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電影主題分析

『壹』 馮小剛拍《1942》想表達什麽主題是什麽

改編自劉震雲原著小說，匯聚了國內外眾多知名演員，講述1942河南旱災背景下，老范家妻離子散隨後又重聚的感人故事。

1942年旱災，幸福如我們是無法設想的，更可況動盪年代中的人與當下我們之間除了黃皮膚黑眼睛的共性幾乎沒有一絲一毫所謂的傳承關系。斷層如此，用何種方式將銀幕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拉近，我覺得是馮小剛在《一九四二》中最重要的課題。很顯然，馮氏電影的求變求穩心態在片中被不遺餘力的貫徹到底：我雖然從開場第一處出現「牲口」二字台詞的時候就清楚的意識到本片只屬於馮小剛一人，並且此後的兩個多小時時間里不斷被細處那痞性十足的方言和若干小諷刺提醒，得到的卻是一個放棄了京味故事，放棄了焦點煽情，放棄了刻意拼接巧合等等的宏大敘事，哪怕並不圓潤，卻已然足夠。

本片是以記錄性的事件還原為出發點並從真實走訪素材提煉線頭的故事片，這是串聯這個沉重主題大量分支的一種捷徑，就像穀子地和元妮的存在能帶出擁有足夠故事性的《集結號》和《唐山大地震》一樣，不同的是這一次他選擇了諸多角色兼顧的群像關照，並且沒有一次火力集中的煽情。東家老范，長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戰時法庭庭長老馬，雜務纏身的蔣介石、時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執拗采訪旱災蝗災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等等，全生態的網羅了當年經歷這一事件的各色人物。幾個主要角色的鮮活感也沒有因多線頭敘事稍欠的掌控力而失色，這是馮氏電影第一次如此專注於主體人群的描繪，而不是突出重點刻意關照。無論你有怎樣的社會地位，面對旱災蝗災飢餓這同一難題時可能面臨怎樣的選擇與應對措施，這在片中因角色各異而呈現出極大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一九四二》給了每個角一種極力還原事實（真實人物）和無限貼近史實（虛構角色）的定位，於是讓故事片和紀錄片共存的交叉剪輯就像沒有了體溫一般，冷峻而堅硬。

我無法辨識影片用了幾條主線，但僅僅蔣介石、李培基等人的官場戲，一方面對蔣介石將河南災情置若罔聞的事實採取中立，另一方面又把基層幹部的貪腐給小心翼翼的揭了開來，戰時的動盪也給了大災更多的人為消極因素；以東家老范這個線索性人物為中心的逃荒人群則節外生枝了記者白修德和傳教士安西滿、外加官如芝麻的老馬等人，頻發的黑色幽默讓普通人真正成了角色多元化最好的依託。兩個多小時里，屬於戰時社會兩個極端的人群形成的兩條基線交織，盡可能完整的展現了飢荒下的眾生態。但終究因為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故事涉及的殘忍只寥寥幾處（片中可致高昂民族情緒的殺戮場景的確攝魂奪魄並且不在少數），更慘淡的真相早被時間掩埋，《一九四二》肩負的也不在誰是誰非，也許在還原中提煉一種以史為鑒的心態，影片才會有可能的積極意義。

後半段電影里，死亡比前半部更為密集的出現。在戰時法庭被吊銷、神父安西滿質疑上帝之愛之後，讓失序與失信的情緒蔓延在每一處死亡里清晰的浮現。於是再怎麼安置黑色幽默，影片始終都往最深的絕望里走。銀幕上是灰到極致的慘烈，銀幕下的你會作何反應？其參考價值頗值得玩味。假如觀眾在看完本片後默默離場，事後對片中的各大情緒制高點品頭論足，那麼是電影的成功還是觀者的悲哀？幸好影片的最後一個場景豁然了。當老東家在旱災後期逆人流而上只為了死的離家近一些時，他遇到了同樣落單的小女孩。喊一聲爺爺就牽手並行的結局是溫和的，即便無法化解前面百分之九十的冰冷絕望，那也是影片創作者的寬容心和傳統性的最佳體現。

《一九四二》不見大段落的抒情，不見北方人口中的市井，在內地電影這塊特殊的土壤里，馮小剛以只屬於自己的方式盡可能工整的完成了本片。沒有以常見紅色電影的方式呈現出積極向上主旋律，而是以盡可能冷靜的旁觀心態把歷史擺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給銀幕下的觀眾看。收效如何我無從預知，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的那場飢荒在妖嬈富庶的二十一世紀，被很多人知道了。於歷史於當下，都是一種聯系著生死的祭奠，只是有什麼值得祭奠，大約要因人而異。

『貳』 如何評價影視《1942》

主流意識形態的圍剿
與《唐山大地震》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歌頌式歷史回顧不同，《1942》在一定程度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叛逃。
中國社會彌漫著三種思想，一小部分是列寧主義，一小部分是無政府主義，而絕大部分是傳統文化。而列寧主義引領下的主流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存在著深深的矛盾。這也就意味著，傳統文化所衍生的「原罪」意識在一定程度上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抵觸。《1942》所選擇的「飢荒」題材，作為對祖先苦難的一種追緬題材，在意識形態的聯想式解讀里則充滿了挑釁意味。它挑釁的是意識形態所試圖掩藏的歷史。中國歷朝歷代的「飢荒」向來都是與「天災人禍」聯系在一起，而「人禍大於天災」則常常書寫於史書的末尾。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列政治運動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尤其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些掩蓋粉飾下的公開的秘密，都會由「飢荒」一詞所帶來的聯想奔涌而出。題材的敏感性則註定《1942》將受到來自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壓力。影片命名《1942》，恐怕不是單純地要告訴觀眾影片將講述某一段歷史，而更多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影片將要講述的「飢荒」，只是「1942的飢荒」。《1942》必將面臨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觀博弈。影片中，對1942年河南飢荒的買單者，並沒有鮮明的揭露。意識形態宣傳利用的觀影者的「想像性畸變」，同樣，它的審查同樣是一種捕風捉影式的聯想。影片不論是在「飢荒」的根源歸咎於1942國民政府的態度上，是鮮明還是模糊，這種對當下與近幾十年歷史的影射解讀，已經深深的存在於意識形態的思維之中。

『叄』 電影1942要表達什麼

個人認為要表達的是：當我們遇到災難的時候，我們會找各種各樣的理由來作為借口來為自己的不幸辯解。可是在1942年的場災難中，我們已經找不到到底是誰的錯，影片把當時快要絕望的麻木的迷茫的中國通過一場災難沉痛的展現在我們面前，偏偏那時候誰都無能為力。

『肆』 電影《1942》這是一部怎樣的影片

《一九四二》是一部非常值得觀看的影片，我十分喜歡。

我們的祖輩，就是這樣活過來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在長久的愚昧與奴役下，他們不敢也不懂得如何反抗。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吞咽一切痛苦一切悲哀，屈辱地活下去，卑微地活下去，毫無尊嚴毫無感情地，活下去。

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萬人餓死。任何語言在三百萬條性命面前都是那樣的無力，任何文字在歷史面前都是那樣的浮躁。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屬於自己的生活，珍惜祖輩傳承下來的血脈。最後歡迎大家點贊評論關注哦。

『伍』 電影一九四二中反應了什麼內容

改編自劉震雲發表於1993年的同名調查體小說，影片主要講述了河南大災荒、300萬人餓死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我（指作者）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老東家叫范殿元，大災之年，戰爭逼近，他趕著馬車，馬車上拉著糧食，糧食上坐著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陝西逃荒的人流。三個月後，到了潼關，車沒了，馬沒了，車上的人也沒了。這時老東家特別糾結，他帶一家人出來逃荒是為了讓人活，為什麼到了陝西，人全沒了？於是他決定不逃荒了，開始逆著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麼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個死。」老東家：「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轉過山坡，碰到一個同樣失去親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東家上去勸小姑娘：「妮兒，別哭了，身子都涼了。」小姑娘說，她並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認識了。一句話讓老東家百感交集，老東家：「妮兒，叫我一聲爺，咱爺倆就算認識了。」小姑娘仰起臉，喊了一聲「爺」。老東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開滿了桃花。十五年後，這個小姑娘成了俺娘。

『陸』 《一九四二》從這部電影中你看到了什麼，人性還是態度

《一九四二》是這樣一部特別的電影：在抗戰和民族災難之時，我們的黨和我軍將領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後的主角變成了國民黨極其及其軍隊。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這在以前內地的主流電影中絕少出現的。記憶中，這種我黨我軍在重大歷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讓位於國民黨的電影，還算是1986年的《血戰台兒庄》；《建國大業》在這方面也做了歷史性的進步，國共有了平分銀幕的機會，並難能可貴地對蔣介石進行了人性化處理；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抗戰的也只是國民黨軍官和戰士，但卻在身份上做了模糊處理，且只作為電影的時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雖然也表現了蔣鼎文等國民黨將領的麻木不仁，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但同時，你可以感受到蔣介石在內政外交上的無奈，他也需要向國際力量尋求庇護，也需要向地方財團尋求幫助，影片施與了這個我們傳統意識形態中的異端分子以同情。這種表現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正在逐步軟化，很多創作禁區正在被逐步打開，需要的只是時間。而這些正是在以馮小剛為代表的電影人逐步爭取下實現的。 這是一部「在路上」的電影，災民因飢荒而流徙。馮小剛和編劇劉震雲採取了災民、軍隊、政府、宗教、記者五條線索並行推進的敘事手法，讓這五類人面對飢荒，從而做出反應。從劇作的角度來說，19個主角，50個次要角色，這不論在戲劇，還是電影中都是大忌，何況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這對影片的戲劇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驗，風險性極高。事實也確實如此，多線敘事必然會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讓習慣於追隨幾個人物命運的觀眾無所適從，而且從成片來看，張涵予和蒂姆·羅賓斯飾演的兩個神父的線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我想，馮小剛在最初的故事設計中應該有更多的想法，但礙於整體結構，無奈剪掉了很多的戲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