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卡北京姑娘在纽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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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卡——北京姑娘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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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呵呵，不就是一张绿卡吗

在异国为一张绿卡“奋斗”过的人都感觉过那种心酸吧。

早四年前，我在一家咖啡馆打工，活得像狗一样。

工资是法定工资的一半，辛苦是常人的十倍，那个开着咖啡馆的老移民，十几年游离在祖国之外，却还未褪去当初的精明。我任由这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在人来人往的街角，用斜着眼的目光把我的身份看穿“又一个中国人，那种没有绿卡的中国人。”

无需她那一瞥，我就深知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从租房的最初房东冷冷的那句“又一个来拿绿卡的人”，从在超市做收银员时遭到的排挤，从那些来路不明的人向我兜售移民的梦想——他们把这种“梦想”明码标价出售着——三万纽币小公司帮你办工签，五万纽币帮你担保身份，十万纽币一条龙服务，人性在这里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那一年还没来得及看清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已经知道一张绿卡的重要。

当咖啡馆的老板娘第一百零八次抢过我的抹布，用她无比尖利的声音指责我，“你怎么什么都不会？蠢死了！你这样怎么在我这里拿绿卡？”

那一年，所有开着餐馆和咖啡馆的华人老板都以为，那些来为自己打工的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各怀鬼胎，就是要从这里拿一张绿卡走。

而彼时一个姑娘，摇摇晃晃地来上班，老板娘转头用笑脸迎过去。那是一个家中做着建筑生意早早拿了绿卡的姑娘，她来这里的目的，是“打发时间”，而我来这里，是为了“活下去”。

我几乎确信，这一切都是由于一张绿卡的缺失：我是如此卖命地工作，同事不愿意做的事情我都接管过来，我只用十分钟吃午饭，我从不介意那多做了工的半个小时有没有人结钱给我，我从不哭穷从不恼怒，我知道自己是一只浮萍，就如别人都知道的一样。

可我并不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张绿卡，我首先更希望自己可以体面地活着。

我顺利成为扭曲人性下的牺牲品，她的声音刺耳，穿过大半个咖啡馆，我瞥向身旁的佛龛，那是她的信仰，我却在那本应该善良的信仰下，寂静地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地，鞭笞着我的自尊。

那一年令我知道，有些人的聪明是可耻的，他们一眼看出我眼睛里的窘迫和愚蠢，窘迫是因为我没有来自富裕的家庭，愚蠢是我不会为了绿卡而随随便便和一个男人走。

而我亦知道了有些人因为可耻才变得富有。我知道了有时候并不是自己太过愚蠢，而是有人一定要制造出把你踩在脚下的理由，他们漂洋过海来这里的时候曾遭遇过万种辛苦，所以才让你活得像狗一样，让你做那只流浪的狗，没有家，没有食物，没有自尊，摇着尾巴乞求怜悯。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年带着这样的性格出来闯荡是对是错，我活的不够聪明，不够妩媚，不够变通，我成为社会中只能靠努力往上爬的人。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在纽约不得不扔下大提琴去中餐馆洗碗，那样的情节以双倍的效果来到了现实里，启明难过，不是因为要去洗碗，而是异国的贫穷，令一个人的自尊心都无法保存完整了。

我也一样。

我怎么这么贱呢？

好的大学毕业，一本的专业出身，英文教师的职业在祖国等着我，若非来这里受苦，海那边的自己该与这里的自己大有不同吧？

早七点出现在咖啡馆，晚上还要去受那中餐馆的苦，那里的老板娘如出一辙，她指着桌腿的地方，她令我蹲下来擦地。

我的腰弯着，手指抓着抹布，膝盖浅浅地擦过地板，我能感受到，当她指着“这里”，还有“那里”，还有“别忘了那个角落”，一种接近快意似的神情浮现在她的脸上。

那一年我学会了隐忍。

因为我需要钱，它比尊严都重要。

我换过数份工作，终于明白这个城市的邪恶不在于它的经纬度，而是在于你，像他们说得那样，“又一个中国人，那种没有绿卡的中国人。”

我毕业后撇了工作独自跑出来，我受够了家中多年的吵闹。父母间的纷争令我过早地长大，多少年我尽量掏空自己，不带任何情绪地去看一出出闹剧，用冥想活在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里，密谋一场逃离。初到新西兰，我以为我终于为自己铸造了一个快乐的空间，而家庭的压力以另一种形式罩在了我的身上。

父母的亲朋好友和他们说——

“我听说xx的孩子去新西兰两年就拿到身份了。”

“新西兰的养老福利很好嘛，去了什么都不用愁了。”

“你们很有福气，让你们的女儿赶快办绿卡，身份下来了你们就可以去了！”

父母在我离开的那一年一下子就老了，她们在电话里半句话不说，就是我觉得愧疚的时刻。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再老实不过的人，我的远离是他们能够想到的生命中最不合乎情理的事，而我终究是到了生命的这里，它郑重地告诉我，你不能再指望父母，因为你到了要做他们依靠的年龄。

那一年，我同时听到的，还有房东提高了的房租，移民局修改了的政策，我听说那些明码标价的绿卡涨到了“六七万纽币”，我听到那些同我一起来“打工旅行”的姑娘们在这里呆烦了结伴去了台湾。我走在异乡，指甲缝里有嵌进去的中餐馆油腻气息，我的眼前，除了那十点半的漆黑，还有我看不清的未来。

我已经没有回去的路了。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原原本本讲述了那段时间的岁月。记得好像是一个晚上，我忽然感觉到身体里有一种即将爆发出来的难过，我坐在电脑前，背对着整个世界的残酷，手指尖敲着键盘，情绪是淌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那篇文章的每一个字，成为我全部绝望的出口。

后来这篇文章，带来巨大的反驳的声音。

他们来我的微博上说着，“酸死了，没钱当初怎么出的国啊？！”

他们在我的公众号留言，“谁也没让你去端盘子洗碗，不能去找点好的工作吗？”

他们写出比我还长的文字，“呵呵，不就是一张绿卡么？”

这些让我想起很久前发生的的事，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假期我订了几本书，地址少写了小区的楼号，快递员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才找到我。等我接到书的时候，他不停地骂着，“手机两毛钱话费又没有了！”他的一只腿跛着，推着自行车的样子很费力，外面下起了北方独有的厚实的雪。

这件事让我直到现在还用来提醒自己，你只有穿上另一个人的鞋子，才有资格评判他走过怎样的路。

所以我没有解释，来新西兰的签证叫做打工度假签证，其实申请费用只有800元人民币。

我没有解释，我无法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因为签证上面有不得为同一处公司工作三个月的规定，大公司无法接受不打税的条件，我从下飞机第一周开始打工，那种可拿现金的低微的工作。

我没有解释，我没有来自那种无需操心未来的家庭，从离开家那一刻我就拒绝接受救济，我的身上已经扛起了“不能再来去自由只考虑自己”的责任。

我没有解释，因为我要争分夺秒地去活下去。

而我的微博，也保留着一个规矩，我从不删除一个负面的留言，哪怕再邪恶，那也是世间本来的样子。

我开始为自己悄悄谋出路。

那一年新西兰靠读书获得工作再移民的政策再次被修改，读书的时间从一年变成了两年，这直接引起了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的大面积恐慌，也包括我在内。

我找到一个可以免费咨询十五分钟的移民事务所，走进一幢写字楼，推开一扇门，那里面是个体面的香港律师，他很懂自己的业务，却没能理解每一种人生。

他说，“读那个最贵的课程吧，几年下来也就三四十万人民币，挺好移民的。”

我发誓命运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去读任何一个专业，我一定可以拼命拿到奖学金，但我手中的钱就这么多，我没有告诉他，我甚至不能来预约第二次付费的咨询。

那一年生活让我看到绝望，亦教会我一个道理，“没有你做不成的事。”

我找到一个可以读移民课程的学校，它正规便宜，也不会让我每天都花掉五纽币坐车的费用。我对我的学校软磨硬泡，我每半年交一次学费。那里面坐满了为拿绿卡而读书的年轻人，我们更重要的职业是下课后去打的那几份工，我很快成为交学费最慢，交作业最勤的学生。

我疯了一般地赚钱，我谁也不再相信。

也许在世界的哪里，都会有这样一个阶层，那里很少有人相信努力的意义，女人容易嫉妒，拼命让你陪着她把生命寄托于运气，男人大多好色，猥琐地给你“带你向上爬”的空头支票，日子是狰狞的，生命是寂寞的，汗水和眼泪是真真切切的。

我就在那样的阶层里，像一个发疯了的母豹子，对待猎物一样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我好像又钻进了多年前为自己营造出的躲避父母争吵的另一维空间里，我听不见那些老板娘们的尖叫，我看不到同事们上下打量的目光，我不管那些说我愚蠢说我倔强挖苦我贫穷嘲笑我窘迫的人……我只想实现一个梦想。

姑娘啊姑娘，什么是你的梦想？

从前我说，我要成为小说家，我要去巴黎，我要开一间小小的咖啡馆。

现在我说，我要让爸妈过上好的生活，我要超越自己所在的阶层，我想活得体面。

一张绿卡，一张我从内心根本就不稀罕的绿卡，它什么时候成为了整个梦想的关键啊？我走在奥克兰的街上，这个城市即便有万种颜色，什么也未曾属于过我。

很久后，朋友问我，“奥克兰机会那么多，为何不再回奥克兰住？”

我说，“因为它是奥克兰。”

你会去爱一个伤害你一次又一次的人吗？

我知道我不会了。

为了这张绿卡，我三年没有回家，我从二十三岁长到二十六岁，头顶出现了第一根白发，然后两根，然后一小茬。

我远离了家乡，我没有准时嫁人，我活的不够体面，我的外婆在接到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几度哭到失态，而家庭中另一些人，则离我越来越远，他们不想和一个在异国为人端盘子洗碗的姑娘发生任何关联。

是的。不想发生任何关联。

我在那样的几年发现，人可以很坏，坏到没有极限，他们夺去你的钱，夺去你的自尊，夺去你对温情的所有需要，他们不觉得有任何廉耻。

你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不常常是你的朋友，他们也不常常是你的敌人。他们在你落难的时候成为敌人，在你得意的时候赶来成为朋友。

而你会习惯的。

是的，你会习惯的。

你会习惯有人泼你冷水，有人挖苦嘲讽，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背后中伤。

是的，你会习惯的。

你会习惯这个世界有万般不公，无论是奥克兰，无论是东京或是上海，你只有强大，才能摆脱无法做主的生活，而你要知道，最坏的生活就是不能做自己。

我二十三岁之前很喜欢哭，二十三岁之后也有过很多痛哭的时刻，却再也没有让别人看见过我的眼泪，天大的委屈背过身去，眼泪流淌过读书的两年，流淌过工作的两年，直到流淌过拿到绿卡的那一刻。

原来被人们说了那么久的绿卡，只是护照上一张薄薄的贴纸，几乎没有重量的一张贴纸，你甚至无需亲自到移民局，你只需要把护照装进一个包裹邮寄走，几天后它就出现在你的门口。

我闭上眼睛，四年内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画上句号了，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梦想，也可以开始了。

我后来花近一年的时间深思一张绿卡的意义是什么？

我去看我来时的路，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人来人往的咖啡馆，中餐馆，奶茶店，超市……那是我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我学会咬着牙在心里骂“我操他妈的”的地方，而我笑自己，生活把一个文雅的姑娘逼成什么样了？几年前我还在读着海子的诗！

我看见那些老板娘依旧对客人喜笑颜开，转身对几个员工恶言恶语，那些低着头抿着嘴端着盘子进进出出的年轻人，被别人贴上“又一个中国人，那种没有绿卡的中国人”的标签，我记得那种神态。

有些事情不会改变，有些事不应该忘记。

一张绿卡，一定还有超出个人需要的意义。

我开始遇见一些年轻过我的人，听到他们狗血经历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多远的路。

他们说，“现在读一般的学校拿绿卡都难了，学费贵得我都租不起房子了。”

他们说，“我的老板对我说办绿卡四万纽币，这还是看在我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面子上。”

他们说，“你听说那个移民公司了吗？假结婚都涨价到了10万纽币啊！他们当初骗过我两万块，想不到现在还嚣张着。”

连同那些年听说的故事，和我生命有着一样的温度，我也没办法忘怀。

我看见情侣对彼此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是不是当初找一个有绿卡的人，你现在就不会这么累了？”

我看见异地的夫妻间打着电话，“我再赚半年的钱就能把你接来了！”转身去后厨继续刷盘子，凌晨一点是他们下班的时间。

我看见在一家餐馆做了三年厨师的朋友，在提出申请绿卡的请求时老板以高额的代价相逼，朋友一根烟一根烟地抽着，他说，“我爸妈还在等我出人头地，哎……”

我看见有人遇见了真爱，却因为一张绿卡而彼此都不敢走上前一步。这生命充满危机，我们活得如此被动，那么想成为一个人的荣耀，却怕最后只成为他的拖累。

一张绿卡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有人把它当作“不工作也可以拿政府救济金”的手段，去当作“和老婆假离婚就能够领福利”的媒介，把它变成欺侮别人的武器，把它用来进行买卖人性的交易。

政府每几个月就出台一个新的政策，限制诸多华人式的聪明，一些人的行为终于影响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对朋友说，“太气愤了，良心都不要了！”

朋友说，“你只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些事情那么伤感，却更确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定，我知道我不再是那个“没有绿卡的中国人”，我可以为一些事情努力，我也许不能拯救全世界，但我可以选择让良心发挥作用，和那些肮脏的交易做对抗，就算是去帮助一个人也是有意义的，让那个人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一些鼓励，不至于和若干年前的我一样，无助而孤独地前进。

在一张绿卡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责任：从被人欺负到选择不去欺负别人再到保护别人的能力。

我在这一路上也遇见过很多帮助过我的好人，他们给了我一顿丰盛的晚餐，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一段鼓励也暖心的话，一个下午的陪伴……这些再一次令我坚定，你要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不要让好人太过孤单，并且要做个有能力的人，如若有一天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也可以及时地出现。

我遇见过一个男人，他对我说，“你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可是良心怎么能让你吃饱饭。”

我不相信。

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相信，才一路走到了这里。

所以才对自己有一种近乎忘我的苛刻。

2015年到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玩命写稿，玩命创业。

一遍遍看移民的电视剧，一切移民的故事都拿来读，那些听来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后来怎么样？”也一件一件记下来，那不仅仅是我来时的路，也是我也许可以就此去改写很多人的人生的机会。

还有那个被一些媒体吹做的杨熹文的公司，其实只是一个3个人的小清洁公司，2年里以它执着的姿态用力生长着，而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个有良心的老板，帮助过3个困境中的人，给出的工资不是法定工资的一半，而是它的1.5倍，还附上每一种员工需要的人生指南。

我至少可以改变3个人的一小段生活了，我可以创造一些温暖了，我可以去指责一些人的无良了，我可以去呼吁一些善良了，我可以去告诉一些人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坏人。”

真的，不是只有那些落井下石的人。

我对那些如我当年一样目光坚强却背过身去默默流泪的人说，“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呀！”

去年有幸去参加新西兰文化节。

我站在舞台中间，作为读书会会长致辞，背后是国会议员文化领事以及各重要人物，我至今觉得非常梦幻，因为闭上眼，那四年前的景象竟然历历在目：我端着盘子，在老板娘的指责和挖苦中做一个咖啡馆的小招待，他们说我是那个“没有绿卡的中国人”。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晰而坚定了，而不是原谅了。

我永远不会原谅，我怎么可以原谅一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踩在脚下的人呢？我只想改变这个被扭曲了的世界，为他们伤害过的或者即将伤害的每一个人。

因为世界不该是这样。

而从这里开始下去的生活，我还是会听见有人说，“呵呵，不就是一张绿卡么？”

是啊，总有人以为，有些人只想要一张绿卡。

Ⅳ 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是谁

北京人在纽约作者:曹桂林.

主要作品:<北京姑娘在纽约> <北京人在纽约> <偷渡客> <王起明回北京>

<北京人在纽约>介绍:

内容简介：中国影帝姜文第一部电视剧作品，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第十四届“飞天奖”， 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 一本不朽的著作，一部经典的名片。中国首部全程在美国拍摄的电视剧，开创收视最高纪录，获飞天奖、金鹰奖及“五个一”……

简介：
美国，一个淘金的梦。

这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东西文化的碰撞引起的不只是疼痛、无助与彷徨。在家庭的分解与重组中，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怀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是第一部全面描写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于来到了神往以久的美国。然而，一切并不完全象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美好。通过奋斗，王启明终于成为一位富翁，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妻子郭燕成为外国商人大卫的妻子崦大卫却是王启明最大的竞争对手，情感与来在复杂而微妙的冲突中发展，王启明也找到了聪慧美貌的红颜知已阿春，但是矛看并不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女儿宁宁的到来，又在几个人的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宁宁不能理解父亲王启明与母亲郭燕，更不能接受阿春。处身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她变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纵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纽约》折射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全景式展现北京人在纽约生存状态，早在十年前就引起轰动，成为描友谊赛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事业与情感历程的经典之作。

Ⅳ “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的结局是什么啊

结局是王起明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大卫主动约见王起明，说愿意提供资金，在危难中帮他一把。大李因车祸遇难，在纽约的许多北京人聚集于墓前，默默流泪。王起明获知大李还没有得到绿卡，而死在这里就意味着他可以永远留在美国了。北京的邓卫带着梦想前来投奔好友王起明。邓卫被送到王起明和郭燕刚到纽约时住过的地下室，好友留下500美金，声言是借给邓卫的，然后没有作什么解释便离去了，邓卫没想到原来的哥们儿竟变得如此无情无义，不禁对着王起明的背影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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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20年前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誓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后来如何

对于刘亦婷，1999年可能是她在中国最“高光”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7日，她收到了来自于大洋彼岸的一份快递。她的家人拆开快递，里边赫然是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只有十八岁的她还收到了包括威尔士利学院等三所其他世界一流学府的邀请。

威尔士利学院的名头可不简单。如果刘亦婷进了这所学校，她的校友将是宋美龄、冰心和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等名人。但是这一众学校的翘楚无疑是哈佛大学。所以她和家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佛大学。

在留美前夕，青涩的刘亦婷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表示，学成归来后一定报效祖国，为四化做贡献。一时间，媒体甚嚣尘上，各大报纸的版面都是她的照片。家长们都争相传颂着刘亦婷的事迹，希冀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下一个刘亦婷。

2017年，美国波士顿举办了一次投资峰会。据说在峰会上，有媒体发现了早已淡出公众视线已久的刘亦婷。此时她的身份是一名投资人，即不是传说中的混得很惨，也不像之前大家所期待的如日中天。不出所料的，她婉拒所有媒体的采访。

过去二十年，流传于坊间关于刘亦婷的事情大多都值不得推敲，她只是时代洪流的一朵浪花。

Ⅶ 纽约人在北京”

“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出版了“纽约人在北京”- 更新了他的“美国观”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1993年，每一个有电视机的中国家庭几乎都在等待这几行字的出现。因为之后刘欢的歌声将响起，《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会出现。

这部电视剧可谓风靡一时，不仅获得当年的五个一工程奖，也几乎包揽了次年的飞天奖、金鹰奖的重要奖项，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从片头的这几句话开始。

20多年后，《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原作者曹桂林又出版了《纽约人在北京》，更新了他的“美国观”：“纽约呀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曾把你比作天堂。为你孤注一掷，为你得意狂妄。为你忘了自我，为你内外皆伤。如今两鬓斑白独自叹：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

8月27日晚，曹桂林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导演郑晓龙、主演王姬举行座谈，透露其新作也将由郑晓龙改编为电视剧。

写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的生存群像

已经入了美国籍的曹桂林前段时间去大使馆办护照加页，门口堵得人山人海，他觉得比他1980年办签证时人更多。“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区有别墅，每年春秋两季回来度假，除了同学与发小，邻居们是他读懂中国的最新材料：他们热衷于送孩子去美国上学，打听移民问题，并抱怨中国的环境与食物。

“我跟他们说，美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其实留在国内对你们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可土豪们就是不相信我。”曹桂林说。

在一个敲击键盘或打开手机就可以得到资讯的时代，曹桂林发现自己还得不断跟中国人解释美国。20多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为了给那些抱有“美国遍地黄金”观念的人们看看新移民的真实处境，而现在的《纽约人在北京》，以这20年的观察，展现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生存的群像。

因为娶了加州大学声乐系主任，曹桂林近些年一直生活在大学城，交往的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负笈求学，而后留美任教的华人知识精英。但令他感慨的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尽管享有高薪，但在美国的高赋税政策下，教授们的生活相当拮据，“一个月下一两次馆子是要咬着牙的。”他反感于“放弃了海外高薪优待毅然回国”的说法：回去的人各有原因，但更多人是想回而不得，“就算把美国的房子卖了，四五十万美元，在北京上海能买到什么样的房？”

在他结交的圈子里，他觉得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心里总是缺那么一块”。教授们凑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是国内热播的连续剧，聚会的时候非让唱歌剧的曹桂林太太唱《十五的月亮》。但每次他跟中国邻居苦口婆心“美国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不是被批评“带有情绪”，就是被指责“站着说话不腰疼”,《纽约人在北京》有他立此存照的意思：“我都快七十了，犯得着骗他们吗？不就白纸黑字留点证据，等以后的人看到，说还是他说得对，是咱们没听进去。”

心里被撞个窟窿只能写作来填

但光和邻居们打打嘴仗，并不能够刺激一个年近七旬的人写一部长篇。《纽约人在北京》的直接成因，是他的一位当历史教授的朋友在驾车去机场时与妻子双双车祸殒命。曹桂林觉得心里被撞出了一个窟窿，只能通过写作来填。不仅是因为这位朋友把生命中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他，津津乐道于买了红眼航班省了100块钱，更因为，这位朋友买机票是为了补度蜜月，而他的太太正是曹桂林介绍的。再追溯回去，教授的太太原本是曹桂林另一个朋友的小三，朋友后来怕麻烦，托曹桂林将她带去美国，因为出国办的是旅游签证，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与她假结婚。“如果我不牵这个线，是不是就没这两条人命？”曹桂林自责。

他至今为那个女孩遗憾。女孩漂亮、乖顺，弹一手好钢琴，即便是当了世人所不齿的小三，他也评价“品性好”，他觉得她的问题是“被时代大潮弄得价值观变了”。所以他不喜欢《北京遇上西雅图》，这类赴美待产案例他见过许多，但他觉得不能写成喜剧：“这么写太不严肃，这事说起来其实挺惨的，结果最多写点什么女人之间勾心斗角，完全不是这点事。”

很多中国人的美国叙事，他都觉得太过轻率，比如《中国合伙人》，“你相信了合伙人的故事你就傻了。合伙人发不了，只有包装他们的华尔街的中间人才会发。”曹桂林经历过五个美国总统，自认为被美国的财政政策所伤害，坚持克林顿执政时期最好，因为“只有克林顿才真正想把经济搞起来，只有那时候投资房地产才赚钱”。

1980年代的新移民面对生活的压力，到美国后不久往往不是离婚就是分手。“现在的阔学生没法理解，他们觉得你们对待婚姻怎么这么轻率，一点也不轻率，全是压在心底的。初恋或初婚对人还是挺重要的，（分手）总会在你心上划上那么一道，有时难免还要怀旧下。但这种怀旧放到现实生活中，马上就没了，你必须鼓起全部的力量去面对那么残酷的现实。”曹桂林说。

过了耳顺之年，相比这类说给外人听听的故事，他越发感慨人生的不确定。新作里“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的慨叹，就有为此事所发的原因。他越来越感到人如沙砾，被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浪头推来搡去，有人终于被推上了岸，有人莫名不知去向。

第一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的背后

《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销量超过100万册。导演郑晓龙回忆，“当时中美两国在物质上确实差距巨大。加上出国的人传回来的情况从来报喜不报忧，回来也是衣锦还乡，造成那时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定要出国。而这部小说写出了这其中的问题，不仅是在国外吃苦，还有文化冲突之下的状况。”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拥有很多个“第一”：国内第一部全程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姜文的第一部电视作品、刘欢的第一次作曲。此前刘欢一度被央视封杀，却因该片主题歌又见诸央视。

郑晓龙在座谈会上透露，当时拍摄预算是130万美元，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工资，这笔钱勉强用于应付整个剧组的所有开销，过得非常拮据。在美国拍摄，本可以提出拍摄申请，获批后会有专人帮忙清场、维持秩序，“虽然申请是免费的，但我们也没有申请，因为有人帮忙就要给小费，小费对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纽约》中用了很多航拍镜头，是在一日内完成的，郑晓龙回忆，那天他在飞机上待了11个小时，到最后已经站不起来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用了很多违法手段，比如演员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联系飞机迅速下降拍摄，在空中管制发现之前开溜。有一场戏，飞机低到螺旋桨的风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来继续拍。“就这，后来还发现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后是找了个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们有钱，就可以申请航线，但我们没有这个钱，就只能偷拍。”当时剧组，有美国驾照的只有郑晓龙一人，其余的人都是持中国驾照在美国开车，“美国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国驾照，一下就懵了，他都没法给你开罚单。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被法院传唤，光是违章停车、无证驾驶，就要罚6000美元。”

但相对经济上的困扰，作为团长，郑晓龙更担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压之下，因为随时都可能出事儿，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来。尤其是有些文艺团体，连团长、副团长全都带头跑干净了，押了护照也跑，我特担心哪天剧组人都跑没了。”

对话

写书是因为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

东方早报：你并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体现文化冲突的小说？

曹桂林：我对写作既没计划，也没定位，也没训练过，平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一般来说写东西就是不吐不快，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业余爱好者。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所以我一般写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开始《北京人在纽约》是我把自己在美国10年的生活总结了一下。后来写《绿卡》，是因为这事撞得我挺难受的，一个女孩为了拿绿卡遇上那么多波折，就写出来了，但因为之前《北京人在纽约》火了，出版社加了一个“北京姑娘在纽约”的副标。因为拍《北京人在纽约》，和主创也成了好朋友。那时候王姬还在美国，见到特别多偷渡移民，她想让我写个书，她来演女蛇头。那我说好吧，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老挝、缅甸、泰国待了半年找材料，还去福建长乐待了半年，写了一个《偷渡客》。2001年，姜文又让我写个《王起明回北京》，我还说现在谁知道王起明啊，写了有啥意思啊，他说有，他就觉得这人有意思，我就写了一个，但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没什么撞着我的，就编点故事，自己也觉得不负责任。

但《纽约人在北京》是延续《北京人在纽约》的，我在美国待了30年，《北京人在纽约》写了前10年，后20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是怎么回事，尤其在美国的华人精英们的生活、精神状态，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写到，那我就想我来写吧。

东方早报：写《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吗？

曹桂林：有，我想跟我女儿搞好关系，让她看完这书之后知道爸爸还惦记她，想着她，甭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是没有成功，只在逢年过节有个卡片问候。经济上她很有钱不用我帮，我也用不着她帮，没有来往，感情上没有交流。后来听别人说现在是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没见过。

她12岁来了美国，我觉得孩子这么小就送到美国，她就不是你的了。中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你崇拜我我爱你，但她太小来到西方，就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要独立，要做她自己。她19岁后我们就没见过面，说我不会麻烦你，你也不要麻烦我，听这话我多伤心。还是用英文说的。她刚来的时候特意让她学英文，融入美国的白人圈子，结果在家里都叽里呱啦英文满口，我说家里要说中国话，她也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结果。对于父母抚养之恩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觉得既然把她生出来，不抚养还把她杀掉吗？当然不行，美国法律规定你有抚养义务的。所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用一个家庭来体现文化冲撞。

东方早报：《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就是对纽约的天堂与地狱的比喻，为什么新书反观当年，感慨的是空忙与荒唐？

曹桂林：我到美国第一年就成立了公司当了老板，当年就买了房，第二年我的会计师跟我说，你赶紧再去买一套房吧，不然你要缴的税太多了。

美国的税太可怕了。你在美国生活，你就进入了这套游戏规则。一个大学教授年薪10万美元，在美国也算中上层，但扣完税到手，你能见到的只有6万多。这笔钱一半要还房贷，在美国买房子没有一次付清的，因为那样要交重税，人们故意要买大的、贵的房子，就是为了刨掉税，免得国家把你的钱收走养军舰去。然后孩子的教育、养车、电话，乃至除草、处理垃圾，每天早上开信箱就出现一大堆账单要填支票。我在美国和学者圈打交道，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作为新移民不管读到什么位置，做出什么成就，都是亏的，因为你赚的钱全部还给美国大地，就算你死了要把钱传给儿子，都要交50%遗产税。在美国当教授一个月能下一两趟餐馆是要咬着牙的，我还认识从没有去过美发店的系主任。

东方早报：感觉你这两本书都有要破除美国迷思的感觉。

曹桂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三十年来我在中国美国之间穿来穿去，但我发现不是我写两本书，就能当沟通桥梁的，通不了。美国当然有很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金融制度，不管你多能干、多努力，走到了多高的位置，你照样掰不开、拧不动。所以我一直劝我们邻居，没事在中国偷着乐吧，不要想着移民了，不会比你现在的生活好。我们邻居的孩子都找我给办过去，办过去的没一个成样的，年纪小的去了就美国样了，就不是你儿子了，他的思维、习惯看不上你这个中国老爹了。晚点去的也没读书的，有钱，一天到晚晃来晃去，最后成了混混回来了。而且我说了，就算你学到顶了，成了教授了，也就那样。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已经过得很不赖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比美国人强，当然我说的不是摆摊炸油饼的那些人。当然炸油饼的不抱怨，抱怨的反而是过得不赖的这群人。一会说中国有雾，夏威夷老有雾，洛杉矶到了冬天车都看不见。一会又说吃的有毒，但美国的茄子都长一样大，芹菜跟擀面杖似的，土豆跟足球似的，是不是转基因我不懂，但说是自然生长的，打死我都不信。他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比中国好得多的社会，但那也不是美国。

Ⅷ 谁知道<北京人在纽约>的结局(具体点的)

大结局里女主角对男主角说的一句话:“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我们已经从我每夜做梦都怕失去你的情人关系,变成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朋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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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归来，原先自己的客户已经成了王启明的。大卫发现了郭燕对他的背叛，于是把她赶出了家。启明在街上遇到无家可归的郭燕，告诉她，女儿吸毒并出走。

美国经济陷入周期性下降，启明的不动产投资损失惨重。为了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启明又想借助过去曾让他大赚一笔的地方--大西洋赌城。然而，好运尽逝，启明输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