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广场柏林电影节

① 波茨坦广场的设计展示

波茨坦广场的规划建设很好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设计实施的全过程。波茨坦广场由总体城市设计到区块城市设计，再到最后的建筑设计的步骤，在不同阶段中规划师、建筑师的分工、合作，以及与普通群众的交流沟通．
旋转门
这片过去位于两条界墙之间的无人地带，在东西德重新统一之后成为欧洲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波茨坦广场周围全是由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宏伟建筑，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市中心。索尼中心(Sony-Center)、戴姆勒城(Daimler-City)和柏林火车总站(Hauptbahnhof，欧洲最大的枢纽火车站)是几大精彩的看点。在柏林，工作、购物、逛街或者娱乐不分昼夜。柏林国际电影节为许多大明星和导演们带来荣耀。 每一个时代最雄伟的建筑物都会采用最具体的形式。波茨坦广场从来不是Piazza（意大利语，广场），而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一个高密度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安装了欧洲第一个红绿灯。4000个工人正在建造一个巨大的服务中心。广场和宾馆出现了，俱乐部和音乐剧场、地下停车场、地铁隧道和汽车隧道也相继出现了。

② 波茨坦广场的雨水利用

波茨坦广场是德国雨水利用的典范
每年2月举行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享誉全球。每到那时，明星璀璨，记者云集。他们聚集在柏林现代化的市中心波茨坦广场，而广场上的全球著名5星级饭店君悦大酒店是他们下榻和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地点。但是，那么多的明星和记者或许并不知道，波茨坦广场是德国雨水利用的典范。
日前，在君悦大酒店公关部的介绍下，酒店技术人员马库斯热情地接待了记者的来访。登上酒店顶层，波茨坦广场一览无遗。马库斯说，广场上的很多建筑，包括酒店本身以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总部大楼等，都是“绿顶”。在宾馆顶层，绿色草坪、蓝天白云，使客人们喜欢在此享受“日光浴”，呼吸城市中难得的新鲜空气。
两德统一前，波茨坦广场是柏林墙分界地带，一直是块空地。统一后，戴—克公司和索尼公司投资开发此地。从1994年到1998年，拔地而起19座高楼，另建10条街道，两个广场，占地50多万平方米，总投资额高达40亿欧元（1欧元约合10元人民币）。波茨坦广场遂成为新柏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最具魅力的场所之一，每天有7万人次到此游览，而这里的水景观尤其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国联邦和各州有关法律规定，新建或改建开发区必须考虑雨水利用系统，因此，开发商在进行开发区规划、建设或改造时，均将雨水利用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考虑，尤其在进行大面积商业开发区建设时，更是结合开发区水资源实际，因地制宜，将雨水利用作为提升开发区品位的组成部分。
由于柏林市地下水位较浅，因此要求商业区建成后既不能增加地下水的补给量，也不能增加雨水的排放量，以防雨水成涝。为此，开发商对雨水利用采用了如下方案：将适宜建设绿地的建筑屋顶全部建成“绿顶”，利用绿地滞蓄雨水，一方面防止雨水径流的产生，起到防洪作用，另一方面增加雨水的蒸发，起到增加空气湿度、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对不宜建设绿地的屋顶，或者“绿顶”消化不了的剩余雨水，将通过专门的已带有一定过滤作用的雨漏管道进入地下总蓄水池，再由水泵与地面人工湖和水景观相连，形成雨水循环系统。而地下总蓄水池又设有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和雨水处理系统。由于柏林整个大环境很好，雨水干净，所以，一些流下来的雨水水质经过前期过滤后已经达标，可直接进入雨水循环系统；如果水质不达标，则自动进入雨水处理系统，经处理后再进入雨水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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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柏林景点

柏林景点介绍
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

勃兰登堡门，柏林仅存的城门，是柏林城的标志。以前由于紧挨着柏林墙，使它成为东西柏林分裂的代表建筑。柏林墙倒塌后，于1989年12月22日勃兰登堡门再次对外开放，成为统一的象征。

这座以沙石为建筑材料建造的柱廊式城门，于1788年至1791年由 C.G. 朗汉斯设计，仿照了雅典阿克波利斯(Akropolis)建筑风格。两侧共有六个多立克式的圆柱，支撑着11米深的五条通道。1794年，勃兰登堡门顶上装饰了沙多(Schadow)塑造的四马战车及胜利女神塑像，指向东方的市中心。二次大战期间，勃兰登堡门四周的建筑全部被毁。

巴黎广场

巴黎广场连接着勃兰登堡门和富丽堂皇的菩提树下大街。以前这里曾是一个练兵场，威廉一世在这个菩提树下大街的尽端建造了这个四方广场。之后，广场由各式城市别墅、大使馆和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所环绕起来。

整个巴黎广场及其周围建筑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柏林墙倒塌后，按其历史原貌进行了重新修复。在修复过程中，这里云集了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在勃兰登堡门的左右两侧的Liebermann和Sommer两座建筑是现今新建的一对双胞胎建筑。其建筑风格仿照了历史上著名建筑家Stüler的建筑风格。德累斯顿银行大楼的建造，避开了传统的建筑装饰，同时又延续了巴黎广场传统的建筑风格。

国会大厦 (Reichstag)

国会大厦（也称“帝国大厦”）现在不仅是联邦议会的所在地，其屋顶的穹形圆顶也是最受欢迎的游览圣地。它不断更新的历史映射着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的各个侧面。

国会大厦建于1884至1894年，是保罗·瓦洛特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为帝国议会建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由于当时威廉二世的反对，建筑上的铭文“为了德意志人民”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镶上的。

1918年11月9日，议员菲利普·沙伊德曼通过国会大厦的窗口宣告共和国的成立。1933年2月27日大厦失火，部分建筑被毁，失火原因不明。“国会纵火案”成为纳粹统治者迫害政界反对派人士的借口。

二次大战中，大厦遭到严重毁坏。1961至1971年间，大厦按保罗·鲍姆加藤的设计方案重建。重建的国会大厦对建筑进行了简化，省去了1945年被炸掉的大厦圆顶部分。这座曾位于柏林墙边界上的大厦内曾办有“德国历史问答”展览。目前，该展览迁至德国大教堂中。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联邦议会决定重新迁入国会大厦。1994年至1999年，诺曼·弗斯特爵士以大厦最初的规模为蓝本设计，对国会大厦进行了重新修建，建成为一座现代化的议会办公大楼，新建的穹形圆顶供人游览。1994年修复工程开始之前，国会大厦曾成为全欧洲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品：Christo 和Jeanne Claude 包裹国会大厦。现在，曾让人争议一时的穹形圆顶已成为柏林城的新标志。

联邦总理府 (Bundeskanzleramt)

联邦总理府是新建政府区最醒目的建筑之一。这座白色大厦是“联邦纽带”的一部分。“联邦纽带”将新建建筑连在一起，同历史建筑国会大厦遥相呼应。

1991年6月20日，重新统一的德国再次选择柏林做为首都。之后，举行了在施普雷河湾政府建筑造型设计的投标活动。柏林建筑师Axel Schultes和Charlotte Frank以他们的“联邦纽带”设计中标。“联邦纽带”横跨施普雷河，将东西柏林连在了一起。作为“联邦纽带”组成部分之一的联邦总理府由中间的九层主楼及较低向两侧延深的两翼组成。建筑上部18米高的半圆形是主楼的标志。

联邦总理府的玻璃外墙使建筑透明、宽阔，12米高的石柱使玻璃外墙结构清晰，并产生了内外响应的透视效果。

联邦总理府两翼为办公区，主楼入口大厅宽阔宏大，用于接待贵宾。透过总理会见层的透明玻璃或站在阳台上，可以望到蒂尔加藤公园美丽的景色。用于接待国宾的贵宾接待庭院内，装饰有西班牙艺术家Eardo Chillida的巨型铁质雕塑“柏林”。

御林广场 (Gendarmenmarkt)

御林广场（也称“宪兵广场”）是欧洲最美的广场之一，是游客的必游之地。广场由德国大教堂，法国大教堂和音乐厅所环绕，美丽、和谐，令人流连忘返。

广场从1688年开始由J.A Nering开辟建造，最初被称为菩提树广场，以后称作弗里德里希城广场或新广场。1736年至1782年，广场由军人所用，以此而得名“御林广场”。1777年后，广场由Georg Christian Unger进行了整体统一的设计和扩建。二次大战期间，广场毁坏严重。在纪念科学院250周年的庆典之际，广场曾被改名为“学院广场”，1991年，又恢复了“御林广场”的原名。

法国大教堂

法国大教堂是1701年至1705年由Cayart设计， 为从法国逃迁到柏林的胡格诺派教徒所建造的。长方形的中心建筑在其长边的两侧建有两个半圆形建筑。1780年至1785年，在御林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中，教堂按Gontard及Unger的设计，被加上了一个醒目的塔顶。二次大战中教堂毁坏严重，1977年被重建。

德国大教堂

著名的德国大教堂于1701年至1708年由M. Grünberg设计，Giovanni Simonetti建造，最初也叫做新教堂。1780年至1785年御林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中，由Gontard设计，加建了圆顶。二次大战中教堂同样被毁。1996年10月2日，经过重新修缮的德国大教堂重新对外开放。

音乐厅（剧院）

由Karl Gotthard Langhans于1800年至1802年在这里建造的国家剧院，毁于1817年的一场大火。普鲁士著名建筑师申克尔在剧院原址的废墟上进行新建，将原有建筑的残余部分融入了新的建筑之中。建筑中间部分高大、宽阔，前面突出，建有埃奥尼亚式圆柱。在二次大战期间被毁之后，最初阶段只是被保护了起来，系统地修复工作直到1979年才得以进行。1984年，建造由剧院改为音乐厅重新启用。

柏林大教堂 (Berliner Dom)

柏林大教堂原为霍恩措伦王室的宫廷大教堂，做为新教教堂同罗马天主教教堂彼得大教堂相应。

1894年至1905年威廉皇帝二世时期，由Julius Carl Raschdorff设计所建。柏林大教堂是在旧的大教堂拆除之后，为霍恩措伦王族所建的宫庭及纪念教堂。不顾当时人们的反对，柏林大教堂上按照威廉二世的愿望，建起了一座装饰华丽、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圆顶。二次大战期间，教堂毁坏严重，1975年至1993年间得到了重新修复，但其原有装饰进行了简化。

教堂内部修饰富丽豪华，于同一时期由同样的建筑家Raschdorff设计。其中最创珍贵的是大选帝侯及夫人Dorothea，弗里德里希国王一世及王后索菲·夏洛滕的棺材价值连城。主圣坛是1850年F·A·Stüler的作品。

博物馆岛(Museumsinsel)

博物馆岛上的建筑群是一组独特的文化遗产。岛上的五座博物馆形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施普雷河从两侧流过，使它们的气势更加宏伟磅礴。

岛的最南端，紧邻宫殿大桥和柏林大教堂的是老博物馆(Altes Museum)，在它前面伸展着卢斯特花园。最北端是新博物馆(Neues Museum)和老国家艺术画廊(Alte Nationalgalerie)。面向西侧的是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最外侧的是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这组经过百年历史建造完善起来的博物馆群体建筑在二次大战中70％以上被毁，二次大战之后，东西柏林分裂，博物馆中的藏品也被分散在东西柏林多处。要对博物馆进行重新修复，并将以前的藏品大部分物归原处，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1999年，这组博物馆群落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五个博物馆

老博物馆建于1830年，由申克尔设计。内部的圆形大厅带有高大的圆顶，将馆内的古代艺术雕塑藏品笼罩在迷人的氛围中。

新博物馆建于1843年至1859年，由F·A· Stüler设计。新博物馆是为分担老博物馆的藏品太多的压力而建，曾展有人类发展史展览，整个建筑也依展览内容，同历史发展的各阶段相呼应。二次大战中的轰炸使新博物馆成为一片废墟，重建工程由建筑家David Chipperfield设计，预计到2007年完成。

国家艺术画廊，现称老国家艺术画廊，建于1867年至1876年，同样由Stüler 设计，由Johann Heinrich Strack 完成。最初意在建造一个“科学家的殿堂”，建成之后却成为德国十九世纪绘画的收藏馆。建筑外层带有高大、宽阔的阶梯，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骑马铜像。整个建筑于五十年代被重新修建。自1997年起再次得到重修。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建成的博德博物馆是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建筑强悍的圆顶和宏伟的入口大厅宛如横跨在施普雷河上的一条大船。当时的博物馆大臣威廉·冯·博德将内部的展厅按照各各时代的风格逐一进行设计。该馆的修复工程将于2005年完成。馆内的绘画藏品现在可在文化中心的名画陈列馆内欣赏到。

岛上最年青的建筑是1930年建成的佩加蒙博物馆，展有气势磅礴的宙斯祭坛，巴比伦的游行大街Ischtartor及罗马式的Milet大门。

电视塔 (Fernsehturm)

电视塔高368米，是柏林最高的建筑，深受游客的喜爱。塔上的观景台高203米,在观景台上可饱览市容风光。

电视塔由一创作小组集体设计，建于1965年至1969年，是“世界高塔联合会”会员。塔身为钢架水泥结构，高250米。塔身顶端的圆球为钢架结构，圆球内共有七层。乘电梯40秒钟可到达观景台。观景台上有天线咖啡厅，30分钟自转一周，游客可以在此看到整个城市叹为观止的景观，尽享柏林城的魅力。塔身上边是118米高的电视天线。

1969年至1972年，由Walter Herzog和Heinz Aust设计，在电视塔脚下建起了亭式基座。基座由三个带有褶状房顶的侧翼组成。其中之一，便是柏林旅游营销有限公司为游客安排的旅游信息咖啡馆。

莱特车站 (Lehrter Bahnhof)

柏林新中央火车站是反响最为强烈的一项建设工程。到2006年足球世界杯时，工程将全部完成，成为欧洲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原莱特车站在二次大战中被毁，新的车站建在原址处，除东西方向的特快列车轨道外，还新铺设了南北方向的铁路，四通八达。这种十字路口式的交通功能，在建筑设计中也得到了体现。车站东西方向贯穿着钢架玻璃结构的顶盖，两座平行结构的大楼将南北方向的顶盖腾空架起，南北方向的铁路则从地下通过。由此莱特车站巨大的顶盖将成为德国最大的玻璃结构的顶盖。这种网状透明的大厅结构是现代火车站建筑的一个宏伟实例。

不仅由于其庞大的建筑，同时也由于其前所未有的四通八达的铁路连接，莱特车站成为柏林的建筑史上一项十分重要的一项工程。

波茨坦广场 (Potsdamer Platz)

波茨坦广场是新柏林最有魅力的场所。其引人注目的建筑集餐馆、购物中心、剧院及电影院等于一身，使它不仅吸引着观光的游客，也吸引着柏林人经常到此一游。而以前的波茨坦广场只成为现在广场中的一小部分。

最初的波茨坦广场只有一个十字路口。之后，在这里建起了波茨坦火车站，从而发展成交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也成了首都生机勃勃的都市生活的代名词。二次大战中，广场遭到严重毁坏。由于它地处美、英、法、苏管辖区的交界处，并有柏林墙横穿广场，使这繁华一时的城市中心，在战后被沦为没有人烟的隔离区。

柏林墙倒塌之后，波茨坦广场曾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1993年至1998年间，这里建起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区，其中有办公楼、商店、饭店、居民住房、餐馆以及Stella-音乐剧院和一个卡西诺赌场。22层高的德比斯大楼(debis-Haus)由累措·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其巨大宽阔的正厅内设有Jean Tinguely的机械雕塑"Meta-Maxi"。与其相连的是一家全景电影院和购物中心阿卡丹(Arkaden)，内有各式商店，商品种类繁多。

2000年，座落在肯珀广场(Kemperplatz)的索尼中心(Sony Center)正式开放，索尼公司的欧洲总部设置在此。七栋大楼环抱在一起，被围成的中心区宽敞明亮，上有一带皱褶的蓬式顶盖。这组超时代的建筑群还包括有一家新的电影博物馆、两家电影院、一家全景电影剧场、餐馆和一个叫做“音乐箱”的观众与“展品”可以交流的展览。

带有红砖外墙的克尔霍夫大楼(Kollhoff-Gebäude)内有欧洲最快的电梯，游客可以乘此电梯上楼，饱览市容风光。

东边画廊 (Eastside Gallery)

在1961年至1989年间柏林墙将当时的西柏林紧紧围住，使西柏林同柏林东部地区和东德地区隔离开来。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及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柏林墙被一段段拆除了。如今只有在很少的几处还能看到一些柏林墙的残迹。

分离期间，彩色装饰画家和艺术家以墙代纸，柏林墙西侧一面曾是倍受青睐的做画场所。柏林墙倒塌后，一些著名的喷画艺术家在长期保留墙段的东侧一面作画，诞生了今日的画廊。

1990年9月28日世界，最大的露天画廊在东火车站至奥伯鲍姆桥之间正式开放了。来自21个国家的180位艺术家在长1316达米的柏林墙段上，创作了不同主题的绘画。1991年，这段柏林墙被列为保护建筑。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Gunther Schaefer的“祖国”，Gerhard Lahr的“柏林-纽约”等。这些绘画在过去的几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正在修复之中。

奥林匹克体育场 (Olympiastadion)

奥林匹克体育场建于1935年至1936年，由建筑家Werner March为1936年奥运会“帝国运动场”的主会场设计建造。体育场最初设计可容纳10万观众，现在可容 纳7.5万人。目前这里正在进行全面改、扩建，工程将于2004年完成。2006年足球世界杯决赛将在这里举行。

体育场由两层带柱走廊组成，马拉松大门和巨大的露天阶梯通向上层看台。整个建筑的设计深受纳粹统治者巨型建筑原则的影响，是巨型建筑的一个典型实例。

今天奥林匹克体育场仍然是许多如国际田径比赛(ISTAF)的决赛场。德甲足球队柏林赫塔队的比赛以及许多大型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帝国运动场的组成部分之一五月国民大会会场，最初是做为政治宣传活动的场所，现在这里是国际流行音乐会的主会场。另一部分，是相邻的仿古希腊露天剧场的森林舞台。1936年奥运会，这里是体操比赛场。如今，人们在这个绿色环抱着的森林舞台举办露天音乐会，放映露天电影。

运动场上还有一个钟楼。在楼顶可以远眺柏林城。壮观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五月国民大会会场和森林舞台也可尽收眼底，而森林舞台一般只有在举办活动是才能进行参观。在钟楼内悬挂有一新浇铸的奥林匹克大钟，上面写着: “我呼唤世界各地的青年 - 1936年奥运会”。

金艾撒塔

艾撒是德国人心中的胜利女神。上面的布兰登堡门和金艾撒塔在同一条大街上，相隔一公里左右。

东西德合并纪念碑

东西德合并纪念碑坐落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最繁华的大街KURFUERSTENDAMM上。其寓意是：东西德的分裂就如人身上血脉的断裂。至今，东西德的合并只是经济，地理上的合并，而不是德意志民族

⑤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3个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历磨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欢迎阅读!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1:
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 面相 都变苦了吧?”

三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 除夕 ，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那位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四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2:
徐菊英的家在浙江上虞市章镇江沿村。1987年1月，22岁的她与同村开 拖拉机 的24岁小伙子郑惠忠恋爱结婚了。婚后，郑惠忠在外跑运输，徐菊英在家搞种养，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那年夏天，灾难突然降临这个家庭。一天，郑惠忠在拉货途中发生车祸，当即不省人事。在医院里，徐菊英扑在丈夫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当时，他们结婚才半年。

此后，怀有身孕的徐菊英带着丈夫，奔波于杭州、上海等地各大医院求治。然而，几家医院一致诊断：郑惠忠脊椎骨断裂导致高位截瘫，没法治。无奈，徐菊英挺着大肚子，把丈夫带回了上虞章镇老家。

郑惠忠颈部以下的身体全部失去了知觉，不仅下肢瘫痪，连双手也动弹不得，吃饭要人喂，大小便要人料理，一个生龙活虎的强壮汉子转眼间变成一个废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徐菊英擦干眼泪，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撑起这个家。

想到自己将在床上度过一辈子，郑惠忠实在无法接受，他的性格变得孤僻，脾气暴躁。他用僵硬的手臂狠命击打床头柜，用力摔碎杯子，还用头部撞击墙壁。他甚至几次哀求徐菊英：“还是让我死吧，我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啊!”徐菊英忍着泪，一次次温情地劝慰丈夫：“你死了，难道叫我守寡?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惠忠，你不要再烦躁，你越烦躁，我的心越痛。人生厄运谁都难料，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吧!你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

1987年12月16日，徐菊英在章镇医院顺产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两个小生命的到来，给这个愁苦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徐菊英将双胞胎儿子抱到郑惠忠床前，郑惠忠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徐菊英夫妇给双胞胎儿子取名为郑波、郑涛。

有了双胞胎儿子后，徐菊英更加忙碌了，常常是一边哄孩子，一边给丈夫端水喂饭、翻身擦背。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不是丈夫大小便弄脏了衣服，就是两个孩子哇哇大哭，把徐菊英折腾得心力交瘁。

一段时间下来，徐菊英眼圈发黑，头脑发晕，人一下子瘦了七八斤。她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与艰难。

含辛茹苦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不离不弃照顾丈夫养育儿子

丈夫瘫痪在床，一对双胞胎儿子要抚养，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扛起这个重担呢?旁人都替徐菊英捏着一把汗。有几个邻居悄悄劝说徐菊英另做打算，徐菊英淡淡一笑，说自己要对丈夫和儿子负责，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

1988年秋，一位亲戚偷偷为徐菊英介绍对象，还搬来徐菊英的母亲当说客。徐菊英冲母亲嚷道：“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如果抛弃惠忠再嫁人，那我还是人吗?”母亲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只好一声不吭地走了。

为了挣钱养家，徐菊英重操旧业搞起了养殖。她请人在自家房屋旁搭起猪舍， 饲养 了3头母猪，20只白鹅。3头母猪到了下崽的时间，徐菊英叫来妹妹帮忙照顾双胞胎儿子，自己每天睡在猪棚里，亲自为母猪接生。母猪一年生产两窝，3头母猪产下65头仔猪，徐菊英有了850元收入，不由得喜上心头。

1989年3月，徐菊英承包了村里7亩责任田。农忙时节，她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床，先给丈夫换尿袋、翻身揉背，接着煮好早餐喂丈夫吃，然后侍弄好两个儿子。吃过早饭后，她带着两个儿子去上工，把他们放在田埂上，任他们自己玩闹，她边干活边照看。实在忙不过来时，不得不求助姑婆(丈夫的姑姑)帮她照看孩子，早上她把两个孩子抱过去，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

徐菊英就这样熬呀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看着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尽管她每天都很劳累，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双胞胎儿子上学后，徐菊英将家里的电话放在丈夫的床头，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机。她出门干活时，丈夫如有不适，就可以用手指或舌头吃力地点击电话机的免提和重拨键，她接到电话后便会快速赶回家。

郑惠忠的暴躁脾气有时仍会发作，这是长期卧床心烦意乱造成的。一天，徐菊英在田里干活回家有点晚了，郑惠忠板起脸孔指责妻子：“你只管干活，难道不顾我的死活?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丈夫的数落，委屈涌上徐菊英的心头，一串泪珠忍不住从眼角滑落，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擦干眼泪赔着笑脸说：“惠忠，你耐耐性子，是我的错!”接着，她赶快跑到厨房给丈夫做饭。

郑惠忠每次发过脾气，安静下来后都会向妻子道歉。他深感内疚，恨自己拖累了妻子，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挣扎。一次，他突然对徐菊英说：“趁你还年轻，再嫁个人吧! ”徐菊英一听，直跺脚吼道：“你胡说什么! 再说，我不理你!”

1993年，徐菊英为了多挣钱，挤出时间参加了镇农业函授大学组织的培训班。学到技术后，她在承包的农田里种了4亩葡萄。剪枝、施肥、培土，徐菊英耗费了大量心血。她还不甘心，又种桑养蚕，桑树下饲养“三黄鸡”。徐菊英每天忙个不停，邻居们都说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有时忙得实在抽不开身，徐菊英干脆用手推车把丈夫带到田间的草棚里，她好一边干活一边照顾。

长期的劳累使徐菊英疲惫不堪。一次，郑波、郑涛两兄弟放学到田间找妈妈，发现妈妈竟在“蚕宝宝”的床榻前席地睡着了，那布满老茧的双手还捏着桑叶，脸庞显得憔悴蜡黄。兄弟俩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轻轻地推醒了妈妈。

1996年3月，徐菊英兴奋地对丈夫说：“我们的老房子太破了，趁儿子还小，造新房吧!”“造新房，哪有钱啊?”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里凑一点，不够我去借。”徐菊英语气很坚定。“菊英，真是难为你了!”郑惠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不久，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徐菊英家的两间二层楼房建好了。房子封顶那天，徐菊英却累倒了，被人抬着住进了章镇医院。

23年艰辛付出感动世人，双胞胎大学生带给瘫痪丈夫欢颜

徐菊英用妻子的温情悉心照料瘫痪丈夫，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用深沉的母爱养育双胞胎儿子，使两个儿子健康长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辛苦，她从不叫苦喊累。

徐菊英的善良与坚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个儿子，郑波、郑涛从小就懂事。兄弟俩上学后，哥哥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弟弟是班长。在学习上他俩暗暗较劲，成绩都很优秀。每天放学回家，他们争着帮妈妈做事。农忙时，兄弟俩还会帮妈妈下田干农活。见两个儿子这样懂事、勤快，徐菊英感到十分欣慰。

双胞胎儿子是徐菊英的精神支柱，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徐菊英节约到了苛刻的程度，10年时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她把赚来的钱一分一厘地存起来，自己舍不得用一分钱。读初一那年，郑波获得上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郑涛物理考试夺得全市二等奖。徐菊英特别高兴，分别奖励两个儿子一件开司米套衫和一条新裤子，兄弟俩如获至宝。妈妈的艰辛和付出，郑波兄弟全部看在眼里，他们在疼惜妈妈之余，恨不能快快长大，帮妈妈减轻负担。

上初二时，郑波、郑涛的成绩突然连续下降，有时竟连作业都不完成。班主任老师迅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菊英，徐菊英沉着脸责问两个儿子：“你们的学习出了什么问题?”两个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他们不想读书了，想帮妈妈干活挣钱。徐菊英火了，她第一次骂儿子：“你们这样没出息，这么不争气，让你们的爸爸知道，还不把他活活气死!”两个儿子含泪认了错，表示今后要专心学习。很快，他们的成绩又赶了上去。

2003年秋，徐菊英咬牙把两个儿子转学到上虞“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儿子入学前，徐菊英装上卖掉55只三黄鸡所得的600元钱，拉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新华书店，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了一个复读机和一堆辅导书，只剩下3人回家的12元车费。

2004年夏，郑波、郑涛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维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但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读书了。无奈之下，徐菊英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2004年8月10日，上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陈老板了解到徐菊英家的困境，专程赶到徐菊英家，当场拿出郑波兄弟所需的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共8000元，徐菊英一家感激不已。

2007年高考，郑波、郑涛双双考入了重点大学。郑波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郑涛被浙江大学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山村沸腾了。徐菊英手捧两份大学录取 通知书 ，百感交集，激动的泪水流个不停。躺在床上的郑惠忠迫不及待地喊道：“快让我看看!”拿到两个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他双手颤抖，热泪横流。

2009年12月，徐菊英被评为2009年度浙江省“感动浙江十大人物”。

2010年暑假，郑波、郑涛回到上虞老家，他们欢快地拥着妈妈，不约而同地吐露心声：“妈，我们大学 毕业 参加工作后，挣来的工资全部交给你，让你和爸爸过上好日子!”徐菊英饱经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躺在床上的郑惠忠也开心得笑出了声。

如今，郑惠忠仍然瘫痪在床，徐菊英在悉心照顾丈夫的同时，依旧家里家外不停地劳作。虽然眼前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顿，但徐菊英的心里是甜的，因为她觉得日子有奔头，幸福的生活离她越来越近……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3: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

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

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 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 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