于桑梓镇，三抚陈迁及河南寇于潞之青羊山，皆以单骑入绥定数万人，而解泽、汾二守被执者以归，绩尤著，世宗嘉其忠，赐苎丝白金，迁判太原，殁于官。” 杨良臣不仅具有如此沉静威毅的大将风范，而且还颇有彬彬文采，《崂山诗乘》收其诗五首，其诗如人如事，有一种军旅边关的悲慨之气。

王 邦 直

王邦直(明代人，生卒年月不详)，字子鱼，号东溟，即墨人，汉谏大夫王吉的后裔。王邦直幼时，天资聪颖，文思敏捷，明嘉靖年间，以岁贡出任盐山(今属河北省)县丞。他为官耿直廉洁，任职期间，曾变卖祖产以补充开销。后上疏嘉靖皇帝，陈述自己的政见，针对时弊，列举十款，他的见解受到皇帝赞许，但也因此而遭忌妒，不久，被罢官返回故里。
王邦直回乡后，于自己的院中筑一小阁，自居其中，精心研究声律。他广泛收集我国历代音乐著述，进行探索比较，历时20年，足不出户，终于编成《律吕正声》60卷，书中对我国声律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和阐述，同时，对律吕相应等声乐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还收录了伯牙学琴、武壬出师。海阳僧人等音乐故事，记有部分琴谱和民谣。该书援引浩繁，说理精辟。
明万历年间，翰林周如砥将该书收藏于国史馆，清代编入《四库全书》。

周 如 砥

周如砥(明代人，生卒年月不详)。字季平，号砺斋。即墨县章家埠(今属瓦戈庄乡)人。幼年丧父，其母也随之“殉节”其伯父、伯母省吃俭用，供其读书。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检讨。后改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乡人惯称其为“周祭酒”。在任职期间，他严于律己，礼贤下士，特别注意培养人才，奖掖后进。有“时天下士多出其门”之誉。他的文章在当时也颇负盛名，《山东通志》称“如砥文章名天下” 。有著作《青黎馆集》传诵于世。
他年老归里后，谢绝官场交往，但关心人民疾苦，常评议地方利弊，曾呈请皇帝减免百姓的额外赋税。

黄 宗 昌

黄宗昌(明末清初人，生卒年月不详)。字长倩，号鹤岭，即墨城里人。
1622年(明天启二年)，黄宗昌中壬戌科进士，授雄县县(今广东省雄县)令。当时，宦官魏忠贤的党羽猖獗，黄宗昌到任后，立即将雄县境内不法的阉党一一正法。后调任清苑县(今河北省清苑县)令。这时，京城附近各县的官吏，纷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独黄宗昌辖制的清苑县不建。崇祯时，黄宗昌官授御史，曾上疏弹劾魏中贤余孽等人数罪。翌年，黄宗昌奉旨巡按湖广，时岷王被校尉彭待圣和善化王的长子等杀死。参政龚承荐等不具实上履，迟迟未能结案。黄宗昌到任后，很快查明案情，惩办了凶手，同时上疏弹劾龚承荐等玩忽职守罪。后来，黄宗昌受排挤被降职，随即回乡闲居。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即墨遭清兵围困，黄宗昌变卖家产作军饷，率众护城。交战中，次子黄基被清兵射死，黄宗昌忍痛指挥士民继续战斗，即墨得以保全。
1644年，黄大夏、郭尔标等人倡众起义，围困即墨城，即墨县令仓惶逃走。黄宗昌纠合即墨士绅进行抵抗，起义军围城40多天，城不能破。后来，黄宗昌派杨遇吉率20余骑闯出城外，引来清兵，里外夹击，起义军遭镇压而失败。
黄宗昌晚年，于崂山修筑玉蕊楼隐居，寻胜探奇，吟诗抒怀，著有《崂山志》等文稿数十卷。

黄 培

黄培(1604-1669年)，字孟坚，号封岳，山东即墨城里(现新建村人)。其祖父黄嘉善，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赠太保衔。黄培在明崇祯朝中为官17年，历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提督街道等职。极受明廷器重。清兵入北京后，黄培仍忠于前朝，不为清官并想以身殉国。先使其妻妾安氏自缢，护其母柩运回即墨安葬后，将子托其叔，一切就绪就想自杀。后经其叔黄宗痒开导，打消了殉节念头，但仍蓄发留须，不着清服，表示蔑视满清，在忧郁悲愤中度日。
顺治九年(1635年)，黄培姐夫宋继澄来即墨，宋继澄为明朝举人，极有民族气节和文采，他与黄、蓝等诸姓结为诗社，饮酒赋诗，消遣岁月，怀明反清情绪时溢诗文。顺治十八年(1662年)于七抗清起义爆发，黄培在道义和物资上给予大力支持。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元年，黄培共作诗280余首，略加删改，收录266首，命名为《含章馆诗集》(上卷)。康熙元年，刻版装订成册，分赠亲友，从而埋下祸根。
发生在清康熙年间的黄培文字狱一案，是历时四年的清朝一大要案，清廷前后下过六道谕旨，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连217人。堪称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此案由于黄培极力为亲友开脱，涉案人员均不同程度的给予免议或一定处罚，唯黄培因系明朝世宦，隐怀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书，已属不法，违反当朝法令，大逆不敬，于康熙八年四月一日康熙皇帝授刑部转发山东，在济南对黄培执行绞刑。黄培临刑从容作诗，笑谈自若，自以为死得其所，时年虚龄66岁。

郭 琇

郭琇(1638-1715)，字瑞卿，号华野，即墨城郭家巷(今属即墨镇)人。1670(清康熙九年中进士，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授吴江县令。处事精明干练，善断疑案；征收田赋时实行“版串法”，以杜绝吏役舞弊自肥之风。在任七年，“治行为江南最”。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由江宁巡抚汤斌举荐，升任江南道御史。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郭琇上《参河臣疏》，陈述河道总督靳辅在户部尚书佛伦支持下治河措施不当，致使江南地区困于水患，百姓怨声载道。由此，靳辅被罢官，佛伦被降职。郭琇升任佥都御史。接着，他又冒着丢官丧命的危险上《纠大臣疏》，弹劾“势焰熏灼，辉赫万里”的英武殿大学士明珠及余国柱等，揭发他们结党营私，排陷异己，贪污受贿等罪行。致使明珠被罢官，余国柱等人被逐回籍。
郭琇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器重，不久升任左都御史。次年，他又上《参近臣疏》，弹劾皇帝宠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和给事中何楷、修撰陈之龙编修王顼龄等植党营私，以权谋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结果高士奇等一伙权臣被罢官。郭琇的三大疏引起“群党侧目，百端交构。”不久，便遭明珠余党诬陷，被罢官回乡。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郭琇到德州迎驾。康熙以郭琇为吴江县令时，政绩显著，且有胆识，复起用为湖广总督。郭琇到任后，极力整顿吏治，清除弊政，提出将黄州、武昌二府所征军粮改为折色，以节省运费，减轻百姓负担；减征江夏等13州县田赋；豁免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有赋无田的田赋和清丈土地等建议。均得到皇帝赞赏，得以实行。湖广百姓大受其益。1710年(清康熙四十年)，郭琇曾多次以病请求辞官。康熙以“思一人代之不可得”为由予以拒绝。翌年，郭琇因具保苗民起义情况不实，遭权臣借机排斥，被罢官。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病故于即墨。他在《清史稿》上有正传，是唯一收入今之《辞海》上的一位即墨人物。

李 毓 昌

李毓昌(1771-1808)，字皋言，号荣轩，即墨县城西阁里人，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中戊辰科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江苏候补。
是年，黄淮泛滥，江苏淮安一带洪水成灾，清朝廷发放赈银救济灾民，李毓昌等10人受两江总督铁保委派赴山阳县查赈。山阳知县王伸汉贪污赈银，中饱私囊，恐事情败露，便对前来查赈的官员一一贿赂。被派去山阳查赈的其他九名官员均接受贿赂，沆瀣一气，知情不举。唯李毓昌拒受贿赂，谢绝王伸汉为其安排的馆舍，独住于善缘庵。
古历九月二十九日，李毓昌带领仆役亲赴农村，深入民宅逐户查核人口及领取赈银数目，登记造册，与原山阳县所报之放赈名册逐一核对，至十月底即查完两个乡，李毓昌掌握了王伸汉虚报户口、克扣赈银的实据后，随即写好禀贴，准备上报淮安知府。王伸汉探知李毓昌即将揭发其贪污罪行的消息后，大为惊恐，急忙修书将李毓昌请回县署，设宴款待。席间，王伸汉对他诱之以利，殷勤地说：“君初入仕途，不知此中关窃耳。慕虚名而失实惠，窃为君不取也!” 李毓昌正色回答：“我非不欲得实惠，顾不忍向垂毙之饥民夺口食耳!此事任君自为之，弟实不敢自污以欺天也!然我将闻之上台。”说完，拂袖而去。王伸汉见李毓昌不为金钱所动，便与亲信包祥计议，决心将李毓昌置于死地，以达灭口之目的。王伸汉首先派包祥将李毓昌的三个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买通，应允事成之后酬以白银500两，然后亲往善缘庵邀请李毓昌去县署赴宴。李毓昌对王伸汉虽十分厌恶，但碍于情面，只得同往。王伸汉心怀鬼胎，假意殷勤劝酒，致李毓昌带醉而归。深夜，酒醒口渴，李祥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投入茶水中，奉给主人，李毓昌喝下茶水后，不一会便高喊腹痛，神色骤变，口吐鲜血。李祥等三人遂即用丝带紧勒其咽喉，登时气绝。随后，三人又将李毓昌的尸体悬挂于屋梁上，伪造自缢身死现场，时为清嘉庆三年十一月七日。事后，王伸汉从李毓昌的衣物中搜出揭发其贪污行径的禀贴，并买通淮安知府王毂，以自缢身亡定案，着其亲属迎柩回故里发丧。
翌年春，李毓昌妻林氏在检点丈夫遗物时，发现带有污血的衣服禀贴残稿一页，稿中有“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等语，遂对李毓昌之死因产生怀疑，由此开棺检验，发现死者有明显中毒迹象，毓昌叔李泰清遂赴北京都察院告状。此案经嘉庆皇帝亲自批示，于1809年7月16日(清嘉庆十四年)将谋杀之主犯王伸汉、王毂、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处决，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等被革职流放，与此案有关的官吏亦受到惩处，清嘉庆皇帝亲制《悯忠诗》30韵，刻石于李毓昌的墓前，冤案得以昭雪。

⑼ 长谷川等伯的人物生平

天文八（1539）年，等伯出生于北陆能登国七尾城一个武士家中，历史上的造星运动中，关于等伯的降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传说。父亲奥村文丞宗道是当时能登守护畠山义总的家臣，因为在家中排名第四的关系，等伯幼名又四郎（与西国阴阳一太守尼子经久同一幼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家人送给七尾城下町染物屋长谷川家做养子，就亲父奥村宗道来说，让无法继承家业的又四郎做个商人，可能是条更适合他的道路吧。另一方面，与长谷川宗清这样的富商搭上关系，也能让奥村家这样的穷武士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些。而养父家也对这个新来的儿子抱有着相当大的期望。
当时的能登守护畠山义总对文化的追求似乎远过于对土地的欲望，他将自身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放在繁荣能登的文化方面。义总收留了许多从京畿一带来七尾城躲避战乱的贵族、公卿，鼓励甚致是奖赏他们传播浮华的京都文化，使得七尾城赢取了“小京都”的异名。虽然在战国的乱世人看来，义总的这种作法未免迂腐不智，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毕竟开创了七尾城的文化极盛时代！
七尾城的文化繁荣为年少的又四郎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他二十岁左右，即凭绘制以“肖像画”、“花鸟画”为主要题材的“私画”而成为七尾城内小有名气的町绘师。对于他这种违背家人本意的作法，养父母却没有过多的干涉，毕竟，儿子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也因此，又四郎一直都深爱着自己的养父母。
之后，又四郎的画技日渐精进。到了他二十岁的后半段，又四郎开始采用“信春”这个名字。不过，此时的信春的作品留传下来的十分稀少，我们现在能看到他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六岁时所画，又因为他与北陆日莲宗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作品全都是有关佛家人物的绘卷，如十二天图（现藏于羽咋市正觉寺）、日莲画像（现藏于七尾市实相寺）、达摩图（现藏于小岛町龙门寺）。
元龟二（1571）年，在纷沓而致的畠山氏内乱中，信春的养父母相继去世。沉重的打击逼得年已33岁的他决定携妻带子离开这个伤心地，前往他从小就憧憬着的艺术大舞台——京都。上洛后，等伯住在本法寺塔头教行院，重新开始了他的制作活动。
《达摩图》（现藏于冈山县县立美术馆）和《花鸟图》（现藏于冈山县妙觉寺）这两扇屏风是在等伯初抵京都后不久多精心绘制的，屏风上所按的壶形<信春>印与狩野派所使用的壶形印十分的相似。此时的等伯内心深婶的敬仰着前辈巨匠狩野永德（虽然永德比他小四岁，但永德早在少年时便已名动京师）。无论是在画技还是印章上都在有意与无意间模彷着永德，他和许多来自日本各地的“乡下绘师”一样，即使在故里多么的有名气，但是在京都这个沉淀了近千年文化底蕴的艺术之都，都得从磨炼自己的画技开始，逐渐的取得进步，才能告别默默无闻的尴尬境地。
天正元（1573）年，等伯在京都为去世的本法寺主持日尧上人所画的《日尧上人像》，以其画技的精准而成为了桃山肖像画中的佳作，继之的《传名和长年像》和《武田信玄像》亦可凭此推定为这段时期的作品。对于在京都谋生的绘师来说，提高画技固然是重要的，而与名人间的交往也是组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等伯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 等伯先是在为日尧上人画像的过程中认识了接替本法寺主持之位的日通上人，因为等伯自幼便是日莲宗的信徒，所以他和京都日莲宗寺院诸僧的关系相当的密切。而他与日通的性情相投，来往甚欢，日通按照等伯口述所著的《等伯画说》更成为了日本第一部阐明绘画理论的书籍。
经过日通的引见，等伯又结识了茶人千利休，由于茶道与绘画两种艺术间的许多共通之处（例如：禅心），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等伯最好的朋友日通上人、千利休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妙清（先妻妙净在他41岁之时去世）都是出身于“堺”——这个城市因之与他结下了难解之缘。 到了等伯48岁的时候，应日通上人的邀请，前往本法寺靠近堺的别院居住。当时的堺已经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对外商业口岸，历百年战乱而不坠，因为地近京都与奈良两大艺术中心的关系，自然吸引了许多的文化人聚集于此。随着“茶汤”在日本各阶层的迅速流行，“四张半茶室”内所需的物件亦随之流行起来。要知道，继承珠光流和发扬武野流茶道的都是堺中人，所以当地的茶事十分的兴盛。而茶室中壁茏内所悬挂的水墨画挂轴均为中日两国一流的画师所绘，等伯为雪舟、梁楷、牧溪山水水墨画的高深意境所倾倒进而沉謦于其中，从而开始了他绘画生涯中极重要的研习阶段。同时，见识到各种名物、珍品的等伯，鉴赏能力大为提高，这就是历代的《太阁立志传》中将他设定为“堺的鉴定家”的原因。
他为大德寺塔头总见院所绘的《山水图》、《山水猿猴图》、《芦燕图》即明显的带有宋代梁楷、牧溪水墨画的风格技巧（顺带解释一下：“塔头”意指管理塔林的首席僧人，相类似的还有菜头、座头等）。 天正十六（1589）年，因为京都大德寺的管事和尚古溪与千利休是互为禅、茶两道师友的关系，等伯通过千利休的推荐，接下了大德寺三玄院水墨画袄绘的制作仕事。这次仕事对他来说既是显示画技的好机会，同时也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但是，要在期限内完成工作，就得有增加两到三名绘师的必要。而为了保持整个画面的流畅感与协调性，就需要这两、三名绘师必须具备和等伯相似的画风，也意味着他还得扮演“师匠”这一角色。后世的绘画研究者们便是凭借此事，推断出桃山时代与狩野派齐名的长谷川画派产生的时间。 认真学习过中国画的工笔、工笔兼写意和大写意三体的等伯，将其画笔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绘画方面的语言来说——水墨墨色使用巧妙，构图简洁明快，用笔生动活泼，气魄豪壮爽朗。次年，历经一年的精心制作，最终以大德寺山门的天井画与柱绘的绘成宣告整状仕事的完结。 在战国时代，大德寺诸院的障壁画彷佛是块试金石。早在狩野元信之时起，但凡是能在大德寺留下画名的绘师们都取得世人的承认，进而跻身一流画家之列。官家有感于等伯在大德院的成功，有意将制作仙洞御所障壁画的仕事交复给他。但是，一向将最高级场所的障壁画制作视为本派禁猎区的狩野派对此项决定大为不满，利用永德的名望对官家施以影响，最终使得这项仕事归于流产。得知了整个内幕的等伯经历了大喜大怒的双重情绪后，对自己原先崇敬的狩野派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意追求权势对抗狩野一派，这件事被忠实的记录在了劝修寺大纳言晴丰的日记里。
正如平家物语里所传唱的“婆罗双树的花色，预示着盛者必衰的道理”，狩野永德在四十八岁之年离世。顿时，挡在等伯面前的大山轰然倒地，狩野派实力大损，再也无力阻挡等伯的前进了。
次年，丰臣秀吉在京都的菩提寺、祥云寺供奉年仅三岁就夭折的嫡子鹤松的亡灵，而两寺的障壁画制作仕事为等伯提供了彰显自己才华的绝好舞台。此次，狩野派再度出面阻挠，但一群小虾鱼哪里会是海龙王的对手，失去了巨匠永德的狩野派空有官家御用画家的头衔，也根本不再对等伯所率的长谷川派有威胁了。在名、技两面，等伯都以压倒性的强势胜出，一举夺取了号称“京都第一寺”祥云寺的障壁画绘制仕事。以此为标志，昭示了以等伯为首的长谷川派开始在中央画坛压制着狩野派，并打破了狩野派长久以来独揽达官贵人家庭障壁画的地位。
等伯指挥一门众全心全意的创作，即使称为“呕心沥血”亦不为过，使作品达到了一个浓金色彩的新阶段。他在构图上一方面受永德画风的影响，一方面师法自然写生，再导入大和绘的技法，确定了一种壮丽的大画面和细致的装饰趣味结合的金璧障壁画的形式，这些就是有名的《樱图》、久藏的《枫图》（国宝，现京都智积院障壁画就是残留下来的一部分）。
就在祥云寺障壁画完成的前一年，他的好友千利休因触怒秀吉而自杀。得闻噩耗的等伯惊得落笔于地，一连几日将自己关于画室内。没多久，在制作障壁画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人天赋的嫡子久藏去世。接踵而致的打击让他根本无法用语言描绘自己的心情，悲愤中创作了后人称之为其“颠峰之作”的《松林图》屏风（一级国宝，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当时，人们沿着能登的海岸种植有许多松树，以此抵抗海风的侵袭，《松林图》屏风描绘的就是这些松树在强劲的海风中细身而立的情景。这便是等伯理解中的千利休和久藏在他脑海里的映现，暗示了佛家所说的人世诸行无常的道理。等伯通过水墨画来探究人生的真义，与他的后辈好友宫本武藏以刀寻求人生的极境是同一个道理。在他五十岁这一段，尚有水墨画名品《竹林猿猴图》、《枯木猿猴图》、《树下仙人图》三屏风问世。
进入六十岁的老年期，是等伯事业的高峰期，但同时也是他的作品风格日益程序化，丧失生动性、进取心的时期。其作品有《山水图》袄绘（六十一岁，现藏于妙心寺邻华院）、《商山四皓图》、《禅机图》、《松鹤图》袄绘（六十三岁作，现藏于大德寺塔头天授庵）。
庆长八（1603）年，等伯自命为“雪舟五代”，长谷川派至少在等伯在世时已强固到无可动摇的地步了。
庆长九（1604）年，六十六岁的等伯被授予了“法桥”之位。在当时，授予品位首先要由高僧向官家推荐，然后根据绘师以往取得的成绩和献上品，品评后给予相当的荣誉。等伯以屏风一双为礼送入宫禁参选，其豪气令公卿们心为之一夺，因为按惯例，献上品必需屏风四双方可（见《御汤殿上日记》）。
长谷川家的系图记录着，次年，等伯被授予了绘师最高的段位“法眼”——现存的《龙虎图》屏风落款为“自雪舟五代长谷川法眼等伯笔六十八岁”，历代“法桥”能升进到“法眼”的最快也得四五年，等伯仅仅一年间便一跃而就乃是历史的绝例啊。
“怀疑”一向是诸学问前进的动力，后世的研究者们对等伯的作品做了比较，发现同是他六十九岁时的作品《竹林七贤图》屏风（现藏于建仁寺塔头两足院）比他五十岁时的作品，线条更粗更硬，欠缺了原来的那种传递绘师心情的纤细感。而在他七十岁时，好友日通上人亡故；次年，大德寺塔头高相院住持玉甫绍宗亡故。等伯为他俩所绘制的画像都比壮年期时的笔画大为减少，表情僵硬远没《千利休像》（现藏于京都表千家）、《春屋宗园像》（现藏于三玄院）来得亲切、真实，疑为其弟子代笔而作。但也有研究者声称老年的等伯气力衰竭，已不能要求他再现绘画的实感了。
庆长十五（1610）年，“骏府大人”德川家康要求等伯东行江户参见。当时的日本交通状况还很差，以等伯七十二岁的高龄奉命前往意味着得有必死的觉悟！为了长谷川画派的前途着想，等伯决意冒险一行。很不幸的是，他在长途旅行中身染重疾（老人家经不起折腾啊），在抵达江户两日后去世。根据他的遗愿，死后葬于最初住过的地方——京都本法寺教行院，法名严净院等伯日妙居士，安土桃山时代画坛的兴盛亦随着等伯的死告别了最后一缕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