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当今时代外国人们对国产的电影和音乐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
他们的看法都是非常期待而且非常喜欢的，就像是在音乐方面，前不久吴亦凡，蔡徐坤，TFboys等等这些歌星在国外深受大家的喜欢，他们非常欣赏这些年轻人的音乐作品，因为就算是长一辈的歌星的音乐作品，在国外也是广为流传，所以当今的十大外国人对于我国的电影和音乐都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在制作上各方面都很精良。
② 国内外流行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谈美国爵士乐》文章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爵士乐的流传和影响；爵士乐的形成；爵士乐的发展。并在最后简单地谈了一点对爵士乐的看法。
陈地在《对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主要对较有影响的流行音乐：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摇滚乐、摇摆乐、乡村音乐或西部音乐、迪斯科和新浪潮的发展和演变分别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得到了以下结论：1、流行音乐或乡村流行音乐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产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乐都是源于劳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乐中，除了民间音乐和以它发展起来的乡村音乐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乐都只是风靡一时。4、流行音乐不是孤立的发展的各派之间互为影响、促进。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吸收。
陈铭道、宋今为的《失去了灵魂的民间艺术——美国乡村音乐的沿革》文章主要阐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乡村音乐”是由乡村、布鲁斯、爵士、摇滚混合在一起的杂拌菜——失去了灵魂的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将要在全世界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独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灵魂”。①
钟子林在《美国流行音乐新品种——新时代音乐》一文中主要阐述了美国流行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都在发展,如摇摆乐、乡村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索尔(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乐)、福音歌、雷盖。这时一种新的时代音乐继60年代和70年代初摇摆乐高潮之后形成并广泛传播。以及这种时代曲的特点和流传因素。
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一些报刊上就如何评价《何日君再来》一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咏在《人民音乐 》 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文章中，作者对刘雪庵创作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以问答的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首歌曲是不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这个问题展开的“应该怎样还这首歌的历史本来面目？”问答。作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借鉴,是很有必要的。同年，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和长河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歌曲〈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的讨论综述》两篇文章也对这首歌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述。
赵沨在《从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乐会想起的》文章中对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林祥园、陈供生,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红塔礼堂公开举行了两场独唱、重唱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公开售票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千张入场券就被抢购一空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费明仪等先生从香港来，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踊跃购票。说明了国内一些年轻人很欣赏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这一事实。
周荫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对“什么是流行歌曲？为什么它对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应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问题》文章中从其他方面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建国三十年后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现的问题以及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杨晓鲁在《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创作风格、题材、体裁、节奏、旋律、调性、民族性与审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论研究的状况这些方面对当时流行音乐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于1979年到1985年中国流行音乐的艰难历程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早已纳入我们音乐学的理论研究范畴，但对于该学科建设的深化推进尚不足够，忽视“正在进行时”音乐事象的理论研究价值，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就是从历史角度对自古就存在“流行”一词的说法，参照中国音乐发展史做了考证，指出流行音乐史应属于史学研究范畴，并可借鉴史学学科标准来进行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考察和史观的验证。表述相同论点并由此展开具体研究的文章还有《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等透过一些讨论流行音乐焦点问题的会议发言及相关文章⑦，我们不难发现，怎样正确理论手段达到对流行音乐更层面论题的清醒认识，怎样建设流行音乐的理论体系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需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早在90年代初，修海林通过《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研究》一文，简明探讨了运用美学的学术思维和方法来进行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出现的《流行音乐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曾遂今）等文章⑧，向我们展示关于流行音乐的不同理论学说的由来，对那些观点进行了辨证的解析并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文章⑨——雷美琴《中国流行音乐30年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的回顾》，将国内与流行音乐实践相伴而行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巡视，并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补充了建议。书评性质的文章⑩有《评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2004年流行音乐专家论坛”综述》等文B11，对系列会议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及有待进一步落实的命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再思考。刘筱的《中国大陆对美国流行音乐的研究（1983—2003）》等B18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外流行音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阐述了有关音乐类型发展脉络和成因。此外，中国学者利用在国外深造的契机和自身的深厚语言功底，不辞辛苦的将国外学者对中国流行音乐研究的文论进行翻译、阅读和梳理，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方法介绍给国内的同仁们，并进一步对他者声音进行深层解剖，有助于我们更宏观、全面、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他者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摸索出适应我国未来流行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可行性手段和深远路径。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思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领域中来之于实地考察的“他者”声音——评Nimrod Baranov itch的<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性别和政治1978—1997>》B19，钱丽娟的《身份、政治和疼痛—英文文献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B20一文对英文文献及华语圈内对于流行音乐研究文献的内容、论点和方法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和分析，提出将中国学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理论视野，从局内人的视角深入政治及“身份研究”议题的可能性。
钟子林在《摇滚乐的兴起和影响》文章中论述了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爵士乐的生气蓬勃的节奏意识，活跃的调式变音旋律，以及多样的演奏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形态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对爵士乐的节奏形态进行了剖析。
黄明智的《爵士乐的节奏形态与传统的节奏意识》一文论述了摇滚产生的背景和三个来源：1.节奏布鲁斯(rhythm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Alley)3.乡村音乐(countrymusic)。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被称为“摇滚乐之父”的比尔·哈利和有“摇滚乐之王”称号的维斯·普莱斯利对摇滚乐作出的贡献。
三、21世纪初——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今的21世纪初，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流行音乐也渐渐走向成熟。更多种类和风格的流行曲风相继出现并迅速占领广大市场。由于时代的发展，网络、彩铃等媒介的出现，使流行音乐的制作更加商业化、世俗化。这个时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富。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其历史、风格、特征及概念的研究。还包括对流行音乐歌手、流行音乐选秀比赛以及与当今社会、文化和消费者等之关系等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著。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专著。所以，这个时代是我国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
21世纪初研究我国研究流行音乐方面的专著有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付林编著《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这些书主要研究了我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包兆会著《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一书是从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乐、既研究流行音乐的载体媒介发生变化后对流化。由尤静波编著的《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一书是中国第一套成体系编写的流行音乐教材。书中的体例以历史为纵线，以风格为横线，比较详实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面貌。由付林主编尤静波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一书将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将爵士乐、摇摆乐、索尔音乐、城市流行音乐、说唱音乐、摇滚乐等众多音乐类型的形成地域、风格特点、乐队、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记载说明。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专著，如：《爵士乐简明史》、《爵士乐》、《摇滚乐》《摇滚年代》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献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对流行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归纳：(1)通俗音乐(popular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②(2) POP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④(4)流行音乐就是在群众中流行的音乐,像《国际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乐等于通俗音乐,一切形式简洁、曲调流畅,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它可以是民间小调,可以是艺术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乐。⑥(6)流行音乐是在夜总会、舞厅、酒吧间等游乐场所演奏的音乐。⑦(7)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低级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⑧并提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1.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倾向。2.娱乐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时尚性。5.很强的参与性。6.传播手段的科技性。7.亚文化的特征。8.商业化运作机制。9.“多细胞体”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详细的论述了各大音乐词典对流行音乐的定义。但是直到现在在《辞源》、《辞海》两本书中还未有关于流行音乐一词的来源及概念的辞条。 金兆钧在《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文章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中国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在他《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文章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
③ 关于电影中背景音乐的国内外发展
关于电影中背景音乐的国内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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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零
三
七
二
五
二
六
五
七
④ 求国内外流行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流行音乐在中国[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流行音乐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到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三个时期，来阐述各个时期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流行音乐 中国 研究状况
流行音乐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迄今为止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流行音乐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流行音乐和大量的流行音乐作品。目前流行音乐发展更为成熟和多元化，并为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当今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将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流行音乐在我国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80年代——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形成了初步的繁荣，然而我国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流行音乐概念、风格特征及其种类的研究是相当浅和模糊的。大多是谈对流行音乐的一些看法或是对某种与流行音乐有关的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个时期也未出版过关于此类研究的专著（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做出的判断）。文献方面以1980年南咏在《人民音乐》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这篇文章为基础，它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发表的期刊论文。标志着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此类文章相继而出。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一些报刊上就如何评价《何日君再来》一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咏在《人民音乐 》 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文章中，作者对刘雪庵创作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以问答的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首歌曲是不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这个问题展开的“应该怎样还这首歌的历史本来面目？”问答。作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借鉴,是很有必要的。同年，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和长河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歌曲〈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的讨论综述》两篇文章也对这首歌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述。
赵沨在《从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乐会想起的》文章中对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林祥园、陈供生,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红塔礼堂公开举行了两场独唱、重唱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公开售票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千张入场券就被抢购一空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费明仪等先生从香港来，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踊跃购票。说明了国内一些年轻人很欣赏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这一事实。
周荫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对“什么是流行歌曲？为什么它对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应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问题》文章中从其他方面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建国三十年后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现的问题以及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杨晓鲁在《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创作风格、题材、体裁、节奏、旋律、调性、民族性与审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论研究的状况这些方面对当时流行音乐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于1979年到1985年中国流行音乐的艰难历程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谈美国爵士乐》文章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爵士乐的流传和影响；爵士乐的形成；爵士乐的发展。并在最后简单地谈了一点对爵士乐的看法。
陈地在《对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主要对较有影响的流行音乐：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摇滚乐、摇摆乐、乡村音乐或西部音乐、迪斯科和新浪潮的发展和演变分别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得到了以下结论：1、流行音乐或乡村流行音乐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产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乐都是源于劳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乐中，除了民间音乐和以它发展起来的乡村音乐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乐都只是风靡一时。4、流行音乐不是孤立的发展的各派之间互为影响、促进。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吸收。
陈铭道、宋今为的《失去了灵魂的民间艺术——美国乡村音乐的沿革》文章主要阐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乡村音乐”是由乡村、布鲁斯、爵士、摇滚混合在一起的杂拌菜——失去了灵魂的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将要在全世界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独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灵魂”。①
钟子林在《美国流行音乐新品种——新时代音乐》一文中主要阐述了美国流行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都在发展,如摇摆乐、乡村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索尔(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乐)、福音歌、雷盖。这时一种新的时代音乐继60年代和70年代初摇摆乐高潮之后形成并广泛传播。以及这种时代曲的特点和流传因素。
二、20世纪90年代——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阶段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音乐占据了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学家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都是较浅的研究国内的流行音乐。到了90年代，我国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完善。流行音乐的身份已得到认同，音乐学家们不单是对其进行简单的研究讨论，还专注于其某一方面的研究，并进行深入的探讨。也从各个方面对流行音乐进行了研究。
这个时期相关研究的专著也出版了很多。其中以季永坚,廉维编的《发烧摇滚》、关颖著的《摇滚王族》、黄燎原,韩一夫主编《世界摇滚乐大观》、钟子林编著《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中国电影出版社编的《摇滚梦寻》等以研究摇滚乐方面的专著成果最为显著。此时，各大期刊上的文章也相继发表，主要以探讨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流行音乐的传播及美学意义为主。笔者将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献分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状况。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范守生; 华林泰在《流行音乐为何退潮》一文中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以港台流行歌曲为主体的通俗音乐会象一个新生的混血儿在华夏乐坛上诞生了，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观众青睐。然而，只几年光景，它就呈现出风烛残年之。作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曾经风靡全国的通俗音乐会为何落潮：1、七拼八凑的演出队伍；2、拜金主义的演出意图；3、庸俗无聊的演出内容。
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是一篇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这种通俗文化研究的“音乐传播学”论文。文章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分别从三个方面讨论：1、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2、音乐传播与打开禁区；3、流行歌曲的是是非非。张彬的《谈流行音乐传播中的从众现象》一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青少年群体的从众现象。文章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
金兆钧在《流行音乐1989》一文中从当时流行音乐创作萧条与风格流派的分化，治理整顿及市场管理的调整，国内音带出版的下降与引进版的畅销，大型活动的减少及“摇滚乐”的发展，港、台音乐的再度走红五个方面论述了1989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在他《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一文中主要是以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来研究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以及“西北风”歌曲和广州流行音乐。韩明昌在《浅论流行音乐的美学意义》文章中主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流行音乐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它的功能，以及在中国内地的前景。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摇滚乐的兴起和影响》文章中论述了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爵士乐的生气蓬勃的节奏意识，活跃的调式变音旋律，以及多样的演奏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形态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对爵士乐的节奏形态进行了剖析。
黄明智的《爵士乐的节奏形态与传统的节奏意识》一文论述了摇滚产生的背景和三个来源：1.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 Alley)3.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被称为“摇滚乐之父”的比尔·哈利和有“摇滚乐之王”称号的维斯·普莱斯利对摇滚乐作出的贡献。
三、21世纪初——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今的21世纪初，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流行音乐也渐渐走向成熟。更多种类和风格的流行曲风相继出现并迅速占领广大市场。由于时代的发展，网络、彩铃等媒介的出现，使流行音乐的制作更加商业化、世俗化。这个时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富。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其历史、风格、特征及概念的研究。还包括对流行音乐歌手、流行音乐选秀比赛以及与当今社会、文化和消费者等之关系等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著。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专著。所以，这个时代是我国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
21世纪初研究我国研究流行音乐方面的专著有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付林编著《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这些书主要研究了我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包兆会著《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一书是从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乐、既研究流行音乐的载体媒介发生变化后对流化。由尤静波编著的《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一书是中国第一套成体系编写的流行音乐教材。书中的体例以历史为纵线，以风格为横线，比较详实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面貌。由付林主编尤静波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一书将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将爵士乐、摇摆乐、索尔音乐、城市流行音乐、说唱音乐、摇滚乐等众多音乐类型的形成地域、风格特点、乐队、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记载说明。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专著，如：《爵士乐简明史》、《爵士乐》、《摇滚乐》《摇滚年代》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献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对流行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归纳：(1)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②(2) POP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④(4)流行音乐就是在群众中流行的音乐,像《国际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乐等于通俗音乐,一切形式简洁、曲调流畅,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它可以是民间小调,可以是艺术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乐。⑥(6)流行音乐是在夜总会、舞厅、酒吧间等游乐场所演奏的音乐。⑦(7)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低级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⑧并提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1.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倾向。2.娱乐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时尚性。5.很强的参与性。6.传播手段的科技性。7.亚文化的特征。8.商业化运作机制。9.“多细胞体”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详细的论述了各大音乐词典对流行音乐的定义。但是直到现在在《辞源》、《辞海》两本书中还未有关于流行音乐一词的来源及概念的辞条。
金兆钧在《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文章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中国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在他《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文章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
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一文探讨了“超级女声“对中国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打造了以人为本的大众娱乐平台,赢得了媒体与企业的共赢。而罗云斌; 张燚《流行音乐的祛魅和赋魅—兼评“超女”现象》一文则认为无论是从音乐的本源还是从音乐的发展来看,其娱乐功能始终不存在单纯或显著的“高雅倾向”。引用“祛魅”概念,从美学转变的角度对流行音乐加以考察,发现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有其基本的社会性因素。因此,“超女现象”是当代大众化娱乐多元形式的一种催生物,它的娱乐文化意义大于它的音乐意义,视其为低俗加以封杀或者为其所谓民主、自主精神欢呼都是片面的。
陈鹏的《周杰伦——偶像“80后“》和刘艺的《周杰伦——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电影》两篇文章中分别对周杰伦在独特的音乐风格及创作上面的才华进行了阐述，并给予肯定和赞赏。而友朋的《周杰伦——在音乐上犯骄傲的罪》一文则是更直接说明了周杰伦已经成为华人流行音乐的指向标。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就无法拒绝他的音乐。他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无法取代的，只要你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就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
项筱刚的《李凌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争鸣》一文主要对20世纪中国音乐界有关李凌轻音乐的争鸣进行了研究。文章主要从争鸣的缘起，李凌的“轻音乐”思想，反方的思想，争鸣的分析及影响五个方面来论述李凌对流行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刘筱在《另类的流行》文章中论述美国流行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Rap。论及Rap所属Pop的内涵与外延、以及Rap之前的Pop的表现形态;还论述了在Pop发展变异中Rap的产生、进化与分化、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表现形态等,进而又论述了Rap的精神内核和其所以流行的社会心理、衰败的历史必然性;再而论述到Rap向Hip-Hop的发展进程。文章通过对Pop音乐中的独特形式Rap的研究,试图对流行音乐在音乐历史中的社会地位、表现内涵、流行原因等,进行初步探讨。
洛秦在《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一文中论述了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被欣赏的音乐品种，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活动。
F.S.Ponick; 王小宁的《美国音乐教室里的巴赫和摇滚乐》一文对是否应当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来论述调整和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以满足学生在校外适应社会和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流行音乐教学在这点上，可以达到其他类型音乐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在这研究期间我们发现了流行音乐新的特征和价值，也发现了它所存在的不足。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以后的继续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
⑤ 中国电影的背景音乐发展现状如何
如果是要我来说的话，可能中国电影的背景音乐的发展状况是不太好的。毕竟我们中国在其他方面来说是特别不错的，但是在电影的这个市场上来说还是有所欠缺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于中国电影的背景音乐来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方式，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前景。如果我们再不加以改变和做出努力的话，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是很难去立足的。
⑥ 电影音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应收集资料及参考文献 越完整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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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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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国内外动漫动画音乐的现状分析， 。。。。。。。。是 动漫 音乐 音乐！！！
你好！
说到动画音乐就要说到动画，动画简单来说是一种综合艺术，它集合了绘画、漫画、电影、数字媒体、摄影、音乐、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于一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音乐与动画更是骨肉相连。首先，动画是音画艺术，眼睛和耳朵两个器官是在第一时间接收信息的。人们坐在电视旁看动画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听声音刺激。动画能从无声发展到有声，这也正是人们对动效和声音的需求，期望能有除了摄影绘画之外的表达形式。其次，动画具备多种节奏功能，比如主观节奏、客观节奏、导演心理节奏和观众心理节奏等等。只有音乐这种形式和动画在节奏上是非常统一的，其它艺术形式就略差一些。音乐可以通过不同的音乐节奏和音乐语言，来表达这些节奏，迎合故事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说，音乐对动画的作用是任何形式都不能替代的。
下面我就先来说说我国动画音乐现状。
其实我国这几年都有大力发展动漫产业，不仅在全国各处兴建了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而且每年还会举办些国际动漫节。虽然对于动漫本身的细节可谓是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呵护、面面俱到的关怀，但对于动漫产业周边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却并没有投入成比例的热情。当然这存在着众多主客观因素，我大致归纳以下两点：
1.目前国内动漫产业发展的布局尚不够合理与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音乐产业的不够成熟有关的。比如像我国的电影，如今的发展力度以及人才储备，早已在国际三大影展打开了一片天空，但即使如此，我国大片的配乐几乎全部都是邀请国际音乐人来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很少。发展成熟的电影产业尚且如此，又怎能奢望未能进入主导地位的动漫产业音乐会十分优秀？
2.中国的动漫事业起步虽晚，但凭借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在形象、情节上设计出了许多本土化的优秀动漫作品，可惜的是我国动画的音乐，基本上都有以下情形之一，一种就是延续五、六十年代的动画歌曲复古风格，把现代青年当作爸爸爷爷时代的青年来看，缺少必要的流行元素；而另一种就是将音乐制作工程包给一些能够受理任何行活的广告公司，但很多音乐人对待动画音乐，就像对待广告一样，充满一股广告的味道，并不能真正体现歌曲的价值。
下面我再来说说日本动画音乐现状。
这就不得不提日本动漫产业，作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动漫也是该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在全世界拥有大批爱好者，据说全球播放的动画节目约有60％是日本制作的。因为这种前提，日本动漫市场越来越完善，而动画本身的播出市场并不能满足投资商要求，所以图书、音像制品市场与动漫衍生产品市场一般都是他们投入的重点，当然动画音乐就是重点之一。那日本动画音乐为什么先进呢？我也做了以下归纳：
1.日本动漫产业相当成熟，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推广度非常之大，而且日本动画本身早已不局限于单个年龄层，逐渐趋向于大众化，动画音乐自然也更接近于流行。所以，日本动画歌曲许许多多都是由日本国内的一线歌手演唱的，比如说滨崎步、仓木麻衣，当然也有一些歌手也依靠唱动画歌曲逐渐蹿红于日本娱乐圈，比如说坂本真绫、水树奈奈。
2.动画音乐的精髓在于能够完美融合到画面和剧情中，并使得三者交融更好地呈现给观众，这个特点与电影配乐有很大的共同点，而日本动画音乐相较与其他一点就是它融入了许多电影音乐的元素，例如OST、BGM等，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例如DRAMA、IMAGE SONG等，这就要求更高的音质与更佳的效果。当然这与日本动漫产业链有关，对于投资商来说赚钱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也时常会出现卖音乐碟比卖作品本身好的情况。不过也正因为此，投资方更有热情投资制碟，用户为了高质量动画歌曲而买碟，产生一种良性循环。
3.日本音乐的创作氛围是非常好的，日本的音乐人并不拘泥于通俗，他们往往以更多的视角阐述音乐，他们可以融入浓烈鲜明的名族风情，也可以点缀明快活泼的西方色调，这使得音乐更加多元，令人觉得同一个音乐人的音乐可以这样不同。正是如此，日本的配乐在世界上展露锋芒。正因为菅野洋子、久石让这些配乐大师的手笔，日本动画音乐也上升了一个高度。
本文系原创，希望能给你帮助！
⑨ 影视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论现代影视制作的发展趋势—融技术艺术为一体
作者：季伟 深圳有线电视台制作中心 主任
当今时代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大型计算机、数字化智能化摄像机、编辑机、视频切换台、数字三维特技机、非线性编辑系统、电脑灯控系统、MD音频制作系统等先进的电视制作设备的问世，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作功能。电子技术的发展是电视事业腾飞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电视艺术的不断提高和创新的要求，带动和促进了电视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电视播出形式的多样化如大型现场直播、异地双向直播等的推广运用，充分体现出各电视台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也对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各级电视台在电视制作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各类电视制作设备更新换代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但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究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硬件——设备的落后，更是软件——专业人才的缺乏。那么，目前我国电视业最缺乏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呢？针对我国电视业的现状和走势进行分析，可明显看出主要是缺乏能将艺术和技术汇集于一身的综合性人才，也就是说既有艺术创作才能又掌握娴熟的电视制作技术的软硬件合二为一的人才，这类人才目前在世界影视制作界被称为“电子画家”或“制作设计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影视界一直以来都是将技术和艺术分为两个行业，技术人员只注意硬件（电视设备）的开发和运用，对艺术缺乏关注和研究；而大多数编导人员也仅注重在艺术领域的发挥和创新，对现代电子技术方面至多也只有一点粗浅的了解，这种建立在旧体制上的分工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电视节目的创造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我国电视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一个不良状态，人员分工越来越细，工作环节和部门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推委扯皮情况越来越严重，而技术与艺术互通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使得电视从业人员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能力过于单一，综合能力差，跟不上电视业发展的需求。例如，搞一场大型的综艺晚会就得几个部门、五六十号人马齐齐上阵，节目尾名单一大串，工作起来协调指挥不灵，目前国内许多电视台这种状况日趋严重。
其实，在如何培养一支人员高效、少而精、一专多能、知识结构多样的影视专业化队伍方面，国外早就有不少先进经验，他们的做法不是把制作技术人员与艺术编导人员人为地分为两大块，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合为一个节目制作部门，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均有很强的电视技术功底，又具备相当的艺术创作才华。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部就拥有20多位称为电子画家（多数为工程师）的制作人员，制作各种大型晚会节目的导演和摄像人员不仅懂舞台艺术、摄影构图，而且熟练掌握特技切换台 、不同摄像机的各项功能，甚至对电脑灯光的光效、三维特技、音响系统及几者间的配合使用都非常熟悉，对这些技术性设备功能的掌握和运用自如，使得导演们在艺术上发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而各环节的技术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自身的艺术修养，与编导配合得天衣无缝，使节目更加锦上添花。
将电子高科技技术广泛运用于制作动画片、电视剧、电影，在我国尚属初级阶段，而早在70年代末，美国已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制作出《星球大战》等科幻影片，达到了先进的电子技术与人类幻想最完美结合的顶峰，因而轰动全球。在美国的各类影视制作公司里，电子高科技技术已在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中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同时电子技术与艺术均精通的人才比比皆是，这些融电子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电子艺术家们又称制作设计师为人类的影视业开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也使得好莱坞生产的影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几十年称雄世界。
我国电视界至今沿袭着50年代电影厂旧的制作体制，各工种分工明确、严格，以至不能为电子艺术家（制作设计师）的产生和成长提供所需的条件和环境，造成这类人才的奇缺。同时经济的不发达和生产模式仍以传统方式为主，与美国影片在制作的各个环节中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计算机甚至用机器人、机械手的程度相差甚远，也使得我国影视业至今还无法生产出一部能与美国70年代的《星球大战》相媲美的影片。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影视制作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的影视界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能融技术艺术于一体的电子艺术家（制作设计师）。而目前我国从事影视制作的人员，多数都是学技术出身，他们从跨进大学校门时，就被划归理工科，学习的范畴只局限于机械设备、无线电、电子技术，很少接触到艺术学科，走出校门，又定位在技术岗位，自然难于向全方位人才发展。鉴于电视业发展趋势，这种融技术艺术于一体人才的培养应考虑从上大学开始，在理工学科里，开设旨在加强学生艺术修养和提高鉴赏力的教学课程，在文科的课程里，对电脑知识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初步掌握，必须提高到能够进行三维技术的制作，以求未来的电视从业人员能够全方位、多角度、高起点，融技术艺术于一体，适应影视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在这方面，北京广播学院已率先迈出了一步，学校在学科的设置上，有的不再分文、理科，而是合为一体，对于培养全方位的人才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目前国内一些新兴的电视台，摈弃不少老台的传统设置，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体制和经验，除了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外，对岗位的划分界定不再过于细致，吸收的工作人员不仅精明强干、工作效率高，而且知识面广，一岗多能，特别是制作人员，除了熟悉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各类技术指标的调试外，还能担任电视制作导演、特技制作、动画制作、音乐编辑、艺术布光、特技台现场切换等等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在国外，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很早以前便被人称为“边缘科学”。
如今的影视制作已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新时代，电脑制作技术和手法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制作设备、制作手法和制作方式，这种发展趋势已带来了影视制作的一场新与旧、现代与传统间深刻而广泛的革命。以往电视节目传统的后期制作系统是由分工不同的多个技术人员（电子编辑、电子字幕、普通特技、三维数字特技、混合配音等）按程序依照记者和编导的创作意图逐个完成，而技术人员只是承担设备操作。进入多媒体时代的电视制作行业，已将电视特技编辑、音响效果、电脑图像创作合为一体，因此制作人员以往纯技术性的技能已远不足够，而需要全方位地融技术与艺术为一身，这就促使技术人员必须注重和加强自身对音乐、美术及综合艺术方面的学习和提高，以不断适应发展的要求。（制作人员们因为占有熟知设备的各项功能的优势，只要注重提高自己艺术方面的素养，就能很快胜任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成为融技术艺术于一体的人才）。
目前一个多种知识结构的人才相互融合、电视制作队伍不断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一批复合型的制作设计师在逐步涌现，由此也促进了电视制作行业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两大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也面临着突破沿用国内电视台的旧体制的局面，进行新的尝试和大胆改革的趋势，这就需要不仅是两台的决策层甚至是深圳市的主管部门能够为两台在机构和体制的改革方面，设计制定一条新路，不但使深圳的电视事业上一个新台阶，也使深圳的电视事业能走在全国的前列。
编者注：季伟1978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3于参预筹备深圳电视台，1995年参预筹备深圳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现任深圳有线电视台制作中心主任。
一、现状分析
尽管电影与电视的相争已是龙虎斗的事实，但把影视作为艺术的一个整体来观照，依然还是一个相同的整体。中国影视艺术的剧烈动荡还是在90年代，此前随着电视及其它媒介的改革发展，跃进的气势已经逼使电影开始改弦更张，娱乐大潮山雨欲来，但随着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盛，娱乐高潮的迭起，电影和电视的一高扬一低迷的的世纪现象已无可阻挡。于是，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益发临近的时候，感慨中国电影危机的声音愈发响亮，日渐增多的警醒呼告和忧虑之心拳拳可见，特别是人们对中国电影进入WTO后的状况作了“死而后生”的悲壮预言，令人惊心动魄；另一方面，对电视由兴盛而转入危机的预言也不时可见，对网络热潮给电视冲击的忧虑明显出现。我们都似乎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电影遇到了转折的关节口，电视的好日子也未必长远，于是拯救影视和原本批评影视的议论就混杂在一起。不过，无论批评还是期望，都是本质上对中国影视的期待热望。
然而，关涉的复杂问题太多，三言两语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对目前的状况，人们的反思和分析常常浅尝辄止，从哀叹者、忿忿者、极言者中考察，对待中国影视的态度似乎有明显的两类人：一是把自己划为局外人，评头品足，事不关己，毫无切肤之痛，甚至指桑骂槐，少了热切感；一是囿于行业利益，似乎热心十足，但不是商业味浓郁，把电影完全当机械的利润工具，就是不顾电影的生存条件，侈谈艺术或只重教化目的，弄得创作无所适从。我们谈论21世纪中国影视，首先应当明确是在分析和促进我们自己需要的艺术创造，它有强大的发展前景，是人民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无论生存境地和形态怎样变化，它必然将生存发展下去。同时，我们又必须既正视商业利益又面对大众文化弥漫的现实，把影视的发展和问题做综合认真的分析，为它在新世纪的旅程提供新的助力。也由此，才可以看清面向21世纪的影视艺术发展趋势与时代特点，才可能把面向新世纪的影视艺术教育作为一个事业来真正有针对性地作好。
由此谈到教育和影视教育，传统的教育就是书面教育，它是通过阅读、讲说方式来延续的。但时代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1世纪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是与时代特点相互关联的，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从文学到影视的交融，使阅读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应当说，20世纪就是传媒革命的飞跃时期，前所未有的传媒巨变，愈到世纪末愈发显得急促疾速，从早期的电影、电视，到现今时尚的电脑、多媒体、网络，加速度的变革显示着信息世界变化的匪夷所想，我们所习惯的几千年书籍文字传媒的传统，正被不断翻新的电子传媒遮蔽，传统的信息世界基础遭到猛烈动摇。归总这种变化的趋向，可以表述为：感官享受愈发明显，书籍阅读的静态消费被声画一体的动态消费所冲击，联想的阅读性质被直观的视听文化所影响改变。所以，书籍文化被音像消费所冲击、逐渐代替的大趋势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由此带来的文化观念变化则更为巨大。在21世纪，不可忽略的是：多元文化的消费内容必然形成，单一的文化指令遭到明显的质疑，人们更加趋近文化的融合，反对排他的狭隘文化限制。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上也无可阻挡。首先，以电子视听文化为主导的消费将成为中心，人们离书报更远，书籍和报纸、杂志藉电子传媒包括网络而实现消费的趋向越来常见，视觉阅读在足不出户中就可以实现；其次，信息资源的共享化，使地球村毫无秘密可言，个体可以瞬间掌握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小情，可以和不同的陌生人促膝相谈，任何人也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造访自己，个体对多样群体与素昧平生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将形成新的消费时尚。再有，阅读的分众、针对某一群体小众的阅读将更加明显，精英文化的发展势所必然。21世纪的影视艺术教育的新思路必须考虑上述背景才可能实现。
所以，21世纪影视艺术发展是在和传统矛盾角逐中展开的。判断新的影视艺术概念，需要从下述角度去关照思考：
1、综合化的交互性。21世纪的影视是明显走向综合化但又具有交互性，综合化指打破彼此界限和独特性，电影、电视、网络的结合，更不必说文学等的结合，使之在跨世纪的当口已经开始模糊界限，传统强调的电影优势未必就不是电视的优势，电视电影批量出现就是证明；电视手法的电影化（如MTV手法）也和电影手法的电视借鉴一样普遍被接受；网络介入电影、电视传播和电视大量介绍网络，电影对网络的诸多表现，已经使三者的亲近关系日益加深；网络的方式影响影视，影视的传播靠拢网络。这些综合化事态在新世纪只会加强而不可能减弱。
交互性的含义是指彼此融但又不可代替，尽管人们担心电影消亡、电视被网络钳制、网络把影视一网打尽（包括资金和统治权等），但实际上电影、电视、网络依然是遵循自己的独特规律在运行发展。综合化只是相对的一些特征在消失，共同化因素增强，分工鸿沟部分填平，其本质是人的视野和文化角度在扩大。但细细考察，如同中国画的濡染晕化之中的特征支脉仍然清晰可见。只不过多方交互影响、此长彼消而已。比如电影的大众化倾向，使原本精粹的艺术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娱乐潮左右电影，电影更接近生活，但它还是保有自己的不同于电视的视听感染力。电视本能的接受电影的表现手法，在时空交接中丰富化，但它的家长里短的叙述依然不可消磨去，把小事抻长的电视本能不可能变为压缩时间的电影式精要，因为生存的商业性绝不可能答应。
综合化交互性对影视艺术教育的要求就带来新的问题，既要对各自艺术特点的分门别类的把握，又要对过于专业化的精雕细刻采取淡化态度，趋向彼此共同综合性的分析，才能适应时代心理要求。
2、私人化的公共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化主宰的新时代，一切事物可以在瞬间被周围所探知，地球村中无秘密，但个人却迫切需要隐藏自己，强调私人的不可侵犯性。于是明显的矛盾在扩展，掌握先进的网络的人们在隐藏自己的神秘感中与他人虚拟交往，网络却无所不包的网尽世间个人的秘密；影视更加看中个体的生活，但创作却试图把大众的种种情怀作为票房的依据。影视使个人感受放大为公共性，影视让明星个人成为众人偶像，流行靠影视而传播，任何个性瞬间成为大众性，如早期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但如今的满街韩式化装，松糕鞋等。当然我们可以说，艺术个性可以概括大众的情怀，但影视的镜头使个性瞬间成为流行泛滥。我们已经难得见到万人空巷的《渴望》现象，也没有了众口一词的习惯，但影视受众的广泛性使千万百姓蜂拥而看“小燕子”的情景仍在重演。影视具有使越是个人化的越成为公共化的条件，于是影视教育的文化批判就必不可少。教育者需要从现象中看到近忧远虑，比如电视荧屏充斥欢乐游戏和拉郎配的婚约游戏，固然值得嘉奖，因为百姓欢颜，但无聊的性状和虚假的本色却不能不剖析，把个别人的生活潇洒态度放大为千万人的人生行为处世态度是危险的。电影的凶杀暴力情节和电视的拳击游戏展示，使满足了少数人的刺激，却不能不危及大众的精神生活。当电视培养起来的人们为酗酒而死的相声演员洛桑伤怀，为戴安娜号哭，为演技平平但一步戏火旺的刘丹之死如丧考妣时，我们有责任让观众看清极小的私人化感情俘获大众的隐忧，未必就不会比邪教的影响力小。
3、商业化的艺术性。对商业性的避讳随着行业生存危机的加重而不再成为艺术禁忌。于是一切以商业市场来衡量标准的认识基本笼罩了艺术创作。我们面临着商业无所不在，艺术臣服退缩的局面。当今影视的纯艺术是难得有市场的，孤芳自赏式的艺术加速了商业化统治的步伐。但艺术被放逐的结果是无论商业还是教育都没有支撑的骨架，也不能实现价值目的。商业与艺术不是比重多少的问题，商业要和艺术同样重要的认识是必要的，一个是生存需要，另一个也是生存需要。所以影视教育的艺术分析要与市场商业的评价结合，比如对长篇电视剧的分析不顾及商业广告主的需要，成本就不可能回来，那么，再好的分析也不会被创作所接纳，同样难以实现分析的价值；反过来，一味纵容电视剧的拖沓，巨大的投资也就付之东流，生存基础崩塌在所难免。商业化是时代潮流，作品被打上深深烙印是普遍现象。其实商业化的背后主要是投合百姓需求，赢得商业收益，而艺术的把握可能更好的和巧妙的获得观众的认可，尽管市场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但艺术的重要性才是生存基础和根本所在。对影视教育而言，重视商业化的弊利，强调艺术性的要义，把商业手段和艺术本质各归其位，才可能真正理解创作的意义。
21世纪的影视是远比过去复杂多样了，由此，影视教育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但在影视教育的现有规模和对它意义的理解上却极为不足。中国影视教育体系建立的意义还有待宣传。
二、问题剖解
关联新世纪影视教育的问题很多，而认清影视艺术存在的问题则十分重要。特别需要注意的主要有几个倾向：
1、庸俗化。影视艺术的世纪问题没有比庸俗化更为可怕的。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世俗文化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击日渐明显，影视首当其冲成为世俗文化的认同者和积极推广者。在80年代末期的娱乐电影倡导中，娱乐认同打破了一贯自谓艺术教化的传统电影格局，在强大的百姓大众化文化要求的推动下，中国电影步入了多元化、平民化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趋同世俗文化要求的现象日渐明显，包括娱乐贺岁片的时兴，喜剧片的大量出现，教化影片的不断翻新，在狭隘的艺术电影天地之外，更大的文化空间被占领。由于生存困难的逼迫，中国电影的庸俗化现象几成时潮，它们以消泯人类文化和精神品格为代价，换来市场的一度存在。90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90年代中国电影变化在五色斑斓的改革时世左右下眼花缭乱，包括发行制作方式的变化，合作制片的时兴，国外大片引进的冲击，院线制与宣传操作方式的形成，都成为中国电影应接不暇的一次次冲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向，对电影审美创作造成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涉及电影更多的话题集中在改革、票房、策划、档期、买断、盗版、明星、市场等等。和艺术欣赏直接相关的编剧、创新、手法、思想等则渐为鲜见。人们对电影艺术的概念已经转向，大众文化占据主要位置的时代，纯粹艺术的口吻显得软弱无力。在90年代，艺术单一化的消解带来下述显而易见的变化：电影更加融入平民化的视角，关注平凡生命的价值，着重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丑星、幽默形象代替了奶油小生主角地位，娱乐成为自觉追求等等，多元文化成为电影基本状况。我们愈来愈感受到艺术的通俗化和错杂状态，曾在过去某种状况下端着架子讲求艺术的中国电影，不知不觉中被大众文化催促着降低所求，把取悦大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赶潮逐浪，追踪着有票房或有获奖希望的模式、号召、节庆，于是有的企求商业的收益，有的靠拢主流形态的评价，有的制造传媒新闻等等，不一而足。放眼世纪末中国电影，英雄的冷落和凡人形象的走红，琐碎细节的放大和精致艺术概括的被忽视，淡漠阶级分野、好人坏人本质的人物与强调人性复杂多样性的形象的趋向，突出七情六欲合理性的存在而容忍英雄的弱点、展示凡人情爱的复杂状态，等等，过去多少有所顾忌的东西都堂皇登场，中国电影真正复杂多样了。评判这一世纪末时期，可以看到电影艺术激情的疲软和消退的共同现象。
电视天然是娱乐文化的大本营，但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屈就娱乐世俗要求和感官享受。大同小异的游戏节目、娱乐参与节目层出不穷，赶潮似的电视娱乐一浪追赶一浪，似曾相识的欢跃内容，同样招数的花哨主持人，克隆一般的节目样式，以开朗耍弄为统一标记的明星参与，越来越古气的历史娱乐剧，游戏参与无处不在的各类节目，装模做样的婚恋游戏等，折腾得观众傻乐傻乐，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现实实际所远远抛弃，感官享受的潮流不可阻挡。感官享受未必就是时代所必然需要的全部，嘈杂喧闹不会永远成为愈发高雅人们的必需品，在历史闹剧、宫闱戏连翩推出，眼花缭乱的MTV随处可见，综艺晚会闹腾得百姓已多少显示出倦态的时候，感官享受总会走到末路。事实上，人们决不会流连于感官刺激太久，世俗喧闹已经显露缺乏观赏兴趣的面貌，在克隆翻新的乏味背后，是庸俗培植起来的缺乏文化感的消费群体，他们也越来越不满足当今的电视，娱乐也许就是祸首。
追究电视的庸俗化和多重因素相关，比如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其中包括器重收视率，电视传媒愈来愈看重收视率，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收视率当然是衡量节目的刚性指标，有多大的收视率意味着吸引力的大小，所以，把收视的高低做为节目的衡量尺度是有一定道理的。面临激烈的节目竞争，收视率的高低预示着节目的受众数量多寡，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节目的重要与否，进而又有广告的受众面丰盈与否，以至于广告收入的升降等等。收视率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收视率对于电视台的节目生存有决定影响，重视收视率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于是，为了收视率，就上演了节目撞车，以至某一时段20余家同时播出一个电视剧的奇观现象。也许各个电视台都从中利益均沾？但实际上既浪费了时间资源，也暴露了传媒共同的缺陷。在激烈竞争的时代，抓取观众肯定是对的，但没有个性的创造，永远不会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与天地。不能完全以收视率为取舍的标谁，是因为电视传媒的天地很大很大，似乎不属急功近利的新闻等节目照样有很高的收视效果，而赢得观众的电视娱乐需求仅仅是其诸多功能之一。一般而言，即便娱乐节目都有较好的收视率，却未必就有较好的收视“效果”，而且节目性质的不同决定收视率的标准也是相对的，有的节目不能简单的以收视率来衡定其价值，何况节目时段的设置本身无形地增减了收视的人数。问题还在于，当代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欣赏口味的多样化使一统合一的传统大大改变。所以，传媒需要戒除急功近利的弊端，认真研究获取观众芳心的秘诀。要意识到电视屈就“娱乐需求”的心理实际是短视，世纪末电视人在频频改版、转换面孔以讨好观众的“充分理由”后面，是不是在过分的委曲求全？我们当然要以观众的需求为上帝，因而适应大众文化时代的节目也理当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制作，但电视节目俯就时潮的趋向未必就是真正的切合广大百姓的心理需求，在改来改去反而愈离百姓愿望愈远的事实面前，应当冷静地沉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电视应有的品性、什么才是电视台赢得观众好感的本质东西。
总上而言，影视艺术不能成为孤芳自赏的花园宠物，但承受世俗风雨也不应成为改变艺术本质的理由。所以，一味追求娱乐效果，影视就开始失去它的价值，娱乐也就成了俗套，庸俗就必然产生。事实已经提醒我们单纯形式化的娱乐追求未必有良好的效果，形式创新的依据应当是内容的需要。事实还将告诉我们，影视迫切需要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更下功夫。娱乐不可能成为观众的全部需要，文化的要求则是影视发展必须的前提。
2、模式化。在对影视艺术的探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模式化的弊端，尽管创新浪潮不断冲击着电影和电视，中国影视的艺术发展也的确较之以往有了相当大的飞跃，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的整体艺术成就为人称道，获奖数量也不在少数；中国电视的飞跃发展有目共睹，电视艺术的一些种类也得到世界同行的称赞，个别节目也陆续得到奖项褒奖，但这些依然遮掩不住世纪末的尴尬和批评。缺少艺术创造灵性的问题阻碍着影视艺术的全面进展。
电影的模式化是指艺术套路的死板僵化，包括传统叙述方式的缺少变革，主题教化的表面单一，人物形象的概念浮泛，艺术风格的含混矛盾等弊病。艺术套路的死板僵化体现在电影艺术表现方法的缺少创新，至今相当多的影片还重复着老套的思路，比如内心矛盾的表现法——空镜头的花开花谢，云卷雨骤等，人物冲突的对立法——正误对峙，性格对立冲撞等。传统叙述方式的缺少变革也是观众厌烦的一个原因，许多影片遵循着以事为主的架势，在叙述上面面俱到，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不厌其烦，整个故事似乎周圆方正，但人物主体的地位降为陪衬，故事缺少了动人的核。主题教化的表面单一是中国电影始终在克服而尚待努力的问题，由于过于注重教化功能，导致至今费解的一些现象：直露主题的创作往往只要蒙上“正确”的观念，无论艺术表现如何，都得以堂皇上市；具有艺术感化力的动人之作，无论实际效果，常成为批评的对象。由于一些评奖对主题教化性强而艺术感染力弱的作品的偏爱，导致中国电影艺术滑坡的明显趋向。我们绝对需要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必须以出色的艺术表现来实现打动人心的目的，实现真正感化功能。模式化不破除，中国电影对世纪的挑战就难以获得成功。
电视的模式化并非是指栏目的一般规则和类型节目的固有格式，而是指普遍盛行的浮躁模仿的风气。过去的几年，电视仿佛进入了竞相模仿的魔洞中，在试图改版的良善动机下，上演的确实多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剧，从无聊的侃戏，到遍地开花的情景喜剧，从千篇一律的扭捏独唱加伴舞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耍弄游戏节目，一潮接续一潮。曾经创造过中国电视辉煌的电视人在收视率的杆杠面前，忽然变得莫名所以手足无措。举目所见，电视中充斥着模仿克隆之风，恍如商业行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节目或栏目的好评引发的是四面八方的仿造，缺少文化见识和独立品格的弊病暴露无疑。一个以文化创造为本的事业不应当让投机取巧的商业劣质支配，充斥荧屏的雷同会导致艺术的衰败，即或从传播性质看，抄袭成风也将败坏事业。可惜，迅猛发展的电视在许多方面似乎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从最初对中央台综艺节目的仿造，产生出一个模子的晚会和其它综艺节目；到对港台的追风，大量引入、拍摄“戏说”的片子，造就屏幕矫情戏耍之风乱舞；再到对地
⑩ 科幻电影配乐发展现状
1、新电影院数量增多。
2、科幻电影配乐产业有着庞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3、科幻电影配乐产业化改革正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电影业正朝向国际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