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電影角色分析

❶ 紅高粱的主要人物

余占鰲
男主人公：「我爺爺」余占鰲
余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戴鳳蓮。余占鰲一生殺人越貨，與「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縱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寫的是「我」奶奶和「我」爺爺本性的凸現，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徵，也是「我」爺爺、「我」奶奶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膽開戰的精神所至，更是《紅高粱》人物的原生態最突出的表現。他雖沒有彪炳史冊，但正是他們這些漢子創造了歷史，打鑄著民族精神。
余占鰲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種動感之美。人們傾聽那被摧殘、被壓抑的人性在呼喚，一種靈與肉搏鬥的呻吟，那是一種值得回憶和記憶的民族精神積淀的告誡，一種只有生長在紅高粱土地上才能體驗到的關於人的價值、關於民族精神、關於倫理道德、關於歷史進程、關於整個人類生活本質的哲理。莫言把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鰲追求自由及原生態的性格中，使余占鰲身上放出了獨特的人性的光輝，在原生態的藝術中呼喚了人性之美。
「高密東北鄉」 ——這塊黑土地孕育了余占鰲這樣一個善惡結合的土匪頭子。余占鰲是集善惡美醜於一身的典型人物。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他的反抗是徹底的，但手段也是相當殘酷的。他表達愛恨的方式就是殺人，包括他的親叔叔余大牙，對手花脖子，情敵單家父子。而這種「殺人」的行為，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無疑是「惡」的，是不可饒恕的。但在具體的價值行為中，他殺人的行為卻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義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的表現。在愛情的准繩上，余占鰲殺死仗勢欺人的單家父子，是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愛人；他殺死酒後亂性的余大牙，是為了還無辜少女曹玲子一個公道；他殺死流氓頭子「花脖子」，是為了當地百姓免於盤剝之苦……這些都恰恰表現出了一種深邃人性的「善」。余占鰲本性的「善」和手段的「惡」並不矛盾，「他們的人生行為已很難用慣常的倫理道德規范去衡量，也難以用善與惡、美與丑這樣簡單的二元判斷去評價他們，而是善中有惡、美中有丑、相互糾纏。」他只是徘徊和游離於道德倫理和法律綱常外的另一個層面。作為一個疾惡如仇而又豪放不羈的原汁原味的英雄，他無法跳出這個特定歷史環境下所決定的局限性，而恰好在這一歷史局限性里，表現的是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頑強的生存意識。
戴鳳蓮
女主人公：「我奶奶」戴鳳蓮
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我奶奶」戴鳳蓮，不到6歲就開始纏腳，「我的外曾祖母」用布一丈余長的布勒斷了奶奶的腳骨，纏就一雙三寸金蓮。奶奶身高1.6米，體重60公斤。16歲那年，就由她的父親做主嫁給了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單延秀的獨生子單扁郎。單家開著燒酒鍋，以廉價高粱為原料釀造優質白酒，方圓幾百里都有名。風傳單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風病。在三天的回門路上「我奶奶」戴鳳蓮與「我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里野合，後來又與「我爺爺」余占鰲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❷ 誰知道《紅高粱》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談起1987年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腦海中總會浮現出「經典」二字，的確，這部電影在拍攝技巧、剪輯、畫面色彩和構圖、音樂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並且蜚聲海內外，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一座豐碑。關於它的評論不可勝數，大部分為褒揚之詞。但是對本片的人物形象塑造筆者並不持完全肯定的態度，特別是結合小說《紅高粱》《高粱酒》分析之後，筆者發現「我奶奶」這個形象塑造的並不鮮活，大部分配角的語言設計過於蒼白，即使考慮到電影文本與小說文本在塑造人物上的巨大差異，以及本片的側重表現方面，電影《紅高粱》的人物塑造也是不完全成功的。

先從電影的情節進行分析，一個半小時的電影，有一個小時是在講述「我奶奶」與「我爺爺」的相識、相愛（姑且用這個詞）、相守的過程。主要分為五個事件，在這五個事件中，我爺爺和我奶奶的交往程度一步步加深：娶親（二人初識）——回門（高粱地野合）——掌家——匪事（二人情感進一步加深）——釀酒（二人光明正大的居住在一起）。然後是九年之後的鬼子來了，這是全劇的高潮。從鬼子進村，再到我爺爺和燒酒伙計們打鬼子，他們經過了打鬼子的准備工作、高粱地待敵、打仗、最後是完結，後半部分雖然只佔全劇的三分之一，但是這三十分鍾，使本片的題材更主要的成為抗日題材，完成了思想上精神上的偉大崇高的超越。

前半部分給觀眾展現的是民俗的畫卷，而後半部分留給我們的是一部民族的史詩。很難說這兩個部分哪個是重點、哪個更優秀，但是在藝術成就上，無疑前半部分更多些。

在小說《紅高粱》《高粱酒》中，主人公首先是「我爺爺」余占鰲，其次是「我奶奶」戴鳳蓮。（分析）小說的情節主要是抗日，二人的情感經歷也是在作者講述抗日故事過程中插入進去的，余戴的結合被設計在一個小篇幅的位置中，而電影則不然。二人的情感經歷可以說是導演編劇花費最多心思的地方，那一幅幅畫面也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提到紅高粱，首先想到的就是二人在那片紅高粱地中的野合。電影的形象給了我們比小說更具體、更激烈的視覺刺激。

由於電影中民俗生活內容的擴大，這使電影中的「我爺爺」「我奶奶」兩人被擺在了同樣重要的位置上，分不出誰先誰後。從「我爺爺」抬轎子的那一刻起，觀眾一見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點，他的一身壯碩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練、勇猛、無畏等此類的形容詞，從他與我奶奶相愛，到他抗擊日本鬼子，這種性格是無需變化的，但是對於「我奶奶」這個人物形象，處理分析起來卻異常的困難。

在小說中戴鳳蓮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鳳式的女強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潑辣、機警、聰明這樣的詞語來修飾。例如她在接手紹酒作坊的時候的表現，完全可以與她先前的舉動劃上等號。但是在電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樣是接手紹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辭動作都顯得拙劣，甚至呆傻，讓人懷疑先前在高粱地里和「我爺爺」野合之後大大方方坐在毛驢上的女人是不是她。在電影中，從第一幕的開臉，她的悲傷她的壓抑可以閱讀；坐在轎子里的時候，她的眼睛的摸索，讓人心疼她的處境。電影中的「我奶奶」形象的改動，一方面讓我奶奶擔任更多的封建批判的任務，讓觀眾更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那個荒涼之地的野蠻與任性。我覺得那時的鞏俐沒有這個演技，同時劇本改編的不合乎邏輯。

在電影中，「我奶奶」是沒有一點的「潑辣」的表現的，但是她卻光明正大的和「我爺爺」同居了。在她觀看燒酒釀出的那個場景時，她的表現讓人十分的失望。在小說中這個場景是轟轟烈烈的，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紹酒作坊，但是這個場面卻顯得異常的宏大。但是電影中，再多的人、再多的蒸汽也顯出了電影比之小說的在想像空間上的狹小，但是更要的是，這一場景的主角，「我奶奶」的表現實在是沒有那種當家做主的氣度和豪情。

再看電影中的配角群體的形象塑造。所謂的配角群體，以轎夫和燒酒工人為例。他們是配角，這是前提，並且總是以群體的形象出現。群體的台詞是非常難以把握的，但是不能讓他們的台詞成為附庸與點綴，但是電影《紅高粱》中的轎夫們和工人們的台詞顯得非常的拙劣，隨聲附和和傻笑成為構成他們台詞的主要方法，使這些本可以活靈活現的人都成了言語表情無所事事的小丑群體。他們要哭一起格式化的哭、要笑一起格式化的笑、要說一起蒼白無力的說，要表現民風的朴質和憨厚，不是要用呆傻來表現的。

在主要人物形象中，羅漢大叔的形象塑造的比較有深度，超越了小說中的羅漢大叔，小說中羅漢大叔的情節只佔一小部分，所以形象遠遠不如電影中的悲壯、深邃、成熟。

當然，「我爺爺」、「我奶奶」還有配角群體這三者形象的塑造並不是本片的側重點，展現風土的畫面和村民的蠻壯，以及愛國抗日的這種重大主題才是本片的主要方面。在一幅幅畫面的展現中，色彩、取景構圖這兩個方面很容易讓人想到《英雄》這一失敗之作，再考慮到《英雄》中人物形象的蒼白，發現原來可以在《紅高粱》中找到源頭。

❸ 如何看待《紅高粱》里的各個角色

羅漢在燒酒作坊里就像是管家一樣，李大頭死後，九兒一個女人當家，劉羅漢若是想要吞掉作坊的財產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他卻沒有那麼做，後來酒坊的事情安定下來，並成功釀出了美酒十八里紅，而且九兒的生活也安定了，羅漢也就走了。

❹ 如何看待《紅高粱》中的朱豪三這個人物

紅高粱劇中於榮光飾演的朱豪三是一個行伍出身的鐵腕強人朱豪三臨危履職，出任高密縣長，決意不擇手段肅清當地匪患。

而他的他的形象是根據民國三十年代一個真實人物"曹夢九"改寫的，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縣長，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清官"，為百姓辦了很多實事如剿匪、禁大煙等，同時他也因為固執和處事方法得罪了一些百姓。

後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日軍攻陷高密。朱豪三因率領警備隊抗日被高密百姓趕出高密縣，朱豪三沒想到自己為高密做了這么多年的好事仍不得民心。

後朱豪三不得不去投奔九兒，誰料遇到日軍，便讓小顏掩護九兒等人離開。自己和孫大腳為了救余占鰲和日軍同歸於盡。

❺ 《紅高粱》中余占鰲的人物形象分析

余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雖沒有彪炳史冊，但正是他們這些漢子創造了歷史，打鑄著民族精神。

余占鰲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我奶奶」戴鳳蓮。莫言賦予余占鰲原始的愛恨情仇，他愛得如此濃烈，以致超越了倫理，超越了道德。

余占鰲劫富濟貧，從不危害老百姓，與「我奶奶」高粱地里縱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寫的是「我奶奶」和「我爺爺」本性的凸現，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徵，也是「我奶奶」、「我爺爺」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膽開戰的精神所至，更是紅高粱人物的原生態最突出的表現。

(5)紅高粱電影角色分析擴展閱讀

余占鰲的人物原型：

小說里「我爺爺」余占鰲的原型是在山東膠縣（今膠州）、高密、平度、昌樂、安丘、諸城一帶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曹克明是高密西鄉人，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為便於膠縣、平度兩縣的日本駐軍聯系、協防，日軍徵用高密、平度、膠縣等地的民夫40多萬人修築膠平公路。修路毀壞沿途莊稼無數，公路兩側村莊中的騾馬、大車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後，日軍每日乘車往返巡邏，路邊的樹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們比試槍法的靶子，常有無辜村民死在他們槍下。日軍惡行激起了當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決定在膠平公路打一個伏擊戰，教訓一下這幫窮凶極惡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輛日軍汽車進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揮員一聲令下，游擊隊員們居高臨下，槍彈齊發。日軍慌忙躲到車底頑抗，由於游擊隊剛剛組建，戰士們還缺乏作戰經驗，先後有數人中彈犧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經驗的老隊員率領十多人，每人抱一捆點燃的高粱秸，奮不顧身地將汽車點燃，濃煙和大火把鬼子從車底趕出。經過一番激烈戰斗，除一名鬼子兵躲進路邊的高粱秸漏網外，其餘全被擊斃。

❻ 《紅高粱》的主要人物

戴鳳蓮既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又是王熙鳳式的女強人的形象，她可以用潑辣、機警、聰明這樣的詞語來修飾。例如她在接手紹酒作坊的時候的表現，完全可以與她先前的舉動劃上等號。但是在電影中，她成了具有憨厚的性格的人物。同樣是接手紹酒作坊，「我奶奶」的言辭動作都顯得拙劣，甚至呆傻.

從「我爺爺」抬轎子的那一刻起，觀眾一見他就可猜出他的性格特點，他的一身壯碩的肌肉，只有搭配果敢、干練、勇猛、無畏等此類的形容詞，從他與我奶奶相愛，到他抗擊日本鬼子，這種性格是無需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