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微電影劇本

⑴ 急急急急急急！跪求土地改革歷史劇劇本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婚姻法等宣傳，縣文化部門組織創作《光榮之家》、《寡婦翻身》、《互助變了樣》等表現生活的劇本40多本和《美帝暴行》、《新舊婚姻對比》等評話書帽(序頭)，在各鄉鎮宣傳演出。此期間，由縣組織創作的福建省第一本反映農村生產題材的大型現代閩劇《紅橘記》，在全縣演出獲得成功，後經省文聯作家改編成話劇《種橘的人們》和電影《閩江橘子紅》，推向全國。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陳春生創作《九命沉冤》、《一字千金》、《小小牛司令》、《羅漢錢》、《赤水岩》、《鳳窩巨變》、《鄒金財入社》等現代評話。縣業余作者創作的閩劇小戲《雙輪雙鏵犁》、《手巾換鋼筆》等參加省文藝會演。
20世紀60年代，劇本、話本創作活躍，收獲頗豐。閩劇小戲《回娘家》、《過年》、《探親路上》、《鋤稻根》、《八面紅旗迎風飄》等均在地區或省會演中獲獎。獨幕話劇《育種人》、《小事不小》、《站在一條道上》，均在地區以上刊物發表或出專集發行，其中《育種人》被收入《華東獨幕話劇選》。由縣閩劇團作者楊基、方予等創作的大型現代閩劇《虎山行》，參加省第三屆戲曲匯演，受到好評，被專家譽為福建的《朝陽溝》。陳春生口述、黃宗沂整理的現代評話《王秀珍》，由省人民出版社出單行本。
20世紀70年代，縣閩劇團創作有影響的2本大型閩劇，一是集體創作，楊基、劉世今、游凱執筆的閩劇現代戲《東海戰歌》，1975年5月赴京參加文化部舉辦的部分省、市、自治區文藝調演；一是楊基、張英惠創作的新編近代史劇《五虎口》，1979年10月參加省文化局在福州舉行的國慶30周年創作劇目調演。黃宗沂、李友清記錄整理的《陳春生評話選》，也由福建省曲藝家協會出版專輯。業余創作中，在省、市有影響的作品小戲有《隊長一家》、《一株稻穗》、《新老隊長》、《新來的嫂子》、《二個隊長》、《豐收新曲》、《瓜園紅哨》，評話有《陣地烈火》等。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戲劇創作上較有成就的有：張英惠創作的兒童劇《長鬍子的青蛙》參加全國會演並獲獎；話劇《妻子》，獲福建省第十五屆戲劇會演優秀創作獎；戲曲《午夜夢回》，在「榕城杯」全國戲曲劇本徵文大賽中獲優秀劇本獎；現代戲曲《大小夫人》與人合作改編成同名電影，獲第十五屆卡布洛沃國際諷刺喜劇節榮譽獎；1992年他與楊基合作創作的8集電視劇《馬江之戰》，在中央、省電視台播放後，送美國紐約、舊金山播放。洪可人創作大型方言喜劇《紅白喜事》，獲1984年福建省「演出百場萬元獎」；諷刺喜劇《魚·肉·鄉里》，獲福州市國慶35周年戲劇調演劇本二等獎；閩劇《貽順哥戴高帽》(與人合作)獲福州市第十四屆戲劇會演劇本一等獎；小品《呼喚》、《紅色》，分獲華東地區第四屆戲劇小品大賽特等獎、一等獎。黃宗沂創作現代閩劇《鐵蓮花》(與陳元挺合作)獲省創作獎；小閩劇《鐵公雞請酒》獲省創作二等獎；《人約黃昏後》獲市創作二等獎。周平的小話劇《鎖》參加市會演獲創作一等獎。林高在創作的小閩劇《龍眼樹下》、《單腳蟶》均獲市創作一等獎。楊基的《偷福穗》獲市創作劇目會演劇本二等獎。
評話曲本創作方面，黃宗沂的《考驗》1980年獲全國創作獎；《五縣寨風情》(入選福州現代評話選)1988年獲省最佳創作獎；《白水壯歌》、《鐵公雞放炮》均獲市創作一等獎。洪可人的《撞車記》，獲省首屆民間評話大賽最佳創作獎；《五龍村恩仇記》獲省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曲藝會演創作獎。李友清的《痛說革命家史》參加全國曲藝會演，《金不換》獲市創作一等獎、省創作三等獎。林高的《棄嬰記》在市評話書帽會演中獲一等獎。此時期，全縣發掘、整理、創作的評話書目達135本，參加市級以上會(調)演或比賽15次，有16本獲獎。

表34-11950年以來主要文學作品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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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姓名

代表作品

體裁

發表
年份

發表報刊或
出版單位

附註

王
植
倫

海帥沉浮錄

小說

1986

福州晚報

獲1986年全國報紙連載評比金獎

澳門掠影

散文

1987

福建地圖出版社

薩鎮冰

傳記

1988

福建教育出版社

閩海怒濤

小說

1990

福州晚報

黃性賢傳

傳記

1991

馬來西亞吉隆坡立成所務公司

林白水

傳記

1992

福建教育出版社

魂系青山白水間

散文

1991

福州晚報

左海語絲

雜文

福州文化生活報社

福州

1982

旅遊出版社

陳
元
麟

雙連杯

歌舞劇

1981

省首屆歌舞劇調演優秀獎，全國少數民族戲劇創作團結獎

草原一號

報告文學

1988

「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二等獎

我們看海去

散文集

1991

鷺江出版社

尋找自己

隨筆集

張
英
惠

長鬍子的青蛙

兒童劇

1983

福建戲劇

參加全國兒童劇會演

妻子

話劇

1984

福建戲劇

福建省第十五屆戲劇會演優秀創作獎

大小夫人

諷刺喜劇

1987

與人合作改編成同名電影獲第十一屆小百花優秀故事片獎；第十五屆卡布洛沃國際諷刺喜劇節榮譽獎

馬江之戰

電視劇

1992

(與人合作)，在中央台播放並送紐約、舊金山播放

洪
可
人

紅白喜事

方言喜劇

1984

獲福建省演出百場萬元獎

魚肉鄉里

諷刺喜劇

1984

獲福州市現代戲調演劇本二等獎

撞車記

評話

1988

獲福建省首屆民間評話大獎賽最佳創作獎

五龍村恩仇記

小說

1988

福建通俗文藝

貽順哥戴高帽

戲曲

1986

獲福州市第十四屆戲劇會演劇本一等獎(與人合作)

呼喚

戲曲小品

獲華東地區第四屆戲劇小品大賽特等獎

紅包

小品

獲華東地區第四屆戲劇小品大賽一等獎

海局長及其一家

話劇

1983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陳
春
生

王秀珍

評話

1965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黃宗沂整理

陳春生評話選

評話

1981

福建曲藝分會

黃宗沂李友清整理

瑞雲痛史

評話

1986

中國曲藝出版社

參加全國第一屆曲藝會演

蝦米弟

評話

1986

中國曲藝出版社

楊

基

虎山行

閩劇

1964

參加福建省第三屆現代戲匯演(與人合作)

東海戰歌

閩劇

1975

參加全國戲劇調演(集體創作)

五虎口

閩劇

1979

(與人合作)獲省慶祝建國30周年調演創作三等獎

偷稻穗

閩劇

1982

獲市創作劇目會演創作二等獎

黃
宗
沂

育種人

話劇

1964

華東獨幕話劇選

站在一道上

話劇

1964

參加福建省業余獨幕話劇會演

考驗

評話

1980

福建通俗文藝

獲1986年全國新書目調演創作獎

獵人借宿

閩劇

1986

獲福州市普法宣傳文藝調演創作二等獎

五縣寨風情

評話

1988

福州現代評話選

獲福建省最佳創作獎

鐵蓮花

閩劇

1991

福建戲劇

(與人合作)獲福建省創作獎

林

嵐

再見

小說

1983

福建文學

什麼時候才能成人

小說

1984

文學青年

坡地

小說

1986

福建文學

好好愛我

小說

1987

奔流

茫茫人海你像誰

散文

1988

福建青年

駕起方舟

報告文學

1991

文明建設

真情流淌

報告文學

1992

文明建設

咖啡色的故事

小說

1993

海峽

溫
濟
清

霧茫茫

小說

1982

福建文學

把關

小說

1983

萌芽月刊

兩情若是長久時

小說

1983

春風月刊

小草

小說

1985

福州《榕花》

快樂的女工

小說

1986

福建日報

春蠶

散文

1987

廈門日報

艄公

散文

1985

福州晚報

甜蜜的事業

報告文學

1988

北方文學

林
高
在

龍眼樹下

話劇

1982

福建人民出版社

單腳蟶

話劇

1983

福建通俗文藝

棄嬰記

評話

1984

獲福州市書帽會演一等獎

李
友
清

痛說革命家史

評話

1975

參加全國曲藝會演

追賢記

評話

1989

獲福州第十四屆曲藝會演二等獎

金不換

評話

獲福建省創作二等獎

真情假意

評話

獲福州市創作三等獎

徐木林

雙輪雙鏵犁

閩劇

1953

參加福建省民間小戲會演

劉宜梅
(執筆)

紅橘記

閩劇

1954

(集體創作)後被改編成電影《閩江橘子紅》

蘇俊人

過年

閩劇

1961

福建群眾演唱

林端生

小事不小

話劇

1965

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平

鎖

話劇

1985

全國校園劇會演劇本三等獎

⑵ 誰能提供關於土地改革方面的劇本

關於建國初期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性質問題：

（1）必要性：新中國成立時，全國擁有3億人口的新解放區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不僅使廣大雇農遭受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也嚴重地束縛著農村生產力的解放。為廢除封建剝削制度，解放農村生產力，為了使廣大雇農從地主階級統治、壓迫下解放出來，必須進行土地改革。在人民解放戰爭期間，我們黨早已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東北、華北等老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這不僅為我們開展全國范圍土地改革運動奠定了基礎，而且其調動農民參加民主革命的積極性的成功經驗也告訴我們，要進一步調動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也必須進行土地改革。

（2）實質：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進一步摧毀封建制度的基礎，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封建土地制度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和中國社會的發展。
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及作用，結合建國初期的國情，奪取政權需要農民的支持，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更需要農民的支持。而新中國成立後，新解放區還有3億多人口未進行土地改革，因此，土地改革這場「暴風驟雨」即將來臨。引用毛澤東著作原文——「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土地改革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進行的土地改革徹底廢除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消滅了地主階級；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解放了生產力，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摧毀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鞏固了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並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

⑶ 求中國土地改革話劇

趙樹理的有很多，龍須溝也行

⑷ 關於中國解放後土地改革的故事

"搭車"解放

性別與權力有著隱密的聯系。在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享有"初夜權"，性交成為權力的一種象徵與展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看，換句話也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男人的歷史，都是男人壓迫女人的歷史。用伍爾夫的話說："英國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不是女性的歷史。" 婦女是社會最底層的被壓迫群體。她們不僅受著精神的壓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體上的禁錮和限制，受到最野蠻的身體束縛和摧殘。從中國的"三從四德"、"貞潔"、"纏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婦女成為了男人單純的的附屬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在馬克思和我於1846年合寫的一個舊的、未發表的手稿中，我發現了如下一句話：'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分工。'現在我可以補充幾句：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會結束之後，人類就進入了男權社會，而家庭則成為了社會壓迫關系的細胞和儲蓄所。"家庭"成為"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細胞，與國家形成了同構的關系。不論是封建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往往都是將社會分解到"家庭"。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弗里德曼說："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把個人自由，也許或者是家庭自由作為我們鑒定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同封建主義一樣並不徹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謂"個人"，不論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怎樣宣稱個人主義、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單位，把社會僅僅分解到男權家庭，或者說把"個人自由"等同於男權家庭。

由於家庭是壓迫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為了人類歷史解放的必要條件。恩格斯說："婦女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庭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 婦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重新回到社會公共領域。政治解放是婦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經濟解放則構成了婦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礎。恩格斯說："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末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關社會解放的烏托邦想像中，首先必須破壞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說，社會解放必須從根本上摧毀壓迫性社會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紀初，摧毀貞節等束縛婦女的傳統禮教，生成了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洶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中，放足、剪發、男女同校、社交公開、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婦女解放運動首先直接表現為"身體"的"解放"。在現代開幕的那個時刻，"出走"成為了中國婦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間和最輝煌的意象。在中國現代資本主義開幕這一刻所塑造的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態具有中國古代戲曲中的"亮相"一樣的庄嚴意義。

在五四時期，"女兒們"從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來，正如魯迅的小說《傷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稱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五四"女兒們"第一次從家庭中沖撞而出，獲得戀愛和婚姻的自由，實際上就是把婚姻的權力或者說婦女身體的交易權從家族的手中奪取過來，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婦女往往不過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換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屬品。這種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標志就是中國古代和親政治中作為被交換的物品的婦女，她們是男權國家政治交往和妥協的禮物。作為男權政治之間交換的物品，女性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運。《紅樓夢》中元春的悲劇命運是由賈家為了實現其家族政治利益與皇室進行交換而決定的，而圍繞著賈寶玉所展開的斗爭，林黛玉的"木石前盟"敗於薛寶釵的"金玉良緣"，是賈家政治經濟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權衡必然的結局。在封建社會中，婚姻或者說婦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種平衡的砝碼。男性是家族命運的唯一中心，婦女是無足輕重的。只有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婦女才開始逐步確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國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緣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目的，附屬於現代民族解放運動。20世紀的中國所有的故事從根本上都離不開"破家立國"這個大故事。"個人解放"和"婦女解放"的故事最終也不過是"民族解放"這個大故事裡的一個小故事。婦女解放不過是民族解放規劃中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和插曲。婦女解放最初是由於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於國家的召喚。也就是說，"國家"把她們從"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佔有中"解放"出來，是為了將她們變成了"女國民"，直接置於"國家"自己的掌握之中。歸根到底，"國家"把婦女從"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來，最終是為了使她們獻祭到"國家"的神壇上。所謂"革命"，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於"家"的革命。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指出："中國五四時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種策略把婦女納入現代民族國家之中，這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婦女直接吸收為國民，從而使之拒絕家庭中建立在親屬關系基礎上的性別角色。" 一句話，20世紀，中國是為了"國家"的目的而被迫從"家庭"解放婦女的。簡單地說，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的歷史就是，婦女在"國家"的需要、慫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鎖。為了"救亡"，"國家"被迫把婦女"解放"出來，使她們同男人一道承擔起"救國"的責任和義務。辛亥革命時期秋瑾女扮男裝具有象徵意義。在國民革命中，同樣謝冰瑩的《一個女兵的自傳》所敘述的故事那樣，婦女通過從軍，通過"成為男人"而獲得"解放"。 20世紀50年代，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以"鐵姑娘"為代價，婦女進一步擴展了社會平等和權利。實際上，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婦女獲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權國家被迫作出的讓步，都是男權國家被迫從家庭將婦女解放出來去保衛國家。中國現代婦女的解放是在中國深重的民族危機中發生的，現代歐美婦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全民戰爭所引發的勞動力短缺之際，填補了男人空缺的崗位，走出了家庭，成為了職業婦女，因此分享了從前為男性壟斷的權利。正如伍爾夫所說的："說來也真奇怪，還要感謝兩場戰爭，一場是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從客廳里解放出來的克里米亞戰爭，另一場是大約六十年後的歐洲戰爭，它為一般婦女敞開了大門，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些社會弊端正在逐漸得到改進。"

因此，婦女解放往往是通過職業化尤其是在戰時和社會危機中以身體的巨大代價而獲得社會平等的權利。歸根到底，婦女解放是在傳統的男權社會發生了危機和動搖的時候，由於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發生的，並且在危機中，婦女與男人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一種同志式的平等關系。但是，這種解放能夠走多遠呢？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曾經預言，她們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們的"出走"和"解放"並沒有真正的前途。婦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終不過成為民族和階級解放運動的犧牲和祭品。從魯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時代女性"，她們以精神和身體的毀滅證明了"解放"的悲劇前途。所謂"解放"，最終不過是通過打破封建禮教的重重枷鎖束縛，為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製造了女性的"身體"。或者說，中國現代啟蒙運動和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使婦女由被封建權力禁錮和打上了封建禮教烙印的"物品"變為"身體"。從歷史的意義上來說，她們不過是為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貢獻出鮮活的作為商品的"身體"。田漢30年代的電影《三個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電影《麗人行》描寫了"娜位走後"的命運。這也就是楊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澤所"啟蒙"和"解放"的林道靜的歷史。張愛玲作為一個反五四和反浪漫主義的作家，在《傾城之戀》等作品中，以反傳奇的風格敘述了女性身體的現代命運。

在中國現代，婦女解放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而是起源並且附屬於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是一種"搭車"的解放。總而言之，婦女的解放是有條件的。婦女的解放被歸屬於更巨大的歷史潮流之中，她們是被解放的，是因為另外的歷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獲得了"解放"。由於婦女對中國革命的廣泛參與，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地改變了婦女在"革命的中國"的地位。因為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是"搭車"解放，所以，在中國現代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在中國需要全面社會動員的時候，男權社會被迫向婦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和妥協，從而使中國的婦女透支了大量的權利，從而使她們的解放達到一種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對全世界來說具有某種"超前性"。但是，同時也很容易發生歷史性的倒退，使男權在妥協性的社會環境崩潰之後卷土重來，從而婦女的平等權利得而復失，出現"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大潮席捲下的中國，"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市場的擴張。此時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進及其"性別書寫"，既有展開和釋放女性身體內涵的意義；但是，同時這具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脫穎而出的感性化的"身體"又及時地被市場和商品化大潮所俘獲和操縱。這種"性別書寫"、"階級分化"同"市場交換"成為了共生的秘史，市場既為性別/階級分化創造了條件，同時，反過來，性別/階級分化又為波詭雲譎的市場經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在所謂市場社會中，與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淪為真正的無產者的工人一樣，位於社會底層的婦女，同樣淪為最廉價的過剩產品。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或者說在從"革命的中國"向"市場的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女性"的"性別"特徵逐漸被清晰地刻寫出來，中國日益由一個"無性化"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性別化"的社會。正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突出的現象是婦女的"身體"獲得了解放一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女性的"身體"再一次獲得"解放"。但是，這一次"解放"，不是作為"女國民"或"女同志"，而是作為"女性身體"而獲得解放，婦女在市場社會中獲得了鮮明的性別定義。"改革開放"伊始，"美人頭"作為"改革開放"的標志開始在雜志封面拋頭露面、搔首弄姿，隨之而來的是化妝、選美和性工作。女性開始被性別規劃、職業化和商品化。女性身體引人注目地開始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轉型中，女性身體逐漸被重新從性的角度被規劃、開發、使用和詮釋。到了9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的發育日趨成熟，廣告這一最典型和活躍的大眾文化工場成為了新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生產基地，男/女性別被塑造和銘刻成為兩類固定的社會形象：男人被塑造成為"成功人士"，社會權力和財富的生產者、壟斷者和消費者，而女人則被塑造成為男性佔有和消費的對象，即成為一種社會消費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眾文化領域，階級的構造和性別的構造攜手共進，共生共榮。"女性身體"全面地潮水般地湧入生產/消費和市場。

無論人們多麼不願意正視；然而，實際上買賣婚姻是人類婚姻的常態。在市場社會，婚姻無可避免地具有這個社會最本質的特點，即婚姻無可避免地成為買賣的婚姻。只要有市場的地方，就無可避免地存在著買賣關系，而婦女自古以來就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而性買賣不過是一種最直言不諱的表達形式。性買賣幾乎是和私有財產、市場同時出現的一種古老現象。當然，婦女成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部落社會，婦女是部落之間流動的禮物，婦女無法從部落財產分離出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女性身體的處置成為一個有趣的變化過程。性工作者這一形象和職業是在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逐漸分化和凸顯出來的。中國古代有所謂"四大美人"，但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專寵和禁臠。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後，"美人"不再被重重宮牆封鎖和被皇帝獨占，而是被解放出來，被大張旗鼓地展示於紅燈高照的妓院。從此，美人從宮廷流入了市場，進入了偉大的商業交換和流通。歷史傳說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嬪妃，而是妓女。從薛濤、蘇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們都是"職業女性"。從宋徽宗"夜會李師師"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有趣的變化。到了宋代，市場已經充分顯示了它無所不能的偉大力量，這種驚人的魅力連皇帝也甘拜下風。根據傳說，清代同治皇帝因為到紫禁城外買春而死於梅毒。到了市場經濟發達的時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權；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場去購買。性的消費成為男性的一種普遍共享的權利。妓院成為了男性的共和國。正如美國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對於黑人奴隸的種族奴役之上一樣，在對於女性的性別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婦女存在的形態是不斷變化的。在中國歷史上，婦女明顯地經歷了從宮廷和從家庭解放出來的歷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擺脫宮廷帝王的壟斷，進入市場，成為商品，也是一種"解放"。買賣婚姻和賣淫一方面是對於婦女身體的奴役和貶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對於婦女身體的肯定和解放。從封建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被剝削者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說，最少他們在"賣"這一點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樣可以正當地、自由地出賣自己的身體和勞動，作為性工作者，婦女使自己的身體進入市場，進入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偉大循環。婦女賣淫，與工人出賣勞動力、知識分子出賣知識一樣，它體現了資本主義共和國最基本的買賣規律。

這是資本主義普遍的賣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藍領工人、白領工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的唯一區別在於，他們所出賣的是身體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場社會，婦女的身體淪為商品是必然的。不論是以隱蔽的還是公開的形式出賣。由於整個社會無法擺脫這種壓迫結構和買賣關系，由於現代文明是一種壓迫性的社會，所以婦女的被壓迫、被剝削、被買賣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階級的、壓迫性的社會中，如果商品經濟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如果"等價交換"和"自由貿易"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規律；那麼，禁止性買賣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賣勞動力是不可能的一樣。簡單地從道德上來反對丑惡的買淫和賣淫，就像簡單地從道德上譴責資本家的血汗工廠一樣是無力的和虛偽的，因為買淫和賣淫是一種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普遍存在的賣淫社會，其區別只在於這種買賣或者是公開的，或者是被掩蓋起來的。"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都往往變為最粗鄙的賣淫--有時是雙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是像僱傭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 一方面縱容剝削，另一方面卻羞羞答答不敢正視性剝削，將性剝削的政治變成為一個道德分區，將剝削的政治性轉換成道德，使性剝削無名化或者驅逐到地下，結果不是性剝削的消失，而是性剝削的被迫遺忘。恩格斯針對這種男權社會的虛偽說："雜婚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它使舊時的性的自由繼續存在，以利於男子。在實際上不僅被容忍而且特別為統治階級所樂於實行的雜婚制，在口頭上是受到非難的。但是實際上，這種非難決不是針對參與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針對著婦女：她們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這種方法再一次宣布對婦女的絕對統治乃是社會的根本法則。" 如果要真正消滅性別壓迫、賣淫和性剝削，那麼，首先必須消滅經濟的不平等和剝削關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簡單的後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後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勞動是人的自然機能一樣，性也是人的一種自然機能。對於勞動的獨占與剝削，與對於性的獨占與剝削是同時產生的。同時，它也產生了對於勞動和性的侮辱。在所謂文明社會，勞動和性成為了壓迫和奴役的一種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鮮明的標志。正如工人為了金錢而出賣勞動力，婦女也同樣為了金錢而賣淫。在壓迫性的社會中，位於社會最底層的婦女無法真正成為社會"主體"。到目前為止的所謂婦女解放，是從作為"物品"的婦女到作為"商品"的婦女的歷史過程，婦女是作為商品而被解放出來的"身體"。婦女真正獲得解放，必須待到婦女的身體不再是買賣的對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須等到工人不再被迫從事奴役性的勞動一樣。"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只有當勞動和性交是出於愉悅而不是被迫發生的，才成為真正美麗的。這種勞動和性的自由享樂將構成人性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重要標志。

⑸ 關於土地改革的小故事

《老農民》土地改革故事：

1948年，北方農村的一場土地革命引發了一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恩怨故事。黃河北岸的麥香村，生活著一群祖祖輩輩在土裡刨食安身立命的農民。

長工家的兒子牛大膽，地主少爺馬仁禮，在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一夜之間顛倒了位置。農民當家做主、揚眉吐氣把歌唱，地主點頭哈腰、夾著尾巴做人接受改造，牛大膽和馬仁禮明裡暗裡互不低頭，相互鬥法。

牛大膽深愛著「仇人」的閨女楊燈兒，卻娶了馬仁禮的未婚妻喬月；馬仁禮打斷了牙齒往肚裡咽，人前還得小心翼翼賠笑臉，日子過得憋屈窩囊。

(5)土地改革微電影劇本擴展閱讀

回顧歷史，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經歷了建國初期的農民個人私有制、50年代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家庭聯產承包制將承包經營權從所有權中分離，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但承包經營權歸農民，兩權分離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大量農民離開土地走向城市，農民雖然承包土地，但負責經營土地的往往另有他人，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進一步分離。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局長趙陽介紹，從2014年6月全國數據來看，全國流轉耕地面積3.8億畝，佔全部承包地的28.8%。

其中，出租和轉包方式（非自耕農方式）佔78.6%，完全轉讓承包權方式佔6%，再次轉讓方式佔3.2%，即是說實際上三權分離已經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狀態，經營權不在承包者手裡這種現象佔比較大，涉及大概26%左右的農戶，三權分離現象已經客觀存在。

⑹ 改革強軍微電影劇本

宗旨應該樂觀積極未滿懷希望畢業獨自外面拼搏陣（都干）自費力討論努力終遭排擠屢受挫折自漂亮友富二代給搶走（主角站河邊候應該伴歲月滄桑音樂表明飽受社磨礪並初嘗百態辛酸）戀家
我覺於類片劇本應該比我編我實沒啥面思路我覺我寫些都特別牽強我希望我所說宗旨能夠讓滿意希望能夠採納
我更希望能夠做部關夢精彩電視劇我非期待.
所暢想夢純粹扯淡拿義勇軍進行曲說唱句違；跟田漢道理我比喻貼切：雖說違候畢竟已經萬眾追求自由代；雖點扯淡現畢竟已經改革放步入軌35

⑺ 講述土地改革歷史的影片

《暴風驟雨》暴風驟雨 （1961年謝鐵驪執導電影）

⑻ 土地改革的暴風驟雨講述了什麼內容

土地革命在我看來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反社會達爾文主義實踐，很成功地完成了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讓我們能史無前例地快速從封建社會跨步到社會主義社會
「地主富農」的田地農具都是靠自己或父輩的勤勞和智慧積攢下來的，而土地革命後被分到了那些貧下中農手中最後大部分被荒廢掉了，後面又慢慢被那些以前的「地主富農」給回購去。這么看來，所獲資源和所具有的品質是相匹配的，強行奪來，平等分配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該做法的好處在於團結了「廣大群眾」。團結了「廣大群眾」才能打破既定的社會結構，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⑼ 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作品有哪些這些作品的簡介是什麼

《暴風驟雨》作者周立波，完成於1948年。 這是一部革命文學的經典作品，反映了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地區的土地革命運動，生動地描寫了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與封建地主階級及反革命武裝進行了極其尖銳復雜的斗爭。這篇作品曾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三等獎。作品主要人物趙玉林、郭全海、老孫頭。 小說描寫了東北地區一個名叫元茂屯的村子從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小說的上、下卷分別講述的是土改初期「三斗韓老六」，土改後期復查和深入「砍挖」(即「砍大樹，挖財寶」運動)的過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隊進村後召開的第一次貧雇農大會「意外失敗」，「斗爭大肚子」的倡議僅僅得到了少數貧雇農底氣不足的「贊成」和滿腹疑惑的回應，問題就出在未能有效「發動」群眾上。第一次斗爭韓老六，真正「發動」起來上台控訴的只有趙玉林一人，「斗爭」對於元茂屯的男女老少來說，只是感到像奇，或樂意，或發愁，或犯疑，或觀望。斗爭會也就在這種未經充分「發動」的復雜的群體心態的影響下，難以形成理想的。兩個對立的陣營的緊張空氣」，最終以鬧劇式的「情緒緩和」而結束。第二次斗爭會雖然是在經過對郭全海、白玉山、老田頭等人的成功「發動」，並正式成立了「農工聯合會」之後召開的，但韓老六的幾句陳情和檢討，就讓「斗爭的情緒，又往下降」，以致出現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獻了地，別的就不用多問了」的議論。好不容易由老田頭的血淚控訴所激起的群情憤慨，也被韓老六的幾滴鼻血所輕而易舉地沖淡了。成功斗垮韓老六的第三次斗爭會，除了工作隊繼續「發動」所見的成效之外，一個關鍵因素卻是「韓老六鞭打小豬倌」而激起了民憤，是被斗爭者弄巧成拙地將本來溫和的斗爭氣氛激化為憤怒的烈火，是惡霸地主的現行犯罪行為將群眾「發動」起來了。 小說下卷主要講述的帶有復查和整頓性質的「煮夾生飯」的過程，也是土改運動中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環節。這里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首先是重新奪回被壞人篡奪了的農會大權。在失去了工作隊這個「發動」的引擎之後，原農會領導人郭全海們立刻露出了「被發動」者的茫然、被動的角色本相，他們實在沒有任何主動意識和能力去守衛土改成果，更不要說開辟新的局面了。其次是進一步發起「砍挖運動」。與前期土改斗爭不同的是，現在的斗爭重點對象已不是惡霸地主韓老六式的「壞根」，而是吃齋念佛、「修來世」不離口的杜善人和捨命不舍財而又膽小的唐抓子之類的「壞須」了。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作者丁玲。全書是從一個後來被錯劃成富農的富裕中農顧涌，在附近村子聽到土改斗爭的風聲開始的。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寫了暴風雨到來前暖水屯人們心理上的變化，對斗爭風暴的到來做了有聲有色的描繪。作者以顧涌的出現為全書開頭，並且選擇他作為貫穿全書的一條重要線索，是因為他的身份使他對土改十分敏感；與此同時，他又和農村各階層保有密切復雜的聯系；而對這種人採取什麼態度，也直接關繫到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並繫到土改運動能否順利開展(作者原想表現工作組在這一問題上發生的偏差，後因寫作計劃改變而未能在現有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作者讓顧涌最早出現還有一個用意，即通過他替親家轉移膠皮輪車，一開始就烘染出當時的政治氣氛——蔣介石反動派正要向解放區進犯，土改斗爭是在十分復雜十分緊迫的情況下進行的。
但顧涌並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寫了顧涌回到暖水屯後就沒有以更多的筆墨突出寫這一人物，而是進一步寫了土改斗爭給這個村子帶來的震動，以主要篇幅寫了構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農民和地主兩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張裕民、程仁以及錢文貴、李子俊等。他們在作品中被刻劃得生動具體，鮮明突出，一個個有血有肉，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對於張裕民這個暖水屯的第一個共產黨員，作品突出了他沉著、老練、忠心耿耿的品質，他雖然有過一些缺點，發動群眾鬥地主時有一段時間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錢文貴自己不好辦，但他大公無私，沖鋒在前，一旦思想明確，下了決心，便勇猛頑強，堅決果敢。正因此，他在群眾中有威信，在幹部中有號召力，在村裡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張裕民一樣從小受地主剝削的長工程仁，朴實憨厚，對地主階級有本能的仇恨。因為和錢文忠的侄女黑妮的關系，他在斗爭中也有思想矛盾，總感到有什麼東西「拉著他下垂」。但他在斗爭的暴風雨中還是站穩了自己階級的立場，堅決和廣大群眾一道，向地主階級進行了勇敢的斗爭。他和張裕民都象質地純朴的玉，雖有瑕疵，終掩不住本身的光輝。至於惡霸地主錢文貴，如果作為一個豐富的典型形象來要求，他的個性顯得還不夠突出，然而實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卻自有其獨到之處。從他身上的確可以看到，地主階級是怎樣奸詐狡猾地抗拒土改斗爭的。作者突出了錢文貴的謀略見識：土改之前就讓兒子錢義去參軍，土改時又搞美人計逼迫侄女黑妮去找農會主任程仁；他伙
同白娘娘、任國忠搞迷信，播謠言，利用女婿張正典欺壓貧農，妄圖轉移斗爭目標；就在被押上台斗爭時，開始還故作鎮靜，想用「威嚴」的目光壓制農民的控訴。他無惡不作，一手遮天，的確是幾千年來統治中國農村的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沒有誇大他的能力，也沒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較適當。除錢文貴外，作者還寫了其他幾個不同特點的地主：膽小絕望的李子俊，凶險厲害的江世榮，對農民恨得咬牙切齒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寫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開始她裝得百依百順，想以此軟化欺騙前來清算她家的貧雇農們；當這一著失靈時，雖然表面上還要強裝笑臉，內心卻惡毒咒罵斗爭她的農民——特別是她在果樹園中的心理活動，把一個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陰暗心理揭示得淋漓盡致，寫出了一個具有鮮明階級性和個性的人物。

⑽ 解放戰爭時期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影視劇,以及土地改革的影片,你看過哪些

1、解放戰爭時期：《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開國大典》、《渡江偵察記》等。
2、土地革命時期:《風雪大別山》、《暴風中的雄鷹》、《永不消失的電波》、《大渡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