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分析電影

① 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張藝謀導演的電影《英雄》的人物進行分析

就是個人有個人的想法。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英雄註定是寂寞的

② 用社會歷史批評對圍城進行分析

近20年大陸「錢鍾書熱」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 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裡，他的影響從知 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 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徵，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 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 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 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鍾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鍾書 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鍾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游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鍾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 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鍾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 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 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鍾書進行專章
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 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 台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鍾書。大陸開放之後，域外的聲音 深刻震盪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於1979年錢 鍾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 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 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 《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 ，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 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 傑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 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鍾書的復出也得益於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鍾書唱響了 「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 錢鍾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 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范，喚起了 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 開西、胡范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鍾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 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 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 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傑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 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 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 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於向 錢鍾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鍾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於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鍾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 出版了錢鍾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於此，錢鍾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 」研究，並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 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 、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鍾書」[1]，又撰文盛贊錢 先生為「文化昆侖」，並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鍾書」。其高聲吶 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麼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 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 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 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鍾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 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 理需求。對於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並不是沒有對人 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 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 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復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迭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鍾書熱」還處在一個 醞釀期。而此時，錢鍾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 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 」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後，以《錢鍾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 起了第二次錢鍾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 鍾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 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 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 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 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 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 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 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 」，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 。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後大眾 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彙。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 …《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鍾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鍾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 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 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鍾書幽默詼諧的語言、傑出的喜劇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 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於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 ]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鍾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在《關於重寫文 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 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 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鍾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 《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鍾書本人屢屢 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 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傳輸，而是 有選擇性的凸顯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眾的文化心理，製造興奮點，或在大眾的興奮點和傳播客體之間尋找遇合點，而傳播客體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形和壓縮。對於這 位德藝雙馨的大學者，傳媒往往以「風華絕代」、「謎一般神秘而富於魅力」、「大師 」、「文化奇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智者」等字眼來形容，凸顯他身上的傳奇 色彩，津津樂道其奇聞軼事，鑒賞他的驚人絕技。錢鍾書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業績而被推 崇，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是負載在他身上的傳奇故事和特立獨行的人格。一 名女編輯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錢鍾書學問怎麼樣，那沒的說，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 只感興趣他這個人!」[8]片言居要。在傳媒建構「文化昆侖」的想像性圖景中，錢鍾書 作為才子和學人的豐富性被剝離了，他留在公眾媒體中的形象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奇 」，二是「怪」。「奇」，錢鍾書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門外語，具有照相機式 的記憶力，在現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其匹；淹貫中西古今的博學，學問之大，讀書之多 ，人所難及，令人驚訝；濃郁的機智幽默，別具一格，一改過去人們心目中知識分子窮 酸腐儒的形象，成為中西合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怪」則「怪」在他視名利為糞 土，在「文革」大動盪的時代始終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學者心態，這種澹泊的學者 人格恰與急功近利的世風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嚮往和崇敬。
對錢傳奇人生的公眾興趣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傳記熱的出現。1990年12月 ，美國華裔學者胡志德著的《錢鍾書》介紹到中國來，這是當時全面介紹和研究錢鍾書 的唯一一部評傳。從92年到95年，大陸就有四部錢鍾書傳記問世，分別是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歷程》。前三部傳記主要面向一般讀者和文化市場，追求內容上的傳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讀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歷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記錄下了錢鍾書在歷史滄桑投影下的「心靈史」，既以資料的開掘見長，又注重學理性 。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 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 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范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 ，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 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餘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 的精髓。李洪岩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 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 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而這種「經典」的符號性意義迅速被市場借用，趁著《圍城》迅速躥紅的勢頭，錢鍾 書學術著作的發行創造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奇觀。最不具市場價值的錢著竟成了文化市場 上一個流行時尚。《管錐編》、《談藝錄》和《錢鍾書論學文選》都接二連三地印刷，給出版社帶來了五六位數的經濟效益。
20世紀90年代「後新時期」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費時代。 錢鍾書的第二次接受高潮為市場大潮所裹挾，被納入大眾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的 各個環節。錢鍾書在專業學術領域里被充分論證了其經典性，接著被大眾傳媒發現和傳播，塑造成為「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文化符碼，被賦予了一種可供消費的精緻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學術時尚之一。隨之進行商業化的文化再生產和傳播，「成功」 地推向市場，實現其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被某些學術投機分子利用為學術上的進身之 階；被不法書商利用為攫取利潤的有利工具；被報刊媒體拿來充實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給讀者提供一種文化消費的快感。錢鍾書的接受和傳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對錢文化資源 的「掠奪」。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體的引導、出版商的炒作、公眾的興趣點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蓋和誤讀。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趕商 潮、以市場導向為取向的烙印，被商業文化所濡染。
三、說「冷」道「熱」：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斑駁風景 從1996年至新千年，「錢鍾書熱」更呈現出斑駁蕪雜的景觀。
1996年，「錢鍾書熱」綿延不絕的時候，一些新銳學者開始對「錢鍾書現象」提出質 疑。該年第六期《當代文壇報》刊載了《錢鍾書熱：世紀末的人文神話》一文，幾位博 士生展開討論，指出「錢鍾書在『錢鍾書熱』中走上了聖壇，由一個學者變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界的聖人」。錢鍾書不是當代的文化大師，他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化不擅長體系性 建構的欠缺。社科院蔣寅研究員也發表文章《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11]，指出錢鍾 書的「本來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錢學」家 們「種種廉價的贊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張「解構錢鍾書的神話」，讓錢回到「優秀學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作家批判書》一書，則乾脆對《圍城》的經典地位進行 「解構」。稱它是一部現當代的「偽經」，「《圍城》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小說」。
余傑撰文判定錢鍾書「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游戲的態度」[12]……
「酷評」之聲不絕入耳……
這些來自學界或民間的批判站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錢鍾書的「人文神話」進行 解構，批判的殺伐之聲也引起了「錢派」的一片回擊，厚厚一本《為錢鍾書聲辯》趁機 出籠，文藝爭鳴竟以至於演變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對「錢學」大批判大爭鳴的文化圖景中，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先生駕鶴西去，第 三次在媒體掀起熱潮。國內外最重要的報刊對錢先生的辭世作了重點報道，散見到各種 報刊上的悼念、追憶和評論文字不可勝數。其中不乏有真正學術眼光和學理分析的，如 季進的《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劉玉凱著的《魯迅錢鍾書平行論》等；但從錢學研究
狀 況來看，還是談文藝的多，論學術的少；創作談的比較透徹，但把錢的文藝美學思想結 合創作實踐談的少。專門研討《談藝錄》、《管錐編》的成績就更少。《圍城》研究者 則重點探討它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就數量而言，跨越新世紀的幾年是「錢學」的第三個 「收獲期」，許多研究者急於搭乘「錢學熱」的「最後一班車」。部分的學術行為演化 成一種市場上的文化營銷行為。
在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文化圖景中，這一「熱」一「冷」耐人尋味。說「冷」道「 熱」之間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不同的思想話語之間的交鋒，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場對錢的解讀策略，值得我們反思。
前面已經提及，「錢鍾書熱」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激發的產物，80年代末「文 化熱」更進一步衍化成「國學熱」，同時還出現了「陳寅恪熱」、「新儒家熱」等等。 「後殖民話語」的「輞輞的危脅」，使研究「國學」、復興傳統文化成為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目標，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某種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漲，拜金主 義流行，社會新生的丑惡現象有悖於傳統道德，這都要求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 90年代錢借「《圍城》熱」之勢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誠如李澤 厚指出的那樣：「九十年代學術風尚特徵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80年 代思潮林立、主義風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織成時代無比激動的狂想曲。像錢鍾書這樣 「寂寞投閣」的學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突然間墜入低 谷，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急劇轉型，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 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抹平。這一切導致了90年代知識階層啟蒙精神的弱化。在這樣的 背景下，學問家受到了知識界的重新重視，錢才真正熱起來。學者以追求真理為己任， 以潛心研究為價值依託，錢鍾書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崇尚的學術人格。
這些都是「錢鍾書熱」在90年代凸顯出來的深層原因。而對於另一部分堅持「新批判 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把價值的天平更傾向於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現 實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會事務。這些具有超學術的功利興趣的知識分子，很難認同「國 學熱」的思想立場，認同錢氏學者「白首下書帷」的事業。所以他們以西方人文思想為 參照，向以錢鍾書構築的「人文神話」發出沖擊。針對「錢鍾書熱」中充斥著不少空洞 的贊美之聲和吹捧氣氛，批評者的某些預言發人深省：錢鍾書可能成為「錢鍾書熱」的 犧牲品。但是從「捧殺」到「棒殺」，學理性的討論常常被人身攻擊來代替，部分文章 則完全是商業包裝的策略，借「批」錢為招牌，嘩眾取寵，自我炒作。
總的來說，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對錢鍾書的說「冷」道「熱」正是在反思與重構文化 與學術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呈現了當代文化語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沖擊下的多向度分化。無論是「冷」是「熱」，還是忽「冷」忽「熱」，它實際上是一 種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時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與動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 和市場意識形態不同的解讀策略。
尾聲
盡管錢鍾書一再拒絕、反對被研究和采訪，執意隱藏在公眾視野的背後，可是文化的 選擇和歷史的選擇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一個純粹的 學者不期然地成為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中的熱點人物，構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圖中一個重要的座標。原本應該寂靜的「錢學」，也成為堪與「紅學」、「魯迅研究」相比肩的 「顯學」。在如火如荼的熱潮中，錢鍾書被完成了一個當代「文化昆侖」、「學術精英 」的書寫：經由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介入，演變成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文化符碼」和流行 時尚。並且被意識形態借用，成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話語」的精神資源。 在意識形態操縱、傳媒引導和商業化運作的合力作用下，錢鍾書的原型形象發生了很大 的改寫和誤讀。
20年的研究歷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錢鍾書漸行漸遠的身影中，我們可能才驚覺對他 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而熱潮正漸漸散盡，學術會慢慢歸於本位。對於錢鍾書，真 正的接受應該是穿越蔽障，摩挲經典，進入其話語空間，融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 感，這樣才能使一個真實的錢鍾書浮現在我們清明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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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意識形態電影批評的方法

「意識形態電影批評」方法是指去分析電影代表哪個社會階層的利益。

意識形態批評的出發點必須是完全承認它非常可能處於真理表象之下這一事實。即意識形態的功能，常常是碼宴檔某種謊言效果；它的每句話都可能是真實的，但它所構成的社會效果，卻成功地隱蔽了權力集團的真正的社會訴求與目的。

意識形態電影批評基本的理論要點

要點1

——當我們試圖用意識形態理論論點切入到影片文本的時候，我們不光要關注它說了些什麼，如何說的，同時要關注未曾說出的，但已然說出的，而且必須說出的。

典例：好萊塢的主流電影《阿甘正傳》

《阿甘正傳》遲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社會的歷史（60一80年代）。比較《阿甘正傳》的小說與電影時，會發現對意識形態的選擇性的講述有效的、有力的發生著影響。

要點2

——意識形態批評種切入的可能性在於關注任何一個影片文本和生產這部影片、觀看這部影片的年代的社會、政治、歷史之間的祥正密切關聯。

④ 用社會學知識分析電影《歸來》

《歸來》是一部極簡主義風格的電影，又是一部具有濃郁悲劇意味的作品。它以頗為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創傷性歷史，任何一個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會以自己的記憶來補充它的含蓄和簡約。當然，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說，也可能因其簡略而帶來接受方面的某些障礙，多數外國觀眾可能更是難以理解一個知識分子這樣的經歷和遭遇。這似乎更能說明，不應該讓這段歷史失語或被失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