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女記者法拉奇電影天堂

㈠ 法拉奇為什麼那麼支持美國呢

一、《憤怒與自豪》：一石激起千層浪

曾以《風雲人物采訪記》而聞名世界的義大利女記者奧莉亞娜·法拉奇，自20世紀90年代起「隱居」紐約，一直閉門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生後，年逾古稀的法拉奇「復出江湖」。9月29日，在義大利一家名為《Corriere della Sera》的報紙上，法拉奇發表了針對「9·11」事件的長文——《憤怒與自豪》。
在這篇文章中，法拉奇激烈抨擊伊斯蘭教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強調與伊斯蘭世界恐怖分子的戰爭無法避免。文章一發表就引起極大轟動，《Corriere della Sera》在短短四小時就賣出一百萬份，創下新聞史的新紀錄。
誠如有人所言，法拉奇的復出成為「歐洲新聞歷史上最具有震撼性的事件之一」 ，西方媒體針對她的文章紛紛發表評論，並形成左右兩派對峙的局面。《華爾街日報》2002年4月28日發表題為《義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論，盛贊道：「歐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而另一方面，法拉奇的言論則遭到歐洲左翼媒體的反擊，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卡巴尼撰文評論說，法拉奇正「激烈地從左派向右派轉舵」。
法拉奇的復出掀起波瀾，同時也給我們帶來問題與思考：法拉奇為何而復出，又因何而轉向？ 她的復出與轉向意味著什麼？
「無論是戰爭時期，或是和平時期，我都忠於自己的原則，為了自由，為了反抗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而奮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從未放棄過斗爭。」 1993年法拉奇在中國訪問時如是說。作為一名世界名女記者，法拉奇曾是比較激進的左派分子，她反對越戰，同情越共，強調人權和平等，她曾與希臘反政府左翼領袖帕納古里斯一見鍾情並且共同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她曾普遍被視為反暴政、反集權、反專制的象徵，受到熱愛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睞。
1952年，初為記者的法拉奇就表現出不畏權力、堅持真理的個性。《義大利東部晨報》的編輯要求她寫一篇關於共產黨人政治集會的諷刺性報道，法拉奇認為這種未經調查就設定觀點的行為有悖新聞的客觀性，於是斷然拒絕，結果遭到解僱。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值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法拉奇走訪了中東和拉美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撰寫了一系列的稿件。1968年，墨西哥舉辦奧運會期間，她和學生們一道親歷了墨西哥政府對學生抗議活動的血腥鎮壓，並負了傷。事後，法拉奇就自己的經歷發表文章，並開始以自由的鬥士和極權主義的反對者形象亮相，贏得廣泛矚目。
20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法拉奇一直像一顆耀眼的明星，以自由鬥士的形象活躍在世界新聞舞台。 法拉奇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經歷是采訪國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她的《風雲人物采訪記》為她贏得廣泛國際的聲譽，也為她塑造了不畏強權的記者形象。
以《憤怒與自豪》而復出的法拉奇，似乎與人們以往的印象大相徑庭。比如，她針對伊斯蘭教發表激烈的言論，認為穆斯林恐怖分子針對的既是美國，也是整個西方文明：
因為當西方的命運，我們倖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時，實際上，我們就是紐約，我們就是美國。我們就是義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澳大利亞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希臘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被毀滅，我們也將被毀滅。
那麼，為什麼會有如此明顯的反差呢？莫非人們以往的印象只是錯覺？本文試圖對此進行一下分析與探討，以期撥開圍繞法拉奇及其復出的重重迷霧。

二、法拉奇轉向的社會原因

1．冷戰後左翼陣營的分化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前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垮台，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社會主義歷史進程遭受重大挫折。許多西方學者據此宣告，社會主義已經滅亡，資本主義已經取得最終勝利。連著名的美國激進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也在影響廣泛的《紐約人》上宣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體制的競爭已經結束，資本主義獲得最終勝利。而右翼學者佛朗西斯·福山，則乾脆把資本主義看成人類歷史發展的「終結形態」。
「80年代末的共產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預料的。這種低潮不僅只是一個影響對事件進行客觀評價的思想教條主義的問題，還影響到各個政治領域：左翼、右翼和中間派，也不論是記者還是學者，或是東方和西方的政治家。」 這種政治上的變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帶來思想上的沖擊。一方面，西方左翼陣營由此分化，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一些歐洲人士，特別是左翼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試圖把傳統的左翼理論和主流的右翼理論結合起來，發展出一條「中左」的道路，走一條介於「左翼」和「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學者開始「右轉」，完全倒向右翼。此種轉變對帶有激進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產生影響。

2、「新悲觀主義」思潮的蔓延
冷戰結束後，雖然東西方對峙的緊張氣氛消失，但是隨著西方社會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外來移民的增加，西方社會正受到另一種威脅，一種新的悲觀主義思潮也隨之蔓延。當代西方社會人口種族構成正發生較大的變化，其中基督徒人數日益減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數卻在上升；外來新移民也更多地保留了本土文化，而沒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面對這種人口和種族變化帶來的所謂「全球移民危機」，西方社會滋生出一種擔憂和恐懼的「新悲觀主義」情緒。美國前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一書中，憂心忡忡地提到「美國社會將有解體的危險」。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文中也說到，「西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了」，而美國「將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些學者的言論客觀上強化了西方人潛在的民族和文化保護意識，並在西方社會造成危機感和恐慌情緒。被「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於真正的文化沖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他們現在不是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 近年在美國出現的白人「民兵」組織、歐洲的新右派、德國的新納粹、澳大利亞的反亞洲人浪潮以及「9·11」後的反伊斯蘭行動等，無一不是這種意識強化的結果。

3、「9·11」
二戰以後世界局勢一直很不平靜，雖然沒有爆發新的世界戰爭，但各種矛盾接踵而至，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海灣戰爭以來，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不斷爆發戰爭，「9·11」事件後這種緊張關系更是達到頂峰。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認為「如果19世紀的特點是美國的國內沖突，即南北戰爭，20世紀的特點是意識形態的沖突，那麼21世紀的特點將是文明的沖突」，「蘇聯的解體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敵人，21世紀伊斯蘭將是西方新的敵人」。隨後，他又在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進一步詳細闡發這一理論：「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 亨廷頓的論點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圍對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
從另一角度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面向過去的「黃金時代」，以狹隘的思想和極端的思維看待時代問題，他們將世界劃分成穆斯林和異教徒，以伊斯蘭或純正的伊斯蘭自居，使用各種手段反對非穆斯林或與他們意見相左的穆斯林。這些活動客觀上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供了絕好的證據，美國總統布希在講話中將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稱為「新十字軍東征」，無疑為「文明沖突論」又加上一個又黑又重的注腳。
「9·11」事件在美國右翼眼中的教訓是「文明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間某種無法調和的矛盾，他們宣揚所有的矛盾來源於廣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和「伊斯蘭野蠻世界」的沖突。眾多媒體進行大肆渲染，再加上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的歷史記憶，在美國人心目中形成「恐怖主義=伊斯蘭=美國的威脅＝民主的威脅＝文明的敵人」的反射模式，並將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間的分歧和矛盾上。

三、法拉奇轉向的個人原因

1、 知識分子的立場和左翼浪漫的情懷
作為一名記者，法拉奇試圖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作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她又無法擺脫西方知識分子身份的束縛。這就導致了她常常在兩者之間徘徊，然而後者常常占據上風，打消了她試圖堅持的公正態度。
以法拉奇在越戰期間的報道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為自由而戰的騎士」 ，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這邊，公開反對美國插手越南事務——「我不會帶著維他命、給養和現代化裝備來到越南的拉瑞為約翰尼之流哭泣」 ；她為不知名的越共戰士出版日記和發表愛情詩；描寫美國士兵逃避兵役的種種醜行；她還大膽揭露南越政權的傀儡性質：「它像一隻玩具，受主宰著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所擺布。」
然而時隔不久，一件小事卻動搖了法拉奇對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國老兵批評她：「作為人文記者，站在敵軍的立場上，不公平不負責任地把美國人貶的一錢不值。」 法拉奇感到困惑，並懷疑自己在分析好與壞時的客觀性。與此同時，北越政權企圖控制她采訪的行動引起法拉奇的不滿，而越共處決被俘新聞記者的行為更令她怒不可遏，於是她對越共不再抱有自由鬥士的浪漫幻想。
法拉奇的態度轉變表明她試圖以浪漫主義的方式反對美國介入越南事務的失敗，這種情感上的微妙變化實際上來自法拉奇的知識分子立場，長期以來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僅僅因對自由的敬仰而誕生的浪漫情懷必然是無法長久立足的。同樣的矛盾體現在法拉奇對民主的態度和認識上，在采訪反抗波蘭共產黨政權的工會領袖瓦薩文時，法拉奇明明感到他的傲慢無知和狂妄，但她在把錄音帶轉寫成文字稿時又頗為犯難：
我該不該寫下真實的瓦薩文，說他是教堂的傀儡，為人傲慢無知等等，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幫了俄國人和波蘭共產黨一個忙，因為他們想擊垮他和團結工會。要麼我應該像別人一樣說瓦薩文是好人，為波蘭民主的誕生盡綿薄之力呢？
最後，「為民主的誕生盡綿薄之力」，法拉奇還是擯棄自己真實的觀點，而在采訪記中絲毫沒有流露不利瓦薩文的言論。同樣，在采訪波蘭副總理拉可夫斯基時，盡管法拉奇認為「他看上去像是聰明人，是個開明的共產黨人，是個像恩里科那樣民主的共產黨人」 ，但她再一次為「政治考慮」所左右：「他是共產黨員拉可夫斯基，我不信任他。我不願意自己的文章成為共產黨的宣傳材料，從而使我成為政治工具。」
法拉奇在諸多問題上立場的左右搖擺，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說話，又無法擺脫西方情結的牽絆；既要實現新聞的公正性，又無法掙脫既成認識的束縛。在《憤怒與自豪》中，我們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經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顆西方知識分子的「自由」心靈，她帶著它大聲疾呼：
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它把賤民變成了人民，因為它鼓勵他們，甚至要求他們去管理自己，表達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產主義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後者禁止人們去反抗，禁止他們去管理自己，表達自己，不準他們變得富有，並企圖通過締造一個神聖的塵世之國以取代傳統的國王。我父親常常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君主制統治，是一種守舊派的君主制度。因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種分明的輪廓。當你抹去一個人的輪廓時，它就再也不是一個人了。"他還經常說，共產主義沒有讓庶民們自由，相反，它讓每一個人都變成賤民。它使每一個人都由於飢餓而死亡。

2、西方中心論的價值觀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源於兩者價值觀的沖突。作為對自身文明堅信不移的西方人，法拉奇耳濡目染於西方世界對阿拉伯的片面宣傳，既無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願予以理解。
法拉奇曾經公開表示說，「我對中東毫無興趣，中近東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達、大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 她對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認為「他們身上有一種狂熱、一種教條主義思想、一種表演癖和一種黑手黨的感覺，總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徵。」
法拉奇的這種情感，在1972年對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領導人阿拉法特的采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她對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寫，就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這張面孔會使人想起一隻猛禽，或一頭狂怒的羚羊。實際上，他幾乎沒有顴骨，也沒有下巴，只有一張紅色的厚嘴唇的口，一個咄咄逼人的鼻子和兩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 她還寫道：「他的聲音像一種可笑的吹哨聲，具有女性的某種特徵。」 法拉奇對阿拉法特外貌進行的貶損和對他性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現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訪風格，另一方面也是其西方中心論的價值觀的真實體現。她在采訪記前言中寫的一段話，真實記錄了她的這種心態：
一個相信戰爭的阿拉伯人和一個不再相信戰爭的歐洲人之間的交談是何等艱難。因為這後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厭惡仇恨；而前者則信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准則。實際上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現。
在法拉奇的采訪記中，她隨意地用「恐怖分子」這樣的字眼稱呼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創始人和領導人喬治哈巴什；在采訪霍梅尼時，她諷刺伊朗人穿著「中世紀的長袍」 ；在采訪卡扎菲時，法拉奇責問他是否就是「真主」。這種對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種西方文明的優越心態相結合，就帶來其心理天平一邊倒的狀態。在比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後，她甚至得出結論：「我偉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幾個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們一直都在摧毀我鮮明個性的書，他們並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

3、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世界一邊是天使，一邊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惡」。這種認識往往會給人們帶來極端主義的傾向和偏執的情緒，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能力。
生長於基督教環境里的法拉奇曾說：「盡管我完全是一個世俗主義者，一個無神論者，但我還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來表達我自己的某種方式。」 綜觀法拉奇的生平與思想可以明顯感到，她身上帶有濃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她認為「每個人都是天使和野獸的混合體」 ，人類如果不假裝接受善與惡的差別就無法活下去：
「上帝和魔鬼還活著的時候，上帝許諾給予天堂以保證 『善』，魔鬼用地獄作威脅以懲罰 『惡』，是有道理的。那個時候，普渡眾生的偉大宗教決定了人類的行為。」
法拉奇一直難於擺脫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的桎梏，那種「善惡分明」的思維模式導致她的絕對主義思想，正如評論家阿達夫·蘇維伊夫所言，「在她筆下的阿拉伯人都沒有人性；他們要麼歇斯底里，要麼反復無常。要麼就是殺人狂。他們性格貪婪、憤世嫉俗、充滿仇恨、能來比喻她們的動物是蝙蝠、蛇和瘋狗。」
這與她的成長經歷與環境自然不無關系。法拉奇生長在一個反法西斯的家庭，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脫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1986年她曾去了德國兩次，但都很快離開，而且她始終不肯在德國為自己的書籍舉行促銷活動。
受她父親的影響，法拉奇一直將美國看成是義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這種「拯救天使」的印象使法拉奇一直保留對美國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美國，她選擇紐約而不是義大利作為其主要居住地。在法拉奇的早期文學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敘述對美國的偏愛之情：「我愛美國。我愛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覺得自己更多地屬於這個的國家，而不是屬於我的出生國。」
法拉奇對美國「天使式」的偏愛一直持續到《憤怒與自豪》中，她贊美美國的自由精神，並認為這是一切團結、友好和勝利的力量來源：
說美國特殊，是因為它誕生於一種靈魂的需要，那種想要擁有一個祖國的需要，它誕生於那種人類一直都堅信的最崇高的理想：這是一種關於自由的理想，或者更進一步說，是一種想讓自由與平等的觀念結縭的理想。
站在「天使」反面的伊斯蘭教，在法拉奇眼中彷彿成為罪惡和仇恨的種子。面對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法拉奇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之間沒有重要的區別」，並將伊斯蘭教「一棒子打死」：
事實上，與他們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們講道理，更是不可思議。用縱容、寬恕或幻想的方式對待他們，無異於自殺。無論是誰，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他們都會認為你是在欺騙。
總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影響了法拉奇對事物的判斷和分析，使她時常糾纏於非此即彼的激烈沖突中，從而陷入極端主義的泥潭。

四、結語

法拉奇的《憤怒與自豪》一文發表後，法國三個社會團體以「散布種族歧視和仇恨罪」將她告上法庭，並由此引發一場關於言論自由雙重標准問題的討論。與此同時，法拉奇也遭到穆斯林社會的仇恨，兩個義大利穆斯林組織給她發信，聲言要像當年霍梅尼下令處決《撒旦的詩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樣「殺死」她。法拉奇的復出與轉向，是不是意味著伊斯蘭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舊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後的生活會不會遭遇如同當年拉什迪一樣的威脅？這些都很難預測。
不過，法拉奇的妹妹寶拉曾經說過：「奧莉安娜是一本打開的書。用中文或是梵文寫的書。」 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樣，法拉奇的《憤怒與自豪》如今也正被譯成各種文字，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解讀。雖然法拉奇的復出只是歷史的一個瞬間，然而此事帶給我們的卻不是瞬間的好奇和猜測，而是一些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對歷史的感悟。

㈡ 求戰地記者法拉奇的生平事跡與傳奇

若只是她為戰地記者時...那麼：她采訪過中東戰爭，越南戰爭，墨西哥大屠殺等。她采訪過黎德壽，武元甲等人，後者讓她獲得了采訪基辛格的機會，並且讓基辛格大為難堪，稱此次采訪為：「我與媒體人士最災難性的一次會晤。」她也采訪過伊朗宗教首領霍梅尼（在其面前極其囂張），且讓他破天荒的大笑起來。而在墨西哥大屠殺中，她更是身中幾彈，幸虧大難不死...若需更詳細的介紹，可去網路。

㈢ 「世界第一女記者」法拉奇被譽為

國際政治采訪之母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6/13184043215.shtml
你可以從這個網頁上的內容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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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從不妥協：法拉奇傳

作者：（意）克里斯蒂娜•德•斯特凡諾

譯者：陳晗奕

豆瓣評分：8.2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8

頁數：464

內容簡介：

她是「二十世紀采訪女王」「世界第一女記者」

她因1980年采訪鄧小平在中國聲名鵲起

她強硬的與世界對話，敢愛敢恨，永遠無所畏懼。即使面對上帝，她也從不妥協

曾獲兩次獲得 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得 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

法拉奇的作品《風雲人物采訪錄》已成為美國大學新聞專業學習的重要讀物

本書以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講述了「世界第一女記者」法拉奇傳奇的一生，她的出身，她的童年，她的愛情，以及她與全球六十多位國家政要的激烈交鋒。她令全世界為之叫好，卻令「大人物」害怕。基辛格說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訪。

法拉奇的采訪被譽為「采訪藝術的輝煌樣板」。這位勇敢、剛烈、叛逆的人，「即使面對上帝也從不妥協的女人」，也有柔情、溫順、為愛痴狂的一面。

法拉奇1980年采訪了鄧小平，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的采訪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作者簡介：

克里斯蒂娜•德•斯凡特諾是一位義大利女記者，也是著名的傳記作家。為了撰寫法拉奇這位傳奇女性，她經歷數年收集資料。本書使她聲名鵲起。她的《美女和野獸》、《克里斯蒂娜•坎波的秘密生活》和《冒險的美國人》均被翻譯成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波蘭語等多種語言。

㈤ 誰能告述我對世界有影響的記者啊

找到一些
不知道行不行？
1 當地時間9月14日，義大利知名女記者奧琳埃那·法拉奇因癌症病逝，享年76歲。法拉奇曾采訪過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是20世紀最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和小說家之一，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

患癌去逝魂歸故鄉

負責出版法拉奇作品的義大利RCS出版社15日向媒體介紹說：昨夜法拉奇在佛羅倫薩一間私人診所病逝，享年76歲。一年前法拉奇已經診斷出患上癌症，但是她依然住在紐約。幾天前，隨著病情惡化，法拉奇回到義大利強化治療，沒想到由於搶救無效於昨夜去世。

男人世界無冕之王

法拉奇出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早年學醫。10歲時，法拉奇與全家人躲在防空洞，當時美軍飛機的轟炸聲把她嚇哭了，她的父親當即給了她一記耳光：「哭什麼?堅強點，女孩子不應該哭!」父親的耳光對於法拉奇是力量與堅強的啟蒙。16歲時，法拉奇開始悄悄寫一些新聞稿子並很快在當地的報紙發表。她覺得自己生來就該當個記者，置身於社會時局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法拉奇有著極好的語言天賦。十幾歲時，法拉奇學習並掌握了幾門外語，苦心鑽研外國的歷史和哲學文獻，熟讀康德、托爾斯泰、湯因比等人的著作。

不久，她被任命為《晚郵報》的駐外記者。使她贏得巨大榮譽，在國際新聞界大放異彩的，是她以《歐洲人》周刊戰地記者的身份對越戰進行的采訪。當法拉奇在越南戰場奔波時，數次被彈片擊傷，幸好被送進醫院得到及時治療。

寫作要抽60支煙

法拉奇是一個另類的女人，她愛吸煙，愛穿長褲與男裝，她的頭腦也是男性的，思辨力與分析力一流。

她一生寫了9本書，在結束了30多年的記者生涯之後她又在曼哈頓的一套高層公寓里當起了自由撰稿人。她的第9本書《印薩安拉》是一本小說，素材是貝魯特戰場，主題是反戰、熱愛自由與生命。60多歲時，身染重病的她在美國舊金山為成千上萬的聽眾朗誦《印薩安拉》片斷時，聲音依然鏗鏘有力，極富感染力。

而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每每寫作時，為了使自己一直處於亢奮中，卡拉奇一天竟要抽60支煙！

采訪名人風格尖銳

法拉奇一生成功地采訪了基辛格、英迪拉·甘地、布托、侯塞因、阿拉法特、穆吉布·拉赫曼、西哈努克親王、亞馬尼及班達拉奈克夫人。無論與基辛格對話，還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訪，從來也沒有怯場。她是絕不情緒化的，也從沒有被一個對手擊退過。

尖銳是法拉奇的風格，她以寫著名政治人物的訪問傳記而聞名於世，她以一個個尖銳的問題使被采訪者現出他們的真實面目。基辛格因與她訪談時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說他「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采訪。

她曾采訪過鄧小平

1980年8月21日，卡拉奇采訪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志，就當時國內外矚目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提問。

兩次談話共4個小時，面對鄧小平她不改鋒芒畢露的本色，一一提問以下問題：「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並不都是壞的?」

采訪錄很快分兩次全文發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說：對鄧小平的采訪是她「一次獨一無二、不會再有的經歷，在我的『歷史采訪者』中，我很少發現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

最愛的男人太冷漠

1973年，法拉奇與希臘反政府領導人和詩人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相愛。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作為英雄，他以極頑強的毅力和勇氣面對酷刑寧死不屈。作為男人，他會在法拉奇懷孕期因小事和她爭執，甚至踢死法拉奇腹中的孩子。即便如此，他仍成為法拉奇的最愛。

1975年，卡拉奇懷孕了，然而，當孩子父親從遠方打來電話得知她懷孕的消息後，他先報以長時間的沉默，而後以嘶啞和結巴的聲音問打胎的費用如何分攤，建議兩人各出一半。

這個卡拉奇最愛的男人有能力理解法拉奇的想法，卻任由她獨自在悲苦中掙扎和沉淪，而不幫她分擔悲苦，一如他曾要求和她分攤墮胎費用那樣各自承擔自己那部分責任。

「9·11」後再次爆發

在過去的近20年裡，法拉奇住在紐約，一直保持沉默，不再發表任何文章。

但是，「9·11」事件發生後，義大利著名報紙《義大利東部晨報》的編輯在請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寫幾個字」後，住在紐約曼哈頓並親眼目睹世貿大廈倒塌的法拉奇在極端憤怒和充滿激情狀態下，一口氣寫出了八萬字的題為《憤怒和自豪》的長文。

美國媒體評論說，法拉奇「復出」後首次發表的這篇文章，「成為歐洲新聞歷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因為發表這篇文章的報紙，在四小時之內就賣出了100萬份，打破了新聞史上的最高歷史紀錄！

2保羅·杜克1947年畢業於瑞查蒙德大學，曾先後在美聯社、《華爾街日報》以及NBC工作。在美聯社，他首先涉及的是體育新聞，但很快開始從事民事權利事件的的報道，並於1957年被派駐到美聯社的華盛頓記者站。在《華爾街日報》，他的報道囊括了國會山1959年到1963年間的重大事件，包括1960年的總統競選。做了十年會議報道之後，他於1974年加入美國PBS電視台，並在後來的二十年中擔任PBS持續最久的新聞節目「華盛頓一周評論」（「WASHINGTONWEEKINREVIEW」現稱為「WASHINGTONWEEK」）的主持人。

他堅持為廣播做解說，偶爾製作電視節目和紀錄片。他所製作的記錄片曾獲美國電影節藍絲帶獎及美國律師協會頒發的銀槌獎。

有本書《世界著名記者傳》

㈥ 誰知道奧琳埃娜·法拉奇的生平

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義大利女記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於佛羅倫薩。她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周刊戰地記者，采訪過越南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她還獲得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法拉奇以寫著名政治人物的訪問記蜚聲於世。出版過數本小說，代表作《男子漢》於1979年7 月出版，累計印數超過 150萬冊，有14種譯本。80年代初期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來中國采訪過鄧小平。

敢於冒險語言犀利，特立獨行備受爭議
被人們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跡」的義大利記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後,2006年9月14日夜間在佛羅倫薩的桑塔·基阿拉療養院逝世,結束了她77年的傳奇人生。

在戰爭的「對抗」中學會「不哭」

奧麗亞娜·法拉奇於1929年6月29日生於義大利的佛羅倫薩。
法拉奇的父親熱愛政治，他同時也是義大利積極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對抗墨索里尼的專政，也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不過這些「代價」之後都在法拉奇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中被作為使用頻率頗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閃現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為餌鉤將采訪的政治人物引入戰爭或自由一類的話題。更重要的是父親這種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響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疇中對政治領域的明顯偏好，使得「戰爭」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為了和「文學」一樣重要的關鍵詞。
在童年時代的佛羅倫薩，她參與了父親領導的抵抗法西斯地下運動。用瘦弱的手指學習使用手榴彈給她留下了終身的印記。「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斗。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脫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成長時期的經歷通常決定了一個人的終生氣質，她從離開戰場始終受著死亡的困擾，最終，她與之擁抱，融為一體。

佛羅倫薩女孩的作家夢

文學偶像、冒險沖動、現世英雄、戰爭對抗和人文素養這些幾乎都是出現在法拉奇童年時期里的關鍵詞，也正因此，這個女孩子的幼年時期就總是呈現著一種和年齡不符的焦慮與早熟。這些要素參與完成了法拉奇在進入社會、進入新聞領域前個體社會化中的自主衍生。二戰結束後第一年，16歲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進入《義大利中部晨報》的新聞編輯室，作警事和醫院報道員。在《義大利中部晨報》5年，從進入該報的的第一篇關於舞場的報道開始，她的文學天性便嶄露出了頭角，得到了編輯的認可和一份該報的工作。因而法拉奇早期受命采寫的作品顯示了她作為一名文人記者的初始性技巧。
在一次演講中她曾說過「要想理解我的情況，就必須想一想像吉卜林、倫敦和海明威這樣的人，他們職業是記者，但與其說他們是記者，不如說他們是新聞界借去的作家。看看吉卜林從印度出發的通訊吧，可憐的吉卜林，他必須完成新聞采寫任務。但他卻把新聞稿寫出了一篇故事。他看到了記者看不到的東西。」經過5年的磨煉，她初露頭角的文學天賦受到義大利的全國性志《歐洲人》注意，也不得不說這次機會是法拉奇自己拓展的。由於一個葬禮的報道，具有普遍意義的政黨和教派的文化沖突使她意識到《義大利中部晨報》不僅具有政治立場的局限性，而且其讀者群也極有限。而這樣一篇報道更需要一個像《歐洲人》一樣聲望頗高的義大利主流雜志提供的平台。《歐洲人》的編輯，反教權主義的阿里戈.貝奈得提非常喜歡她的描述方式，一星期後就登了出來。「她失去了在《義大利中部晨報》的職位後，這篇采訪記和報道達非耶索萊地區共產黨葬禮的新聞幫了她大忙。」
她歷經周折後幾年終被該雜志延攬，於1953年派往美國好萊塢從事文藝報道。從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為《歐洲人》共撰寫了近百篇國際知名人士的訪談錄，包括67篇有關演員、製片人和電影節的文章，8篇上層社會和貴族人物、4篇時裝設計師的人物專訪，以及10多篇對其他名人的訪談記。這些文章使她在歐洲聲名鵲起。
在那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印沙安拉》出版以後，法拉奇就不肯再談論《好萊塢的七宗罪》甚至那部因為「自我失度」而失敗的《無用的性別》這些早期作品集。前者由於其「年輕時代的所具有的『花俏會損害』嚴肅負責」的形象，後者則被她慣以『不成熟』。不僅這兩本她拒絕再版，還激烈反對記者選取他的文章出版作品集的行為。「我相信今天的書籍有一半都是作品選。我對文學和寶貴的書籍懷有極大的尊重，所以我認為把一篇篇獨立的文章合起來出版一本書不嚴肅。實際上，我覺得這樣做太可笑了。」

對抗的文本和打破傳統作業的「主觀性文本」嘗試
在法拉奇的采訪記時，她的提問和表達個人意見的方式使得被采訪者往往居於次要地位，重要的卻是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的種種表現——「把握談話節奏、駁斥不同意見、揭示內幕新聞、變換各種語氣，並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令人驚奇的是，這個闖進國際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犢，從一開始就對外部世界採取了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呈現了其文本的對抗性。
她采訪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尼爾德•衣阿蒂時，不同意後者稱「二戰中共產黨是最重要、而且幾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傷亡最多」的說法，並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與之激烈爭論；此時的法拉奇已不僅僅限於一般意義上異於傳統作業的表達主觀意見了，而是一種對話式的爭論。
在與休•海弗納的會晤中，她嘲諷地說他死後會進天堂，「呆在聖徒和烈士們中間，與那些俏妞們在一起，討論天使的性別」；她還用激將法促使希區柯克對自己多年來一直拍攝恐怖電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釋：「我和耶穌會會士一起學習了三年。他們的一切都嚇得我要死，現在我要嚇唬其他人，聊以報復」。可以說，這是她個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後來征服一系列風雲人物的秘訣。並在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風雲人物之外的這個「神話人物」的誕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進世界新聞舞台的中心，在各種重大采訪活動中亮相。通過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調查性報道、對美國空間工業的深入觀察以及對科學家和登月宇航員的采訪，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隨後她主動請纓去戰火中的越南，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戰地記者的冒險生涯，贏得了人們對她勇敢無畏精神的欽佩。
1965年法拉奇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調查性報道及後來寫成的《假如太陽隕落》一書。在這些有關月球的報道中，法拉奇表達個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題納入個人思想的體系中去，對航天技術、政治、宗教、死亡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保證讀者自始至終都以巨大的熱情關注著作者的思想與蹤影。」例如，當她進入阿波羅號太空船、親身體驗身處密封艙的生理感受時，她想起了二戰期間作為抵抗組織成員的父親遭監禁時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臨時搭建的床，同時闡釋了人類面對孤獨與恐懼時的不同態度；當宇航員斯雷頓提到二戰中他曾在義大利上空作戰、並參加過對佛羅倫薩鐵路的轟炸時，法拉奇再次把個人回憶插入到敘述中去 ，講述自己在一次空襲中經歷的恐怖，並引發了對航天技術的道德評判；她還在報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對空間探索的觀點、她與宇航員在海灘散步時的交談、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觀看阿姆斯特朗繞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作對比，其目的是通過描寫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自己的影子在書中無所不在，為了自我表現她不斷地改變和歪曲著真實的客觀世界，使這個世界經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幫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在報道美國國家宇航局和宇航員的活動時，在越南戰場上，在墨西哥政府鎮壓學生抗議事件中，她的形象總是醒目地凸現在公眾面前。到後來對許多風雲人物的采訪中，她進一步打破了傳統新聞學的界限，把這種傾向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的風格，如采訪計劃總是充滿了周折；提問往往帶有挑釁性；采訪者與采訪對象常常爭論起來，把直截了當的提問變成正面攻擊；戲劇化場面的出現等等
70年代初陸續問世的一系列風雲人物采訪記，使得法拉奇的新聞事業達到了頂峰。至此，法拉奇進入了使她完全進入了對國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訪階段。這是法拉奇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經歷，她的形象正是從這些采訪中浮現出來，成為廣大受眾的偶像。
1982年，以色列的強權人物、當時的國防部部長沙龍被法拉奇激進、大膽的提問風格刺激得極度興奮。采訪後他對法拉奇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采訪，因為您是一位勇敢、忠誠和能乾的婦女。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這樣帶著這么多資料來采訪我，沒有一個人能像您這樣只為一次采訪而甘冒槍林彈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訪時坦白承認自己的虛榮心：因為她已經采訪了那麼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領袖萬神殿」里占據一席之地。

精英的「審判席」——《風雲人物采訪記》

在法拉奇的概念里，「精英」代表著「英雄」和「男子漢」。最初在她的意識認知里，她所認同的「男子漢」式的精英就是指像蘇格拉底、傑克倫敦、海明威以及她的希臘情人——反專治政府的民主英雄帕那古利斯這樣的人。他們在數量上屬於「少數」，但卻是「神聖的承擔」，有著「英雄」的「使命」。而「英雄」在法拉奇的系統里源於對自由命題的闡釋和對人本的追求。這些在紀實小說《人》又譯《男子漢》里得以突出的體現。在小說中有大量的自白，倡導追索一種回到「人的本位」的沖動和自由。法拉奇認為真正的「自由」內涵應該是自身內部先得以掙脫獲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是對外部世界的要求。而事實上物質生活卻往往遮蔽了人「原初的本性」，在自身內部就已失去了「自由」。在「自由的命題」里她對「人」也闡釋了其理解，她認為「人不是一個人，而是全體男人和女人的之集合。」而最能體現人之本原和自由實質的個體是「英雄」，諸如上面提到了一些歷史或現實人物，法拉奇還進一步指出由於社會歷史原因這些「擔負著神聖」的「英雄」由於揭開了內心自由的桎梏，在對抗外部的束縛追逐自由時是註定永遠「孤獨」的，這無疑猶如給自己的一道暗語。
在這個命題上充分體現了法拉奇的「哲學思辨性」,她所要做的在現代社會中這個對話式的「精英審判」，其對象是否是法拉奇價值框架中的「精英"尚且不知，但是這些對象卻是一般傳統和普遍意識里所謂的「精英人物」，帶著一種消解一切的「懷疑論」，法拉奇要試圖以「對話」來驗證這些精英的「份量」和「真假」。她所做的是一種針對人類還原狀態的現實性「解構」，反思「人的處境」，剖析「反人性構成」，她曾經分析認為帕那古利斯.阿萊克斯是「當代的蘇格拉底」，而她自己現在所做的也正是一種對人類構成中基本原型的當代記錄。
在法拉奇的職業生涯里，在她的各種作品中，自始至終充滿著一種把自己從新聞工作中解放出來的熱望。這種願望如此強烈，以至讀者很難在她的新聞報道與其他虛構類作品中劃出一條明顯的界限。

新新聞主義源頭

法拉奇的新聞作品深受新新聞主義的影響。新新聞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新聞學流派之一，熔新聞與小說與一爐。倡導新聞必須提供比事實更重要的東西，即寫作的風格與質量，使受眾在閱讀新聞時不僅獲得事實，更重要的是獲得閱讀時的審美愉悅。從法拉奇的新聞實踐看，她是一位新新聞主義理論的實踐者，用文學手段代替傳統的報道是法拉奇新聞作品的突出特點。
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又使得法拉奇在文學創作的同時顧及新聞的權威性事實和小說的虛構范圍。所以，她在80年代以前創作的幾部小說無一例外又都是寫實風格的。她於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戰爭中的珀涅羅珀》是描寫一個名叫吉奧的年輕女性思想感情歷程，實際上，吉奧的原型就是法拉奇本人；後來出版的詩體小說《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取材於她的個人生活經歷，同樣有自傳性質；1979年發表的《男子漢》風靡世界，更鮮明地代表了她那種將新聞、小說和自傳結合在一起的寫作方法。直到1990年她的以黎巴嫩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印沙安拉》問世，標志著她已成為她希望世人把她看作的那樣，是一個「不受外界影響、全身心投入藝術創作的文學作家」，一個全新的法拉奇。
法拉奇曾經用作物理習題時的類推法來解釋為什麼她不能在同一時期即寫小說又寫新聞報道：「文學和新聞就像兩種不同的運動，打網球所需用的肌肉和游泳或踢球所需用的肌肉不一樣。」此外，新聞工作需佔用大量的時間，例如在世界各地奔波采訪，收集資料，收據等等，這樣作家顯然無法專注於寫作，而專心則是小說創作的重要條件。
法拉奇擁有那種小說作家特有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往往為記者所忽略。她的困境並不在於缺乏創造力，而在於無法擺脫做新聞工作時形成的渴求事實准確的習慣：「記者必須尊重事實，結果文學沖動就被束縛在新聞原則的緊身衣里。」作為一名小說家，她可以按照情節發展需要任意安置時間、地點和事件：「記者和小說家的差別之一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作家的任務就是盡情宣洩想像。」
63歲的法拉奇來華時被問起她的記者和作家生涯，她說：「我不是因采訪名人而成為名人的，采訪名人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時的采訪很令我快樂，通過采訪，了解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和事件，這是職業的挑戰。可是，一段時間以後，我對那樣的采訪已不感到快樂了，開始厭煩了。我不再喜歡當記者，我開始認真寫書了。」

質朴復雜的雙生體

美國傳記作家聖•阿里科曾在給法拉奇寫的傳記中說：「法拉奇是我們這顆星球上最質朴但又最復雜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與風雲變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對人世始終抱有某種對抗的態度，始終給人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

她晚年長期寓居美國,直至前不久自感來日無多才葉落歸根,回到家鄉度過了最後的歲月。

作為記者,法拉奇表現出一種勇敢乃至冒險的職業精神。她曾於上世紀60、70和80年代穿梭於戰火硝煙之間,采訪越南戰爭、印巴戰爭、中東戰爭及南美戰亂。她還采訪過當年的越南軍隊統帥武元甲、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伊朗國王巴列維、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等世界政壇風雲人物,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國領導人鄧小平。這些采訪錄後來被法拉奇本人匯集出版,書名為《采訪歷史》。

法拉奇在采訪中常常是以歷史視角,審視各類重大新聞事件,並表現了一種唯其所有的「犀利風格」。它用語率直、尖銳、咄咄逼人、轟炸般的盤問,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挑釁」。她曾使縱橫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於尷尬;令卡扎菲憤怒失言。她甚至不顧伊斯蘭教的習俗和有關規定,當著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紗,大聲說道:「許多人說你是個獨裁者!」

作為作家,法拉奇於1957年發表了她的第一部敘事文學作品《好萊塢的七大遺憾》（《好萊塢的七宗罪》）。其後又陸續出版了《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等多部自傳體或紀實性小說。她在文學創作中幾乎從未把文學與新聞分離,始終堅持反映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體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女強人」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評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強烈的「自我表現主義」。義大利安莎社報道說,意文學評論界「至今不肯發給她作家執照」。「9·11」事件後,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時間的沉默,以帶病之身在《晚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發表了《憤怒與自豪》等數篇文章,猛烈攻擊穆斯林世界和伊斯蘭文明,稱伊斯蘭文明是「一種野蠻落後的文化」,激怒了整個伊斯蘭世界。

法拉奇帶著人們對她不同的評價離開了這個世界。無論如何,她在當代新聞史上留下了自己鮮明的印記。她的去世在義大利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義大利共和國總統納波里塔諾致信其家屬,對義大利失去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記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總統錢皮稱頌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戰斗和榜樣的一生」。

作品
I sette peccati di Hollywood 《好萊塢的七宗罪》
 II sesso inutile 《無能的性》
 Se il sole muore 《假如太陽逝去》
 Penelope alla Guerra 《戰場上的佩內羅佩》
 Niente e cosi sia 《沒什麼，假如是如此》
 Gli antipaticilo 《討厭的人》
 Quel giorno sulla luna 《月亮上的那天》
 Zntervista con la storia 《采訪記》
 La forza della ragione 《理性的力量》

㈦ 誰能用一段話去完整的評價法拉奇

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義大利女記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於佛羅倫薩。她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周刊戰地記者，采訪過越南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她還獲得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法拉奇以寫著名政治人物的訪問記蜚聲於世。出版過數本小說，代表作《男子漢》於1979年7 月出版，累計印數超過 150萬冊，有14種譯本。80年代初期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來中國采訪過鄧小平。 被人們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跡」的義大利記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後,2006年9月14日夜間在佛羅倫薩的桑塔·基阿拉療養院逝世,結束了她77年的傳奇人生。

㈧ 奧莉婭娜·法拉奇的叛逆晚年

法拉奇於1957年發表了她的第一部敘事文學作品《好萊塢的七宗罪》。其後又陸續出版了《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等多部自傳體或紀實性小說。她在文學創作中幾乎從未把文學與新聞分離,始終堅持反映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體味。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女強人」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評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強烈的「自我表現主義」。義大利安莎社報道說,意文學評論界「至今不肯發給她作家執照。 1971年法拉奇就被診斷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穿著時尚，對皮具、珠寶和寬邊帽子很有鑒賞能力，在曼哈頓過著退隱生活。「在這樣一個與她盛年時極為相似的時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說，由於她對自身道德立場的勇氣無人可替代，我們試圖將她一筆抹殺，以證實自己的合理性。」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裡，法拉奇住在紐約，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種隔絕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後不久，法拉奇在義大利的《晚郵報》上發表文章，措詞強烈地攻擊伊斯蘭教。這篇文章後來擴展成書，題為《憤怒與驕傲》。
在書中，法拉奇以往對權力的憤怒似乎掉轉了方向，她使用了許多十分強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稱伊斯蘭文明是「一種野蠻落後的文化」。她的一些說法令西方媒體也感到失之偏頗：「你讓我比較這兩種文化？說實話，談論兩種文化、拿二者相提並論這種做法就讓我惱火。讓我們實話實說，我們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猶太會堂更漂亮……聖戰會摧毀這個世界，而這是一個我們或好或壞總是在想方設法去建設，去改變，去改進，去賦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說更少偏執，甚至完全沒有偏執的世界。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毀滅。」她反對義大利接受移民，「我們沒有空間來容納那些穆安津、伊斯蘭寺院的尖塔、虛偽的絕對戒酒主義者，沒有空間來容納他們該死的中世紀、該死的長袍」。盡管文章和書受到眾多批評，但她依然不改強硬，接連又出了兩本書——《理智的力量》和《現代啟示錄》。 這三本書令法拉奇受到整個義大利知識界的孤立。義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學者翁貝托·埃科在《共和國報》上撰文，不點名地批評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義，呼籲社會寬容。
在《紐約客》記者塔爾博特看來，那個叛逆的法拉奇已經不見蹤跡，而是變成了一個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的「小資產階級」。她還放棄了年輕時喜歡的褲裝，穿起了裙子。
也許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涼的背景下才能閃耀，她有極大的勇氣，敢於對任何人說出任何她想說的話。這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環境中培養出來的近似原始的生氣，需要合適的環境的襯托才會成為美德。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死於乳腺癌。在接受完手術之後，她堅持要看一眼手術中摘除的腫瘤，大夫說，從來沒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滿了癌細胞的血肉，她說「它是我的肌體，我想看一眼」於是他們把它拿進來，它是一塊又長又白的東西，她開始對它說話「你這個可惡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著羞辱它「你不敢再回來了。你在我身體里留下孩子了嗎？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你贏不了的！」那些醫生看著這個場面，喃喃地說「哦，上帝……」法拉奇的遺體被安葬在佛羅倫薩的一個公墓。依照她生前願望，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出席了葬禮。沒有任何追悼儀式。也不允許拍攝任何照片和錄像。下葬的一刻，她母親去經常祈禱的教堂為她這個無神論者敲響了鍾聲。(她77歲死，她母親在下葬的一刻去敲鍾聲，她母親年紀多大啊？) 被人們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跡」的義大利記者兼作家奧莉婭娜·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後，於2006年9月14日夜間在佛羅倫薩的桑塔?基阿拉療養院逝世，結束了她77年的傳奇人生。
法拉奇帶著人們對她不同的評價離開了這個世界。無論如何,她在當代新聞史上留下了自己鮮明的印記。
她的去世在義大利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義大利共和國總統納波里塔諾致信其家屬,對義大利失去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記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總統錢皮稱頌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戰斗和榜樣的一生」。

㈨ 奧莉婭娜·法拉奇的年輕記者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羅倫薩一個彌漫著反抗情緒的家庭里，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親是一位木匠，也是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正義與自由」的成員。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法拉奇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士兵領到安全地帶。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養孩子勇敢堅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軍轟炸佛羅倫薩時，法拉奇隨父母躲在教堂里，轟炸開始後，14歲的她嚇得哭了起來，這時父親走過來，照她臉上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還緊盯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訓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從此，法拉奇與眼淚徹底絕緣。 法拉奇的父親熱愛政治，他同時也是義大利積極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對抗墨索里尼的專政，也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不過這些「代價」之後都在法拉奇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中被作為使用頻率頗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閃現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為餌鉤將采訪的政治人物引入戰爭或自由一類的話題。更重要的是父親這種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響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疇中對政治領域的明顯偏好，使得「戰爭」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為了和「文學」一樣重要的關鍵詞。
在童年時代的佛羅倫薩，她參與了父親領導的抵抗法西斯地下運動。用瘦弱的手指學習使用手榴彈給她留下了終身的印記。「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斗。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脫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1945年，二戰剛剛結束，16歲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進入《義大利中部晨報》的新聞編輯室，作警事和醫院報道員。在《義大利中部晨報》5年，從進入該報的的第一篇關於舞場的報道開始，她的文學天性便嶄露出了頭角，經過5年的磨煉，她初露頭角的文學天賦受到義大利的全國性雜志《歐洲人》注意，《歐洲人》為法拉奇後來的輝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從此，她的訪談對象不再是小鎮上的警官或醫院中的工作人員，而是國際知名人士。在好萊塢，她采訪了當紅影星瑪麗蓮·夢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區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納利。
她采訪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尼爾德·衣阿蒂時，不同意後者稱「二戰中共產黨是最重要、而且幾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傷亡最多」的說法，並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與之激烈爭論；此時的法拉奇已不僅僅限於一般意義上異於傳統作業的表達主觀意見了，而是一種對話式的爭論。
在與休·海弗納的會晤中，她嘲諷地說他死後會進天堂，「呆在聖徒和烈士們中間，與那些俏妞們在一起，討論天使的性別」；她還用激將法促使希區柯克對自己多年來一直拍攝恐怖電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釋：「我和耶穌會會士一起學習了三年。他們的一切都嚇得我要死，現在我要嚇唬其他人，聊以報復」。可以說，這是她個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後來征服一系列風雲人物的秘訣。並在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風雲人物之外的這個「神話人物」的誕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進世界新聞舞台的中心，在各種重大采訪活動中亮相。通過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調查性報道、對美國空間工業的深入觀察以及對科學家和登月宇航員的采訪，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隨後她主動請纓去戰火中的越南，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戰地記者的冒險生涯，贏得了人們對她勇敢無畏精神的欽佩。
1965年法拉奇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調查性報道及後來寫成的《假如太陽隕落》一書。在這些有關月球的報道中，法拉奇表達個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題納入個人思想的體系中去，對航天技術、政治、宗教、死亡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保證讀者自始至終都以巨大的熱情關注著作者的思想與蹤影。」例如，當她進入阿波羅號太空船、親身體驗身處密封艙的生理感受時，她想起了二戰期間作為抵抗組織成員的父親遭監禁時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臨時搭建的床，同時闡釋了人類面對孤獨與恐懼時的不同態度；當宇航員斯雷頓提到二戰中他曾在義大利上空作戰、並參加過對佛羅倫薩鐵路的轟炸時，法拉奇再次把個人回憶插入到敘述中去 ，講述自己在一次空襲中經歷的恐怖，並引發了對航天技術的道德評判；她還在報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對空間探索的觀點、她與宇航員在海灘散步時的交談、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觀看阿姆斯特朗繞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作對比，其目的是通過描寫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自己的影子在書中無所不在，為了自我表現她不斷地改變和歪曲著真實的客觀世界，使這個世界經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幫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屆奧運會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舉行，此舉招來的是大規模的學生反政府運動。法拉奇在報道中讓事實說話，但通過自己傳神的報道依然牢牢占據著戲劇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動中，法拉奇身受重傷，被士兵拖著頭發拽下樓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她在《奧莉婭娜·法拉奇報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傷》中講述了她的歷險經歷：「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我聽到人們在呼喊……我左邊那個人受了傷……一顆子彈打穿了水管，水向我們噴射過來，我們……浸泡在被血染紅的水裡。」法拉奇的文字具有類似歷險小說的特徵，率直有力，引人入勝。附帶的照片有力地補充和說明了她的個人形象。法拉奇通過文字鞏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對專制主義，一位追求自由與公正的女記者挺起了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