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音乐发展史2000字

❶ 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发展历程

从默片到有声电影
所谓的默片在其鼎盛时代也常常有音乐或者声效相伴，1926年8月，由约翰.巴利摩尔主演的《唐璜》在纽约的华纳剧院首映，这次首映采用了Vitaphone声音系统，以每秒331/3转唱片来使电影声画同步。新的发明很快就跟来了，1927年10月华纳公司的《爵士歌王》敲响了默片的丧钟。
到1930年为止，只有5%的好莱坞的影片还是默片，华纳兄弟采用了更方便的由Western
Electric开发的胶片携载声音的技术，这一技术需要采用每秒24格的放映速度，从而诞生了这一今天仍然采用的标准。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电影胶片的形态。
35mm默片的满画面大致是正方形的，比例是1.33:1
(或4:3，象电视画面)，1927年最早的声音印在胶片上时是1.21:1
1932年，制片商和放映商联合建立了胶片上声音轨迹宽度的标准，从而创造了新的1.37:1比例。随着这一整个业界技术方针的确立，电影中的对白、歌舞急剧增加.在30年代，电影观众增加了一倍。
电影工业继续寻找新的发展，很快，就开始经历彩色电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❷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史

1930年,从联华公司的<野草闲花>首次启用阮玲玉和金焰在电影院演唱插曲,从此开始有配乐演唱.到1930年后半年明星公司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电影音乐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❸ 影视音乐发展历史

影视音乐发展的简要历程

1
、

默片（无声）时期

第一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的人是卢米埃兄弟。
1895
年
12
月
28
日在
巴黎的卡普辛大道餐厅，卢米埃兄弟放映了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商业片，
当时卢米埃兄弟在放映的同时还邀请了钢琴家做现场的伴奏，所演奏曲
目均是通俗的小品音乐，因此这代表了电影与音乐第一次的交会。

（观看电影《雨中曲》中当时观众欣赏无声电影时的场景，因为没
有人物对白，剧情完全靠字幕的形式传达给观众。）

喜剧大师卓别林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电影明星。

2
、

起飞时期

对于电影史来说，
1927
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影像与声音结合
的技术终于成熟，使得有声电影正式崛起，观众终于能在看电影时听到
演员们的声音了。由于故事情节已经能由说话声与对白交代清楚，从今
而后它就是情绪系统的重要领导者。从有声电影问世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期，基本上电影音乐家的作曲方式是以纯音乐的形态来构思，因此，
电影音乐脱离不了古典音乐的气息。

3
、

专业化时期

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电影的发展以及一些音乐家对电影音乐
发生兴趣之后，开始为电影写作专门的乐曲，电影音乐才有了明显的特
性与进步。这个时期的电影音乐家以史坦纳为代表，史坦纳可以说是电
影音乐家的鼻祖。史坦纳首创米老鼠式的编曲方式，为早期的电影谱下
不少成功的作品，如《乱世佳人》、《北非谍影》等；此外，恐怖大师
希区柯克与柏纳赫曼的《惊魂记》（
1960
年），全片以小提琴的弦乐音
响制造出凄栗惊骇的场面，也成为电影音乐的典范。

电影音乐的主要特征

1
、
视听统一的综合性
——
电影基本上是一种视觉艺术，
但听觉要素
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部分。

2
、
片断与整体的矛盾统一性
——
电影音乐在影片中是分段陈述、
间
断出现的（早期的电影音乐例外）。

3
、
音乐长度的制约性
——
电影音乐受电影蒙太奇的限制，
随剧情发
展而变化，因而每个音乐片断的时间长度，均受到严格限制（误差通常
不能超过半秒钟）。

4
、
音乐与科学技术的不可分离性
——
电影音乐要通过录音
（包括混
合录音、光学录音）、洗印、放映等技术处理，因而深受科学技术的制
约。

电影音乐的主要功能

1
、
描绘作用
——
这是较为客观性的处理，
主要用音乐来渲染烘托画
面的情绪及气氛。

2
、抒情作用
——
主要用于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心理
变化，体现内心潜台词等。

3
、
剧作作用
——
音乐参与影片的情节发展，
成为影片结构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
包括刻划人物的复杂内心矛盾，
表现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

4
、背景气氛作用
——
音乐以特定音调、乐器音色、风格在影片的局
部或整体中，作为表现时代特征、民族特点、地方色彩或强化特定的影
片基调与气氛的手段。

5
、结构贯串作用
——
同样的音乐在影片中多次反复（或变化反复）
出现，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既能使整部电影完整、统一，
又能使观众在心理上获得前后贯串的感受。

❹ 悬赏 录用后加100分：电影音乐的发展过程 一千字 要求语句通顺

浅谈电影音乐的发展
简单的说，电影音乐指的是，所有出现、运用在电影中的音乐。一开始，让我们先来弄清楚几个名词，包括原创音乐Original与非原创音乐Non-original、源音乐Source Music与配乐Score。
首先我们从一个大多数人可能比较陌生的名词说起，也就是Source Music，Source Music指的是在电影中有合理来源的音乐，可能来自收音机，可能来自一个乐团，也可能来自一名歌手或音乐家等，你可能在电影中就看见了音乐的来源，比如《闪亮的风采》的钢琴比赛，《红色小提琴》的小提琴演奏，《钢琴课》在海边弹琴的女主角，《第五元素》的外星女高音，或者是《女人香》饭店的伴奏乐队等，你也可能无法看见音乐的来源，比如来自收音机的广播节目（如《西雅图夜未眠》），来自舞蹈大赛的音响（如《舞国英雄》），导演不用特别去拍摄收音机，或者特别拍摄任何音响设备，观众也能在电影的情境中感受到这些音乐来自何处，换句话说，只要电影中的音乐来自合理的、合逻辑的来源，不论电影中有没有呈现发出音乐的人事物，都被称做Source Music。
Source Music有时就是原创音乐Original Music，也就是说，特别为专一的电影而写的音乐，例如在《钢琴课》里，女主角所弹的曲子都是Michael Nyman特别为这部电影所创作的，而《倩女幽魂》中聂小倩的抚琴夜歌，或者是《第五元素》前卫的外星女高音等，也都是原创的Source Music。但我们会发现Source Music更常采用非原创音乐Non-original Music，也就是所谓既存在音乐Pre-existing Music，如《闪亮的风采》男主角表演的钢琴协奏曲，绝对不是拉赫曼尼赫夫为这部电影写的，《西雅图夜未眠》的怀念老歌，《春光乍泄》的Happy Together或Tango乐曲，也都不是为专一的电影特别创作的音乐，这些音乐并不是原创电影音乐，而是被运用到电影中的，既存在的音乐作品。Source Music常借助使用一些观众原来就很熟悉的既存在音乐，来引发观众心情上的共鸣，或者塑造特殊的时空背景。
而Score，即所谓的配乐，指的是出现在电影中，但我们无法找到合理的、合逻辑的音乐来源的音乐，这些音乐的目的，是用来润饰和强化电影的效果和表现，但这种声音不是写实的，也就是说，是真实世界不存在的，电影中真正写实的声音是对白与音效，而电影配乐这种非写实的声音，则是一种电影艺术的表达技巧，一种电影语言。电影配乐在发展之初，好莱坞制作公司甚至曾经特别强调，如果电影中要出现音乐，导演一定要交待音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在电影语言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些找不到合理来源的配乐让不少观众感到困扰，观众听到了音乐，却找不到谁或什么东西在发出音乐，现在的电影观众可能会觉得这种困扰很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电影观众，对电影中出现没有任何实际来源的配乐已经很能接受，也很能欣赏了。
Score大多是原创的，也就是请配乐家特别针对电影的需求而创作的，但常常也可以是非原创的，如《2001太空漫游记》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蓝色多瑙河》当成配乐，《前进高棉》以弦乐慢板做为配乐，还有《似曾相识》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等，都是采用非原创的、既存在的古典音乐来当作配乐的知名例子。
因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所谓原创与非原创的差异，在于这些音乐是否是为专一的电影特别谱写，而所谓Source Music与Score，指的则是音乐在电影中出现时的形式和功能。一段原创音乐在电影里，可以拿来当成Source Music，也可以拿来当成Score，如《红色小提琴》的Anna's Theme，女主角对着未出世的孩子哼这个调子（Source Music），配乐家也以这个调子作为主轴发展整部配乐（Score），同样的，一段非原创音乐，也可以同时拿来当成Source Music与Score，如《似曾相识》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男主角在唱片和女主角的音乐盒中听到这首曲子（Source Music），同时这段音乐也拿来当成男主角看到女主角照片时的配乐（Score）。一般人比较容易误以为Score等于原创音乐，而Source Music等于非原创音乐，看了以上的说明，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情况并非如此，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部份的Score都是原创音乐，而Source Music则以既存在的非原创音乐为主，而且，时常是歌曲或古典音乐一类的既存在音乐。
一般我们常看到的电影音乐讨论主要是针对原创音乐做讨论，也就是特别为这部电影而写的音乐，不论它在电影中是以Score或Source Music的形式存在，大部份的电影奖也都以鼓励原创音乐为主。以《星际大战》为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Score,，不过也有一些Source Music（如莫斯艾斯里太空站小酒吧的外星人乐队表演的曲子），而这些音乐都是原创作品，都是配乐家特别为这部电影设计创作的音乐，电影奖主要针对这种原创音乐授奖，目的在于感谢音乐家对电影的贡献。
而非原创的电影配乐，如《莫扎特传》，这部电影不论是Source Music（如几幕歌剧演出的场景），或者是诠释电影发展的配乐（Score），采用的全都是莫札特的作品，虽然效果非常精采，但不会被列入原创电影音乐奖的鼓励范围中，因为这些音乐并不是莫札特为这部电影做的，不过，像《莫扎特传》这种成绩非常出色的作品，有时电影奖也会特别颁出最佳音乐剪辑这种奖，来鼓励这种以非原创音乐做为配乐的电影。
其实一部电影音乐常常同时包括原创音乐与非原创音乐，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甚至，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二者混合使用的情形，如《返家十万里》在结尾时的配乐中，先出现的是非原创的既存在歌曲100000 Miles，然后再转换成配乐家的原创配乐，两者呈现完美的结合与动人的效果，又例如《第三类接触》的原创配乐，混合了既存在歌曲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出自迪斯尼卡通《木偶皮诺曹》的主题乐句）等，都是原创音乐与既存在音乐混合使用来当作Score的例子。
有些电影，几乎只使用写实的Source Music，而不采用非写实性的Score，如一向被列为国宝级的台湾导演候孝贤，他的许多电影几乎都没有Score（配乐），但并不是没有音乐，出现在这些电影中的音乐，都是环境中的声音，如布袋戏的锣鼓，酒店的那卡西，计程车上的广播节目等，换句话说，都是Source Music，这种强调写实环境的电影音乐使用手法，通常原创配乐的比例很少，而以非原创的既存在音乐为主，用来反映电影的时间背景（如不同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空间背景（如特定的地区，社会阶层或生活环境中的音乐等）。
也许有人现在要问，那么Source Music和音效又有什么不同？如布袋戏的锣鼓，酒店的那卡西，计程车上的广播节目等，不也算是一种音效吗？广义来说，似乎是如此，不过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单纯，因为，在电影中，即使是这些环境中的音乐，通常也都经过事先设计，比如，在圣诞电影中，我们很容易在街道上，广播中听到各种圣诞歌曲，但其实电影拍摄时，可能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街道上根本不会出现这些歌曲的，因此这些音乐都经过事先安排设计，才能有效的出现在电影里。通常电影中的音乐很少采用现场收音，你在《红色小提琴》或《狂恋大提琴》听到的音乐，都不是那些演员当场拉的，而是由音乐家和演奏者另外制作，再由演员配合演出的，电影里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绝对是经过事先录制安排的，餐厅中的乐团演奏也通常不是现场收音，而是另外制作音乐混音合成，换句话说，演员在片场听到的音乐和后来在电影中出现的音乐，很有可能是不相同的，而且，诚如前文所提，很多Source Music其实是原创的，如《教父》中一大堆民间婚丧喜庆的乐队音乐，虽然都像是现场收音的Source Music，但几乎都是Nino Rota原创的音乐，此外，Source Music和Score这两种音乐使用形式，时常也会互相融合变换，如《变脸》枪战戏中的歌曲Over The Rainbow，就由随身听中的Source Music，转换成一种非写实性的Score，甚至有时一段音乐在电影中，会在同一时间兼具Score与SourceMusic的效果，如《教父》结尾时，将宗教仪式和暗杀行动两个场景交互剪接，当中连贯两个场景的宗教音乐，就同时兼具Source Music（配合宗教仪式的进行）与Score（加强暗杀行动的张力）的效果，因此，Source Music在电影中仍被归于音乐的范畴来讨论，而不会被归纳在音效范畴中，因为，制作塑造这些声音的主要人物是音乐家。
总括来说，电影音乐指的是电影中所有听得到的音乐，这些音乐要如何选择，如何使用，是选取合适的既存在音乐来运用？还是特别谱写新的原创音乐来配合专一的需求？是以Source Music的场面出现？还是以Score的形式衬托呼应剧情？这些都是电影音乐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而且常常不只牵涉到的音乐家个人，和导演，剪辑，编剧等也息息相关，因此，一名电影音乐家当然要能写好的音乐，但他们的工作绝不是只有写音乐而已！

❺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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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简述电影音乐及其发展并举例说明

影视音乐不是纯音乐,它是为影视作品而存在的音乐. 影视音乐的构成主要包括: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叙事性音乐,情绪音乐,节奏气氛音乐以及时空过渡的连续音乐等等. 影视音乐的片段性,不连续性和非独立性特征就成为它区别于其他音乐的重要标志。 影视作品中的音乐，一部分是参与故事情节的有声源音乐，在画面中可以找到发声体，或与故事的叙述内容相吻合；另一部分是非参与故事情节的无声源音乐，主要起渲染情绪，突出主题，刻画人物的作用。 在影视作品中，影视音乐不是自成系统、独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组成元素，为影片主题、人物、情节的塑造和发展服务的。因此, 影视音乐不能以自旁逻样的完整演绎, 复杂的配琴和强烈的音响去与画面争夺砚众, 而应不引人注目然而强有力的方式支持画面,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林格伦所说“ 最好的电影音乐是听不见的。” 好的电影音乐能使原本平实的电影回味深长，熠熠生辉。好的电影音乐更要符合观众的心理，使他们产生共鸣，能够完全融入电影情节中去。 电影, 有了音乐的进入才使其作为视听艺术更加丰满, 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电影音乐的创作分类 可以分为原创音乐和非原创音乐，这是根据影片中音乐创作的方式来划分。由作曲家为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片段专门创作的音乐我们称之为原创音乐，由影视创作者从既存的音乐素材中所编的音乐资料我们称之为非原创音乐。 影视音乐根据音乐介入影视作品的方式来说分为有源音乐和无源音乐，有源音乐是指画面内出现声源，无源音乐是指画面内没有声源出现。

❼ 影视剧音乐的历史

1.最早在影片上发声的电影音乐 早期的有声电影是用放映机和留声机同时工作来发声的。放映电影时，工作人员必须手持唱机磁头、眼望银幕，在需要配乐时立即把唱机磁头放在唱片上。中国最早的发声电影，是1930年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歌场春色》。该片由邵醉翁导演，宜景琳主演。1933年，联华影片公司摄制了《母性之光》，该片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插曲《开矿歌》的曲调清新、刚健。同时二部合唱形式也第一次出现在电影音乐中。
2.世界上最早的电影音乐 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20世纪初，人们逐渐领悟到无声电影需要用音乐来渲染剧情，也可以以此掩盖放映机的噪音，于是就尝试在电影中加入音乐。1900年9月13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放映了世界上最早的配乐纪录影片《基督教的士兵》。这部纪录片长50分钟，由救世军巴依奥斯克普公司拍摄，为影片配乐作曲的是澳大利亚音乐家R·N·马卡诺里。1908年11月17日，法国巴黎公开放映的《基斯大公的暗杀》，是世界上最早配乐的故事片。这部影片由卡米尤·桑萨恩斯作曲。
3.最早的立体声电影音乐 1932年，巴的电影制片人阿贝尔·甘斯和安德雷·戴布利最早在电影中配上立体音响，从而获得专利。这是根据甘斯的无声电影巨作《拿破仑》改编的，该片于1935年在巴黎的帕拉马温特影剧院首次放映。
1941年，迪斯尼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片《幻想曲》，首先使用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制片厂合作制成的立体声音乐。影片的音乐由费城交响乐团演奏，雷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指挥。
4..最早的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从1934年开始，奥斯卡最佳音乐奖设最佳作曲、最佳配乐和最佳歌曲三项奖。作曲奖授予为大型故事片创作一系列音乐的作曲家，配乐奖不是单纯选配现成的乐曲，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与主题有关的音乐素材；最佳歌曲奖授予为大型故事片创作主题歌的对象。在1942年第15届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美国著名音乐家欧文·伯林担任了最佳歌曲奖的授奖人。他打开密封名单后，惊愕了一下，随即笑逐颜开地说：“我很高兴能把这个奖颁给这个我久已熟识的家伙。”原来获奖的正是他为影片《假日旅店》所作的歌曲《白色的圣诞节》，欧文·伯林成了第一位给自已颁奖的人。
5.中国第一部配音电影 1929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该片由洪琛（化名庄正本）编辑，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胡蝶主演。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次放映时，不仅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名扬东南亚各地，上海远东公司的代表菲律宾影片商，花了18000元才买下了这部影片的上映权。
6.中国最早的电影主题歌 1929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野花闲草》中的《寻兄词》。在电影里穿插歌曲，或者根据电影的主题思想写成主题歌，对增加气氛和阐发影片的主题思想有很大的作用。《寻兄词》由《野花闲草》的男、女主角金焰和阮玲玉两人主唱。尽管《寻兄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微不足道，但由于它是中国第一首电影主题歌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音乐进入电影以后，成为电影这个综合艺术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一种新的音乐体裁。它在突出影片的感情、加强影片的戏剧性、渲染影片的气氛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溶入电影以后，在它的表现形式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电影音乐的创作和构思必须根据电影的创作要素，即题材、内容、风格样式、人物性格等因素和条件，使电影音乐的听觉形象和画面的视觉形象完美融合，体现导演的总体构思和美学欣赏原则。
2 电影音乐根据影片剧情和画面长度分段陈述间断出现，并受电影蒙太奇的制约，曲式概念有了新的发展。
3电影音乐改变了以前音乐必须是用"乐音"构成的传统观念，和电影中的话语、音响等结合，形成了新的分段陈述的结构，并和"噪音"一起相结合，有时音乐与语言结合，有时音乐和音响效果结合，有时与两者都结合去恰如其分地表现抒情性、戏剧性气氛，成为一种新形式。
4另外，电影音乐的演奏、演唱必须经过录音、洗印等一系列电影制作工艺，最后通过放映影片才能体现它的艺术功能和效果。同时，随着录音技术和器乐、配器技术和发展，已极大地丰富了电影音乐的音色和配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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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❾ 音乐在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现代电影中．电影音乐已经成为电影里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给观众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且又高度概括了影片的主题思想，随着电影剧情的发展而变化，使电影充满生机与活力．对推动电影剧情的发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本文将从电影音乐对增强电影剧情的表现力、推动电影故事情节的场景气氛、深化电影剧情的主题思想等方面．阐述电影音乐在电影剧情发展中的作用。

当今社会，看电影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遣方式之一。从早期的无声电影，到1927年电影进入有声时代，音乐也随之进入了电影的大门。现在的电影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曲折动人、扣人心弦，而且在背景音乐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在剧情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前苏联著名电影理论家列别捷夫曾说：“在一部影片中，必须把画面和音乐结合起来的想法，几乎是从无声电影发明之日起就同时出现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人们觉得银幕是哑巴的感觉，它以本身形象所具有的较高的感染力．使电影场面列入艺术现象之内。”美国著名电影作曲家赫尔曼也说过：“音乐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它不总是显露的，而且你也不必要知道它，但它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❿ 音乐影片的历史

在1910年，亚历山大·史克里亚宾为了歌剧和一种叫做“Light Organ”的音乐器材，写了一首交响曲《普罗米修士－火焰之诗》。在1920年代，奥斯卡·费斯琴格（适当的定义了视觉音乐这个名词）的动画电影搭配了管弦乐团弹奏的配乐。费斯琴格也制作了短拼的动画影片，为了宣传Electrola唱片公司新发行的唱片，这些影片很有可能就是史上第一支音乐影片。
在1929年，俄罗斯电影的革命者狄齐卡·维托夫（Dziga Vertov）制作了一部片长40分钟的影片，叫做《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这部电影实验了拍摄真实事件的手法，有别于乔治·梅里斯（Georges Méliès）夸张的戏剧性表现方式。整部电影都使用了音乐作为背景（在放映的戏院由管弦乐团现场伴奏），而且完全没有对白。这部电影特别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快速剪接和快速画面的技巧，将整部电影的节奏和音乐结合，并让观众产生情绪。这部电影被认为设定了纪录片的拍摄原则，也对所有电影制作方面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