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49年之前上海电影多

① 谁能告诉我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中国电影发展史有4个阶段。

1、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照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

(1)为什么1949年之前上海电影多扩展阅读

中国第一部电影介绍

《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该片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影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结束了中国没有国产电影的历史。

影片《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是讲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

②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③ 中国电影1949-1966这17年是怎样发展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文艺史家一般称为“17年时期”。根据记载这个时期新中国一共拍了507部电影，从题材看，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国以前社会生活的影片；一类是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反映旧时代、旧社会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片：《林则徐》和《甲午风云》等；反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争片：《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东进序曲》、《回民支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和《鸡毛信》等；反映旧中国旧社会人民生活的、根据名著改编的“改编片”：《祝福》、《林家铺子》、《家》、《早春二月》、《我这一辈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戏曲片”：黄梅戏《天仙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野猪林》和《杨门女将》和昆曲《十五贯》等。◆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片：《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等；反映建国初期我公安干警同潜伏的美蒋特务斗争的“反特片”：《秘密图纸》、《羊城暗哨》、《霓虹灯下的哨兵》和《铁道卫士》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片”：《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和《刘巧儿》等；反映少数民族边疆风情的“风情片”：《阿诗玛》、《刘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风尚的歌颂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满意不满意》等。◆“17年电影”的不足和贡献 以上这些电影让我们觉得这17年电影离我们既遥远又不遥远，说遥远，这些电影离我们毕竟有40多年了，说不遥远，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岁数的人都是看着这些电影长大的，这些电影当中有一些优美的插曲至今我们还能唱出来，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甘岭》中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英雄儿女》中的《风云滚滚唱英雄》、《铁道游击队》中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让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岁月，倍感亲切，甚至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在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然而作为中国百年电影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在总体上评价这个时期的电影时要一分为二，“17年电影”有长处也有不足。 先来看它总体上的三个缺陷：首先，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第一，这17年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和西方国家断绝了关系，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缺少与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也断绝了关系，或者说基本摒弃了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灿烂的古典文化，像唐诗元曲，《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当时都被打成封建主义的东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电影文艺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则徐》那样的电影可以说是漏网之鱼，因为里面含有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致，所以才能侥幸出来。而且，即使当时“漏出”了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也都受到了冲击。第三，这17年与中国现代传统也断绝了关系。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由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文化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五四”文化传统。而整个17年电影反映的都是工人、农民的斗争，反映的是农民革命文化传统，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仅有的两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来就受到了批判，后者还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 其次，以一种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个人的自我。我们说，集体主义是好的，但将它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不允许你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也不允许你有个人的正常合理要求，这就可怕了。表现在文艺作品上，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许描写爱情，不许谈情说爱。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爱情，爱情要和革命、集体主义挂上钩才能露面。那时的诗歌是这么写的，“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胸前还缺少一枚奖章”，你是劳模，是英雄我才嫁给你！还有一首，“小伙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弹唱，我的心已飞向远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钢枪，保卫着祖国的边防”，也就是革命加爱情。17年中有一部写爱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绘的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爱上了一位农村姑娘，但是为了革命放弃了爱情，整个电影表达的就是“先国后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我”是不能谈恋爱的。还有一部电影《刘巧儿》，里面有个唱段：巧儿今天去赶集，碰上了一个他，他又能写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他还是个劳模啊！17年时间社会将集体主义摆在最高位，用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了个人的自我，所以这个时期许多歌颂型的电影都有先人后己、先国后家的要求，像《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拍得比较乐观，整个影片的基调是明亮的，充满了欢声笑语，因为新中国成立了，旧社会过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这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影片里所传达的乐观主义隐含着一种历史观，好像使我们在看完这些电影后有一个错觉——新中国成立了，从此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把旧世界彻底埋葬了，从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条平坦的、充满鲜花美酒的康庄大道，这就否认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布满坎坷和曲折。所以乐观主义是好的，但这种乐观主义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警戒的。 再看“17年电影”的贡献：以上所说的缺陷只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境况，以比较高的要求来看待过去的东西。其实，“17年电影”的成就是巨大的！当时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将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冲击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中国的电影却能一花独秀！在一种近似保护的环境下，中国的电影人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外，它贡献了一大批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或为了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们可以说出一连串的“17年时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则徐、邓世昌、洪常青、江姐、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王成等等。这些人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是相当一批先烈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性命换来的！今天的江山含着先烈的牺牲，所以无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未来是多么辉煌，共和国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17年电影全面、深刻地展现了这些先烈和前辈，将他们的精神和品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了下来！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中国电影要和西方电影抗衡，首先要依托传统的资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国都已经拍了《花木兰》，已经拿着我们的传统资源赚钱了。其次就是要依托我国近现代历史所提供的若干资源，譬如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先烈们传奇性的经历，他们的那种舍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属于中国电影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资源，是我们同西方电影竞争的重要的文化资本。图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④ 1926年到1949年美国电影在中国是如何渗透和终结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的时候开始，美国电影就开始全面进军中国市场，到战争结束时，好莱坞已经取代欧洲，后来居上。
到了1937年与1945年间，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波动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1941-1945）
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期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希望获得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它的支持，并没有对好莱坞在中国市场的占据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而是默认其在中国电影市场所占据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电影与中国政治结合起来，与政治势力有着紧密联系。好莱坞在中国市场的回收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即分账制和包账制。从好莱坞的角度出发，分账制使他们得以更方便地控制影院，在电影放映的类型、市场营销中的包装方式，以及分配给每部电影的放映时间等方面都掌握着主动权。美国电影一向垄断中国进口影片市场 ,战后美国电影在一度销声匿迹后卷土重来 ,利用种种有利条件 ,重又占据了上海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随着国产电影业的复苏 ,上海电影市场的情况也在逐渐变化 ,尤其是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下 ,美国电影原本赖以扩张的基石——拆账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并成为阻碍其发行的因素。因此 ,194 7年以后 ,美国对上海的电影输出数量急剧减少 ,其在上海电影放映市场所占份额也逐渐下降。这一趋势与战后美国对中国全方位的渗透与控制有所背离 ,于此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与多视角观察的重要性。尽管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市民喜爱美国电影,但是从进步知识界和电影界的普遍文化立场看,中国电影人对绝大多数美皮拍国商业电影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反映了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明确的民族情感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本土立场和清醒的文化理性精神。通过舆论这种民族情感和本土立场也在广大民众中逐渐蔓延。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证权的瓦解，，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也燃大羡随之结束了。
电影初入中国，观众最先感受到的是新奇〔1〕早期美国电影带给国人的感受大抵如此。
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用唱片来配唱的由J.巴里摩尔主演的歌剧片《唐璜》(A.克罗斯兰导演)。
1927年10月6日又首映了由A.克罗斯兰导演、A.乔生主演的有歌唱、对白、声响的《爵士歌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
1928年7月6日华纳公司又推出了“百分之百的有声片”《纽约之光》。自此，有声电影全面推开。至1930年，除卓别林继续拍摄了几部无声片外，全部故事片均为有声片。从1905至1949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认为这是从确立现实表现形态到建立电影美学传统的重要阶段，它以对现实生活的“疏离→接近→参与→批判”的过程，确立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它以“娱乐性喜剧→古典传统悲剧→现代社会悲剧”的变化，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形态。它对中国电影传仿掘统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20年代起，国人对美国电影的感受由新奇而转向批评，并逐渐发展为泛政治化的观照.20年代已占
世界各国放映节目的60%-90%。中美电影交流中的矛盾冲突，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批评，首先源于道德的冲突，它包含了三个主题，邪恶、色情与辱华。

⑤ 中国电影历史

在中国电影世纪史上，新时期电影占有突出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占了五分之一，在各个时期中时间最张；而且因为它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显得最为丰富多彩！
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矛盾徘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电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罪行这一中心内容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恢复被“四人帮”定为“毒草”、大张挞伐的建国后“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组织写以同“四人帮”斗争题材为重点的影片创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复映片受到了观众如饥似渴的欢迎；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也取得了相应的精神解放。同时出品了近50余部故事片，特别是“十七年”间已有成就的导演如成荫、谢铁骊、谢晋等的重新拍片，显现了某些创作上的生机。但总的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解放，在创作上、思考问题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一时期的开端，人民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意气昂扬。它带来科学文化的春天，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电影的春天。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中国电影艺术同其他文学艺术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并不笔直、平坦，然而却是发展向上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这是任何一个处于大变动的社会都在所难免的。但经过党、政府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影界思想空前活跃，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以总结建国后电影的历史经验、解放思想为突破口，人们不断开拓电影创造和理论的新思路。电影和搞电影创作的人，都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既然这样，那么作为社会的人的电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矛盾、分歧和斗争。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重申：“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同时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以及祝词中的其他内容，有利于统一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电影工作的健康发展。那以后，电影艺术创作和学术理论上，都开始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在学术理论上，从1979年春《人民日报》开展“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以及随后《电影艺术》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起，在以后数年里。电影艺术思想空前活跃，大体是畅所欲言的。关于电影与戏剧、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关于电影美学、电影本性的讨论，关于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关于电影创新的讨论，记实性美学的被张扬，以及对西方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如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文本分析、原型批评，以及其他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被译介和引进，还有对中国传统电影理论及美学的讨论，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国后从来所没有过的蔚为大观的学术现象。他们程度不同地、或显或隐地影响了创作，特别是促进了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理论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重视。加以各种影展、回顾展的举办，各种评奖活动、电影节参赛，还有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走出去、请进来，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电影交流，拓宽了电影工作者的眼界。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各外国影片的引进放映，及与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鉴的机会。这一切艺术现象和相关条件，构成了新时期电影的一大特色。有学术气氛的电影发展和没有学术氛围的电影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应当指出，在这些电影艺术讨论和争鸣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科学判断。因为这还需要历史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益于中国电影的进步和电影学术自身的发展；比较好地做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造就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新时期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建树，他们的论文、专著和结集，把中国电影学术园地装点得一派生机。
同学术理论的空前活跃同步，是创作的繁荣兴盛。1979年，改革开发的头一年，电影创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年共生产故事片（含舞台艺术片、下同不赘）63部。“《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枪声〉、〈生活的颤音〉、〈樱〉、〈傲蕾∙一兰〉、〈苦难的心〉、〈海外赤子〉、〈神圣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导〉、〈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这个长张的多达22部的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名单，足已印证这一成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名单稍加分析，不难进一步发现，这里不仅有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如历史和革命历史、揭露“四人帮”罪行、“四化”建设、少年儿童、华侨故事、中外友谊、民间艺人命运，而且有着样式形态的多样化，如正剧、悲剧、喜剧、传记、惊险等。从主创人员的层面考察，这里既有建国后“十七年”已经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创作经验的编导艺术家。在前一类被人们已经习惯地称之为“第三代”导演的创作中，他们在追寻现实主义回归的意向里，力求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内容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并力求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来。同样是历史人物题材的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写的缓急、凝重，而《吉鸿昌》则奔放、激越；〈啊！摇篮〉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枪声〉的悬念性，〈泪痕〉的严谨，〈苦难的心〉的深沉，〈归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的清喜剧风味，都使这一代导演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一致的前提下，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从这个名单中看，“文革”前电影学院毕业而这时才有机会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的作品，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樱〉、〈小花〉、〈苦恼人的笑〉。他们同样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方法及形式的处理上，力图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樱〉的记实性手法和记录片式的摄影处理，〈生活的颤音〉把影片的故事结构同音乐的曲式结构叠套一起，〈小花〉中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交替并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区分开来，〈苦恼人的笑〉把幻境、梦境和现实交叉组接，以人物心理构成统一的线索；这一切都标志着创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用心。尽管这些影片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从而程度不同地显出这样或那样的稚嫩痕迹，但他们的创新勇气极为可嘉，其作品也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国电影创作生产丰富的一年”，“涌现了一批题材、样式丰富多彩、内容、样式有所创新，有一定艺术质量的好影片”，“有了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十分可喜的进展”。

⑥ 为何上海会成为中国电影发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罗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他还如数家珍报了一长串粤籍影人名单，有郑正秋、黎民伟、黎北海、罗明佑、蔡楚生、张织云、杨耐梅、阮玲玉、胡蝶、陈云裳等等，声称“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另据浙江影协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共有上百位宁波籍影人作出了贡献，包括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桑弧、林杉、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经营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电影演员韩非、张翼、舒适、王丹凤、乔奇、白穆、陈思思、洪金宝、周星驰等。然而，广东人从影虽多，广东并未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宁波人从影也多，宁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驰骋的空间。当年那些“耻为人后、勇于进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选择。上海自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社会环境，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纪末以来，“影戏”在上海这个娱乐需求极旺盛的大都市营造出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与市场，生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第一”，举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首开中国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录；
1913年9月，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等在上海创办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1941年9月，万氏兄弟在上海摄制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诗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近80万人次，创下国产片票房新纪录；
1948年8月，中国第一部译配英语的《假凤虚凰》从上海输往欧美放映。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共有142家电影公司在上海开张，此后优胜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龙头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电影”的说法，因为1949年以前摄制的3000多部国产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重镇。与此同时，在上海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体，名编导与名演员珠联璧合，创作出《神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名作。中国电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均同上海有着密切关联，诚如先驱者郑正秋所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历史渊源如上海这么深厚久远。
然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至今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电影历史遗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现今还能寻访到不少与中国电影历史相关的旧址，在那些物理空间的背后潜藏着影坛轶闻，留存着弥足珍贵的电影文化符号，彰显上海所拥有的深厚电影文化积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戏”的徐园，其原址为天潼路814弄地块，此前还遗留着1881年建造时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聂耳录制有声电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现掩映在徐家汇绿地之中，此处追根溯源乃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地。再如，中国影坛名人30-40年代几乎都在上海石库门弄堂居住生活过，如郑正秋（进贤坊）、田汉（日晖里）、夏衍（业广里）、阮玲玉（沁园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爱里）等，他们住过的寓所现已受到文物保护部门，一块块镌刻着名人姓氏的纪念铭牌出现在那些故居的门首。从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这些存量不多的旧址构成中国电影跨越一个世纪的人文景观资源。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20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家影院14万个座位，上海一地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位，约占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电影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轮城区改造，如建于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戏院”（解放后更名新华电影院）说拆就拆，从此让人觉得南京西路少了点人文气息。这也警示我们，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门公布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不少老字号影院榜上有名（当年称“大戏院”）：金城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大光明、新光、兰心、国泰、美琪等等。在这些影院里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戏院愤起阻止好莱坞辱华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别林访沪“闪电之旅”光顾新光戏院等。目前“老当益壮”仍在服役的专业电影院屈指可数，仅剩大光明、国泰两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电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影戏杂志》，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电影文献镇馆之宝。此后近三十年间，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多达207种。这些尘封已久的电影文献，已被上海图书馆列为数字化抢救项目。
记得数年前访洛杉矶漫步好莱坞街头，看到早期美国电影业的瓶瓶罐罐、一纸一片均被当作文物陈列，不由感叹好莱坞角角落落都溢出电影的气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电影香江”城市名片，访港游客步出机场，随手能取到一张《香港电影地图》，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图寻址，参观港岛各种电影景点。我想，黄浦江畔也应树起“电影上海”的标帜，与浦东迪士尼乐园遥相呼应，吸引海内外游客和影迷来此观光，构成一趟抚今追昔的上海电影文化之旅。

⑦ 上海电影制片厂简介及详细资料

概述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和工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上海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96年，中国第一场"西洋影戏"的放映在上海举行;1913年，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在上海制作完成;1921年，中国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电影故事片在上海诞生。从此碧喊好，电影在上海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风格。

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地便在上海，这使上海具有着大量的电影生产经验、人才和物质实力。例如亚细亚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等等一系列中国最早悔铅期最有影响的电影制作机构都建在上海。因此，把上海视作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并不为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正是在这个传统上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的。第一任正、副厂长渗段为剧作家于伶和戏剧家钟敬光。电影艺术家、剧作家陈白尘和张骏祥出任了艺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发展简史

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由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1950年，上影拍摄完成了建厂后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由多家公私合营和私营公司组成)。期间，上影创作了一批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优秀影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等影片，为新中国电影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企业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是《团的儿子》(原译名《小英雄》周彦译制导演)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译制。1953年，桑弧导演拍摄了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成上海电影制片公司，1958年转为成立上海市电影局，均由袁文殊担纲负责。下辖江南、海燕、天马3家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以及电影技术供应厂、电影演员业余剧团、电影乐团、电影发行公司等10个单位。这期间创作的《女篮五号》、《林则徐》、《聂耳》、《羊城暗哨》、《今天我休息》、《老兵新传》等影片再次创造了一个新的 *** 。

1957年，由谢晋导演的影片《女篮五号》是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影片。1958年，由沈浮导演的《老兵新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1959年，郑君里导演的影片《聂耳》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

短短十年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中国电影最大的生产基地，上海电影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丰收期。各路精英汇聚申城，新片佳作层出不穷，影响深远广泛。无数的"第一"续写着曾经的荣耀，也开拓著更宽广的未来。

优秀影片

作为中国影片生产基地，拍摄了许多优秀影片，如《51号兵站》、《羊城暗哨》、《女篮五号》、《红楼梦》、《聂耳》、《李师师》、《枯木逢春》、《李双双》、《舞台姐妹》、《白求恩大夫》、《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秋天里的春天》、《芙蓉镇》等。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曾一度改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3个电影制片厂:江南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天马电影制片厂。不久，撤销江南厂，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改建为上海市电影局。

1973年后，海燕厂(当时名为红旗电影制片厂)和天马厂(当时名为)重新合并为。补充:上美术电影制片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基地，成立于1957年4月。她是融美术片、儿童片的制片、制作、发行、放映及图书、杂志、音像制品、多媒体产品的出版、发行、销售;著作权授权经营与开发:儿童卡通服装、玩具、文具礼品的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影视文化机构。这里汇集了蜚声动画影坛的编剧、导演、美术设计师、摄影师、作曲家和技术专家，具有较强的影视卡通片创作、制作和衍生产品研发实力。

50多年来，《铁道游击队》、《牧笛》、《南征北战》、《鸡毛信》、《渡江侦察记》等优秀作品享誉国内外，获得了包括丹麦欧登塞童话电影节"金质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童牛奖"等在内的200多个奖项。在致力于发展中国民族卡通片的同时，还和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合作拍摄了《狐狸列那》、《诺亚方舟》、《不射之射》、《环游地球八十天》、《番茄酱》、《鸭子侦探》、《天才发明家》等影视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具有较完善的影视发行网路。

所创作的影视卡通片发行至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卡通片电视播放栏目《卡通王》在全国近30家电视台播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拥有上海亿利美动画有限公司、上海卡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卡通王》杂志社和上海美术电影专修学校等实体，以动画产业化发展为目标，为社会各界提供影视片、广告片的制作、形象设计、卡通产品的研制开发、制作和卡通片创作人才培养等服务。

技术支撑

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优秀人才为基础，与海外资本相联合，与国际水平相衔接，建设设施齐全，技术先进、服务优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完整高效的制作技术基地和服务体系!

相关产业

积极开拓影视相关产业， 理顺体制，寻求新突破，组建新团队，形成以影视布景制作、美术设计、广告制作推广以及相关专业化产业群体;合作兴建电影产业研究所和电影学院，延伸电影社会功能，扩大电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