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微電影幕年

㈠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全詩是什麼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是英國詩人狄蘭·托馬斯創作於20世紀中期的詩歌，全詩如下：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雖然智慧的人臨終時懂得黑暗有理

因為他們的話沒有迸發出閃電，他們

也並不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善良的人當最後一浪過去，高呼他們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會多麼光輝地在綠色的海灣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並歌唱過翱翔的太陽

懂得但為時太晚，他們使太陽在途中悲傷

也並不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嚴肅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視覺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樣閃耀歡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親在那悲哀的高處

現在用您的熱淚詛咒我，祝福我吧

我求您，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詩文賞析：

詩人對於死神將可愛的人們帶離這個世界表達了憤怒，他要「怒斥光明的消逝」。這是首格律嚴謹的十九行詩，朗讀起來頗有復沓之美，注重音樂性正是托馬斯詩歌的特徵之一，中國當代詩人多多就曾在訪談中說過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接觸到狄蘭·托馬斯的「片語節奏」時的震撼。

托馬斯的詩與探索生命、愛與死亡的電影《星際穿越》主題十分吻合，這部科幻片中，狄蘭·托馬斯所作的詩歌《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被多次吟誦。事實上，這首詩從流浪在太空的人類嘴中讀出來，確實提升影片的維度與震撼力，字字都會擊中觀眾的心臟。

㈡ 季羨林先生的感人事跡

廣華學被石盤水庫冷醒，轉移簡城；憑吊絳溪英魂周克芹，給熱跑，返資陽，閃入空調房，身心涼爽。忽然噔兒一聲，吉大好友酸溜溜簡訊發酵：「嗟乎！國學大師季羨林謝世。」我立刻回敬：「該死了，這個傢伙《牛棚雜憶》噴糞狂吠毛主席時代改造知識分子。我拜周克芹墓，了結二十八年心願，同學開車送歸，現在單位寫游記。」

一下子把友人打啞，酷暑靜夜，醒來清涼，意猶未盡，再打一槍：「小李祖籍甘肅秦安，我想是不是源於隴西成紀，和李青蓮有無同宗之誼呢？我說搞清這個，既是家學又是國學。再者我覺得要以華學取代國學，凡是有關中華的學問都歸它了。任何一國之學都叫國學，咋區別，簡直是名字都錯了，華學是對的。」一石激脫三層皮：「呵呵，爺爺說是西夏李氏後裔，好像又和李闖有千絲萬縷般聯系吧。中暑了，一直昏沉沉的，昨天才沒給信息。」哈哈，我道被打啞，她說是中暑。國語改稱漢語，國文定名中文，這是老早的正名。啊，你這溫室里的弱苗，地北天遠，都中暑輸液好幾回了；我們來自青山綠水間，地南天近，汗瀑迎戰熱浪，免費海洗蒸氣浴，氣爽神清。似此嬌弱生在清末民初，幸虧毛主席身懷大仁，打掉嬌驕二氣，才有巴金百零一、季羨林九十八的可喜壽元；心悅誠服地主動接受改造，鍾敬文講台站到九十七、謝冰心活到九十九，儒將蕭克百齡、呂正操百零四歲還在，從不把農民騰出的上等茅草房稱為牛棚，把機關五七幹校的瓦屋自貶豬圈。牛棚者，抱怨關押牛鬼蛇神的窩鋪也。自稱住過牛棚的知識界都自居精神貴族，工人農民騰空最好的房子免費讓住，他們得好便賣乖，桀犬吠堯。吉大小弟弟小妹妹讀了偽書《牛棚雜憶》，會不會站在無產階級黨和政府對立面，緊握無縛雞之力的饅頭拳，誓欲砸穿地球儀；中國老一輩外國小字輩讀了怪作《豬圈催情》，該不該站在人民群眾對立面，咬牙捏碎原子彈。
人不宜好，懶饞貪占變。憂勞所以興國，逸豫所以亡身。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些俗語格言是好心腸的古話，奈何骸骨迷戀就是不聽。國故僵屍牙牙學語搖搖學步，導師告訴他自己說自己走，含混了張開嘴再說就明了，摔跤了爬起來再走就穩了，誰知他不領情，把嚴父慈母參加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正面引導、挫折教育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安排他見習一下書齋以外的世面，幫助他打開三大知識領域，他卻一口咬定是迫害，出了書，牧師五次接見，吠擊導師的聲音更響了。凡是抵觸改造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宇宙觀者，他們的物質觀都是自私自利，只管個人舒適享受，金錢美女，稍有勞動，輕則大呼小叫，重則祭出虛胖浮腫的濫情悲鳴文學，輔以虛構誇張，軟下疳流著膿杜撰「我控訴」雲雲，社會責任感、民族整體憂患意識在哪裡。

國學哪天起轎，抬轎子的轎夫們不記得，滿塘青蛙瞎起鬨。溫室里的花朵沒有耐心包本整套四書五經連正文帶附註背誦，但是他們會取巧，一邊和你遠程聊天，一邊利用搜索引擎，輸入話題關鍵詞，和你海闊天空，經綸滿腹，天知一半地知完。一個國家民族革命戰爭歲月、社會經濟復甦時期，一國固有之學就消沉，充其量也是常規發展；一個國家民族和地區停止革命、復辟倒退、小修小補以改良冒充革命的時期，國故僵屍就甚囂塵上，癌變出口，說是地方的才是世界的，需要傳播，小有斬獲，就自以為中國文化征服世界了。

任何學問都是可分的：有用之學、無用之學，大用之學、小用之學，急用之學、緩用之學，可用之學、可廢之學，叮屍之學、生肌之學，明智之學、昏頭之學，強國之學、迷魂之學，團結之學、分裂之學，陽光之學、陰謀之學，利人之學、害命之學，通達之學、郁閉之學，前進之學、後退之學，榮身之學、光國之學，救世之學、迷邦之學，興華之學、亂民之學，親民之學、賤人之學，自強之學、自宮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為誰讀書。古人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華學是客觀存在的，咋分因人而異，要旨還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藉助前人智慧，吸取經驗教訓，先改造思想，再改造客觀世界。

人類最初渾朴，沒有階級。私有制起根根發脈脈，生枝枝冒丫丫，學問是各個階層的經驗總結，多半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主人翁通過全心全意維護他們根本利益的人民公僕的領導，黨群同心同德，各界各派為人民服務，這時的華學是堅持馬列主義的。在延安，毛主席寫信給範文瀾，說他以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還是頭一回。中國儒家經典需要繼承傳播，其他各家典籍也該保存流傳下去，看你是站在原始人立場去搜集闡釋，還是自命奴隸主戴著花崗岩頭顱去整理分析，或是幻化封建領主去祭奠塗飾，抑或淪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格局裡偽裝偷換，甚至站在帝國主義、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修正主義、官僚主義立場灌輸蠱惑。電子時代，聽任封資修雜糅的華學怪誕猖獗，放棄馬列毛主義透視華學，不肯消毒，把土洋垃圾當至寶，毀謗古聖與今賢，在上滔滔以為能行，在下期期以為不可。

是鼓噪尊孔讀經奴役人民，愚化百姓，還是高揚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念教育人民，鼓舞士氣，這是牧師和導師的試金石。山洪秋水，河伯沾沾自喜，聽見東海玄龜陳述汪洋的宏闊，無地自容。私有制一回潮，封資修大雜燴破瓦片裝稀飯要不完了，以為華學同化世界。一切游談無根，遲早撕破畫皮，莫怪遮羞布。剔除糟粕，弘揚民族精神，華學任重道遠。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三日雁城馬東路大街

㈢ 白冰的生平詳述

莫耶自幼聰穎好學，十歲那年，與大哥賽詩時，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風吹野花馨。」被鄉人譽為才女。21年，莫耶隨父居廈門鼓浪嶼，就讀於慈勤女中。在校時，其習作散文《我的故鄉》，曾被國文老師推薦在《廈門日報》上發表。由此引發她的寫作熱情，開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採用。她看到當時社會上種種不公正現象，非常氣憤，寫下《無聲的期望》一詩，預示著「灰色的宇宙」，「將要經過一番洗禮，一番整頓」。她的國文教師陳海天，發現了她的寫作才華和激進思想，便於「閩變」發生後，組織她和幾個同學創辦《火星》旬刊，創刊號上發表莫耶的小說《黃包車夫》。刊物藏在莫耶家裡，陳錚看到後，與莫耶發生了沖突，關系緊張。23年秋，莫耶在其母和大哥的幫助下，離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當校對、編輯，後來曾一度任主編。25年，上海女子書店的《女子文庫》，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飯之前》(獨幕劇集)，署名陳白冰。《女子月刊》還以莫耶的照片為封面，稱她為「善寫詩歌、劇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間，常與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觸，並深入工廠了解女工生活，寫出一批宣傳婦女解放的詩歌、小說、劇本，在《女子月刊》上發表。同年11月，她回鄉探親，在家鄉組織了婦女識字班，並動員其大嫂、二嫂出來教課，宣傳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習俗。26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救亡演劇第五隊」任編輯，投入抗日宣傳和救濟難民工作。這期間，她寫了抗日救亡劇作《學者》在《西京日報》上發表。同年10月，她到達延安，從此更名莫耶①。抗日救亡演劇第五隊，是當時從淪陷區或大後方到延安的第一個文藝團體，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和宴請。隨後，集體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莫耶任救亡室文娛委員。27年春，莫耶進入魯迅藝術院第一期戲劇系學習。夏，轉入文學系。在魯藝學習期間，她創作的《歌頌延安》歌詞，由中央宣傳部徵得莫耶同意，更名為《延安頌》，並由音樂系鄭律成譜曲，在延安禮堂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演出，博得中央領導的肯定和稱贊。於是《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延安城，傳遍各抗日根據地，甚至傳到「國統區」和敵後，以及海外華僑中，成為一曲激發抗日愛國熱情的戰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國的行列，至今仍傳唱不衰。成為一支革命傳統歌曲。27年冬，莫耶加入魯藝組織的實習隊，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隨八路軍一二○師師長賀龍，奔赴華北抗日前線，被分配到政治部戰斗劇社任編劇教員。29年春，任劇社創作組組長。她不僅搞創作，還參與編印前線刊物《戰鬥文藝》。同年她代表部隊文藝工作者加入晉綏邊區文聯，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在文聯成立大會上，賀龍說：「莫耶是我們一二○師出色的女作家。」從27年冬到29年夏，莫耶除了和張可、劉肖蕪合作創作大型話劇《豐收》外，還獨自創作大型話劇《討還血債》、《齊會之戰》、《水災》、《一萬元》、《百團大戰》；獨幕話劇《叛變之前》、《到八路軍里去》；歌劇《荒村之夜》等和一批歌詞、舞蹈。劇社演出的服裝，多由她剪裁縫制，有時還登台演出。在戰爭環境里，她口袋裡總是裝著筆記本，隨時隨地采訪、記錄、寫日記。在抗日根據地的困難時期，她常常是一茶缸開水，一把炒豆充飢。有時在集體討論後，連夜就寫出一個小戲，第二天排練演出。29年以後，她除了寫劇本外，還經常寫小說和戰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藝》、《抗戰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發表。30年，延安出現寫暴露文學作品的傾向。莫耶從生活經歷中選取典型素材，創作小說《麗萍的煩惱》，抨擊當時幹部隊伍中的不正之風，發表於《西北文藝》上，引起爭議。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隊召開座談會批判《麗萍的煩惱》的創作傾向，打成為反黨。32年整風審干中，由於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說的原因，又受到審查批判。後由於賀龍、關向應、甘泗淇的關懷和保護，才渡過難關。次年春，莫耶被調到晉綏軍區政治部《戰斗報》當編輯、記者，自告奮勇地擔負起兩個版面的編輯任務。還經常深入前線部隊，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和戰斗故事。她住的土窯洞，經常是燈光徹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勞動。她紡的線被評為特等品。在36年整黨整軍的「三查」運動中，莫耶再次遭受到批判斗爭，還被禁閉審查了幾十天。所有這些，並未影響她的革命意志。37年秋，莫耶隨《戰斗報》被調回延安，跟隨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軍區《人民軍隊報》主編，後任總編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她連年立功受獎。1950年，莫耶與《人民軍隊報》社長(後任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方唯若結婚。次年，一個記者在莫耶辦公室不慎手槍走火，擊中莫耶腹部，將她腹中的胎兒打死。當她被搶救過來時，上級徵求她對那位記者的處理意見。她說：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幹部，缺乏訓練造成事故，能以此為戒就可以了，還是讓他監外工作吧。1955年，莫耶轉業到《甘肅日報》社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對官僚主義，改進工作作風」的運動中，莫耶經省委分管領導同意，在《甘肅日報》上刊登了鐵路職工張凌虛被官僚主義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並發表社論，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受到讀者贊揚。1957年「反右」擴大化時，與這篇報道有關的人都被錯誤定為右派。莫耶成了這起冤案的主要人員，被批判和降級處分。1962年，莫耶臨時主持《甘肅日報》社工作。在1965年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莫耶因「張凌虛事件的報道」和「麗萍的煩惱」歷史舊帳，又受到極不公正的批判斗爭。1966年「文革」開始，她又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嚴厲的批鬥，被關進「牛棚」，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暫時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關懷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年過花甲的她出任甘肅省文聯副主席，重新拿起擱置多年的筆，一心傾注在文學創作上，相繼創作出電影劇本《戰地火花》，中篇小說《春歸》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說《走資派和牧羊娃》。編輯出版了自選集《生活的波瀾》和回憶老一輩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後，因心臟病多次住院，但還寫出了《生命的搏鬥》，《戰斗劇社在晉察冀》。整理一本四萬多字的《一本倖存的敵後日記》和散文集《烽煙集》，中篇小說集《春歸》，戰斗故事集《槍林彈雨見英雄》等。並寫出自傳體長篇小說《信念》的第一部《父與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進入暮年時期，時間愈少，愈感到珍貴。總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熱，就要發一分光。」她雖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撓的頑強作風和創作實踐，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真理而斗爭的堅定信念，在人們心中留下一座豐碑。1980年5月7日5時56分，莫耶在蘭州解放軍醫院病逝。著名作家杜鵬程說：「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說。」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輓聯上寫著：「延安初頌見風華其奈雪壓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幾番騰濁浪縱使心靈筆健委屈難抒道韞才。」

㈣ 近代史中姓莫的著名歷史人物的事跡

名人姓名：莫耶 出生年代：1918 名人職稱： 名人國家：中國 相關介紹： 莫耶，原名陳淑媛、陳爰，筆名白冰、椰子、沙島，安溪人，1918年12月25日出生於崇善里東溪鄉(今金谷鄉溪榜村)。莫耶自幼聰穎好學，10歲時與大哥賽詩，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風吹野花馨。」被鄉人譽為才女。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32年，莫耶隨父居廈門鼓浪嶼，就讀於慈勤女中。在校時，其習作散文《我的故鄉》，被國文老師推薦在《廈門日報》上發表，由此引發她的寫作熱情，開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採用。她看到當時社會上種種不公正現象，非常氣憤，寫下《無聲的期望》一詩，預示「灰色的宇宙」「將要經過一番洗禮，一番整頓」。她的國文教師陳海天發現她的寫作才華和激進思想，便於「閩變」發生後，組織她和幾個同學創辦《火星》旬刊，創刊號上發表莫耶的小說《黃包車夫》。刊物藏在莫耶家裡，她的父親陳錚看到後，與莫耶發生沖突，關系緊張。1934年秋，莫耶在母親和大哥的幫助下，離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當校對、編輯，後來曾一度任主編。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30年，上海女子書店的《女子文庫》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飯之前》(獨幕劇集)，署名陳白冰。《女子月刊》還以莫耶的照片為封面，稱她為「善寫詩歌、劇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間，常與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觸，並深入工廠了解女工生活，寫出一批宣傳婦女解放的詩歌、小說、劇本，在《女子月刊》上發表。同年11月，她回鄉探親，在家鄉組織婦女識字班，動員其大嫂、二嫂出來教課，宣傳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習俗。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救亡演劇第五隊任編輯，投入抗日宣傳和救濟難民工作。這期間，她寫了抗日救亡劇作《學者》在《西京日報》上發表。同年10月，她到達延安，從此更名莫耶。抗日救亡演劇第五隊，是當時從淪陷區及大後方到延安的第一個文藝團體，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和宴請。隨後，集體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莫耶任救亡室文娛委員。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38年春，莫耶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第一期戲劇系學習。夏，轉入文學系。在魯藝學習期間，她創作的歌詞《歌頌延安》，由中央宣傳部徵得其本人同意，更名為《延安頌》，並由音樂系鄭律成譜曲，在延安禮堂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演出，博得中央領導的肯定和稱贊。於是《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延安城，傳遍各抗日根據地，甚至傳到「國統區」和敵後，以及海外華僑中，成為一曲激發抗日愛國熱情的戰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國行列。《延安頌》至今仍傳唱不衰，成為一支傳統革命歌曲。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38年冬，莫耶加入魯藝組織的實習隊，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隨八路軍一二○師師長賀龍，奔赴華北抗日前線，被分配到政治部戰斗劇社任編劇教員。1940年春，任劇社創作組組長。她不僅從事創作，還參與編印前線刊物《戰鬥文藝》。同年她代表部隊文藝工作者加入晉綏邊區文聯，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在文聯成立大會上，賀龍說：「莫耶是我們一二○師出色的女作家。」從1938年冬到1940年夏，莫耶除了和張可、劉蕭蕪合作創作大型話劇《豐收》外，還獨自創作大型話劇《討還血債》、《齊會之戰》、《水災》、《一萬元》、《百團大戰》；獨幕話劇《叛變之前》、《到八路軍里去》；歌劇《荒村之夜》等，還有一批歌詞、舞蹈。劇社演出的服裝，多由她剪裁縫制。有時她還登台演出。在戰爭環境里，她口袋裡總是裝著筆記本，隨時隨地采訪、記錄、寫日記。在抗日根據地的困難時期，她常常是一茶缸開水、一把炒豆充飢。有時在集體討論後，連夜寫出一個小戲，第二天就排練演出。1940年以後，她除了寫劇本，還經常寫小說和戰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藝》、《抗戰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發表。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41年，延安出現寫暴露文學作品的傾向。莫耶從生活經歷中選取典型素材，創作小說《麗萍的煩惱》，抨擊當時幹部隊伍中的不正之風，發表於《西北文藝》上，引起爭議。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隊召開座談會，批判《麗萍的煩惱》的創作傾向，被打成「反黨」。1943年整風審干中，由於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說的原因，又受到審查批判。後由於賀龍、關向應、甘泗淇的關懷和保護，才度過難關。次年春，莫耶被調到晉綏軍區政治部《戰斗報》當編輯、記者。她自告奮勇擔負起兩個版面的編輯任務。經常深入前線部隊，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和戰斗故事。她住的土窯洞，經常是燈光徹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勞動。她紡的線被評為特等品。在1947年整黨整軍的「三查」運動中，莫耶再次遭受批判斗爭，還被禁閉審查了幾十天。所有這些，並未影響她的革命意志。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48年秋，莫耶隨《戰斗報》被調回延安，跟隨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軍區《人民軍隊報》主編，後任總編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她連年立功受獎。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50年，莫耶與《人民軍隊報》社長方唯若結婚。次年，一個記者在莫耶辦公室不慎手槍走火，擊中莫耶腹部，將她腹中的胎兒打死。當她被搶救過來時，上級徵求她對那位記者的處理意見。她說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幹部，缺乏訓練造成事故，能以此為戒就可以了，還是讓他監外工作吧。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55年，莫耶轉業到《甘肅日報》社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對官僚主義，改進工作作風」運動中，莫耶經省委分管領導同意，在《甘肅日報》上刊登鐵路職工張凌虛被官僚主義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並發表社論，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受到讀者贊揚。1957年「反右」擴大化時，與這篇報道有關的人都被錯劃為右派。莫耶成為這起冤案的主要人員，受批判和降級處分。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62年，莫耶臨時主持《甘肅日報》社工作。在1965年的「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莫耶因「張凌虛事件的報道」和小說《麗萍的煩惱》等歷史舊帳，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爭。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她又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嚴厲的批鬥，被關進「牛棚」，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暫時分配工作。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79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關懷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年過花甲的她出任甘肅省文聯副主席，重新拿起擱置多年的筆，一心傾注在文學創作上，相繼創作出電影劇本《戰地火花》，中篇小說《春歸》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說《走資派和牧羊娃》。編輯出版了自選集《生活的波瀾》和回憶老一輩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後，因心臟病多次住院，但還寫出了《生命的搏鬥》、《戰斗劇社在晉察冀》，整理1本4萬多字的《一本倖存的敵後日記》和散文集《烽煙集》、中篇小說集《春歸》、戰斗故事集《槍林彈雨見英雄》等。並寫出自傳體長篇小說《信念》的第一部《父與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進入暮年時期，時間愈少，愈感到珍貴。總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熱，就要發一分光。」她雖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撓的頑強作風和創作實踐，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真理而斗爭的堅定信念。 名人名言網歡迎您的光臨 1986年5月7日5時56分，莫耶在蘭州解放軍醫院病逝，終年68歲。著名作家杜鵬程說：「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說。」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輓聯上寫著：「延安初頌見風華，其奈雪壓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幾番騰濁浪，縱使心靈筆健，委屈難抒道韞才。」

㈤ 盛成的暮年重振雄風

1966年3月6日，時年67歲的盛成第三次來到法國。
上一次是1935年1-4月間，距他1929年功成名就返國報效整整6年。那次是受有關方面委派來歐洲調查故宮盜寶案，雖曾多次出入法國，也趨前一一看望了師友，但嚴格說來，只能算是路過。轉眼又已契闊30餘年，法國還是那個他所熟悉的法國，巴黎還是那個對他情有獨鍾的巴黎嗎？
30年的風風雨雨，他歷任北京大學、廣西大學、中山大學、蘭州大學教授和中華書局編輯；抗戰期間，還擔任過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台兒庄戰地慰問及調查紀事、上海各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總幹事、武漢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等；抗戰勝利後，他先後參與了東北、北平的接收工作，1947年又參與接收台灣大學，不想在台灣一陷就是18年。若不是後來他抓住一個偶然的機會直接疏通了蔣經國，同意他去美國探望女兒，他還得在那裡陷下去。
不管經歷了怎樣的坎坷曲折，法國始終是他心目中的第二故鄉。他無法適應美國。在他看來，如果他在美國待下去，其結果只能是步老友海明威的後塵；而在法國，他將東山再起。
到巴黎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看望瓦雷里的遺孀。1933年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就取名保羅，以紀念瓦雷里的知遇之恩，兩家因此結為干親；現瓦雷里雖已去世多年，然恩義並不為之稍減。
1955年他全文譯出了瓦氏名作《海濱墓園》，巴黎漢學界曾視為大事；有人甚至提議將他的譯本再譯回法文，認為這樣法國就會擁有兩個瓦雷里。
瓦雷里遺孀重逢故人，盛情自不待言，但這並沒有妨礙她的坦率。席間她對盛成說：「你當時寄給瓦雷里的信是由法蘭西學院轉來的。轉交時，紀德正好在我家裡。瓦雷里看後，把信交給紀德。紀德看信後說：『這個中國人了不起，將來會對我們的文學和文字有貢獻。』於是瓦雷里給你回了信。但現在，你的法語已經不行了」。
盛成當年的法語堪稱無懈可擊，他因最早使用短句寫作而對法語文學作出的貢獻是同行們公認的；然而眼下卻連看報紙都發生了困難。在美國時，大女兒針對他的英語也作過類似瓦雷里夫人那樣的提醒。戰後各國語言都經歷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他不無痛苦地承認，自己確實有點落伍了。
看來真想「東山再起」，就必須首先舍棄一切虛榮，從頭開始回爐法語。他在巴黎稍事停留，便一頭扎向南方城市亞威農（Avignon)。南方一直是對藝術家有特殊魅力的地方，凡·高、畢加索、馬蒂斯等都曾來此定居，而亞威農又地處戰後歐洲新的軸心線上，這有助於強化他從頭開始的決心。
在亞威農盛成到處跑，到處聽，到處看，有時一天要記100個以上的生詞。他以做詩的方式練習造句，以南部古建築為依據推敲章法，用他自己的話說，「萊茵河、地中海、南部的陽光、古建築的立體感，是我第二次沖擊法語文學的重要背景」。
兩年多過去了，盛成有心檢驗一下自身的再造之功。他回到巴黎，向瓦雷里夫人呈上他剛寫的一首詩。夫人看了點點頭，說：「你的法語又可以了」；朋友們則戲言「你又畢業了」。這恢復了他的自信。所謂「昔日劉（盛）郎今又來」，至此方為不虛。
而盛郎每來似乎都能趕上個什麼當口。初次是「達達狂年」，這次則是「68風暴」。他甫回巴黎沒幾天，對現行教育制度深惡痛絕的大、中學生們便開始了他們的造反行動。到處是遊行的隊伍，滿眼是翻卷的旗幟。塵封的革命記憶被倏忽喚醒，盛成理所當然地站在了學生一邊。在被佔領的奧頓大戲院和萬神廟，在掘路築壘和警察緊張對峙的拉丁區，哪裡活躍著學生的身影，哪裡就回盪著盛成的聲音。他採用學生們喜歡的最新詞彙寫成的詩篇不脛而走；他的名字和另一位同樣全身心投入運動的老人的名字——讓·保羅·薩特一起，被人們傳誦。
而運動的塵埃剛剛落定，他又寫了一篇題為《果熟因除》的萬字長文寄給老友戴高樂。在文章中，他以一個學生運動過來人的豐富閱歷和經驗，聯系半個世紀前中國的五四運動和歐美的達達運動，詳細剖析了這次「風暴」的由來，其用意當屬「僅供參考」之類。這兩種在他人看來多少有點悖謬的行為，在盛成卻是統一的。這個「一」就是他始終堅持的世紀文化立場：自由、公正、人類福祉至上。在此前提下，公是公，私是私，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正像他從來沒有試圖利用和總統或其他「大人物」的私交謀取一己之利一樣，他也從來不是一個狂熱的意識形態分子，因此支持矛頭直指戴高樂政權的「風暴」和珍視與戴高樂本人之間的友情並無根本沖突。戴高樂顯然也十分理解和欣賞這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他不僅馬上指示在內部刊發了盛成的文章，而且次年在擬定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的未遂計劃時，還准備請盛成當他的顧問。授予盛成以法蘭西榮譽軍團騎士勛章，最初也是出於他的動議，只是因當時盛成堅辭不受（怕受了將來無法落葉歸根），才不得不延至1985年由密特朗落實。
從1965年8月1日逸出台灣到1978年10月10日歸返大陸，13年間的絕大部分盛成是在法國，主要是在巴黎度過的。他雖然未能再現20年代末的輝煌，但仍顯示了巨大的活力。他的寓所只不過是十四區的一間小屋，然而影響卻輻射到整個歐洲。為了自食其力，也為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他自1968年起，不間斷地開辦了9年中國式的「私塾」講授《易經》，每期均有10餘位各國學人登門聽講或選學。
40餘年前的一段文脈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得以延續，其深度自也大大不同。相應的，他的崇拜者、追隨者和研究者也組織了一個叫「盛成之友會」的文藝沙龍，每周六中午聚餐一次，由盛成主講各種感興趣的題目，並回答大家的提問。有時他也會即興吟詩題詞，當場出售。即便是在他回國定居後，「盛成之友會」的活動也照行不輟；而他也不時寄去短簡、小詩之類，供朋友們誦讀欣賞。一個中國作家的文澤至此，在現當代應該說是極為罕見的。
盛成的受惠者當然不止於文人小圈子。1975年，法國文化電台曾特邀他作中國五四運動的專題廣播，分6次播出，每次半小時，獲得廣泛好評；兩年後，該台再次約請他播講「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分10次播出，每次仍是半小時，又一次大獲成功。該節目後由法國文人協會授予特別獎。
盛成的童心和活力也常常給他的生活帶來一些戲劇性的因素，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1974年應法國電視台之邀拍了一部推銷香料的商業廣告片。9分鍾的片子拍完後，導演驚訝地說：「你是個職業演員啊！」他哪裡知道，1927年盛成最窮困潦倒時，確曾和一位叫阿山伽瓦的日本演員搭檔，一連拍過好幾部電影，而那時他還沒有出生呢！
但這一時期盛成最主要的興趣還是在語言學研究方面。早在台灣時，他就試圖從馬來語入手，集中解決古漢語研究中的幾個難題。此本是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1935年託付給他的課題，1966年他再度會見高本漢時談及了進展情況，得到了後者的高度首肯。此後他開始為深入研究做進一步的准備，為此他甚至不顧已年逾古稀，自學了匈牙利文和土耳其文。他在這方面的工作歸國後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完成了《馬來語系與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關系》、《中國人名、地名與馬來語義的關系》等系列專著——盡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都形如「天書」。
不用說盛成同時還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和詩歌學者（像他那樣致力詩化人生的人，若不與詩如切如磋、相濡以沫才是咄咄怪事），但由於他的主要詩歌作品（包括早期出版的詩集《秋心美人》和後來的詩歌結集《狂年吼》）都是用法語創作的，而他的詩學著作則多成於海外，他在這方面的成就甚至較之他的傳奇經歷更罕為人知。好在這一局面已有根本改觀——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和安徽文藝出版社曾先後推出四卷本《盛成文集》。筆者因人利之便於幾年前便讀到他寫於1927的《嬗變——致保爾·瓦雷里》一詩的譯本，堪為一時快事。在筆者看來，這首境界宏闊、意象精密、轉換輕靈、渾然一體，洶涌著青春期的激情、活力、冥思和嚮往的作品，即便在今天也可歸於上乘。我不知道這樣的沉雄之作在詩集中還有多少，唯盼有關人士能盡早克竟全功。將譯作視為現代漢語詩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近年來正逐漸成為某種共識，按照這一邏輯，像《嬗變》這樣最初用非母語初創，復又被轉譯成母語的詩，更有理由被納入現代漢詩的譜系。果然如此，則盛成的詩最終將導致新詩史的改寫也未嘗可知。

㈥ 談談你對當前紅色經典再度風行的看法

商業大潮下的感傷回首——由「紅色經典」的重現與再造看「世紀末文學」
商業大潮下的感傷回首
——由「紅色經典」的重現與再造看「世紀末文學」

隨著世紀末的降臨，人們似乎是習慣性地對歷史作一一的檢視，隨之產生的就是一種懷舊情緒。在這種懷舊情緒的影響下，「紅色經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謂「紅色經典」,「是指1942年以來，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文藝工作者創作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作派，為工農兵喜聞樂見的作品。這些作品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主，以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主要內容。」⑴「紅色經典」的重現，除了以傳統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紅色經典叢書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長篇小說，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以及對於淡出舞台的「樣板戲」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後，上海京劇團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巡迴演出京劇「樣板戲」，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更為突出的是多媒體時代的多種表現形式：「紅色經典」被大量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如《林海雪原》、《紅岩》、《小兵張嘎》、《紅色娘子軍》、《烈火金剛》等等先後開播或投入拍攝，收視率可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MTV、卡拉OK等新的大眾電子娛樂形式也熱衷於「紅色」題材，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大量報道和評論「紅色經典」的流行。可以說，「紅色經典」的重現已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現象，而成為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文化現象。
從建國後的蓬勃發展，六七十年代的獨領風騷，到八十年代起由於對文革的否定而帶來的銷聲匿跡，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之後)又逐漸重返中國文學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紅色經典」浪潮，「紅色經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密切聯系而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作為「中國革命真正骨幹」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文革的創傷之後，在中國社會向以個人物質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時候，自覺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現代化的主力。「紅色經典」因被視為封建傳統的現代表徵和革命文化霸權的產物而受到知識分子的無情鞭笞。在10多年的時間中，「紅色經典」的正面形象幾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負面形象出現在反映文革悲劇的背景之中。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漸被企業管理、金融、營銷、工程技術等科技、經濟領域的專家所取代。知識分子被逐漸邊緣化和市場化，從而失去了對於文化的主導力量。同時，因為「紅色經典」為大眾文化產業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和商機，到了90年代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終於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聯手，轟轟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紅色經典」熱。⑵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經典」的重新崛起絕不是一個自然現象，它是被「推出」的，被製造出來的，它必須服從國家意識形態和市場需求的雙重製約。
「紅色經典」之所以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商機，是與一種懷舊情緒分不開的。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轉型，使得懷舊成為新的時尚，這是一個時代消失後普遍的社會情緒。在二十世紀走向尾聲之時，這種懷舊情緒就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而懷舊情緒在商業社會往往成為打造新時尚的契機。「紅色經典」的重現，無外乎是當今中國文化多元多極狀況中不大不小的一種時尚而已。追隨這種時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眾，他們大多親歷過「紅色經典」所表現的時代，或是在「紅色經典」的包圍中長大，在重溫「紅色經典」的同時，也重溫當時的青春歲月，重溫那段歲月給自己留下的印記，這種懷舊帶著強烈的追憶色彩。同時，年輕人群對於「紅色經典」也不僅僅是厭惡和排斥，而是用一種新奇的眼光審視其中體現出的特殊美感，追尋那一段顯得陌生而神秘的歷史，顯示出一種獵奇狀態下的懷舊。無論是偏向何種色彩的懷舊，都可以說是「在實用主義、商業大潮和消費主義即將全面獲勝之前，對一個理想主義時代不無戲噱、亦不無感傷的回首」。⑶
在世紀末的懷舊情緒中，也蘊含了對於舊世紀的告別，在懷舊的同時也對其進行著摧毀和重建，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紅色經典」的重現就不是簡單的對於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現，它在重現的同時已經經歷了再造的過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被改編成電視劇的「紅色經典」來說，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按當時的話說，「懷抱深厚的階級感情，擁有豐富而切實的戰爭生活和實際生活的體驗，掌握活潑的群眾語言和來自生活深處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沖破觀念的硬殼，在今天仍具備某種魅力，仍然有人愛看，經得住時間的磨洗。」⑷但如果依舊按照原先的階級斗爭的主題來表現，恐怕很難引起觀眾的興趣。於是，在重現的過程中，原本佔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的元素被有意地虛化和弱化，而與此相對的，英雄的個性化，情愛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去被遮蔽和掩蓋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構成新的想像空間，並成為賣點。不可否認，這樣的再造的背後有龐大的市場的影子。面對這樣的改編和再造，引發了廣泛和持久的爭論。
如果說電視劇的改編為「紅色經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瀾的話，那麼青年作家薛榮在浙江作協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發表的中篇小說《沙家浜》就無疑為文壇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在根據滬劇《蘆盪火種》加工改編的京劇樣板戲《沙家浜》里，劇中的主要人物阿慶嫂、郭建光作為智勇雙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在薛榮的小說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關系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在小說中，阿慶嫂「風流成性」，胡傳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開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無策，只知道依賴阿慶嫂。相反，胡傳魁倒成了江湖豪傑，「有一股義氣在，有一股豪氣在。」由於阿慶嫂的牽線，作為新四軍某部指導員的郭建光與「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做了一筆交易：以提供一批軍火為代價，請胡傳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軍傷病員。這對人們熟知的故事，幾乎是採取了全盤「翻案」的寫法，因此小說一發表便在文壇掀起了軒然大波。
爭論一開始就出現了嚴厲批評和極力回護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隨後批評的意見逐步居於上風。《浙江日報》在2003年2月18日發表蕭何的文化時評，認為小說《沙家浜》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小說」。《北京娛樂信報》在2003年2月24日發表李庚辰的文章，針對小說《沙家浜》指出：「在這個缺少英雄的時代，我們應該歌頌英雄，張揚英雄的這種氣概。但是這篇小說將我們心中的英雄醜化了，將英雄鄙俗化了，這是一種悲哀。」郝鐵川在題為《小說〈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認為「說其不合理，是因小說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標題，又要詆毀名著內容。」「說其不合法，是因為小說已違反了我國現行民法，以及現代多數國家民法所規定的『公序良俗』原則。」董鍵、丁帆、王彬彬隨即以《「樣板戲」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嗎？》的文章⑹與郝鐵川進行商榷。三人認為「在今天還認定『樣板戲』代表著所謂『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無論對樣板戲《沙家浜》還是小說《沙家浜》都「不欣賞」，但認為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文學問題」，「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綱上線』的做法，都是荒謬的。」而《江南》的主編張曉明認為：「我們這個小說只是一個試驗性地否定這種『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藝創作，作者只是從人性化的角度，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創作，這跟『戲說』是沒有關系的。」除此之外，據說故事發生地沙家浜對小說《沙家浜》的描寫更為惱火，鎮政府的領導已表示，小說作者和小說出版社如不認錯，將與之對簿公堂。⑺
無論是哪一種看法，其實背後都蘊藏著其對於樣板戲的看法，認同樣板戲的，必然認為游離於原作精神的改造是離經叛道之舉；而厭惡樣板戲的，則並不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同樣的，關於「紅色經典」再造的爭論也是由對於「紅色經典」原始文本的認同程度而決定的，試圖從「紅色經典」中追憶過去的人們往往因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無法接受對於「紅色經典」的再造，而對原始文本的記憶為空的年輕人懷著獵奇的審美心態，就比較能夠認同和接受這樣的再造。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有一點是肯定的：這的確是文學范疇的事，沒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來討論。然而，文學是否就如此純粹？文學是否真的拒絕政治、經濟、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卻又是否定的。小說作者、出版商以至於電視劇改編者，從一開始恐怕就未必是懷著一種十分鄭重的心態來對待這樣一種文學的再造，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游戲和媚俗的意味的。公眾的懷舊情緒被敏銳地抓住，文化商人們適時地將通俗劇的因子穿上「紅色經典」的外衣投入市場，最終目的仍是賺取商業利益。2004年廣電總局《關於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禁止戲說「紅色經典」，無疑也是在限制「紅色經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繼續發揮其國家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視的是，許多「紅色經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獻禮」這一形式出現的。無論「紅色經典」被冠以何種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跡或是愛國主義），它都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的共同產物。
「紅色經典」曾深刻地感動過幾代人，因此，作為重要的主流意識形態領導下的文化資源，它得到了長久的重視並不斷被發掘利用。更為重要的是，其中顯示出的懷舊情緒和商業化氣息可以說是「世紀末文學」的重要表徵。90年代中後期至今「紅色經典」的再度風行，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場，獲得再次啟動的機會，是為了讓「紅色經典」能夠進入消費領域，而不是為了使人們再次進入紅色風潮的世界。無論是「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被改編成電視劇《林海雪原》），還是「紅色經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進行文學創作（如根據樣板戲《沙家浜》寫作的小說《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帶有商業化的成份，最終目的是為了賺取大量的商業利益。 同時，對於大眾來說，這些熟悉的故事和場面，讓他們緩解了現實的焦慮和失落，在心理上越過了歷史的斷層，回到了一個充滿了強烈情感和浪漫表達的青春歲月。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下，理想主義也只能以這樣一種形式出現在懷舊中了。
最後也許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現今文學與影視等等多媒體形式的聯系如此緊密，我已無法將「世紀末文學」甚至「文學」這一概念從整個文化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的討論了。隨著各種發明創造（如電視機、電影、互聯網等）進入我們的生活，文學的概念似乎顯得更不明確。在電子傳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學應該進一步向商業性大眾文化靠攏，還是與其保持一定距離以保持一些較為純粹的特徵，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思索的問題。在充滿商業意味和懷舊情緒的「世紀末文學」大潮中，順應現實，保持批判，這也許是逐漸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無奈而又唯一的選擇。

[注釋]
⑴引自孟繁華《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9日。
⑵參見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⑶引自賀桂梅：《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⑷引自雷達：《我對紅色經典改編問題的看法》（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轉引自中國圖書信息網）
⑸載《文匯報》2003年4月25日。
⑹載《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⑺參見白燁執筆的《小說〈沙家浜〉招致批評》，《2003年中國文情報告》第12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㈦ 穿越劇中有一個叫暮年和葉兒是哪部

午夜黑車

8.6分
主演：何佳偉劉小喬
導演：薛少
類型：懸疑犯罪網路電影驚悚
時長：73分鍾
年代：2016
地區：內地
簡介

㈧ 戴愛蓮是誰

戴愛蓮
中國女舞蹈表演藝術家、教育家。祖籍廣東省新會縣，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5歲開始學習舞蹈，10歲進入當地舞蹈學校學習芭蕾。14歲赴倫敦，在著名舞蹈家A.多林的芭蕾工作室和M.蘭伯特芭蕾學校學習，後又隨芭蕾大師M.克拉斯克學習。之後，因家境敗落，靠半工半讀求學，經常在倫敦藝術家沙龍表演舞蹈，或到電影製片廠、劇場當臨時演員。她的《波斯廣場的賣花女》、《楊貴妃》、《傘舞》等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創作的。

戴愛蓮在倫敦看到德國現代舞蹈家M.維格曼的表演，傾慕不已。當時，維格曼劇團在倫敦設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學。在學習中她感到現代舞感情自由奔放，不受束縛，但缺乏系統的技術；而古典芭蕾雖有系統的技術，但缺乏表現力。因此她大膽提出現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應互相借鑒、互為補充的見解。然而，由於當時芭蕾和現代舞派之間門戶之見很深，老師恐她的觀點影響其他學生，竟將她開除。但這並沒有動搖她學習現代舞的決心，她發現尤斯芭蕾舞團的表演採用了人體動作與內在感情緊密結合的方法，既有良好技術，又有豐富的表現力。於是她在自己的實踐中吸收了這一方法。1939年，她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著名的尤斯－萊德舞蹈學校獎學金。在學校，她學習了著名舞蹈理論家R.von拉班有關情感的表現方法和舞台表演技術方面的理論及舞譜等，這對她後來的舞蹈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戴愛蓮在倫敦多次參加中國運動委員會為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籌集抗日資金舉辦的義演，自編自演了《警醒》、《前進》等舞蹈，歌頌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回到祖國。1940年春宋慶齡在香港會見了她。珍珠港事件後，她取道澳門到桂林。隨即參加支援抗戰募捐的演出活動，創作了以抗日救國為題材的舞蹈《游擊隊的故事》、《賣》、《空襲》、《東江》和《思鄉曲》等，對宣傳抗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推動了中國舞蹈事業的發展。她還從事各民族民間舞蹈的採集、整理、演出和研究工作。她以瑤族同胞喜慶時擊鼓歌舞為素材，創作了《瑤人之鼓》；根據「啞背瘋」改編了舞蹈《老背少》。1942年秋，戴愛蓮到重慶，先在國立歌劇學校、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後應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創辦了育才學校舞蹈組。在此期間，周恩來、鄧穎超經常關心和幫助她，鼓勵她向民間學習，努力發展中國民族舞蹈事業。這對她後來的藝術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45年她在重慶新華日報社看了延安文藝工作者演出的新秧歌劇後，創作了歌舞《朱大嫂送雞蛋》。同年夏天，她和著名畫家葉淺予一起到川北、西康等地采風，搜集了大量少數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譜記錄了8個藏族舞蹈（現分別存在美國紐約舞譜中心圖書館和倫敦舞蹈中心圖書館）。她還創作了藏族舞蹈《春遊》和《甘孜古舞》、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維吾爾族舞蹈《青春舞曲》和《馬車夫之歌》等；並於1946年和育才學校師生一起在重慶舉行了盛大的邊疆音樂舞蹈大會。這次演出的影響很大，不僅使中國各民族的民間舞蹈登上了現代舞台，而且掀起了一個民間舞蹈的普及運動。同年秋，她和葉淺予赴美國講學，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的民間舞蹈。1947年回國後，她主持了私立上海樂舞學校的工作。1948年在國立師范學院和北平國立藝術學院任教。戴愛蓮是中國新舞蹈藝術的開創人之一，為新舞蹈事業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愛蓮先後擔任了華北大學三部舞蹈隊隊長、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團長、中央歌舞團團長和北京舞蹈學校校長等職。在此期間她和其他同志合作創作了大歌舞《人民勝利萬歲》、大秧歌《祖國建設》（1949）、舞劇《和平鴿》(1950)等大型節目。她根據陝北民間舞蹈形式「荷花燈」創作的《荷花舞》深受群眾歡迎，並在1953年世界青年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上獲獎。此後，她還創作了雙人舞《飛天》，這是中國舞壇上第一個展現唐代敦煌藝術的舞蹈珍品，在1955年世界青年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上獲獎。

戴愛蓮從40年代就開始從事舞蹈教育工作，她的許多學生現已成為有成就的舞蹈工作者。在教學中她還一直致力於拉班舞譜在中國的傳播。1980年以來，她主持舉辦的拉班舞譜學習班，為中國培養了拉班舞譜人才。

為促進中外舞蹈藝術交流，戴愛蓮先後訪問了英國、聯邦德國、美國、丹麥、瑞典等國。1981年5月，英國皇家舞蹈學院將英國著名雕塑家W.索科普1939年雕塑的戴愛蓮頭像陳列在學院大廳，以表彰她為促進中英友誼和藝術合作作出的貢獻。同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舞蹈博物館收藏了這尊雕像的復製品，以表彰她為發展國際舞蹈事業所作的努力。

戴愛蓮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中央芭蕾舞團藝術顧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舞蹈理事會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