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雷诺阿对法国诗意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
30年代的法国诗意现实主义，这个被人们认为：是介乎于诗和自然之间的一种概念的现实的诗意和诗意的现实的电影美学流派，随着战争的到来而逐渐走向消失。
诗意现实主义的主要贡献：
一、更新“现实”观念
让·米特里曾对待意现实主义的“现实”观念，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他在《电影史》中指出：“实际上，这一风格中，电影家并非重复或复制现实，那伯仅从形式的表层上看，他们在模仿生活创造的活动，它的情感进发、它的内在运动，依据此点进行创作，仅仅只保留其最奇特、最具特色的那些方面。对真实的把握仅在于表达‘本质意义的’真理”。
二、景深镜头的确立与使用
坚持独立制片的雷诺阿，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景深镜头，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电影语法。他的创作实践为巴赞的“场面调度”的理论提供了实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电影银幕的创作。景深镜头的确立与使用，对于“电影本体论”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发挥电影中的文学力量
电影编剧使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影片在银幕上大放光彩，它再一次显示了生活自身的活力和电影文学的功力，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的著名导演：克莱尔、费戴尔、贝盖尔都是自己所导演的影片的编剧，雷诺阿、杜威维尔也均参与自己影片的编剧工作。以新闻记者生涯起步的卡尔内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他自己的艺术观察力、鉴赏力与导演的功力，而另一方面则主要得力于来自超现实主义小组的诗人普莱卫文学力量的优势。普莱卫在拉丁区“双烟头”咖啡馆超现实主义的氛围中，培育了他那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形成了他的创作灵魂，并成为支撑他全部作品的脊梁。
这一灵魂远不是“悲观”二宇所能完全概括的。皮埃尔·马优曾中肯地指出：“这种从《兰基先生的犯罪》到《夜之门》的黑色和绝望，并不足以体现他的某种独特性，甚至统一性。普莱卫的创作是从悲观主义的印证‘之后’开始的。既然恶战胜了一切，腐化了一切，那么如果不返归本源，回到童年，人们又能到哪里寻到解救呢？从深层意义上讲，普莱卫的主题是一个：生活的信心只有在超越种种磨难之外，在与儿童目光的相接中获得。这目光就是诗，就是语言的魔力。但他使用的是生活的和惯用的语言，即最通俗的语言”。
在诗意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突出的误识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忽视电影艺术的视听性。这表现在一些影片中，由于过于强调对白和编剧的作用，强调文学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电影首先是一门视觉性和听觉性的艺术，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样的误识在帕涅尔的影片中极为突出。
其二，艺术群体对个体的冲击。由于诗意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剧本通常出自于普莱卫、斯派克和让松等几位大编剧之手，因此，作品往往显现出某种近似性。他们都是依据同样的戏剧模式而构筑的，即一种搬到当代平民社会现实中的悲剧的模式。普莱卫、帕涅尔的门徒们一拥而起，这些平庸的模仿者匠气十足，抹平了电影艺术创作的独特性与个性。这一状况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出现，才宣告结束。
让·雷诺阿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象征。巴赞曾称他为诗意现实主义的真正首领，并在《法国电影十五年》中指出：“在战前有声片的决定性的年代里，雷内·克莱尔不在法国，而让·雷诺阿的作品以其构思的独特性和丰富的美学价值，无可置疑地占据了‘黑色现实主义’之行列，但是它们是电影的先锋，从诸多方面预示着后来电影风格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演进”。
这位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儿子，曾做过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他投身于电影事业，是从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兴趣，而逐渐走向电影专业制作者的行列中来的。雷诺阿最初的创作并不成功。然而，他却从中吸取了经验，培养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游戏性”的影片风格。
1928年，雷诺阿导演的反映失业边缘人物的《古城比武记》尚是一部默片。自从有电影开始，他导演了使他获得偶然成功、并成为他电影生涯转折点的《坠胎》(1931年)和《猖妇》(又名《母狗》，1931年)。其中《母狗》一片的创作，使雷诺阿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道路的开始。《母狗》表现的是一个年愈半百的诚实职员由于爱上了一个娟妓，而那娟妓既和他相好，又与城市里的流氓保持着关系，最终使者职员身败名裂的故事。这是根据一部平庸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然而，雷诺阿却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超越了小说的表现。影片以巴黎街头和男女主人公的家庭为主要场景，叙事空间影调黑暗、气氛浓重。这种对于故事地点、环境所进行的描写，以及与流氓、歹徒杂处的巴黎小市民米歇尔·西蒙的杰出表演，均使影片纳入了诗意现实主义的兴趣和范畴之中。1932年，雷诺阿的杰作《布杜落水遇救记》(又名《被救出水的布杜》)问世，这是一部描写巴黎流浪汉，多少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作品。影片在表现环境时开始多次地使用景深镜头。1934年，雷诺阿导演了“对意大利电影有过重大影响并预示了新现实主义”的《托尼》。这部影片他与爱因斯坦合作编剧。“从1934年(《托尼》)起，雷诺阿便系统地运用了使整个电影文法得到革新的‘景深镜头”，。而美国电影只是到了1941年《公民凯恩》的问世后，才开始突破了传统电影剪辑的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罗贝托·罗西里尼、德。西卡尊他为先驱。《托尼》一片同时标志着雷诺阿独立制片的开始。他为经济和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开辟了道路，实现了电影生产制度所不允许的，然而，却是观众所期待的影片。
1935年，雷诺阿在《朗基先生的犯罪》(由普莱卫编剧)中，刻画了恶毒的企业家，以及小人物团结组织“合作社”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满胜利和乐观的影片。“影片表现出来的温情、魅力、亲切感和丰富的幽默感弥补了它在技术方面的某种不足”。1936年，他又改编了莫伯桑的原作《乡村郊游》。这部同样由普莱卫改编的“辛酸而短暂的田园情史”下集却没有拍成，已拍成的素材，后由雷诺阿的学生完成剪辑。影片拖到1945年才开始放映，片中因采用了印象派的表现方法，在展现自然风光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雷诺阿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影片：《大幻灭》(1938年)和《游戏规则》(1939年)。《大幻灭》是一部充满和平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是对于世纪初欧洲历史所进行的微观的研究。尽管战争使“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同阶级的人是会互相谅解的”。麦斯特在他的《电影简史》中谈到：影片的“表面动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名法国士兵终于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故事。它的真正的动作是一个隐喻：欧洲贵族的旧的统治阶级的灭亡，以及工人和资产阶级新统治阶级的成长。战俘是雷诺阿对欧洲社会的一张缩图。战俘中有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有教授、演员、技师和银行家，有贵族、资本家和劳工”。
《大幻灭》在情节结构上的特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影片的情节吸引佳人们的注意力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含义。而雷诺阿却是通过以主题戏剧化的方式最终淡化或推翻了影片的情节。他以一种反常规的方法，把我们投入到影片对话的具体内容的形式中，造成了淡化情节的作用。这种作法在影片中多处可见，比如：雷诺阿为了削弱越狱的情节，他表现了战俘们更多地关心的不是想如何跑掉，而是希望能够饱餐一顿和渴望女人。但他们所能够实现的却只是男扮女装。再如：逃跑的计划则是偶然地促成的，这个场面本身对情节并不重要，但对现代历史的评价是极其重要的。沙皇给俄国战俘们的礼物是一批书籍，引起了战俘们的不满，他们烧书为的是反抗贵族的昏庸和傲慢，他们准备越狱是为了摆脱贵族的沉重压迫。在雷诺阿看来，社会性和纪实性，比情节更为重要，另一段谈化情节的处理，则是围绕着用于越狱的那根绳子的那场戏：
德国人要来房间搜查绳子，大家忙把绳藏起来。而当德国人进入房间之后，按照情节的发展接下来应该是搜查绳子，然而，却展开了一场关于贵族荣誉的议论，德国贵族军官要法国贵族军官以贵族的荣誉向他保证“在这个房间中没有企图越狱的行为”。从而似乎让观众去品味着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的教养，雷诺阿在影片中谈化情节的处理，使他的作品趋于纪录，形成了写实主义的风格。
《大幻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影片中声音的处理。首先在语言的运用上，这一点影片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德、法、英、俄的四种语言在影片中的混用，它丰富了电影声音的表现，同时，语言本身的冲突又造成了叙事的戏剧性和复杂性。在一次突然的调防中，法国战俘离开了他们那即将挖好的越狱通道，而当他们与俄国战俘擦肩而过时，他们设法告诉俄国人，但却因为语言的障碍而相互未能沟通便离开。二是，影片中的语言和对话同时表明着人物的不同身份和阶层，说明着人的隔阂状态。不过，影片中的很多语言也应该说是带有很强的人工雕琢的痕迹的。其次是音乐的处理，它几乎起到主导影片动机的作用。那个用笛子吹出的小调，在影片中曾若干次地出现：在策划越狱时，笛声曾第一次出现；在越狱时，法国贵族军官用笛声吸引佐了德国军官的注意力，结果造成了他的死亡；在越狱后，笛声又使两个相互争吵的人重归于好，等等。在影片的重要时刻音乐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起到了主导叙事的作用。雷诺阿对于声音的运用的确是独具匠心的。
麦斯特在分析《大幻灭》时谈到：“在这部充满着灾难性的政治幻灭的影片中，很难决定哪一个是‘大的’。是战争可以解决政治争端吗？是国界存在还是国界不存在？是阶级差别不存在吗？是民族的区别强于阶级的差别？还是阶级的差别强于民族的差别？不论这些有意搞得自相矛盾的幻觉之中哪一个更大些，《大幻灭》鲜明地谴责了那个造成这场大战，并将被这场大战所消灭的统治阶级的堕落和多余的人物。欧洲的贵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了姿态优雅的自杀。把生命变成冷酷无情的谋杀的游戏，并附有一套人造的规则，最终就是把生命变成死亡”。在这部影片中，雷诺阿所做出的以上种种暗示，在他的下一部影片《游戏规则》中，则以一个专门的主题进行了表现。
在《游戏规则》中，雷诺阿“描绘的是一个死亡社会的死亡的价值——实际上是两个死亡的社会——富有的主人的社会和那个模仿他们主人的假绅士派的寄生的仆人的社会。主人和仆人都是重仪表轻真诚和人情的坦率表露，其必然结果就是死亡”。而在走向死亡中，影片揭示了说谎就是上流社会的准则，谁违背谁就遭殃的逻辑。这部影片在叙事上按照小说的特点，以强调平行的事件、平行的结构、平行的人物、平行的反应、平行的细节等，精心结构而成。麦斯特称：“这些在视觉上平行和理智上平行赋予雷诺阿的影片以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影片的文学结构得到了雷诺阿的敏锐的视觉感的支持，自然、面孔和社会群体的镜头，在视觉上产生了影片的含义，以及对作品情调的控制”。然而这种作品也同时给人以一种大幕拉开的感觉，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当然，雷诺阿的布景是以现实真实为基础的，并创造着适合制作者主观选择的视觉空间的表现。而这又恰恰符合了他那贵族化的主题的需要。
《游戏规则》中有两段重场戏：一是打猎，这里表现的是小动物的死亡，枪声响起之后，小动物在翻滚和坠落中死去，这是一种死亡的舞蹈，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美。在这段落的表现中，雷诺阿几乎完全是用纪录片的方法拍摄下来的。二是晚会，这里又是一种死亡，是关于游戏人生的死亡。台上骷髅跳舞，台下真枪实弹的射击，最终导致了飞行员像小动物一样死去，这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美。
这两段重场戏构成了影片的含义和情调的核心。“影片中所有的痛苦和悲哀都是作为人生快乐的副产品”。同时，也都是由那个上流社会的中庸的处世哲学所造成的。比如：让偷猎的人到别墅中来；留下丈夫的情人；把飞行员带到妹妹家，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种中庸的错误。影片本身就是一场大的游戏，大家在游戏中遵守着各自的规则。“游戏中仍有意外，而那只不过是个意外，谁也不会把它认真地对待，那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影片从某种意义上体现雷诺阿本人的深深地悲哀，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人生的真挚的爱，但另一方面又忍受着参加到“游戏”中去。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本身并没有指责什么，剧中人物都是温存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人性和社会的制约真诚地行事。这里更深的悲哀是人生的悲哀。影片中同时也体现了雷诺阿自身的中庸的意识，在《游戏规则》中，他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情节体现出这一中庸态度。然而，在〈大幻灭》中，中庸却造成了另一种结果，由于雷诺阿在影片中，对于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俘营里的关于政治、国界、民族、阶级和友谊等问题，所作出的模棱两可的、暧昧的处理，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戈倍尔曾让人把这部影片剪辑成了一部为德国人服务的、美化德国人的影片。这件事据说雷诺阿极为恼怒，然而，却是他的作品本身的“中庸”思想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游戏规则》和雷诺阿所拍摄的其它影片一样，在摄影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他在这部影片中，继续了他从《母狗》时向着景深镜头努力风格，他十分重视动作在画面内部的场面调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地使用移动摄影的过程中，将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一一揭示出来。从而突出了法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感，以及那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态度。人们对于这部影片摄影机的运动，以及远近皆清的深焦距镜头的使用赞不绝口。因为，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一种摄影方法。这也正是这部影片为什么时常被排列榜首，被推崇为最优秀影片的重要原因。巴赞在《法国电影十五年》中也曾指出：“如此看来，《游戏规则》是一部导演风格达到了高超水准的影片，至今仍能从其技术方面汲取教益”。他还说到：“特别是《朗基先生的犯罪》或《游戏规则》一类的影片表明剧作的成熟，构思的复杂，感情表现和人物刻画的细腻。可以说，从雷诺阿开始，电影已经是能够与小说相匹敌的成熟的艺术了”。
雷诺阿在创作中从不重复自己，他不仅能够拍摄具有探索性的影片，同时也能够拍摄政府订货的影片；他能够拍摄现实题材的影片，也能够拍摄古装片；他能够在法国拍片，—也能够在美国拍片。
这并不说明雷诺阿的不严肃，而事实上，他的影片往往却具有他的沉思，有着他那极强的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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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③ 电影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电影的产生使人们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它使得人们懂得思考和反省自己。纵观这些年的电影发展历程，更加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电影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电影的影响：
1、从产生以来逐渐成为最普及、最重要的艺术样式
，列宁说：“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艺术样式中，最重
要的就是电影。”电影对人的行为、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现在人均每年看6次电影
2、对人类文化信息传输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人类进入影视文化（信息文化）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语音为载体的口头语言文化，以文字为载体lAo
的书面语文文化，以音像为载体的影视文化。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于人类历史，一百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可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飞跃式的，电影的变化更为奇速。拿最早拍摄的电影。不管是法国的《工厂的大门》、美国的《梅.欧文和约翰·顿斯的接吻》、德国的《柏林风光》，或是稍后的叙事片，如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鲍特的《火车大劫案》，与当代电影相比，不管是中国片还是外国片，尤其是当代好莱坞的那些所谓的“巨片”，如《星球大战》、《大白鲨》、《终结者》、《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拍摄的技术、技巧和方法，以及它们所蕴容的文化氛围和义理内涵，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超过了以往。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推测着在也许是更为翻天覆地的下个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在另一个一百年中，电影是消亡，变异还是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耐人寻绎的问题。
回顾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电影的变化具有优先意义的，是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技是电影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从默片到声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立体声，还有光学镜头、感光胶片、机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进和变革，都给电影的创造开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视频、电脑、激光这些新的高科技在电影的上的应用，更扩大了银幕的创造力，使其形象、语言焕然一新。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发明也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上述那些当代好莱坞“巨片”的出现。回顾一百年的历史，电影的哪一次哪一点的变化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呢？现在我们的电影、电视中，用电脑特技处理武打场面，颇与中国二十年代以传统特技处理武打场面相近似，都是刚刚出现的特技手段运用于电影，都是源于新技术，虽难免幼稚却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据说，现在已经有远远优越于电脑的“光脑”出世了；还有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技术，在下个世纪里也会出现。这些已经看到的和还未看到的新技术，又会给电影的摄制带来什么，这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下个一百年里，电影将随着高科技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前要发展电影，就应发展电影的高科技基础。有些国家在世界电影竞争里失败的教训，是否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
百年历史又告诉我们：电影的发展是要靠财力的；准确些说，需要高投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冒投资的风险，是很难参与世界电影市场竞争的。西方的那些个性化电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冈斯、德吕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特吕弗、戈达尔、伯格曼、法斯宾德等人的作品，多么具有独创性和个人思考的特色，对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无论如何这些流派和作品在创作投入的资金上，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好莱坞重头片相比拟。正是由于优越的制片投入，因而好莱坞能够吸引欧洲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对于它的向往，从而人才济济；他们憎恶它，骂它，但又离不开它。欧洲的艺术片和好莱坞的商业片是两种不同的银幕现象，如果说欧洲艺术片倾向于对电影可能性的探索，那么，好莱坞商业片则倾向于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说欧洲艺术片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电影天才，那么好莱坞成功的首要因素，应归结于雄厚的财力；在好莱坞那里，人才也成为经济实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态。由此可见财力对于电影之重要！中国目前电影的不景气，是否也有着资金不足甚至匮乏的原因？
在下个一百年里，如果社会还是以货币形式实现产品交换的话，那么拍电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笔钱。
过去的百年历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的电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地下电影”，也希望寻找到自己的观众，何况是作为电影主体的商业片。电影必须面向广大的观众群，适应他们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纽约的百老汇街就有过爱迪生的“电影视镜”的商业性映出，票价二十五美分。但由于“视镜”只能一人一机地朝着视镜往里面看，很难包罗更为广大的观众，所以后人还是选定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的布幕放映作为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这里就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以最经济的方法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此外，大约还因为“视镜”有点象今天的看电视，观者和视象是有距离的；只有被摆到黑暗环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观众幻梦般地门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有着美学上的意义了。总之，对电影诞生日子的认定，还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无论如何，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大约是没有疑问的。
拿钱拍片，供观众看，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运作环节，那就是经营。在百年历史上，从初期到现在，电影的经营方式，促销方法，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尤其是在当代，其经营手段更为灵活多样，难以胜数。但归根到底，可以说曾经有过这样两种电影经营：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它们分别是被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百年史上，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经发生过，于是中国也就有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下进行电影经营的经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变，于是电影经营也在这个转变中转变。我们无意分辨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电影经营的成败得失，但它们对于人类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从中得到教益。
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一般来说，观众越多也就意味着利润越多，这已经为无数电影历史事实所证明了。但是，由于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又时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为教化”和“为娱乐”这种电影史上的长久争论姑且不议，仅在中国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过“要票房价值还是要工农兵”的严肃命题。这种在看到以往市场经济下的电影投机牟利的弊端之后，而又只看重社会政治作用而不计经济后果的见解，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结果，不仅违背了电影的经济规律，而且还不幸地为被批判者所言中：“为工农兵的电影工农兵不爱看”。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来，只顾拍电影，或拍电影只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而不计经济效果的作法，不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电影运作，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电影运作，都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经验。
人类下个世纪头一百年的社会发展，难以预料，电影会不会脱离经营渠道而成为有一定机构负责的社会福利事业、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观看？假如社会还发展不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电影由拍片到看片这个运作过程的经营环节，不管会发生怎样形式和程度的变化，都还会继续下去。
百年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艺术的，同时包含着文化。
翻一翻世界电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录，回顾一下我们看过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片种、各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不难感到，世界上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要闻，人文的和自然的衍进，无不在电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直或曲的随机性反映；虽然它们不可能象文字记载历史那样去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和全貌，而只能是历史的一点一滴，然而从它们与历史的联系角度说，一部世界电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们把一些主要电影国家的影片，编年史式地排列起来，也几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这百年中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
电影中，不管是哪个片种，细察起来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礼仪习俗、交际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从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瑞典的等等国家的早期影片中，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国家的那个时期的人群生活的状态吗？十几年前在我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曾经在马其顿共和国看过一部他们国家1896年拍摄的影片。他们的电影史学家对他们的国家能在电影发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国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这是一部记录马其顿民族村镇民众日常生活的影片，以节日的舞蹈和仪式为主，也有他们的劳动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种远古的气息，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尝不有着同样的意义。
不独纪录报导片如此，叙事故事片也有着同样的内涵，不过它是另一种形态罢了。叙事电影是以艺术家为能动主体，根据对现实的和历史的想象性体验，而小说式地编织起来的故事。不管人们从理论上怎样说明：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又不管是哪个流派和风格，电影始终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艺术家个人对于这一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以影片里不仅渗透着生活，也渗透着意识，渗透着利益和反利益的冲突，权利和反权利的对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击，总之，它体现着各个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的不同愿望和利益，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因为这样，所以电影从它诞生起，就受到社会公众和权利政治的注意。有时它被打扮成一个圣洁的传教士，有时又被说成诱人犯罪的教唆犯；现在电视的这种地位好象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电影的这种大善大恶的表象，无非是因为人群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因而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对于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毁誉褒贬也就不足为奇。好莱坞影片《真实的谎言》最近被作为“大片”引进来放映了。为何选中这部影片？其标准如何？不得而知，但这部影片的内容却值得人们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义，无疑是当前美国主导意志的一种显示，它既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好莱坞那些所谓的“反传统”影片，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内的那些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莱坞主导电影的一种上升式回归，这部影片里有“美国中心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确与它的前辈有同工之妙。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说过的话：“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争巨片，不意中了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当然它不是“真实”的战争片，而是“谎言”的战争片，但那里的精神却与鲁迅讲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辙。 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中国把它引进来给观众看看，无碍大局，但是我们也愿意说一声：留意一下那片子里面的思想！
总观电影的百年史，应当正视，电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它不是学生课桌上的教科书，也不是有钱人柜子里收藏的珍贵文物和稀世艺术品；它是供多数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观看的。它的生命过程是创作制片、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然而在这同时，也应正视，在电影这一娱乐品中，又包藏着娱乐品之外的许多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涵，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电影自诞生到现在，对于它的性质的各种争论，可不可以从这个认识中得到解释？
对于今后的电影发展，在电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经有了许多说法：电影不会有第二个一百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电影就会继续存在！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空间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去证明了。但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将来，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踏步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传播媒体的更加革新化，电影的世界性特征将随之更为鲜明地凸现出来，将会发生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和文化认同；当然，电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怎样，电影对于人类是一个好东西。
④ 当美国电影在世界上大行其道时,法国为什么要抑制美国电影
这个题目可以写论文了。要从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分析。
从表面看的话，那就是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对立关系。
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从电影上升到艺术高度开始（一开始电影是无法和歌剧油画一样被当成艺术的），法国电影一直坚持走艺术路线。
其实好莱坞也不乏艺术大师，大卫格里菲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是世界电影的里程碑。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开始，电影的商业价值逐渐凸显，好莱坞成为各大财团眼中的摇钱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历史的国家来说，艺术显然没有金钱更吸引人。在各大财团的入侵下，好莱坞逐渐成为了电影的商业中心，好莱坞的艺术家们失去了话语权。
与此同时，法国电影一直没有规模化的走上商业路线，这和法国的历史以及欧洲历史文化有关。在艺术方面，法国是高傲的，他们有理由高傲，因为他们有深厚的艺术文化底蕴。这方面就不好说了，再说就要讲文艺复兴了。总之，法国的 艺术家们并不认可商业电影。
那么我们做个阶段总结：
法国有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美国是移民国家。
执掌好莱坞话语权的是财团，他们认为电影是商品。
执掌戛纳的是艺术家，他们认为电影是艺术品。
这就是矛盾了。
那么，在现今的世界环境下，美国是经济中心，掌握世界话语权，而掌握美国的是财团。我们可以预见到，在很长很长很长的未来，好莱坞依旧会是世界商业电影中心，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一部部的电影商品，控制整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这是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事情。都想抵制，但是都无法抵制。在商业浪潮中，艺术电影是很难生存的。文艺片只有在欧洲有市场。
我们再拿中国和中国电影做个类比。我们国家和我们的电影和法国电影的处境是如此相似。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我们在国际文化界的声音很小。因为在艺术上，我们不是主流，注意，不是我们没有艺术，是因为我们不是主流。而在商业上，我们也不是主流。不是我们没钱，是不被认可。我们不是没有电影，但是我们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不是主流。
再回到法国电影和美国电影。 好莱坞已经走上了良性发展路线，商业电影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又不断影响着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认可奥斯卡，不知道戛纳。而法国电影正在艰难生存，做商业片做不过好莱坞，做艺术片很难赚钱，很难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电影想要继续生存，抵制好莱坞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觉得，在当今环境下，走商业化路线更靠谱一些。毕竟电影拍出来是给人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说一件艺术品，其内涵再深，没人看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你拍了一部能净化灵魂的电影也得有人看得懂才行啊。应该是在迎合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再考虑艺术性。这样拍出来电影，有人看，赚到钱，才能持续发展，才能影响主流价值观啊。 其实张艺谋就在走这条路，不过我觉得走得不好。《红高粱》中有一种力量，《活着》有一种无奈，《秋菊打官司》有一种执著，《十面埋伏》就只看到颜色和画面了。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我都觉得乱了，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不过无论如何，这也是我一家之言，是我个人对电影的理解。建议您还是查下法国电影史，法国历史（从文艺复兴看就足够了），再看下世界电影史，注意一下公认的几十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出现的时间，在结合下历史背景，当有所得。
老大。。。要不然各国导演为什么去美国拼奥斯卡奖。。。 连拿个奥斯卡外语片奖的导演都兴奋的睡不着。。 唉。。。 美国不管从电影的制作，投资，发行，出版都专业的。是各个国家都比不了的。美国 *** 把电影当成一项产业在做。哪个国家能比的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第一。 中国电影动不动这个不给放，那个不给拍的。
长期以来，美国十分重视通过电影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传播其生活方式、通俗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美国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生产总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成为美国对外宣传其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个人主义是美国价值观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重视个人成就、崇拜个人奋斗，讲究个人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美国电影是灌输个人主义的主要工具，从《蜘蛛侠》、《超人》再到《2012》，“救世主们”一次次让美国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英雄来到地球是“为了美国式的真理和正义”，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美国具有拯救并主导世界强权地位的天然能力。《当幸福来敲门》是一部反映个人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的经典励志片，该片叙说了20世纪80年代平凡小人物在美国成长为股票投资家的奋斗故事，影片主人公执著于自己的梦想，为实现目标不放弃任何机会，体现了美国人相信并崇拜个人奋斗，追求自由平等，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影片意在告诉观众，每个生活在美国的人只要足够勤奋，都可能取得事业成功。电影建构出的理想化社会图景激发了人们对“美国梦”式成功的渴望，也起到了宣传美国的作用。
美国凭借好莱坞强大的媒体宣传力量不断向世界倾泻所谓的“美国文化” 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情感观，民族国家观等等潜移默化的传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国家。 美国式的民主无处不在 美国实行两党制，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换界选举时总免不了互相漫骂揭短，以展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种貌似民主的观念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文化之中（如《总统接招》）。它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完全是垄断阶级的政权却要摆着民主的招牌：无论是谁当权，都是代表控制美国经济的几个财团罢了。电影中出现的游行示威，民主辩论其根本上毫无作用。这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制度迷惑了不少中国人。 美国中产阶级的富贵炫耀。 俗话说魔鬼的诱惑总是最难挡的。电影中的美国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别墅，私家汽车，锦衣玉食。就连一个穷困失业的人事都有看似舒服的标准间以栖身，一辆老爷车可开。社会学家分析，就是耗尽地球上的所有资源，中国也普遍达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盲目的幻想与乐观。 电影中的美国大兵。 他们虽然出口成脏，漫骂总统，但关键时刻无不英勇果敢，悍不畏死。电影中尽管表明美国以维和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观点。但实际上还是为美国的霸权歌功颂德。像《黑鹰坠落》《士兵宣言》。电影从来不说，美国人如何残杀当地平民，如何将人家的国宝据为己有。都只表示自己的战士如何勇敢，如何将敌人消灭或者如何在被敌人消灭时的英勇。给我们的印象是美国虽然有错，但当地的人民，政权错误却更大（如《深入敌后》），我们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来帮助你们的等等。 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由世界各国人士组成的新国家。没有多少历史的沉淀，短短二百多年，美国的经济是发达的，但文化却稀少的可怜。本土文化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却妄想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表面上说要博览众长，集思广益。实际却在宣扬精英白人主义，美国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仔细看美国的娱乐大片，不难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英俊潇洒的小白脸（如《超人》《蜘蛛侠》《黑客帝国》中的救世主尼奥）。这种种族偏见是久已有之，根深蒂固的。美国的所谓民族主义其本质也是建立在白人至上的基础之上。种族歧视的劣根与文化的缺失联络紧密。
与其说美国文化在努力全球化,还不如讲全球文化在被动美国化!
观众在寻求感官 *** 和理想的寄托,现代人爱听爱情故事,惊悚故事,科幻故事,电影人们讲个故事.而大家都觉得,每年最吸引人的似乎大多数是美国人讲的故事!!
我们听的看的,成功的大片相对较多.
而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迸发的创作 *** ,以及支撑金字塔塔尖的众多电影从业人员,才是美国电影的法宝.
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个都不能少 黄土地
红高粱 十七岁的单车 洗澡 青红 暖 断臂山
卧虎藏龙，春光乍泻 孔雀 鬼子来了 小武
通常反派的理想不是统治世界就是毁灭世界，理想太小了容易实现，理想太大了实现不了，可能统治世界这个理想刚刚好吧，反派也是要人生目标的啊。
地位不高,现在的烂片都获奖了你想想啊```张大导演都说拉`中国电影悲哀啊
美国电影与法国电影新潮流
下雪天，是冬天赐予大地的一道美景，那片片雪花，随风飞舞
美国西欧猛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