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視美學角度分析電影紅高粱

㈠ 如何評價電視劇《紅高粱》

周迅的《紅高粱》優勢何在？

文/邢大軍
電視連續劇《紅高粱》倚仗的的賣點有這么幾個，一個是張藝謀電影版的廣而告之效應，二是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盛名之下，當然這兩個因素都不足以撐起電視劇的收視率。對於這部電視劇而言，最大的寶應該是押在女主演周迅身上。

電視連續劇《紅高粱》主要看點將是周迅，而且要看她如何沖破觀眾心目中既定的印象，那麼她就只能玩」另類「了，而且劇作和拍攝手法都將以她為重心！對於周迅在電視連續劇《紅高粱》中的重要性，各大媒體的宣傳評介已經明示了這一點，例如：「劇版《紅高粱》與原著相比有很大的改編：小說是以「我爺爺」為主線，而在劇中周迅扮演的「我奶奶」九兒則是絕對的主角。事實上，從劇情鋪展的需要方面看，莫言對這樣的調整也是相當認可的的周迅會塑造出嶄新的九兒特質」、「此次清秀嬌小的周迅不僅大膽挑戰鞏俐版「九兒」，還與小其10歲的朱亞文在高粱地里上演激情戲碼，野性十足！莫言觀看完電視劇《紅高粱》片花後，忍不住潸然淚下，誇贊編劇趙冬苓改編得非常好，非常希望能夠看到這部電視劇。此次電視劇版《紅高粱》能獲得文學大家莫言的如此稱贊，必然又將成為一部傳奇經典劇作！」「對於這部電視劇，莫言表示非常期待，也很認可周迅的表演，相信「集仙氣、鬼氣、靈氣、人氣於一身」、「電視劇《紅高粱》根據莫言小說改編，講的是上世紀30年代初發生在山東高密的故事：九兒（周迅飾演）和余占鰲（朱亞文飾演）、張俊傑（黃軒飾演）之間的愛情以及朱豪三（於榮光飾演）等人轟轟烈烈的抗日故事。在《紅高粱》曝光的片花中，九兒的造型引起了熱議——她的額頭有一片樹葉狀的劉海，辮子也走偏了，不少網友說從未見過這樣的發型。這個造型的設計者是陳同勛，他是繼《甄嬛傳》後第二次和鄭曉龍導演合作。陳同勛說，這樣的造型是為了體現九兒的性格，她既俏皮又單純，骨子裡還很要強剛烈，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兒』」、「周迅版「九兒」：走心，更細膩。從提前曝光的片花看，剛過40歲生日的周迅，在詮釋19歲的少女時風采不減，一場倔強出嫁、大鬧禮堂的戲份，令人印象深刻。朱亞文版「余占鰲」：當匪，更血性。朱亞文謙虛地表示，電視劇版會更強調余占鰲「匪」的一面，「身上有一種帶著兄弟們努力活下去的『領頭人』的味道。」新編故事線索：官匪斗，更精彩。為了豐富電視劇的線索，此次電視劇版《紅高粱》特地加上了一條硝煙彌漫的剿匪線索」等等。
當然，闊別電視屏幕12年，《紅高粱》是「周公子」周迅的首部電視劇作品，自然也應該引來觀眾翹首以待。該劇由著名編劇趙冬苓親自操刀、教父級導演鄭曉龍執導、影視雙後周迅和實力派演員朱亞文、黃軒、秦海璐、於榮光等主演。可以說，這部劇集結了中國最優秀的編劇、最優秀的導演、最豪華的演員陣容、最頂級的製作團隊。不過，由於影片《紅高粱》珠玉在前，尤其鞏俐當年飾演的「我奶奶」美艷野性，是中國電影銀幕上最令人難忘的女性形象之一。對此，周迅的《紅高粱》還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從觀眾欣賞的角度來講，張藝謀的《紅高粱》就是一瓶形式大於內容的高度白酒，而且就這么一小瓶，對於如今喜歡每晚黃金時間收看電視連續劇的廣大觀眾而言，高度白酒不禁喝，也不夠喝，而且還容易大醉，傷身傷神。相對而言，電視連續劇版的《紅高粱》則更像低度加飯酒，甚至可以是啤酒，量大夠喝。雖然走腎，大不了廣告時間多上兩趟廁所。所以說，電視連續劇版的《紅高粱》只要在劇作上往啤酒的路數上釀造就成了，只要劇本內容夠豐富，隨酒搭配的菜多點兒，每天晚上的這段時間就好對付了！

㈡ 紅高梁電視劇與電影紅高粱有什麼區別

電影基本是按小說的，電視拍了60集新增了很多其他人物。

《紅高粱》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戰爭文藝片，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於1987年在中國上映。

影片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歷經曲折後一起經營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本軍虐殺的故事。

創作背景

《紅高粱》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張藝謀看了莫言的小說以後覺著小說里的這片高粱地，小說里的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

在創作的時候，《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莫言小說里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在電影里則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紅高粱》的編劇有三個人：陳劍雨、朱偉以及原著小說的作者莫言。

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時候，張藝謀就把《紅高粱》的定稿拿給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後發現定稿跟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

㈢ 關於《紅高粱》~~急~~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㈣ 莫言《紅高粱》的藝術特點是什麼

藝術特點

1、《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

2、敘事藝術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

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3、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

(4)從影視美學角度分析電影紅高粱擴展閱讀

莫言首評《紅高粱》結尾：不符合科學但符合藝術

電視劇《紅高粱》專家研討會日前在京召開，《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他出國期間看到海內外華人熱追電視劇版《紅高粱》，他特別提到《紅高粱》結局九兒慷慨赴死這場戲雖然不符合科學，但是符合藝術，符合觀眾的心理需求。

對於電視劇版《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因11月6日去美國，他只看了30多集，但每集他都看得很仔細，看完後也生出很多感想。而赴美期間，海外華人對電視劇版《紅高粱》的喜愛，更是讓他清晰地感受到《紅高粱》的巨大魅力。

莫言說，赴美期間他發現很多身在美國的華人都在追看《紅高粱》，反映也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尤其是他們在異國他鄉看到這樣帶有強烈中國風格、中國鄉土精神的電視劇，喚起的思鄉之情，更讓他感到非常振奮和高興。

完成拍攝，將它完美呈現出來，完成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程，莫言也表示由衷地感謝。他表示電視劇版《紅高粱》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是符合我們愛國主義主旋律的電視劇；

充分展現了我們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中正面的部分，其故事的講述，曲折、豐富、豐滿，堪稱精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豐滿和比較豐滿、個性十分鮮明的人物。以一部作品來說，有這幾點就足以站得住腳。

莫言還特別提到了電視劇的結尾部分，「在大結局中九兒提著酒的情節，酒是不可能引發那麼大的爆炸，因為酒燃燒，冒出的火苗是藍色的，不會像汽油那樣引發沖天大火強烈爆炸，這個雖然不符合科學，但是符合藝術，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㈤ 紅高粱看完影片你明白了什麼

《紅高粱》以嶄新的藝術形式，描繪了中國二、三十年代一夥農民古樸、野性的生活和他們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過程。影片的劇情構成極具戲劇性，通過人物塑造贊美生命的自由。愛就真愛，恨就真恨；大愛大恨，大生大死。 情節曲折跌宕，出人意料之外，但其電影語言又是「探索片」所固有的。明快、緊湊、張馳有度的節奏，畫面、色彩、光線及其所構成的視覺形象，生動，濃烈。
到八十年代末期以後，中國電影市場的急劇變化，使得曲高和寡的「探索片」難以為繼。中國的中、青年導演在藝術追求上走向分化。部分導演拍出了探索性與觀賞性相結合的影片。其中，黃建新導演的《黑炮事件》、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是最有代表意義的作品。《紅高粱》以嶄新的藝術形式，描繪了中國二、三十年代一夥農民古樸、野性的生活和他們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過程。影片的劇情構成極具戲劇性，通過人物塑造贊美生命的自由。愛就真愛，恨就真恨；大愛大恨，大生大死。

二、視聽語言讀解。
東方文化的沉鬱和抑制，對華人的消極影響很大。近百年的屈辱和創痛，使得官方與民間都傾向於過度防衛，容易抗拒一切外來的價值觀念。抵抗，對抗，是對外關系思維的主導思想。閉關鎖國、閉關自守，只是一種無計可施情況下的消極選擇。《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呼喚中華民族激揚昂奮的民族精神，用電影的方式對傳統觀念和陳規力量，發起有力的猛攻和挑戰。融敘事與抒情、寫實與寫意於一體，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海內外各種獎項紛至沓來，中國影片揚名國際、走向世界。由於對視聽語言的天賦敏感和理解，張藝謀身兼攝影師、演員、導演而全優，創造了一個罕見的奇跡。
1。重要段落分析：
⑴顛轎：
一群年輕健壯、肌肉堅實的男人，誇張的動作造型，與廣闊無跡的極為單純的橙黃色土地、煙塵，熱烈飽滿的紅色蓋頭、轎子，桀驁不馴、驚天動地的喊唱，完美交融，形成激動人心的視聽效果。黃色的土地和背景，十分鮮艷，輕快而舒適。黃色的主要特徵是明亮，具有反射性，產生光輝以及表現出非其本質的快活、明朗。
《顛轎歌》、《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一聲聲都彷彿是從生命里噴涌而出，西北人情、西北風貌、西北氣派、西北的粗獷與強悍，在電影的時空中淋漓盡致地洋溢出來。自由狂放，無拘無束，神聖與游戲、生命與娛樂、年輕與豪邁完美結合在一起，人按照天性熱火朝天、滋味十足地活動著，從內容到形式都浸透著自由的詩意和贊美。電影語言和對生活的捕捉、剪裁，新穎迷人。
顛轎、祭酒神，是山東早年的習俗。具體怎麼樣，原著作者沒有見過，上歲數的人聽說過。莫言在小說里卻可以發揮想像力，用文字構成一個奇妙的民俗世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張藝謀在電影中，用視聽語言創造了一個賞心悅目的銀幕世界，傾倒了國際影迷並獲得熱烈贊美。
⑵野合：
爺爺踏倒的高粱，形成一片圓形的祭壇。兩性結合，被賦予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意味，生命的過程與目的高度統一。火紅的高粱，被陽光塗成金色狂舞，拔地而起的嗩吶聲驚天動地，猶如助威，彷彿禮贊。歌頌生命的自由舒展、嚮往活著的偉大輝煌。
「做學問的目的，最終還得落實到做人上，還是要使人越活越精神。……你的生命狀態首先得熱起來，活起來，旺盛起來，敢恨敢愛，敢生敢死，生下來的子孫後代也是九斤半的胖小子，不能一肚子文化， 自己卻活得越來越疲軟。」「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天天討論人為什麼活著，卻恰恰不關注人應該怎樣活著。」①
《紅高粱》用一個極端的場景，表達了一個樸素的思想——人活著首先是人，是首先屬於自己的生物。人的主體性的覺醒，對於一個社會的民主和進步是至關重要的。個體、自我的消滅，意味著對於我而言一切的不存在和無意義。人有作為人的正常慾望和需求，滿足的過程猶如人生百態的萬花筒，凝聚著人性的多姿多彩。當不合理的東西大行其道時，合理的東西常常被懷疑甚至貶斥。為金錢權勢而出賣肉體和靈魂，是不正常的，而在一些地方又是理所當然、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果拋開現實的物質條件和勢利追求，會被人嘲笑、奚落、質疑。觀念與思維的端正，使人活出人的熱烈與力量。
⑶抗日：
生命的延續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對抗、妥協、統一的過程。
年輕美麗、站在人生起點的九兒，必須聽命於父親的安排嫁給麻瘋病老者李大頭，因為李大頭經濟富裕。九兒的青春活力與父親的不人道處置，老百姓的按部就班與土匪的肆意攻擊，中國人的起居家園與日本侵略軍的暴力踐踏……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求生存過程中經歷的慘痛遭遇。中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無可比擬的代價，抗日戰爭，是中國電影、文學等多種藝術形式書寫不盡的歷史。抗日戰爭題材占《紅高粱》後三本的容量，書寫生命遇到虐待、摧殘時悲壯暴烈的一面。
《紅高粱》寫抗日，不是為寫而寫，也不簡單局限於抗日本身。錢勢擁有者麻瘋病老漢李大頭與武力擁有者日本侵略軍都是一個象徵，是健康發展、自由幸福的對立面，是活潑生命煥發青春活力的敵對因素。是困境的象徵，是發展與障礙對抗的象徵。這是導演不同於常規處理同類題材的特別之處，也是他獨具匠心、非同尋常之處。

① 張藝謀 《〈紅高粱〉導演闡述》

既要讓人覺得像，又要有所突破。電影語言的運用，無論視覺還是聽覺方面，在傳奇性與真實感之間找平衡支點，不拘泥於一種方法。聲畫的真實還原，不是最終目的，重要的是視聽感受上形成相當可觀的沖擊力，令觀眾動心、動情、動腦筋。沖擊觀眾、調動觀眾、引導觀眾、尊重觀眾，是導演在電影語言實踐中明顯體現出來的主導思想，票房與海內外激起的盛贊和議論紛紛，拉近了電影和觀眾的距離，使得影片的商業價值、文化傳播、社會效益的實現有了根本保障。
⑴影像造型：強烈、鮮明、標新立異。
畫面是思維方式的物化形態。張藝謀說：「我之所以把《紅高粱》拍得轟轟烈烈，張張揚揚，就是要展示一種痛快淋漓的人生態度，要表達『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這樣一個拙直淺顯的道理。只有這樣，民性才會激揚發展，國力才會強盛不衰。」①《紅高粱》畫面、聲音造成獨特感覺。人物充滿生命活力，動作強烈，勇敢張揚。莫言小說寫人的風流，張藝謀電影寫人的熱愛。人物跟結構結合，兩個主人公乾柴烈火，反傳統個性非常。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中進發出渾身的熱氣活力，隨心所欲里透出做人的自在快樂。「我只想用電影去影響人，人不會停留在一個層面，電影亦如是，希望有五花八門的電影，帶動各種思考。」（張藝謀語）
成熟的高粱二三米高，雄渾一片，借著風勢，海浪般涌動鼓盪。銀幕上奔涌著飛揚流動的活力。 《紅高粱》影像造型強烈、鮮明、標新立異，深刻的道理、簡練地表述，以輕松自然的形態表達思想，追求電影化、藝術化的敘述方式，景別不大地貼近拍高粱在風中狂舞，盡量把陽光帶進畫面，燦爛的陽光在一棵棵高粱之間跳躍閃爍，把墨綠色的高粱染成一片金黃。高粱在各種光線、角度變化之中的神采飛揚，逆光中半透明的晶瑩的高粱在風中新鮮而舒展，傳達出導演著意突出的活力與神韻，把高粱拍成人化的自然。《紅高粱》凝煉寫意的鏡頭語言，是中國古典美學精神對代電影深刻影響的傑出範例。
「我最喜歡凝煉的藝術、表現的藝術。」「我是西安人，特喜歡長安畫派。趙望雲、石魯畫黃土高原，大塊厚實，枯筆特多。他們以墨當色，大筆勾勒，將陝北千溝萬壑的歷史感、沉重感和乾燥感表現得非常充分，絕不像潮乎乎的江南小景。我去看茂陵、霍去病墓石刻，一塊飛來石，就告訴你是虎、是馬，神似！秦磚漢瓦塊兒有多大，秦腔黑頭稱得上蒼勁粗獷，連山西的小吃都比別的地方氣派！所有這些，都對我的審美情趣有挺大影響。」①
演員是眾矢之的，銀幕上最引人入勝的觀賞對象。外形是內在的物質顯現，農民與都市人的差異絕不止於服飾。拍攝之先，就考慮到總體的風格和感覺，為了像，為了洗盡都市人的肥碩和脂粉氣，先讓大家曬黑、瘦一些，增添風霜感。結果，《紅高粱》人物造型沖擊力很強，畫面營造強烈，給海內外觀眾留下了廣泛深刻的印象。
趙季平說：「張藝謀在藝術上的感覺，你看著不起眼，但到銀幕上力拔干斤，在造型方面他是一個大師。他的每部片子都不一樣，但他能把一個復雜的東西變得簡單了，簡單到抓住一個最關鍵的東西，用最簡潔的語言說明一個深奧的問題，這是他最大的優勢，最大的特點，也是他的天才所在。」

色彩表意：紅色是主調。
熾烈有力的紅色是全片畫面色彩的主調。顧長衛是第一流的攝影師，充分發揮色感，注意運用色彩特有的視覺本能力量。主角穿紅色衣服，最後畫面全是紅色。不僅高粱全部紅起來，天地也紅起來，如血似火的大紅。紅色代表革命，象徵熱烈。熱烈的生活態度、舒展的生命活力。面對邪惡勢力的踐踏蹂躪，生命個體和群體以最原始、最本質的方式反抗，即使力量對比懸殊得匪夷所思。《紅高粱》通過色彩的特別應用，頌揚生命。強化性運用色彩的內在聯系與張力，給予觀眾集中深切的視覺印象。
紅色出現在一號位：冒險、強烈的體驗，追求過度的性行為解決失望感、孤獨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求得豐富的經驗，追求充實的生活。紅色表示生命力、神經、分泌腺的活動，意味著有形的慾望。達到目標、獲得成功的沖動，希望人生多姿多彩，能從各個方面獲得豐富多彩的經驗。紅色具有刺激性、好勝性，從性的能力到改造自然的能力。積極的行動，體育競賽、戰斗、競爭、色情、進取心、生產性等行為沖動。象徵征服之血、點燃靈魂之火，多血質性格和男性氣概。感覺上表示食慾，感情上表示希望，肉體上表示隨意肌或交感神經再生器官。時間上，紅色表示現在。
紅花綠葉的自然風光，表明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的，非單一元素、色彩可以包羅萬象的。《紅高粱》以紅色為主調，但又有對其他色彩的有機調度，形成一個豐富的色彩表意系統。顛轎段落廣闊的暖黃色區域，黃色的土地、黃色的煙塵、黃色的皮膚，各種造型實體、空間段落自然隨意表現各種調子。黃色是典型的人間色彩，含有離心的充滿野性狂躁的刺激強度的原始張力，色彩豐滿渾厚堅實有力。局部段落以黃色為主體，紅色蓋頭、轎子、紅色的新娘成為美的中心。貧困的土地、落後的人民中，孕育著巨大的生命熱情、渴望和活力。除非受到阻礙，否則黃色是無限擴大的，表示緩和性，在心理學上意味著脫離重荷、困境、難題、苦惱、拘束的束縛。黃色象徵溫暖的陽光，這光芒使人快活幸福。在感覺上，具有舒適的刺激性，在感情方面，充滿希望和喜悅。肉體上，是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的共同作用。
顛轎段落，一號位選黃色，是渴望得到解脫，希望獲得更多的幸福，同時意味著尋求解脫時會遭到糾葛。為了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必須有平穩和連帶感。黃色表示朝著未來的方向邁進。明顯強調黃色，存有擺脫現狀困難的願望，黃色表示希望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珍惜時光，追求自己的理想，想向外發展不安定。黃色表示變化性導演的生死觀念，在影片中以色彩的方式呈現出來。野合段落的驚心動魄、壯懷激烈，影片結尾的血灑高粱地、義薄雲天。生生死死都是紅火神聖的，場面拍攝富於儀式感。烈日夕陽中的高粱地，色彩燦爛熱烈。影片結尾， 日蝕，我爺爺和父親、整個空間沐浴在鮮血與太陽的色彩里，出現凝固趨於永恆的沉寂，視覺造型輝煌壯麗、無限華美。

3．觀賞價值追求：戲劇空間的發展，與視聽效應的不斷變化。
電影在誕生之初，就以它娛樂性的一面，征服了求新好奇的人類。路易·盧米埃爾攝影技術還原現實的精緻逼真，喬治·梅里愛的戲劇元素注入影像賦予電影更強的表現力，格里菲斯、愛森斯坦、斯皮爾伯格、張藝謀，世代中外的導演和技術大師們，為了把影片拍得更好看，費盡心機。電影首先是給人看的，觀賞價值追求是第一位的。再好的創意，沒有人欣賞、領略，等於零。新時期以來，中國導演和電影人越來越重視這一點。
中國電影近百年的歷史上，對觀賞價值的重視，也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寶貴過程。但是，解放以後左的路線干擾，觀賞價值的追求受到沖擊和限制，發展相對緩慢甚至停滯不前。新時期，百廢待興，觀賞性的重視與研究，佔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好看作為基本條件不再被懷疑。
《紅高粱》色塊旋轉跳躍，音樂富有鼓動性，對觀眾造成放射性沖擊，甚至遠離戲劇情節的窯址，直接進入一種特定的造型空間進行純粹的情緒體驗。多年支撐電影的劇情不再重要，戲劇的拐棍不知不覺被放在一邊，故事只是你進入電影的路徑．進入之後是一個故事、情節無法框范的欣賞空間，特有的視聽效果本身魅力無窮。極端放任、沒有控制的造型樣式與視聽效果，實現了對自由的自然生命形式的渴望、對無限壓抑的徹底解決。在張藝謀以後的電影創作中，始終不渝地保持著對好看的執著追求。由於他自身素質和藝術修養的卓越，使他的電影在好看的背後蘊涵著耐人尋味的意義，成為世界影壇一道不可忽視的亮麗的風景。
觀賞性、奇觀性對於電影的特殊意義，不容置疑。現在高科技技術手段的應用，賦予電影常青的藝術生命，滿足人們在家裡通過電視等媒體得不到的視聽魅力，使得電影院在觀眾數量的沉浮中不斷發展、完善。張藝謀的作品告訴我們：電影的好看、觀賞價值，並不僅僅是視聽技術的奇跡，更是人類思維、視野的奇跡。電影誕生一百多年來，對電影觀賞價值的追求創造了大量的藝術精品，為人類社會留下了瑰麗燦爛的文化遺產。

內容選自純白色流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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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如何評價電影《紅高粱》

粗狂的鏡頭，將鄉土氣息間的野性彰顯出獨具匠心的美感，色彩艷麗的基色又形成了電影如詩般的語境，環環相扣的劇情架構，令《紅高粱》對生命，民族，戰爭的呈現毫無突兀，電影透過普通百姓群像聚焦而出的是那蓬勃的生命力，抗日戰爭時代的附加，悲情基色間突顯而出是不朽的民族膽魄，電影以此構築了這場對生命更是對民族的禮贊，《紅高粱》是一部極具中國特色如烈酒般的里程碑之作。——夢里詩書

㈦ 如何評價張藝謀的電影

在如今的導演界之中，如果要說一個能夠稱得上是國內外享有著崇高地位和口碑的，那麼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必然是張藝謀導演了，張藝謀不僅僅在影視界和娛樂圈之中創作了眾多優質的影視作品和成就，同時也擔任過連續多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以及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閉幕式總導演。

張藝謀從1987年的《紅高粱》之中成功獲得了最佳導演獎等榮譽，從此在這里一炮而紅在導演道路上繼續前行著，他的每一部作品和演出其實都具有著很多的深意和內容，在這樣子的內容背後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張藝謀所導演的每一部電影作品，其實都是經過了多年時間的打磨和不斷剪輯出現的，他對於演員的要求和指導也一一展現在電影作品之中。

張藝謀作為一個好導演優秀導演，在電影作品的製作和發行上自然是具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優異的成績的，這樣子的作品產出也是十分令人期待的。

1、張藝謀的電影作品有深意

一個好的導演不僅僅要將一部影視作品拍攝製作好，更為重要的是要將影視作品之中的內涵和意義展示給每一位觀眾，張藝謀所產出的每一部作品上，他都集民族文化、社會思考、文化尋根和電影創新於一體，將每一部影視作品當成故事拍攝製作，向大家傳達最深處的秘密意義。

張藝謀在如今的導演界之中可謂是響當當的大人物，能夠獲得影視作品拍攝道路上的奧斯卡大獎的他，在實力上自然不必多說。張藝謀導演的作品你又有什麼看法，評論區告訴我吧！

㈧ 電影《紅高粱》與小說《紅高粱》有何差異，具體分析

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的《紅高粱》在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和諧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斗爭做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前輩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里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決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小說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門類的藝術,就載體媒介而言,小說敘事依然是語言文字,而影視則依靠的畫面組構連綴;小說的傳播依靠的紙質媒介,影視則是電子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文化載體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敘事藝術上的差異。但是它們之間之所以能夠轉換,是因為它們在故事的組構
我們分析小說《紅高粱》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所在,即莫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然後通過分析張藝謀的電影手段，詳盡描述《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所產生的主要差異,最後運用文藝批評方法分析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以及張藝謀獲得國際成功的深層文化因素。莫言的語言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戴鳳霞（即電影里的「我奶奶」九兒），她是莫言小說中有個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的生命力明顯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復合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民族精神，當你在《紅高粱》里看到」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干絕」這么句話，你不由得不為拍案驚奇，妙！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紅高粱》出名之後，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是張藝謀的《紅高粱》，有多少人聽過莫言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造成了這種偏差——是因為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美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