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誰能介紹下《勇敢的心》電影歷史背景
提到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的名字，人們會立刻聯想起13世紀末、14世紀初蘇格蘭民族獨立運動的那段崢嶸歲月。的確，華萊士可以說是英國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一個英雄人物。7個世紀以來，後人對他的興趣和崇拜可謂是經久不衰。15世紀時，吟遊詩人哈里（又稱盲哈里）就憑長達十一卷、一萬兩千行的凱爾特語傳奇史詩《華萊士之歌》（The Wallace）名動一時，文化階層爭相傳閱。此書自16世紀付梓後，在蘇格蘭的流行程度僅次於聖經。最近一次的「華萊士熱」則源於1995年好萊塢出產的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由梅爾·吉普森成功塑造的華萊士形象俘獲了全世界影迷的心，以致於在影片公映後，蘇格蘭旅遊局便推出了「電影旅遊」（filmtourism）的項目來滿足從全世界蜂擁而至的觀光客的要求，互聯網上有關「Braveheart」的搜索鏈接竟然達到了21000個之多。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劇本改編自蘭道爾·華萊士1995年出版的暢銷小說，而小說就是以《華萊士之歌》為藍本進行創作再加工的。從15世紀的史詩到20世紀的電影，它們無疑都在延續著一個「威廉·華萊士的神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神話中的華萊士究竟與歷史上的華萊士相去多遠呢？
現存的大部分有關威廉·華萊士的記載都集中在1297年9月11日他帶兵取得斯特靈橋（Sterling Bridge）戰役的輝煌勝利到1298年7月22日在福爾科克（Falkirk）敗於英王愛德華一世這段時期內。而關於他的身世，則是疑雲重重的。那麼華萊士究竟是一位草莽豪傑還是一位騎士英雄呢？
在14、15世紀蘇格蘭的編年史作家中，只有盲哈里和沃爾特·鮑厄（Walter Bower）賦予其筆下的華萊士以顯赫的騎士身份。其他人，如福爾頓的約翰（Johnof Forn）和安德魯·溫頓（Andrew Wyntoun）等都不諱言華萊士相對寒微的家庭出身，但他們顯然不想給予這個問題以過多的關注，只是加以描繪他所擁有的雄健體魄和天賦神力。至於電影《勇敢的心》，似乎也傾向於後者的處理方式。
實際上，「華萊士」（Wallace）並不是蘇格蘭當地的姓氏而是一個綽號，最初的含義是「從威爾士邊境地區來的人」。據史料記載，12世紀時，華萊士家族的祖先作為親兵跟隨布列塔尼裔的斯圖亞特家族（the Stewarts）從英格蘭的什羅普郡來到蘇格蘭。自戴維一世（1124－1153）以後，斯圖亞特家族世襲了王室管家一職，並在蘇格蘭西部的倫弗魯郡、拉納克郡及艾爾郡擁有龐大的領地，是權擅一方的大貴族。而華萊士家族作為斯圖亞特家族的封臣也得到了蘇格蘭西南部的一些采邑。根據盲哈里所說，位於倫弗魯郡的埃爾德斯利正是威廉·華萊士的出生地，他在附近的佩斯利修道院接受了童年教育。青年時代的華萊士曾居住在艾爾郡的里卡頓，這里是他叔叔理查德的領地。華萊士在成年後的首次驚人之舉就是在拉納克郡殺死了英格蘭的郡守。照此看來，華萊士崛起於蘇格蘭的西南部並與斯圖亞特家族保持著密切關系，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另外的線索來自於1297年的一枚鈐印在信上的圖章，這封信是華萊士在當政後寫給呂貝克和漢堡兩個自治市的市長以要求通商的。圖章上刻有「Willelmile Waleysfilii Alani」這樣的一行拉丁文，意思是「阿蘭的兒子威廉·華萊士」；除此之外，上面還繪有一副弓箭，也許暗示了華萊士原本是一名職業弓弩手，早年靠捕獵甚至是偷獵為生。而在1296年8月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的首次征服過程當中，曾經有不下1500名的蘇格蘭大小領主在一份「拉格曼文件」（Ragman Roll）中署名效忠英王，其中一人的名字就是「阿蘭·華萊士」（Alan Walays）。如果這個阿蘭就是威廉·華萊士的父親，那麼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華萊士來自於低級騎士家庭，而他本人卻並非騎士出身。
斯特靈橋大捷後，「經王國的一致同意並且以至高無上的蘇格蘭王約翰·巴利奧爾的名義」，華萊士被冊封為「騎士，蘇格蘭的護國公和軍隊總指揮」。在中世紀這樣一個嚴格講究出身和等級分明的社會中，如此之速的晉升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當電影《勇敢的心》中出現男女主角的扮演者梅爾·吉普森和蘇菲·瑪索時，看電影的人一定都在期待著英雄與美女之間所產生的那種奇妙的「化學反應」。好萊塢的編劇們無疑給觀眾製造了一個「美女惜英雄，英雄愛美女」的浪漫愛情故事，全然不顧與歷史的巨大出入。史上被稱作「法國母狼」的愛德華二世的王後伊莎貝拉竟然被蘇菲·瑪索演繹得如此凄婉多情，實在是貽笑大方的一件事。學者們大多認為這一情節根本不值一駁，事實上這位王妃在華萊士死後3年才從法國來到英格蘭，7年後愛德華三世才出生。
在盲哈里的《華萊士之歌》中，只出現了兩位與華萊士有關的女性，一位是他的母親，另一位就是瑪麗安·布萊德福特（Marion Braidfute）。後者原為拉納克郡拉明頓城堡的女繼承人，在聖肯蒂真教堂與華萊士結婚。1296年8月27日，蘇格蘭人在鄧巴慘敗於英軍。次年，華萊士在拉納克與士氣正盛的英軍交鋒，寡不敵眾，逃往妻子處避難。後來瑪麗安被英軍抓住並遵照拉納克郡守威廉·海瑟爾里格的命令予以處決。1297年5月，華萊士殺死海瑟爾里格，完成報仇心願並自此嶄露頭角。
這位傳說中的妻子在電影里是作為一個引導華萊士精神歸宿的關鍵性角色而出現的（不過是身份降低為貧民，他們兩人的結合也變成了私定終身）。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影片一開始就設計了少年華萊士的父親為抵抗英格蘭人而英勇獻身的背景，他於是跟叔叔學習武藝，不料長大後卻只求和心上人廝守終身。妻子的被害擊碎了華萊士的美夢，也使得他從與世無爭走上了義無返顧的反抗之路。如此的情節安排難免會給人一種「沖冠一怒為紅顏」的感覺，不過由此也可見編劇一定要把華萊士塑造成情聖的決心。
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這么一位瑪麗安·布萊德福特是大可疑問的。因為除了盲哈里提到的這些涉及華萊士私人感情生活的零星片段之外，其他的編年史和傳記作家都對此隻字不語。後世甚至有人指出，「瑪麗安·布萊德福特」與哈里一個鄰居的名字很相似，懷疑是被詩人借用了。其實在《華萊士之歌》中，類似這種移花接木、「掠他人之美」的例子並不鮮見。盲哈里是在華萊士家族後代（克雷吉的威廉·華萊士爵士）的資助下完成大作的，由此可以想見，不論是出於精神上的由衷崇拜，還是出於客觀的經濟原因，詩人必然會在創作過程中竭力鋪敘事跡，以完成後人崇功報德之心願。
然而不論瑪麗安·布萊德福特存在與否，看上去「為情復仇」的說法都是不成立的。因為早在1296年8月，拉納克郡的一份法律判決文書上就出現了「威廉·華萊士，盜賊（Williamle Waleys，thief）」的字樣。追源論始，拒絕對英王宣誓效忠應該是華萊士在1296年就背負惡名的肇端。在愛德華一世看來，1296年夏季對蘇格蘭的首次征服是強弱判明、毫無懸念可言的。鄧巴戰役後，蘇格蘭的大小貴族之所以在「拉格曼文件」上署名，表示效忠英王，承認其為蘇格蘭至高無上的領主，目的就在於換取愛德華一世對他們現有領地及封號的默許。事實上，不管其父臣服與否，如果威廉本人不向愛德華一世的「新英格蘭王朝」輸誠，他是決不會享有對家族領地和封號的繼承權的。愛德華一世派駐拉納克和克萊德斯戴爾的郡守海瑟爾里格握有蘇格蘭西南部的司法審判權，並著力懲戒像華萊士這樣拒絕效忠的「叛亂分子」，這必然引起後者的強烈不滿和憤恨。另外，盲哈里和安德魯·溫頓都在著作中提到，此後不久，華萊士的父兄就因反叛而遭毒手。果真如此，勢必堅定了華萊士拿起武器、與英格蘭人殊死一搏的信念。
1286年亞歷山大三世的暴斃以及隨之而來的坎莫爾王朝的絕嗣是引發蘇格蘭國內政治動盪和英格蘭入侵的導火線。1290年－1291年間，13個有皇族血統的候選人向英王愛德華一世提出了「王位大訴訟」（the Great Cause）。這場王冠之爭實際上主要是在約翰·巴利奧爾（John Balliol）和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之間展開的。布魯斯與斯圖亞特通過土地分封和聯姻在蘇格蘭西部形成了龐大的家族關系網。他們雖然在與巴利奧爾的王位角逐中敗下陣來，但自始至終也沒有放棄對王位的要求。在巴利奧爾統治期間（1292年－1296年），他們一直是以「麻煩的製造者」而聞名的。1296年後愛德華一世的征服戰爭對他們來說不失為一個東山再起的絕好機會。
許多人將威廉·華萊士看作是一個造反的英雄，這其實是對他名聲的最大褻瀆。雖然華萊士家族與斯圖亞特—布魯斯家族聯盟有著緊密的封建義務關系，但他本人畢生都保持了對巴利奧爾王朝的忠誠。在華萊士短暫的護國攝政期間，當時囚禁在倫敦塔的巴利奧爾依然被尊奉為蘇格蘭的合法國王。即使是在1298年因為福爾科克戰敗、華萊士被迫離開蘇格蘭之後，他也沒有放棄營救這位前國王的外交努力。
既然華萊士對巴利奧爾王朝忠心不貳，那麼他對一直覬覦王位的布魯斯家族必然是充滿疑慮和警惕的。而布魯斯家族之所以早早選擇站在愛德華一方，無非是想藉助英格蘭人的力量打擊巴利奧爾派以再圖王位，因此華萊士的忠誠與威望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威脅，兩者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終難水乳」。有的歷史學家甚至懷疑正是羅伯特·布魯斯出賣了華萊士，因為在1305年捕獲華萊士並把他交給英格蘭人的門蒂斯的約翰（Johnof Menteith）後來成為了羅伯特一世的寵臣。
15世紀時，斯圖亞特王朝詹姆斯三世所奉行的親英政策再次引起了蘇格蘭民族主義情緒的強烈反彈。在此背景下，威廉·華萊士和羅伯特·布魯斯（羅伯特一世）的歷史地位被人為地拔高，就此成為全民景仰的民族英雄。在這個英雄神話的創造過程當中，約翰·巴伯的《布魯斯之歌》與盲哈里的《華萊士之歌》同樣功不可沒。為了凸顯兩位英雄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他們於著作中虛構了這樣一個情節：在福爾科克，當兵敗的華萊士撞見了站在英格蘭人一邊作戰的布魯斯時，痛斥他的膽怯和懦弱。華萊士的一席話有如當頭棒喝，喚起了布魯斯心中沉睡已久的反抗意志。從這以後，布魯斯力補前愆，回到愛國主義陣營中，並在華萊士殉難後繼承他的遺志，繼續領導抗擊英格蘭入侵者的斗爭，最終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建立起布魯斯王朝。說到這，讀者不難發現，電影《勇敢的心》也是完全照搬了這一幕。
在這個精心杜撰的故事當中，最致命的謬誤就是敘述者完全混淆了三代羅伯特·布魯斯。「羅伯特」其實是布魯斯家族一直沿用的名字。第六代卡里克伯爵羅伯特（1210年－1295年）是1291年13個王位競爭者之一，而羅伯特一世（1274－1329）已經是布魯斯家族的第八代了。在福爾科克一役中，「叛國投敵」的是第七代羅伯特，也就是羅伯特一世的父親。這時羅伯特一世（我們暫且稱他為小羅伯特）的態度是並不明朗的，但可以肯定，在此戰結束後，他也參加了抵抗運動，很有可能是與他父親在對愛德華一世繼續臣服與否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然而，當1302年由於華萊士在法國和教皇宮廷所進行的外交斡旋使得巴利奧爾回國復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時，他又一次背離了愛國陣營，尋求與愛德華的妥協。小羅伯特·布魯斯作為堅定的獨立運動領導人的姿態是在1305年華萊士殉難後才得以確立的。1306年他發動政變登上王位，1314年又在班諾克本對愛德華二世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在1328年的《北安普頓條約》中，愛德華二世正式承認他為蘇格蘭國王，並完全放棄對蘇格蘭的宗主權要求。羅伯特一世固然無愧於「民族英雄」的稱號，但至少在1297年－1305年間，他的時叛時附表現出了其本人在以何種方式成就家族王權霸業上的猶疑不定，這自然無法與華萊士的忠誠無私及英勇無畏相提並論。客觀點說，貴族是絕對的現實主義者，而華萊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對自由理想的執著與獻身。
data-layout="right"其實，在有關威廉·華萊士的文學與影視作品中與史不合之處還甚多，以上只是試舉兩三例以饗有興趣的讀者。據說，美國權威的中世紀史專家莎朗·克羅撒（Sharon Krossa）在觀看電影《勇敢的心》還不到兩分半鍾的時候，就已經羅列了不下18處的史實錯誤。我們普通觀眾當然不需要向她那樣輜銖必較，不過如果真想對華萊士其人其事有個全面公允的認識的話，不妨讀一讀3本有「正視聽」之效的著作。一本是格雷姆·冒頓（Graeme Morton）的《威廉·華萊士：真人與虛構》（William Wallace：Man And Myth，Sutton，2001）。另外一本是歷史學者阿蘭·揚（Alan Young）和攝影家邁克爾·J·斯泰德（MichaelJ．Stead）合著的《追隨威廉·華萊士的腳步》（In The Foot stepsof William Wallace，Sutton，2002），本書可謂是圖文俱勝。如果說英國薩頓版的兩本書是嚴肅的學術性著作，那麼科林·麥克阿瑟（Colin McArthur）的《蓬島仙舞，勇敢的心與蘇格蘭人——好萊塢電影中蘇格蘭形象的歪曲》（Brigadoon，Braveheart And The Scots—Distortionsof Scotland in Hollywood Cinema，L．B．Tauris，2003）則針對性更強，其對電影的批評已經從內容層面擴展到了對審美趣味、創作觀念的批評。在《勇敢的心》中，出現了不少有意設計的意識形態的象徵符號，如蘇格蘭特有的薊、短裙和高地（實際上沒有證據表明十三世紀的蘇格蘭人穿的是短裙，華萊士也並非高地人，影片開頭時少年瑪麗安摘了一束薊花送給華萊士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那非要把手弄得血流不止不可），還有背景音樂中反復響起的風笛聲等等。雖然影片創作人員的初衷未必如此，但是它確實迎合了當下西方社會一些極右翼團體的非理性訴求。不管怎樣，也許正如法國著名的心態史專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一個藝術家成功與否，要看他是否具有作為一個符號聚集點的能力，吸引那些與他的作品並不直接相關的各種情感」，在這個意義上，《勇敢的心》能捧回奧斯卡小金人並在全球大熱自有它的成功之道。也許只有歷史學家會對其表現出十足的不屑一顧，但受此片啟發並熱衷於「史詩巨片」的好萊塢也完全有理由對前者的「迂腐」表現得不以為然，繼續我行我素地拍下去，製造一個接一個的票房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