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提高我国电影贸易国际竞争力
中国电影在2012年不断开拓进取，绘就了新的历史篇章。据统计，2012年国内共生产故事影片745部，全年各类电影总量达893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170.73亿元，同比增长30.18%。而国产影片票房，则达82.73亿元，约占总票房的48.46%。其中，类型片创作趋向活跃，电影票房创下纪录。国产影片创作在2012年的变奏、转折与发展，和其它重要艺术现象一样，是其所处的时代、现实和社会的创造物。中国电影创作及市场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很显然已经融入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新语境的表现内涵、形式呈现出的交织关系中，中国电影的成就、矛盾与丰富性，蕴涵其中。
但是，就在国内市场快速崛起的同时，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的海外市场在逐年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大获全胜，却无法开拓海外市场。《赤壁》、《投名状》、《泰囧》等都成为败走西方主流电影市场的典型例证。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亟待改变。
2012年2月中旬，中美间达成了一项扩大中国进口好莱坞3D等特种电影的协议，显示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趋向。显然，政策由充分发挥护航作用改变为更为开放的情况，类型电影生产、电影产业、市场及技术发展势头不减，迅猛异常。但与此同时，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和海外市场的无缝对接，却缺乏有效性和持久力的政策举措与策略。
我们看到，一方面，进口大片数量的增加对国产影片和中国的电影市场在票房、技术、艺术以至文化内容上的冲击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走出去”又面临好莱坞的强势话语。好莱坞对国产片创作无疑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国外商业电影，构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艺术、技术与文化语境。
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及其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它包括对内通过华语电影的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中国电影；对外采取区域化市场开拓的方式，针对不同区域的特性制订不同的竞争对策。电影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力，有力地证明了电影在时代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中国电影海外竞争策略可行性所涉议题内容丰富，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和广阔的探索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针对性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回望有史以来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海外推广以及两岸多地积极开展合作、推进中国电影实现国际化转型和提升传播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进程，系统、全面、深入探讨其在商业经营、内容、生产、融资、推广及大中华地区的合作与融合诸方面新的发展、互动与创新，努力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尤其实现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意义重大。
2012年11月中旬上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前四天的票房即达1.01亿元，截至12月31日，获得5.71亿元票房。但是李安的这部影片的成功，并非仅仅反映在票房上。影片中，碧海蓝天、发光的鱼、斑斓老虎以至人与虎的离奇故事，它们的故事意涵、影像和被美丽画面所包蕴的人性、神性和东方文化问题，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成为美妙观影的记忆。
李安的电影创作给我们提出重要的参照与警醒。很显然，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改变中国电影内容生产的短板和总体竞争乏力的现状，在世界电影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态势，体现了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说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总体战略，那么明确区域化市场开拓、在内容生产、数字技术、投融资及推广等方面实现国际化转型则是具体战术。中国电影需要积极应对社会、产业和文化发展挑战，把握社会和文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确立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的坐标。面对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中国电影要在学习好莱坞国际化的经验的同时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电影海外拓展与责任又该如何把握？在电影观念与电影实践发生巨变的当下，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电影的生产、经营、融资与推广，华语电影需要做怎样的合作与融合？这些都是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建构中重要的时代性命题。
面对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深层的研究，提出海外市场竞争策略的路径。海外电影市场现状与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深层问题联系紧密。随着中国国内电影产业的崛起，拥有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升级为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拥有海外市场关键在于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以区域化市场开拓的方式把海外市场划分为北美、欧洲、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区。另外，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走向海外市场的经验，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怪片、武侠片对东南亚市场的占领以及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片对国际市场的号召力。中国电影目前的海外市场状况相比历史上和好莱坞还有很大的差距，急需在内容生产、融资渠道、推广营销等环节上加强海外市场的观念。
国际化转型涉及电影的内容生产策略。内容生产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观众情感的生产，观众看电影是为了体会他们自己的情感，因此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一定要与观众产生共鸣或被认同。中国电影在类型上比较单一，只有武侠和动作片能够走向海外，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新型中国电影将以武侠片、动作片为切入点，带动类型多元化实践，拓宽片种，积极进行电影类型美学创新。在影片叙事策略上也需要进一步国际化，用国际流行的电影语言、叙事惯例来讲述中国故事。此外，在商业类型片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重视艺术片的国际化，进一步巩固艺术片在国际电影节中的位置。
电影的融资形式越来越丰富，电影的工程越来越庞大，这也就给推动、孵化这个产业留出了许多空间与可能。迅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在融资方面的需求、对基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因此，研究中国电影业融资特点、总体投融资结构以及融资渠道和效果是必要的。推广模式包括政府主办、商业宣传、民间活动和媒体传播等，特别是以互联网为首的技术进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电影应该在创作阶段就结合不同海外市场设定推广方案，用科学的方式来推广和宣传，这是中国电影开拓海外市场的关键所在。
无疑，电影转型中的产业交叉为海外市场竞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动力。随着新媒体、数字技术及业态的发展，传统电影正在走向“大电影”。无处不在的影像与数字科技互为因果，“大电影”的数字化趋势为其带来质的改变和提升。数字化的全面作用、互动技术的运用，使得胶片电影生产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大电影”通过视觉形象、独特的数字化手段和视觉意义创造出共同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数字化传播与放映使它对业界和社会发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在“大电影”时代，传播形式的多元使电影形态多元化，微电影、手机电影等多种视频形式的兴起，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影院电影形态。与此相对应的是，电影产业也出现复合化趋势，电影与游戏、互联网等其他文化产业的紧密交叉，完全改变了电影的业态特征，这为中国电影的海外竞争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电影是新型中国电影的载体，也是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主要类型。
还需要看到，大中华地区电影的合作与融合，包括合拍片在海内外票房市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并进而成为全球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内地电影产业的崛起，两岸三地平行发展的格局被打破，合作与融合成为主流趋势，华语电影无论作为一个文化发展共同体，还是经济产业复合体，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华语电影的生存依赖于地域文化，要拍出有深度、吸引观众的作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文化，是价值观的传播。从中国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的融合，再到与亚洲电影、欧美电影携手合作、追求共赢的未来发展格局，这将是新型中国电影拥有海外市场的基本路径。
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竞争与国际传播，促进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与繁荣，把握中国电影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纬度，对推进中国电影国际化转型和市场竞争乃至世界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逐渐建立起新的多样性的创作格局及新的国际化转型趋向，为明天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藉此推动文化进步，造福人类，受到人们更多瞩目和期待。
❷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❸ 影视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论现代影视制作的发展趋势—融技术艺术为一体
作者：季伟 深圳有线电视台制作中心 主任
当今时代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大型计算机、数字化智能化摄像机、编辑机、视频切换台、数字三维特技机、非线性编辑系统、电脑灯控系统、MD音频制作系统等先进的电视制作设备的问世，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作功能。电子技术的发展是电视事业腾飞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电视艺术的不断提高和创新的要求，带动和促进了电视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电视播出形式的多样化如大型现场直播、异地双向直播等的推广运用，充分体现出各电视台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也对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各级电视台在电视制作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各类电视制作设备更新换代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但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究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硬件——设备的落后，更是软件——专业人才的缺乏。那么，目前我国电视业最缺乏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呢？针对我国电视业的现状和走势进行分析，可明显看出主要是缺乏能将艺术和技术汇集于一身的综合性人才，也就是说既有艺术创作才能又掌握娴熟的电视制作技术的软硬件合二为一的人才，这类人才目前在世界影视制作界被称为“电子画家”或“制作设计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影视界一直以来都是将技术和艺术分为两个行业，技术人员只注意硬件（电视设备）的开发和运用，对艺术缺乏关注和研究；而大多数编导人员也仅注重在艺术领域的发挥和创新，对现代电子技术方面至多也只有一点粗浅的了解，这种建立在旧体制上的分工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电视节目的创造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我国电视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一个不良状态，人员分工越来越细，工作环节和部门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推委扯皮情况越来越严重，而技术与艺术互通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使得电视从业人员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能力过于单一，综合能力差，跟不上电视业发展的需求。例如，搞一场大型的综艺晚会就得几个部门、五六十号人马齐齐上阵，节目尾名单一大串，工作起来协调指挥不灵，目前国内许多电视台这种状况日趋严重。
其实，在如何培养一支人员高效、少而精、一专多能、知识结构多样的影视专业化队伍方面，国外早就有不少先进经验，他们的做法不是把制作技术人员与艺术编导人员人为地分为两大块，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合为一个节目制作部门，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均有很强的电视技术功底，又具备相当的艺术创作才华。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部就拥有20多位称为电子画家（多数为工程师）的制作人员，制作各种大型晚会节目的导演和摄像人员不仅懂舞台艺术、摄影构图，而且熟练掌握特技切换台 、不同摄像机的各项功能，甚至对电脑灯光的光效、三维特技、音响系统及几者间的配合使用都非常熟悉，对这些技术性设备功能的掌握和运用自如，使得导演们在艺术上发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而各环节的技术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自身的艺术修养，与编导配合得天衣无缝，使节目更加锦上添花。
将电子高科技技术广泛运用于制作动画片、电视剧、电影，在我国尚属初级阶段，而早在70年代末，美国已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制作出《星球大战》等科幻影片，达到了先进的电子技术与人类幻想最完美结合的顶峰，因而轰动全球。在美国的各类影视制作公司里，电子高科技技术已在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中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同时电子技术与艺术均精通的人才比比皆是，这些融电子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电子艺术家们又称制作设计师为人类的影视业开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也使得好莱坞生产的影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几十年称雄世界。
我国电视界至今沿袭着50年代电影厂旧的制作体制，各工种分工明确、严格，以至不能为电子艺术家（制作设计师）的产生和成长提供所需的条件和环境，造成这类人才的奇缺。同时经济的不发达和生产模式仍以传统方式为主，与美国影片在制作的各个环节中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计算机甚至用机器人、机械手的程度相差甚远，也使得我国影视业至今还无法生产出一部能与美国70年代的《星球大战》相媲美的影片。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影视制作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的影视界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能融技术艺术于一体的电子艺术家（制作设计师）。而目前我国从事影视制作的人员，多数都是学技术出身，他们从跨进大学校门时，就被划归理工科，学习的范畴只局限于机械设备、无线电、电子技术，很少接触到艺术学科，走出校门，又定位在技术岗位，自然难于向全方位人才发展。鉴于电视业发展趋势，这种融技术艺术于一体人才的培养应考虑从上大学开始，在理工学科里，开设旨在加强学生艺术修养和提高鉴赏力的教学课程，在文科的课程里，对电脑知识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初步掌握，必须提高到能够进行三维技术的制作，以求未来的电视从业人员能够全方位、多角度、高起点，融技术艺术于一体，适应影视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在这方面，北京广播学院已率先迈出了一步，学校在学科的设置上，有的不再分文、理科，而是合为一体，对于培养全方位的人才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目前国内一些新兴的电视台，摈弃不少老台的传统设置，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体制和经验，除了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外，对岗位的划分界定不再过于细致，吸收的工作人员不仅精明强干、工作效率高，而且知识面广，一岗多能，特别是制作人员，除了熟悉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各类技术指标的调试外，还能担任电视制作导演、特技制作、动画制作、音乐编辑、艺术布光、特技台现场切换等等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在国外，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很早以前便被人称为“边缘科学”。
如今的影视制作已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新时代，电脑制作技术和手法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制作设备、制作手法和制作方式，这种发展趋势已带来了影视制作的一场新与旧、现代与传统间深刻而广泛的革命。以往电视节目传统的后期制作系统是由分工不同的多个技术人员（电子编辑、电子字幕、普通特技、三维数字特技、混合配音等）按程序依照记者和编导的创作意图逐个完成，而技术人员只是承担设备操作。进入多媒体时代的电视制作行业，已将电视特技编辑、音响效果、电脑图像创作合为一体，因此制作人员以往纯技术性的技能已远不足够，而需要全方位地融技术与艺术为一身，这就促使技术人员必须注重和加强自身对音乐、美术及综合艺术方面的学习和提高，以不断适应发展的要求。（制作人员们因为占有熟知设备的各项功能的优势，只要注重提高自己艺术方面的素养，就能很快胜任这类软硬件相结合的工作，成为融技术艺术于一体的人才）。
目前一个多种知识结构的人才相互融合、电视制作队伍不断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一批复合型的制作设计师在逐步涌现，由此也促进了电视制作行业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两大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也面临着突破沿用国内电视台的旧体制的局面，进行新的尝试和大胆改革的趋势，这就需要不仅是两台的决策层甚至是深圳市的主管部门能够为两台在机构和体制的改革方面，设计制定一条新路，不但使深圳的电视事业上一个新台阶，也使深圳的电视事业能走在全国的前列。
编者注：季伟1978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3于参预筹备深圳电视台，1995年参预筹备深圳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现任深圳有线电视台制作中心主任。
一、现状分析
尽管电影与电视的相争已是龙虎斗的事实，但把影视作为艺术的一个整体来观照，依然还是一个相同的整体。中国影视艺术的剧烈动荡还是在90年代，此前随着电视及其它媒介的改革发展，跃进的气势已经逼使电影开始改弦更张，娱乐大潮山雨欲来，但随着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盛，娱乐高潮的迭起，电影和电视的一高扬一低迷的的世纪现象已无可阻挡。于是，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益发临近的时候，感慨中国电影危机的声音愈发响亮，日渐增多的警醒呼告和忧虑之心拳拳可见，特别是人们对中国电影进入WTO后的状况作了“死而后生”的悲壮预言，令人惊心动魄；另一方面，对电视由兴盛而转入危机的预言也不时可见，对网络热潮给电视冲击的忧虑明显出现。我们都似乎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电影遇到了转折的关节口，电视的好日子也未必长远，于是拯救影视和原本批评影视的议论就混杂在一起。不过，无论批评还是期望，都是本质上对中国影视的期待热望。
然而，关涉的复杂问题太多，三言两语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对目前的状况，人们的反思和分析常常浅尝辄止，从哀叹者、忿忿者、极言者中考察，对待中国影视的态度似乎有明显的两类人：一是把自己划为局外人，评头品足，事不关己，毫无切肤之痛，甚至指桑骂槐，少了热切感；一是囿于行业利益，似乎热心十足，但不是商业味浓郁，把电影完全当机械的利润工具，就是不顾电影的生存条件，侈谈艺术或只重教化目的，弄得创作无所适从。我们谈论21世纪中国影视，首先应当明确是在分析和促进我们自己需要的艺术创造，它有强大的发展前景，是人民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无论生存境地和形态怎样变化，它必然将生存发展下去。同时，我们又必须既正视商业利益又面对大众文化弥漫的现实，把影视的发展和问题做综合认真的分析，为它在新世纪的旅程提供新的助力。也由此，才可以看清面向21世纪的影视艺术发展趋势与时代特点，才可能把面向新世纪的影视艺术教育作为一个事业来真正有针对性地作好。
由此谈到教育和影视教育，传统的教育就是书面教育，它是通过阅读、讲说方式来延续的。但时代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1世纪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是与时代特点相互关联的，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从文学到影视的交融，使阅读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应当说，20世纪就是传媒革命的飞跃时期，前所未有的传媒巨变，愈到世纪末愈发显得急促疾速，从早期的电影、电视，到现今时尚的电脑、多媒体、网络，加速度的变革显示着信息世界变化的匪夷所想，我们所习惯的几千年书籍文字传媒的传统，正被不断翻新的电子传媒遮蔽，传统的信息世界基础遭到猛烈动摇。归总这种变化的趋向，可以表述为：感官享受愈发明显，书籍阅读的静态消费被声画一体的动态消费所冲击，联想的阅读性质被直观的视听文化所影响改变。所以，书籍文化被音像消费所冲击、逐渐代替的大趋势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由此带来的文化观念变化则更为巨大。在21世纪，不可忽略的是：多元文化的消费内容必然形成，单一的文化指令遭到明显的质疑，人们更加趋近文化的融合，反对排他的狭隘文化限制。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上也无可阻挡。首先，以电子视听文化为主导的消费将成为中心，人们离书报更远，书籍和报纸、杂志藉电子传媒包括网络而实现消费的趋向越来常见，视觉阅读在足不出户中就可以实现；其次，信息资源的共享化，使地球村毫无秘密可言，个体可以瞬间掌握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小情，可以和不同的陌生人促膝相谈，任何人也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造访自己，个体对多样群体与素昧平生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将形成新的消费时尚。再有，阅读的分众、针对某一群体小众的阅读将更加明显，精英文化的发展势所必然。21世纪的影视艺术教育的新思路必须考虑上述背景才可能实现。
所以，21世纪影视艺术发展是在和传统矛盾角逐中展开的。判断新的影视艺术概念，需要从下述角度去关照思考：
1、综合化的交互性。21世纪的影视是明显走向综合化但又具有交互性，综合化指打破彼此界限和独特性，电影、电视、网络的结合，更不必说文学等的结合，使之在跨世纪的当口已经开始模糊界限，传统强调的电影优势未必就不是电视的优势，电视电影批量出现就是证明；电视手法的电影化（如MTV手法）也和电影手法的电视借鉴一样普遍被接受；网络介入电影、电视传播和电视大量介绍网络，电影对网络的诸多表现，已经使三者的亲近关系日益加深；网络的方式影响影视，影视的传播靠拢网络。这些综合化事态在新世纪只会加强而不可能减弱。
交互性的含义是指彼此融但又不可代替，尽管人们担心电影消亡、电视被网络钳制、网络把影视一网打尽（包括资金和统治权等），但实际上电影、电视、网络依然是遵循自己的独特规律在运行发展。综合化只是相对的一些特征在消失，共同化因素增强，分工鸿沟部分填平，其本质是人的视野和文化角度在扩大。但细细考察，如同中国画的濡染晕化之中的特征支脉仍然清晰可见。只不过多方交互影响、此长彼消而已。比如电影的大众化倾向，使原本精粹的艺术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娱乐潮左右电影，电影更接近生活，但它还是保有自己的不同于电视的视听感染力。电视本能的接受电影的表现手法，在时空交接中丰富化，但它的家长里短的叙述依然不可消磨去，把小事抻长的电视本能不可能变为压缩时间的电影式精要，因为生存的商业性绝不可能答应。
综合化交互性对影视艺术教育的要求就带来新的问题，既要对各自艺术特点的分门别类的把握，又要对过于专业化的精雕细刻采取淡化态度，趋向彼此共同综合性的分析，才能适应时代心理要求。
2、私人化的公共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化主宰的新时代，一切事物可以在瞬间被周围所探知，地球村中无秘密，但个人却迫切需要隐藏自己，强调私人的不可侵犯性。于是明显的矛盾在扩展，掌握先进的网络的人们在隐藏自己的神秘感中与他人虚拟交往，网络却无所不包的网尽世间个人的秘密；影视更加看中个体的生活，但创作却试图把大众的种种情怀作为票房的依据。影视使个人感受放大为公共性，影视让明星个人成为众人偶像，流行靠影视而传播，任何个性瞬间成为大众性，如早期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但如今的满街韩式化装，松糕鞋等。当然我们可以说，艺术个性可以概括大众的情怀，但影视的镜头使个性瞬间成为流行泛滥。我们已经难得见到万人空巷的《渴望》现象，也没有了众口一词的习惯，但影视受众的广泛性使千万百姓蜂拥而看“小燕子”的情景仍在重演。影视具有使越是个人化的越成为公共化的条件，于是影视教育的文化批判就必不可少。教育者需要从现象中看到近忧远虑，比如电视荧屏充斥欢乐游戏和拉郎配的婚约游戏，固然值得嘉奖，因为百姓欢颜，但无聊的性状和虚假的本色却不能不剖析，把个别人的生活潇洒态度放大为千万人的人生行为处世态度是危险的。电影的凶杀暴力情节和电视的拳击游戏展示，使满足了少数人的刺激，却不能不危及大众的精神生活。当电视培养起来的人们为酗酒而死的相声演员洛桑伤怀，为戴安娜号哭，为演技平平但一步戏火旺的刘丹之死如丧考妣时，我们有责任让观众看清极小的私人化感情俘获大众的隐忧，未必就不会比邪教的影响力小。
3、商业化的艺术性。对商业性的避讳随着行业生存危机的加重而不再成为艺术禁忌。于是一切以商业市场来衡量标准的认识基本笼罩了艺术创作。我们面临着商业无所不在，艺术臣服退缩的局面。当今影视的纯艺术是难得有市场的，孤芳自赏式的艺术加速了商业化统治的步伐。但艺术被放逐的结果是无论商业还是教育都没有支撑的骨架，也不能实现价值目的。商业与艺术不是比重多少的问题，商业要和艺术同样重要的认识是必要的，一个是生存需要，另一个也是生存需要。所以影视教育的艺术分析要与市场商业的评价结合，比如对长篇电视剧的分析不顾及商业广告主的需要，成本就不可能回来，那么，再好的分析也不会被创作所接纳，同样难以实现分析的价值；反过来，一味纵容电视剧的拖沓，巨大的投资也就付之东流，生存基础崩塌在所难免。商业化是时代潮流，作品被打上深深烙印是普遍现象。其实商业化的背后主要是投合百姓需求，赢得商业收益，而艺术的把握可能更好的和巧妙的获得观众的认可，尽管市场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但艺术的重要性才是生存基础和根本所在。对影视教育而言，重视商业化的弊利，强调艺术性的要义，把商业手段和艺术本质各归其位，才可能真正理解创作的意义。
21世纪的影视是远比过去复杂多样了，由此，影视教育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但在影视教育的现有规模和对它意义的理解上却极为不足。中国影视教育体系建立的意义还有待宣传。
二、问题剖解
关联新世纪影视教育的问题很多，而认清影视艺术存在的问题则十分重要。特别需要注意的主要有几个倾向：
1、庸俗化。影视艺术的世纪问题没有比庸俗化更为可怕的。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世俗文化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击日渐明显，影视首当其冲成为世俗文化的认同者和积极推广者。在80年代末期的娱乐电影倡导中，娱乐认同打破了一贯自谓艺术教化的传统电影格局，在强大的百姓大众化文化要求的推动下，中国电影步入了多元化、平民化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趋同世俗文化要求的现象日渐明显，包括娱乐贺岁片的时兴，喜剧片的大量出现，教化影片的不断翻新，在狭隘的艺术电影天地之外，更大的文化空间被占领。由于生存困难的逼迫，中国电影的庸俗化现象几成时潮，它们以消泯人类文化和精神品格为代价，换来市场的一度存在。90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90年代中国电影变化在五色斑斓的改革时世左右下眼花缭乱，包括发行制作方式的变化，合作制片的时兴，国外大片引进的冲击，院线制与宣传操作方式的形成，都成为中国电影应接不暇的一次次冲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向，对电影审美创作造成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涉及电影更多的话题集中在改革、票房、策划、档期、买断、盗版、明星、市场等等。和艺术欣赏直接相关的编剧、创新、手法、思想等则渐为鲜见。人们对电影艺术的概念已经转向，大众文化占据主要位置的时代，纯粹艺术的口吻显得软弱无力。在90年代，艺术单一化的消解带来下述显而易见的变化：电影更加融入平民化的视角，关注平凡生命的价值，着重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丑星、幽默形象代替了奶油小生主角地位，娱乐成为自觉追求等等，多元文化成为电影基本状况。我们愈来愈感受到艺术的通俗化和错杂状态，曾在过去某种状况下端着架子讲求艺术的中国电影，不知不觉中被大众文化催促着降低所求，把取悦大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赶潮逐浪，追踪着有票房或有获奖希望的模式、号召、节庆，于是有的企求商业的收益，有的靠拢主流形态的评价，有的制造传媒新闻等等，不一而足。放眼世纪末中国电影，英雄的冷落和凡人形象的走红，琐碎细节的放大和精致艺术概括的被忽视，淡漠阶级分野、好人坏人本质的人物与强调人性复杂多样性的形象的趋向，突出七情六欲合理性的存在而容忍英雄的弱点、展示凡人情爱的复杂状态，等等，过去多少有所顾忌的东西都堂皇登场，中国电影真正复杂多样了。评判这一世纪末时期，可以看到电影艺术激情的疲软和消退的共同现象。
电视天然是娱乐文化的大本营，但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屈就娱乐世俗要求和感官享受。大同小异的游戏节目、娱乐参与节目层出不穷，赶潮似的电视娱乐一浪追赶一浪，似曾相识的欢跃内容，同样招数的花哨主持人，克隆一般的节目样式，以开朗耍弄为统一标记的明星参与，越来越古气的历史娱乐剧，游戏参与无处不在的各类节目，装模做样的婚恋游戏等，折腾得观众傻乐傻乐，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现实实际所远远抛弃，感官享受的潮流不可阻挡。感官享受未必就是时代所必然需要的全部，嘈杂喧闹不会永远成为愈发高雅人们的必需品，在历史闹剧、宫闱戏连翩推出，眼花缭乱的MTV随处可见，综艺晚会闹腾得百姓已多少显示出倦态的时候，感官享受总会走到末路。事实上，人们决不会流连于感官刺激太久，世俗喧闹已经显露缺乏观赏兴趣的面貌，在克隆翻新的乏味背后，是庸俗培植起来的缺乏文化感的消费群体，他们也越来越不满足当今的电视，娱乐也许就是祸首。
追究电视的庸俗化和多重因素相关，比如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其中包括器重收视率，电视传媒愈来愈看重收视率，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收视率当然是衡量节目的刚性指标，有多大的收视率意味着吸引力的大小，所以，把收视的高低做为节目的衡量尺度是有一定道理的。面临激烈的节目竞争，收视率的高低预示着节目的受众数量多寡，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节目的重要与否，进而又有广告的受众面丰盈与否，以至于广告收入的升降等等。收视率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收视率对于电视台的节目生存有决定影响，重视收视率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于是，为了收视率，就上演了节目撞车，以至某一时段20余家同时播出一个电视剧的奇观现象。也许各个电视台都从中利益均沾？但实际上既浪费了时间资源，也暴露了传媒共同的缺陷。在激烈竞争的时代，抓取观众肯定是对的，但没有个性的创造，永远不会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与天地。不能完全以收视率为取舍的标谁，是因为电视传媒的天地很大很大，似乎不属急功近利的新闻等节目照样有很高的收视效果，而赢得观众的电视娱乐需求仅仅是其诸多功能之一。一般而言，即便娱乐节目都有较好的收视率，却未必就有较好的收视“效果”，而且节目性质的不同决定收视率的标准也是相对的，有的节目不能简单的以收视率来衡定其价值，何况节目时段的设置本身无形地增减了收视的人数。问题还在于，当代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欣赏口味的多样化使一统合一的传统大大改变。所以，传媒需要戒除急功近利的弊端，认真研究获取观众芳心的秘诀。要意识到电视屈就“娱乐需求”的心理实际是短视，世纪末电视人在频频改版、转换面孔以讨好观众的“充分理由”后面，是不是在过分的委曲求全？我们当然要以观众的需求为上帝，因而适应大众文化时代的节目也理当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制作，但电视节目俯就时潮的趋向未必就是真正的切合广大百姓的心理需求，在改来改去反而愈离百姓愿望愈远的事实面前，应当冷静地沉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电视应有的品性、什么才是电视台赢得观众好感的本质东西。
总上而言，影视艺术不能成为孤芳自赏的花园宠物，但承受世俗风雨也不应成为改变艺术本质的理由。所以，一味追求娱乐效果，影视就开始失去它的价值，娱乐也就成了俗套，庸俗就必然产生。事实已经提醒我们单纯形式化的娱乐追求未必有良好的效果，形式创新的依据应当是内容的需要。事实还将告诉我们，影视迫切需要在文化内涵的培植上更下功夫。娱乐不可能成为观众的全部需要，文化的要求则是影视发展必须的前提。
2、模式化。在对影视艺术的探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模式化的弊端，尽管创新浪潮不断冲击着电影和电视，中国影视的艺术发展也的确较之以往有了相当大的飞跃，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的整体艺术成就为人称道，获奖数量也不在少数；中国电视的飞跃发展有目共睹，电视艺术的一些种类也得到世界同行的称赞，个别节目也陆续得到奖项褒奖，但这些依然遮掩不住世纪末的尴尬和批评。缺少艺术创造灵性的问题阻碍着影视艺术的全面进展。
电影的模式化是指艺术套路的死板僵化，包括传统叙述方式的缺少变革，主题教化的表面单一，人物形象的概念浮泛，艺术风格的含混矛盾等弊病。艺术套路的死板僵化体现在电影艺术表现方法的缺少创新，至今相当多的影片还重复着老套的思路，比如内心矛盾的表现法——空镜头的花开花谢，云卷雨骤等，人物冲突的对立法——正误对峙，性格对立冲撞等。传统叙述方式的缺少变革也是观众厌烦的一个原因，许多影片遵循着以事为主的架势，在叙述上面面俱到，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不厌其烦，整个故事似乎周圆方正，但人物主体的地位降为陪衬，故事缺少了动人的核。主题教化的表面单一是中国电影始终在克服而尚待努力的问题，由于过于注重教化功能，导致至今费解的一些现象：直露主题的创作往往只要蒙上“正确”的观念，无论艺术表现如何，都得以堂皇上市；具有艺术感化力的动人之作，无论实际效果，常成为批评的对象。由于一些评奖对主题教化性强而艺术感染力弱的作品的偏爱，导致中国电影艺术滑坡的明显趋向。我们绝对需要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必须以出色的艺术表现来实现打动人心的目的，实现真正感化功能。模式化不破除，中国电影对世纪的挑战就难以获得成功。
电视的模式化并非是指栏目的一般规则和类型节目的固有格式，而是指普遍盛行的浮躁模仿的风气。过去的几年，电视仿佛进入了竞相模仿的魔洞中，在试图改版的良善动机下，上演的确实多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剧，从无聊的侃戏，到遍地开花的情景喜剧，从千篇一律的扭捏独唱加伴舞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耍弄游戏节目，一潮接续一潮。曾经创造过中国电视辉煌的电视人在收视率的杆杠面前，忽然变得莫名所以手足无措。举目所见，电视中充斥着模仿克隆之风，恍如商业行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节目或栏目的好评引发的是四面八方的仿造，缺少文化见识和独立品格的弊病暴露无疑。一个以文化创造为本的事业不应当让投机取巧的商业劣质支配，充斥荧屏的雷同会导致艺术的衰败，即或从传播性质看，抄袭成风也将败坏事业。可惜，迅猛发展的电视在许多方面似乎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从最初对中央台综艺节目的仿造，产生出一个模子的晚会和其它综艺节目；到对港台的追风，大量引入、拍摄“戏说”的片子，造就屏幕矫情戏耍之风乱舞；再到对地
❹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❺ 中国DV的发展态势
中国DV面面观
任何艺术门类的发展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有创作范式对旧有模式的合理性颠覆，DV纪实类节目的创作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视领域的发展速度是以翻番来计算的，这反应在资金上的巨额投入，电视市场的深度开掘，技术上的不断更新，观念上的持续突破。但由于宣教式专题片和“纪实主义”对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这一代电视人的深远影响，导致了纪实艺术在观念和创新意识上的步伐永远比技术和其他因素都要走得艰难。2008年的中国国际纪录片选片会中的120部DV获奖节目，成为2007－2008年度全国优秀纪录片的一次大检阅，其间涌现出无数值得深思与借鉴的新作品。中国纪实类节目在九十年代后期面临了栏目化，市场化带来的困境之后，近些年终于在独立精神和标新立异的基础上艰难地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首先在总体表现上，DV创作人员的文化视野不断开拓，使得DV纪录片题材在选择上继续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除了大众化的那些民生题材外，关于自然灾难，社会犯罪的，关于濒危动物，关于人文关怀和爱情亲情，关于生与死，道德与伦理，理智与情感的题材在2008年都有不少节目，甚至还有拍摄关于文物古迹、考古发现的。题材的选择广泛使得DV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象北京独立制作人霍凤兰的人文类纪录片《敬老院》、广西党员电教中心的旅游类纪录片《月亮妈妈》、杭州独立制作人祝辰州的动物类短片《爱的故事》、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创意类作品《寻》等等，都大有一鸣惊人的感觉。
其次，不同类型的DV纪实作品融入了不同的创作手段。07年我们在收到的500部纪实DV作品中，纯纪实类的几乎占了95％，08年我们收到了650多部纪实类作品，其中纯纪实类的占了85％，另外的一些DV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重演、再现、动画、素描、沙画等多种创作手段。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我的体操梦》，山东刘何雁的《越来越近》，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的《五种运动》，中国美术学院的《越狱篇》，中国科技大学的《夏》等等。尽管这里有些节目在多种创作手段的运用上还显稚嫩，特别是掌握不好重演再现的分寸，但是我们毕竟在DV创作上走出了“单一纪实”的框框，迎来了多元纪实的新时代。
再次，DV创作开始重视经费的投入。不少个人和大学都在DV纪录片创作上投入了相当的费用。记得07年，笔者在了解DV创作经费投入的时候非常悲观。江西一位长期从事DV创作的龚先生，每完成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投入330元钱，08年他平均投入600元。传媒类大学的学生每完成一部作业，平均投入650元（含设备计时），08年的传媒类大学平均投入850元（含设备计时）。中国传媒大学的南广学院拍摄纪录片《绿牡丹》投入了4000千多元。而独立制作人刘珂明先生，为了创建自己的DV工作室，除了添加了更高级的DV摄像机外，竟然将自己的“标清非线”整个升级成苹果的“高清非线”，仅这一项就花掉了15000多元。
DV的多元化发展，为我们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增添的色彩，尤其是它的个性化创作风格，使DV时代能够加速出现多元的纪实作品。现在，增值、独创、反传统、反中心等理念与视点已经渗透到DV创作的诸多层面，一个在手段和技术上“怎么都行”的创作时代就在我们眼前！
“表现”与纪实
独创性与主观性的彰显成为2008年度DV纪实创作最为期待的理念。“最好的纪录片艺术家应该做他自己”，说的就是艺术的“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的关系问题。2008年的国际纪录片选片会，引起评委们注意的是一批“表现力极强”的DV纪录片出现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寻找马克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的《维》，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Q猫日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校园四格》，还有一部高中生制作的《变》等等。虽然这批作品都略有稚嫩之处，但是作者的强烈“表现”手法，不能不说中国的DV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表现”发展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纪实类节目是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宣教时代走过来的，在我们进入到“纪实时代”后，主要的创作手法就变成了“长镜头，跟腚拍，同期声”等等。即使进入了21世纪，中国的纪录片还是大都打着“纪实主义”的大旗，貌式“原生态纪录”地在纪录片创作领域前行。但是，2008年的DV创作，使我们对“纪实主义”和“原生态纪录”有了另外一种颠覆性的认识：“表现”能不能实现“再现”，即能不能达到“纪实或者原生态纪录”？
其实，纪录片这种艺术更需要作者的个性化创作和“个体”的深度思考，更需要表现个人的主观意图。法国FIPA电影节秘书长让.米歇尔先生曾谈到“纪录片是一种思考方式。”看来只有凝聚了作者思考的作品才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2008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先锋派DV人逐步突破“纯纪实”的自然主义怪圈，大胆地在纪录片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笔者就认为“纪录片是最主观的客观纪录”，“是作者对被摄者的人生感悟”。所以当我们发现一年比一年多的“主观表现”作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纪录片领域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慌张，因为这是“纪实艺术”的一种进步。
纪实是一种美学风格、一种审美态度，与纪实密不可分的真实感、真实性自然成为审美的重要标准之一。曾任哈佛大学艺术心理学教授的鲁道夫•爱因汉姆（Rudolf Arnheim）从心理学研究电影，出版《电影作为艺术》一书说：“我们所掌握的直接经验的工具越完备，我们就越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错觉，即意味看到就等于知道和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对于影像艺术的理解，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现象真实性的层面则失去了由审美所带来的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它更要求从本质真实、审美真实的角度去理解。
现实生活中，“客观”的标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由于社会经历，地域文化，教育程度，性别喜好等多重原因各有独自的见解，同样一个题材在不同编导脑中形成的是不同的概念。再经过选择，剪裁，加工，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就完全是一部凝聚着作者主观意识的“多重假定”的真实作品了。因此，对于纪实艺术的真实性特征，我们需要在历史与实践的动态中、在“多重假定”与接受审美等不同维度中认知与把握。因此当2008年，我们突然发现大量的DV类“表现”主观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
纪实艺术的真实性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传媒大学高鑫教授说：“纪实作为一种美学风格，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或者是达到客观真实，或者给人真实感、真实性。” 可见此处的真实性与真实感意义相同。那这种真实性或真实感是如何形成的呢？朱羽君教授一语中的：“过去和现在，人们对真实性的理解，及审美要求是不能超越当时的技术手段超越的。60年代，我仍用16毫米摄影机拍片时没有同期声，就是画面配上音乐，没有人提出不真实的问题，因为当时根本不具备运用同期声、长镜头的技术设备，我们那么拍就符合当时的审美要求，但现在还这么拍，人们就不能接受了……” 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真实性就具有不同的理解。今天当一部普通电脑都能够剪辑出声画并茂的DV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DV创作限制在“纪实”的框框里面，给他们一些空间，让这些“表现力”的作品为纪录片的花园再添一抹绿色！
“曲高”与“和寡”
DV纪录片是纪实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那么DV又是拍给谁看的呢？不知道有多少DV爱好者，或者所谓业内人士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言之有理的答案。
在2008年的上千部DV纪录片中，我发现了两类完全不同的节目。一类象《神吃侠侣》、《我为音乐狂》、《非主流》、《一室之鼠》、《零八年，萧洒毕业》等等节目；另一类是《留住我们的根》、《国旗班》、《我环保，我快乐》《我的长征》、《军歌嘹亮》等等。从题目上我们已经发现它们的不同了。前者明显是非功利性的，作者也不一定抱有多少“责任感”去拍摄。而后者不同，明显的带有“思想定位”和“主题先行”的味道。在这两类节目的评选中，非常明显的是“非功利”性的DV片，都获得了高奖项，而后一类则“成绩不佳”。这种状况在06和07年的DV大赛评奖中也显而易见。08年，我们特别看好了《军歌嘹亮》和《国旗班》两部DV短片，从选题到镜头拍摄质量到剪辑的流畅性，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专业的水准，但是在评奖中却是“曲高”，而不能最后“和寡”。当我们拿到观众中去播放的时候，仍然是“曲高和寡”。
细细分析，《国旗班》、《我环保，我快乐》《我的长征》、《军歌嘹亮》等节目从拍摄质量到剪辑手法到配音配乐都要好于《神吃侠侣》、《我为音乐狂》、《非主流》等，那么为什么在评奖和观众反映上却逊色于那些好像没有主题、拍摄随意、剪辑凌乱的纪录片呢？原因可能要从DV创作的“民间化”和“个性化”上来探讨。
DV创作本来就是大众的“民间影像”，这里融入了众多的“随意化”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以及思想观念，它不是严肃的面容、阳春白雪的谈吐和不染尘事的眼神？DV创作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精英文化？所以当一名DV爱好者拿起DV的时候，拍摄什么不拍摄什么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作观念。想“告诉你什么”或者“宣传什么思想”的拍摄者，肯定会顺着它的“思想线”往下走，拍出“功利性”的节目。而另外一些DV人则会拍出另一类“平民视点”的纪录片。
我们这样分析DV创作，并不是不要主流创作，而是针对DV创作的个性化特点来全面论证DV的整体创作。我们都知道，DV与所有的媒体一样，都应该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更应该是不媚俗的。但是由于DV创作的根基是普通老百姓，是“民间”，所以我们就不会要求老百姓也要拍摄“主流”的DV作品。而DV的受众包括05－08年的评委也大都是“民间”人民群众。
尽管DV也是在以纪实的美学风格成为历史和历史中真实的原生态的人和事的见证，但这与取得相对广泛的普通受众的认可并不矛盾，毕竟，作为一种传播行为，赢得更多的受众，意味着获取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个别DV的“曲高”，不能不说是最后“和寡”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转变一种观念进行创作，也许能够使“曲高”的节目达到“和高”的转变。
“电视”还是“电影”
2008年，好像有人发号召似的，突然在DV纪实类节目中产生了一大批“电影纪录片”（提法不一定准确，暂时这样叫）。这些作品主要出现在“专业”拍DV的人群中。比如电影学院的《膜》、《梦》、《某小店》，中央戏剧学院的《吻》、《洛渍》，中国传媒大学的《就一次》、《零度逃亡》、《在上在下》等等。这些作品往往是短片，它们即象纪录片又像“小电影”。如果按照纪录片的标准衡量，这些节目“表演和导拍痕迹太重”；如果从电影的角度观察，这些作品又“太纪实”，“演员及拍摄用光等等都太不专业”。所以这些DV短片就不可能在电视台播出，它们的使命就是小范围传看或送到国外评奖。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2003年以后就出现了，只不过近2、3年越发发展的越快了。笔者就曾经从2004年到2008年的5年间，每年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纪录片”。比如《悬棺》、《油菜花开》、《弦》等等。拍摄这些“电影纪录片”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并且会产生较高的获奖率。那么进入新世纪大量产生的这种DV“电影纪录片”与我们日常见到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能？
所谓“电影纪录片”就是作者先根据现实中的一件事或者一个故事写成一个脚本，然后按照这个脚本，象拍电影一样拍纪录片。它与纪实类纪录片有这样几个区别：
1、 纪录片是在纪实拍摄中写解说词，“电影纪录片”是在拍摄前写故事脚本；
2、 纪录片是尊重“原生态”纪录，“电影纪录片”是用表演达到作者意图；
3、 纪录片是在拍摄中寻找故事，“电影纪录片”是根据现实写好故事在拍摄。
4、 纪录片杜绝使用演员，“电影纪录片”会根据现实使用演员进行“重演”。
5、纪录片多采用现场声，“电影纪录片”有时候甚至用拟音完成音响效果。
6、纪录片讲究娓娓道来，“电影纪录片”讲究“高潮、悬念、、情节、冲突”。
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电影纪录片”并不是所有从事过纪录片创作的人都能完成的。他需要作者有较强的故事编串能力，有故事片的创作功底，需要对构图、色彩、灯光、拟音等等有较多的理解。这样的“电影纪录片”即摒弃了纪实类纪录片的节奏慢、无悬念、采访多、平铺直叙的缺憾，又没有脱离“现实中的真实”。所以在送出国外进行评奖的节目中，同等条件下“电影纪录片”是很“吃香”的。这种DV节目形态的出现，为今天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选方式。
所谓的“电影纪录片”常常有两个标签：其一，是较多的非纪实画面，包括再现手法拍摄的场景和运用特技处理的画面。在表现过去时空的时候，不再单纯的使用人物的叙述和历史图片资料，而是运用真实再现的手法拍下重新扮演的场景，构成纪录片中的不同片段；将以往要用人物说话和图片展示的内容外化为有具体形象的电视画面进行表现。当然，其前提应该是通过前面的行文说明或在画面中用某种特技提示，使观众明确的知道：这一段落是真实再现的。这种画面的存在导致了第二个标签的产生：相对量大的解说词。与纪实画面相比，这类画面并不具有客观叙事性，或者说它的客观叙事性不容易被认可，因为画面本身是以虚拟的身份出现的，即使100%的复原历史，它也不可能被看成事实，它只是一部分视觉元素，所以在画面上需要铺陈大量的解说词，这个部分是能够被采信的。这两个“标签”构成了一个整体，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好比是编导者将一个普通观众在听到解说词时可能出现的想象有所依据的、具体形象的表现出来了。之所以将上述两个因素称为“标签”是因为在作品完成之前，很难界定它们是优点还是缺点，它们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处理得当是增色的亮点，处理不妥则会成为影响全片的败笔。
在多元融合的时代，我们用拍故事片的手法拍纪录片，用拍纪录片的手法拍摄故事片，没有什么好还是不好，可以还是不可以的问题。只要好看，只要能够愉悦大众，任何创作手段和方式都可以尝试，况且DV还是一种“个性化”创作的片种，它在创作方式上的驰骋，一定会给我们的纪录片家园带来一抹清新的绿色！
融入国际潮流
2008年DV创作群体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走向国际。在08年获得金奖的30部DV纪录片中，有9部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国外参加评奖。在获得银奖的50部DV纪录片中，也有12部参加了国际各个电影电视节。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08年获奖的十大纪录片金奖和十大环保纪录片金奖的节目中，有7部是DV拍摄的，其中不乏民间的独立DV爱好者。他们成了真正的进军国际传媒的主力军。
DV融入国际化创作潮流，首先是受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大批DV纪实主义者，在创作上摒弃了“纪实，纪实，再纪实”的创作方式，更多的开始了标新立异，进行反传统的独创：我们在《我的大学梦》里看到了动画的介入；我们在《楼上楼下》里看到了素描的展示；我们在《洛渍》和《膜》里看到了搬演重现；我们在《一年》中看到了与节目毫不相干的舞蹈；我们甚至在《吃侠》里，看到了大张旗鼓的“导演”……。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和2006年我们看到的许多DV作品，还仅仅停留在对上述多元创作手法的尝试与探讨阶段。到了2007年和2008 年，多种手段在纪录片中的运用，竟然成为习以为常的创作方法。DV创作上的这种多元趋势，迎合了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的方法，使08年有20多部（仅是中广协会的统计）DV短片被世界各个电影电视节选中参展。
DV融入国际化创作潮流，来自于“国际化语言”的使用增多。在2008年度获得一等奖的节目中，中外专家和国际电影节主席最欣赏的3部作品是《敬老院》、《俄亚纳西人》和《爱》。这3部DV作品的一个共同标志就是“无解说或者很少有解说”，基本上是“画面加字幕”。象广东台山电视台拍摄的《俄亚纳西人》，几乎字幕也很少。但是“画面语言的故事化”使中外观众都能够看懂“中国故事”。
中国的纪录片是从“宣教时代”走过来的，因此多数的中国观众养成了“画面加解说”的“听故事”的习惯。但是走入国际的纪录片就必须要解决外国人也能“看明白”的问题。所以不少DV爱好者开始尝试“用画面剪辑故事”的创作方法，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08年的DV节目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这种用国际化语言（画面）创作的DV纪录片。可以说，“国际化语言（画面）”在DV纪实类节目中的大量运用，会使我国的纪录片更多的走入国际社会，这也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
DV融入国际化创作潮流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很多DV爱好者学会了“用悬念结构故事”。为什么电视剧比纪录片好看，就是因为电视剧能够“人为地用悬念结构故事”。纪录片不能这么做，是因为它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但是电视剧的“用悬念结构故事”的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在2008年的DV作品中，越来越多的DV人学会了使用“悬念”。比如获奖DV纪录片《敬老院》，作者在创作中，多次用画面表现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如何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如何在心理上相互安慰……。当所有的观众都以为这对老人只要结婚，一定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的时候，故事出现了大转折：这对老人开始相互指责对方“心眼小”，“对自己关心不够”等等。当观众以为这对老人不会成为“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又都在敬老院院长的撮合下同意结婚……,然而他们在敬老院的3年多时间里又没有结婚，直到这部DV纪录片看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感究竟发展到了那个地步。节目结束时，笔者曾经问过30多位关心老人生存状态的观众，一部分人希望这对老人结婚，另一部分人不希望这对老人结婚。一对老人的恩恩爱爱揪起了多少人的心。
“悬念”本是电影大师希区科克的专有名词，后来衍变成编剧用来结构电视剧或者广播故事中的专有名词。所谓的“悬念”，就好像中国传统的评书，时时留下包袱，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现在很多DV人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都在使用和借鉴电影电视剧（故事片）的这种创作手法，而且不少人的作品都获得了惊人的效果。可以说，当广大DV爱好者都会用“悬念”结构故事的时候，中国平民影像讲述故事的水准一定会大大提高，中国纪录片与国际纪录片接轨的能力一定会更强，走入世界的纪录片一定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