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何做大做强

❶ 中国电影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众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新的突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2%，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上半年票房过亿的28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其中的16席。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至少从市场层面而言处在良性进步和发展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市场的繁荣、票房以及观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长都是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实绩的标志。但是，中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结构和矛盾、深层次观念及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体制改革推进的难点与市场发展状态的矛盾、制片产权与盗版泛滥的矛盾、进口片与国产片争夺市场的矛盾、影片传统模式与网络传播的矛盾、院线与影院之间的矛盾、片商与导演的矛盾、制片方与编剧的矛盾等不时凸显，并且呈现出了某种“乱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片面、盲目、过度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用“逐利时代”来形容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绝不是无的放矢。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了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对于好莱坞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持续性的威胁缺乏清醒认识，对当下中国电影在工业、产业层面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场层面取得的对好莱坞电影暂时性的“优势”中，毫无理性地预言数年后中国将会超过好莱坞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依然处于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基础性电影工业机制、电影产业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行业规范、产业规范也没有有效形成并且被大家遵循，市场效应尤其是社会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电影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和危机。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它的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趋势深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国电影要在竞争中获得地位，要依靠差异化策略，还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好莱坞借助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强大的资本实力及完善的资本运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现代电影生产的门槛。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电影艺术，甚至可以有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却很难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产业体系，其民族电影也就无法有效、可持续地支撑自身的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在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电影为参照系，甚至干脆以美国电影为标准来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从美国最近几年电影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钢铁侠》、《变形金刚》等为代表的电影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尽管这种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降低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指标、人文表达，但如果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播影响力的折扣越来越小，传播空间越来越大。马克思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国电影，也是由于年轻观众群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的口味及其选择无疑也反过来影响、制约中国电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提高国产电影的专业水准和标准，满足年轻观众对电影视听、电影消费的要求，最大化地争取未来观众。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忽视故事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层面的挖掘和表达，其忽视的层面正是国产电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影片的较量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差异化路线，凭借与好莱坞大工业规格、高科技水准不一样“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凭借“接地气”的策略，在本土市场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差异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这种策略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能成为战略。我们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同时体现文化创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表达、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总之，中国电影要真正与好莱坞形成抗衡，必须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创意系统、工业规格、产业标准及规模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争、文化战争，打不赢经济战争，也就不可能赢得文化战争。面对着更加开放的国内电影市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将会陷入长久的被动。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利润分配不合理、同质化竞争和无谓的内耗等，减缓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国电影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电影要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就电影生产体系而言，中国电影虽然“不差钱”，每年生产影片数量众多，但国际化、高科技化尤其是专业化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从生产主体而言，必须尽快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具有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控制力，同时又有跨界影响力、传播力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要借鉴“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如“制片人中心制”、“完片担保制度”、电影“权益共享”融资模式等，促使中国电影逐步摆脱“作坊式”的运作模式，走向现代化大生产，从而促进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实现质量型、集约式增长。在美国，制片方分成53%，而在国内现行分账比例中，制作方分成只有43%，利润向院线和影院倾斜，呈现“一边倒”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影制片方的积极性，不符合现代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发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建设扩大利润空间和渠道，而不仅仅单纯依靠分账制度挤压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内容制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与国内市场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票房只占整体收入的20%到25%，其余收入均来自不同种类的版权和衍生品领域。中国电影要想创新盈利模式、完善电影产业链，必须推进电影传播体系建设，其重点包括家庭娱乐市场、网络手机播映市场，要在衍生品领域发展授权业务等。随着电影数量日益增加及竞争白热化，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建设，已成为中国电影发行的当务之急。由于没有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中国电影无谓的“内耗”令人痛心，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由于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小成本电影得不到更大层面观众的接受，得不到媒体的更多关注和报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误读、误判、误评。坏口碑“成就”一部电影的高票房令人纠结、令人心痛，也令全社会质疑电影人的社会责任，质疑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有的人从导向角度入手，有的人从市场角度出发，有的人从技术质量方面考虑，有的人从社会娱乐角度衡量，应当说也是正常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电影全球化相适应的电影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误评乃至误判。现代电影生产体系与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现代电影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三个体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相互交融。中国电影只有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才能有效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产业整体上的升级换代，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饶曙光)

❷ 中国电影怎样由大做强

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业迅猛发展，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二是城市化进程和数字技术普及与应用的结果，电影生产、创作行为与审美运动与时俱进。但是，我们需看到，相较于游戏产业的2000亿元、电竞产业的900亿元规模，电影的经济体量不大，电影创作的质量也并不稳定。

重视电影艺术创作的质量，仍然是新语境下中国电影创作务实发展的根本。优化电影题材和艺术表现结构，改变电影创作机制，提高创新能力;坚持内容为王，通过电影的人性价值与文化内涵的表达，创造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在探索追求中不断创造丰富的审美空间;推进资源整合，克服电影短板;既讲普通话，又讲地方话;转换视角，既保持，又放开;积极关注变化着的大众观赏趣味，提升电影艺术的活力和对外电影的“大循环”的全球化能力与水平，更有力地增进全社会的电影与文化获得感，持续提供值得重视的新鲜经验，同时，也为提高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发展空间的影响力、有效地建构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提供方向。

❸ 如何提高我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知乎

以下是王健林私享会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三点：

「 一、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

1、软实力才能征服人心。

西方经济学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不必说了，经济基础、军事等等。软实力是什么？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真正在世界上影响人心、征服人心的不是硬实力，硬实力可以征战但不能征服。

我举两个例子，我们在初唐盛唐时，用兵最少，但八方来朝，当时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唐朝时候歌舞升平，皇家乐府工作人员差不多有四万人，比我们国家乐团多十倍都不止。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愿意来呢？因为唐朝的文化发达，我们有很多发明，都愿意来交流。
再举一个反面例子，美军把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短短几天就收服了，但征战到现在，不管怎么折腾，不管扶持哪方面的人上台，这两个国家依然一团糟，生活水平远不如战前，老百姓怨声载道，什么原因呢？就是征战后，软的东西文化相冲突，特别严重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上的冲突没办法解决。所以说靠文化、靠软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让人服气。
2、增加中国影响力。

最近三百年以来，中国没落，中国的转折就是从乾隆开始，有人说“康乾盛世”，实际上到乾隆就已经由盛转衰了。从那算起到现在差不多三百年，三百年来中国国力渐衰，西方大国崛起，西方强国的各种生活方式、文化对中国全面影响，几百年来在中国形成一股崇洋媚外的风气。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好。不管什么事，哪一件中国人自己说好，那一定不行，外国人说好这事就行。所以我们不管拿什么奖，不管是什么电影奖、音乐奖，甚至是文学奖，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给的好。国人不管做什么，都缺乏自信。
现在中国人提出的口号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六百年来全球有九个大国先后崛起，中国如果实现复兴是十个大国，这六七百年来其它九个大国都叫“崛起”，唯独中国提的口号叫“民族复兴”。什么原因呢？中国曾经在世上厉害了两千多年，这三百年才没落下去。所以我们不是新的崛起，是复兴。那么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发展经济、发展军事，还有一条就是要在文化领域里，改变西方影响中国的现象，把影响中国变为“中国影响”。别看四个字，两个字一颠倒，内容完全不一样。

中国现在提了要民族复兴，建设小康社会，光靠经济走出去是不行的，文化也必须配合走出去，硬的软的一起走出去，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民族复兴。

3、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现在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哪来？关着门自己说文化自信这不行。所谓的文化自信是自己民族文化，拿出去跟别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增强自己，在比较中显得更高更好，这个自信才能有。怎么去比较？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比较。所以说文化增强自信的必由之路，就是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在世界上与其它民族文化相比较、鉴别，然后吸收精华，去除糟粕，提升自己，逐渐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所以说中国文化不走出去，建立文化自信也是一句空话。我记得毛泽东曾说过“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提高”，就是这个道理。

「 二、文化怎样走出去 」

都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前两周政治局还开会，专门议了文化走出去。但是文化如何走出去呢？我谈几点看法。

1、要建立传播渠道。

建高铁，要先建高铁线路；要开车，要先把公路建起来。这就是基础设施，有铁轨，有高速公路，火车和汽车才有跑的可能。同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先有传播渠道。现在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无论电影、电视、网络、平面，诸多方面都严重缺乏渠道。我们说话的声音，海外绝大部分的地方听不到。你不要以为西方的媒体就是客观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大媒体、主流媒体都一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会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服务。在海外，看到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消息，老百姓从哪获取知识呢？一般都是从媒体获取。真到中国旅游，改变印象的有没有？有，但很少。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

我举一个例子，电影怎么发出去的？全世界电影公司不知道多少家，美国的独立制片人公司超过三千家，但只有六家公司有全球发行渠道，这也是这六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号称“六大”。其它公司，单讲电影电视收入，已经超越六大中的两三家了，但是通通不能称为“大”，就因为他们没有全球发行渠道。

中国电影依靠这六家发行渠道，能发出去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中国电影近三年翻了一倍都不止，但中国电影这几年来海外票房基本上没有增长，什么原因呢？海外收入跟国内的市场不匹配，这还是在2012年我们万达并购AMC以后，中国电影在北美地区还放一些，从此就看出渠道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有些电影拍出来后，在北京或上海搞一个首映，号称全球首映，那都是忽悠，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发行。

2、需要打造内容品牌。

除了要有传播渠道，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内容品牌。美国文化影响全世界，美国不仅是经济强势，文化更强硬。美国出口的第一产品既不是飞机也不是其它事情，而是文化产业，美国文化产业占了GDP24%，排在第一，美国文化的GDP产值占了全球1/4，全面影响世界。美国文化不光是渠道强，还有很多著名品牌，比如奥斯卡、格莱美、迪斯尼，甚至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它创造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影响美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教育全世界从小就形成唯“美”主义。

那么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尽全力打造自己的传播渠道以外，还要打造我们自己的、在全球真正叫得硬的内容品牌，没有这个光有传播渠道也不行。如果不把内容品牌建设起来，我想不管是花多少钱、过多少年，最终还是回到原点。

3、依靠民企走出去。

文化走出去，靠谁走出去呢？政府当然是可以走出去的，政府本来就应该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政府走出去靠的是财政投资。第一投资的财力有限；第二还有长期持续的问题。所以完全靠政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深度、广度、持续性方面，是难以做得深，做得久的，政府可以做指导。

为什么国企难以走出去呢，国企代表着国家，走出去不是走到外省去，是走到外国去。走出外国去，中国国企首先过不了审批关，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更敏感，所以我觉得国企是很难走出去。

只有民营企业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依靠民企文化走出去，这个认识可能现在人们还不认同，但是我相信通过几年的实践，会慢慢统一认识的。第一，因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一个是民企容易解决审批问题，比如说我们收购英国的欧典院线那要经过欧盟的十几、二十几个国家的审批，我们上周已经拿到正式的批文。要是个国企，这么多国家，指不定卡在哪了。而且它是欧洲的第一大院线，民企肯定是容易审批。

而且，传播中引起的反感较少，容易教化。你传播什么东西，寓教于乐，让别人乐呵呵的接受，主动的接受，花钱来接受，那才叫本事。不然的话硬生生的去宣传那可能不行。民营企业因为它是拿自己的钱来做的，它一定要想要我怎么把这个钱收回来，怎么样让别人接受、买我的产品，可能我们会在宣传真善美和市场方面会容易找到平衡点，做出既能表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又能表现我们中国自己传统价值观，又能让外国人接受的东西。

而且从民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来看，它能够做比如说现在三年五年内是亏损的，但是五年八年以后才能赢利的决策也可以做，国有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还是举一个电影院线的例子，2006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盖了很多万达广场，我说投资电影院吧，我的手下人告诉我，全国才十亿票房，就算20%的利润全国才两亿，投资怎么收回来。可是我讲，我们就赌吧，它总要增长吧，就赌十年增长100亿，还没敢说增长太多，增长100亿的时候就是20亿。真的，这个公司是亏了三年以后才赢利，但是我们还是赶上一个比较巧的时期，就是从那以后进入中国电影黄金十年，如果没有黄金十年，可能熬的时间更长。像我们海外一些文化产业投资也是这样的，也是需要熬时间的。民营企业因为是老板终身制，他可以考虑更长远的战略。

「 三、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

文化要走出去，知易行难。说的是很容易的，怎么走出去？到现在这么多年没走出去，肯定是很困难的。我有三点中肯的建议：

1、国家支持要给力。

现在中国文化企业有一个问题就是规模普遍偏小。上百亿美元的，除了万达，可能还没有。外国两百亿、三百亿的公司一堆。而且现在文化企业，外国叫娱乐企业，基本上都是全产业链，全媒体，很少有单独的电影公司，都是电影、电视台等等合并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文化企业走出去和这些大的财团竞争。就本身实力，还有制度方面的抵触问题，所以对抗就很难，走得比较困难，就需要国家给予扶持。

支持要真支持。我举一个例子，我到法国电影协会做了一个调查，我说法国人也就是个中等国家吧，但是为什么法国电影可以在全球排第二，影响力那么大？法国的电影节可以说世界第一节，奥斯卡名声大，但是大家忘了奥斯卡是一个奖，就是两个小时完事了，戛纳一个节日，一办就办一周，是全球最大的电影节，而且法国电影节还有世界影响力。

法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对法语电影支持，英语片就会占满全部市场，所以只要是投拍法语片，法国本土电影，国家一律先给50%的出资，比如说你投一个亿，先给五千万，放映如果产生亏损，再由国家补贴亏损的部分，一个亿亏了六千万，国家就由五千万变成补六千万，就是靠这个政策，还有一些税收等其它优惠政策。所以说在法国没有任何好莱坞限制的情况下，主要靠法语电影，其实这种现象很多的，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很多都是这种形式。所以必须国家政策给力，才有可能使文化走出去做得更好。

2、要放宽对文化走出去的审批。

支持文化走出去，说了很久了，两周前刚开了会议，谈到走出去。但是我又听说，最近外汇流失，又说对不管什么样企业的投资并购，不管是制造业、文化业通通审批要收紧，对外投资缩减。我觉得这个政策上就应该有所区别，对待投资也要区别对待，文化的并购谈判是特别复杂困难的事情。

我们这次并购的欧典，始于五年前的谈判，我跟欧典的董事长不知见了多少次，但就是谈来谈去也谈不下来，真正的机会是什么？英国一脱欧他就慌了，他担心走向趋势会改变，所以赶快想把它卖掉。这种文化资源类的并购，还有一些品牌文化的并购，我觉得国家应该在这些审批方面要放宽。如果一视同仁，或者是不管什么都从严过审，谈文化走出去就非常困难。

3、要打造文化龙头企业。

美国电影有超过三千家的企业，真正有全球竞争力的就只有六家，这六家不是每年自己拍片，自己拍的片子撑死1/3，一半或者是1/3，剩下的就是靠发别人的片子，收钱。有核心竞争力的就这么几家，美国旅游企业大型的超过一千家，还不算小的。真正影响力的品牌就是两个，迪斯尼和传奇。这说明什么呢，文化要影响本国进而再影响世界，而不是靠一堆人，几个大品牌就决定了，要靠龙头企业。

我们有句古话说的话，万只小舢板，也抵不了一只航空母舰。就战斗力来讲，一万只小船并在一起，也抵不过航空母舰。

就是说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不管是在国内走还是向外走，首先中国文化要有龙头企业，而且还不止一个龙头企业，要有一批龙头企业。中国如果能培养出十个八个年收入在百亿美金，两三个几百亿美金的综合性文化产业收入的文化企业，可能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当中我们就能够占领潮流。时间关系，我就单讲一个文化走出去，谢谢大家。

❹ 中国电影改如何发展

中国电影无论从演员还是导演及制片剪辑所有工作人员，都需加倍努力．重点是做好国内市场，多向成龙李连杰学习．至于华谊兄弟是否能出来抗的动旗就是公司级员工的问题了．

❺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碟、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❻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战略方针

中影集团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融资渠道，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运行机制，推进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提高实力、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以影视产品生产经营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多种产业综合发展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具有国内一流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电影企业集团。 突出主业、做大做强，以影视制片、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发行放映、院线投资、电影进出口、电影频道等为支柱，全面带动洗印加工、电影器材营销、后电影开发、光盘生产、媒体运营、广告、物业管理和房地产开发等多种产业综合发展。
中影集团的成员单位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CCTV-6），是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电影频道，每天播出10部中外故事影片和各类动画片、纪录片、专题片。近年来，该频道承办了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百花电影节等大型电影庆典活动，并在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重大电影颁奖典礼当天做全程转播。 1999年，电影频道开始组织拍摄数字电影，用于电视播映，产量达每年110部左右。

❼ 中国电影应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借助国家战略

目前世界电影产业的主要增量来自中国华语电影，中国电影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电影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带来的观影人口将不断增长，三四五线城市的增量仍然会带来红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依然停滞不前。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国家战略，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电影的新秩序。”

二、好莱坞电影人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届北影节“好莱坞工匠·中美电影交流高峰论坛”上，IG创始人、CEO马丁·基斯特勒认为电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讲述一个全球化故事。“讲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阐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这个取决于你想捕捉什么观众。”马丁·基斯特勒认为50%中国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战狼》风格跟好莱坞的风格非常类似，但是可以打动中国观众。最重要是内容、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方式。故事的讲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观众。”这位好莱坞电影人认为故事首先要好，然后才是营销手段层面的问题。“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态，看一下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观众所认可或者能打动全球的观众。”我们现在做电影是让全球的观众来看，我们会把中国好的电影带给全球观众，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韬：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输出，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美双节”主席苏彦韬宣布第十四届“中美双节”将于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国好莱坞、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拉斯维加斯等全美各地举办影视盛典、影视高峰论坛、“金天使奖”颁奖典礼以及电影合拍论坛、电视剧合拍论坛等数十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研讨活动和200多场次的影片展映活动，为中美影视业界的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近期的《战狼》《红海行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这些电影振奋了人心之余，大家对于影片话题的热爱造就了一个更好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契机

❽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❾ 中国电影市场是非常大的一块蛋糕,你认为怎样能够做大,做强,做好

1.引进来，走出去
2.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创新

❿ 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应怎样打造

日前有媒体评论称，正在热映的国产大片《红海行动》靠口碑拉动票房“逆袭”，“自来水效应”再次印证“内容为王”的市场铁律。

希望未来影视工作者尊重创作规律、继承优良传统、保持专业态度、发扬工匠精神，只有每个环节、每个工种都做到位并不断提升，中国电影才能真正赢得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