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失守电影

㈠ 电影八佰里的手榴弹为什么需要人抱着，而不直接扔

电影《八佰》中主要说的是四行仓库的保卫战，而这一战是淞沪会战中的最后一战。在1937年的10月16日，大场的防线因为敌人凶猛的攻势而失守，原本驻守在上海的国军全部溃退，在10月26日，谢晋元在内的88师524团收到命令以四行仓库为防线全力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掩护工作，说的更通俗一些，这就是一场没有支援的保卫战。

其三，可以说这场战役本来就是用来换取同情的战争，在J准备撤退的时候受到了要举行的九国公约，又是因为这件事，才将524团留下来打算利用这场战争来换取一些国家的同情并且换来援助。最后一点就是更加的突出战士壮烈的色彩和爱国的情怀，给人带来非常震撼的效果，所以才有了后来战士抱着手榴弹跳楼的事发生。

㈡ 电影惊沙讲的什么故事

电影《惊沙》讲述了秦基伟率领西路军战士守城3日，最终胜利突围的故事。

1937初，在西路军艰苦征战河西走廊时期，面对着马家军重兵疯狂围剿，西路军高台失守，第五军全军覆没。在敌众我寡，伤亡惨重饥寒交迫，粮弹无济的生死关头，接着临泽被围，这时秦基伟临危受命，困守孤城。

秦基伟率领的300多名的西路军后勤部队战士在零下二十摄氏度，衣不遮体、缺少弹药的情况嫌亮下，对抗马家军5个团7000余人的围攻，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守城3日，最终胜利突围。

《惊沙》角色介绍：

1、秦基伟

将领，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指挥销灶只有后勤部队、警卫连和妇女团的300多兵力，对抗7000敌军，浴血鏖战三昼夜，最终胜利突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2、韩仕宏

外号老韩，与巾帼英雄桂芳是一对夫妻，二人芹斗宽一直未举行婚礼，但两人相濡以沫的爱情却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中最为温馨的一幕。但在面对妻子和他未出世的孩子双双魂断沙场的时候，老韩却将悲伤化作了满腔的斗志，与敌人殊死搏斗，最后英勇就义。

3、桂芳

泼辣但是却充满了女战士特有的坚强。她不听哥哥和丈夫的劝告，即便怀着身孕，也还执意留下来和大家并肩作战，最终也不愿意做敌人的俘虏。

㈢ 观电影《八佰》心得感悟范文四篇

   观 电影《八佰》心得感悟范文

   如果说《1917》是偏向于个人英雄主义，凭借着一个人的英勇排除万难、坚持到底，传达了正确的消息。那么《八佰》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力量、民族力量，这种力量更有震撼力，也更能触动人心。

   抗战中的上海，已经几乎沦陷，被困在四行仓库中的四佰多名中国士兵是这个城市最后的防线，如友塌果他们失守，上海便真正的沦陷了。

   隔着一座桥对岸的租界是另外一番景象，有歌舞升平，是美好的天堂。同时也有很多心怀国家危亡的各界人士，他们心中有着无奈、有着失望，更有着对中国士兵的期许。

   日军扬言三小时之内攻下四行仓库，想要击溃这上海的最后一丝反抗，当日军试图通过工事摧毁墙体，让仓库中的中国士兵失去作战的阵地。紧要关头，有人身体上绑了炸弹，开启了自我牺牲式的爆破，去摧毁日军的工事。紧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士兵排成队，身体都绑了炸弹，只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就为国献身了。

   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

   天空中的飞机中有各国的观察员，为了向其他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冒着挑衅敌军的危险，中国士兵决定升旗，护旗手被稿闹机枪扫射，旗杆将倒之际，中国士兵用身体继续护旗，不顾生命的成为旗杆下的水泥桩。

   战斗机中的士兵对这种举动甚是惊讶，飞机的玻璃时不时被中国士兵打中，展示了我们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

   最后为了保存实力，去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四佰名士兵决定冲过桥的对面，冲到安全区。明知道会被机枪扫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的选择，就好像那几个冒死将电话线送到仓库的英雄一样，多活一个就是多一分希望。

   危难之际，我们能看到同胞之情，安全区的教授也会拿出自己的枪，不愿再忍受别人的欺负，混血后代也会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因为身体里流着一半中国人的血。无数的人们拿出最珍贵的物资，为的就是争一口气。

   战争是万恶的，和平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吾辈不应忘记这血的教训，当以自强不息去敬慰先驱。这种近似残暴，令人发指的场面希望不要再有，那一幕幕血肉模糊，那一帧帧生离死别带来的只有痛心与沉重。

   记录不去忘记，是我们最大的尊重。珍惜好好生活，也是先驱们当初最真挚的期望。

   观 电影《八佰》心得感悟范键告罩文

   看了《八百壮士》后，我心中有说不完的激动，这部爱国主义影片，主要叙述当时日军进攻上海的真实战况，我八十八军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五百人，由团长谢晋元中校率领掩护国-军之撤退，并陷入三面之包围中，即战四昼一夜，有四行仓库通过稣州河进入英租界。这里面有一个很英勇的女孩，叫杨惠敏，自愿当童子军，父亲劝她回去，她不肯，说要让中国立起来。上海闹饥荒时，他去维护秩序，还将国旗送到四行仓库，路上危机重重，可为了立志气，强民心她死也要去。

   故事的高潮在杨惠敏乘船送国旗一段，令人印象深刻。

   大姑艺人唱八百壮士，在烽火连天的上海四行仓库已陷入日军围攻谢晋元沉稳的指挥战斗，杨瑞符营长足智多谋，八百壮士英勇顽强，打退多路进攻。上海各界人民热情支援八百壮士抗敌。女军杨惠敏身负国旗，在日军飞机轰炸下潜入仓库，将旗帜送入仓库。播音员为市民报告八百壮士战斗的情况。(孙爱军)

   当时，全国的童子军坚守着“不要饷、不吃粮、不怕苦、不怕死”的号令。我为之感动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贡献，而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前途而贡献着，不贪生怕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800个烈士，多么珍贵的“一笔财富”啊，就这样牺牲在了日本人的手榴弹中，我真惋惜埃这时，我的心中又萌生了憎恨之情，日本人为什么要将八百壮士赶尽杀绝呢?为什么一定要占领上海呢?为什么要攻击中国，不和我们做朋友呢?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为了统治全世界，日本人要伤害所有人吗?要让所有人看不起吗?

   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壮阔国土，璀璨五千年华夏文明，几万万华夏生灵开始遭受日军大规模的践踏与蹂躏。失陷的国土，逃难的贫民，溃败的军队苦难时刻的开始。日本人，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不是当时的中国不强大，那么，日军也不会来攻击我们了，从现在起，我要发奋读书，让祖国更加强大!让世界各国都和平共处，再也不发生这种事情了。“……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此时此刻，宋祖英的《爱我中华》回响在我的耳畔，我的心也像宋祖英那样装满了沉甸甸的祖国。

   观 电影《八佰》心得感悟范文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清晨，朗朗书声的校园里时常会出现这一幕——庄重而严肃的升国旗仪式，每当此时，颈系红领巾的同学们顶着烈日，将右手高举过头项，注视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是我们少先队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敬。

   我心中的国旗，是那高高挂在天空，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它矩形的红色旗面，象征着革命，象征着中华民族不败的灵魂;在这硕大鲜红的旗帜右上方，缀着五颗金黄的五角星，大星居左，四颗小星，环绕在大星之右。那颗大五角星正代表着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四颗小五角星则代表四个阶级，五颗五角星互相联缀，疏密相间，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记得从幼儿园起，懵懵懂懂的我们在心中却已知国旗的神圣，这是一种信念滋养在心间。每当周一上午，国歌奏响时，那些顽皮的、爱上蹿下跳的小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安静了下来，抬头挺胸，那冒着豆大汗粒的额头下，那双似乎要瞪出眼眶的大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冉冉升起的国旗。

   上小学了，学校经常邀请一些老党员、老红军来学校，给我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悠久历史及优良传统，那时的我们还不懂事，总是觉得反反复复听了那么遍，甚至都有些不耐烦了。可是我们当时何曾想过，这一次次的宣誓、演讲、解说，积累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友爱，和我们今天幸福生的来之不易啊。

   上中学了，伴随着功课多元化的增加，我们肩上的学习担子愈加变沉，在老师和学校的教育下，我们对党、对国旗的认知愈加深刻。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成长环境，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们也为着心中的理想，在不停奔跑、努力奋斗，这不就是我们的初心吗?我们在国旗下成长，在党的陪伴与守护下长大。

   五星红旗，伴我们成长;五红红旗，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为五星红旗祈祷:原将来的我们，都能成长为栋梁之才，化作五星红旗上面一颗颗小小的星星，为祖国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奉献出我们的一腔热血、一份力量。

   我们在国旗下快乐成长，我们在国旗下幸福生活，让我们在五星红旗的带领下，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观 电影《八佰》心得感悟范文

   看完了这部影片，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国民革命军为守住上海最后一个阵地---四行仓库，与相差十倍的日本进行血拼。在这场战斗之中，仅仅只有四百多人的524团却要面对30万日军。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但那四百多人却让我们看到中国人誓死保守祖国的心。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主角，但每一个人物都让我们记忆深刻。

   陈树生，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他选择在身上绑了七八个爆破弹，视死如归，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与敌军同归于尽，他说，必须要有人去打开一个口子。那一瞬间，我哭了，陈树生他不是没有犹豫，他有母亲在家，怎么可能不怕死，但是他没有选择，自己的牺牲会带来更大的胜利。还有端午，原本只是湖北保安队的一员，以为来上海只是清理战场的，一心只想和自己的弟弟小湖北好好活下去，等战乱结束一起去英国看看。但他为了国旗能够顺利升起，也冲出去英勇杀敌，最终中弹而亡。

   整部影片导演并没有想当然的把主角定为铭记历史的第八十八师524团团附谢晋元，而是用了一个长的篇幅来描绘524团的战士形象。其实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逃兵，他们一开始并不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遇到危险时，他们会逃会怕死，但正是这种形象，让我们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可最后他们不还是站了起来嘛，为了国家的尊严，他们不再退缩了，他们站了起来，去和敌人拼命!所以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中国必胜!

㈣ 雷玛根大桥的电影资讯

《雷玛根大桥》（Bridge at Remagen）——美国米高梅公司1969年拍摄；导 演：John Guillermin ；主 演：乔治·西格尔、本·吉扎拉、马歇尔等；片长115 分钟。作为艺术作品，这部故事片加入了不少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内涵相当丰富。雷马根大桥被美军占领，“如同一把手术刀，在德国人的莱茵河防线上切开了一道口子！”河对岸镇守厄尔波尔镇的100多名德军工兵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几乎全部阵亡！德军的大炮猛烈轰击大桥和美军架设的舟桥，甚至出动了当时刚刚研制成功的喷气式飞机来炸桥，后来还发射了11枚V1飞弹，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都没能奏效；与此同时，美军工兵夜以继日地拼命加固受损的桥身，保证大批步兵和坦克源源不断地挺进德国腹地——希特勒十分恼怒，下令所有与雷马根大桥失守有关联的人员，除一人外全部枪决！——感谢美国随军记者，他们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竟然拍摄了那么多夺取雷马根大桥和加固桥梁的镜头！！！由于主桥拱在德军的爆破中受到致命损伤，加之连续多日的人员车辆通过，大桥不堪重负。3月27日下午15：00，就在宣布大桥关闭不到一小时后，雷马根大桥轰然坍塌，造成当时正在执行维修任务的28名美国工兵死亡，另有63人受伤......战后许多年，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布拉特吉老师——当年的大桥守卫者威廉.布拉特吉上尉独自徘徊在桥头残留的双塔下，长时间的沉思......片中很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的战争环境：那些镇守德国小镇、年老体弱的“人民风暴”队员、那独自在窗口向美军射击，被乱枪打穿的孩子——一位坚定的“希特勒青年团员”、那列车上满脸绝望的伤兵......德国当时已是兵败如山，连老人孩子都上了前线，这些情节在其它二战题材影片中表现的不多；片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军人形象，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当数那位英俊潇洒，足智多谋，喜欢摆弄精美烟盒的德国军官布莱恩少校，但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虚构人物！即便如此，他还是反映出了当时德国军人的尴尬处境——尤其是影片最后，布莱恩少校因为大桥失守被党卫军处决，临死前他叼着烟卷仰天叹道：“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啊？”令人心里为之一颤！这部拍于1969年的影片对敌对双方将士的描述评价都很公正，而且剧情结构紧凑，场面恢弘，是一部不应该被忽略的好片子！

㈤ 早期中国彩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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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
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放映了多部外国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现了电影放映活动，一个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电影。1904年，电影放映活动由民间进入宫廷。在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向宫廷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放映过程中由于摩电机突然炸裂，慈禧认为此物不吉祥，清宫内从此不准放电影。然而，此事并未阻止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最早在中国放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也是外国人。自电影传入中国到辛亥革命，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不少外国摄影记者来到北京拍摄纪录片。1904年，在发生于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期间，也有外国摄影记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国长期从事拍片活动的是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他于1907年来到中国经营电影放映，后来从事拍片活动，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强行剪辫》、《上海风景》等短片。
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但大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稍后，谭鑫培表演《长板坡》等剧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据说，直到1909年遭到火灾之前，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选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中国人较早摄制的新闻片是《武汉战争》（1911）和《上海战争》（1913）。前者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的几次重大战役，而且不久即再现于银幕，深受欢迎；后者记录了上海各界为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进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场面，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与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映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活动影戏”，连映数天。这两部影片是中国人借助外国影片公司的设备拍摄的，中国电纪录电影的发展有还待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关注电影，于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的影片分为5类：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古剧片、新剧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新闻纪录片的范畴。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戏曲片《四杰村》是该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后不仅在国内放映而且运往美国放映。此后，它还拍摄了新闻片《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风景片《矮子坟》（南通古迹）、《南京风景》。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电影与资本密切相关，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资本的状况决定着电影的状况。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制作主体是民族资本家，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薄弱，摄制影片的数量有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在1905年到1921年摄制的新闻纪录片仅30多部。“纪录片”这个用语是后世对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笼统称谓，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被称为“影戏”，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的说法，“纪录影片”的说法大约出现于30年代初期（较早见于1931年出版的梁实秋主编的《实用英汉词典》）。电影在诞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对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统人士和统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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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1921—1931）
2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对30年代民族电影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改变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格局，对国外新闻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介绍和讨论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资本投资的影片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创建和主持人我镜剧社期间拍摄了故事片《庄子试妻》，由于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1925）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后来，他将以往拍摄的影片汇编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并于1941年重新编辑了此片的有声版，名为《勋业千秋》。黎民伟在20年代拍摄的其他新闻纪录片还有：《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与从前相比，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复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有些影片记录了知名人士的活动，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如《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中期两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先后来到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编导）反映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上海纪事》（1927，雅科夫·布里奥赫编导）表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的生活和斗争。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首次来到中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外国人，他从1927年开始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对中国西北部进行了8年的考察活动，拍摄了大量活动影像资料。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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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1931—1945）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问世使新闻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段趋于完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纪录电影的作用，不仅加强对民营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营影片公司。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新闻纪录片的重大影响，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由派人到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发展到在中国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图控制中国的电影业。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国家的电影机构也派人来到中国拍片，这些影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影片公司都认识到了拍摄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意义，纷纷派出摄制组奔赴战场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中小公司也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这些影片均拍摄于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战》和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是两部内容丰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沪战争结束后，一些影片公司和个人赶赴北方战场，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反映东北战场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和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反映热河战场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以及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了《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
“中电”从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变之前，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这些影片主要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如《“青年”与红军作战经过》、《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暂时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杂志片《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作战的情况。八一三事变后，“中电”从南京迁往芜湖，1938年初又迁往重庆，主要拍摄新闻片，如表现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抗战前已出品30多号。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武汉时期的“中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了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从武汉迁至重庆，自1939年起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中制”和“中电”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之战》（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电影界也开始摄制抗战新闻纪录片。在香港拍摄的近百部抗战电影中，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长超过8000尺。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大型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的《广州抗战记》（1937），记述了广州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战的情形。后来，又出现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爱群影业公司的《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业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映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打平型关》，以及香港“青年摄影团”在延安拍摄的《延安内貌》（又名《西北线上》）。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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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㈥ 拍摄《八佰》这部电影的意义是什么

拍摄《八佰》这部电影，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和天津以及整个华北地区落入敌手。

国民政府决定集中主力，在上海跟日军决一死战，遏制日军的 疯狂攻势，将上海周围日军一举歼灭。

会议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冗长讨论，在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会议没有理睬中国政府关于对侵略者日本进行制裁的正当要求，只是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局势升级，坐下和谈。这跟没说一样，完全是废话。

而这份报告书公布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结束将近一个月，得意忘形的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矛头直指凛冽寒风中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影片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的民族，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有慷慨悲歌之士，所以中华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之林。无论是多么凶狠的敌人，想要中国屈服都是痴心妄想，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影片还告诉大家，一个国家只有足够强大，才能抵御外侮；别把希望寄托在别国身上，没有足够的实力，一切都是空想！只有把祖国建设好，才能换来永久和平。

㈦ 孤岛电影的奇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个？ 看不懂题目？
孤岛电影是日军侵华背景下，特殊时期、特殊地区出品的电影。
从1937年11月上海的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形如孤岛。战局动荡，各种势力林立是孤岛时期的特色。一方面，虽有许多电影工作者转移到内地和香港，但仍有留下的电影工作者坚持斗争，他们排除困难，拍出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如1932年2月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就是号召国民抗战的佳作。此外，于伶的《花溅泪》、柯灵的《乱世风光》等，都在暴露现实的同时，反映出抗日救亡的时代心声。
但同时，因为电影界在租界相对独立，电影制作受到其他力量的控制较少，电影公司老板可以相对自由的控制资本，所以这一时期的商业片发展繁荣。在孤岛上海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先后成立了20家左右的电影公司，制作了近200部电影。歌唱片、古装片等商业类型片在“孤岛”时期达到发展的新高潮。电影投资商张善琨长袖善舞，他的新华影业公司在“孤岛”时期资本最为雄厚，半数以上的“孤岛”时期影片都是这个公司出品的。
“孤岛”时期结束后，上海的电影业全部为日寇所侵占。一些爱国的电影工作者退出了影坛。在香港的电影界中，左翼电影力量原来是比较弱的，但到抗战爆发以后，形势有所改观。这其间，大陆内地的进步电影力量两次向香港转移，第一次是上海沦陷后，有少部分人如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六友等来到香港，从事抗战电影活动。再加上后来从重庆来的吴蔚云、黎莉莉、凤子等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片子。第二次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中共安排下，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转移来香港。夏衍在香港创刊了《华商报》；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复刊；茅盾主编的《笔谈》等以及《光明报》等使香港文化界顿时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在此其间，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小老虎》、《民族的吼声》等的出品发扬了抗日正气。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就沦陷了，结束了抗战时期南中国电影的历史。

㈧ 请问电影八佰里为什么要抱着手榴弹跳下去，直接扔下去不是更好

有四个原因：其一手榴弹从高处往下会反弹不易打到敌方，扔其二，墙体有隙，若是推着重物往下坠，国军的伤亡或许更大。其三，四行仓库保卫战本身就是蒋用来换取同情的战争。其四，就电影而言，这样更能够突出壮烈色彩。

电影《八百》主要截取四行仓库保卫战，这是松湖战役的谢幕。1937年10月16日，防线失守，上海国军开始撤退。10月26日，谢晋元所在的88师524团奉命以泗坑仓库为防线，全力掩护主力撤退。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没有支持的战斗。

所谓四行仓，是指“北四行”的联防线。“北方四行”是指晋城银行、上海中南银行、内地银行和天津燕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是当时上海主要的金融机构。正因为如此，四线仓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周边建筑的制高点，易防难攻。更重要的是，四航仓库“毗邻公租界，日军炮击时会有一些顾虑”。

第三，保护四星仓库的战争是蒋介石用来交换同情的战争。在松湖战役中，国军战败已成定局，蒋介石一步步失去了第一次机会，日军不断加大投入。蒋介石正要撤退时，突然接到九国会议。

正是因为这样，蒋介石又打了一个电话，离开了正在撤退的524团。也就是说，四行仓库的保卫战，不仅是为了抗击侵略者，而且蒋介石还想寻求帮助，以换取其他国家的同情。

第四，就影片而言，它可以突出英雄色彩。陈树胜抱着手榴弹跳了下去，这是八百中学四线仓库保卫战的高潮。决意牺牲的士兵和被感动的士兵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不仅能给人们带来震慑人心的效果，也能让观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对这些立志献身的战士产生敬佩之情。

因此，正是因为这些种种原因，才有了拿手榴弹跳下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