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封锁上海

『壹』 张爱玲的「封锁」，到底封锁了什么

《封锁》是一篇简短的小说，毫不矫情但却直中要害的文字，单一的故事发生地点，简单的几个重要人物，抑或添多几个闲杂角色热闹了这里面的情节发展。短短的封锁期间，却上演了太多大千世界里的种种杂侩，小市民的各种姿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张爱玲向我们展现了，上海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裸露出的粗糙龌龊的一面。

由一开始的电车车轨开始，接着是铃声，“玲玲”的清脆，冷，并像虚线一样地切断了这个时空，如果不是赶上封锁，那电车是连续不断的，开电车的人就是重复着这样单一的节奏，盯住前方的车轨没有止境地下去，但却是不发疯的。

遇上封锁时段，人们的蜂涌而至便打破了这样的常规与沉寂，过马路的人过马路，上车的，下车的，人与人之间只是惧怕地对望着这暂时的混乱。电车里的人却是镇静的，仿佛与电车外的一切隔开了，剩下的只是一片了无生气的死寂。

打破这尴尬都市的却是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嘹亮地唱着“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而上海”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来，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只是这样随意一点，就将那种沉寂道破。

这样的一番衬托铺垫，封锁的电车里故事才刚刚开始。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距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被无限大的拉近了，而内心的距离感却是无限大的排斥着。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于是每个人都要在封锁期间找到可以减轻空虚的方式。

故事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就是这样坐在角落里，银行会计师的他，“齐齐整整穿着西装带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式皮包” 却要为 “一点也不为他着想”的太太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又有文化素质的他当然会很不满太太要他钻小胡同这样无谓的请求。每天要为家庭谋生而早晚奔波，”实在是不像话！“便是他的心声。

位置空间跳转到吕宗桢的对面，一个光头的老头子的右边，女主人公登场。“看上去像教会派少奶奶“，实际上是大学英文助教的吴翠远。张爱玲在形容她的样貌时，说到她的美貌是模棱两可的，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的，就连她的母亲也无法形容她的脸型，这样敷衍的描画未免是太过刻薄了。因而更加烘托出她的“好女儿，好学生”的形象，这样的一个女子却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即使是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的她也似乎不比同时代的其他女子有多大的不同，处境和地位。吴翠远不快乐，在于她被淹没在好人与真人之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这是她的无奈。

如果故事这样平淡无奇地进行，男女主角就不会有交集的可能。在被封锁阻隔的时空里，偶尔还是会有些小插曲。由于一医科学生恰逢此时孜孜修改他的人体骨骼简图，引起其他乘客的围观和评论，大家沉浸在把眼前见到的当做是画家写生的评头论足中。实实在在的一出小闹剧，却是冥冥中的导火线，坐在原位的吕宗桢吃起他的菠菜包子的同时，冷不丁地见到了他不想见的人——董培芝的出现让故事掀起一阵波澜。

为了躲开这个要向他献殷勤的表侄，吕宗桢起身换到了对面的座位，刚好就坐到了吴翠远的旁边。很巧合的，他们相逢了。而为了吓退董培芝，吕宗桢不得不将计就计地扮演起调情的角色，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即使他在平时是个老实人。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搭讪，只有闲聊起来，才能完全地甩掉那个烦人的表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但实际上，起初的吕宗桢对于身边这个女人却没有特殊的好感，形容她的手臂像是挤出来的牙膏，白的，整个人没有款式。又是一个典型的张爱玲式女性刻画。别有用意的男主人公也顾不上这些了，他的目的当真不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开始运用他有些笨拙的花言巧语，描述着她不经意的美。这些言语让吴翠远吃惊了，触动了，又僵硬了，继而又是笑了，她看穿了这个生意人模样的男人表面上的意图，仅仅是调情的层面。这种适当的情调让多少有些风韵的她感觉到真实，对于她，身旁这个男人是一个真的人！于是她顿感炽热和快乐，这源于她身边的环境所造就的好人与真人的辩解。

渐渐这种生硬的搭讪调情有了些成效，吕宗桢目送他的表侄退回三等车厢，随即他收回了他的手臂，谈吐变得正经起来，往下就成了平常的寒暄。彼此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会有停不下来的可能，人容易对着完全陌生的人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这是对着熟人有时也难以做到的事，这接下来的发展就连吕宗桢也是不会预料到的。

他开始说到他的太太，他对于自己每天生活的困惑，他的婚姻的不如意，而这一切对于身边这个陌生女子来说，他是需要被安慰，被拯救的。他不知道，他竟让身边这个女人脸红了，只是因为近距离不经意的对望。在这个不知道他底细的女人面前，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摆脱了他平日里的种种称谓，责任和负担。

出其不意的，在封锁的这个短暂的特定时空里，他们犹如一对历经暧昧继而恋爱着的情人一样。这在张爱玲的爱情观里似乎也变得顺手牵羊，更在于它发生在上海，这个缺少真实感的物质大都市里。

吕宗桢从一个小心翼翼沉闷的银行会计师摇身变成了滔滔不绝讲着自己的男人，只因为他身边这个碰巧遇到的女子。在此，他对于吴翠远的改观由最初的“像牙膏挤出来的”的不喜欢，转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这样的比喻，对于吴翠远来说或许是一种悲惨的命运，不是普通得毫不起眼，随处可见，就是别人的附属品一般没有多少深刻的存在。

谈话继续着，吕宗桢又一时情绪激动地提起一个话题，打算重新结婚。这样突兀地说出口，本意却是他想娶妾，而这个“妾”的所指当然就是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而她是愿意的，即使她不语，因为她被她的家里人困顿着。“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这是吴翠远的内心世界，也是吕宗桢的心声，同是对于家庭的不满。两个备受束缚的灵魂，犹如萍水相逢的契合在一起，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巧合，也是繁杂大都市里的黑色幽默。

吕宗桢是明智的，他是一个知道见好就要收的男人，虽然彼此的身体距离更近了，但是他懂得分寸，他婉言道他不能牺牲掉女人的前程，他并不是她的合适人选。感情真挚到足以令吴翠远感到绝望，这个单纯的女人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这样没有前因后果的情网中去。于是她哭了起来，真真切切地哭了一场，于她，她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好人，吕宗桢由一个真人颠覆成了一个好人！这也是造成她情绪失控的一个因素。

对于她的哭，吕宗桢是始料不及的，一来他毕竟是有家室的人，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眼前这个爱他却又不现实的可怜女人，只能逼问要她的电话号码。他也是有他的顾忌的，因为一开始他就没有当真地要调情，只是弄巧成拙地假戏真演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已婚中年男人，一个好人。

然而爱情世界里的女人都是容易心动的，男人可以让女人感动，可以让女人觉得他已经爱上了她，即使他并没有；而女人表面上的漫不经心似乎在暗示我根本不可能会爱上你，但她却是真的动了心。这大抵是天底下女人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笔下的所有都市男女的爱情悲剧。

正当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时，故事顿时戛然而止，伴随而来的是文中一开始提到的“叮玲玲”的声音——封锁解除了，于是电车继续当当地向前启动了。封锁世界里的事物一下子又多活了过来，而对于吴翠远来说，却是死去的。

吕宗桢站了起来，挤在人群中消失了，她以为他下了车，因而这样的告别是不得不发生的。她只是装作不理会，当走了的他是已死去的人，街上看到的种种市民杂侩也只有在她眼前看到的一刻才是活的，往后就是一个个地死去——那些对她来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和事。而她毕竟是动了心的女人，至少在封锁期间，身边坐着的那个男人跟自己是有某种关系的，即使是微妙甚至虚幻的，但她相信那就是真实，是活的，并且是可以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但是结局似乎远远不够这么凄美收场，吕宗桢并没有下车，只是坐回到他原来对面的位置。一切恢复到封锁前的状态，这可能是吴翠远见到最震惊也最狼狈的画面。直到此刻，她才顿悟：“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这只是在封锁的时空里上演的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谁先动了情，谁当真了，谁就输了。但它又是难辨真假的，就算是一直执着于好人与真人的吴翠远也最后栽倒在这样的文字局里面。最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却让人心生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顿感空虚起来。

张爱玲笔触下的故事，在封锁的这个空间里，时间也被切割了，其中碰巧上演的各种爱情都只是因困惑寂寞空虚滋生出来的肥皂剧。可怜，可悲，无奈又无趣，不近情理。

『贰』 张爱玲小说《封锁》中为什么要封锁上海

小说《封锁》的年代背景是一九四三年八月，描述的是旧上海的某一天，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所上演出人情世态。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并没有要封锁上海的意思，它通过电车被封锁,描写出两个在平淡、疲乏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在某一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封锁》的内容实质和旨意就在于此。

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电车上的“封锁”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路。
“封锁”中的情与爱，终究是一场要谢幕的演出。

『叁』 大学生读《封锁》有感书评

导语：《封锁》是张爱玲在民国时期创作的一部小说，《封锁》写的是男女主角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下面是我整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爱玲《封锁》读后感范文：

【爱情】

在小说中关于宗桢爱恋翠远毋庸置疑，张爱玲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笔墨，文中大部分描写都是通过宗桢的视角展开的。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瞧你这张嘴!”?“

而关于翠远喜欢宗桢这一点的描写，仅局限在翠远的所为而不是所想。我们能评断翠远对宗桢是否有爱情只有两个情节：翠远在听到宗桢提到他不能娶她时哭了，但她的内心对白只提到宗桢是一个“可爱的”“萍水相逢的人”;另外一处宗桢问了她电话，找不到笔记下来，皮包里有笔的翠远故意不拿出来。全文极少提到翠远对宗桢的看法和感觉，究竟是宗桢哪些独特的个性吸引了翠远，还是说是仅仅是封锁这特殊环境造就了翠远对他的爱慕，我们无从得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翠远借助与宗桢的爱情逃避现实生活，如果深探下去，我们会发现这段爱情性质并不是我们刚开始阅读小说想的抛离世俗观念、纯粹自然，翠远背后复杂的心理机制折射出她对封锁的电车外被不平等对待的生活的不满与逃避心理。电车被封锁了，但电车外的生活依如鬼魂缠身，脱离不得。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

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股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再也不会……“

【这段爱情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

产生爱情与谈恋爱是有区别的，谈恋爱在产生爱情之后，产生爱情是个瞬间动词，谈恋爱是持续性动词，谈恋爱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产生爱情不需要，产生爱情是自发的，是对部分的不完整的TA的情迷意乱(在《封锁》中，是两人同时望向窗外时脸庞的靠近，翠远脸红了)。

爱情先是一种感觉，再是一种责任。

从感觉方面来说，文中提到“他们恋爱着了”，他们的爱情基于零碎的认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接受真实而完整的对方，如果有机会了解的.话。

从责任层面上来看，“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无论是宗桢还是翠远，他们并没有承担起爱情发展衍生而来的责任的肩膀。宗桢他埋怨生活(“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等等)，他对生活的反抗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语上，中庸懦弱的性格注定他对娶翠远为妻这念头只是在心里想想，在口头上说说。

所以，这段爱情注定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

【是在主动地活着，还是在重复中等待衰老?】

但是，《封锁》并不仅仅局限在爱情这一主题上，《封锁》的主题凌驾于时代背景之上，张爱玲在这篇8000字不到的短篇小说牢牢抓住了人类的本质，使《封锁》多了一股亘古的魅力。

一、生活的重复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小说的第一段。第一段采用了复迭的修辞手法，“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没有完，没有完”，在暗示生活的重复、乏味和枯燥。但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人们的态度却是毫无思索全盘接受，所以张爱玲才写道“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然而他不发疯”，幽默的文字游戏背后是对日常生活的嘲讽，好似开电车的人应该不开电车，他应该干点别的，他应该去发疯，他理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发疯!但是，他没有，他依旧安分地开电车。

在这里，张爱玲其实在质问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可是当前的生活?”。第一段已经逼迫读者去思考生活本身。

二、思考的可能性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的作家，她总能从琐碎的平常生活中——无论是街景还是日常对话——挖掘到司空见惯却引人深思的片段。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

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

前面提到了生活内容的重复性，而当这重复性被生硬打断，生活在封锁的电车上呈现出非常态，在非常态中乘客无所适从，各种戏剧性的动作显得荒诞可笑。陌生场景无法用经验来应付，乘客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虚无! 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乞丐唱歌、看到闲着没事干的群众围拢观看医学生画骨骼图等画面。

但是，我们会有个疑问，除了用另一种机械性动作替代原来的动作，乘客还可以干什么?张爱玲写到：

“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是思想，张爱玲说“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原因是“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是痛苦的”这观点在全文中提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最后一段的乌壳虫是人类的隐喻，“整天爬来爬去”说的正是整天忙忙碌碌又不知从哪里爬来又将爬往哪去的人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这是个反问句，张爱玲想表达的是，人类缺少的并不是思想的时间，因为她在后边指出原因是“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思想是痛苦的?

我们回到文章再看看封锁时电车内稍纵即逝的思想。生活的脚步随着电车停止，行动被束缚在局限的空间内，思想蠢蠢欲动。时间已不重要了，在封锁的时空里，时间无限，容许乘客去寻探平常生活不会思量的事物(譬如翠远改卷时会想自己为什么会给学生打A，主动去关注潜意识，这在平常生活比较少见)。另外在宗桢和翠远的对话中，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宗桢他清晰地意识到他自己生活没有目的，这是浅层思想后的结果。但宗桢的思想如蜡烛风一吹又灭了，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现状是什么，但他不知道并不想知道为什么和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意识到，像宗桢这样三十多岁的人，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生活可改变的空间愈发紧迫——他的人生大局已定，宗桢处在一个尴尬的无法逃脱的困境当中。因此他逃避思想，思想不能为他解决问题，思想会带给他痛苦。这是人类逃避思考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 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跳出小说来讨论。心理学把人类对外部的认知分成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舒适区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所处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和习惯的 行动，在这种状态下将感到舒适并且没有危机感。小说中的“有板有眼的小动作”“开电车”等活动属于舒适区，而如果思考的内容超越人类感知和理解范围，思想 这动作将属于恐慌区，毫无疑问，人类将本能低逃离恐慌区范畴(当你阅读一本艰涩难懂的书籍时你会体会到这点)。

回到小说，光是工作、婚姻(前面没怎么分析到，这里引用下原文。“他 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 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 太——一点都不同情我。?”)、与董培芝的关系，华济大学毕业的宗桢都处理不来，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更何况去思考比工作、婚姻、人际关系更加无法把握的人生呢。因此，思想是痛苦的。

『肆』 《封锁》中的男女主角为何在电车上恋爱了

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但我想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吴宗桢的姨侄（吴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 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伍』 张爱玲《封锁》中“封锁”的隐喻是什么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小说的题目入手“封锁”应该不仅仅是提示宗桢和翠远遭遇爱情的特殊的时间段，也不仅仅是像开始分析“艳遇”故事的元素那样，仅是人为地把时间停滞或延长而使用的叙事技巧。它应该具有另一层的隐喻意义。

小说的第一段是冗长、平庸和沉寂的，几乎没有任何动感的日常生活的喻示。这一段的人物行动线只有两句话，“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叙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语感是冷漠、笨拙、贫乏而毫无生气。“车轨”、“曲蟮”的比喻意象显示出生命的冗长乏味，它是“柔滑”的，没有任何的尖锐力度同时又把握不住转瞬即逝，是“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单调的，毫无美感的“蠕蠕”的机构运动，并且还是“老长老长”没个尽头。

这种生存状态几乎会让人发疯，然而所有的人都像开电车的一样不发疯。 封锁的隐喻意义在这里呈现为贫乏冗长的日常生存状态对人们的封锁。接下来情节的发展使这个隐喻意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由封锁后的宗桢和翠远的短暂爱情来完成的。这一层的隐喻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封锁中的爱情遭遇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的封锁。

“如果不碰至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成为一个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的突然凸现出来的真空状态。激情的突然发出，在文本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出其不意地，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眼中，她的脸象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更是风中的花蕊。

这个场景，像《倾城这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战乱之后的断墙下的突然发现。陌生化的文学效果，通过扭曲、变形和紧张，他们才会从陌生中第一次互相发现对方，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激情。而这之前，在宗桢的眼中，翠远是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激情。但现在，宗桢成为一个单纯的男子，而翠远则成为“会脸红”的“白描牡丹”样的娇羞可爱的女人。对比本文的开始段落，一个是冗长和贫乏，一个是激情和想象，它们相互对立，后者否定了前者，激情封锁了平庸，这构成文本中封锁的第二个隐喻。

事实上，对《封锁》叙述角度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的对立及封锁的隐喻。在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叙述角度的绝对划分和区别，更多的是为了理论阐述的方便，而对于具体文本来说，则很难有那么纯粹。即使像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那样纯粹的旁观视角，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段的景物描写中看到全知的视角。所以一些叙事学的研究干脆不“视角”而用“聚集”，即在叙述语言中除了叙述者的语言之外还夹杂有人物的意识、观点等。对于《封锁》，视角的使用也是混杂的，所以我们此处的分析只是不太精确的精括的分析。

文本最后“乌壳虫”的意象饶有趣味。整个人尖、整个生命过程就像乌壳虫一样，它会思考么，思考是痛苦的，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还是回窠去吧。现在让我们也回到此文的第一部分“艳遇”故事上来，我们可能又会发出，《封锁》和“艳遇”故事，除了故事表层的相同，还有另一些更重要的相同。“艳遇”故事不需要太多的思想，而《封锁》也不需要。

『陆』 封锁与梅雨之夕的时代背景

是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为时代背景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张爱玲的《封锁》讲述的是十分相似的两个故事.
通过对这两篇颇具代表性的小说细致的文本分析,来探讨施蛰存与张爱玲在处理文本时间和制造审美效果上的不同之处和特色所在

『柒』 《封锁》中乌壳虫的寓意

《封锁》中乌壳虫其实是暗示着一切都在上天的封锁之中，重新回到窠里，才是乌壳虫应当有的选择。

该小说讲述了因日军搜查，平时正常行驶的电车要封锁，吕宗桢为躲避讨厌的亲戚，而与陌生女人吴翠远调情的故事。作者通过两个都市人封锁时期邂逅的寓言，在乱世中察觉都市人的隔膜和孤独，在她笔下的男性世界对女性进行内省式解剖。

(7)电影封锁上海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民国32年（1943年）的上海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孤岛”，人们战战兢兢地生存着。上海由于高度殖民化，中西文化混杂，出现了电车、咖啡馆、电影院等现代事物。

因而封锁的底色就是战争背景和都市文明。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每天正常行驶的电车才会封锁，因而才有封锁后的故事。战争时期，《封锁》这类反映男女基本爱情欲求的题材并不是敏感题材，因而得以发表。

『捌』 封锁读后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在写读后感之前，可以先参考范文，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封锁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封锁读后感1

常规、长态、日常生活，往往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丢失自我。

当“突发”降临，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反而会在忙乱中真情流露。这种流露出来的“真我”，显现了人类自身固有的“最美”。

所以大喜大悲、怦然心动、劫后余生的瞬间，才那么让人感动、心动。真实，真实的自我，竟成为了我们永远追求的梦。

哀也罢、叹也罢，想来想去，真我就在不知不觉流逝的日子中被一层层的包裹起来，愈包愈厚，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层下面是真实的自己了。层层的包裹日积月累下来已经连皮带肉，真要揭掉，会是彻骨之痛。

也有例外，这就是面对突发，当生活的层层包裹在突发面前一下子失去了意义的时候，真我一下显现出来。反正那些包裹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命都朝不保夕，就让“真我”站出来畅快一回吧。

只可惜，当生活又恢复了常态，日子又开始了它的周而复始，人们又自觉自愿的钻进那层层的包裹，将真我更深的藏在里面，又一切如旧。人生，多么的滑稽啊！

张爱玲的《封锁》将这种滑稽演绎得入木三分，她说：“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儿，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好一个“不近情理”，人性就是在近情近理中一点点的磨失掉了。

70年前一个23岁女子写的故事，让如今成年的我读起来由衷地感叹：好一个精灵透彻的女子！同时又深深地为之叹息：喜欢她文字的人多，懂得她的人却那么少。因此，她的一生无比寂寞，纵有万种风情，又能与谁说？过多的才华，给她带来的是自信，不是快乐。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独自凭窗，孤独且不被了解，像一颗孤星，幽微的发着冷光，温暖不了她自己。”

封锁读后感2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之一。这是一位迷一样的作家，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着近乎浪漫的悲剧情感，她是名门之后，但是她以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自豪；她既悲天悯人，但时时刻刻又能洞见芸芸众生之可怜可笑。只有她才能同时享受万众瞩目的喧闹和形单影只的落寞。这本身，就足以成就一段悲壮的传奇在传奇的人生中写出了一部特别的短篇小说《封锁》。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独具匠心的短篇小说，全篇主要写的是男女主脚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一个看似荒唐的事在小说中发生了。《封锁》的不同之处在于看似随意的笔调下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它通过电车被封锁，描写出两个在平淡、疲乏无聊的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而在某一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这是一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反逆。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的本我状态，包括人类本能的驱动力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展现出本我。

正如陈奕迅《红玫瑰》的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疼爱的都有恃无恐。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社会要求并规定的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在心里骚动着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不会表露出来。而电车上的封锁环境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这是一个暂时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在这里他们没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地位和责任，没有了平时的那些种种顾虑，人们会暂时的抛离原本存在的那个自己，一个单纯的自己，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路最终破蛹而出的.本我。《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从电车上相遇再到相爱再到最后的分手，其实正好是对内心一直隐藏的那个自己的展现。

在封锁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实验中，作品隐喻了人性与处境的悖逆：人生的常态对人实际是一种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处境象征；非常态中的人性是开放的，人的自然欲望能够得以释放，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的反封锁，激情封锁了平庸。平常生活未被封锁之时，人性往往被封锁了，而生活被封锁时，人性反而敞开了。

而张爱玲散文中说她喜欢出名，渴望满足俗世的各种愿望，于是突围，而在没有人的场合她又觉得生命充满了欢悦，本能的心灵渴求又使得她不由自主的封锁，又而把文学作为封锁之后的另一生命。

《封锁》采用陌生化叙述手法，制造出陌生化的戏剧效果。试图超越传统的重现现实的方法激发人们克服对生活的麻木感，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张爱玲是厌弃确定性的作家，其作品的结尾大多是没有归宿的反高潮。《封锁》也不例外，它的寓意封锁不尽，是开放似的随时等待重新解读的谜一样的世界。

封锁读后感3

短篇小说《封锁》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中上演的世态人情。该小说的词汇艺术具体体现在“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个方面。

张爱玲的《封锁》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上演出的世态人情，小说没有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构成，也没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叙述，却拥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与张爱玲高超的写作方法和用词技巧密不可分。这里，我将试着抛开以往学者对该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单纯地从词汇学的角度探究该作品的词汇艺术和用语特点，并以大量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它虽然基本完成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嬗变，却仍处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风口浪尖，张爱玲是当时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拥有丰富系统的文言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在词汇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并且这两种特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为表现的，故张的作品总是显得精美婉丽，同时又显得大胆新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将试从“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方面详细分析张爱玲的《封锁》，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丽华美的词汇艺术。

一、语体渗透——突破常规的“准点到达”

在品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使作品语言极具张力的“语体的交叉与渗透”。那么，什么是语体的交叉渗透呢？在我们目前的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分为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而所谓的“语体渗透”，其实就是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于某一交际目的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某一别的交际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语体包含有其他语体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语体的某些特点的一种语体现象。[1]而小说显然是文艺语体下位语体中的一员，张爱玲生活在较为现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断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觉地便运用了语体交叉的表达方式，从政论语体，口头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语体中借用了一些语言要素，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力和美感。在张爱玲的《封锁》一文中，“语体渗透”这一特点就显得格外明显，例如：（1）老头子左手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2）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3）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笑意，随时可以散布开来。

显然，例（1）中的“讣闻”的语体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的公文语体，张爱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吴翠远素整规矩的衣着特点，同时也利用“讣闻”这一词语的严肃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产生了一种近乎白描的表达效果。再如例（2）中的“顶儿尖儿”一词，分明是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要素却被用到文艺语体中，这种创造性的用法把翠远家人鼓励她读书的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自私与委琐。又如例（3）中的“脸谱”，它借用了传统京戏的行业术语，而文中描述的却是翠远误以为自己被调戏时的面部表情，这无疑是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远仿佛已经失去一个生命该有的真实与生动，甚至有些虚伪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说“好人的面具容易见到，真人的表情却无法见证”的无力与哀凉。

张爱玲在《封锁》中多次运用了语体渗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的反讽性，强化了小说的表达内涵，正如吴先生字《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所说“含蓄表现风格的构建宜重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分离，即‘字义’与‘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异。”[2]

二、叠字组合——“重峦叠嶂”中尽显“庐山真面目”

这里所说的叠字，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叠音字。在《封锁》中，张爱玲就运用了大量的叠音字，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形式：（1）单音重叠，如：蠕蠕、冷冷、渐渐、重重、窄窄、略略、缓缓、长长、双双、轻轻、淡淡、孜孜、悄悄、细细、偏偏、暗暗、匆匆、微微、灼灼、怯怯、小小、冷冷、喃喃、霍霍、当当、遥遥等。（2）单音词素+单音重叠，如：光莹莹、沙啦啦、紧腾腾、红喷喷、眼睁睁、油汪汪、热腾腾、一个个、骨碌碌、孤零零、颤巍巍等。（3）单音重叠+单音重叠，如：零零落落、弯弯扭扭、齐齐整整、吃吃艾艾、三三两两、吞吞吐吐、斯斯文文等。（4）双音节词语的叠用，如：老长老长、一点一点、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轰隆轰隆等。不难发现，以上的词语大多都起到修饰的作用。在一个句子中，它们虽然不是中心词，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比如小说的第一段：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张爱玲将电车比喻成曲蟮，单看字面，我们就能感到“沁人心脾”的凉意，而且给人强烈的忸怩之感，开电车的人虽然不疯，我们读者却快发疯了！这种神奇的表达效果不能不说是“光莹莹”、“老长老长”、“蠕蠕”这些词的功劳。这三个叠音字本来都是形容曲蟮这种生物的特点的，这里却用来形容没有生命体征的电车，轻而易举地让电车活了起来，使其有形态感和质量感，从而在小说的开端营造出了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真让人发疯。又如：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在这个例子中，“红喷喷”一词就很有表现力，仿佛有种欲将董培芝内心世界喷出来的神奇魔力，它既成功地表现了董培芝在电车上遇见吕宗桢的羞怯、谦卑、恭敬，又流露出些许谄媚卑琐之感，却又不流于“红彤彤”、“红艳艳”这类词语的平淡无奇。

总的来说，诸多叠音字都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它们即使小说的句子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又强化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准确性，具有非凡的表达效果。

三、雅俗共赏——将“典雅”与“世俗”熔一炉 （张爱玲有很深的旧学功底故能自如地运用典雅的成语，“朗吟”、“暌隔”、“端凝”、“溺毙”、“惶愧”、“怅惘”、“憧憬”、“迢遥”、“氤氲”、“邂逅”、“娉婷”、“颠踬”……这样一些文言色彩甚浓的词汇她都运用自如。张爱玲又耽爱市民的俗美，语言贴近着都市情境，擅长运用“讨人厌”、“打瞌睡”、“耍贫嘴”、“没奈何”、“抽凉气”、“漏脸”、“活该”、“插嘴”、“搭碴”、“唠叨”、“手滑”、“没劲”、“作兴”、“凑活”等活在俗人眼中的字眼。[3]在《封锁》这一小说中，就出现了众多典雅的成语，如：“略胜一筹”、“鸦雀无声”、“小心翼翼”、“千篇一律”、“不由自主”、“模棱两可”、“大声疾呼”、“纹丝不动”、“吃苦耐劳”、“守身如玉”、“乘龙快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无恶不作”、“吃苦耐劳”、“出其不意”、“不堪设想”、“无歇无休”、“花言巧语”、“一尘不染”、“潜移默化”、“萍水相逢”、“吞吞吐吐”、“无家可归”等等。当然，小说中也有比较市井化的词语或短语，如：“抽长”、“如意算盘”、“挤出来的牙膏”、“快刀斩不断”、“猪猡”、“活该”等。这里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1）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2）开电车的放声唱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穿越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在例（1）中，“吃苦耐劳”、“守身如玉”和“乘龙快婿”三个成语寥寥数语，就将董培芝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极具讽刺意味。而在例（2）中，“猪猡”一词是旧上海的詈词，十分生活化，甚至显得有些粗俗，却以一种最真实的方式把开车人的工作状态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刚才封锁期中发生的那段风花雪月的小插曲的有利否定，无疑，这是把人带回现实生活最有利的音符。典雅的成语反映着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与严肃性，世俗的话语则为其注入了现实生活的血液，两者的穿插组合使小说文采斐然，别具韵味，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反讽意味由此得到了加强。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特说：“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中了。[4]的确，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而句子又组成了文学作品，因而说词汇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是毫不夸张的，而且它们常常渗透并散发着文学作品的灵魂。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我们就通过她丰富多彩的词汇看到了小说深一层次的精神气质。她这种不断探索创新的“破立”精神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回味与借鉴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们也将学习她善于回归文学创作的根本——注重词汇的选择、运用与创新的榜样，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封锁读后感4

张爱玲的文章，大多描写的是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平常的事。虽然是平常的事，但她却以自己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微小细节的细致观察力向人们展露一个多元化世界。

《封锁》大概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在公共列车封锁期间发生的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名已婚的会计师，名叫吕宗桢。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在大学教书的女教员，名叫翠远。这两个看似如两条平行线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却因为封锁产生了爱情，随着封锁的结束，这段短暂且飘渺虚无的感情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文字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电车的玲玲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兀自成一体，为故事的发生创立了条件。本是无心的谈话，但双方越聊越投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彼此倾诉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产生共鸣，以至于擦出火花。我不禁猜想，如果没有封锁呢？如果封锁永远的继续下去呢？他们的爱情还会延续吗？

我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小学的时候，某个无聊的下午，我坐在学校的凳子上恰巧另一个同班同学也很无聊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平时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但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我告诉了她一些甚至于平时玩得要好的朋友都不知道的心事。在这之后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只是恰巧碰到对方时会心的笑一笑，打招呼而已。有时自己会产生疑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一个和我没有多大联系的人？也许我们只是单纯的渴望一个可以宣泄自己不满或表达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想法的窗口，而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一旦这种封闭的状态被打破，我们又会回到机械的，像火车一般永无止境的前行的生活当中。所以我猜他们的爱情只是暂时的，虚幻的，如泡露一般。

好的小说不只是故事值得推敲，它的背景和看似不大重要的的小人物也很值得玩味。“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他们不得不填满这空虚……思想是痛苦的。”为什么思想是痛苦的？也许他们是害怕一旦发现自己正过着机械，重复的生活而产生恐慌吧。这种现象在当今被物化、碎片化的社会中也很普遍。一些“宅男”的生活不正是如此吗。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电脑游戏害怕社交，不断地重复着。他们害怕思考生活的意义，即便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很没有意义但却固执的继续下去不愿改变，因为要改变于他们而言实在太麻烦太痛苦了。

张爱玲在文中探讨的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反复，虚无和不愿思考，种种在今天这个工业化的时代仍然存在。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手段、方式继续进行着。也许我们不能从她的作品当中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却多了一种思考问题的维度。有时思考问题本身比获得答案更为重要吧。

封锁读后感5

《封锁》是张爱玲的一部短篇小说，它描述的是“封锁”这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心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微型的社会。

吕宗桢是一个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吴翠远是一个申光大学的英文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各自的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上都扮演着一个很好的角色。但在他们的内心却很寂寞、孤独和疲惫，在他们的内心渴望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因此他们在“封锁”这段时间里一个电车上相遇了并聊了起来。开始吕宗桢只是为了躲避他的表侄才坐在吴翠远的身边，也是为了气气自己的太太才和吴翠远聊了起来，但后来他们却聊得越来越投机了，一直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了。可是“封锁”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们依然会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也会把今天发生在电车上的事忘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在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欲望”，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会展现出来。可是“欲望”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平静，一切又会是原来的模样，没有丝毫的改变，也许他们害怕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不想去改变吧！这也许就是人类的矛盾吧，既渴望有害怕！

封锁读后感6

近日，拜读了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心中颇有感触。作者以精致、细腻的写作手法，把电车封锁期间发生的人物故事娓娓道来，象叙家常般自然流畅、生动形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样感受真实的故事画面。

整个小说以电车封锁为主线，描写了封锁期间人们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的偶遇相恋的故事。又以一个山东乞丐的吆喝声首尾互应，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态，使人物形象都活灵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用敏锐的、善于观察生活的思维，把人物的形态、动作、语言都刻化地惟妙惟肖，让读者读起来沉浸其中、意味深长。象吕宗祯吃包子时被报纸粘住时粘住的细节、吴翠远衣着长相的描写、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众人围观的情景、吕宗祯遇见妻侄董培芝的逆反心理以及吕宗祯与吴翠远相遇时层层深入的情感描写等等，都如同作者亲自经历一样逼真，让读者读起来回味无穷。

文中吕宗祯为躲避妻侄董培芝，假装与吴翠远套近乎，却假戏真做，互生好感恋爱的整个过程是充满戏剧性的，是美好的，可到最后电车发动那一刻，吕宗祯却又筱地离开了吴翠远，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一切象没发生一样，又恢复了原样。这也让女主人公突然醒悟到：“象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结局说不上伤感，但却充分讲述了男女在电车封锁的无聊状态下偶遇相恋，在电车启动时思维又恢复正常，如梦初醒般又步入正常生活的情感历程，让读者感同身受，无限想象。

我只想再好好的地几遍《封锁》，感受作者那流畅、不俗的文笔和真挚细腻的情感，品味她带给我的美好精神食粮。

『玖』 什么电影是一个城市里的人被封锁起来，说是什么感染

老九门番外之二月花开

剧情 / 悬疑 / 动作
年代：2016
地区：大陆
演员： 张艺兴
导演： 林楠

『拾』 张爱玲的冲突意识|《封锁》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便是张爱玲的《封锁》。《封锁》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因为战事原因，正在行进的列车突然停下来，封锁期间，银行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展开了一次偶然的恋爱，当封锁解除，“不近情理的梦”到底还是结束了，他们都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庸常人生中。看似荒诞不经，看似无情悲哀，却揭示了人生的最本质，面对无边的个体生命之旷野，每个人都品尝着人生存在的虚无和荒诞，这是人类生存终极的根本困境，它无所不在，不可超越也无可逃避。

1937年11月，上海周边地区被日本人占领，上海开始四年的“孤岛时期”，沦陷时期的上海经济萧条，物质匮乏，正如钱公侠借狄更斯《双城记》首节所说的一段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拿这一段来描写我们所处的这个乱世，可谓再恰当也没有。”但国家不幸诗家幸，1943年的文坛有了张爱玲的驰骋，可谓是“张爱玲年”。嘈杂的都市、封闭的公馆、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畸形的爱、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生，构成了张爱玲的“传奇”世界。

会想，这样的女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人生，笔触竟这样苍凉决绝，细思，在这位“临水照花人”身上，可以看见其一生都充斥着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就身世而言，显赫的家族是古老中国的象征，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尽管家族没落，依旧沾染着旧时中国的愚昧、暴躁、无理，母亲是追求自由的新时代女性，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美丽而有才华，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人的离异，也使年幼敏感的张爱玲过早体尝世间的悲哀。对父母特殊的感情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张爱玲一生在中西方文化间徘徊彳亍，在父亲的书房里，她攻读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母亲的影响下爱玲逃出旧家庭，走母亲走过的路，尽管母亲认为“她这个读书聪慧，颇有才气的女儿，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显露出惊人的幼稚。”正因复杂的身世，张爱玲初登文坛时，周瘦鹃就发现了其小说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

《封锁》的艺术处理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将一段生活原封不动地拿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地看，仔细得分析，将它放大，人们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摇铃了，封锁开始，摇铃了，封锁结束，平淡无奇，一切只不过是不近情理的梦，留下的却是惘惘的威胁，不尽的思味。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可以说贯穿了张爱玲的一生，晚年潦倒孤绝的异国十年，她都不忘延续14岁《摩登红楼梦》的梦，其所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可以说，她是把中国传统小说技巧与西方现代主义精髓结合的很好的极优秀的作家。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一幅平淡的画面，一切都在秩序中井井有条地运行。“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封锁开始，是梦与现实的切换，对家庭厌倦的吕宗桢遇到了他讨厌的清寒子弟董培芝，为了躲避他，宗祯和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快乐的大学助教吴翠艳开始了奇妙而短暂的电车上的爱。

再一次，“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又一次切换。对于吕宗桢，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银行会计师，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外表和观念都被社会秩序束缚得齐齐整整，因此思想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而吴翠远，一个过分严肃、平淡而无生气的女助教，“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不快乐。同样，电车上的人们也都是被束缚的，无生气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让人不由自主想到鲁迅笔下的示众和看客们。人人都生活在电车似的时代，麻木而无思想，因为思想是痛苦的。所以，在封锁这一特定的时空下，宗祯和翠远相爱了，他们都像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一个从“无家可归”中出走，一个从家族约束中出走，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思，“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后怎样》）他们尽管“出走”了，始终是要回来的，就像乡土文学中经常提到的一大主题——出走与归来。“无家可归”的宗祯和“像挤出来的牙膏而没有款式”的翠远在封锁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从一种时空转向了另一种时空，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出走，然而他们始终是要回去的，乞丐的叫声从一个世纪传到下一个世纪，这是沉重的时代气氛在人们心中的回向。时间与空间切断后，“乌壳虫”们是要爬回巢里的。这也是《封锁》的悲剧意识所在。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不过只是一只乌壳虫的世界，就像张爱玲寂寞的爱情理想，灵魂可以出走，而生活永远是囚牢。生活的逃离者们似乎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最后无一例外地成了生活的奴隶，仅仅度过了生活，而没有生活。“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

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伟大在于，“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多写的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自己的文章》），然而在病态的小情小爱中，我们可以窥见人性的弱点。她笔下多的是那些代表上海日常空气的“好人”们，《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鸿鸾禧》里的娄先生，《倾城之恋》里的浪子范柳原，《封锁》中的吕宗桢……无一例外是“世界上的好人”。也正是因为“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封锁》）翠远和宗祯的相爱是因为封锁期间的他们是真的，一个没有家累，一个没有世俗的束缚，想起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三大部分，超我本我和自我，封锁期间的爱情，是本我的，超我的道德律令失去了作用，同时，本我代表着思想，这时候的爱是真的、有思想的，尽管是转瞬即逝的。

真人往往是不容于社会的道德律令的，像贾宝玉们“可怜辜负韶光，于国于家无望。”这个社会要求的是好人们，好丈夫，好女儿…也因为“好”，失去了真，失去了本我，套上了人性的枷锁。那些真人们呢，是卡夫卡变形的大虫，是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里失踪的璐姬们……真人在重重重负下的失踪，人性中安稳与飞扬的交锋，好人与真人的对立，是张爱玲参差对照世界里深刻的问题，直到今天，封锁结束后，人们该何去何从，仍是困境。

这也正是她的伟大，不写大事情，无论几十年后，都给人惘惘的威胁，这威胁，是人性中安稳的隐患，不知何时触发另一面的飞扬。她的封锁是有先验意义的，像阿Q,无论哪个年代，人性的封锁都有其普遍性。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清，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张爱玲是世俗的，她不讳言自己对都市的迷恋，她喜欢繁复奇异的服装，喜欢都市的烟火味，而大俗不妨碍她的大美，她在上海这座“孤岛”中划出了自己的一方绿洲，在香港、美国亦如此，人生的每一阶段亦如此，而她晚年的境遇尤让人心疼不止，身外之物少到了极点，这位一生为文的奇女子晚年屋内竟连一本书都没有，她的美已到达了“无”的境界，如斯孤绝。

《封锁》中拜金主义是无处不在的：乞丐没钱的呼唤是梦与现实切换的标志，中年妇人“一条裤子现在是什么价钱”的埋怨，翠远家长对她“找一个有钱女婿”的期望，清寒子弟培芝“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的奢望……经济利益的纠葛是整个社会无思想的根源，金钱将人们心灵封锁，像《金锁记》里金钱的枷锁一般。张爱玲重视了一个关于“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即女性解放以后的经济问题，这一点上是很有时代意义的。

“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我看苏青》）对于笔下的人物，张爱玲始终持有平淡的、不带憎恶的态度，像曹雪芹对待《红楼梦》中的人物一样，多的是怜悯，我们看不出她喜欢那个人物，又讨厌哪个，她对每个人始终是平等的。因此她的创作风格不喜欢“壮烈”，喜欢“悲壮”和“苍凉”，而她的散文风格是清逸冷隽，不写优美，而写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她知道，一切好的坏的都将成为过去，像《自己的文章》里说的：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所有的繁华、所有的美好都将过去，她的文章中以及她本身，有一种迟暮的夕阳感和荒凉的无常感，这也是她美学空间里最深邃动人处。

梦的结束，翠远想：“完了”。而张爱玲带给我们的对人精神困境的思考没有完，像她作品里永远不会完的月亮，高悬在或多或少有点封锁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