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別角度分析還電影的特點

Ⅰ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並不是很完整，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Ⅱ 誰能舉一些電影的例子分析一下gender與image

gender是說性別還是性？就電影角度來說的話，性別是幾乎舉不出例子的，電影研究領域，性別和影像是兩個幾乎沒有任何聯系的層面，唯一可能有聯系的是女性主義電影，可那是一個極冷門的研究領域，作品、研究價值、研究成果都很有限。性與影像的話就有的長篇大論了，弄起來很簡單，分析超現實主義電影就行，典型的例子是路易斯·布努埃爾，或者蒂姆·波頓、大衛·林奇。這種分析三言兩語根本分析不不完的，布努埃爾是超現實主義電影的旗手，但分析xing與影像的話，布努埃爾還是有很多片子不適合的，畢竟夢境與現實也是超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推薦的片子有《一條安達魯狗》、《慾望的隱晦目的》、《白日美人》，或者大衛·林奇的《藍絲絨》、《穆赫蘭道》，分析的時候抓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與超現實主義兩個關鍵詞就行。如果要深入分析的話，就要拿出榮格的鏡面理論了，那簡直就是為電影分析設計的理論。

Ⅲ 傳統與現代的性別關系怎麼在電影里體現的

比如我們以前看過的我的父親和母親之間的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系，就比較矜持。然後現在呢，有的那個現代的性別關系像有些愛情片裡面的關系就比較現代化。

Ⅳ 女權電影的概念是什麼 女性電影和女權電影有什麼區別

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思想在電影理論及批評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里的女權主義。主要是指本世紀60年代末歐美興起的新女權主義。從廣義上說，女權主義是一種世界性的思潮運動，其早期斗爭主要局限在政治、經濟和職業三個方面的平等要求上面。1968年法國5月風暴以後，第四要求，即性別平等要求，成為主要的要求。由此劃分了歐美文學批評的兩個階段，即是女性美學階段和性別美學階段。前者對婦女著作採取一種「雙性同體美學」，實即單性/男性美學的觀點，否認女性文學的創造意識和獨創性。後者從對本文中婦女形象的分析發展到對本文中的性別表述的分析，從而進入到質疑語言主體和表述本質的後結構主義分析。到80年代末則主要集中於對性別差異的比較研究。1973年，美國學者勞拉•穆爾維提交維斯康辛大學法學系論文《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的論文被認為是女權主義電影理論的重要文獻。美國學者安德魯稱贊該文「把精神分析同電影風格學這兩個領域清晰有力地聯系起來」文中她對好萊塢影片中的男性主義美學的實質做出毫不留情的揭示。1981年，她在美國紐約參加一次電影與心理分析研討會時提交了一篇題為《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的反思》的論文。該文的出發點與敘事性電影批評的發展階段大體上是一致的：即對性別差異的關注。文中她除了繼續堅持原來的觀點以外又提出了另外兩條思考路線：女性觀看者的快感的性質問題以及位於敘事中心的女性角色對認同作用的影響問題。

女性主義電影
從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整整十多年間，美國影壇興起一股女性主義電影風，許多優秀的女演員也在這一段時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凡妮莎以及珍芳達合演的《茱莉亞》（描寫反納粹女傑的生平故事）、莎莉菲爾德的《心田深處》（描寫堅強的農村婦女的故事）、傑西卡蘭芝的《弗朗西斯》（描寫性格女星對抗好萊塢的悲劇故事）等。形成這一股風潮的原因主要是70年代開始盛行於美國的女性主義思潮以及女性解放運動，另一方面也多虧了這一批優秀的女演員，她們不願意再以充當銀幕花瓶為滿足，願意向復雜而有深度的女性角色挑戰，當然，也讓我們有幸領教到她們苦心經營的豐碩成果。這一股風潮到90年代便被許多肌肉男星的動作片以及計算機動畫的科技奇觀所取代，讓我們更對那一個時代的美好難以忘懷。
女性電影應該是什麼？很難定義，因為現在也還在發展中，如果用狹義的定義就是：女性觀點來詮釋有關女性的議題的電影。而廣義的定義：女性導演所拍攝，不一定是女性議題的電影，或是男導演拍攝，但是探討女性活動、女性題材的電影。一些導演擅長刻畫女性角色、女性情慾，這跟男性所表達情慾上的差別在：探討的是心靈而不只是動作; 情慾流動的描述而不是攝影機對女性身體的描繪; 身份上的尋找、認同，私密性的家醜、告解、誠實的表露，親人和好朋友或許會受到侵犯，所以還包含事前、事後的溝通。其它包還性別、同性、異裝的議題的作品。當然，女性主義電影還是以女性為其主角，描寫這一些女性在父權以及時代的傾軋下奮力求取生存尊嚴的故事，所描寫的女性角色並不是為了對舊時代的賢妻良母歌功頌德，藉以更加鞏固父權的教化；反之，它更多描寫的是一些桀傲不馴，甚至不見容於當時的「壞女人」，她們特立獨行的行徑除了勇氣可嘉之外，對於性別刻板的顛覆、以及性別壓迫的解放更是引人深思。

Ⅳ 為何說女性電影的特點就在於視角

因為女性電影反映的女性方面的問題，採用女性視覺才能更直觀，更貼切，更加直擊人心，感情處理也會更加細膩。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國家，女性從古代一直到現在都是處於弱勢群體，被父母忽略、被丈夫漠視、被社會歧視，沒人關心女性的精神需求和生存狀態。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中國，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直至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一個流派，自此出現了不少以女性為視角的電影和作品，將女性所面臨的的生活狀態和社會地位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

其實在影視中，女性的親情、友情、愛情方面從頭到尾都會貫穿在一起，而這幾方面也會跟著劇中的沖突和矛盾放在一起。女性題材電影以其獨特的女性視角，給觀眾呈現出與眾不同的故事，將女性的需求、精神、價值和自我意識呈現到大屏幕上。

Ⅵ 為什麼近幾年動作電影都是女性為主角

是為了中國電影的學者了為了批評中國電影存在的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情況。
動作電影以女性角色為主的目的一開始是為了中國電影的學者了為了批評中國電影存在的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情況。但是到現在這種情況依然存在。你看，姜文的電影里就是沒有女人的。
男女兩性除了在生理與心理上的區別外，還存在社會性別意義上的區別。社會性別理論認為，在後天的歷史和文化的影響下，兩性也產生了不同的文化。從女性的角度來說，這種性別文化包括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對性別差異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在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反映等等，它們最終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女性文化生態。

Ⅶ 俄羅斯電影主要特點是什麼 急需哦 要長點點的 作業啊

簡述俄羅斯類型電影的探索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調整。然而，在沒有做好預測的情況下，蓋達爾和丘拜斯等人的「休克療法」及私有化，不僅沒有創造出市場經濟，恰恰相反，私有化打消了提高效率的任何希望。人們期待的潘朵拉盒蓋打開了，然而釋放出來的卻是惡性的通貨膨脹。從1991年到1998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累計下降了49.4%，可以說是喪失了半壁江山。而1998年8月再度爆發的金融危機則使俄經濟幾乎跌到崩潰的邊緣。
在全國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中，俄羅斯生產滑坡，物價飛漲，國民生活水平下降，整個社會混亂無序，這給經濟市場化的實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到目前為止，真正自然的、正常的市場經濟在俄羅斯依然只是一個誘人的「期待」。而在這種期待中，俄羅斯的電影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從創作生產到發行放映幾乎全線崩潰。不過，熱愛藝術的俄羅斯人並沒有放棄他們的電影，在基礎設施落後、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在好萊塢高科技和純娛樂性緊緊吸引著人們眼球的壓力中，俄羅斯電影的探索之路一直在緩慢地鋪延著

1、「類好萊塢」電影:舶來品，找不到落腳點
俄羅斯取消對進口影片的限額規定後，大量質量參差不齊的外國影片，尤其是美國影片蜂擁而至。憑借著低廉的價格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快餐」，美國電影及時有效地佔領了俄羅斯的電影市場。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面前，俄本土電影的創作者們帶著不同的目的，紛紛對好萊塢電影進行借鑒或仿造。這其中，許多影片粗製濫造，少有藝術價值。但也有一部分影片凝聚著創作者的思想和個性，既能吸引觀眾，也不失藝術水準。
愛情是電影永恆的表現主題。俄羅斯電影創作者在「移植」好萊塢愛情片的模式時，雖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能吸引觀眾眼球點擊率的純娛樂性場面描述，但有些影片仍不失藝術品位，印帶著俄羅斯人特有的高雅。《雨痕》(維·納哈勃采夫-姆拉德希依導演1991)是一個現代版的希臘神話。影片讓年輕的女音樂工作者和歸國的中年音樂家在未解的謎團中相識、相愛，直到謎團解開。影片繼承了希臘神話的傳統，流露出一種人受不可知命運擺布的痛苦。1998年，老導演彼·托多羅夫斯基的《愛情三重唱》放棄了對時代的思考，把表現的觸角伸向了當時時髦的三角戀愛上。作者雖然調用了俄羅斯式的懸念、諷刺、幽默、抒情等各種手法，但思想內容和藝術水平卻遠遠不及作者以前的《戰地浪漫曲》，以致「不知為什麼，觀眾對影片沒有反應」。[1]影片《12月的音樂》(德霍維奇內依導演1996)同樣出於商業考慮，描寫了一個出國僑居的男子回國後同一對母女陷入三角感情的糾纏之中的故事。影片最後的悲劇結局似乎從一個側面透露出了俄羅斯人當前的陰郁情緒，但陳俗的愛情模式卻把本來就心情不好的觀眾給趕走了。
黑社會勢力是好萊塢電影常用的表現素材。在俄羅斯，影片審查制度解構後，一大批表現俄社會動盪的黑社會片開始興起。1992年，導演甫·普洛特金拍攝的影片《為了活下來》，講述了一個退伍軍人在擔任登山營主任期間同黑社會勢力斗爭的故事。影片既借鑒了好萊塢影片驚險緊張的打鬥場面，也繼承了俄羅斯電影細致地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優良傳統。雖然情節簡單，但影片表達手法多樣化，既有紀實主義創作原則的運用，也有兒童電影的特徵，發行情況比較好。1997年，阿列克賽·巴利班諾夫的《兄弟》同樣以復員軍人同黑社會的斗爭為背景。影片主人公達尼拉為了救哥哥同黑社會勢力展開生死之戰，最後達尼拉幹掉了黑社會分子，拿了他們的錢，分給他認為需要的人，然後便坐車離開了彼得堡。影片得到了觀眾的認可，但達尼拉由一個朴實無華的小夥子變為冷酷的殺手卻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議。
幫匪題材同表現黑社會勢力的影片緊緊結合在一起，但在俄羅斯，這一類效仿好萊塢模式的電影更多地把批判的觸角伸向了現實社會。1991年，瓦·契柯夫的《俄羅斯輪盤賭》把美國電影《邦尼和克萊德》的情節模式借鑒過來，真實准確地表現了俄現實社會動盪、混亂的情狀。影片中許多格鬥、槍戰的場面驚心動魄，極近好萊塢商業電影的風格。難怪有些俄羅斯影評人稱它為「當代俄羅斯的邦尼和克萊德」。1998年，瓦·托多羅夫斯基的《聾人之國》通過兩個女孩的前途命運再次觸及到了俄羅斯當時的社會現實。影片故事情節簡單，但情節設置上運用了現代電影的諸多元素:愛情、友誼、金錢等等。敘事方式上，黑社會、毒品、脫衣舞等調料的加入，則進一步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盡管影片存在一定程度逃避現實的嫌疑，但卻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第二浪潮」電影創作者的風格和趨向。2000年，新成立不久的「煉金術電影公司」推出豪華電影《黑幕》。該片在普通的偵探、幫匪情節中加入了隕石墜落、日蝕等宇宙的天災的自然現象，以適應美國大片培養起來的新的消費群體，不過影片在藝術上沒有突破。
1998年，阿斯特拉罕導演了影片《死亡合同》，該片可以劃歸到恐怖片的范疇中去。創作者想以一個移植人體器官的秘密場所的殺人行徑來製造恐怖氣氛，但影片因為過於暴露的商業目的和迎合傾向沒有得到觀眾的認可。1999年，瓦西里·皮楚拉導演的最新影片《綴滿鑽石的天空》比較受歡迎，但整體上處理的略顯粗陋平庸。2000年，亞歷山大·澤利多維奇對昆延·塔倫蒂諾的效仿之作《莫斯科》做得比較好，但同真正的美國商業片相比，差距還是比較明顯。
總體看來，俄羅斯的「類好萊塢」電影在樣式上「面面俱到」，而且有一部分在揭示社會問題方面也有一定的深度，但在吸引觀眾方面，卻不盡人意。除了還沒有掌握樣式電影的特點和規律之外，或許根本問題在於，好萊塢模式化的電影在俄羅斯的傳統中根本找不到落腳點。所以，好萊塢模式要確立自己在俄羅斯的牢固地位，還需要真正的時間。

2、喜劇片:本土品，讓人笑不起來
據調查，目前在俄羅斯影院放映的影片中，最受歡迎的是喜劇片，這或許契合了俄羅斯人生性善良和狂放的特點，也或許是因為沉重的現實生活使人們對喜劇樣式有所鍾愛。但是，現今的俄羅斯喜劇電影中卻少有純粹的喜劇片，導演們每當涉足喜劇時，總會流露出一種陰暗的底色或是含淚的笑。
1991年，艾利達爾·梁贊諾夫自編自導的《天堂》以隱喻的手法表現了一群被時代遺忘的藝術家和不幸的老人們的艱難生活。影片最後，在外星人的幫助下，這群人乘坐一輛奇特的火車飛上了天。影片獲得1992年最佳故事片「尼卡」獎。但導演失去了他一貫的幽默感，影片中醜陋荒誕的環境和精神似不正常的人讓觀眾產生厭惡感。1996年，梁贊諾夫的《你好，傻瓜》登上了當年排行榜的首位，但是影片中加入的大量笑料卻給人一種沒有生活根基的感覺。看來，有才華的梁贊諾夫面對凋敝的生活，也全然沒有了笑的慾望。
1995年，亞歷山大·羅果日金的《民族狩獵的特別之處》很是吸引觀眾，電影票房以及錄相帶發行的收入都達到了與西方大片不相上下的水平。影片把俄羅斯的傳統愛好:喝酒與狩獵融為一體，通過狩獵過程中的各種奇遇製造出大量笑料。然而，洋溢著輕松歡笑聲的《特別之處》同樣不是純粹的喜劇，影片透著尖銳的諷刺意味對民族生活中的「酒文化」進行戲謔。1998年，羅果日金的《民族垂釣的特別之處》則把意猶未盡的伊沃爾金將軍一幹人帶上了更加熱鬧的垂釣之旅。影片大膽杜撰了一些離奇的情節，讓伏特加酒的味道蔓延到了軍事演習中的軍艦上和非法侵入鄰國水域的潛艇中，搞笑目的十分明顯，影片向純喜劇的方向進了一大步。
1994年，俄羅斯第二浪潮的中堅人物謝爾蓋·里夫涅夫推出影片《鐮刀與錘子》。該片講述了通過改變性別將一個普通人變成時代需要的典型人的荒誕故事。影片是對斯大林時期文化與政治的滑稽調侃，充滿了尖刻與機智，但卻極端陰郁。1993年，富有幽默感和喜劇才華的尤里·馬明用《通向巴黎的窗口》表現了俄羅斯人在出國大潮中的心態。作者以謹慎的態度探索了一種能夠表現俄羅斯人對國外生活復雜心態的藝術結構:通過在牆上開個窗戶，讓夢想去巴黎的人開開眼界，再回到現實中的俄羅斯來。該片獲得當年「震盪」電影節導演獎。不過，牽強附會的情境和並不可笑的打鬧卻使影片質量大大受損。1995年至1996年奧塔爾·約謝利阿尼推出系列片《匪徒列傳》。其中《匪徒列傳，第七章》是一部結構很好、充滿憤怒和嘲諷的電影。影片敘述自中世紀以來到蘇維埃政權時代直到今日這個槍械泛濫、黑幫橫行的污濁社會中人類的愚蠢和暴力。影片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東西，但這種笑是板著面孔咬牙切齒的笑。
此外，一些本來很好的喜劇或情節劇由於過分沉溺於鬧劇手法而遭到損害。比如巴德爾·隆金敘述一個礦工小鎮里好人與壞人「斗爭」的《婚禮》(2000)，弗拉基米爾·緬紹夫描寫1983年莫斯科的《眾神的妒忌》(2000)以及弗拉基米爾·福金講述一座房子里住過幾代人的《富人之家》等等。
在當前的俄羅斯，喜劇電影的創作還沒有真正步入到純喜劇樣式的軌道上來，許多影片無論是揭露過去蘇聯時期的風習或是譏諷當前的社會現實，創作者不是要我們發笑，而是使我們感到一種刺痛。而且當前俄國人對荒誕美學的熱衷太過痴迷，以致使本土的喜劇越來越趨向概念化。可能是現實太沉重了，電影工作者高興不起來，廣大的人民也同樣不能純粹地「喜劇」一回。目前，俄羅斯喜劇樣式的電影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遠遠沒有形成規模。

3、「新俄羅斯人」電影:新生兒，長大還需時間
「新俄羅斯人」電影是在俄羅斯新貴現象產生之後應運而生的。所謂「新貴」，就是那些在蘇聯解體後利用種種渠道迅速發家、過上優裕奢華生活的商人，他們多居住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新俄羅斯人」影片以他們為主要表現對象，通過他們生活的場景及其經歷折射出當今俄羅斯社會的現實狀況。
1995年，阿勃德拉什托夫和明達澤導演的《一個乘客的劇本》，比較類似於「新貴電影」。該片虛構了兩個社會形象:法官和被審判者。年輕人在蘇解體前被牽連入獄，蘇解體後，他出獄並躋身於新貴之列，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火車上看到了曾經審判過他的法官(現在成為列車員)。於是他便開始了有計劃的報復行動 然而最後，死去的卻是年輕人。影片主要表現了一種報復心理。雖然該片在柏林電影節上獲銀熊獎，但在國內卻反映平平，可能是作者的虛構太過於一廂情願，人們根本不願意相信。
1996年，阿斯特拉罕的《一切都會好的》給人們編織了一個似乎更不大可能的童話:一個發了財的俄羅斯新貴回到故鄉要建設一座娛樂中心；他的兒子獲諾貝爾獎並回國，還愛上了一個將要結婚的姑娘；而其他的幾對年老、年輕的戀人也最終走到了一起。影片是應時之作，因為過分地迎合「新貴」老闆的心思，過分地美化他們的形象，而使影片的藝術質量大打折扣。雖然影片比較好看，但卻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
1998年，影片《莫斯科》沒有迎合「新貴」心理，而是毫不留情地把批判的鋒芒對准了他們。在影片中，「可愛的」新貴們無聊空虛的形象被淋漓盡致地展露出來。2002年，影片《有一次在俄羅斯》可以劃歸到「新貴」影片中去。該片意在描寫俄羅斯經濟寡頭別列佐夫斯基。
美國神話找到了西部片這一類型來表現自己200年的歷史，銀幕上出現了誠實的行政長官與狂暴的匪徒鬥法。而俄羅斯的電影創作者們在探索中也試圖打造自己的類型品牌——俄羅斯新貴電影。美國的西部神話通過善與惡的沖突，迸發出了民族文明和社會規范的火花，無論在藝術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成為美國電影的標識。而俄羅斯新貴影片卻全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走的路。他們在打造本土品牌的時候，不自覺地走了兩個極端:要麼把「新貴」們美化得一塌糊塗；要麼把他們醜化得面目全非。這些影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當今俄羅斯社會的現實情狀，但卻由於缺乏客觀的描寫、冷靜的思索以及足夠的耐心，整體質量不高，「生長」還需呵護。

4、等待「後蘇聯」類型電影神話
在俄羅斯，除了30年代的喜劇電影以及60年代蓋達爾的影片之外，基本上沒有類型電影的傳統。因此，「以那種魅力四射的壞蛋為主人公的類型電影及恐怖電影在我們的電影中沒有根基。近年來有人企圖嘗試這些類型，但多以失敗告終。」[2]俄羅斯老導演彼·托多羅夫斯基似乎不太贊成民族電影走類型化的路子。然而年輕一代的導演們卻有不同的看法。Н·列別捷夫(1991年推出處女作《蛇泉》)說，「在今天的情勢下，類型電影的製作應該從零開始」。[3]對此，教師А·米塔似乎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最近幾年俄羅斯觀眾變化很大。十年前只有專家才能看到的影片現在每天都在電視上放映。 從接受信息的水平看，我們的觀眾已接近歐洲觀眾。 年輕人喜歡美國電影，他們偏愛不具俄羅斯特色的槍戰片、恐怖片。興趣愛好的改變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因此，「俄羅斯電影必須先達到世界電影的質量和水平，掌握嚴格區分電影的類型原則，然後才能考慮其特殊道路。」[4]
目前，俄羅斯電影「國家定貨」的時代已經消亡，「蘇聯電影」以及它的「貢獻」也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新的局面是一份四分五裂的遺產和復雜無序的生存環境。在這種「痛並快樂著」的態狀中，俄羅斯電影能否走上類型電影的發展道路，能否重新演繹前蘇聯電影的神話，我們不做預測，只有等待。

Ⅷ 中國女性電影，怎麼擺脫性別歧視

首先電影圈裡面得先樹立正確的輿論方向，以及正是在這個行業中所存在的性別問題。因為如今中國的電影業里正是缺乏從女性角度來創造的優秀作品，即便是有這種作品，也因為不符合市場的需要而得不到投資的機會。因為這種觸及到社會問題的電影是很少的，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同樣都是如此。

其實在中國電影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作者只在乎劇情上的沖突，導致角色是扁平的，應該要豐富人物自身的形象才能夠讓故事生動起來。並且很多的影片中還存在醜化中老年女性，會將一些勞動婦女的價值貶低甚至妖魔化。更加推崇青春貌美的女性形象，這些都是如今需要進行變革的思想觀念，這才是擺脫女性歧視的一個重要步驟。

Ⅸ 什麼是性別刻板印象常見的男性/女性刻板印象有哪些請再以一部電影為例，分析影片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刻板印象
跟據社會學辭典的解釋,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指「對社會群體不準確和簡單化的見解,致使旁人依此對其有固定的看待.」(Jary & Jary,1998,P. 673).按照這個定義,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則可以理解為對男性和女性的一些獨有看法,而這些看法卻可能是錯誤而過於簡單化的.
在這里我先解釋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分別,以免在往後的討論產生混淆.性是指生理上的分別,一般可由性器官與基因去決定你是屬男屬女.而性別則是由文化建構出來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說成是兩種角色,各自有一些特質和受到社會不同的期望.
套用性和性別這個概念,性別刻板印象就可以被視為把性和性別掛勾.作為男人(man),就需要具備男性化特質(masculinity),例如獨立,理性,主動,有自信等.作為女人(woman),則需要擁有依賴,感性,被動,柔弱這些女性特質(femininity) (Basow,1992).
性別刻板印象的成因
性別刻板印象的成因一直都受到爭議.最主要的辯論可以分為自然因素和環境因素兩派(nature vs. nurture).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分別是先天形成的,而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onist)則認為兩性間的差別是透過社會及文化建構出來的.現在我會分別從上述兩個角度探討形成性別刻板印象的成因.
自然因素
Sex及Gender並未有統一的中文釋法.例如,社會學辭典中釋本把gender釋作「性相」,以避免與一般人把sex解作「性別」產生混淆.國內有性書本則本sex釋作「性別」,gender釋作「社會性別」.個人認為把gender釋作「性相」並不合宜,而釋作「社會性別」則略嫌累贅.因此,在本篇文章我會把釋法統一,sex會被釋作「性」,而gender會被釋作「性別」. 答者： 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