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电影中的音乐片

1. 电影音乐剧

音乐之声（其它译名：《真善美》、《仙乐飘飘处处闻》）

《音乐之声》是由美国音乐剧的泰斗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根据玛丽亚·冯·特拉普(Maria Von Trapp)的自传：《冯·特拉普家的歌手们》(The Story of the Trapp Family Singers)改写而成的。 音乐故事片《音乐之声》的剧作者是美国剧作家勒曼。
《音乐之声》于1959年11月16日在百老汇的鲁德-方特恩剧院(Lunt-Fontanne Theatre)公演，成为50年代百老汇公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1965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拍的电影版《音乐之声》使它登上了世界舞台，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数百万观众的喜爱。人类记忆中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好莱坞音乐歌舞片中经典中的经典，电影史上绝妙的神来之笔。

2. 经典电影音乐排行

10.《卧虎藏龙》

这部片子应该说我们华人的骄傲.虽然在国内它远没有在国外受欢迎.它拿下了4项奥斯卡大奖,并且李汶还走上了奥斯卡的红地毯演唱那首美丽的《月光爱人》.也许在今天有很多人在今天会越来越怀疑奥斯卡的含金量,但是在《卧虎藏龙》这部片子上,评委的眼光没有错.曲子的谱写者我就不用多说了，是大名鼎鼎的谭盾.而《月光爱人》的乐曲版是由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奏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马头琴演奏的呢,那种悲而不伤的感觉就象是罗晓虎在草原上驰骋时扬起的风,顺便提一下,这也是一次文艺青年和武夫的绝妙合作,李安和袁和平.李慕白说,我们触摸不到就是永远,我想这里面的曲子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9.《花样年华》

擦身而过的爱情,还有什么比这更悲伤的呢,王家卫在这里运用的音乐比较多元化,诸如黑人爵士乐等等.有首曲子很熟悉《KI SA SI》,呵呵这是我的音译拉,好象是哪种酒的广告.很迷人很诱惑的那种.很奇怪,影片给人的感觉是那种老上海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歌就象是周旋的《天涯歌女》之类的,也就是别人说的弥弥之音.呵呵其实那是个褒义词在我看来,那些歌很温婉,说的通俗点就是甜腻腻的.当然我指的只是其中的优者.

8.《罗拉快跑》

这部电影开拓了电影拍摄手法的新纪元.所以整部电影就采取了新潮的电子音乐.电影中的音乐节奏紧密就象罗拉为爱情奔跑那永不停歇的脚步,不能不说德国佬驾御电子音乐的能力.当罗拉否定了前两种结果,决定为爱进行第三种选择时,怎一个酷字了得.

7.《指环王》

气势恢弘的交响乐,让我想起了星战,等下就会介绍了.这部片子的曲子全部是原创音乐.以配合影片的史诗般的气势.主题曲《may it be》也让世界认识了enya，也为她日后在新世纪音乐的发展上打下了基础．

6．《角斗士》

也是属于史诗类的巨片．全片最精彩的音乐部分是在丛林里战斗的一幕．没有兵戎相见的厮杀声，有的是只是音乐的暗流涌动，十面埋伏．还有最后一幕，克劳死后被抬着的那一幕，主题音乐响起，女声轻轻哼唱，歌声空灵梦幻．象在为他奏响灵魂的挽歌．我觉得《角斗士》在某些程度上与现在的《300勇士》．

5．《阿甘正传》

这部片子就不用多说了．感动了好几代美国人，学校里也放了好几遍了．阿尔·西尔威斯比为这部片子谱写了不朽的乐章．影片开头，一片羽毛从天空缓缓飘下，略带诙谐、轻灵的钢琴演奏响起来，让人的心情慢慢地卸下防备．变的朴实和纯真．阿甘的朴实傻气带给我们的是心灵上的震撼．

4．《勇敢的心》

应该说《勇敢的心》让很多人见识到了苏格兰风笛的魅力．辽远，略带颤抖的声音就象广袤的苏格兰大草原．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的创作者，詹姆斯·霍纳，众所周知的《my hreat will go on》就出自此人之手，他好象对风笛有特殊的偏好，所以在《泰坦尼克号》里面也大量地运用了风笛．当华莱士与美伦在月下拥吻的时候，音乐配上轮廓光的运用，影片变的异常地美丽，浪漫．

3．《泰坦尼克号》

上面已经提过了，音乐还是霍纳操刀．他成功地把全世界抛进了泪海里．杰克和路丝张开手臂站在船头的动作已经成为了传世经典．在无情的灾难面前，还是爱战胜了一切．有人把这部影片反反复复看了60多遍还是情有可原的．

2．《辛德勒的名单》

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也是众所周知的好听．不过我记得中国有个洗衣粉的广告歌就用了它当背景音乐，狂汗．大家都很熟了就不多说了．

1．《星球大战》

也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在各大颁奖典礼上经常能听到．气势恢弘的交响乐，如果说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科幻片之一，那么它的音乐就是《星战》成功铺路石．

3.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有哪些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绝不应该只是汉民族的电影史，其他55个少数民族理所当然应该被纳入中国电影的生产、文化表征和传播消费范畴。最大的难点在于，对少数民族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概念界定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1]。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必须具备几个要素：首先是电影的主创人员尤其是导演应当拥有少数民族身份，这种身份不是生物学上的类属范畴，而是专指文化身份，不但延承着某个民族的血缘，而且熟悉、尊重并热爱这个民族的世俗生活习性和内在精神信仰[2]。。其次，电影题材必须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种反映不局限于影视人类学意义上的“原生态”纪录，可以是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也可以是人情世态的精细描摹，最忌讳夸大虚构的民俗奇观化展示和对少数民族的图腾文化和宗教文化理解肤浅、隔靴搔痒。再者，电影应当起用少数民族演员，赋予他们在视觉文化中的主体位置，避免以汉族中心视点所引起的文化隔阂。笔者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当前流行的“作者决定论”和“题材决定论”，事实上，这种考虑也还是处于尴尬的理想主义状态，现实中更多的是导演身份和题材的交叉游移，绝大多数此类电影被悬置起来，难以判定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电影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电影领域尚未出现像戈达尔、特吕弗、费里尼、霍克斯那样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电影作者”，加之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贴近少数民族电影这一标签的导演屈指可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塞夫、麦丽丝[3]，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广春兰[4]，藏族导演万玛才旦[5]最负盛誉。毋庸置疑，我们所触及的少数民族电影大多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笔者此处也采用广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即主要的判定标准是电影以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场景，反映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影片的主要角色中出现少数民族。
据考证，我国在1949年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瑶山艳史》（1933）、《塞上风云》（1940）和《花莲港》（1948）。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之初，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历了两次繁荣，第一次是在“十七年”时期，一批涉及多个民族的电影精品集中涌现，如《五朵金花》（白族）、《回民支队》（回族）、《摩雅傣》（傣族）、《刘三姐》（壮族）、《农奴》（藏族）等。单就数量来看，1959年生产6部；1960年则出品10部，占那一年国产影片总数的近六分之一。[6]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从奴隶到将军》、《不当演员的姑娘》、《月落玉长河》等也广有影响。比较而言，两个时段拥有的共同特征是都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面貌，透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有效地实践着新生政权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运作。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样式丰富，涉及正剧片、人物传记片、惊险片和戏曲片等，基本上内置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指导思想和“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脉络中。结合当时盛行的文艺政治论和当下掀起的老电影题材重拍之风[7]，可以认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有效的少数民族题材叙事/电影样式是反特片。作为一种较成功的惊险片亚/准类型，少数民族题材反特片负载着特殊的政治寓意和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与《无形的战线》、《斩断魔爪》、《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反特故事构成一组文本序列，分享着反特惊险片这一电影样式某些共同的能指符号和叙事模式；另一方面，鉴于题材的特殊性，它与同时期的其他类别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芦笙恋歌》、《阿娜尔罕》、《鄂尔多斯风暴》等表达着某种特定的“情感结构”。少数民族题材反特片是“十七年”电影这一多重话语的重要细部，由于其处于十分特殊的叉合位置，并且耦合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语境，因此具有多重读解的可能。

4. 东方红歌舞剧音乐鉴赏

《东方红》诞生于“文革”前夕，这一点看似偶然，而实际上却恰是最富历史意味的一刻，它仿佛为“十七年”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可堪回味的句号。

《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歌舞剧，1965年被搬上银幕。音乐、舞蹈工作人员共三千多人联合创作演出。以《葵花向太阳》（序曲）、《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等七个段落，刻画了中国人民反帝、抗日、内战至新中国成立的过程。

歌舞剧《东方红》率先诞生

196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中需要一些重点节目。7月13日，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到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剧《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看罢此剧，周恩来受到启发，下决心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周恩来表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一开始有人主张用音乐会的形式，后来周恩来建议是否能搞歌舞会，这样更贴近群众，更容易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7月18日决意提出，7月底晚会开始启动，这意味着仅仅50天的时间就要弄出一台大型晚会。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导演周巍峙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而且参考了国外的概念后又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晚会还冠以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名称。

周恩来亲自在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聚集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作曲家和歌唱家，综合歌曲、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了从帝国主义侵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

将歌舞剧搬上银幕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拍摄该电影的任务。为此周恩来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电影艺术家座谈会，讨论怎样把舞台演出搬到银幕上。“要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演出一样”被当作拍这部电影的总体要求。

在实际拍摄工作中，有些舞台演出的特点在拍电影时都成了特大难点。比如，原来大歌舞全部演出的幻灯背景，是由200多个小幻灯同时投影到天幕上，组成大约800平方米整幅巨大的，可以有简单动作（如流水、飞云、光芒等）的画面———几乎同电影的切换镜头差不多，有很好的艺术效果。但在拍电影时，幻灯背景的亮度不够，而如果把强烈的电影灯光打到台上，幻灯背景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拍摄陷入困境。

后来经周恩来批示，剧组从上海借来全国著名的制灯专家蔡祖泉同志到《东方红》摄制组工作，用提高幻灯背景亮度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另外，周恩来又交代外贸部的林海云用外汇在国外购买伊斯曼彩色胶片，以保证电影的拍摄质量。

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摄制组仅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拍摄完毕《东方红》一部彩色宽银幕和一部彩色普通银幕两部电影的所有镜头。到1965年9月，周恩来再次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亲自审查了《东方红》，这部电影终告完成。

文字出处：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整理：本报记者刘晋锋

回眸

《东方红》剧组四十年后再聚首

今年是《东方红》诞生四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剧组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找寻当年参与舞蹈史诗创作和演出的人们，期望3000多人重新聚首。当晚有200多位主要的演职员汇聚一堂，所有的话题都随着“东方红”展开。

革命夫妻导演周巍峙与演员王昆

导演周巍峙戏称自己是《东方红》的“打杂儿”，理由是剧组里大小所有的事务都归他管。当年，周巍峙经历了《东方红》剧组从创意到雏形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当王昆和周巍峙同坐在台上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周巍峙率先表态，选角儿依赖实力，当年妻子参与演出并没有“走后门”。王昆说，当时两人相见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他总是晚归，她总是早起，两人或许会在清晨打个照面。

郭兰英的谦和

面对几百位当年《东方红》的战友，郭兰英在简短的十几分钟采访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说了，没时间了，留给他们吧。”她甚至把自己在歌舞会上演唱的《南泥湾》的功劳也推掉，解释说自己并不是首演，之前在延安已经有了合唱。此外，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开场“三鞠躬”。嗓音甜美的郭兰英留给观众的是另一种谦和的作风。

贾世骏唱出了伟人的感觉

贾世骏当年在剧中演唱的是《长征》，只善歌唱、不善表演的他由于动作的不协调在舞台上闹过很多笑话。好在贾世骏进步飞快，最后的舞台效果超出想像，贾世骏感受最深的还是剧作体现的精神。演出之后有导演找到贾世骏商量能否出演毛泽东。他婉言回绝，理由是：第一演技不好；第二演唱者的形象在观众中已普遍被接受，突然以伟人形象出现，观众会不适应。

文字资料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

评价

电影的一个特殊品种

电影评论家罗艺军评价《东方红》

对于《东方红》这部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音乐歌舞史诗”，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有一些独到的看法：这部电影产生于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它采用歌舞的形式，把过去流行的歌曲串起来，属于电影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应该说它在艺术上有一定的创新，而影片中的革命激情也有可取之处。

因为它是把一部成型的舞台剧搬上银幕，电影导演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作，但它在镜头运用方面还算细致。这部电影的局限之处在于，它所反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电影笔记

动容于被贬低和压抑已久的艺术尊严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相信大多不会忘记一部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歌舞史诗电影和片头那首雄浑而辉煌的同名乐章。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部电影和《东方红》的旋律早已远远超越了它们自身的存在，而被沧桑的岁月和急遽变幻的时空沉淀为一段关乎我们这个民族和她的每一个体的某种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记忆不是漂浮于人们大脑皮层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视听表象，而更像是一道被烈火与青铜所铸就的历史铭文，深深地镌刻进我们的肌肤和血液，交融于我们的骨肉和灵魂。它就像童年某个清冽的早晨，在人们耳畔奏响的一首辽远而明朗的晨曲，与那些写满了虔诚的笃信和炽热憧憬的纯真年华紧紧缠绕在一起，让人咀之而低回，嚼之而沉湎。

记得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岁月里，被尘封了10年之久的影片《东方红》，在一块块陈旧得有些泛黄的银幕上重新闪烁显影的时候，郭兰英那一曲《南泥湾》曾使无数巾帼须眉为之泪洒沾襟。或许人们并不是仅仅感怀于这首久违了的优美的民歌，而是动容于一种被贬低与压抑已久的艺术精髓与艺术尊严的蹒跚复归。那些历经时代的锤炼和汰选而屹立不倒的音乐歌舞经典，曾经与它们的演绎者一道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一去十余载，生死两茫茫。一个怀疑与否定美的年代，最终必遭人们的否定与唾弃，而那些美的创造者、传播者与欣赏者，却总是能够披沥风霜，傲视冰雪，即使辗转成泥，也依旧芬芳如故。正是由此，“文革”阴霾初散之际，包括《东方红》在内的一批旧片才得以重见天日。

影片《东方红》具有宏富阔大的篇章架构和沉郁激荡的叙事品貌，不仅源于它包蕴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革命音乐舞蹈的累累硕果，同时，亦源自它荟萃了从军队到地方16个专业文艺团体共计3000多名新中国优秀艺术家的珠玑精华。尤其值得今人唏嘘称道的是，这部尊为史诗的文艺巨片，在创作、排练与拍摄的过程当中，并未因“诗”而废“史”，而是以一种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准确把握了“诗”与“史”的审美表现关系，以“诗”证“史”，“诗”、“史”互见，从而使影片既准确深刻地传达出一份厚重而苍凉的历史追怀感，又抒发了作为胜利者对于自身辉煌业绩的欢欣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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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谁有大型音乐历史歌剧东方红的相关资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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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诞生于“文革”前夕，这一点看似偶然，而实际上却恰是最富历史意味的一刻，它仿佛为“十七年”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可堪回味的句号。

《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歌舞剧，1965年被搬上银幕。音乐、舞蹈工作人员共三千多人联合创作演出。以《葵花向太阳》（序曲）、《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等七个段落，刻画了中国人民反帝、抗日、内战至新中国成立的过程。

歌舞剧《东方红》率先诞生

196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中需要一些重点节目。7月13日，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到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剧《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看罢此剧，周恩来受到启发，下决心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周恩来表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一开始有人主张用音乐会的形式，后来周恩来建议是否能搞歌舞会，这样更贴近群众，更容易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7月18日决意提出，7月底晚会开始启动，这意味着仅仅50天的时间就要弄出一台大型晚会。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导演周巍峙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而且参考了国外的概念后又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晚会还冠以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名称。

周恩来亲自在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聚集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作曲家和歌唱家，综合歌曲、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了从帝国主义侵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

将歌舞剧搬上银幕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拍摄该电影的任务。为此周恩来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电影艺术家座谈会，讨论怎样把舞台演出搬到银幕上。“要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演出一样”被当作拍这部电影的总体要求。

在实际拍摄工作中，有些舞台演出的特点在拍电影时都成了特大难点。比如，原来大歌舞全部演出的幻灯背景，是由200多个小幻灯同时投影到天幕上，组成大约800平方米整幅巨大的，可以有简单动作（如流水、飞云、光芒等）的画面———几乎同电影的切换镜头差不多，有很好的艺术效果。但在拍电影时，幻灯背景的亮度不够，而如果把强烈的电影灯光打到台上，幻灯背景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拍摄陷入困境。

后来经周恩来批示，剧组从上海借来全国著名的制灯专家蔡祖泉同志到《东方红》摄制组工作，用提高幻灯背景亮度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另外，周恩来又交代外贸部的林海云用外汇在国外购买伊斯曼彩色胶片，以保证电影的拍摄质量。

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摄制组仅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拍摄完毕《东方红》一部彩色宽银幕和一部彩色普通银幕两部电影的所有镜头。到1965年9月，周恩来再次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亲自审查了《东方红》，这部电影终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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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影十七年老师叫翻译的英文歌叫什么

歌曲: Facedown 歌手: Matt Redman 专辑: 《Face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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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2 Faced》
Robin_SHI

Oh, oh, twisted and deceitful
All those 2 faced people
Taking me for some kind of fool.
Oh, oh, pretending to be so nice
Let me give you my advice
I don't need you, ooh...
Friends in disguise
Dressed up in lies
It's a knack that you're playing.
Oh, oh, first you recognise me
Then you criticise me
What's going on?
Stop your bitching
'cos you're so sad
Bitching behind my back
Honey, I don't need that
So kick it to the kerb because
I heard you're 2 faced
Trying to get in my face
Worked too hard to make mistakes
So stop your bitching on me.
Oh, oh, they're so narrow minded,
Truth is so one sided
They're just counterfeit.
Oh, oh, hot and cold you're blowing,
Sheep in wolves clothing
Who are you trying to kid-id?
2 faced people are so shallow
Put your self in my place
Oh, oh, the fairy tells you're spinning
Sounding so convincing
But I'm at a loss so...
Stop your bitching
'cos you're so sad
Bitching behind my back
Honey, I don't need that
So kick it to the kerb because
I heard you're 2 faced
Trying to get in my face
Worked too hard to make mistakes
So stop your bitching on me.

Poison words are spoken
My faith in you is broken
But I'll make it on my own.
Ow, ow, twisted and deceitful
All those 2 faced people
Taking me for some kind of fool
Ow, ow, they're so narrow minded,
Truth is so one sided,
But honey you rock. (so)
Stop you're bitching
'cos you're so sad
Bitching behind my back
Honey, I don't need that
So kick it to the kerb because
I heard you're 2 faced
Trying to get in my face
Worked too hard to make mistakes
So stop your bitching on me.
'cos you're so sad
Bitching behind my back
Honey, I don't need that
So kick it to the ker because
I heard you're 2 faced
Trying to get in my face
Worked too hard to make mistakes
So stop your bitching on me.
Stop this hyprocrisy
You're crictising me
Cos I don't wanna be
With 2 faced people, yeah

8. 谁知道中国十七年电影各个阶段特征和作品

1、革命历史、英雄主义影片（军事题材影片）：20世纪五十六年代是英雄模范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电影创作的大好时机，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十七年电影”不胜枚举，尤以军事题材居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南征北战》、《中华女儿》、《钢铁战士》、《翠岗红旗》、《风暴》、《老兵新传》（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影片）、《红色娘子军》、《红日》、《燎原》、《霓虹灯下的哨兵》、《上甘甘岭》、《战火中的青春》、《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回民支队》、《海鹰》、《战上海》、《东进序曲》、《苦菜花》、《南海潮》等，英雄人物传记则有《雷锋》、《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大夫》，表现历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的有《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等。在战争叙事中融入健康的抒情场景，是“十七年电影”不少军事题材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如由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执导的《柳堡的故事》，以女性的视听语言，述说了一段兵民之间的经历，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追忆平添出一份浪温和温馨。

2、名著改编的影片：这是“十七年电影”的主流之一，如《祝神速》（鲁迅原著）、《林家铺子》（茅盾原著）、《家》（巴金原著）、《龙须沟》（老舍原著），以及《早春二月》、《青春之歌》、《红旗谱》、《革命家庭》、《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其中《林家铺子》是“十七年”诸多名著改编的方式成为银幕经典的创作范例之一。影片传达原中国古典美学神韵，始终是研究者们饶有兴趣的。

3、惊险片：惊险片历来是中国各时期电影创作最精彩的样式之一，是当代中国形态较完备的“类型片”，“十七年电影”自然也不例外，出现了《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秘密图纸》、《跟踪追击》、《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51号兵站》、《国庆十点钟》、《地下尖兵》、《徐秋影案件》、《冰山上来客》等一批作品，与现在大量的惊险动作片不同，“十七年电影”中的惊险片少有追逐和格斗场面，但也出现了少数武术功夫片，如《飞刀华》、《林冲》等。

4、爱情片：这无疑是“十七年电影”中最为优美抒情的一个板块，与当代爱情片相比，更显得细腻、精致、尽管有些“保守”，但十分动人，给人以美好向上的追求。代表作大多以民间传说为题材，以喜剧、悲剧或音乐片的样式出现。比如：集音乐、舞蹈和诗歌于一身的《阿诗码》（杨丽坤主演）当属中国爱情电影的巅峰作品之一；《刘三姐（黄婉秋主演）、《画中人》（李忆兰主演）等也是诗情画意的精品之作。同时，一批现实题材的爱情片大量涌现，如《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

5、儿童片：“十七年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从不“失真”，既坚强勇敢又天真可爱，其影片甚至吸引了许多的成年人，如：《祖国的花朵》、《小兵张嘎》、《鸡毛信》、《小铃铛》、《英雄小八路》等。

6、体育片：竞技体育的魅力被众人倾倒，体育电影则艺术地再现了运动员的风采，如《女蓝五号》、《水上春秋》、《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

7、喜剧片：“十七年电影”中的喜剧片以轻喜剧和讽刺喜剧居多，演员表演到位，无矫揉造作，幽默诙谐，如《游园惊梦》（侯宝林主演）、《今天我休息》、《乔老爷上轿》、《李双双》、《魔术师的奇遇》（中国第一部立体故事片》、《女理发师》《锦上添花》、《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满意不满意》、《哥俩好》、《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十七年电影”中唯一的内地与香港合白的故事片）等。

8、戏曲片：属中国独有的影片样式。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红楼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野猪林》、《群英会》、《梁山泊与祝英台》（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牛郎织女》、《天仙配》、《杨门女将》、《铡美案》、《花木兰》、《花为媒》、《刘巧儿》等。其中多部与香港合拍。

9、艺术性纪录片：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故事影片样式，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结合的产物，其大多产生于“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至1959年，代表作是由真人真事改编，并由本人扮演的《黄宝妹》。

10、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国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意义，除了具有影视人类学的意义（即纪录或表现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外，还可以以其奇观性而具有对非少数民族观念的娱乐性意义。代表作品有《阿诗玛》、《刘三姐》、《农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其中，反映===========民主进程的《农奴》，以版画式的粗犷、遒劲的光影处理，成为“摄影参与剧作”的一个极佳例证。

11、其他：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动画片《大闹天空》（上下集》等。

9. 刘三姐的扮演者是谁她今年多大

一说《刘三姐》的演员，基本上都说是黄婉秋。但实际上，《刘三姐》是一部歌唱电影，不是普通电影，演唱才是刘三姐的主演。该电影最初也是按照这个要求遴选演员的。经过筛选，最优秀的歌唱演员傅锦华被选为刘三姐的扮演者，还选了李敏玲、蔡秀英为补充配唱。但是最后广西领导说，傅锦华年纪大了点，仪型不够理想。于是最后又选择形象甜美的17岁学生黄婉秋为主演。但是，黄婉秋是桂林人，说的方言属于上江官话即或称华阳官话即中西南方言，习惯方言导致黄婉秋不能说北京普通话。最后决定，由傅锦华主演刘三姐的主唱，蔡秀英和李敏玲补充演唱高音演变和特调演唱，有张桂兰负责对白即对话部分，由黄婉秋主要仪型。于是刘三姐的主演实际上就是两位～傅锦华与黄婉秋。因为《刘三姐》是歌剧电影，所以第一主演应该是傅锦华，第二主演才是黄婉秋。可是，受到普通电影的僵化意识影响，演员表把黄婉秋列为主演，观众不知真相，又往往以形象定主演，于是黄婉秋就被错误地当成了刘三姐的唯一主演，作为歌唱电影的第一主演傅锦华，其艺术才华和艺术生涯就这样被葬送了。有感于这部经典电影演员的不公正，文化侠客崔永元再特别去看望了一生凄凉的傅锦华女士。

10.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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