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四个兄弟打人的电影

① 有个电影叫什么街少年杀人案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中文片名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英文片名
A Brighter Summer Day
影片类型
爱情 / 剧情
片长
237 min / Germany:185 min (Berlin Film Festival) / Japan:188 min
国家/地区
香港、台湾
对白语言
汉语普通话 沪语 台语
色彩
彩色
级别
Sweden:11(未分级)
[编辑本段]演职员表
导演
杨德昌 Edward Yang
编剧
赖铭堂 Lai Mingtang
杨德昌 Edward Yang
杨顺清 Alex Yang
阎鸿亚(鸿鸿) Hung Hung
演员
张震 Zhen Zhang .....小四儿(张震) Xiao Si'r (Zhang Zhen) (as Zhen Zhang)
张国柱 Guozhu Zhang .....父亲 Father
杨静怡 Lisa Yang .....小明 Ming (Liu Zhiming)
金燕玲 Elaine Jin .....母亲(金老师) Mother
王琄 Wang Juan .....大姐 Eldest Sister
张翰 Zhang Han .....老二 Elder Brother
姜秀琼 Jiang Xiuqiong .....二姐(张琼) Middle Sister
赖梵耘 Lai Fanyun .....小妹 Youngest Sister
杨顺清 Alex Yang .....山东 Shandong
倪淑君 Suk Kwan Ni .....小神经 Crazy (Shenjing)
冯国强 Guoqiang Feng .....Piggy
徐明 Ming Xu .....Wang
陈湘琪 Xiangqi Chen .....Little Doctor's fiancé (as Xiangqi Chen)
吴庄 Zhuang Wu .....Officer
王启赞 Wong Chi Zan .....小猫王(王茂) Cat (Wang Mao) (as Wang Qizan)
柯宇纶 Yue-Lin Ko .....飞机 Airplane (Ji Fei) (as Ke Yulun)
谭志刚 Tan Zhigang .....小马 Ma
张明新 Zhang Mingxin .....三角裤 Underpants (Mingxin)
林鸿铭
制作人
詹宏志 Zhan Hong .....executive procer
Yu Weiyan Yang .....procer (as Yu Weiyan)
剪辑
陈博文
摄影 Cinematography：
Huigong Li
Longyu Zhang
[编辑本段]制作发行
出品
杨德昌电影有限公司
洗印格式
35 mm
幅面
35毫米遮幅宽银幕系统
制作公司
ICA
Jane Balfour Films Limited [英国]
Yang & His Gang Filmmakers
发行公司
Cine Qua Non Films [日本] ..... (Japan)
上映日期
台湾
1991年7月27日
加拿大
Canada
1991年9月9日 ..... (Toronto Film Festival)
德国
Germany
1992年2月20日 .....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法国
France
1992年4月22日
瑞典
Sweden
1992年12月25日
英国
UK
1993年3月12日
[编辑本段]剧情介绍
影片以60年代初台北的真实事件为背景。60年代初的台湾好像一切都是灰的，浑浊的空气里也流动着灰暗的味道，失落和绝望的情绪笼罩在城市上空。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着他们各自浓重的口音，山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四川话……在这个城市奔波忙碌着。随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了一个个被人们称为“眷村”的小村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小四、小明、小马、老二、小猫王、飞机、滑头、小虎、小翠……他们成长着，并且拉帮结派地出来混，“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逐渐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
在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1949年从大陆迁来台北。家里共有5个孩子，大姐为了帮父母承担家庭重担，放弃出国的愿望；二哥和小四一样，沉默寡言；三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谦卑忍耐；张震是家里的老四，所以被叫做小四；家里最小的小妹是个发育迅速的小女孩。
小四与家世不幸的女孩小明十分投缘，暗生情愫，“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小明。小明父亲早逝，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她过早地成熟，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数学考试，因滑头抄袭，小四被记大过。哈尼回台北，要小四好好照看小明。
由于帮派之间的纷争，哈尼一个人去对抗“眷村帮”，结果被对方的老大山东推到了火车轮下。小四参与了围剿“眷村帮”替哈尼复仇的行动，山东被杀。
小四父亲涉嫌政治被迫写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受到迫害，近乎神经质；母亲受牵连被免掉了教职。小四因为冲撞校方被勒令退学，转学日间部。
小明的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马司令的儿子小马是小四的朋友，是一个早熟但够义气的少年，小明因母亲的原因住在他家。
家庭和学校所发生的事件让小四难以承受，他觉得小明变了，而小明与小马的交往又使小四陷入友情和爱情的矛盾中，他与小马吵翻。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上，小四看见了小明，再次向她表明心迹，而小明却断然拒绝了。失去控制的小四接连向小明捅了7刀，小明当场死去。小四被拘捕，初审被判死刑，由于此是国民政府迁台后第一宗少年杀人案，各界纷争后，高等法院更审为15年徒刑。
小猫王录了他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送给小四，却被警员随手丢进垃圾桶。
[编辑本段]幕后制作
青春是个无理数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创作缘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天是红河岸
青春残酷物语
自“台湾新电影”始，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可说是用影像注解了台湾，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如此，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亦然。前者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敦厚舒缓地刻画出台湾人历史宿命的悲哀；而后者则是借由一件社会案件，精确冷静地呈现出苍白压抑的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人人得以回到从前，并且深刻地咀嚼“光阴”和“记忆”的味道，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失败成长的祭礼，正是献给难以忘怀的残酷青春。
早岁孤寂感影响其电影观念
杨德昌生于1947年的上海，一岁多随父母到台。杨德昌经常提到他父母亲这一代外省人皆因战乱而离开家乡，毫无祖产，杨德昌认为他们“都有非常独立的性格”。
杨德昌认为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实不单只历经战乱，性格独立，更重要的是这些来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没有亲戚，完全没有中国人最严密的组织，所以跟社会的关系一直很独立，没有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结构，当然也没有那种束缚；所以我现在和别人交往，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很简单的关系；譬如应对，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很熟练地和长辈应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杨德昌的电影对于现代社会的疏离经验，或许与其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有较大关系。
电影经验源自漫画经验
杨德昌最初的电影经验和灵感应该源自漫画经验。他曾表示“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是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存在的信心。”这段话印证于《指望》或《牯岭街》的少年们，落寞与不被了解的私隐世界，夹杂着对某些嗜好的钟情、入迷，有着同样的单纯梦想存在。他表示自己在后来创作漫画时，“觉得对故事感动的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会以比较悲剧的角度去做，生活上碰到一些比较想不通的事情，会倾向于感伤，都是些较不公开的感情。”
用电影凭吊青春
杨德昌坚信“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数量，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
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概括“耿耿于怀”，多年后当他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时表示：“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在杨德昌看来196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奇异”的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传资料），所以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为集体的悲剧了。
以虔诚心支撑巨片拍摄
从之前的《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现代都会三部曲”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杨德昌停了五年的时间，对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样切身的素材，杨德昌有一层特殊的慎重，影片中烙印着比以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片中定妆的演员有90人，资金预算从1300万扩充到2700万。
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鲜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的努力加工，应该说没有创作者们自身的成长经验以及虔诚的感情是无法完成的。
影片拍竣后参展28届台湾“金马奖”，《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力克当年香港的两部同样优秀的影片《阮玲玉》和《阿飞正传》脱颖而出，夺走最佳影片大奖。
[编辑本段]相关评论
经典评述
锐利的现代感和青春化特征的真实结合；一曲青春的悲歌，一幕夹杂了少年初始的懵懂之美的戏剧；展现与夜色、血腥和猫王的歌声联系在一起的别样的青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一部以青春为载体的影片，它所蕴涵的少年的罪恶是有边缘性的，自觉的；里面没有毒品，没有性，没有体验，但却有着不成熟却要做出成熟的样子来的爱；里面没有足够酷足够性感的故事与镜头，它甚至不是一个关于“成长”或者“堕落”哪怕是“变化”的电影。导演杨德昌只是从少年小四的生活中拈出了一段，很是平滑，但就是在这不疾不徐的叙述中，一切都随着他那刺向女友小明的刀而结束，小四最终走向了极端，他的青春也结束在牯岭街上。
在影片里，杨德昌设计的是一种现实的残酷，一种针刺破气球的瞬间的停顿，一种把悬在半空的理想剥个一丝不挂的血淋淋。所以当他把这幅60年代台湾的社会图卷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的时候，人人都震惊于那灰暗绝望的年代。
杨德昌也许不是故事中的任何一个角色，但那毕竟是他成长过的年代和他深受影响的氛围，于是透过光影的魔术，他重新去检视回顾，那政治的、文化的、两性的、同侪之间的各种压抑与亟欲突破的挣扎，都在片中重构的世界里仿佛活了过来。
媒体评论
影片中的小四多少有着杨德昌本人的投影。小四对60年代的台湾社会的观点正好代表了杨德昌本人的观点，小四父亲所经历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杨德昌本人要传达的一点政治讯息。本片中不时出现的坦克车，就正有上述的暗喻，电影里的美国流行曲，少年帮派举办的舞会，显示了60年代台湾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之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夜间发生，主角好比身处于一个蒙昧不明的黑暗时代，身处于一个黑暗的社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本片的话，导演的用心也许更见明显吧。
——香港《明报周刊》
杨德昌常常以非常的距离处理全面物化社会下的人际冷漠感，但在这部影片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而不冷感的青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而小四等人在片中秉持的道德要求与纯真梦想都一再为迈向利益世故的社会所摧毁，成为时代的祭品。“少年杀人”此时已演变为“时代杀人”，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主题于是再现，小四只是被推向暴力极端的牺牲品而已。
——著名影评人 焦雄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叙述手法严峻而含蓄，电影语言丰富深邃，以复杂的结构和开放式的结局展现了浓烈的心理分析色彩和表现强度。导演杨德昌以熟练巧妙、似散实密的技法把性格各异、来自不同社会和家庭背景的少年串联在影片中，纵横交错而达到内容和结构上的平衡。影片疏离而压抑，深入都市文化心态的内核，与之前几部影片相比更加老辣成熟。
——网友 黄小邪
杨德昌的“青春”是也许一种哲学，似乎其也不随着60年代的远去而消失，在杨其后的电影《一一》中，虽是成年的故事，但又有少年为女友刺人入狱的桥段。也许杨是想说六十年代一些纯真的孩子已经长大，但成熟过后，在今天的世界，青春的故事仍总是会不断上演。作为少年，到底是身体入世而灵魂自省，还是
完全全与不合理的世俗世界抗争，是杨德昌的命题，无论时代抑或个人也许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评论人 于哈雷
[编辑本段]人物解构
不是偶然
“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矛盾构成了影片的主体框架。小四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一开始徘徊在各种争斗的边缘，基本上处于旁观状态，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他一步步被动地卷入了矛盾的核心，直至成为最后的杀人者。这个故事讲起来其实也就几句话：建中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小四爱上了“小公园”老大Honey的女友小明，而Honey并不阻止，反而与他单独畅谈，甚为投机。不久Honey被“217”眷村帮老大山东暗算，丧生于车轮下。小四因顶撞校医被开除，其父也由于所谓的“政治问题”遭隔离审查之苦。而唯一能带给小四以希望的小明却又转与他的铁哥们儿小马相好，愤怒的小四一时冲动用刀杀死了小明。但杨德昌是位极有野心的艺术家，他并不满足于线性地描写一起青少年犯罪的偶然事件，而是以此为借口一刀捅入社会的心脏，鲜血淋漓地刻划六十年代台湾转型期的社会风貌，由此构成了影片的另一主体框架，即以小四一家为代表的自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一代和土生土长的下一代台湾人。有能力表现这一母题的台湾影人不止杨德昌一人，但大概只有杨德昌能拍出既热血奔涌又犀利冷酷的惨烈味道，放到侯孝贤的镜头下肯定深沉有余而血腥不足，因为侯孝贤的电影是乡土化和成人化的，一如杨德昌“锐利的现代感”和青春化特征，即使是小四父亲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身上也流露出近乎孩子气的执拗与率真。
小四的兄弟姐妹
总觉得杨德昌不是在用胶片拍电影，而是拿一架放大镜冷静观察，所有细节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示，他却仍旧躲在暗处不动声色。他很少用煽情的特写和背景音乐，对少年人的爱情和青春也几乎没有任何外露的渲染，只是静静填在一个个零碎的镜头里。大姐的青春是入世和光明的，她漂亮的长裙，流利的英语，戴手表的姿势，还有教训弟妹的家长口气，就像是她妈妈留在上海的韶华。二哥的青春混沌而压抑，在家里永远处于被忽视被责罚的位置，流连于弹子房也可解释为内心中被接纳被承认的渴望。三姐把青春的信仰奉献给了上帝，她的声音一直都是低沉而平静的，但最后得知小四杀人时歇斯底里的尖叫却充满了对神的愤怒和绝望。小妹衣服上的钮扣总是掉，裙子总是嫌短，那是她迅速成长的青春。
小四
对于小四来讲，周围的一切都是残酷的。家庭，本来奉公守法的父亲却突遭横祸，一个完好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学校，官僚的训导处长（那个最让人恶心的老头）不公正的对待；朋友，最铁杆的朋友之一小马居然同自己的女友小明好。这一切不是哪个少年人承受得了的，于是他想用自己渺小的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小明很聪明，她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得很
好：“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不改变你自己，好了，你去死吧。于是，小四一头撞向了这个世界充满各种游戏规则的铜墙铁壁，或者说这些铜墙铁壁挤掉了他每一寸生存空间，把他活活地压死了。
十年前的张震还没长成今天《春光乍泄》和《卧虎藏龙》里的帅哥模样，但那张纯净的脸庞在我看来更加饱满，富于表现力。他用不多的语言把小四沉默、倔强、在现实中不断碰壁直至绝望的性格发展特征展现得含蓄而深刻。小四这一形象并不因其寡言而显懦弱，相反是坚强有力的，他始终不肯放弃自我的信念，宁愿被学校记大过、开除也不认错，宁愿毁了自己也不允许小明这样“没出息”。大家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在他杀小明这个中心情节上，但不应忽视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物对他的影响——父亲和Honey。同小四一样，父亲在大环境中的性格发展也是非常饱满的，在几乎相同的学校训导处场景中，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导演刻意安排的强对比，由影片开始的据理力争到后来的唯唯诺诺，这个保有年轻人朝气的知识分子终于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垮。曾鼓励孩子“要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的父亲在小四的精神世界里倒下了，他就只剩下Honey的精神支持。我常常在想，小四心目中真正爱的究竟是小明还是Honey？这听起来有点儿荒谬，他远在认识Honey之前就喜欢上了小明，但是Honey在他生命里的昙花一现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冲击。整部片子的基调是非常写实的，唯独对戏分不多的Honey调入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蓝色海军服下的“小公园”老大英俊而孤独，他近乎傻气地单枪匹马去谈判，结果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只是为了像《战争与和平》里那个“独自去堵拿破仑的老头”一样去抗争那些不能抗争的事。正是这看似不值得的死激发了小四强烈的生机，他第一次勇敢地向心爱的姑娘表白，“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而到了影片的最高潮，他甚至发出了“现在，我就是Honey”的声音。在他拔刀捅向小明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在和Honey一起同丑陋的现实世界争夺小明。
小明
被杀者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杨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远远超出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体现着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你可以骂她水性杨花，跟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但在看完第二遍后，我为她难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为小四。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而这唯一一星光亮，还是被她自己掐灭的。同小四家热闹温馨而相对稳定的气氛相比，小明和母亲总是在为明天的落脚点担心。她母亲曾忧伤地说，“你一定要快快长大。”这沉重的期待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她真正享有青春的权利，她在最单纯的年纪就迅速地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甚至比小四父亲还要成熟和衰老。在另一面，小明的眉宇间还闪烁着纯真的光芒，她其实是那样迫切地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小四是心灵上最贴近她也最温暖她的人。但是最终，她还是背叛了小四，也就是背叛了自己，向更为强大的现实世界妥协了。
青春？青春！
小四终于用匕首杀了小明，被判入狱十五年。小猫拿了自己录制的音带去看他，却被看守随手丢进垃圾箱。空气中传来小猫细声细气模仿猫王的歌声，“Are you lonesome tonight？Do you miss me tonight? ”歌声稚嫩，是他们单纯而认真的青春。我怎能不为青春的死去痛哭？在杨德昌鲜血淋漓的青春里，有谁能够不失声痛哭？
[编辑本段]获奖记录
·第二十八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奖
·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第三十六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第三十八届《电影旬报》电影奖最佳外国导演奖
·第四届《中时晚报》电影奖商业映演类评审团大奖

② 有没有黑帮打架的电影学生时代的最好。

艋舺，台湾片

《艋舺》是由钮承泽执导，阮经天、赵又廷、凤小岳、柯佳嬿等担任主演的青春动作片。
这是一段台湾帮派的往事。本片讲述了太子帮五兄弟一起闯黑道，然而后壁厝老大的死，使整个艋舺黑道局势发生了剧烈动荡，太子帮五人的友谊也因此面临挑战。在杀机四伏的情形中，五兄弟面临着黑道与友情的抉择。

③ 哪一部青春校园电影给你的印象最深

我最喜欢的是同桌的你这部电影。先说同桌的你这首主题曲，几乎包含了所有青春情怀的校园故事。流露了大部分人对于青春校园的忧愁和怀念。把观众的情怀显示的淋漓尽致。

于是我开始觉得在电影当中，当年的那些兄弟，有他们的幻想。当时非典最感动的当属林一了，但他们也一定得到过感动。大家都不年轻了，大家需要一个理由或者说是一个相当的说辞，让自己动手，帮助兄弟。

④ Vicious Circle（电影）

Sid Vicious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朋克精神的本质和美学标准——无政府主义、极端暴力、质疑一切、仇恨社会、毒品和性、危险的浪漫，以及自毁的艺术。

Sid Vicious是个坏蛋不假，磕药过量要了他的命，他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杀了女友Nancy（这件事一直有争议）。但对于努力标榜个性张扬的年轻人，以及继续彰显个性魅力的无聊大同世界而言，Sid Vicious自然也是个圣人。他死后开启了更加边缘人群的内心世界，给了那些不愿意苟且偷生，不愿意人云亦云，不愿意妥协退让的人以“英雄式”的生活指引。Sid Vicious死后二十多年，他依然可以被经常提及，这个唐吉柯德式的反叛者和宿命的浪漫朋克、魅力十足的人渣、蹩脚的摇滚乐手，逐渐成为了一个传奇，他标准朋克式的死甚至让不少人痴迷不已。但是Sid Vicious最终无法摆脱悲剧人物这个角色，他的死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的死被人们夸张利用了，他只是摇滚乐一个平凡的牺牲品。

和同时期的朋克艺人相比，Sid Vicious才艺平平，甚至与人沟通都有问题。他是个内心感情丰富，极端幼稚的大孩子和自恋狂。

Sex Pistols的Johnny Rotten在他死后的评价：“他天生有做朋克的本领，除此之外，他狗屁不是。”

当时，任何他们圈子里的人都可以客串各种乐手，但Sid Vicious不能，起初他也认真练习贝司，但是随后到来的巨大名声和海洛因摧毁了这一切努力。事实上，性手枪最初的极端言行和他没有关系，在他加入乐队前，乐队作品已经基本成型，而且乐队让人侧目的叛逆姿态大多源自Johnny Rotten。Sid Vicious在加入乐队后的极端噱头让他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是性手枪的一员而刻意为之。现在看来，Sid Vicious的确对于面前这个世界感到不适，他找不到位置，而且恰好性手枪给了他一个发泄的理由。这个演出中经常出错的家伙只能代表自己。

性手枪的经理Mslcolm McLaren曾经表示，“Sid Vicious显然不具备宜人的才气和合作的默契，他不合群，我们几乎不知道他想什么，但是他的举动往往让乐队更加名正言顺。”

1957年，Sid Vicious生于伦敦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是个瘾君子。他其实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他最初经常因为演出中过于热情的观众而感到不适，他甚至缺乏起码的演出激情。

好友Dennis Morris回忆说，“他的确不适合作乐手，那让他不舒服。”

Sid Vicious在学生时代就结识了John Lydon(Johnny Rotten),在性手枪乐队最初的日子里，他是乐队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是他发明了沿袭至今的Pogo，大概可以被认定为历史上演出中最能折腾的人。他还作为鼓手参加了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的第一场演出。在加入乐队前的那段日子，他的暴力倾向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在The Damned的演出中，他向舞台上扔酒瓶，玻璃碎片导致了一名女观众一只眼睛失明，随后又用自行车链条毒打在场的一位记者。当1977年，加入性手枪的时候，他已经以暴虐闻名，这似乎才是性手枪需要他的原因。

Sid Vicious严重缺乏母爱，Nancy给了他足够的关爱，而这是他以前生活中一直没有的。

Johnny Rotten曾经公开表示他的看法：“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是母子，Nancy简直就是Sid Vicious的老娘，谁也无法说服他们分开。Sid Vicious没有Nancy就无法活下去。”

乐队工作人员Nils Stevenson回忆说，“Sid Vicious痛恨一切，除了海洛因和Nancy”

事实上，1977年4月，Sid Vicious第一次参加了乐队演出开始，知道乐队专辑的录制，乃至美国巡演，都表现极差。在首张专辑录制过程中因为技术和酗酒的原因，乐队不得不请回他的前任，录制完成了绝大多数贝司演奏。Sid Vicious的技术缺陷对于性手枪的发展不是什么问题，到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性手枪中的性手枪，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言谈举止，乐队也因此而大大受益。专栏记者Kent Banker在当年评论中这样评价说：“性手枪从来都是包装出来的，我们只能说Johnny Rotten是个不错的演员，而不是什么朋克，Sid Vicious才是唯一的朋克。”

最后用Sid Vicious在Nancy死后写下的名为“Nancy”的诗作为结束，尤其是最后两句，这是Sid Vicious传诵至今为数不多的值得缅怀的经典话语。

You were my little baby girl

And I knew all your fears

Such joy to hold you in my arms

And kiss away your tears

But now you're gone

There's only pain and nothing I can do

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

If I can't live for you

四个英国青年—John Lydon, Steve Jones, Paul Cook以及Glen Matlock在六十年代末，组成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庞克乐团：『Sex Pistols性手枪』！在适逢英国经济风暴、失业狂潮的七十年代，『性手枪』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两年，却如同排山倒海的龙卷风一般席卷全英，甚而影响到全球，至今只要一提到庞克音乐／文化，马上就联想到『性手枪』。打著反叛、颠覆旗帜的庞克音乐，有些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另有些人（特别是蓝领阶级及青少年）则将之奉为圭臬。『性手枪』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们以英国社会低层的角度，狠狠地批判当权者及资产阶级；再加上原始粗糙却具生命原动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表演方式，以及崇尚虚无主义、高唱无政府失序混乱状态的内容，因此虽然在当时被禁，却依然在地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革命潮流。

在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性手枪』最大的贡献在於把摇滚乐的批判性、原创性与独立性发扬光大并将之传承下去，带起以反叛为精神的庞克文化，造就了后世大量以独立精神的地下非主流乐团。

1977年12月，一个星期日的午夜，纽约。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对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的访谈，节目的名字叫“我们的城市怎么了？”。席德的单曲《我的路》(My Way)被拿来作为开场白，主持人被歌曲逗得坐不下来，席德则笑得最厉害——“真他妈的不错，是不是？”。节目的形式是让观众打电话进来提问，由我们的朋克明星作答，电话铃铃铃地响个不停。第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个自称大学教授的人说：“60年代，那些摇滚明星看起来都像是畸形；70年代，这些人就像是妖怪，怎么……”席德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话：“挂电话吧，跟你自己说去，你这个婊子。”——这就是答案。

下一个电话来自一个文化水平没那么高的人，一上来直接就针对主持人：“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一个节目，什么……”席德再一次抢先回答：“跟你自己说去吧，变态！”席德大声打了一个嗝，分贝足以超过协和式飞机，然后他坐回来，用手胡乱搓搓头发，对着镜头做鬼脸——席德现在终于放松了(节目开场前，电视台的人把一束俗气的假花摆在席德面前，席德试图拿掉它们。工作人员没好气地说，“是因为它们干了吗？是吗？”结果席德把它们泡在了一个大水罐里)。

这种状况持续了1个小时，观众提的都是些带侮辱性或很荒谬的问题，席德就一个个报以恶狠狠的回答。

黎明之前

1957年5月10日，一个叫约翰·西蒙·里奇(John Simon Ritchie)的孩子——即日后的席德·维瑟斯，出生在伦敦，没过多久父亲就丢下这对孤儿寡母一走了之。母亲安妮穷困潦倒，不得已带着孩子来到地中海上一个西班牙属小岛——依比沙(Ibiza)，和她的朋友们一直住到1965年。这样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他的成长环境自然与众不同，身处母亲形形色色的朋友当中，他最早学会的是用西班牙语大声赌咒发誓。安妮则频繁地换工作，她最固定的工作就是贩卖大麻，她被强尼·诺顿(Johnny Rotten)称为“古怪的嬉皮士”。

席德八岁时母子二人回到伦敦。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安妮听信了朋友的话，以为假装吸毒成瘾就能被救济有房子住，结果假戏成真，自己被毒品搞得神魂颠倒，孩子也被放任得越来越野。可也就在这个时期，安妮再婚嫁给了一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个视席德如己出的好父亲在结婚的同年就去世了——如果他可以活得久一点没准会教育出一个不一样的席德，谁知道呢？

到了席德十几岁的时候，安妮再也管不了他了。他深爱音乐，崇拜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T-Rex，模仿偶像穿着夸张、女性化的衣服，行为越来越过激和古怪。Sid Vicious这个名字前半部分得自朋友约翰·莱顿(John Lydon，即强尼·诺顿)的宠物鼠(席德不喜欢这个名字)，后半部得自卢·里德(Lou Reed)的一首歌。他们两人和其他一帮人自称“约翰斯”(Johns)，经常出没于伦敦国王大道的一家时尚服装商店，店主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一个嗅觉灵敏的时尚人物。当1975年麦克拉伦邀请约翰·莱顿参加他组建的“性手枪”(Sex Pistols)时，席德决定组建一个自己的乐队——“传奇之花”(The Flowers Of Romance)。虽然乐队里也出了像后来“伪装者”(Pretenders)里的克雷西·海德(Chrissie Hynde)这样的明星，可乐队本身却总浮不出水面。之后席德还参加过“苏西克斯和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乐队，做鼓手。当“性手枪”渐渐受人关注时，他就做了“性手枪”最狂热的追随者。

1977年2月，约翰把他介绍进乐队填补离队的贝斯手空缺。他的推荐理由是席德招人“喜爱”的性格和漂亮的长相。这时“性手枪”刚刚做了那期著名的电视“骂人节目”，一下子名声大震。让名声和聚光灯冲昏了脑袋的席德马上答应下来，一周后他学会了弹贝斯。事实上，席德根本对音乐一窍不通，录音时的贝斯部分都是吉他手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包办的，而做现场表演时他的扩音器通常是关着的。他曾向“摩托头”(Motorhead)的莱米·凯尔密斯特(Lemmy Kilmister)请教过，据莱米讲，席德是个无可救药的学生。

1977年初，前“纽约妞”(New York Dolls)的强尼·桑德斯(Johnny Thunders)带着他的乐队来伦敦“淘金”，随队还带来了一个年轻的“骨肉皮”——南茜·劳拉·斯庞根(Nancy Laura Spungen)。南茜1958年2月27日生于费城，一出生就患有黄疸病，之后麻烦就没断过。因为她哭得太厉害，3个月大就第一次服用镇定剂；4岁的时候看了第一个精神病医生；13岁时第一次吸毒，到了15岁她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南茜来伦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性手枪”上床。首先她盯上了强尼·诺顿，但被他拒绝了；然后是吉他手史蒂夫·琼斯，很快也被甩了；席德是她的第三选择。没过多久，南茜和她的毒品一起就把席德搞得神魂颠倒，队友们都拿他没办法。他们的美国“灾难”之行中，在旧金山，席德用贝斯砸了台下一个观众的脑袋；在达拉斯，他在自己的前胸划上“Gimme A Fix”(快看我)，把自己割得伤痕累累，血从他的脸和前胸一直流到他的黑牛仔裤，他揭开手臂上的绷带扔向观众，把原来的伤口弄得更深的同时露出满足的微笑；去旧金山的路上，一个卡车司机把点着的烟头摁在自己手上向他挑衅，席德就用一把刀割开自己的手，同时平静地继续吃午饭。

和南茜在一起的日子，席德的角色在绅士和野兽间来回摆荡。南茜生病时，他像保姆一样喂她吃饭，每天向她母亲汇报她的健康情况。南茜的母亲回忆，打电话时席德显得有礼貌又害羞。当他们两人访问斯庞根家族费城的家时，席德很随和，充满孩子气。可另外一些时候，席德会虐待、殴打南茜，南茜也向母亲承认身上的伤是席德造成的。

1978年1月乐队解散后，席德来到美国，南茜安排他在堪萨斯和费城做独唱演出，给他定个人发展计划，由于席德自己缺乏信心，最终不了了之，他做个大明星的美梦注定无法实现。席德演唱时模仿强尼·罗顿，只得到一片嘘声。他注定只是一个追随者，永远不会是一个领导者，强尼的影子和南茜的控制让他始终活在别人的阴影里。到那时为止，席德个人事业最大的成功应该是那首《我的路》(我听过的、最搞笑的歌)，歌曲是和前队友史蒂夫·琼斯一同在巴黎录制的，一举一动都在南茜的控制之下，她俨然成了席德的保护人，席德像依赖母亲一样依赖她。到了1978年底，这对不开心的情人之间，靠着毒品维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危险，不过至少他们还是相爱的。

黑夜之后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切尔西饭店，可能已经辉煌不再，但它一直是一个受人崇敬的神秘圣地，一个先锋人物们偏爱的天堂，一个摇滚明星世界巡演途中首选的落脚点——马克·吐温曾经在此停留，还有尤金·奥尼尔、简·方达、迪伦·托马斯和鲍勃·迪伦(他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这儿)，然后是摇滚乐队“杰佛逊飞船”和“感恩而死”。这里的逸闻趣事多得数不过来，最轰动的应该就是1978年10月12日的谋杀案了。席德被指控谋杀女友而入狱，麦克拉伦请求“维京”和“华纳”两个唱片公司为席德出5万美元的保释金，他保证要为席德出一张唱片，并且至少可以赚到10万块。“维京”很快汇款过来，席德被保释出来。在宣布了“性手枪”将用一张圣诞专辑来庆祝席德的回归后，麦克拉伦在他的商店里开始出售新款T恤衫，上面印着“我还活着，她死了，我是你的”。

母亲担心他再出事，就飞去美国照顾他。她为席德提供毒品，然后看着他注射进去，自己才放心去睡觉——这就是席德的母亲，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一个用毒品照顾孩子的母亲。

席德在给南茜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一直知道我们将死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希望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向她发过誓，如果她出了意外我也不活了，她也发了同样的誓。这是我对我的爱最后的承诺。”席德的朋友推测是毒品贩子图财害命杀了南茜——当晚曾有2个毒品贩子进过他们的房间——可回头看一看，南茜曾经多次试图自杀，她母亲可以轻易地设想当时的情景，南茜很有可能刺激席德杀了她，以便结束自己的痛苦，并且证明他对她的爱。

有一天晚上，饭店侍者目瞪口呆地发现浑身湿漉漉的席德挥舞着小刀割自己的手臂，同时尖叫着说：“我要和南茜在一起！”12月，因为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兄弟托德(Todd)在夜总会打架，他再次被捕。麦克拉伦这次有点儿犹豫不决，他觉得这是席德远离毒品的好机会，不过最后还是出钱再次把他保释出来，这是1979年2月1日。

当晚，席德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和朋友们庆祝自己重获自由，近2个月没碰过毒品的他这次想让自己好好享受一下，对不良反应他根本没在意。午夜过后，恢复过来的席德，又用了在母亲的钱包里找到的毒品。第二天母亲发现儿子因为吸毒过量死在了床上。在他的护照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们有死亡契约，我必须守约，请把我埋葬在我爱的人身边，连同我的皮夹克、牛仔裤和摩托靴。再见！”发狂的安妮拼命给南茜的母亲德伯拉·斯庞根(Deborah Spungen)打电话，问能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同她的女儿合葬，德伯拉惊讶地拒绝了。可这是席德最后的心愿，于是他火葬后几天的一个晚上，安妮悄悄爬进宾州的“大卫王犹太公墓(King David Jewish Cemetery)”，把儿子的骨灰撒在了南茜的坟墓周围。

席德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意外我们无从考证，谈起这些安妮也只会淡然一笑，然后递上一张小纸条，标题是“南茜”，上面席德潦草地写着：“我的小女孩，你所有恐惧都逃不出我的双眼，拥你入我臂弯带来欣喜无限，曾吻去你的泪水，但现在你人已不在，除了痛苦只剩空虚一片，如果不能为你而活，人生对我毫无意义可言。”

歌迷都认为席德的死是朋克精神的终极表现，是他甘心成为朋克运动牺牲品的标志。他的魅力可以和詹姆斯·迪恩与玛丽莲·梦露相比，而事实上他们都是失败者，是社会的牺牲品，这种死亡毫无光荣可言。

一张叫做，《席德演唱》(Sid Sings)的独唱专辑在他死后由维京唱片公司出版，收录了《大家来吧》(C'Mon Everybody)、《别的东西》(Something Else)等歌曲，当然还有翻唱自保罗·安卡(Paul Anka)和富兰克·西纳楚(Frank Sinatra)的《我的路》。1986年亚历克斯·考克斯(Alex Cox)导演了电影《席德和南茜》(Sid and Nancy)。强尼·诺顿评价道：“表演席德的家伙还不错，但也只是一种舞台表演，和真人比差远了。”真人？那“真人”又是怎样的呢？即使是席德的朋友和熟识的人对他的回忆也是相互矛盾的——迟钝，聪明但不善表达，敏感，有破坏性，善良，暴躁，被动，还有暴力——最统一的形容词应该就是“麻烦”了。

“有的人喜爱他，有的人认为他是妖怪，但是真正的恶人通常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考克斯说，“我想电影把席德和南茜浪漫化了，但并不是要赞扬他们，因为这里毫无光荣可言。”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在妈妈到来之前，席德拼命地把南茜弄乱的房间整理干净，因为他为南茜的不修边幅感到害羞。

席德死后，南茜的母亲在为女儿出的书《我不愿如此生活》(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里写道：“(席德死了)噩梦终于结束了，我们要搬到别处住——那里的房间南茜没有住过，椅子她也没有坐过，到那时我要为我的宝贝女儿真正痛哭一场。我和她父亲要为吸毒的孩子建立一个基金，这对于南茜来说太晚了，但可以给其他类似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个希望。”她还相信席德不是凶手，“我把席德当成是一个伙伴，我认识他很久了，他一直是一个旧派的人。我对所有发生的事都不会发表看法，因为这与我和他无关，他只是被人操纵了——这才是所有的问题。席德不会杀南茜，绝对不可能。”

除了南茜母亲的书，还有很多关于席德的书。1992年由凯斯·贝特森(Keith Bateson)和艾伦·帕克(Alan Parker)合著的《席德·维瑟斯的生与死》(Sid Vicious: The Life and Death of Sid Vicious)；2003年马尔科姆·巴特(Malcolm Butt)的《摇滚明星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 Rock 'n' Roll Star)；最新的是艾伦·帕克独立完成的《生命飞逝》(To Fast To Live)，今年4月15日出版。

今年是席德去世25周年。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喋喋不休地争论他的行为和爱情，谋杀和自杀。席德注定会一直给我们“捣乱”下去，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