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軍事題材電影觀後感
《集結號》觀後感（一）
在《集結號》中，我們看到的戰士不再英勇無敵，也看不到那些符號化的革命英雄主義場面，因為在導演馮小剛看來，怕死是人類的本性，沒有人願意打仗。
鏡頭從對准將軍改為描寫普通士兵，英雄也「怕死」不會主動請戰、犧牲時更不會高喊口號撞槍子兒……正在遼寧寬甸緊張拍攝《集結號》的馮小剛日前接受記者探班采訪時表示：電影表現戰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作為第一部大製作的戰爭商業大片，《集結號》也會凸顯英雄主義，但肯定不是傳統的主旋律戰爭片。馮小剛希望通過這部影片至少講清楚一件事情，「怕死是人類的本性，但在這種本能下主角穀子地又做出勇敢的舉動，這個反差，對比出來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我們熟知的一些戰爭片中，敵人總是潰不成軍，好人往往以一敵百，而力圖還原戰爭真實的《集結號》將把人從神身邊拉回來。
《集結號》的拍攝，既有規模宏大的戰爭場面，也有注重細節的巷戰鏡頭。記者探班時恰逢攻堅戰突破城門的一場戲。韓國技術人員正在按照馮小剛的要求埋炸點，這些技術人員曾為《太極旗飄揚》製作戰爭效果。他們為這場戲使用了最新的氣爆技術，可以保證20厘米外的人不會受傷。因此，《集結號》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過去一些戰爭片中「戰士」躲著炸點和子彈跑，「好人怎麼炸都炸不死的」的神奇場面，相反，這里的「戰士」們將迎著炸點上。
《集結號》的劇本非常簡練有力，比如過去戰爭英雄站起來一邊豪言壯語一邊機槍掃射，四周倒了一大片自己還沒事兒，但這次不少英雄「剛站起來還來不及說一聲『啊』，就已經中彈陣亡了」。馮小剛表示，影片希望從士兵角度塑造一系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他們將脫下高大全的外衣，一個個真實地犧牲在戰場上。
正是因為每一次犧牲都非常寶貴，以往的戰爭片中經常出現的「主動請戰」劇情這次也不會再有，這些符號化的革命英雄主義場面在《集結號》劇本中被做了更多人性化的細節處理，比如最英勇的排長焦大鵬，為了保留連隊血脈在關鍵時刻選擇了撤退。馮小剛表示：「這部電影我要解決這么一個問題，沒有一個人是願意打仗的，他一定是怕打仗的，怕死是人的本性，我必須把這種真實感還原出來。劇中主角穀子地除了堅定不移執行命令，考慮得最多的就是士兵的生命。」
《集結號》觀後感（二）
——從《集結號》看後極權主義的藝術創新
在我的研究生的一再推薦下，看了最近的賀歲片《集結號》。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賀歲片都是娛樂性的喜劇，而這次的卻是充滿教育寓意的正劇。當然，連在每天的《新聞聯播》中都黨旗飛舞，熱衷於向人民推出各種道德楷模的精神氛圍下，賀歲片由喜劇變成正劇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但是，我的學生對我說：這部電影雖然也是央視竭力推介的主旋律影片，卻和以往的主旋律藝術不同，它拍得很好看，同時，揭示了一些以往的藝術所不敢觸及的新東西。
看了電影之後，果然感觸良多，以致於產生了暫停手上正在從事的研究，來寫這篇影評的沖動。不過，就如魯迅所說的那樣，人們在一部《紅樓夢》中看到的只是他們自己想要見到的東西，我從《集結號》中看到的也正是自己在當下的研究中所關切的屬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問題，更准確地說，這個問題可以表述為：人們通常稱之為極權社會（或後極權社會）[1]的，由黨國體制治理的社會，究竟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怎樣的精神關系的基礎上的，以及在這樣的社會向自由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需要每個個體在精神上和人格上相應地完成怎樣的成長？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整個社會在最基本的價值觀上卻陷入越來越嚴重的分裂和紊亂之中。執政黨內當下的主流思潮傾向於認為，彌合這種分裂，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向應該是，不斷地回溯到執政黨早期的艱苦歲月，從而從黨創建之初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熱情中去汲取精神力量，然後，用這種精神來教化整個社會。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路向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我們的文化空間中，原先早已沉寂的「紅色經典」重新開始熱播，各種「紅色記憶」被再度挖掘，新一代主旋律藝術家們則順勢創造了像《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這樣的「新紅色藝術」，試圖在一種新的審美趣味下，重現執政黨通過武裝斗爭奪取國家政權時的艱難經歷。《集結號》正是從這股藝術思潮中涌現的，同時，又將這股思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不僅僅是由於相對而言，它在審美品味上更為現代和更加純正，更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也更有深度，在這一系列藝術作品中，惟有《集結號》才真正觸摸到了極權主義運動的靈魂，揭示了極權社會得以構成的精神邏輯。從這種意義上說，《集結號》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看作，「紅色藝術」在我們這個後極權時代的新經典。
《集結號》繼承了「紅色藝術」的一個最核心的精神傳統，並試圖在某種更具現代性的語境中對其加以重建。對一個社會來說，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如何通過提供某種文化樣式，來幫助個體給自我的生命賦予某種終結意義。一般而言，一種宗教或道德文化，總是通過為個體的自我人格和某個他者人格之間規定某種規范性關系的方式，來倡導一種帶有終極性的精神價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過確立我與神的關系，即在自我人格對一個超驗的神聖人格的確信、仰慕和順服中，來規定自我生命的終極價值的。[2]
而在一個由黨以一種總體主義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會中，「我與神」的關系被「我與黨」的關系替代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兒的「我與黨」的關系，不是指外部的政治關系，而是指內在的精神關系。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所謂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導引個體自覺地去建立「我和黨」之間的某種精神聯系，並且將這種關系看作是賦予自我的生命以終極意義的神聖性關系。[3]
在一個源遠流長的紅色藝術的傳統中，我和黨之間的精神聯系，被比喻為一個喪失了家園的孤苦無依、顛沛流離的幼兒，重新回到慈愛母親的溫暖懷抱的關系，這也就是我們在本文的標題中所說的「孤兒- 母親」關系。[4]表現這一主題的頌歌，像《唱支山歌給黨聽》、《黨啊，親愛的媽媽》等，構成了主旋律藝術的最強音。
《集結號》的藝術震撼力首先源於對這一傳統主題的繼承。電影是通過一個軍事片中常見的情節展開的，連長穀子地奉團長之命，率領全連僅剩的47個戰士，在舊窯場陣地打阻擊，掩護大部隊的撤退，最後，除穀子地外全部戰死。在這部1小時50分鍾的電影放映到一半的時候，觀眾們都會覺得它表現的是一個一般主旋律戰爭片中司空見慣的主題，通過戰爭的殘酷和戰士的英勇來說明紅色江山的來之不易，和歌頌革命軍人的犧牲精神。但是，隨著情節的進一步展開，人們發現上述主題只是表層的，《集結號》的真正的藝術力量來自於它對這一表層主題之下的另一更深主題的發掘。
和以往的主旋律戰爭片不同的是，《集結號》接下來出乎意料地告訴我們，穀子地和他部下如此英勇的獻身行為，卻沒有得到組織上的承認，團里只是冷漠地將他們當作失蹤者處理了。於是，在電影的下半部中，穀子地走上了歷盡千辛萬苦尋找失散的組織的漫長歷程。仗只打了幾個小時，尋求組織認同的努力卻進行了整整八年。正是在穀子地顛沛流離，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來尋求組織對自己的理解的過程中，一個對黨忠貞不渝的兒子，經過漫長的精神流放，重新回歸母親懷抱的主題被展示出來。
這時，回過頭去看，前面的那些殘酷的戰爭場景和戰士的英勇行為，就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含義。正是由於戰士們是如此的朴質和勇敢無私，組織的冷漠似乎變得更為令人震撼，但是，這一切最終只是為了突顯和證明，穀子地如孤兒渴望母親懷抱般的對組織的需要。只有通過常人無法承受的誤解、屈辱和疏離的試煉，才能顯現出穀子地這個黨的兒子，對組織的無以倫比的赤膽忠誠。《集結號》試圖向我們昭示的是，和勇敢相比，這種忠誠才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品格，而正是由於無數兒女的這種忠誠，黨才獲得了戰無不勝的偉大力量。
然而，和傳統的紅色藝術相比，《集結號》的創新表現在它力圖在一種新的更具現代性的語境中，來重建我和黨之間的這種「孤兒–母親」式的精神聯系。在影片中沒有任何顯白的對黨的歌頌和直截了當的政治說教，從表層意義上看，穀子地和他部下的英勇作戰和自我犧牲行為，只是源於對團長的一個命令的不折不扣的執行，因而，影片彰顯的似乎只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一具有現代性的軍人道德。但是，在影片一些細節的隱晦的暗示中，它道出了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
團長在對穀子地下達打阻擊的命令時，似乎不經意地問道：「咱們老八區教導團出來的戰友，還剩幾個呀？」穀子地也漫不經心地答道：「你一個，我一個，還有誰啊？」但對這個問題的真正的回答，是電影後半部穀子地在團長的墓前感慨自己和團長一個命時所說的話：「老八區教導團出來的，有一個算一個，全是死心眼。」執政黨新的領袖在執掌權力時，都要到西柏坡朝聖一下，「老八區教導團」在這兒就像「西柏坡」和「延安」一樣，是一種象徵。它告訴我們，這支軍隊的威武強大和它的軍人的英勇無私，都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某種聖潔的精神傳統，而這種精神的鑄成，則源於黨的教導和烽火歲月的考驗。另外，影片中戰士關於小時候給地主放羊挨打的回憶，和電影開頭指導員督戰時訓斥穀子地畏戰的鏡頭，都向我們顯示了，這支軍隊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屬於一個憲政國家的軍隊，而是一支階級的軍隊和黨的軍隊，而黨的思想控制工作是軍隊戰鬥力的根本保障。[5]
同樣，一個連長為自己犧牲的戰友和部下的英勇行為作證，在一支不管什麼性質的軍隊中，無疑都構成了一種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但是，《集結號》所表達的主題，卻在這完全合理的表層意蘊下，傾心注入了大量的非理性的東西。它致力於表現的是穀子地和黨之間的精神上不可分離的共生性關系，它將穀子地對組織的尋找，和精神上獲得黨的理解和認同的渴望，上升到了某種形而上的高度。
在一個人們（包括黨的幹部和領袖）對黨的意識形態已經普遍失去了真正的熱誠和信任的後極權社會中，要重建「我和黨」之間的真誠的精神聯系，是一項艱難得近乎不可能的工作。因此，《集結號》沒有以高調和顯白的方式，而是相當明智地以一種低調和含蓄的風格來從事這項精神創新的。在表層結構上，穀子地的努力的意義，似乎只在200斤小米和700斤小米之間；但是，在深層結構下，影片卻用了大量的細節，既低調含蓄，又重彩濃墨地表現了穀子地和黨之間的「孤兒- 母親」關系。
一個情節是：穀子地和指導員王金存的遺孀孫桂琴在無名烈士陵園，孫桂琴對穀子地說：「別看了，都是無名烈士。」 穀子地則喃喃自語道：「爹媽都給起了名了，怎麼全成了沒名的孩子了。」 這時低沉、柔和的主題音樂響起來了，似乎既在表達某種哀思和幽怨，又在傾訴衷腸。影片將一個錚錚鐵骨的男子漢的內心深處的柔情和脆弱，這么一種在審美上十分具有感染力的情感，巧妙地導入了「我與黨」之間的「孤兒- 母親」關系。它試圖向我們昭示的是，穀子地尋求組織對他的忠誠的明察，也就是在尋求自己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價值，一旦失去了組織的認同，他的存在就陷入了虛無的「無名」 狀態，成為精神上不再有任何寄託和依傍的被棄的孤兒。
另一個重要的情節是：穀子地登上了森林防火瞭望塔，茫然面對著錦綉河山，正以一種「望斷天涯路」的情懷，盼望早日找到組織時，突然，聽到孫桂琴在下面對他大喊：「谷大哥，部隊找著啦！」 這時，穀子地如被雷擊般地怔住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一邊激動得渾身哆嗦，一邊沿著瞭望塔緩慢地往下爬。「你們可千萬不能誑我」，「不能誑我，可千萬別誑我。」 穀子地終於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雙手捂臉，發出孩子般嗚咽的哭聲。《集結號》在這兒力圖表現一個黨的兒子的理想型人格：對待黨所指定的敵人如雄獅般地勇猛，而對待組織則如嬰兒般地依戀和赤誠。這時，低沉、柔情的主題音樂再次響起，向我們展示這個長期處於精神流放中的赤子，突然聽到母親音訊時內心深處的感動和溫暖。[6]
影片中著意刻畫穀子地對組織的感情和態度的細節還有許多，比如在要求趙二斗為自己找部隊時，對自己是「從哪一股泉眼裡冒出來的」的頂真和在乎；在煤山上拚命刨挖戰友遺骸，忽然聽到他們已被追認為革命烈士時，激動得喘不過氣來的神情等等。礙於本文的篇幅，對此不再一一詳述。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這部影片想要表達的真正的主題，是一個對黨無比忠貞的兒子和黨之間的精神聯系。在這兒我們看到了《集結號》在藝術創作上的雄心，因為，自從改革開放使傳統意識形態解體以來，已經少有優秀的藝術家會去觸碰這樣的主題，但是，另一方面，就如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及過的，目前執政黨內的主流思潮迫切希望通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在30年的開放進程中已經變得鬆弛的我與黨之間的精神聯系重新扭緊發條。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旨在重建這種聯系的《集結號》會受到主流思潮的大力推崇了。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為了消解後極權時代人們普遍存在的對黨化教育的抵觸情緒[7] ，《集結號》確實作了一些新的努力，通過反傳統的方式來承繼傳統，通過表層意義上的解構來實現更深意義上的建構，可以說是《集結號》在表現手法上的一個主要創新。影片的一個最核心的情節是，團長在向穀子地下達打阻擊的命令時，讓他聽到集結號後方許撤退，但是，穀子地一直盼望著的集結號卻始終沒有吹響。
於是，《集結號》的整個故事情節和它想要表達的主題之間，表面上構成了一種強烈的悖謬，它講的似乎是一個個人被組織冷漠地加以拋棄的故事，而不是「我和黨」之間無法分離的精神聯系。影片甚至還故意用一些細節強化人們的這種悖謬感，它讓團長不是以一種莊重肅穆的神情，而是一邊洗腳，一邊漫不經心地下達了事關部下生死的命令，從團長一反常態的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中，暗示團長明知穀子地他們難以生還，導引人們去猜度團長也許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打算吹集結號，同時，還讓堅持到最後的戰士說：河對岸早已沒有動靜了，大部隊早已撤退了。從而故意讓穀子地和他部下的犧牲行為蒙上了一層被欺騙的和無謂的陰影。
這樣做的用意在於，它通過引發人們對穀子地和他部下的命運的深切同情，和對組織上的冷漠的抱怨，解構了人們對影片的黨化教育主題的反感和抵觸情緒。然而，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這個包袱慢慢地被解開了，影片告訴我們這一悖謬其實是虛假的，只是一個佯謬。通過司號員之口，我們被告知團長是在發現大部隊有可能被敵人咬死的情況下，為了拖住敵人才沒讓吹號，同時，通過讓團長也在一個類似情景下犧牲的方式，消解了人們對團長可能抱有的猜疑和抱怨。
影片故意讓一直期盼集結號的穀子地，在團長的墓前充分地宣洩自己的怨憤之情，喊出：「你們怕被咬死，我們呢，九連呢？」的話。但是，所有的觀眾，包括穀子地本身都意識到，這一責問是無力的。在危急的戰爭情形下，軍事長官為了保全大部隊，而下達要求一部分軍人做出犧牲的命令是完全合理的，盡管對被要求犧牲的軍人來說，這是殘酷的。在這兒，我們看到了《集結號》在黨化教育的手法上的創新，以往的紅色藝術作品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沒有個人的七情六慾，完全按照黨的要求行動的機器人。而在《集結號》中，則非但表現了英雄人物的個人化的感情和慾望，並且還讓其和組織的邏輯處在嚴重的，甚至是會導致個人毀滅的殘酷的沖突之中。最後，通過這種沖突教育人們，個人化的沖動和慾望雖然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是，本質上依然是狹隘的，組織的邏輯雖然站在個人的立場上看似乎是冷漠和殘酷的，但是，事實上，代表著更高的和更深刻的真理，個人假如不能在和組織的沖突中得到自我改造和升華，揚棄自己個人化的立場和情感，主動地融入組織的立場和邏輯，那麼，等待他的命運不是殘酷的滅亡，就是因為被邊緣化而陷入悲慘和絕望的境地。
在此，我們看到《集結號》在表現手法上的「新」的同時，也看到了它在思想觀念上的「舊」，極權主義者總是喜歡將軍隊和戰爭的邏輯，推廣到整個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用戰爭中軍事長官為了保全大部隊而必須犧牲部分軍人的做法，來證明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總體目標，要求某些人犧牲的合理性。[8]《集結號》從根本上看，依然遵循著這一邏輯，它通過穀子地和他的部下的犧牲，以及團長自身的犧牲，表現和贊美了一種作為任何極權主義群體存在基礎的，個體為了群體而舍棄自我的勇氣和犧牲精神。[9]
在《集結號》的表現手法「新」和價值觀念「舊」的問題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塑造的王金存這個形象。表面上看，影片似乎表現了對「怕死」、「軟弱」 等「人性化」行為的寬容，但事實上，它在價值觀念上卻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前改革開放時期。在這兒，我們看到了一個久違的窩囊、怯懦，又窮講究地將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的知識分子形象。它讓教養和文化的價值在粗魯和勇猛的價值面前顯得如此可笑和一錢不值。穀子地對於王金存而言，成了精神上的導師和拯救者，影片讓王金存怯生生地對穀子地說：「連長，我沒有給你丟臉吧？！」《集結號》使王金存不斷地粗俗化和勇猛化，最後讓他以在大聲叫喊中拉響炸葯，將自己和敵人炸得粉碎的方式，使他獲得了「精神上的升華」。
影片試圖讓人們意識到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所謂的「人性化」的東西，總是和「怕死」、「脆弱」這樣的從組織的立場上看負面的情操聯系在一起的，而它們之所以被寬容，是因為它們身上存在著自我揚棄的可能性。只要通過適當的教導和鍛煉，它們就會自我克服和自我揚棄，最終「升華」到黨性和組織性的「高度」。同時，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某種知識崇拜的顛覆和對戰爭年代的價值觀的回歸，影片向我們展示和推銷了這么一個真理：對維系一個極權主義政黨（事實上對任何類型的極權組織都是如此）的存在，和確保它不斷戰勝敵人，從勝利走向勝利來說，帶有一些蒙昧的忠誠，對敵斗爭的勇猛，為了黨的目標勇於犧牲自我的奉獻精神，這些價值比起建立在自我保全和個性成長基礎上的教養、理性和知識來說，是一些重要得多的價值。而後者對極權組織來說，則往往是一些具有解構作用的負面價值。[10]
當然，《集結號》在表現個體與組織的關系時，確實也為我們展示了一些更具現代性的新東西。傳統的紅色藝術表現我與黨的關系時，組織總是被比喻為溫暖的母親的懷抱，黨則被看作是洞察兒子的所有需要，無微不至地關愛著孩子的慈愛的母親。在影片中，黨和組織被傳統的擬人化藝術手法所賦予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化特徵消退了，它按照一定規則運作的機械性，和由於信息和能力上的有限性而導致的可錯性的特徵被呈現出來。
這樣一來，黨和它最忠誠的兒子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不再是傳統紅色藝術中所表現的那種不含半點雜質的聖潔的關系了。《集結號》既表現了組織對個人的誤解和傷害，也表現了個人對組織的抱怨。[11]傳統的說法是：相信組織，相信黨。《集結號》解構了這種傳統的，建立在幼稚和輕信基礎上的個人對組織的一廂情願的盲目信任，但卻力圖在某種更加真實的基礎上，重建個體對組織的忠誠。
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集結號》雖然沒有迴避組織對個人的誤會和傷害的問題，但它力圖讓人們理解，這種傷害並非出於組織的本意，而是組織按照自己的邏輯運作時，不得不產生的現象，機械、刻板和可錯性，本來就是組織的本質特徵，因而，它的這些特徵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而是，組織中的個體不得不作為命運加以忍受的東西；其次，作為最核心的主題思想，《集結號》著力加以渲染的是，在組織和個人的關系中，組織固然需要個人，需要個人去實現它的各種目標，但是，個人更需要組織。因為，個人對於組織來說，是可輕而易舉地被替代的，只是無名的芸芸眾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而組織對個人來說，則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12]
就如我們在上文中提及的那樣，為了突現這一主題，影片重彩濃墨地刻畫了穀子地和組織之間，在精神上不可須臾分離的共生性關系，表現了穀子地靈魂深處對組織的，如孤兒對母親般的依賴和渴望。而且，影片讓我們看到穀子地對組織的這種需要是如此地真實，當他身處在組織中時，他是如此地生龍活虎和英氣逼人，他內在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淋漓盡致地迸發出來，以致於他獲得了勇氣常常去超越組織的戒律來展現自己的個性，而一旦脫離組織，他就像在河灘上擱淺的魚一樣，整個人從內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力量都處在迅速的枯萎和衰敗之中。是的，《集結號》表現了穀子地對組織的堅貞不渝的忠誠，但是，在更深的層面上，它以一種近乎冷酷的嚴峻表達了，個人，哪怕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都無法脫離組織而存在的無奈。它告訴我們，在穀子地和組織的關系中，歸根結蒂不是組織需要穀子地，而是穀子地離不開組織，穀子地身上的所有有價值的，閃光的東西歸根結蒂都是組織賦予他的。
作為德國極權主義運動領袖的希特勒，曾經說過一句極具震撼力的話，他說：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使投身於它的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正是由於洞察人們的這種心理需要，才使希特勒獲得了召喚群眾飛蛾撲火般地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巫師般的力量。
通過在影片的最後象徵性地點出這一主題，《集結號》達到了自己的高潮。在低沉、悠揚的主題音樂中，銀幕上出現了一列在夜幕中長龍般行走著的望不到頭的革命隊伍，每個戰士手中高舉著的火把，宛若這條巨龍身上閃閃發亮的鱗片。 頭帶鋼盔、手持火把、英俊威武的穀子地一個亮相之後，轉身身手矯健地奔走著跨入了這一巨龍的行列。這時銀幕上推出幾行字交待了穀子地的身世：「……三個月大時父母餓死在逃荒路上，一個鞋匠在穀子地里拾到他，見他沒名沒姓，取名：穀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