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谈上海电影

❶ 看王家卫的电影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家卫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电影，也有文学。

比如他说过他喜欢读刘以鬯，穆时英和村上春树的书，还有鲁迅和川端康成。《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就分别来自于刘以鬯的两部小说：《对倒》和《酒徒》。大家一定记得《花样年华》 片尾感谢刘以鬯的字幕。
而王家卫在拍《东邪西毒》（还是《春光咋泄》？）之前，也试过像他拍《一代宗师》那样，专程到上海寻访，收集穆时英的资料。

而上海的文化、氛围、历史，也是对王家卫的影响非常深的。本身他的祖籍就是上海，一直以来他对上海也是念念不忘，盯滑凯情有独钟。
旗袍，麻将，那时候的收音机和电饭煲，还有潘迪华，都是他在电影中，对上海之情的 寄托。
拍《花样年华》时，又好像早在拍摄前，他就收藏了几十套旗袍，王家栋看到那些旗袍时，马上就知道这些一定是弟弟淘来的。王家卫还说过，他对旗袍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母亲和母亲的朋友身上穿着的旗袍。在拍《花样年华》时，摄影机的视线都压得很低，这源让仿自王家卫童年的记忆。我还以为是学小津的。
我记得陈丹青好像说过，王家卫本来想拍个关于上海的电视剧，但王家卫一直没想好怎么拍，拍什么。不过在《2046》之后，王家卫说以后不会再拍上海题材的电影了，他觉得那里像 “一杯咖啡，始终会凉下来的。”

《春光乍泄》的片名来自于南美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小说，也就是写《蜘蛛女之吻》的那位。

除了文学，还有音乐。王氏电影中的音乐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再多讲了。
王家卫深受黑人爵士乐的影响。有一次，他在北京的出租车里偶然听到约翰
• 克特兰的音乐，很受感动，后来凯唤在《花样年华》中就用到了他的歌。
还有别忘了《加州之梦》。
在后来的《蓝莓之夜》中，为什么王家卫要选中诺拉•琼斯——这个从来没拍过电影的歌手来演，也是因为他有次在美国的出租车中听到她的歌声，萌生了找她拍戏的念头。
我觉得王家卫用音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春光咋泄》。
王家卫曾说：“1996年6月22日我第一次来到阿根廷。在这趟行程之前，我听了许多南美音乐，也买了Caetano Veloso 的《Fima Estampa so Vice》专辑。Veloso深深的感动了我。专辑除了“Cucurrucucu Palomg”一曲外，其余均以葡萄牙文演唱。我知道这首歌，它在六十年代的香港相当流行，我决定以它来做为剧中主角黎耀辉（由梁朝伟饰）踏进布宣诺斯艾利斯之前的预兆。 ”王家卫有在一次采访中夸过新浪潮，说新浪潮多好多好。（可我不觉得，我觉得 波兰斯基说的很对，新浪潮就是一堆业余作品）
王家卫最崇拜的导演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后者曾经邀请王拍《爱神》。
在《蓝莓之夜》中，娜塔莉·波特曼这个角色是王家卫对《葛洛莉》的致敬，那部女版杀手里昂。

sorry，关于电影对王家卫的影响，应该有很多很多话要讲，但我所知甚少，只能帮题主到这里了，暂时只能写这么点。

❷ 王家卫和作家张嘉佳、摄影师夏永康，编剧阿城的故事

《重郑早庆森林》开场阿武说道：“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她（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

一，王家卫和作家张嘉佳。

王家卫是香港电影中最会讲故事的编剧，他通过讲故事让邓光荣对《阿飞正传》投资4000多万港币，最后票房不到一千万，亏得邓光荣急火攻心，上医院打点滴，但王家卫却一战成名，成为香港文艺片之王。

张嘉佳是微博中最会讲故事的人，那时《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没出版，经圈中人推荐，王家卫看到这些故事，于是给张嘉佳打了电话，很快两人就约在上海见面，从剧本聊到生活，连着两三天都“喝大了”。

于是有了王家卫监制，张嘉佳编剧和导演的《摆渡人》，该片拍摄于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11日，是王家卫拍摄速度最快的电影。

《摆渡人》改编自张嘉佳小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其中一篇，原文只有几千字，张嘉佳写小说出身，起初写剧本时候不会对角色做主次之分，里面有大量的主人公，后剧本改写了118稿，最后出来剧本有几十万字，更是把自己十几年的人生经历全放进去。

在拍摄过程中，王家卫有时会片场落泪，他表示，有些戏张嘉佳因为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不敢自己导。

但张嘉佳开始拍的一版，王家卫看过以后有很多的素材没法剪辑没法看，于是王家卫自己亲自重拍。

因此《摆渡人》其实是王家卫和张嘉佳共同导演的作品，但评价还是很低，难道是因为《摆渡人》是墨镜王拍片速度过快。

有些观众认为影片故事凌乱，后半部分更是不知所云。

文字可以留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影像则比较直接地表现在人们眼前，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受众也不一样，因此有导演和编剧之分。

不是每个作家和编剧都能做导演。

二，王家卫和摄影师夏永康。

互联网上那些关于王家卫电影的浮光掠影，这些浓烈而暧昧，带有浓重王家卫味道的剧照，大都来自同一个人夏永康。

1996年年初，38岁的王家卫遇到了32岁的夏永康。

夏永康曾对媒体说“一开始有些人找我拍的照片，但我拍出来都是‘怪怪的’，没几个人喜欢，但是突然有一天，王家卫就到工作室找到我，看我的照片，问我‘你的作品好像都和别人不大一样哦？’我就说，‘是啊，都没人喜欢’，他就笑了，‘没人喜欢的，我喜欢。’”

《春光乍泄》是夏永康第一次跟剧组拍摄剧照，当时他只会用自动档，也不懂得要给相机安装消音盒滑猛，被现场录音师责备快门声音太大后，他只好等到导演喊“ACTION”后再抓紧时机拍照。

谁知道，这正好促成了夏永航潜意识下，必须立即拍下精彩瞬间的概念。他在王家卫喊“ACTION”后瞬间按下快门，而这恰好拍下了演员们半出戏的状态，营造出独有的氛围与风格。

此后夏永康跟随王家卫还参与了《花样年华》及《2046》的拍摄及设计工作。

夏永航 ：我不敢跟他吵，他是老板，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大部分是听他的。但他想要什么（照片），他一直不给我答案。我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看完还给我就走开了。我说：你觉得好不好？他说不知道，就走了。他永远不给我答案。但过了这么多年，其实他不给我答案是对我好，让我有很大的创作信丛桥空间。

三，王家卫和阿城的故事。

阿城是著名的作家和编剧，代表作品有棋王、小城之春、芙蓉镇、刺客聂隐娘。

王家卫拍《2046》，曾找阿城给他写个剧本。阿城一口回绝：你是不需要剧本的，你不要在这儿搞，你干脆把你电影里编剧这一栏去掉。

听说王家卫正在拍《繁花》，阿城铁口直断：老金（《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最后一定会气死。这一类不需要电影剧本的导演千万别认真。

2020年7月《繁花》开机，导演是王家卫，编剧是王家卫，金宇澄，主演是胡歌和马伊俐，电影讲的是上海的故事，对白用的是上海话，

金宇澄认为，上海需要一部能代表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电影作品。希望能把这部“上海密码”做出来让全世界理解。王家卫认为，以上海为背景的优质电影还不多。

人类因合作而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顶级存在，但在人类自身，却流传着“王不见王”这样一句话，

与王家卫这样的人合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❸ 关于王家卫电影的最主要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风格，采用结构手法，注重对小人物，都市边缘人物内心情感刻画，倾注于时间的表达，喜欢数字，运用MV式的音乐。

❹ 王家卫的电影风格

王家卫的电影风格有台词短促却又煽情；人物内敛却沉默又情绪饱满；情节简单却又扣人心弦。

王家卫，1958年7月17日出生于中国上海，籍贯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区），华语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系。

王家卫的介绍

王家卫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区），5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居香港，身为海员的父亲远赴马悉腊来西亚后留咐芹下王家卫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贫苦，但他的母亲却几乎每天都会带王家卫睁简滑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家卫在香港理工学院（后改名为香港理工大学）读平面设计时，他曾一度疯狂地迷恋上了摄影。毕业后，王家卫因为从事所学专业工作不太久，就用业余时间加入了TVB（又名为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制作培训班的编导组学当编剧。

然而他并没有在流水线般的无线台呆多久后就选择了离开无线，从事编剧为生。1988年，执导由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合作主演的犯罪剧情片《旺角卡门》，这是其执导的首部电影，他凭借该片获得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

❺ 如何评价王家卫的新电影《繁花》

《繁花》是一部由香港导演王家卫与上海电影集团合作拍摄的电影，影片出自小说，《繁花》展现了上海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都市实景。金宇澄的解释是，“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上海需要一部能代表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电影作品。希望能把这部‘上海密码’做出来让全世界理解。”王家卫认为，以上海为背景的优质电影还不多。在美国电影中，纽约一直被作为“美国梦”的核心之地，不管是好莱坞还是东岸电影都把它作为背景，这是很好的展示城市文化的载体。相比之下，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并不多。上海承担着中国电影培养新一代的责任，让全世界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❻ 潘迪华 | 让王家卫情有独钟的上海味道

潘迪华出身在上海常熟路一个商人之家。她出生的年代——1930年代，已是Broadway一词在上海登峰造极的时代了。

Broadway，可理解为广博多元、万物共沦一炉。中文也有过译为“百乐会”“百老汇”，现统一为“百老汇”。上海人的英译，真可谓匠心独到，音、意都相融。

而百乐门之所以译为“百乐门”，相信译者也在意、音上尽量往Broadway上靠。百乐门对老上海娱乐业的意义，其实不单在其金碧辉煌的外表和爵士乐队，应该讲，百乐门是近代史上中国首家引入Cabaret规模的餐厅。Cabaret和Restaurant不同，虽然都是提供美食的餐厅，但前者有歌舞餐厅之意，后者只是单一的餐厅。1932年百乐门的落成标志着Cabaret在上海已自成一体，比殖民地香港要早二十年之久。

上海滩上的许多流行，最新的好莱坞插曲、最流行的女子发式衣饰，都源自于Cabaret Show。

毕业于上海中国女中的潘迪华，美丽活泼，是颇具反叛个性的上海Baby。

1940年代后期，好莱坞歌舞片在上海铺天盖地，一部新片刚刚上演，好莱坞梦工厂的工业化操作就已令其制成唱片，唱遍上海大街小巷，还有周璇、李香兰等待着江南小调韵味的时代曲，令潘迪华无师自通，跟着唱机就可以朗朗上口。

那点老歌，对上海人都是永恒的回忆——“天涯呀天涯，觅呀觅知音……”真正是如一注醇酒，让人心都醉了。

然而1949年之后，上海夜总会门口的霓虹灯相继熄灭了。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白光、周璇录制的《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黑胶唱片给踏碎了扔进垃圾桶……那时的上海，入夜后一片死寂，连街灯都是昏暗孤寂和苍白的。

可那些唱着《何日君再来》的上海Baby们，并没有随着靡靡之音的被禁而面目模糊，她们中的一部分南下去香港神魂颠倒去了。潘迪华就是其中一个。

1949年5月，这个年轻的上海Baby孑然一身南下香港，诚然带不走上海百老汇的舞榭歌坛，却带着丝丝缕缕的海上生活精华。

潘迪华是香港导演王家卫手中的一张上海百搭。

几乎王家卫每一部有上海元素的电影中都有潘迪华。可以讲，潘迪华是王家卫电影的灵魂，纵使她从没在其中出任过主角，只要晃过她的上海韵味的身影，王家卫的电影就成为王家卫了，而且一个不小心，她会抢走主角的戏。

在《花样年华》《阿飞正传》或者是侯孝贤的《海上花》中，潘迪华那口原汁原味、沾满十里洋场吴侬软语的老派上海华，入耳颇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潘迪华犹如《人鬼情未了》里那个灵媒，我们唯有凭借她那一口老派上海话，才能感性地与那个逝去的时代有个短暂的交流。

千禧年之后，虽然仍然讲着一口标准道地的上海话，被问及有无叶落归根，回上海养老的打算时，她却无奈地一笑，说：“我知道上海越来越好，但是大约回不去了。我在香港可享受政府免费医疗……”毕竟身在香港逾半个世纪，接受了落花飘零、他乡认故乡的事实。

她是一朵曾在上海十里洋场绽放的蒲公英，然后被一阵风吹起，在维多利亚港边落地生根，带着就上海百乐门的一缕余韵，又沾上一身英伦殖民地的红尘，还揉入丝丝岭南之风。

潘迪华位于香港跑马地的家，一如五十多年前她位于上海常熟路的家，属都会的“上只角”高尚地段。 她的家居布置如同她那一口原汁原味的老派上海话，很是老上海。 尤其那深色方形嵌花柚木地板，正是老上海最规范的、资历最深的、图案经典的打蜡地板，比浅色的枫木地板更显沉实华贵。她家的玄关清清爽爽，不似一般香港广东人，门口供着土地公，还有一长列各式各样的拖鞋。

她客厅里的乔其纱元宝型灯罩、布质的铺着透花白纱巾的沙发、粟壳色的银器橱和同料同色的六人大菜台子，造型老式、经典，犹依稀飘散着1960年代前一种老上海中产阶层的居家芳醇。这样的审美，这样的上海情结，反在今日的上海已不多见。

难怪《阿飞正传》中，王家卫安排了一个场景 ：刘嘉玲饰演的咪咪对那位上海太太（潘迪华饰）中日紧闭的大门内的居家，充满好奇，一日，终于鼓起勇气要求这位上海太太打开大门让她见识一下。上海太太就闪身请她入内。通过王家卫的镜头看到一个南下香港的上海太太的居家摆设： 一样的乔其纱大灯罩，一样的铺着白通杀的布质矮沙发、矮咖啡柜……

1931年出生的潘迪华，论年纪，她足以做个时髦外婆，然而看她的眼神举止，令人想起白先勇收录在《台北人》中一个短篇《永远的尹雪艳》：“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连眼角也不肯皱一下。”

她天生属于灯红酒绿的歌坛和夜总会，属于磨人心腑的情场。

中国人对女孩涉足歌坛舞榭，本已有成见，如再跻身饮酒作乐的夜总会，更是万万使不得，如再沾上点点洋气，简直可谓丢祖宗脸—— 偏偏潘迪华就是个另类。

在上海时她狂热地做着明星梦，甚至已考入电影公司，但父亲坚决不让去。不料，香港圆了她的明星梦。

1953年，潘宛卿用“潘迪华”这个艺名，拍了电影《白衣红泪》，开始她水银灯下的生涯。

1957年，香港璇宫夜总会，这位上海Baby在友人的怂恿下，被临时拉去替代了即将离职的歌星。仅仅在乐队领班带领下练了三个礼拜的歌，潘迪华这个在夜总会中完全新鲜的名字，伴随着穿一身晶亮亮的串珠旗袍的美人鱼般的上海小姐，开始了粉墨登场。就是这个晚上做为契机，几个月后，潘迪华的名字被亮闪闪的霓虹灯照得金光灿亮，融入夜香港的不夜城上空，成为其中一道绚烂的风景。她的歌喉唱遍了丽宫、首都、香槟等几间港九高级夜总会，在香港流行曲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至今，若要问谁使香港第一个华人爵士音乐家、歌手及乐师？港人都会异口同声答： 潘迪华和顾嘉辉的乐队。

以前沪、港的Jazz乐坛都被菲律宾和西方白人一统天下，沪、港本地的Jazz音乐家歌手都属“留学派”——跟着留声机学的。

潘迪华自小就迷Jazz，或者这种富有节奏的、热闹得如万花筒的旋律，本来就是她的个性。她从小就坐在房间的地毯上，对着留声机，边抹唱片边学唱爵士乐。

朋友对她说，唱爵士乐要有良好正宗的英语基础，光靠上海中国女中和一般应答的英语是不够格的。她即时去英国文化协会办的英语班苦攻牛津英语，并拜师跟乐队领班李宝璇老师学Jazz。学唱Jazz，也学Jazz舞。一星期上足五天课，每次练歌费三十元，一个月也要六百元。在1957年，六百元算一笔大数目。《花样年华》里梁朝伟饰演的报馆编辑，想来都没有六百元一个月的费用。

曾有香港报纸如此感慨：“……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加上近年观光事业蓬勃，娱乐业也随之蓬勃，但夜总会却仍纷纷以外籍人士表演作号召，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用东方艺人的技巧去吸引游客？难道真的是‘月亮是外国的圆’吗？”

为了呼应，香港大会堂餐厅夜总会特聘潘迪华作驻唱歌手。

接下来，刚刚在香港矗立的当年属最摩登的酒店“希尔顿”，也终于承认了香港歌手的国际地位，潘迪华成为首位驻唱希尔顿的华人歌手——那都是1960年代后期的事。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潘胜华是这样介绍她的—— “我阿姐在香港出名的程度、犹如当年的白光、周璇在上海的出名……”

《花样年华》中，王家卫特别要她在片中唱一曲《梭罗河畔》，那是1960年代被她唱红的一曲歌。是她的风华绝代。1960年代的青年早都已步入中年，潘迪华那沙哑的豆沙声，经历过情爱的沧桑、全世界最豪华夜总会的熏陶，带着一股浓丽的颓废，恰如电影最后将秘密埋在树洞里的梁朝伟的心情，唤醒了那一带青年对自己的花样年华的追忆。

当上海人只有八只样板戏可看的时候，香港第一家免费电视台已在每周末晚上推出《欢乐今宵》推动流行音乐的发展，通过荧屏，令一般市民在家中也能享受到夜生活。而潘迪华就被邀请为这档节目的首位驻台歌星。

为了这档节目，她特地花了近三万元的服装费。1960年代的三万元，可以买层楼了。可惜当时还是黑白片，再加上强烈的灯光令旗袍上的闪片珠反光得厉害，结果这批华服都派不上用场。

1968年十七届亚太旅游会上，潘迪华作为香港旅游协会派出的亲善大使中的一员，穿着绣着金龙的旗袍，为众人高歌一曲《缤纷港九》，成为整个会议中最精彩的插曲。会议后，一班原打算去东京的代表，纷纷改道去香港考察旅游资源。从此，《缤纷港九》成为潘迪华巡回演唱的指定节目，被人称为“香港的市歌”。

如果只唱中文，自觉市场始终有限。 为了令外国人听得懂，潘迪华首创用英文唱中国歌曲。 自从踏上歌坛起，她已起誓要做其他中国歌手没有做过的。

她有大把理由可以奢侈地置办行头。只是，她从来没有一件袒胸露背的性感晚装。很多女歌手可以有几架用集装箱装的华服，潘迪华只有十八件华丽的绣花或串珠的旗袍。诚然，人人都知道旗袍是中国女人的国服，但并不是每个中国女人都能衬得起这样一件窄腰、贴身、开衩的国服的。

潘迪华当然明白，当女人要靠身体来吸引他人注意时，那是悲哀和无奈的。她曾自信地说：“我从来不卖弄性。”

接下来， 潘迪华带着她那十八件旗袍和一把中国宝剑，开始在世界各豪华夜总会巡回演出，成为现代版的“天涯歌女”。 她是很享受这一切的。潘迪华风姿绰约的上海Baby身影，向世界提供了另一个上海版本，外媒将她称为“东方夜莺”。

但她不满足只做外国人的“中国娃娃”，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在1974年的时候做出那样一个壮举：拿出近百万元积蓄来打造中国的百老汇歌舞剧《白娘娘》。她要做中国文化的使者。

这出根据《白蛇传》改编的具有中国色彩又揉入西方百老汇形式的音乐剧“白娘娘”，票房惨败。但尽管如此，戏中的改良古装成为日后香港电视台跳中国民族舞的既定服饰。她总算是圆了一个梦的。

和众多上海Baby一样，年轻时招蜂引蝶的漂亮女孩，到头来总是影单形只，大都逃不过 “丑丑夫人相，红颜多薄命” 的诅咒。

潘迪华这一生丰富地犹如一本跌宕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其中，不能忽视的，还有她生命中经历过的三个重要男人。

一个是她爱得肯为他死的，一个是她为了歌唱事业宁可放弃的丈夫，一个是爱了她二十三年又无法娶她的情人。

潘迪华从不讳言，初来香港时，她曾与一位长她一截的上海先生一起生活。

“他很好，教会我许多事！”回忆往事，没有怨愤，没有悔忌。后来，这位上海先生回了上海，不知他是否熬过了后来上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195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香港上海人回上海。

这次爱情给她带来一个儿子，她此生唯一的一个孩子。想必这位教会她许多的上海先生就是那个她肯为他去死的一个。

在香港的家中，客厅东墙下写字台上方式一幅书法：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潘迪华说这是她先生写的，只是这个“先生”——一位香港政府高官，并不是他的丈夫。

潘迪华是在1974年——因为《白娘娘》的惨败，最低落最沮丧时，认识的他。她终于找到了一副坚实的肩膀，可令她靠上疲惫的头，但他却是有家庭的。

她给了他七年时间，但他仍放不了那个家。她不要做不能见光的情人。七年后，断然斩断情丝，走出温暖的爱巢，重登歌坛作环球演出，又开始她的天涯歌女的生涯。

不料一年后，当她在旧金山的夜总会演出时，他也在台下。这次重逢，令她再也不想失却他。从此，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病逝。

“知道他患上绝症后，我想接他来我这儿养病，我是很会服侍人的……”她这样的女人，或者她自己未必知道，她的臂弯，是无数男人梦想的温柔港。

她是想，最后的日子可以陪他一起过。一如当年的凯瑟琳·赫本，无名无份地与斯宾塞苦恋了二十多年。最后，斯宾塞死在了她的怀里。这个愿望潘迪华没有实现。

她也没有能去参加挚爱的葬礼，就此两隔。二十三年，足够她在心里将他奉为自己的先生。

上海Baby们的情感之路，总是一支“我等着你回来……”的变奏。

作为生活中的女人，从繁嚣热闹的歌坛下来之后，家庭生活的空缺她不得不面对。但是她并不后悔。

“我不后悔，” 潘迪华曾在采访中说： “我很虚荣。虚荣心，人人都有，我的特别重。别人的虚荣或者是买豪宅、穿金戴银；我的虚荣，就是爱扬名，爱人人都知道潘迪华这个人，爱站在舞池中央令各色聚光灯都打在我身上。”

但她绝不鼓励别人跻身歌坛娱乐界。因为一脚踏入这个名利场，虚荣心会令你再也无法回头。就像玛丽莲·梦露的成名爵士曲《钻石和爱情》中的歌词：

2003年的时候，潘迪华自费将自己一些绝版歌曲再整理出版，有朋友劝她：“你不可以只凭几个年轻人的话又冲动去做傻事。现在发行这些旧歌，会有市场吗？你又想再蚀呀？你还在做梦呀？”

男人喜欢的女人，不一定是最漂亮的，有一种女人，像永远在发梦。

❼ 《繁花》三位女主角分别是谁

《繁花》三位女主角分别是蓓蒂、白萍和梅瑞，其中蓓蒂是第一号女主角，因为她是男主角的邻居和初恋。

蓓蒂是阿宝青梅竹马的邻居，也是阿宝的初恋；白萍是因父母问题搬入武定路旧公房的律师沪生的老婆；另一个女人梅瑞是沪生的前女朋友，也是宏庆老婆汪小姐的同事。在整部小说中，描写她们的篇幅仅次于阿宝和沪生。

《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有关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无论是阿宝与李李、陶陶与小琴、康总与梅瑞、徐总与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的“《繁花》研讨会”上，甚至有评论家打趣说，这部小说“写尽了时代情欲的洪流”。

(7)王家卫谈上海电影扩展阅读

2021年，以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繁花》即将开机，该电视剧的导演是王家卫，该剧将围绕阿宝展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沪上弄潮儿女中留下一段传奇。

《繁花》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除了男主角阿宝、沪生外，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也轮番登场：蓓蒂、梅瑞、白萍、李李等；“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❽ 上海电影译制厂，那是一个电影的黄金时代

本书选自赛人影评文集《与光同尘》。虹膜正在独家发布本书的签名版，购买方法见文本末。也可参考：

文 | 赛人

上海电影译制厂，对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声音记忆。那些金石之声让电影中千变万化的面孔拥有了同一的音质，却一样富有变化和更幽深的神秘莫测。

《虎口脱险》（1966）

用陈丹青形容配音大师邱岳峰的话来推而广之，也就是上译群英用他们声带的运动和气息的吐纳，以及再纯正不过的中文「塑造了整个西方」。这个西方是我们不熟悉的，让我们困惑，又让我们艳羡。不仅仅是他们的华服、洋车、豪宅，还有与我们的道德建设迥异的人际、人伦。伴随着上译那些细腻、传神而又不乏勇敢的声音，我们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的另一种呼吸的节奏和韵律。

好比当时的联邦德国与奥地利合拍的《屠夫》，让童年的我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汇，那是上译的老牌绿叶于鼎的一次极上乘的发挥。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是由娜塔莎·金斯基主演的《春天交响曲》，讲的是大音乐家舒曼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的爱情故事。

《春天交响曲》（1983）

其中有一段，已经小有发育的克拉拉，快乐地任由其专横并深爱着她的父亲为其沐浴，也着实吓了我一跳。还有一幕，舒曼刚与另一名女子交欢，刚巧克拉拉到来，这位大作曲家的脸上竟然丝毫不带羞歉的神情，这也让我莫名其妙。

那大概是上译的当家花旦刘广宁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之时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我倒不是完全能接受她声音的甜美，但她一面纯洁、一面神经质的表现却真的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世界。

《春天交响曲》（1983）

我对上译的记忆不仅仅来自大银幕，还有收音机。由于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小小的半导体让我听到过很多电影。奇妙的是，听过之后还想看，真看了，逢到电影录音剪辑的节目也一样割舍不下。一次听著名盲人歌手周云蓬的访谈，谈起对电影的感想，他是只能去听的，却依然能感受到电影的美好。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制片也永远不会消亡。他提到他听过的最爱的电影是金棕榈奖得主《德州巴黎》。

《德州巴黎》（1984）

我和我周围的很多同好也是先听后看这部电影的，第一次听时就觉得这是个太奇妙的故事。丈夫找妻子，找得都患了失语症，真找到了，妻子却成为脱衣舞娘。后来因一个特殊的关系，我在大银幕上看了这部影片，还为没有上译的声音而倍感遗憾，这一课后来还是补上了。

这部电影也是由金斯基主演（其父为沃纳·赫尔措格的御用演员克劳斯·金斯基，世界影坛最具风格化的性格演员），由刘广宁代言。刘广宁之于金斯基，就像邱岳峰之于卓别林、毕克之于高仓健、盖文源之于让—保罗·贝尔蒙多。而这部影片里声音表现最优异的是尚华，他是邱岳峰去世后上译最重要的反派声音之一，除此以外也为一些滑稽人物发声，最著名的就是《虎口脱险》了。

《德州巴黎》（1984）

在《德州巴黎》中他的声音是有些无助兼小可怜的，更多的则是难以名状的沧桑，以及过于汹涌的温柔所导致的忧伤，隐隐的起伏和若有若无的停顿都非常好。他说那对夫妻都不太关心周围的事，他们一开始就想拒绝世俗的生活。男的更厉害一些，他甚至要拒绝记忆，也可以说，他之所以把妻子捆起来是想把那种只关乎心灵的状况牢牢绑住。

影片非常高明地没有通过影像来表现这些，只要一个忧伤的男人缓缓地叙述就够了，清幽的吉他声响了起来，不仅仅是在拨动心弦，也是在荡开某些人的记忆，仿佛时间之河在管不住地流淌。是的，是某些人，不是所有人。

《德州巴黎》（1984）

说到上译的声音，基本上是个顶个的强，既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又能让人忘记是这位声优在表述，在抒情。对于男声我不能免俗地要首推邱岳峰和毕克，另外曾担任过上译厂厂长的杨成纯我也极其喜爱，还有一位是富润生。他们的声音，严格来讲都不够亲切，都有一份倨傲，用一分唇启齿，就好像特别乐意待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王国里，也可以说他们容易享受孤独。

上译的声音跟其他配音机构比起来，最大的特色是能营造出一种距离感，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近在咫尺却又能远在天涯。女声里我个人是喜欢老旦的，如苏秀和赵慎之，另两位是李梓和曹雷。她们的声音都有着惊人的可塑性，一如沐浴春风，却又有寒意袭来。

记得苏秀在《孤星血泪》里为那个老太太配音，那句「这是我的心」，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碎了」，真的让人为之动容。而片尾刘广宁的那句「小孩，过来亲我一下」，则足足地让人要魂飞天外了。

《孤星血泪》（1955）

说到上译的群英会，一般人会提及《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是一个群戏，上译的精英也基本悉数到齐，还很年轻的乔棒、童自荣、丁建华也显露出超卓的潜质。苏秀为一个诲淫作家代言，她曾笑言这个人物就是个「十三点」，她那句「沸腾的拉丁血液」，屡屡被我周围的人提及。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

而毕克最后的结案陈词也成为中国配音史上的经典，他的慵懒与智慧交相辉映，像一条老狐狸一样从容不迫，又如一名老猎人一般流露着悲悯。而在我这儿，最爱的群戏则是苏联电影沙皇谢尔盖·邦达尔丘克自导自演的《战争与和平》。

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电影，到现在也难以统计它到底运用了多少人、财、物力。这部影片在美国公映时震惊了这个计较投入产出比的世界头号电影强国，最终其中的一集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本片共分四集，时长近六个半小时。当时苏联还没解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逢十月革命节，中央电视台都会放映一部优秀的苏联电影。

《战争与和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们会面的。

《战争与和平》（1966）

《战争与和平》的译制导演是曹雷，几乎出动了上译的全部人马。乔榛的彼埃尔、尚华的老包尔康斯基公爵、毕克的库图佐夫元帅、盖文源的拿破仑都令人难忘。而最为优异的则是杨成纯，他为男二号安德烈配音，冷漠、高贵，善于隐藏自己，全在那种诗句一样的对白、旁白里得到了一种专属文学的表达，而他强抑激情又依然能喷薄而出的声音运动，具备了俄罗斯大地所特有的辽阔。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杨成纯声音艺术的最高峰，他有了这样一个安德烈就足以傲视配音群英并比肩大师了。为女一号娜塔莎配音的丁建华同样表现卓异，她保留了她过往声音中的娇憨和纯真，同时又兼具这个小可爱由着性子来，却丝毫不让人厌弃的任意妄为。既耽于幻想，又对真实的生活产生疑惧，这种诉尽千言又无法言说的纠结，真要表现出来殊为不易，好样的丁建华，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战争与和平》（1966）

在如此浩瀚的配音影片里，还必须提到一个声音，那便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和配音大师孙道临，他主配的《王子复仇记》是配音界人人称颂又难以企及的模本，他是中国配音界音质和表现力超一流的大家，这一点只有毕克还能与他一较短长。

《王子复仇记》（1948）

在《战争与和平》中孙道临担任旁白，当大平原上的小花开始生长，孙道临的声音穿过云层和雾霭，来到我们的耳际，「如果不道德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这么简单」。

遥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真是看电影的黄金时代，除了什么电影都有人看—就是《最后一班地铁》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个小县城的电影院里也能有四五成的上座率。

《最后一班地铁》（1980）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

再一个，什么国家的电影都能看到，现在你能想象委内瑞拉的《螃蟹》在上映前的一星期，就在发廊对面的马路边贴上种种耸人听闻的海报吗？有的电影可以是小众的，但内容本身并不小众，我就亲眼见过一对农民工夫妇领着孩子去看得过两项奥斯卡奖的《温柔的怜悯》，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温柔的怜悯》（1983）

那时连普通人的攀谈用的都是电影中的台词，例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又或者，「往前走，你就会融入蓝天中去」，这在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有所表露。

那时候看电影不是什么品位的象征，只是去看，而电影就在那儿，一束光照亮发白的银幕，我们看别人的悲欢离合，窥伺着人为的秘密如何发酵，然后获得一种心安理得，然后心满意足地去过电影之外的生活。而这些，大多时候，是由上海永嘉路383号的一栋小楼里，那些大多时候只闻其声、不闻其人的艺术家所带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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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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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老师为虹膜读者签了这么多，据说手已残

赛人介绍：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栏目资深策划人，曾担任《新电影》杂志主笔、《电影世界》杂志副主编。

在《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里，赛人系统地评介了中国第一至五代导演的时代特点和艺术特性，并从影史、影人、影片三重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人事掌故，以及思想与形制的演变。其中影史部分以「百年流影」为题，借历代导演、女演员、古龙、译制片等特定主题，以线带面铺陈中国百年影史的完整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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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增进对中国电影的了解，让自己从对国产片期待-惊诧-失望-愤怒的恶性循环里解脱出来，赛人的《与光同尘》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野。

这本书是你希望入门乃至深入了解国产电影的首选。它之于中国电影，跟佐藤忠男《日本电影史》之于日本电影、后浪《认识电影》之于基础影视知识一样，意义不可替代。

本书取名「与光同尘」，典出《道德经》里「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意思是要不露锋芒、平和处世。你恰恰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一个和「影向标」那个愤怒的赛人不一样的赛人，冷静、娓娓道来。他怀着自童年起就萌生的对电影源初的爱，他把大半辈子的学养都倾注了进来。

他的爱不止于冷静的工业标准化的视听分析，还会蔓延到丰盛的文化背景和细腻的人物解读上。我们常说一流艺术家对人物毫不留情的解剖背后，必然藏有不易为人察觉的理解与深切同情。赛人也是如此，大量观影的虚拟经验与现实中的邂逅融会贯通，每每聊起一部看过的电影，他都像过电一样激发自己的全部生命经验，赛人写电影，其实也是写人生。

这一点，有北京电影学院杜庆春教授的观察为证：

「赛人对于中国电影如此丰富的记忆和因而产生的电影与人生的关系呈现，这些对我而言足以构成一种惊异的体验，如同大雨之后天上出现一轮彩虹，我们虽然不会再以为是神迹之类，但还是会放出兴奋的眼神……他看电影的生命展开的历史构成了他所有工作的起点。」

也有老友卫西谛的见证：

「每与赛人吃饭，啤酒，他三五瓶我一瓶，他三五句我半句。话全是电影，全是电影里的人，感情，电影里的某个时刻。滔滔不绝，三五个小时不算多。真影痴。也有真知灼见，性情之见。多少年来，与赛人的一席话已经成为我电影经验的一部分。」

王家卫说，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来找我喝酒，他叫黄药师。这样说起来，黄药师可能是金庸笔下最能喝的人。如果他遇到赛人，不知谁更能喝？他们会聊武功还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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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评价王家卫的电影《2046》；《花样年华》；〈重庆森林

《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三部电影组成了王家卫的“旧上海三部曲”，三部电影从人物到通篇弥漫的旧上海气息都是一脉相承的。 王家卫说：《花样年华》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印象派诗人。整部电影的风格给了我们一种隐晦的感觉，敢爱却不敢于表达，不敢于做，只是把爱永远的埋在心中。 《2046》则继承了前作的风格，当永藏心中的那份爱意已见见成了习惯，人便慢慢变得麻木，付诸在花花社会当中，却永远发现无论面前出现什么都只是逢场作戏，没有复出自己的真心，只能吧自己的心中的烙印细细的印在一本迷离的书中。2046是一个符号，代表永不改变的真心，更代表无法抹去的记忆。 相比于迷离的《花样年华》和深邃的《2046》，《重庆森林》显然是另一种轻快、晕眩的风格。由两个故事组成，是关于追求和放弃的，从林青霞金黄的发套到王菲加利福尼亚的音乐，《重庆森林》给了我们一个不同于眼睛王其他作品的西化的风格。鲜快的音乐，凌厉的剪辑向我们展示了繁宣都市之中纯洁天真的爱情。 《重庆森林》本来有三个故事组成，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片中的第三个故事并没有成型而变成了导演而后的作品《堕落天使》，《重庆森林》的剪辑是我最喜欢的，张叔平说他不是在built，而是在distory，正是这种风格创造了香港电影史上一部异类的佳片。

❿ 王家卫和金宇澄改编《繁花》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2014-07-25

        王家卫和金宇澄第一次见面，就对他说：《繁花》没有任何电影和电视的倾向。金宇澄当这是对《繁花》的表扬。

        王家卫将执导《繁花》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毛遂自荐，希望担纲改编剧本，但王家卫独独钟情于金宇澄：剧本还是要你来把关。金宇澄答应与王家卫共同合作梗概，但不改编剧本。 

        《繁花》的话剧剧本改编，也在紧锣密鼓地创作中，预计2015年秋天首演。电影《繁花》的进展会如何呢？王家卫对电影改编充满信心，认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计划用五至六年完成《繁花》拍摄，按照王家卫的时间表，电影将在2020年杀青段物吵。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版。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做成。《一代宗师》这个想法在1990年代就有，但是要做成这样一个电影必须等待时机，人对、时间对，还要有条件。”王家卫说。 

        “《繁花》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2014年7月18日，香港书展，“金宇澄、王家卫：《繁花》写出上海故事”对谈活动中，王家卫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金宇澄的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些书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看一次就够了。这种书蚂胡你看完之后感觉经过了一生一世，我看《繁花》是一口气看的，看完之后再没打开过。金老师把他一辈子的故事、他要讲的话都放进去，就是很浓的一锅汤。《繁花》可以写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真是有点亏了。” 

        王家卫的拍摄思维，需要大量旧时代照片参考，大量的人物肖像照，电影《繁花》中的演员造型，或许将从这些照片中产生：“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金老师心里面有数的，所以我希望他在那个时代的照片里面找到所有人物的原型，从这个起点再去想演员。” 

        金宇澄提供了包括上海摄影家陆元敏拍摄的“老洋房里的上海人”等主题的照片，王家卫看了觉得很好。 

        “可以从一张照片开始说《繁花》的故事。”王家卫最初设想了三张集体照，人们围着桌子吃饭，照片活动起来，镜头拉开；故事发展到后来，又变成一张凝固的照片…… 

        再次见面，王家卫又有了新的设想：他发现《繁花》的地图插图非常具体，可以从地图开始讲故事，镜头不断地从地图进入，一条街道、一户人家…… 

        王家卫以往的电影表现的大多是穿旗袍的旧上海女人，而《繁花》中1960－1980年代的女性穿的是性别中性的服装，要把肥大的军裤拍出美感，王家卫认为相当有意义。金宇澄说：这是当时的匮乏年代，上海女性对于服装的概念，是低调的显现，小说中的上海时髦女性，只注意衣服的尺寸，只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外穿得朴素，回到私密空间，穿戴就不一样了。王家卫说：“私密的城市生活只在上海，也许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很多出自人们的想象。” 

        2013年《繁花》出版之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也有王家卫，他在小说里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昔日在上海生活的影子：“《繁花》最主要的两个时段——1960年代到‘文革’、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我是空白的，因为我已经移居到香港了。《繁花》里面有很多好像我上海握侍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会感觉一见如故。” 

        196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卫跟随父母来到香港，他的哥哥和姐姐则留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五岁。小时候，王家卫跟着下班的母亲从武康路的外祖母家走到淮海路，是经久不灭的记忆。电影《花样年华》出现旗袍的场景都采用较低的机位，其实就是童年王家卫仰视母亲和朋友们的视角。王家卫拍《花样年华》是一次重温童年回忆的历程，为了表现出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王家卫自己写上海菜单，如扁尖、笋干，请上海籍的老太太来做。 

        金宇澄和王家卫两人2013年12月第一次见面商讨合作时，王家卫离得老远就摘下了那副著名的墨镜，金宇澄一下子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陌生人。聊天谈剧本，王家卫都会把墨镜摘下。“标志就是这副墨镜，摘下墨镜，走在上海的街头谁也不会认出他来。”金宇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天正是金宇澄的生日。不一会，桌上就出现了一只蛋糕——王家卫为他准备的。 

        第二次见面，王家卫不知从哪里找到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迷夜》，请他签名。王家卫说：“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上海的文学都非常女性。但是金老师的小说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这种性感不是粗犷，也不是颓废，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性格。” 

        金宇澄大王家卫六岁，和王家卫兄姐的年龄相仿，都有着那代人相同的下乡经历，《迷夜》叙述的历史记忆，包括形同荒岛的人生世态、改成知青宿舍的前劳改营，其中一个短篇写到1961年的残酷——劳改队很少的口粮，每天都置放于麦地中央的方桌上，犯人们在一千米之外开始割麦，等于一场赛跑，第一个割到桌子前的人，就可以随便吃。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是粤籍，每天吞咽麦田里的幼鼠，才没有被饿死。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阿飞正传》结尾，被金宇澄用作了《繁花》的开头语：“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金宇澄解释：梁在前面的电影里从未出现过，我很佩服这种处理方式。因为一个小说，一部电影，不能都四平八稳的，应该有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标识。《阿飞正传》结尾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就是王导的风格。观众或者读者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干嘛要跑出来？ 

        王家卫则被《繁花》独特的小说语言吸引：“这本书特别牛的地方是方言，不是用简单的上海话，而是把上海话做了改良。” 

        金宇澄说：“纯粹表现上海话，《繁花》肯定不够格。在《繁花》里没有上海话最常见的‘侬’（沪语‘你’），也没有‘阿拉’（沪语‘我、我们’），如果翻开一本书，都是上海话的陌生常用字，读者就不会喜欢它。”因此金宇澄都做了转换。“我的想法，是要清除方言的障碍，把方言改良到什么人都能懂，文字虽然有变，但是上海人说话的韵味还是保存在里面”。 

        《繁花》里的“不响”出现了一千多次，这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其实也经过金宇澄的改良。按照标准吴方言话本的写法，是“弗响”，现今因为是“统一普通话教育的大背景”，沿用字典成语“闷声不响”的“不响”才更合适：“我做的工作，是要打开，想方设法吸引非上海籍的读者，并不是传播上海话，而是通过文字语言，让中文读者都能够了解上海人的生活。去年《繁花》得了近三十个奖项，除上海的一个之外，二十九个奖项与排行榜，都是外地颁发的，有那么多外地读者喜欢这本书，已经达到目的了。如果我完全用上海话字正腔圆地写，《繁花》可能也就印五百本吧。” 

        在对谈中，王家卫明确表示，将会保留《繁花》的语言风格，用上海话拍摄电影：“如果变成普通话，等于《茶馆》里面的京白变成普通话的调子，就没有味道了。” 

        也曾经有人向王家卫建议：《繁花》里台词都是现成的，只要框架搭好，把台词放进去就行了。王家卫回答：“台词必须重新写，才会更贴切。” 

        金宇澄不同意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许多看法。他在外地生活了八年，经常听外地人怎么议论上海，发现，“可能因为上海语言的障碍，造成了对上海的生活不理解”。比如说，“北方天气非常寒冷，一到秋天每家每户都是买两吨白菜、一吨煤藏在家里。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学家里去，看见桌子上面有两根小葱，直接拿起来就吃了，因为北方人吃大葱就直接吃。三根葱，一分钱，太小气了，我们家里一买葱就买三百斤。没想到过一会一个阿婆要做鱼了，到处找葱，他这才搞清楚原来上海人是根本不吃葱的，就是佐料用。再比如，老舍的儿子舒乙，写过几篇文章，说上海人六十年代最小气，其他地方的粮票都是一两二两三两，只有上海发行半两的粮票。实际上，‘文革’时上海一碗馄饨是半两粮票，因为小馄饨是上海人下午吃的。上海很早就有单个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月饼，一碗小馄饨都是半两。后来去到美国看，也是一个苹果多少钱，一个茄子多少钱，一个辣椒多少钱。” 

        王家卫听完之后回应：“我想我的观念要改变，因为最近几年我看上海人来香港也不小气，买房子，（张口就是）我要这两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