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符號電影的文化分析

1. 知識干貨：電影第二符號學

電影第二符號學：（區別於電影的第一符號學）

1、它的產生意味著電影理論從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轉變。結構主義將電影的本文看作是一個相對自主的系統，不依賴於外界客體世界而存在。後結構主義從某種意義上重新將其看作是一個相對開放的領域。將整個世界和社會看作是一個語言的泛本文系統。從而實現了 語言本文的系統自足系統-世界泛本文系統的溝通。

把電影的敘事語言看成是世界與社會的符號的編碼的結果。

2、它是電影符號學在70年代後的一個直接的發展。

3、電影第二符號學的理論實質：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雙重模式。

從弗洛伊德到拉康

——精神分析學基本模式和結構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無意識理論：弗洛伊德恢復了周圍人的意識本身存在的東西。把人的意識看成是二層的結構。理性的意識和深層的無意識。意識部分遵從現實原則；無意識部分遵循快樂原則。在此基礎上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理論：本我（相當於深層無意識，人的本能存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自我（文明社會中建立起來，控制和壓抑不符合現實原則的本能沖動。不過終極目標是滿足或者維護本我。）、超我（相對理想化的自我，站在人的特殊角度而言。體現偉宗教的、藝術的、道德的這一類理想化的自我，弗洛伊德認為這是人類獨有的一個層次。有時候表現對本我的維護，可以有時候也會表現出對本我的損害。）。

弗洛伊德釋夢的理論：現實中受到壓抑的本我需要表述出來，在水睡眠當中遵循現實原則的自我處於休眠的狀態。夢！出於一種無意識的運動。它的工作方法是：移植、凝縮、裝飾、具象化、潛在慾望的圖像實現。還包括：想像、幻想、幻覺、白日夢。

拉康：將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結合。

拉康把無意識語言化：拉康認為無意識是語言賦予慾望以結構的結果。夢，是無意識的符號。會根據一定的語法規則來組合成一定的句子、本文，也就是編碼成句子、本文。語法規則（結構法則）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夢的基本工作方式。這些法則和一般語言形成意義的法則是一樣的。

拉康提出鏡像階段的理論：他認為一個人出生的時候是沒有主體的，六到十八個月大的時候處於一個鏡像階段。這個時候嬰兒已經能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並且認識自己，同時會對自己進行一個認同，從而產生「我」的意念。這樣一個人的主體得以建立。這樣一個過程被稱之為一次同化的過程。這個理論對於電影的意義：最重要關鍵詞：看！看的是——影像，一個在反射平面上呈現的一個影像。於是：1、對人的視覺經驗的強調。將主體確立引向觀看（影像）的視覺層面。2、對「影像」的確定。反射呈現，卻極其相似於真實，兼具可認識的、主觀的、幻覺的。

                                                                                                                            文章來源於網路和貓哥團隊整理

2. 電影構成的基本要素是什麼

C—I—C—A—D：電影元素的構成體系

來源：銀海 作者：不詳
http://www.ssav.cn/write/wri_pagess/wri_pages01_22/wri_page01_2201.asp

Ⅰ . 參照系：戲劇表達、敘事學與結構樣式。

研究電影劇作的構成元素，似乎是一個可笑的話題。因為於純藝術片而言，且不論伯格曼、費里尼等根本不用電影劇本，風格化的本文本身也決少劇作意義上的共性的構成元素；而於常規電影而言，劇作的構成元素又成為一個已然蓋棺論定的理論體系，不外乎電影劇作的特殊表現手法、劇作的題材、主題、人物、情節、結構、對白等，更何況即便有新的發掘，這也完全是一本論著的選題范圍，豈是區區萬言的論文所能涵蓋？這種疑惑也正是筆者需要首先建構以下關於「戲劇表達」、「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電影劇作結構樣式」三個參照系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對象無庸置疑乃是商業電影的劇作，因為正如上文所言，企圖通過分解出純藝術片的劇作元素的共性學習其創作方法，姑且不論是否能夠分解，即便有，於創作也沒有多少意義可言。然而既然研究商業電影劇作的構成元素，首先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便是，商業電影到底是什麼。因為在實踐性的理論話語里，如果仍然使用諸如「物質現實的復原」等抽象的理論命題作為前提，恐怕是難以搪塞的。這便引出了本文的第一個參照系，——戲劇表達。這個參照系的引出來源於英國著名戲劇理論家和導演馬丁·艾思林（Martin Esslin）的一本名為《戲劇剖析》（An anatomy of Drama）的書，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觀點：

「……戲劇（舞台劇）在20世紀後半葉僅僅是戲劇表達的一種形式，而且是比較次要的一種形式；而電影、電視劇和廣播劇等這類機械錄制的戲劇，不論在技術方面可能有多麼不同，但基本上仍然是戲劇，遵守的原則也就是戲劇的全部表達技巧所由感受和領悟的心理學的基本原則。……」

在論述筆者所需要的第一個參照系之前，不妨先理解一下馬丁·艾思林的「戲劇表達」的表述，因為這種表述至少是目前國內比較少見的關於電影與戲劇的本質共性的一種提法。關於戲劇的本源，有模仿說、游戲說、意志表現說等，但從根本上講，人類發明戲劇（Drama）這種東西，無非是為了創造出一個特定的、藝術的、可聽可視可感知的表演，對自身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環境進行一次直覺的形象的再體驗，從而娛樂自己、欣賞自己、認識自己、批判自己、升華自己。這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種有益於身心的游戲。而電影仍然是對人生進行「戲劇表達」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這種戲劇表達乃是商業戲劇、商業電影、商業電視劇共同的本質屬性。這樣，我們需要關注的就變成了馬丁·艾思林所說的「戲劇的全部表達技巧」，這也正是筆者所說的關於「戲劇表達」的第一個參照系：既然商業電影可以被看成一種對人生的有意味的表達、甚至一種游戲，那麼，「全部的表達技巧」、也就是游戲規則到底應該怎樣表述呢？如果說對應著電影導演創作，電影擁有視聽語言這樣比較嚴格的語言體系，那麼對應著電影劇作，其構成元素及其互動就成為實踐理論中非常薄弱的環節。而本文的落腳石便也正是選擇了 「全部表達技巧」中對應著劇作元素的部分。之所以使用該參照系，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本文主體部分的元素分析中，有諸多元素的名稱來源於古典戲劇理論。使用這個參照系作為理論前提，正是為了說明本文並非使用了戲劇學的方法論研究電影劇作，而是因為兩者在「戲劇表達」的統一觀念中擁有一些類似的表達技巧和劇作元素。其實，將這樣的理論研究反過來，亦即使用分析外部動作式電影劇作的結構分析方法分析戲劇中的傳統劇作（比如《玩偶之家》等），也同樣是成立的。

本文的第二個參照系是結構主義敘事學。這個參照系的引出源於對所謂「戲劇表達」的「全部表達技巧」的分解以及諸多形式主義文藝流派的啟示。首先，如果以結構主義符號學為方法論，將電影看作一種符號系統，則無論研究敘事亦或造型的「全部表達技巧」，都需要分清究竟是僅研究能指、僅研究所指或是兩者兼備。在這個問題上，20世紀以來諸多形式主義流派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啟示。無論俄羅斯的的形式主義、捷克與法國的結構主義，還是英美的「新批評」，都強調語言、形式本身的美學結構研究，盡管有失偏頗，但其重視能指自身審美意義的觀點卻是值得借鑒的。對應著電影劇作研究，有傳統電影敘事學和當代電影敘事學、也就是結構主義敘事學之分。前者仍然依附於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為核心的傳統敘事理論，缺乏當代品格和深層邏輯。這也正是筆者試圖重新建構關於電影劇作的構成元素體系的根本原因。雖然本文並不是完全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為方法論研究劇作元素，但結構主義敘事學卻構成了本文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在這個參照系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研究電影劇作的構成元素，怎樣處理能指和所指的關系。結構主義電影敘事學是第一符號學的一種固執的發展，沒有解決表意問題，僅關注能指的組織結構，而把所指完全排除在外。它的方法論基礎就是能指和所指的截然對立。任何敘事語段在實際表現中，都具有言語（Parole）性質，它們屬於「這部」影片。然而盡管它帶有一種個別特性，但在它背後卻存在著該社會文化中比較共同的語法規則，因為它是一種語言（Langue）。我們要研究通過電影敘事言語的分析進而發現它深層次的敘事語言結構，從而研究這種語言結構是如何形成並決定電影的敘事語言的。盡管對於結構主義電影敘事學的批判提到了其缺乏對陳述者、也就是社會語境的重視，沒有把陳述的過程當作一個話語的本文來看待（更准確的說，是簡單的將陳述者等同於導演），但因為本文需要研究的僅僅是劇作本體意義上的結構元素而非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含義，因此，使用結構主義敘事學作為第二個參照系意味著本文在研究劇作的構成元素時將重點研究能指層面。當然，由於作為符號三要素之一的能所連接的存在，研究能指層面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涉及相應的所指層面，這種研究方法也正是對結構主義電影敘事學的批判性繼承。

由於以上研究前提的確立，本文將略去結構主義敘事學研究中對於電影作者、電影敘述者的聲音以及敘述者與接受者關系這些本體以外的研究內容，而著重研究敘述內容和敘述話語。傳統的諸如情節、人物等元素在這里應該有新的定位和新的涵義層次。

這樣，在完成了前兩個參照系的建構之後，本文已經明確了研究對象乃是電影劇作全部表達技巧當中的能指層次，通過詳盡的元素分析確定劇作構成元素的體系。第三個參照系——關於電影劇作結構樣式——的提出則顯然是為了解決如何研究、如何分析的問題。因為即便是限定了商業電影作為研究范疇，但諸多文本之間依然在外部形態上相差甚遠，分析各個元素的共性的劇作意義不免以偏蓋全之嫌。所以，通過在外部劇作形態上的分類，建構以劇作形態為緯、以劇作元素為經的劇作體系才是完備的理論話語。而對於電影劇作形態的劃分，無疑需要涉及到電影劇作的結構樣式。當下關於電影劇作結構樣式的提法諸如戲劇式結構、線性散文結構、塊狀散文結構、心理結構等雖然在名稱上依附於文學，但顯然已經擁有了相當大程度上的合理性，並能為電影劇作形態的劃分提供參考。比如戲劇式結構的劇作形態一般都是外部動作式的，而線性散文結構和塊狀散文結構則往往對應著人物關系式和人物經歷式的劇作形態，至於心理電影，一般呈現為時空交錯的外部形態。但電影劇作的結構樣式只是一個參照系，對於劇作形態的劃分應該更有利於後文對於劇作元素的歸納，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依附。筆者將電影劇作的外部形態從總體上分為單元式和多元式兩大類。單元式的劇作形態是基本的，又可以分為外部動作式和人物關系式；而多元式的劇作形態雖然復雜，但細細分解，往往都是由單元式的劇作形態經過並行的或線性的連接組合而成的。比如人物經歷式劇作形態就往往是一系列人物關系或外部動作的線性連接；而盡管時空交錯表現人物心理的電影在外部形態上顯得散亂和無規律可循，但實際上每個時空段落本身依然是單元式的，只不過是通過順時序的、或倒時序的、或意識流的線索穿插起來而已；其他諸如史詩電影、散點透視式電影以及其它各種結構形態雜糅的電影，只要細致分析，在形態上都是由這兩種基本的單元式形態構成的。

作為單元式劇作形態之一的外部動作式劇作形態對應的劇作結構往往是戲劇式的，即強調外部動作性，一般由二元對立項構成沖突，經過一系列動作體系以及不斷變化的失衡—平衡的情節轉變、隨著外部危機的加劇，最終到達高潮，並在這里完成消元。其劇作結構十分規整，對應的片種往往是警匪片、法律片、西部片、愛情片等。而人物關系式劇作形態則往往沒有二元對立項、甚至沒有沖突，只有人物性格的差異或抵觸，在情節安排上也不是由動作體系構成，而是通過有效場景的累積達到性格或關系的質變，高潮則往往水到渠成而來，在情感的高潮中感染觀眾。這種劇作形態主要表述人物關系，因此劇作中的人物關系往往復雜多變，並構成電影的主要內容。相應的，對應的片種往往是愛情片、市井生活片等。有些在內容上主要表現人物關系的劇作，因為三角或多角的人物關系構成了二元對立沖突、並且能夠形成動作和反動作的交替進展，也是外部動作式的，比如《雷雨》、《泰坦尼克號》等。

在完成關於劇作形態的劃分之後，分解出電影劇作中具有共性意義的構成元素便成為本文的課題。在筆者將要建構的理論話語中，所有的劇作元素將在一種互動的體系中存在，而不是像傳統敘事學中的那樣各自為戰。兩種基本的劇作形態——外部動作式和人物關系式——也將擁有相同的劇作元素體系，這便是筆者簡稱的C—I—C—A—D體系，——文化(culture)、思想(idea)、性格(character)、動作(action)和細節(detail)。

Ⅱ . C—I—C—A—D：電影劇作元素的構成體系

「文化(culture)—思想(idea)—性格(character)—動作(action)—細節(detail)」的劇作體系雖屬個人話語，但對於分析電影劇作構成元素卻有著相當的便利性。筆者將要著重分析的，是五個層面的互動關系以及性格、動作兩個層面的具體元素構成。但筆者首先要介入的，卻是五個層面中唯一本體以外的層面——文化(culture)層面。

所謂文化層面，實際上是指以當代電影理論作為方法論從電影劇作中讀解出的深層次文化涵義，諸如精神分析、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筆者之所以將這個本體以外的層面納入劇作體系，是因為盡管大多數電影作者們未必能有意識的運用這些文化理論於創作，但至少應該能以特有的微妙的感悟力和發達的藝術直覺抓住當今國際藝術和理論思潮發展的主流、進而將影片本文納入當代理論的寓言式劇作框架中，而這種創作狀態下出現的作品則往往能夠成為當代電影理論的讀解範本。具體分析，在這個「文化」層面中，與劇作直接相關的應該是結構主義敘事學、女權主義電影批評和第三世界電影批評，因為對於這幾種理論的關照將會影響到劇作情節和人物的定位；而其他諸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等，更多的是一種研究文本之後的社會文化含義的理論，因此筆者不將其納入「文化」這一層面進行研究。

結構主義敘事學、女權主義電影批評和第三世界電影批評這三種理論對於電影劇作的文化層面的影響乃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並非本文的論述重點。然而這里不妨以女性性別角色為例，看看當代電影理論於劇作的構成元素方面究竟有怎樣的作用。結構主義敘事學中的格雷馬斯動素模型理論和女權主義中的性別與話語權利的關系的理論是影響故事片甚至動畫片中女性角色定位以及人物譜系的最重要的理論。以好萊塢動畫片製作的兩大潮流——迪士尼和夢工廠的作品為例，作為經典好萊塢繼承者的迪士尼的動畫大片中，女性始終處於格雷馬斯動素模型中客體的位置，作為慾望對象的女性的善與惡對應著經典好萊塢的「天使」與「妖女」，即便在《大力神》這樣的迪士尼試圖突破傳統的登峰造極之作中，依然嚴格的保持這樣的人物譜系，缺乏當代品格。相反，在試圖與傳統好萊塢、尤其是傳統迪士尼針鋒相對的夢工廠的作品，比如《埃及王子》中，女性不再處於客體位置，也不再是男性的英雄儀式完成後的獎品，而往往處於一種可有可無的角色定位，游離於主線之外，比如《埃及王子》中的撒普拉，——即便完全刪去撒普拉這個角色，也不影響主線的進展。有趣的是，夢工廠的角色觀念的轉變也正是斯皮爾伯格的轉變，而他早年的一部《奪寶奇兵》正是格雷馬斯動素模型理論的範本性讀解對象，其女性的標準的客體位置（正是從那裡開始，女性與寶物實現了同構）成為諸多影評的攻擊目標。這個意味深長的變化似乎便可以成為本文將「文化」層面納入劇作體系的合理性的注腳，——當代電影理論並不是像某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完全脫離實踐理論的范疇而成為 一種純文化理論，相反，無論像本文上面所描述的那樣在潛意識領域，或是乾脆在意識領域中，對作者的創作都將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客觀存在也正是筆者需要將文化層納入分析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一個簡單的格雷馬斯矩陣似乎還顯得過於單薄，那麼女權主義的觀念對於角色的滲透則更加深刻和普遍。女權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批評話語，其性別角色的劃分也是社會性的而非生理性的。也就是說，電影劇作中的女角色往往充當著男人，而男角色往往對應著女人。其劃分標志當然是話語權的歸屬。在《致命的誘惑》這樣的女性中心意識的影片本文中，正是女性擁有絕對的視點權利（視聽語言中的窺視者/正打鏡頭的一方），主動的、一步步的誘惑著男性，完成著性別秩序的倒置。而筆者最感興趣的乃是另一部有著同樣精彩的性別游戲規則的《新龍門客棧》。在那裡通過復雜而有意味的性別的倒錯與認正，實踐著對女性角色以及武俠電影的反思。在全片四天（六個半天）的故事時間內，一男二女的角色不斷更替著真實的性別定位，如下圖所示。

周淮安（男角色）莫言（女角色）金香玉（女角色）

第一夜 無 男性 女性
第二日 男性 女性 女性
第二夜 男性 女性 女性
第三日 女性 男性 女性
第三夜 女性 男性 女性
第四日 男性 女性 女性

影片在裂解和顛覆傳統武俠格局（選擇了英雄逃難作為敘述對象、全部的最高任務就在於如何逃跑）以及一男二女的人物譜系的同時，強調的正是一種話語權利的重要；話語權對應在片中體現為出關的密道，掌握了密道也就掌握了男性所需要的關鍵，也就擁有了話語權利，也因此控制了男性，掌握了主動；這也正是本文劇作中實現性別倒錯與認正的深層涵義。而選擇《新龍門客棧》作為本文的例證，也更進一步說明了當代電影理論對創作的影響，不僅僅是上文所說的情節與人物等，甚至從一開始的題材階段（比如這里的選擇英雄逃跑的題材）就開始了。分析電影劇作的構成元素，文化層面並非本體研究，但卻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層面。

在簡略分析了文化層面之後，本文將通過不斷逐層分解，研究思想、性格、動作和細節層面的具體劇作元素及其互動關系。筆者之所以在劇作體系中將傳統的諸如情節、人物、結構等概念完全拋棄，乃是因為筆者認為這些概念的模糊表述以及缺乏深層邏輯聯系的天然缺陷正是阻礙眾多劇作元素之間建立嚴密的邏輯聯系進而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劇作體系的原因。首先，情節是傳統敘事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我們認同的關於情節的定義多年來一直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表述，也就是高爾基的所謂「情節是人物之間的聯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關系，——即某種性格、典型的成長和構成的歷史。」更有甚者，有些文藝理論論著將這個定義簡化成「情節是性格發展的歷史」。類似這樣的定義，在純理論表述上似乎還有立足之地，但於實踐創作中卻漏洞百出。一旦涉及如何安排情節並促使性格發展的問題，還原高爾基原有的完整的定義就成為了必然。因為在高爾基那裡，正是人物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情節的主要內容，通過人物關系及其變化構築情節並使性格發展。但這樣一來，通過人物關系和人物性格來定義情節，又進入了一個循環定義的怪圈。既然情節是性格和人物關系的發展史，那麼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又是如何發展的呢？答案是在情節中隨情節的發展而發展。這樣通過性格定義情節、再通過情節確認性格和人物關系的發展，於創作便只能是越來越混淆了；只有通過情節本身（而不是性格或其他別的元素）定義情節才應該是更有價值的。《文藝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便似乎吸取了這種教訓，將情節定義為「按照因果邏輯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這顯然是受到英國作家福斯特那個著名的關於區分「故事」和「情節」的比較的影響。在《小說面面觀》中福斯特說，「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死去，這便是故事；而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因傷心而死，這則是情節。」這樣，這種新的關於情節的定義便汲取了一些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合理內核，從情節本身的結構構成來定義，似乎也解決了問題症結。但如果仔細解讀這個定義，我們會發現這里的問題更嚴重。因為既然情節是「按照因果邏輯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那麼事件便成為基本的敘述單元，這也完全符合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觀點。但這樣一來，情節便失去了方向性；因為事件本身不是一個矢量，沒有方向性，情節如果依託於事件，當然也就沒有了進展。如果這樣的論述顯得抽象，我們不妨舉一些例子來看。「大鬧天宮」、「黛玉葬花」都是事件，而如果將事件按因果邏輯組織起來，則應該是類似林沖「誤入白虎堂」、「大鬧野豬林」、「風雪山神廟」等，這也的確構成了情節。這樣的文學例證不免讓我們想起了對應著中國電影史上的最相似文本形態——謝晉電影。比如《天雲山傳奇》里的「竹林初遇」、「古寨墓碑」、「白馬定情」、「板車之歌」等等，其實這裡面已經包含了筆者所要說明的問題的症結。諸如羅群、周瑜貞這樣的人物的性格實質上是圍繞著一個共同的圓心不斷擴大，是定型化的，沒有明顯的線性進展，而所有這些事件也都沒有方向性，只是平面化的累積，更直接的說，這些人物的性格是靜止的。而這些事件是按照邏輯順序組織起來的，那麼，這究竟有沒有情節呢？事實上，《天雲山傳奇》的情節的成立正是由於宋薇的性格的前後轉變而成立的，這依然依附於傳統的情節的定義。以事件為基本單位定義情節、也就是從情節本身出發下定義，卻沒有吸取傳統情節定義中的合理內核，也就失去了檢驗情節是否運動的標准，其根本原因正如前文所說的，事件不是一個矢量，而傳統情節定義中的性格是一個矢量，有方向性，至少可以用來作為情節運動的參照。於是這兩個觀念、思路完全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定義就處在了自相矛盾的位置上，一個典型的例證便是：《封神演義》中除了「哪吒鬧海」一個段落外，其他的部分是否可以算成真正意義上的「情節」？因為在那些部分里，人物和事件都是概念化、模式化的，但是卻有邏輯性，表層的敘事邏輯就是「討伐紂王」，並因此組織了一系列的打鬥場面。這樣的兩難可能會使一些學者做出這樣的改變，——將情節做一個多層次的界定，將兩個定義綜合，既顧及本身結構中的事件層面，也納入傳統的性格參照。其結果在理論表述上似乎更完滿了，但於創作更加含混，因為定義本身的兩個層面就缺乏邏輯的統一，如何運用於指導創作？這種傳統敘事學元素的雙重身份（實際上就是雙重定義）同樣出現在人物這一更關鍵的元素上。

人物在傳統敘事學中起著雙重的作用——行動元和角色。對於這個問題的存在，直到格雷馬斯的《行動元、角色和形象》一文才真正明朗。敘事性作品中人物對故事來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作為一個發出動作的單位對整個事件的進展過程產生推力。這就是人物的「行動元」作用。而人格特徵的塑造以及人物自身的同一和獨立性又構成其「角色」的作用，這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性格。成功的角色則成為典型人物。行動元決定著人物「做什麼」，而角色決定著人物「怎麼做」。這也就意味著，人物並非而且遠遠不是終極元素，至少我們可以再細分為行動元和角色（或者說性格）兩個部分，而行動元至少又有A—B元之分（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二元對立項），而B元往往又可以由多個部分組成，比如《西遊記》中的B元的組成就不斷更迭（表現為各種妖怪）。可見，傳統敘事學的兩個最根本、最重要的元素——情節和人物，在構成上、在定義上、在可分解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含混性。傳統敘事學作為實踐理論而非文化理論，卻對電影劇作產生不了多少實質性的影響，其構成元素本身的含混性以及缺乏深層次邏輯關系和互動正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筆者的 C—I—C—A—D劇作元素體系正是在這種理論前提下建構的。為了徹底擺脫不必要的復雜定義和實踐層面的含混，筆者啟用了一些自亞里士多德到布輪退耳直至易卜生經典戲劇理論時期的概念，比如動作體系、自覺意志、元動力、二元對立等，也加入了一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中的概念，比如最高任務、規定情境等。在理論論述過程中，還以當下國內比較有實踐價值的兩種電影劇作理論譯著——霍華德·勞遜的《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和悉德·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作為比較藍本，通過關鍵概念的比較，比如霍華德·勞遜的「必需場面」和悉德·菲爾德的「情節點Ⅰ、Ⅱ、Ⅲ」等，將諸多理論概念進行整合，從而建構起以「文化—思想—性格—動作—細節」為框架的理論話語。

筆者首先以「動作」和「性格」兩個層面取代了傳統的「情節」和「人物」的概念。後者的缺點正是筆者選擇「動作」和「性格」作為名稱的原因。「動作」（Action）在經典戲劇理論的很多論述中完全等同於情節（這實際上是關於情節的又一種定義），而筆者劇作體系中的「動作」的內涵和外延卻有所縮小，實際上是對上文所說的情節的後一種代表性定義（即「按照因果邏輯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的變形重寫。動作也是一些列的事件，而且必須有邏輯組織，同時它必須有發出者，即動作應該由二元對立項中的某一元發出，發出的動作有著鮮明的目的性，這植根於發出者的自覺意志；由於人物的自覺意志是有方向的矢量（目的即方向），所以對應著的動作也是一個矢量。這樣的界定就避免了情節定義中的無方向性。動作的界定也可以看成是情節的「按照因果邏輯組織起來的一系列事件」的定義和人物的「行動元」亞元素的綜合。而情節的傳統定義和人物的「角色」的亞元素則綜合成為筆者劇作體系中的「性格」層面。性格層面可以檢驗動作層面是否運動，即傳統意義上的情節是否有進展；這種對應關系也正可以適用於分別進入動作和性格兩個層面的人物的兩個亞元素：行動元是否推動動作發展正需要通過角色（性格）是否變化來檢驗。

用「性格」取代傳統的「人物」甚至「角色」的概念，同樣是出於更適合於指導創作的考慮。因為 「人物」或「角色」的概念，對於如何塑造人物性格及其變化沒有多少幫助；而「性格」的概念則有用得多。《電影藝術詞典》中對性格下了這樣的定義：性格是廣泛運用於心理學和文學藝術創作的術語，一般指一個人在特定社會關系中對現實的較穩定的態度及其相應的習慣化的行為方式。在這個定義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創作中非常有用的性格的組成因素——人物心理、人物動機。比如《七宗罪》的開端，Somerset想退休，這是人物特定情景下的心理，是性格；而Mills到這個城市來是為了成為英雄，這是人物「入世」的行為動機，也是性格。而性格的定義中本身又已經包含了人物關系的因素。「一個人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必然產生各種人物關系，這當然也是性格層面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性格和關系都在運動，而筆者關注的，則是這兩者的運動究竟是怎樣和動作層面的運動結合的；也就是說，從「性格」到「動作」，這中間是否應該還有若乾重要的劇作環節。

正如上文所述，性格的構成中包含有人物動機這一層次。而當人物將採取行動的慾望提高到自覺的水平時，動機就成為了自覺意志。如果說性格是一個廣義的元素，那麼自覺意志則是一個「特異」的元素，它是人物性格在特定情境下的產物，有什麼樣的性格，在敘事規定的特定情境中就會產生相應的自覺意志。在自覺意志產生之後，必然產生發出動作的元動力。這是一個更具體的元素，直接連接著下一環節的劇作元素——動作。這樣，「性格—自覺意志—元動力—動作」就構成了連接「性格」層面和「動作」層面的元素鏈。由於外部動作形態的電影劇作中二元對立項的存在，兩種不同的性格造成的不同的、甚至針鋒相對的動作之間就構成動作體系，動作和反動作之間的沖突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戲劇沖突。這樣，我們就完成了從性格層面到動作層面的元素連接。

思想層面對應著傳統理論中的主題。電影劇作的主題思想應該是作者肯定的一種美學精神。比如悲劇模仿嚴肅的行動，表現有價值的事物的毀滅，但肯定一種悲劇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劇作的主題思想。劇作體系中的「思想」層面同樣和「性格」、「動作」兩個層面有著嚴密的邏輯聯系。古希臘有眾多的戲劇元命題，比如俄狄蒲斯—殺父娶母，這是動作，而「俄狄蒲斯情結」就是主題。同樣的，安提戈涅、扼勒克特拉等都是如此。希伯萊先知們的「上帝」、希臘悲劇家們的「命運」、近代人的「自然的法則」都是一種「殘忍」，殘忍就是主題，而殘忍的方式，比如愛與死、復仇與死的沖

3.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符號學和結構主義強調藝術鑒賞

這句話是錯誤的。

應該選擇「藝術作品」，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符號學、結構主義開始強調藝術作品。

這時期藝術作品受到時代推崇，藝術家並不需要具有豐富的情感,但需要有生動的想像力。優秀的作品得到很多大家的賞識。

藝術鑒賞應出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這時候德國的接受美學強調藝術鑒賞。

(3)結構主義符號電影的文化分析擴展閱讀：

符號學結構主義擴展眼神

上世紀50年代開始，結構主義在法國大行其道。其中，羅蘭.巴特將符號學結構主義的方法直接運用於文化批評，在理論上收到了奇效。特別是他1967年出版的《流行體系》，曾經受到寫作《日常生活批判》時的列斐伏爾的青睞。

然而，對於鮑德里亞來說，巴特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此，他曾明確指出：「羅蘭.巴特是一位我覺得非常親近的人，我們的立場是如此地接近，以至於他所做的許多事，也是我自己可能會去做的」。

對此，凱爾納曾直接指出：「幾乎毫無疑問，巴特關於時尚系統的工作為鮑德里亞早期的著作提供了模式」。所謂巴特關於時尚系統的工作，主要就是指他的《流行體系》一書。

按照仰海峰教授的概括，《流行體系》的理論邏輯鋪陳及其對鮑德里亞的影響主要可以概括為：從符號的角度分析流行體系中物的存在本身、意義系統的建構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從後來《物體系》的角度看，巴特的《流行體系》一書在理論上的最重要突破莫過於將符號學引入到對物的分析中來，並且從根本上顛倒了索緒爾那裡對符號學和語言學關系的理解，為鮑德里亞物的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

實際上，在狹義的語言學結構主義創始人索緒爾那裡，有關符號的分析就已經為鮑德里亞的分析打開了理論入口。在索緒爾看來，首先需要區分語言和言語本身。語言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是語言的使用者在溝通時必須遵循的整體規則。

4. 電影與方法怎麼樣

「重要的並不是一個學派，甚至也不是一種運動，也許僅僅是一種傾向。這是一種意識的覺醒，是電影的某種辯護，是未來的某種可能，以及我們促進這一未來早日來臨的願望。」 ——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 一、 割不斷的聯系：結構主義語言觀 談及電影符號學，就無法對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避而不談，事實上，日後對西方電影理論產生重大影響的電影符號學起初正是隨著法國結構主義思想運動興起，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上誕生的，而其對於電影結構的分析研究也借鑒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二者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關於結構主義思想的正確認知，無疑是深入理解電影符號學內核的題中之義。 語言歷史的研究共經歷了傳統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現代語言學和當代語言學四個階段，其中，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研究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研究對於語言自身認知起到了卓越的貢獻。可以說，正是索緒爾的語言研究為其後的語言研究和符號學帶來了創造性的啟發。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是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但卻超越了後者，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語言學，成為影響深遠的結構主義思潮的源頭。」【1】他被後人稱為現代語言學和符號語言學之父，結構主義的鼻祖。在其代表性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語言=語言系統+言語。其中的語言系統是針對社會全體成員的一種規范，言語則是個人的言語行為，二者密不可分又相互區別，因而他提出，應該分別建立語言學和言語學進行研究。而針對時空關系，索緒爾又建議區別出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語言學研究理應從共時語言學著手，因為他認為，語言系統是共時性的。 同時，他又敏銳地體察到符號，認為語言就是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應該專門設立一門符號學，因此又被後人稱為符號學的創始人之一。針對語言符號，索緒爾提出了符號的任意性和線條性兩個原則，在關於任意性的闡釋中，包含兩個要素，一個是概念，即符號的能指，一個是音響形象，即符號的能指，二者的結合則為符號，能指是符號的表示成分，所指是符號的被表示成分，兩者間的聯系是任意的。此外，索緒爾還提出了價值理論、句段關系等語言理論，主張系統的研究。在他的理論基礎上，誕生了布拉格音位學派、哥本哈根語符派、日內瓦學派和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等幾個結構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思想對一般文藝理論和電影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電影符號學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對中國的語言學研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1】 二、電影符號學的發展及分期 作為一門研究符號意義的人文科學，因為其研究領域過於寬泛而又抽象，符號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直到結構主義的出現，改變了這種局面。「符號學乘著『結構主義』的東風在歐美人文領域大行其道，並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2】一批符號學家受結構主義尤其是法國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有感於電影這個異質綜合媒介提供的復雜而廣闊的研究空間，而紛紛把目光投向電影領域。電影符號學是電影理論也是符號學的組成部分，是當代符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既產生於符號學，又反過來推動其發展。一般認為，電影符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即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1964年法國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安.麥茨發表的《電影：語言系統還是語言》標志著其正式誕生。此外，重要的電影符號學家還包括義大利的帕索里尼、安貝托.艾柯，英國的彼得.沃倫等人，在本文下一節中將會對這些代表性的符號學家及其理論研究成果進行詳盡的論述。正是這些學者的努力，使電影從古典電影理論邁入到現代電影理論的階段。從總體上講，以語言學為模式的電影第一符號學主要集中在三大研究領域：其一是確定電影的符號學特性；其二是劃分電影符碼的類別；其三是開始分析電影作品（影片本文）的敘事結構。【3】當然，第一符號學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弊病，它過於依賴結構主義語言學，過分關注電影的形式，走向了僵化的趨勢。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麥茨等人逐漸從形式化研究過渡到對於影片文本的研究，同精神分析學結合，加入了觀眾深層心理的研究，從本體進入文化研究，這就是電影第二符號學，它以1975年麥茨的《想像的能指》一書為標志，拉康學說成為這類研究的主要理論依據。關於電影符號學的評價，歷來重說紛紜，對此曾經在麥茨生前與其有過數次交流的著名學者，國際符號學會（IASS）副會長李幼蒸的評價較有參考價值。他認為電影符號學的影響不限於電影理論，它密切地與一般符號學、一般文藝理論，美學，乃至人文科學全體有關。雖然偏重形式研究，它實際上所研究的是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問題，表面上重形式分析的結構主義和重思想內容的存在主義相互對立，但結構主義者都曾是存在主義的熱心讀者，在人生觀上他們都是法國啟蒙主義精神的後裔。【4】不同於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等運動，與其把結構主義和電影符號學當做一個「流派」或是「學潮」來對待，不如當做一種工具和方法論傾向。它的研究方向一直在發生著改變，所以，對於它的影響與意義也不是一時間能夠定義與概括得確切的，我們也不能因為其影響與勢力的一時消長來評判它的成就與價值，而應該按照學術內在的標准。可以說，麥茨等人開創的這種研究方向還有待於後來者的進一步挖掘與深化對其的認識。 三、代表人物及經典理論 ①克里斯蒂安.麥茨 電影符號學的理論研究力量主要集中於法國，其次義大利和英國方面也有顯著的代表人物及論成果。一一道來的話，那麼麥茨無疑是其中的領袖式人物與電影符號學的宗師，被譽為「迄今為止最為深刻的電影理論家 。 他對於電影符號學永久貢獻就在於他把20世紀西方的人文科學成果最大限度地運用於電影研究中。前文提到他的《電影：語言系統還是語言》和《想像的能指》分別標志著第一符號學和第二符號學的產生。過去，麥茨的研究重點雖有了數次改變，但她始終未變的是有關於「電影藝術品」內外結構的基本和深層條件。即電影結構的語言分析、觀眾心理構成分析。種種制度機構分析及敘事結構分析。簡言之，他總是注意於電影和電影文化的決定性制約因素，從而一貫使電影研究維持在元理論的層面上，麥茨理論本身，實際上，它是跨學科策略和自主性策略交相並用。結果，我們看到語言學、精神分析學、文學批評和社會學對麥茨電影理論形成的積極影響。【5】在這里，不可能詳細地介紹麥茨的所有理論成果，本文僅以其八大組合段理論為例簡要說明其理論方向。 八大組合段列出了鏡頭與鏡頭，段落或段落之間的形式氛圍，雖然這個理論被證明存在著缺陷，簡單地按語言進行類比是條死胡同，但是卻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理論依據，為後來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敘事學方向。下面具體闡明一下八大組合段，參照王志敏與楊遠嬰的圖表。 獨立語義段 （自主語義段） 1、自主鏡頭（具有獨立性的單個鏡頭） 組合段 非時序性組合段 2、平行組合段（兩個或多個主題交替出現） 3、插入組合段（通過照明、搖鏡頭等手段連接） 時序性組合段 4、描寫組合段（共時性事實的鏡頭系列） 敘事組合段 5、交替敘事組合段 線性敘事組合段 6、場景 段落7插進式段落 8普通段落 盡管有著不可磨滅的理論貢獻，但是麥茨在訪談中表示自己從未考慮過建立學派或是爭取（實質上已然是）領袖或導師地位，他表現出一種難得不「黨同伐異」，不攻擊不僵化的難得的理論品質。他滿懷感情地提起他的導師羅蘭.巴特，表明自己雖然關心理論，卻並未把自己栓在理論上，而是按需要不斷改變，沒有把其當做競爭的武器，這個特點正是來自巴特。他自己也意識到符號學並不是萬能的，或許很實用於某些任務，卻不適用其他任務。這樣一位兼有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電影理論家於1991年提前退休，本意做一些關於風趣話和電影陳述作用的研究，但是難以置信的是，1993年他飲彈自盡。原因不詳，有人推測是個人生活不幸（婚姻破裂、母親病危、常年眼疾）又或是在學術領域，電影符號學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間經受歐洲電影哲學和美國實用電影理論的雙重挑戰。不管原因如何，隨著麥茨的隕落，電影符號學的輝煌歲月也一去不復返了。 ②安貝托.艾柯 義大利著名學者、哲學家、符號學家，其研究領域廣泛，其中就包含著符號學。 1967年在彼薩羅電影節艾柯提出《電影代碼的分節方式》一文，由此提出了電影分節理論，他提出了構成電影影像並表達各種特定含義的可互相包含的十種代碼，代碼分類滲透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精神。【6】這十種代碼分別是1、傳輸代碼 2、知覺代碼 3、識別代碼 4、情調代碼 5、肖似代碼 6、肖似化代碼（含蓄一直更復雜和更被文化了的因素）7、感覺和趣味代碼 8、修辭性代碼 9、風格代碼（只被實現一次，確定的、獨創性代碼，標志某位作者特點或富於情緒性場面或某一美學理想、技術與風格學實現）10、無意識代碼。此外，他還提出了三層分節理論，他認為天然語言有雙層分節，第一層是音素的連結，第二層是語素的連接。艾柯認為當開始研究視覺形象時，需要假定三層分節。第一層節是修辭元（知覺條件）的連結，第二層分節是記號的分節，（通過一層城裡的識別音素或抽象模型、象徵符號概念圖式），第三層分節是意素的連結。同時，他還把諸畫面組成的片段看做是引出了由姿勢組成的新維度，後者甚至也有自己的三層分節（運動修辭元、運動元、運動素）。20世紀50年代，他將資訊理論引進電影符號學，主張用代碼來代替語言，其傾向偏離了美學，而接近於資訊理論。其主要貢獻在於使電影語言研究與其他有關學科聯系起來，特別是皮爾士記號論、知覺心理學和資訊理論。使這一領域中的討論從結構主義語言學擴展到一般符號學等。 ③其他符號學家及學說 除了上述兩位最具代表性的理論家，還有部分國家的學者針對符號學及其相關方向做出了一定的研究與貢獻，作為符號學理論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成就亦不應忽視。 義大利現代派電影導演兼理論家帕索里尼於1965年在皮薩羅電影節提交了《詩的電影》論文，參照自然語言的雙重分節方式，把電影語言分節為語素和影素，即鏡頭與現實中的客體和動作。 相對於符號學家普遍依據索緒爾的語言觀，英國電影符號學家彼得.沃倫則從屬於皮爾士符號學體系。相對於麥茨，他並非純理論家，對理論的應用比對理論本身更有興趣。他是將結構分析用於影片本文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國「作者結構主義」的倡導者之一），他並企圖用美國皮爾士——莫里斯派的符號學來補充電影理論界主要採用的大陸派符號學理論，從而使自己的電影理論具有折中色彩。【7】 威名遐邇的法國《電影手冊》也曾運用巧妙的方法論針對約翰.福特的傳記片《少年林肯》做了細致的本文解讀。電影語言學意義上的本文概念，並不是指作品，而是指構成作品的語言符號及編碼程序。對影片的本文分析，並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分析。它不從本質論的意義上研究電影的美學特性，也不研究某部影片的藝術風格，而是探討影像編碼的互動，探討本文結構化的樣式。電影的本文分析與文學的結構主義一樣，著意建立的都是一種關於描述對象的『關系學』。而且，這種關系的構成依據，不在作者的主觀意願，而在本文中的一系列相關因素。 【8】《電影手冊》編輯部這篇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首次載於1970年《電影手冊》第233期上，他們宣稱所採取的是一種特殊的「讀解」法，即在作品的每一層次上尋找關鍵性的意指作用，並探索此作用城裡的「書寫作用」。同樣運用結構主義與符號學方法，美國學者尼柯斯也重點分析了《少年林肯》一片，讀者可以把兩文進行一個參照比較。 四、作為語言的電影 針對電影語言這一概念，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做一個闡釋。普遍意義上，人們提到電影語言，是把它當做一個比喻，就像阿斯特呂克提出的著名的「攝影機——自來水筆」。人們習慣於把電影當做一種藝術語言，更慣習性地不斷讀解著「視聽語言」。可是，很少有人停下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電影是否是一種語言？它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的電影語言學研究可以稱之為電影語言學的「前史」，之後是「正史」。60年代中期以前的『電影語言研究』更多地關注電影製作的具體程序和最後產生的銀幕效果之間的關系，及為了使「電影語言」區別於「戲劇語言」和「文學語言」，而關注如何創作好的電影表現形式，這里的「電影語言」只不過是「電影技法」和「好的電影表現方式 」的同義語【9】前文提到，第一符號學的理論基礎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關於這一點在文章開頭已經做了詳盡的說明）。因而，這里所提到的電影語言已經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比喻，而是以一種現代語言學對於電影研究的滲入，電影語言可以像我們用自然語言思維一樣，為我們提供一種思維方式。經典電影理論致力於確立電影作為一門獨立藝術的地位，而由電影符號學開始的現代電影理論則更關注電影成為一種語言的問題。電影與語言學、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等多學科的跨學科交流與融合，使電影愈來愈趨向人文科學的本質。 五、關於電影符號學現狀的思考 毋庸置疑，電影符號學在電影理論與批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功利主義及美國實用主義電影理論的沖擊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也出於自身較為抽象、晦澀、易走向僵化的缺陷，電影符號學在今日，不能說走向衰落，至少也是趨於一個平緩的態勢，昔日的風光不再，一代電影符號學大師級人物麥茨也撒手人寰，那麼應該怎樣認識電影符號學？它的出路又在何方呢？首先，應該認識到電影符號學與美國實用主義電影理論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理論學說，兩者沒有孰優孰劣之分。理論的成就不在於一時的得勢或是失利。電影符號學，尤其是法國的電影符號學是一種內在的，學術性與知識性的理論。美國理論的外在成功是其在科技工商時代善於強化文教組織效力所致，它也是人文研究制度化和商業化的自然產物。法國電影理論是法國社會和人文科學自然變遷的結果。法國派電影理論參與人文科學整體發展命運，麥茨理論的「內在性和一致性」相通於此。而美國派實用性電影理論研究則外於人文科學整體狀態，即外在於人文科學，也外在於電影理論的認識論探討。【10】 總而言之，結構主義與電影符號學豐富與拓展了電影理論的研究空間與方向。具有著相當程度上的多元化，復雜性與思想深度。它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之處並不足以讓我們忽視它在電影史上的地位與重要的理論借鑒與研究意義，而是要求我們以一種更為清醒的、客觀的態度去研究、繼承與發展。 本文參考書目 -------------------------------------------------------------------------------- 【1】【6】【9】王志敏：《電影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 【2】楊遠嬰：《電影概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年3月 【3】許南明 富瀾 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12月 【4】【5】【7】【10】克里斯丁.麥茨等著 李幼蒸譯：《電影與方法：符號學文選》2002年7月 【8】賈磊磊：《電影語言學導論》，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

5. 電影構成的基本要素

電影構成的基本要素包括技術和放映兩個部分。

1、技術

攝影術同樣產生於19世紀的歐洲。1839 年，法國人達蓋爾根據文藝復興以後在繪畫上的小孔成像的原理，並使用化學方法，將形象永久地固定下來，「達蓋爾照相法」產生。1872 年，最先將「照相法」運用於連續拍攝的，是攝影師愛德華·幕布里奇。

國內第一本引進講解拍攝的圖書為電子工業出版社的《大師鏡頭：低成本拍大片的100個高級技巧》，第一次將電影拍攝技術介紹給非專業人群。內容涵蓋拍攝打鬥鏡頭、追逐鏡頭、恐怖鏡頭、出場與退場、車內場景、對話場景、爭吵沖突場景、愛情激情場景等各種技巧。

2、放映

1895 年盧米埃爾兄弟向大眾展現《火車進站》的畫面時，觀眾被幾乎是活生生的影像嚇得驚惶四散。從此，由他們所啟動的活動攝影（cinematogrphy）不只在人類紀實工具的發展史上展現了劃時代的意義，火車進站的鏡頭也象徵了電影技術發展的源起。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P2P作為一種新興的網路電影播放形式，以其速度快，少緩沖，人越多越不卡的優點成為廣大網友所喜歡的一些電影播放形式，網路中的電影播放形式又叫在線電影，讓你足不出戶就可以在網路的海洋里，看到你所想看到的電影。

(5)結構主義符號電影的文化分析擴展閱讀：

中國電影之最

中國最早放映的電影——1896年8月11日法國商人在上海徐園「又一村」茶樓內放映的「西洋影戲」。

中國第一部電影是戲曲片京劇《定軍山》，內有《請纓》、《舞刀》等片斷，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北京豐泰照相館攝制。無聲片，長約半小時。

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是《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1913年在上海拍攝，無聲片，鄭正秋編劇，鄭正秋和張石川聯合導演。此片是由亞細亞影戲公司開張後的第一部作品，首開家庭倫理劇之先河。

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1921年中國影戲研究社在上海拍攝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

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可放映電影——1922年由張石川導演的《勞工之愛情》又名《擲果緣》，是現存尚可放映的最早的一部中國電影，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故事片。

6. 什麼是影視符號

1.電影理論和符號學

電影符號學既是電影理論的一部分，也是符號學的一部分。電影符號學是當代符號學最典型的成就之一，它既是符號學的產物，又是其推動者。我在為去年最後一期德國<符號學雜志>「中國符號學專輯」(第22卷，第2期)撰寫的有關中國當代符號學發展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符號學研究首先是從電影符號學入手的。這件既偶然又必然的往事表明中國當代符號學幾乎是一開始就進入了西方電影理論和符號學理論的中心區域，二者均可代表60年代以來西方人文科學理論發展的最前沿成就之一。

1977年夏北圖重新開館，我在闊別11年重新進入北圖後查找的第一批資料就是電影符號學。北京電影學院資料室和<電影藝術>編輯部知道我長期自修外語和現代西方哲學，因此約我翻譯一些當時電影研究界尚有讀解困難的歐美電影理論文章。這樣，一方面，我利用進入北圖之機，從著手了解電影符號學擴展到了解一般符號學，又進而將二者迅速地與了解法國結構主義相結合，從而自然而然地將電影符號學和法國符號學運動的研究貫通起來。今日回想起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7年，那是一次為進入當代西方學術理論核心的正確方向選擇。

電影之所以是當代符號學的主要對象之一，首先因為作為綜合藝術媒介，電影為符號學提供了時空構成上極為復雜的文化對象，從而刺激了一般符號學理論思維的興趣。符號學之所以是電影理論的主要方法論，則在於長久以來電影研究的主要困難在於研究者對電影客體的構成認識模糊。電影符號學的建立既為電影學對象規定了明確范圍，也為符號學提供了有關復雜對象構成之分析方法。電影符號學是法國60年代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當代法國符號學也成為當代西方符號學運動的主要推動力和方向盤。當時德國和美國的符號學研究者，一方面投入了實以法國為中心的全球符號學運動，另一方面又採取著不同的研究方向。德國所遵循的是美國莫里斯和資訊理論、系統論等偏自然科學的「科學」方向；而美國一開始就把符號學弄成一個由諸學科如語言學、生物學、資訊理論等等組成的學術「俱樂部」，並設法為其尋找本土理論史根源。其中只有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採取了人文科學的跨學科方向。至於電影研究，當時德國基本上延續著早先德國哲學電影學方向，對比鄰法國電影符號學的意義不甚了了。美國本其第一電影大國的資源和60年代文化多元主義運動，以及新近吸收的法國電影理論的時髦觀念，逐漸形成了偏於應用性和綜合性的電影研究綜合體。但是自始至終多數美國電影理論家對於法國電影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既欠缺知識的准備又欠缺理論的興趣。英國電影研究則在法國和美國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研究水準則遠超過德國。這就是我在70年代末譯介電影符號學時國外電影理論和符號學思想環境的大略。這些知識內容及其背景應當說對於剛從「幹校」返城不久的國內電影研究界以及文藝理論界而言是相當隔膜的。

二十世紀頭半葉對電影藝術進行理論思考的文藝理論家主要來自德國。在語言學成為電影理論基礎之前，主要的理論來源是現代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戰前德國是西方社會人文科學的中心，因此「電影哲學」首先來自德國是自然的。當然「電影理論」一詞還有另外兩個意思，一個是製作的技術和藝術的理論性思考，另一個是對電影內容進行批評解讀的理論根據。前者以蘇聯早期和法國先鋒派電影為主要代表，後者開始甚早但興盛於戰後各國，特別是義大利、法國和日本，當電影藝術一度被樂觀地視為社會文化改造的手段時。納粹時期德國電影事業完全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德國的電影、電影理論、文學、社會科學遭到系統的破壞(非常有趣的是哲學是一個例外)。戰後德國社會科學事業在美國的影響下重新恢復，但已失去戰前的龍頭地位，缺少理論想像力為其主要弱點所在(而戰前西方重要思想大多數來自德語國家：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學，批判哲學，新實證主義，實驗心理學和韋伯社會學等等)。於是，無論從電影理論研究還是從一般人文學理論研究來看，二十世紀後半葉期間，西方的主要人文理論發展以法國和美國為主要舞台；大致來說，法國以精取勝，美國以博著稱。

在重新評估當代西方電影理論的成就和得失時，應當區分兩個不同的層次：「戰術層」的技術進展和「戰略層」的思想創新。從技術層面來看，誠如麥茨在「訪談錄」中所說，電影理論知識的積累不斷增加，不可能「衰退」，對於中國學者學生來說，它們都是西方電影理論史上的基本內容，還需要花許多時間認真加以研習。但從評估西方電影理論成就和考察其當前趨向的角度看，就有必要對其40年來的發展和得失予以客觀的分析批評。
2．電影理論： 法國方向和美國方向

法國電影理論的主要成就表現在60年代語言學的和結構主義方向的研究和70年代精神分析學和敘事學方向的研究。80年代所謂新電影史研究和影視符號學研究在理論的深度和規模上較前明顯為弱。這也是法國結構主義思潮淡出入文科學中心、後結構主義的非科學方向人文研究開始流行的時期。結構主義運動是一整批傑出學術思想家齊頭並進的時代，在文藝理論界巴爾特和麥茨有如並列的雙峰。然而巴爾特在1980年不幸去世之前已經接近於理論創新的尾聲(所謂後結構主義的轉向)，麥茨在1993不幸去世之前可以說也接近理論創造的尾聲了。不過我們不應當說是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超越」了結構主義和符號學，而應說是後者在達到一定階段後自行趨緩。歷經20年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潮及其電影理論研究，表現為20世紀人文學術思想的空前躍進，其後的衰退乃是人文學術演進自然波動的現象。現在(結構主義高峰過後的二十年的今日)反而正是人們重新思索其得失和繼續開發其價值的恰當時機，因為在學術高潮時期人們不免忙於隨波逐流而疏於反省。而且結構主義勃發於甚短時期，人人忙於創新，疏於整理，其內涵價值正有待於後人陸續加以開發。

法國電影符號學的永久貢獻首先表現在有關各種電影結構分析方面：電影語言，電影敘事，電影機構，電影觀賞，電影意識形態和電影文化。這些不同的電影對象機構的符號學分析各與不同的學科知識相結合，構成了廣泛的相關知識系統。因此電影理論，尤其是電影符號學理論，已成為當代人文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電影符號學的知識積累也已成為今日電影理論教學系統的固有部份。至於在上述各類結構分析中涉及的相關知識和思想流派本身所含有的這樣或那樣的缺欠及其負面經驗自然所在多有，但這並未損及學科研究框架本身的價值。例如，最具爭議性的是法國精神分析學的電影理論，即由所謂麥茨「第二符號學」引起的研究系列，隨著精神分析學的，特別是拉康理論的衰退，而漸失影響。鑒於精神分析學是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主要支柱，美國又是精神分析學最活躍而其方向卻與法國精神分析學極其不同的地區，精神分析學的電影理論問題遂格外復雜，也最具爭議性。此外所謂「第二符號學」電影理論還涉及結構主義符號學與法國精神分析學與一般電影理論的關系問題。70年代的拉康理論曾經廣泛影響到法國思想界，其本身的得失即不免牽一發而動全身。(請參見拙著<形上邏輯和本體虛無> 第二部分「弗洛依德和拉康」，商務，2000) 盡管涉及 錯綜復 雜 的思想背景，麥茨藉助精神分析理論和結構語言學方法，極具成效地，頗具獨創性地，開辟了另一個全新電影研究領域：觀眾心理結構分析。這個新領域本身不會消失，雖然所應用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和認知心理學理論必然須結合其它相關知識進展來加以調整和擴充。符號學對觀眾深層心理和電影機構兩個方面及其互動關系所作的研究，表現出朝向電影現象「背後」制約因素的分析興趣。盡管精神分析學的理論細節偏誤甚多，但它開辟的深層心理領域的學術價值是不容否定的。麥茨在此領域的創始之功還不限於電影研究領域，而是擴展到人類迷戀於「故事」表現本身這一根本的深層心理問題。

8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思潮衰退。結構主義符號學的電影理論也減弱了影響。各國電影理論開始趨向實用性。90年代以來電影界一向反對抽象理論的人士滿意地看到，電影研究終於又和電影製作靠攏，不必鳴高於「以空談空」了。的確，新時代的電影理論家，以麥茨為首，在「電影界」之外創生了另一個「電影世界」，雖不依賴電影界，卻把電影界當作研究和批評的對象，並成功地開辟了相應的職業領域。也要看到，與法國電影理論隍7d展「基礎性」研究的同時，各種影片批評的新理論也應運而生。與巴贊一代不同的是，批評理論不僅廣泛地引用其它學科和學派中的理論成果，而且設法在影片風格解讀，其它相關思想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弗洛依德主義、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和基礎理論三者之間建立聯系。這樣，在早期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的電影研究之後，60年代以來的所謂當代電影理論就由這樣兩大部門組成：廣義電影機制研究(本文結構、觀賞結構、放映結構等等)和影片批評理論。也許還可加上「怪異的」先鋒派電影理論。後者是結合先鋒派作品製作方向的探討(實踐)來提出特殊的美學思想(理論)。前兩派正規的電影理論類別均以現成的商業電影製作產品為對象。後者則以非市場流通的電影製作品為對象，此對象形成過程本身也在探討之列。六、七十年代西歐，特別是法國、義大利和英國，成為以上各種電影理論最活躍地區。其中關於「電影本身」的部分，其理論基礎主要是結構主義、符號學和精神分析學。而關於影片內容分析的理論來源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女權主義等，而這些社會思想在用於電影分析時多半結合前者提供的「基礎工具」知識進行。不管如何，當代新電影理論均以各種電影之外的學術和理論為根據。前者作為狹義電影理論(其核心是電影符號學)，其生命力與人文科學發展共消長；後者作為廣義電影理論，其生命力與社會思潮同進退。有趣的是，這兩方面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別自九十年代以來，都明顯地漸失影響，在我看來，其原因均來自電影之外，即：來自人文科學整體變遷和社會思想變遷。

過去十年以來，無論從職業的規模還是從學術活躍度來看，美國都已成為電影理論的主要舞台。象在人文科學的其它領域一樣，美國學者認為他們已在一切學科內成為世界領先地區，其形勢與六十年代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實用主義的美國學者是不作深度分析的，他們習慣於「就事論事」。表面上，確是如此。首先，應該看到，六十年代以來科技工商第一大國美國已全面地發展了社會人文科學的教育和研究規模，成為世界上教育科研體系組織得最好的國家。人文學術的進步是以「活動的有效性」來衡量的，於是各種外在的效率成為學術質量的准則。美國電影研究的教育科研體系是朝向實用技術和實用藝術風格學的，先前風光一時的歐洲理論則漸漸被納入「電影理論史」教科書內. 當代美國電影理論史家Dudley Andrew 曾在1998年 提出了 「大電影理論之後的」當前電影理論趨向的評論，特別是景氣不在的歐洲理論。我上面提到的三大類電影理論都應屬於他所說的「大電影理論」之列，它們的思想根源大多來自德、法兩國，其次也來自義大利和英國。其論斷根據之一是理論的策源地法國自麥茨去世後已乏重要的理論作品產生。原先從事理論性研究的人也已轉移研究方向，如貝洛爾仍偏重綜合性的電視理論，伍蒙等已以電影史和理論史為專業。但是我們對這一表面現象究竟該如何理解呢？

須知，在現代美國文化史上「理論」一向並不重要，60年代以前，也根本沒有什麼本土的重要電影理論。自60年代起一系列事件改變了美國文化生態(政治動盪(冷戰，民權運動，越戰，學生運動，新左派)，歐洲理論的全面引進，以及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在文科領域，自歐洲引入的電影理論在這個電影大國立即被納入教育系統。以後的二、三十年裡在美國形成了一個普遍、穩固、有效、活力十足的教研新領域：電影研究。除了偏於製作實踐的各州眾多電影系外，電影研究，特別是電影理論研究，遍及各州文學系、比較文學系、語言學系以及其它文學院科系。美國電影學術也以他國望塵莫及的組織能力和規模為基礎，二十年來形成了有效的「教育-科研-出版-會議-就業 」一體化的循環機制。Andrew說「如果有數百名電影教師聚集一堂，談論各種話題，在此領域內不難匯聚出統一的詞彙和句法」。這就是說，只要存在著有效維持的制度和制度內的活動，學術內容反而無關緊要，只要它可被教育學術界有效接受即可；學術內容本身似乎僅成為維持機構運轉的「手段」，只要它能被大家「接受」(作為「合格的」媒介)，成為有效的集體行為「標准」，最終即可導致教學、出版、會議、學界認定、就業保障等渠道的連續暢通，這樣行之有效的科研標准就是學術「正確」的主要含義。(美國實用主義！)學術的標准本質上成為「外在的」，其動機和方向都與歐洲原初電影理論精神不同了。但他們形成了社會文化性的勢力和就業機會，也就促成了有效的學術規范。當初歐洲理論是按「理想」製造潮流，今日美國是按「效用」製造潮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日正是後者在趨於「成功」，前者在趨於「失敗」，以至於歐洲從業者亦須來美「討生活」。

在世界電影理論領域如今是美國為主的時代，今日美國電影理論主流反對歐洲「大理論」，並提出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實用性研究方向。這樣我們就看到90年代以來的美國電影理論研究主流是：影片風格研究，電影技術研究，皮爾士方向的符號學理論，以及科學派的認知心理學研究；可以說其格局已與二十年前以法國電影研究為主的潮流相當不同了。近幾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理論據說是所謂促進了「美國電影理論革命」的David Bordwell 和 Noel Carroll 等創立的電影「認知科學」理論 。他們堅決 反 對法國派的大理論，特別是在美國曾經甚有影響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和意識形態分析，更不要提麥茨符號學、索緒爾語言學了。他們堅持著以影片本身為基礎和目標的經驗性研究方向。

但我認為所謂電影理論或「大理論」影響減弱和欠缺創新的現象及其含義，比今日美國評論家按表面「成敗」所判斷的要復雜得多。我們不能按照電影理論職業性成就的一時消長來判斷其實質的得失，而應首先按照學術內在的標准(包括學術與社會的關系的內在標准)進行全面觀察和分析。學術的文化與社會性影響是另一個問題。首先，法國理論的停滯不前，絕對不證明美國理論方向更為「正確」。二者的精神方向、學術方向、實踐目標本來就十分不同。追求社會成功和追求學術真理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在什麼范圍內追求又會導致不同的判斷標准。以麥茨為代表的「內在理論派」和以今日美國為主的「外在理論派」各有不同的目標和左5c用。在此意義上，從電影事業功利主義角度反對「大理論」是文不對題的。美國理論的外在成功是其在科技工商時代善於強化文教組織效力所致；它也是人文研究制度化和商業化的自然產物。而法國電影理論的盛衰，與美國電影理論的發展並無直接關系；它是法國社會和人文科學內部結構變遷的結果。可以說，法國派的電影理論參與著人文科學整體的共同發展命運，麥茨理論的「內在性和一致性」也自然相通於整個人文科學發展的命運。而美國派的實用性電影理論研究則是外在於人文科學整體狀態的。其「外在性」不妨說含有兩義：既外在於人文科學的也外在於電影理論的認識論探討。

3．理論的危機和 麥茨研討會

1988至1989期間我在西柏林為參加法國塞里謝文化中心麥茨電影理論研討會而准備論文時了解到一個重要現象，這就是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魯茲的電影美學近著的發表及其在法國電影研究界造成的強烈影響。今日在寫此文時重讀了當時對德魯茲<電影1：影像--- 運動> 一書所作的筆記和相關材料，記起我當時考慮選擇的一個可能主題 即是麥 茨和德魯茲的關系，也即哲學美學和符號學美學的關系。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有關電影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關鍵性問題。德魯茲「電影理論旋風」括起在巴黎，就在麥茨身邊。而且其批評的鋒芒正是針對符號學的。我當時思考的重點是，對電影符號學來說，為什麼麥茨援引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被認為是「內在性研究」，而德魯茲，作為哲學家，援引柏格森和胡塞爾，就不是內在性的研究？他從哲學的時間性分析過渡到電影時間性分析不是表現了對電影過程本身更深刻的觀察嗎？而且此書處處與在法國電影理論界占據權威地位的麥茨的觀點相反：援引皮爾士符號學，回歸電影史研究和前於麥茨的電影理論研究。其挑戰的目標正是法國電影符號學方向本身。本來是麥茨被公貌7b為對電影進行了迄今為止最深刻的理論性思考，現在則由以「理論」(哲學)為業的哲學家提供了另一幅電影理論圖景。德魯茲所挑戰的甚至是「理論」概念本身。在法國是結構主義排除了哲學(除了阿爾杜塞)的理論權威性，因此順勢而為，麥茨不難取代了在先遠未成熟的電影哲學，並為電影理論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仔細閱讀「麥茨訪談錄」中有關德魯茲一段。在其禮貌性的迴避中反映了內心一定的困惑。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麥茨和巴爾特都不是哲學的專門讀者，都不喜歡涉及哲學。(無獨有偶，法國新史學理論家最反對的也是歷史哲學。)有人貌7b為這是由於他們欠缺高深理論思維功力，我對此則有不同的解讀。應該說兩人的天才正在於避開了現成的哲學語言和推理框架才找到了更具齊一性的、更有效的文藝理論語言。「理論深度」是一個必須與對象、目標，程序相一致的標准。話語抽象性的高度不等於理論解釋的深度。當時我在初步研究了德魯茲的新著後仍然相信巴黎電影理論的「地形圖」不應當被改變(我即按照這一「地形圖」向中國讀者介紹了當代西方電影美學。因此該書理論布局與當代美國電影理論教科書相差甚大。)。電影符號學本身問題多多，但回到哲學的老路去是不必要的。因此我似乎找到了在麥茨會議上可以發揮的作用，即以本人的哲學背景在西方電影界強調應當防止重新混淆哲學和理論的關系。

原本打算六月初訪問巴黎人文科學院時再集中定稿，這一工作也算是我對哲學和符號學關系的再一次自我清理。不想其後突發的事件在情緒上完全打亂了原定的寫作計劃，以至於直到下旬與會時還未能動筆。等到下旬趕到古堡花園會場，又突然猶豫起來：此會參加者大多數都是專業電影研究者，我這樣一個「圈外人」來此談論哲學話題似乎並不相宜。一方面我雖決定須要改變發言的主題，但另一方面仍然認為在當前電影理論發展趨緩之際，哲學和理論的關系問題應如何處理的問題似乎較前更為重要了。我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不同的研究者應該區分不同的電影研究類型。在同一個大帽子「電影」下，各種相關的研究活動彼此的性質和功用相當不同，甚至不屬於「同一領域」。這樣，在會議開始以後我才利用會間休息的一天補寫了發言搞，即本書附錄中收入的關於電影研究類別問題的文章。在此文中我主要企圖說明應當克服來自歐洲電影哲學(很多現代歐陸哲學家都情不自禁地討論過電影理論問題，特別是現象學家) 和美國實用主義電影理論這兩方面的方法論壓力；不同的研究類別不必相互排擠。但在我看來，一切電影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方向仍是法國電影符號學。我想指出「理論」和「哲學」是兩件事，彼此多有交叉，而框架和運作程序則完全不同。影視理論家貝洛爾在我發言時反問道，為什麼會有巴黎電影理論在走下坡路的印象，以至於需要為之辯護？他代表了「圈內」職業家的自信，我因不屬於電影界，所以反能較客觀地觀察形勢。實際上，在維護電影符號學的同時，我當時已清楚地注意到其發展趨緩的狀態，以及一般符號學和人文科學發展中流露的弱點和危機給電影和電影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作為單純的研究者，不難發現各種存在的問題，而作為職業家則不可避免地須要強調本人或本派的成就。其實越認真關心什麼，就越會發現其不利的方面。我想麥茨也是這樣的。但作為巴黎學派的領袖他必須有照顧全局和鼓勵團體進取的姿態。我們可以從本書附錄的訪談中體會到他這種心理。有一種說法是，麥茨自殺與他對自己「江郎才盡」的失望有關。但在訪談中麥茨和法國電影理論家們都強烈否認「理論」和「電影理論」在走下坡路。然而麥茨不會不注意到法國自福柯以後的思想界情況已然丕變，因為他和我一樣不認為所謂後現代主義真的開辟了可與結構主義相比擬的重要思想方向。這兩種思潮的主要區別之一即在於，後者與人文科學學術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系，前者則有意破壞這種關系，以使人文思想遠離理性方向。

和巴爾特一樣，麥茨主要是純粹理論(語言學，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敘事學和話語理論)的應用者，但他的「應用性理論」明顯地具有理論的原創性和徹底性。他發展、界定並創造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在人文科學進展的范圍內他已達成此領域中的最高成就。但他並不能因此而超越人文科學整體的進度。作為電影專業工作者，他是否對此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呢？我們從「訪談錄」中可以感覺到他對此問題的猶豫態度。 個人 生活的不幸(婚姻破裂、母親病危和長年眼疾)使麥茨內心極度憂郁，他的單身住所不接待任何人，也不在家中接聽電話。理論創造和學術友誼成為其快樂的主要來源。在每個學術領域中總有若干不相上下的一流人物，文學理論界尤其如此。但只有在當代人類學和電影理論這兩個領域中各自只有一位占據著「領袖」地位：列維-斯特勞斯 和麥茨。麥茨告訴我當初列維-斯特勞斯如何排除種種困難硬把 他塞入高等科 研機構 的往事。我們也記得 福柯當年如何力薦巴爾特進入法蘭西學院。他們都曾是當初正統 學派勢力極力排斥的對象。他們均以突出的熱誠、勇氣、和豐富的想像力義無反顧地投入人類精神探索的海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並成功地將某些方面的人類知識向前推進了一程。

4。電影理論和社會文化環境

電影符號學的影響遠不限於電影理論，它密切地與一般符號學，一般文藝理論，美學，乃至人文科學全體有關。雖然偏重形式研究，它實際上所研究的是形式和內容之間關系的問題。表面上重形式分析的結構主義和重內容思想的存在主義相互對立，但結構主義者，也許列維-斯特勞斯除外，都曾經是存在主義的熱心讀者，都曾是關懷社會 文化人生的理想主義者。在人生觀上他們都是法國啟蒙主義精神的後裔，其精神志趣與今日職業主義學者非常不同。強調理性精神的結構主義一代產生於西方社會文化全面動盪時期。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這類科學方向的人文理論革新運動有沒有特定的社會心理根源？他們和存在主義一樣關心社會人生，卻強調應對社會人生首先進行科學的認識。一大批傑出思想型學者一一出現於社會思想動盪的60年代，而在社會和思想趨於平穩的90年代卻看不見具有同等學術創發力的人文思潮了。那麼除了學術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之外，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環境可以產生理論性創造(與藝術性創造有別)的沖動？就電影理論而言，巴贊電影批評、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新浪潮」的歐州電影精神，使當時許多人文學者開始認真看待電影藝術品。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理論探索的動機可能與通過影片形成的精神追求動機一脈相通。理論探討的根本動機在於提高對對象的意義和價值的認知。理論成為精神追求的另一形式。然而，首先歷史上必須存在有足以激發精神追求的社會文化環境。在一個由商業、技術、媒體施以全盤制度化運作的社會環境里，個人自由創造精神還有多少發揮的餘地呢？如果精神活動僅僅意味著按照機構制度規定的所謂「游戲規則」(此語是美國實用主義文化的典型產物)去「爭取勝利」，就象運動員按「規則去爭取勝利」，如此就算萬事大吉的話，學術思想也就被徹底「制度化了」，其思想成果應該已經蘊含於使其得以產生的機構制度之中。這就是當前西方人文學術方向「外在主義」的含義，即學術標准最終來自「外部准則」，而非來自「內部准則」。這一傾向首先可以從人文科學的運行越來越依賴經濟條件來證明。人文科學生存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其學術思想的內容和方式，思想的自由遂受到賜予其經濟條件的科技工商制度的嚴密約束。這種約束在五、六十年代尚不如此嚴格，無關實用的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才得以純然按照精神志趣從容地探索文化對象內在的結構、功能、意義和過程。同樣地，電影符號學才得以按照學理的內在需要去探索電影機構、本文、放映、觀賞諸過程的構成和功能。它們追求的方向是內在的，學術的，朝向「真理」的，而不是朝向學術市場「效果」的，也就不是朝向學術的商業化價值的。從某一方面說，二十年來世界電影理論的中心舞台由法國轉移向美國，這是人文學術組織能力的勝利，是電影研究適應經濟市場規律能力的勝利。

1989年前後我在與麥茨交往以了解其電影理論思想背景時，還沒有看到後冷戰時代即將到來的經濟全球化會給人文科學帶來什麼樣的全面沖擊。在談話中時時可以感覺到麥茨其人流露出來的法國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情懷，以及他對急功近利的美國通俗文化的擔憂。在兩德統一前夕召開的塞里謝會議上，法國電影理論家們仍然雄心勃勃地在展望電影理論的未來。現在作為商業主義和技術主義必然產物的市場文化原則已然有效地浸入了人文學術界。學術內在的價值遂為合乎時宜的學術組織和制

7. 如何用解構主義來分析一部文學作品

電影是鏡頭、情節、聲音這三個形式的組合，把他拆開來看，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1.這是個什麼樣的鏡頭/情節/聲音？
2.為什麼創作者要把這個鏡頭/情節/聲音這樣處理？這（對現實）表達了什麼？
3.他是不是想要觀眾產生某種他預設的感覺？
4.這是不是說明了某種我們共有的意識形態（神話）？
以上是結構主義的方法，即用基於語言學的觀點拆解電影元素後，對能指和所指進行關聯分析，前提是承認電影語言是有結構的。然後再反過來問另幾個問題：
1.為什麼觀眾會從這個鏡頭里得出這個理解？
2.這和他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佛教徒會這么理解嗎？存在主義者呢？
3.這個背景為什麼導致了這樣的理解，那個背景又導致了那樣的理解，怎麼能說誰對誰錯呢？
你可以簡單地把這個理解成解構主義，是在結構主義框架內的、對「能指能帶來所指」的反對意見，認為世界上沒有所指，即只有可以任意理解的文本，而沒有固定的意義，解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把一切萬物鎖進一個不會擴張和變化的符號系統是不科學的，因為一方面結構主義與神話/符號學沒有考慮到書面語言的情況（德里達的觀點），另一方面每一個主體基於自己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經驗也會對符號做出不同於其他人的理解。說白了，就是把主體接受的觀點以及符號的變動因素納入了結構主義符號學，可以用傳播學里的二級傳播和編碼解碼理論來理解。再深入一點，再問自己（真的要這么問嗎）：
1.這移動的畫面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
2.他的表達和我的感受，這兩者有聯系嗎？
3.電影語言是什麼？我就愛覺得特寫是不重要，全景集中我的注意力，難道我錯了嗎？
可以看到，不同於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則認為結構主義完全扯淡，你要用後結構主義分析電影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反正不要同意結構主義的觀點，不要承認確定性，不要承認經驗論和二元論（即理論能解釋現實/事物有真相），甚至不要承認語言存在，意義先於語言。
舉個例子：sanity和insanity，這兩個詞真的是指正常和不正常嗎？為什麼以前中國大陸做個體生意不正常現在又正常了？為什麼同性戀以前不正常現在又正常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里社會意義先於語言，語言實際上只是被社會權力交替所被操控的能指。這樣的觀點對待電影和文學也是一樣，一句話：你以為你看見的就是你看見的嗎？區別於解構主義，這里主體准確地接受甚至都成了不可能，一切都是誤解和無解。當然，也要指出有些地方認為後結構主義就是解構主義以及其他結構主義之後受到社會科學影響的思想的總稱，按照這種說法，解構主義/意識形態批評/女性主義/精神分析都算是後結構了，也就並沒有一種所謂的「後結構主義」，這只是又一個學術翻譯的烏龍。
至於怎麼分析電影：我個人覺得，一般的電影文化分析都自覺或不自覺用到結構主義觀點，首先要把電影中元素理清楚，把聲音的響度音色頻率、鏡頭的冷暖長短路徑、情節的復合邏輯有序無序等等等等所有你能看得到的聽得到的感覺的到的都列出來，然後分開講、合起來講、結合導演講、針對觀眾講、放進社會講、用哲學眼光講，總之只要分析出其中的永恆命題（神話），就是運用了結構主義了。用解構主義分析電影，你就多說幾個意義，比如《黃土地》中大片土地的鏡頭，結構主義者說「在鏡頭語言看來這是表示自然多偉大，人融於自然」，你就說「在亞馬遜雨林土著觀眾看來那就是表示一滴水都沒有渴死個人的貧瘠。」——人與人不同，如此。後結構主義已經否認了結構主義和語言學建立的必然聯系，所以怎麼用來怎麼分析電影我一時還想不出來，不過方法論意義可以有，那就是電影你愛怎麼看怎麼看，因為這就是你獨一無二的理解。
文學上，也是一個道理，基礎的文學理論書籍應該也像電影這樣把各類文學拆解成了各個形式元素（我不知道有哪些，環境人物情節？），運用同理的方法去解析就好了。最後，如果只是看電影/文學作品而不是把電影/文學作品拿來當哲學樣本分析，最好不要抱著這個心態看電影和文學，不然我覺得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脫離了真實的電影和文學，其目標是為了讓人們獲得一個對世界更清晰的認識的體系，而不是實踐。

8. 怎樣看待結構主義學派對文化研究的理論

構主義學派 結構主義學派是20 世紀50
年代興起的又一人類學理論流派，該學派60 年代曾盛行一時，70 年代中期開始衰弱。結構主義學派主要是運用結構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和文化，其創始人為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英國人類學家利奇也是結構主義的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該學派的主要著作有：列維—
斯特勞斯的《親屬關系的初級結構》（1949）、《憂傷的熱帶》（1955）、《結構人類學》（二卷，1958、1973）、《野性的思維》（1962）、《神話學》（四卷，1964、1966、1968、1971）；利奇的《緬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列維—斯特勞斯》等。
學術界一般認為，結構主義的出現，是與西方人類學在20 世紀50
年代的發展態勢密切相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廣大的殖民地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宣布獨立。他們不再歡迎曾為西方殖民統治獻計獻策的人類學家對他們進行實地調查。在此情形下，人類學一下子失去了傳統的調查研究領地，不得已由以往的實地調查研究轉向了理論分析。結構主義正是迎合這種轉變的需要而產生的，反映了振興學科的努力。
結構主義學派的理論，來源於結構語言學。這其實也以列維—斯特勞斯的學術經歷有關。1941
年，身為猶太人的列維—斯特勞斯，為了避免德國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美國，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布拉格結構語言學派的大師雅各布遜，深受其結構語言學的啟發，遂將音位學的結構分析方法運用於人類學
對人類文化的分析上來，從而創立了人類學領域的結構主義學派。 3
按照結構語言學的觀點，語言是集體生活的符號系統，是由音素、音節、詞素、片語和句子組成的整體。語言的每個要素並不重要，只有當它與其他要素聯系起來時才有意義。這些要素間的各種聯系，就是語言的結構。
列維—斯特勞斯將這種思想引進了文化研究領域，他把各種文化視為互相聯結的系統，認為應該按照各要素之間的結構關系進行分析。如同結構語言學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雜亂無章的語言表象找出語言結構一樣，結構人類學研究的目的，也在於從混亂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中找出其結構關系。這種結構關系並不是指實際存在的社會關系，而是社會的無意識結構，即隱藏在實際社會關系背後的�6�5深層結構�6�6。它不能被直接觀察到，只有通過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概念化模式才能認識。

9. 誰能給我具體解釋下電影中的"符號學"

符號學
【概論】

符號學（Semiotics 或 Semiology）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當中含蓋所有涉文字元、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可是，由於含蓋的范圍過於廣濶，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志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現當今所指的符號學，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現代符號學另一個強大的源頭是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 －－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兩個互不從屬的部份之後，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符號學之父。

【學科原理】

語言學的歷史悠久，自古希臘就有語法學，難道中國沒有嗎？那當然不是，漢代的訓詁，西方名噪一時之漢學，在國學中列為小學(文學、訓詁學、音韻學)，典型的如我們常言的《爾雅》。至於語法學，中國看來要差一些。中西語言學有很大的不同，胡適之曾膚淺地提過，英語重介詞之用，中國忽視虛詞，常省略。來看看語言學家對符號學的研究，「在索緒爾找到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詞之前，符號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為它總是趨於與單一能指相混淆，而這正是索緒爾所極力避免的。經過對詞素與義素、形式與理念、形象與概念等詞的一番考慮和猶豫之後，索緒爾選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結合便構成了符號。」③ 張遠山先生的《中西思維層次之差異及其影響》一文中說：「索緒爾所忽視的語言的唯物主義基礎：『受指』，因為真正與能指構成應是受指，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學術上熟稔的『名』與『實』。能指與受指的結合生產了語言的所指，兩個來源構成了所指的兩個相關成分，來源與能指的是『客觀所指』即『義指』(固化為詞典釋義)；來源於『受指』的是『主觀所指』即『意指』(體現每一次稍異於詞典釋義的具體作用)，它們的先後關系是『能指→(義指→意指)→受指』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離』卦來表示，初九(陽爻)代表能指，六二(陰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陽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國人把最下的(初九)作為第一爻。那樣，中國人的思維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義指)→能指』。」「中國人對語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與懷疑」。④ 據我學國學以來，深知佛道對語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國人的思維與西方人的差異極大，對符號辨識差異巨大。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國用藕來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葉，中國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學專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賈寶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會說，指示標識更是國際化的，譬如，廁所的標識用男人和女人形象來指示，中國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並無思維差別。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時候，張開八根指頭。可中國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來表示。這時思維差異就出來了，西方人最終用受指(對象)來體現，中國人用的是能指(名稱)來體現，這兩個符號固然不同。當我們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異的時候，我們能怎樣做指示設計呢？首先，應根據不同的地域思維特色，如少數民族用某種圖騰符號來代表自己民族標識。如果我做具有國際性又具有差異性的指示標識設計，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號來做。多元文化時代，差異性的符號也是具有國際性的。假如用龍紋做，世界皆知是「中國」，這時龍紋具有指示性和民族性。沒有差異的國際性指示標識，往往採用共識性符號，如螺栓的型號全球通用，若是做指示設計就容易多了。

【學派之爭】

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法國和義大利為中心重新興盛至歐洲各國，它的源頭不外乎胡塞爾的現象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如按理論形態也可分為：其一，卡西爾哲學符號學(新康德主義)，以及皮爾斯哲學符號學；其二，索緒爾影響下的羅朗·巴爾特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學；再細分：一曰：以索緒爾說「語言學只是符號學一部分」，二曰：以巴爾特所言「符號學只是廣義語言學的一部分」，這符號學是擴大意義的語言學，更准確地說「元語言學」理論；其三，前蘇聯學者勞特曼的歷史符號學，正好是索緒爾共時研究的反對等等①。李幼蒸認為：「今日最為通行的一般符號學理論體系共有四家：美國皮爾斯理論系統，瑞士索緒爾理論系統，法國格雷馬斯理論系統和義大利艾柯一般符號學。」② 符號學作為一個跨越學科研究的方法的學科，當然少不了思想學術的革命性。後現代思潮里，國人更易接受巴爾特之類。可我研習國學多年，跟隨潮流的意識早已淡漠。靜心而論，那些西傳之學，國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厭倦。我們必須明白，在西方學界里的權威，可能在我們的語境里是錯謬之極，符號學就有其特性，故願能尋到一種較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僅是粗劣的嘗試。

以文化為研究范圍的是現代符號學的特質，當中包括了

民謠學 Folklore Analysis

人類學 Anthropology

敍事學 Narratology

言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話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藝術符號學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較為近代的應用有電影符號學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築符號學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號學的研究應分為以下幾期：

主要學派

瑞士索緒爾符號學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緒爾是瑞士開創現代語言學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教學講稿，由兩位學生組合編輯而成。現代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詞語語源也是索緒爾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言學（Philology)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異時性（diachronic）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並時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英國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Noam Chomsky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份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到目前為止，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

科索緒爾符號學的特點是

單一符號（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部分。意符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部份。由兩部份組成的一個整體，稱為符號。
意符和意指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武斷性（arbitrariness），沒有必然關聯。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發聲及串字組合，因約定俗成的習慣被指涉為 "一種以木質枝桿為主體的葉本植物" 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