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姐妹電影音樂

『壹』 紅色娘子軍主題曲原唱

創作於1959年，梁信詞，黃准曲。是電影《紅色娘子軍》主題歌。

《紅色娘子軍連歌》是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一首主題歌曲。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貫穿於全劇的主要主題旋律。

該曲原來是同名電影的一首插曲，由梁信作詞、黃准作曲。由於該曲鮮明的音樂形象和在群眾中的廣泛影響，又被應用於舞劇音樂。因此，《紅色娘子軍連歌》也可以認為它是影片《紅色娘子軍》的主題歌。

歌曲的旋律鏗鏘有力，節奏鮮明，具有進行曲風格，表現了紅色娘子軍戰士的英雄氣概和勇差枝敢堅強的性格。歌曲的主調為d羽調，兩段歌詞均從d羽調開始，而結束在G徵調（是為轉調樂段），而結束句又回到原來的主調（d羽調）。

歌曲為三個樂句構成的樂段。分節歌形式。兩段歌詞後有一個結尾句，結尾句是基本上第一句的變化重復，僅在末尾放寬節奏。

黃准（1926—）女作曲家。浙江黃岩人。1938年入延喊慶銷安魯迅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鄭游，後轉音樂系，學習作曲和聲樂。1943年至1946年先後在大連魯迅文工團、魯藝文工團一團任獨唱演員兼作曲。1947年任東北電影製片廠作曲。

她曾為解放區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配樂。1951年始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專職作曲。作有電影音樂《民主青年進行曲》、《淮上人家》、《新兒女英雄傳》、《秋翁遇仙記》、《燎原》、《女籃五號》、《紅色娘子軍》、《舞台姐妹》、《牧馬人》等40多部。

電視劇音樂《磋砣歲月》、《綠蔭》等。電視片插曲《小貓釣魚》主題歌《勞動最光榮》、兒童歌曲《在老師身邊》，以及《青春閃光》、《紅色娘子軍連歌》、《蠶花姑娘心向黨》、《一支難忘的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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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姐妹》由午馬指導、陳錦昌編劇、成龍監制，陳玉蓮，惠英紅，梅愛芳，王玉環，林正英等主演的香港動作電影。講述的是同台姐妹彼此成見較深，但當大難臨頭來時眾人聯合起來與黑勢力決一死戰的故事。

『叄』 中國電影音樂 的現狀，發展情況，歷程概述

電影音樂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百年歲月也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印證著她最初的稚嫩，曾經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國電影音樂的萌芽與初創

（1905－1045）

《定軍山》是中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根據默片的需要，電影只拍了京劇《定軍山》中的「請纓」、「舞刀」、「交鋒」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時期的影片在放映時還是有「配樂」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動影像，台下或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組成的小樂隊，用來活躍現場氣氛。人們漸漸開始注意到音樂和影片內容的結合，當音樂的情緒和電影的內容發生關系時，音樂幫助人們理解劇情。但是由於音樂不具有約定性的語義，所以音樂與影片內容的聯系並不一一對應。

在默片時期，我國電影市場以好萊塢影片為主，配樂沿用了「劇院音樂」的做法，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電影音樂。

1930年上海電通公司聯合唱片公司從國外購置了有聲電影全套機器，正式製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此後，有聲片漸漸興起。

「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在隨後的三四十年代，它們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30年代，當抗日成為時代主旋律時，革命斗爭迫切需要與之相配合的歌曲。

《畢業歌》、《漁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頭》、《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歌曲都是專門為電影創作的。以聶耳為代表的左翼歌曲創作者們將歌曲這種宣傳手段應用到電影當中，一方面為歌曲在電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電影歌曲也因此成為早期中國電影音樂的主流。

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現，由劇中人物唱出，真實、自然，符合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賀綠汀根據當時的兩首蘇州民謠《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編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現於小陳和小紅暗生情愫時；第二次卻是在兩人發生誤會後，在酒館里小陳賭氣拿出錢來叫小紅唱歌，小紅含淚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畫面不時疊出那天清晨兩人的甜蜜情景，「患難之交恩愛深」的歌詞此時聽來別有一番酸楚滋味。這樣強烈鮮明的藝術對比在中國電影音樂史上至今無出其右者。再如《萬里尋兄詞》、《鐵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

在眾多的電影歌曲當中也出現了主題歌的雛形，有些電影歌曲恰好點了影片的主題，起到了主題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畢業歌》，它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兩次出現，整首歌曲持續50多秒，交待了時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為全片的點睛之筆。

當時電影音樂的配樂方式多為用現成的音樂作為電影配樂，電影總體上缺乏音樂方面的整體規劃。但是在影片《風雲兒女》片尾出現的《義勇軍進行曲》直接表達了影片的核心主題，已開始具有了主題歌的藝術表現功能。

主題音樂的表現手段在當時已經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樂素材，而且還因人物、情節的不同，以變奏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音樂貫穿手法的最初嘗試。

這個時期基本上沒有專門為電影創作的音樂（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創作過程中，「配樂」這個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樂素材重新編輯，使之與畫面相配合，加強劇中人物的動作表情。這時的音樂使用與畫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賦予畫外含義，沒有將音樂作為一個獨立的電影表現元素參與創作。

影片《十字街頭》中老趙失業後，一人在房間里黯自神傷，時而憂心忡忡，時而寬慰自己，音樂也隨之抑鬱或輕松。音樂在這里成為老趙的「內心獨白」。每一段音樂情緒的選擇與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畫面效果，但顯得過於簡單和幼稚。而在影片《馬路天使》中小紅、小陳、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頭拉客的小雲截住，這段影片中沒有音響對白，音樂持續了四分半鍾，音樂的寫作細化到了鏡頭。音樂在這里起到了音響的作用，共出現了三記鑼聲，一次鼓響。鑼聲在聽覺上增加了緊張的氣氛，視覺上加強了人物的動作性。鼓聲則帶了一絲喜劇效果。總的說來，這段配樂具有造型性，音樂和表演融為一體，和畫面完全同步。

建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的成熟階段
（1949－1966）

建國之初，政府對電影事業的方針政策相當寬松。1951年前後對《武訓傳》簡單、粗暴的批評嚴重挫傷了電影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和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以及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批評了左傾思想，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後，大批電影將焦點對准「人」，出現了《不夜城》、《鐵道游擊隊》、《蘆笙戀歌》、《柳堡的故事》、《李時珍》、《宋景詩》、《神秘的旅伴》、《新局長到來之前》等多種題材、多種角度的優秀影片，它們描繪人性、歌頌愛情，出現了很多深受人民喜愛的電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之後，一些抒情性較強的電影歌曲成為眾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艷陽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議。這一時期電影音樂理論研究和作品批評剛剛開始，一些經驗豐富的電影音樂作曲家、理論家，如何士德、王雲階、徐徐等人針對當時電影音樂創作的弊端撰寫文章，並開始對部分影片進行音樂角度的評論，觀點鮮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躍進等運動給電影創作帶來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建黨40周年，周恩來、鄧小平親自抓一批重點影片的創作。周總理特別提出：獻禮片缺少載歌載舞，使人看了高興的少數民族影片。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劉三姐》等少數民族音樂片。隨後頒布的《文藝八條》、《電影三十二條》是這一時期指導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調整、恢復的綱領性文件。此時出現了很多在音樂的使用上可圈可點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詩瑪》、《紅色娘子軍》、《冰山上的來客》等。而此時的電影音樂理論爭鳴也更加熱烈，周揚、李煥之、趙氵風、王雲階、徐徐、葛炎、黃准、蕭遠、吳應炬、李樹寶等紛紛撰文，一方面總結經驗，另一方面對電影音樂藝術創作做理論上的探討。在顛簸的歷史演進中，電影事業幾經挫折，但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電影音樂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階段。

經過四五十年代的探索，電影界形成了一支專業的電影音樂創作隊伍。1949年4月，中央電影局在北平成立，電影局藝委會下設音樂處負責領導全國的電影音樂工作，各個電影製片廠都擁有自己的樂團和電影音樂創作組，這些機制有效地保證了電影音樂的質量。

1953年以後，中央電影局音樂處一方面選派大批幹部出國學習；另一方面組織了為期一年半的作曲幹部訓練班，由有豐富電影音樂創作經驗的電影音樂作曲家何士德、王雲階、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專業課，李煥之、馬可、楊蔭瀏、姚錦新教授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培訓班還觀摩了國內外的影片，研究電影音樂創作經驗，這個培訓班對滿足各電影製片廠影片生產的迫切需要，有著直接的影響。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在新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都促使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更加成熟起來。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王雲階建國後曾為《護士日記》、《林則徐》、《阿Q正傳》等影片作曲。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雷振邦曾為《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等40多部電影作曲，其中《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蝴蝶泉邊》等影片插曲都廣為流傳。他的作品以民間音樂素材為基礎，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劉熾曾為《上甘嶺》、《英雄兒女》、《祖國的花朵》作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葛炎為《中華女兒》、《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老兵新傳》、《聶耳》、《枯木逢春》、《阿詩瑪》等電影作曲。此外，電影《白毛女》的音樂創作者瞿維、張魯、馬可，《平原游擊隊》的作曲車明、《李時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紅色娘子軍》的作曲黃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賢、《鐵道游擊隊》的作曲呂其明、《草原上的人們》的作曲向異、《祝福》的作曲劉如曾都是當時很有實力的電影音樂作曲家。

當時創作的很多電影歌曲一直傳唱至今。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些電影音樂概念被廓清，很多創作方法被很好地總結出來，促進了電影音樂的成熟。由於有了成熟的創作隊伍，電影音樂漸漸擺脫了「拼貼」的傳統，大部分電影配樂都是原創音樂。這就使人們對音樂與影片的結合有了更多的探討，認識到音樂在影片中不能僅處在伴奏的地位，作為電影中一個重要的表情元素，應與畫面有更加緊密、更多層面的結合。在音畫的配合上，藝術性更強了，電影音樂的藝術表現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擊隊》中用日本的調式音階寫了日本兵主題，用在鬼子進村等場景里，大家耳熟能詳。《董存瑞》中為董存瑞設計了一個詼諧、歡快的音樂主題，並且和其它場景音樂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鋪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樂隊，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鄉的意蘊，另一方面貫穿始終的主題音樂更使影片處在統一的情緒氣氛之中。《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紅色娘子軍》、《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聶耳》等則將主題歌的音調加以變奏，成為片中的主題音樂。

這個時期，主題音樂的概念逐漸建立和成熟，電影中出現了不少出色的音樂整體設計。比如《南征北戰》中為敵我雙方設計的主題音樂，伴隨著在強攻摩天嶺的情節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畫面交錯表現敵我雙方從山脊的兩邊爭分奪秒搶占高地，音樂也隨著畫面的切換而轉變到各自的主題，在幾秒到幾十秒不等的頻繁轉換中，音樂保持著很好的連接，並通過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緒一層一層推向高潮。特別是當敵軍潰敗、倉皇逃遁的時候，雜亂、霸道的敵軍主題音樂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節奏和殘留的微弱情緒，體現出他們軍心渙散，潰不成軍，這樣的音樂處理十分形象。在我軍將士最後攻入敵軍指揮部的時候，畫面上反映出敵軍畏懼投降的場面，而音樂卻是極其昂揚、激越的我軍主題，音樂在這里與畫面共同承擔了敘事的功能。音畫對位的這種表現方式當時並不多見，它有效地拓展了畫面的表現空間，使音樂與畫面配合的層面更加豐富。

除了主題的設計，在音樂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獨具匠心的段落。《鐵道游擊隊》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車一場中，游擊隊員的隨手彈撥原是畫內樂，醞釀著山雨欲來的氣氛，隨著劇情的緊張發展，各種畫外配器逐漸加入，匯成了氣勢磅礴的畫外交響樂。諸如此類的運用，顯示了當時對於電影音樂規律的進一步了解。

技術的提高也直接影響了電影音樂的發展。1958年出現了第一部立體聲電影《老兵新傳》，用四個聲軌記錄聲音，但在這部影片中，主要體現在人物對話的聲音處理上。錄音技術的不斷提高，多聲軌錄制技術的運用給聲音元素的處理帶來了更多的可能，從技術上來講有了足夠的聲軌來分別錄制音樂和音響，使得聲音更有層次。《林家鋪子》里有一段阿秀與同學去趕廟會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聲起，這是聲音的第一個層次；阿秀和同學愉快地走向廟會，漸漸絲竹的主觀配樂插入，伴隨著她們走進人群中看雜耍，這是聲音的第二個層次；這時，廟會上客觀的鑼鼓聲又漸漸取代了主觀配樂，這是第三個層次；而此時又一個音響———遠處的汽笛聲把人們帶到了江邊剛剛靠岸的上海難民的輪船上，這是聲音的第四個層次。在這些音樂和音響的襯托下，人物的語言也十分清晰，聲音的強弱對比明顯，各種聲音元素的連接自然順暢，層次感強。

17年電影中涌現出大量優秀的電影歌曲，這一時期的電影歌曲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當時缺少其他娛樂方式的條件下，電影不但負載著鼓舞士氣、宣傳教育的重任，還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豐富老百姓娛樂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電影歌曲都能夠隨著電影的放映而傳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我的祖國》、《幸福不會從天降》、《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

這一時期電影歌曲形式多樣，體現了歌曲創作的繁榮。如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以獨唱的形式出現，《蘆笙戀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戀用《阿哥阿妹情意長》的對唱形式表現，《五朵金花》里阿鵬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對唱，《劉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對歌場面。《英雄兒女》中《英雄贊歌》和《上甘嶺》中《我的祖國》則以一領眾和的形式為人們熟知，《洪湖赤衛隊》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動。

建國17年期間一種新的插曲形式被廣泛應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劇中人演唱的，這一時期有了以畫外樂的方式出現的插曲，這些歌曲不再是有聲源的，而是由創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詞仍然結合電影的內容，從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義，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拓展畫面空間的作用，將影片不能直接表達的意義，用歌曲加以表現，有的和畫面的蒙太奇聯系起來，起到連接畫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開篇就用「台上悲歡人常見，誰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劇配唱拉開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發展的各個關鍵點、轉折點都會藉助配唱對故事情節加以總結概括，並且對情節發展起到預示的作用。當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闆等人的卑鄙行徑時，法庭上一片騷動，這時歌曲唱道「雀亂群，鴉噪庭，黑手難遮日月明……」。而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當牧民卡勒為了護送古蘭丹姆去找解放軍，在路上被特務打死，這時出現女聲合唱的高亢旋律：「光榮啊，祖國的好兒女。光榮啊，薩米爾的雄鷹……」這些都體現出對電影配樂形式和功能的進一步探索，顯現出越來越濃烈的主觀意識，在文革電影中這種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極端了。

當時對電影有一個評價標准「故事好、演員好、攝影好、音樂好」，但是也有由於太注重音樂的使用而適得其反的例子。在進行綜合聲音合成的時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樂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樂的段落減少和壓低對話和音響，甚至為了「爭取音樂的完整性」和導演發生爭執，沒有擺正音樂在電影中的位置，這是對電影音樂規律認識不夠而造成的。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文藝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要求，文藝界的創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進行探索，理論界也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電影藝術》、《電影文學》、《人民音樂》等雜志都曾刊登理論文章對電影音樂的民族風格、民族樂器的使用問題進行討論。

這一時期不斷探討修正中的文藝政策直接影響了藝術的發展。在建國17年期間「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氛圍中，創作者的注意力事實上轉向了對農村和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藝術上的深度挖掘，電影音樂民族化的藝術探索也呈現出極高的成就。

在樂器的選擇上，首先配器漸漸放棄了建國初期的以管弦樂為主的做法，在各種題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嶺》中交響樂的手法與民族音樂語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樂確立影片音樂主題，烘托環境氣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揚琴、笛子等特色樂器，用於表現人物內心細膩的情感。而到了後來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林則徐》、《小兵張嘎》中就以民族配樂為主，樂器也增加了板胡、箏、響板、嗩吶、阮等大批的民族樂器，形成了民族管弦樂隊，用民樂刻畫各種情緒氣氛。

在音樂素材的選擇上，大量結合了民歌、地方曲藝。《枯木逢春》中的評彈，《舞台姐妹》中的越劇，《林則徐》中的廣東民間音樂和地方戲，《阿詩瑪》、《五朵金花》、《天山上的來客》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調更不必贅述。這些民族音樂語匯有時作為主觀配樂，易於被當時的觀眾接受。而更多的時候是來自影片中的電台節目、集市上的賣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觀音樂，顯得更為真實親切。《紅旗譜》朱老忠回鄉在車站巧遇同鄉一場戲，當朱老忠走在嘈雜的車站上時，配樂是一段介紹朱老忠一家被惡霸欺負，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的整個過程，隨著鏡頭的運動，畫面上出現了集市上的說唱藝人，音樂由主觀轉為客觀，既交待了劇情，又交待了環境。
17年電影音樂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為新時期出現的大量民族特色的電影配樂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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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舞台姐妹》劇情簡介|鑒賞|觀後感

《舞台姐妹》劇情簡介|鑒賞|觀後感

1965 彩色片 11本

中國天馬電影製片廠攝制

導演：謝晉 編劇：林谷 徐進 謝晉 攝影：周達明 陳震祥

主要演員：謝芳(飾竺春花虧衡) 曹銀娣(飾邢月紅) 馮奇(飾邢師傅) 上官雲珠(飾商水花) 李緯(飾唐經理) 鄧楠(飾阿鑫)



本片獲1980年倫敦國際電影節英國電影學會年度獎;1981年馬尼拉國際電影節金鷹獎;1983年菲格臘·達·福日國際電影節評委獎



【劇情簡介】

這是個描寫越劇演員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1935年的浙東山區，窮鄉僻壤里有個戲班子叫「陽春舞台」，演戲的都是剛成年的女孩子。她們只學了三個月的戲，就踏上舞台來謀生了。這天，唱小生的邢月紅正在唱戲，邢月紅的父親邢素梅在台側照料著。突然台下大亂，這倒不是因為賭徒鬧事，誰都知道這兒數班主和尚阿鑫最大，沒有人敢和他爭執。原來是有人在捉童養媳。在那時候，富人家養個把童養媳並不奇怪，童養媳的命最苦，有些性子烈的童養媳拚死拼活也要逃，這個叫竺春花的就是那無數苦難童養媳中的一個。竺春花逃到戲班子的廂房裡，惡人窮追不舍，她無處可逃，便躲到行頭箱里，在邢月紅及其父邢素梅等人的幫助下總算躲過了惡人的追捕。月紅和春花都是同命相連的苦命人，不同的處境，一樣的命運，使她們自打見面就分外親熱。在月紅和邢素梅的懇求下，阿鑫同意收留春花，阿鑫是為了日後的「收成」才把頗有姿色的春花留下的。從此，戲班裡便多了一個唱花旦的竺春花。

時光在春花練功、練唱中流逝過去。其中的艱辛與歡樂，恐怕只有春花自己和月紅體會最深了。月紅和春花在共同的坎坷遭遇中變得更加親密和友愛。在台上，她們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下，她們是同被共眠的姐妹。一次次演出的成功，一次次旅途的輾轉跋涉，她們共同感受著生活的艱難和情趣。

一天，班子到了萬年台，遇上了惡霸倪三。這倪三見了月紅和春花就動起邪念，月紅和春花堅決不依。倪三便同當地警察勾結，鬧戲場，打傷了邢素梅並要搶走月紅。春花掩護月紅等人逃走後，自己卻被警察抓住，綁在大石橋頭帶枷示眾。

為救春花，月紅跪在關帝廟唱化緣戲，地痞的銅錢砸在月紅的臉上、額上，使她滿臉鮮血淋漓。就是這樣，錢還沒有湊足，她只能把多年唱戲的積蓄和父親用來養老的性命錢都搭上;又借了阿鑫一筆錢，總算換回了春花的性命。而邢素梅此時已如一條捲入風暴的漂零小船，他再也無力承受這生活的重負，他經歷太多、磨難太深了。讓月紅和春花結成同胞手足以共擔人生風險，是他臨終唯一的心願。

班主和尚阿鑫的眼裡卻只認得錢。當時上海是個大都會，越劇名角商水花正在走紅，阿鑫就借給邢素梅舉喪花錢為名，威逼姐妹倆再到上海唱三年戲還債。姐妹倆無力逃出他的魔掌，就隨戲班到了上海。在上海春花和月紅越唱越紅，名氣越來越大，而昔日越劇皇後商水花卻如同被吸光了血的干屍，再無人過問。她最終在化妝室里上吊自縊。

姐妹倆的演藝如日中天，成包的銀元滾滾而來，春花漠然置之，她依然記著邢素梅師父臨終的叮囑：「認認真真演戲，清清白白做人。」而月紅則變得勢利起來，她經不住劇院唐經理的誘惑，一步步走向自己曾不願走的路，成了唐經理夫人，而她的內心深處很難說不是在滴血!但是，姐妹倆的分歧卻不可避免地加大了。

時光如水。抗戰勝利後，春花結識了進步記者江波，她一步步地認識社會，思想上逐漸覺醒，感情上也逐步變化。春花深為魯迅先生的《祝福》所感動，不顧一切威脅地要上演它並要親飾祥林嫂，她要以這一悲苦女性形象去感染觀眾，控訴整個社會的黑暗。而唐經理等人則逼迫月紅占劇場，阻撓或卜《祝福》的正常上演。月紅雖然善良，且忘不了自己和春花的舊情，但她的軟弱卻使她不能站起來反抗，她還是那種逆來順受的舊女性。然而《祝福》還是沖破了層層壓力隆重上演了。面對此劇，贊之者有之，畏之者亦有之。唐經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派人用石灰傷了春花的臉，這引起新聞界極大的憤怒和譴責。為擺脫罪責，他衫空穗竟然強迫月紅出庭，承認是姐妹恩怨促使她下此毒手的，想以此掩蓋其卑鄙的政治目的，同時使姐妹倆就此反目為仇，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春花和江波等人識破了唐經理的陰謀詭計，不但未上訴，而且收回了起訴書，使月紅不致代人受過，做無辜的犧牲者。

解放後，曾經是十里洋場的上海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春花穿上解放裝，顯得更加成熟，干練了，她的內心還像過去一樣關懷著月紅等眾舞台姐妹。她同《白毛女》劇組一起又回到了久別的故鄉。山水依舊，人卻不同了，往事歷歷在目。人世滄桑更加激起了春花演好《白毛女》的創作 *** ，她多麼希望能在這時見到過去曾經相依為命的那個月紅!而月紅，此時也已告別了過去那種半死不活的生活，孤寂而平靜地生活在故鄉偏僻的角落，通過剪報關注著春花的消息。終於，春花到農村演出《白毛女》時，與月紅相逢了。這對歷經坎坷的姐妹感慨萬千。姐妹倆互訴衷腸，醒悟人生。姐妹倆以新的姿態，繼續著她們的舞台生涯。



【鑒賞】

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可以說，沒有其他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擁有和戲曲一樣廣大的接受者群。上至王室成員、封建官吏、文人雅士，下至農夫田女、市井細民、販夫走卒，其中都不乏戲曲的忠實欣賞者。盡管如此，由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觀念的根深蒂固，「觀戲」依然擺脫不了被界定為與讀書相對立的「無益之事」的命運(明·劉宗周《人譜類記》卷下)，甚至被冠以「妨人讀書之功」、「消人高明之意」和「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等種種罪名(明· 《高攀龍家訓》)。至於藝人(戲子/優人)，則被編排在傳統社會秩序的第十等，地位卑下，為人不屑。在某種意義上，戲曲的發展史，就是一代代藝人血淚斑斑的辛酸史。

《舞台姐妹》把一對「舞台姐妹」的跌宕命運，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同時也是戲曲發展流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的社會語境中加以表現，描繪出風雲激盪的歷史背景，再現了舊時代藝人的悲慘遭遇，揭示了「走什麼樣的人生道路」這一頗具哲理性的命題。影片以「平靜內含激盪，悲愴中顯高昂」的風格，鮮明奪人的時代特色以及深刻犀利的思想鋒芒，獲得了「歷史銘文」的意義。

結構嚴謹，整體性強是該片的一大特色。影片以春花、月紅兩姐妹的「合」(情投意合) ——「分」(各奔東西)——「合」(走向新生)為主線，抓住一個「變」字，展開人物之間的感情沖突，展示人物所走的不同道路，把情節向縱深推進。長期的患難與共(影片里表現為「進班」、「堂會」、「示眾」、「結拜」等鏡頭段落)，使春花和月紅情同手足，親密無間。可是，到了大上海這個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之後，隱藏在「合」下面的性格差異開始顯露出來，進而導致了兩人的情感分野。春花意志頑強，出污泥而不染，她牢記師父「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的教誨，走的是自尊、自強、追求光明的希望之路。月紅性格脆弱，愛慕虛榮，經受不住名利的引誘，終於墮落而不能自拔。在表現兩人分歧時，影片安排了諸如「月紅練簽名」、「春花拒行頭」、「更衣室爭執」、「姐妹倆分手」和「兩人堂上見」等一系列情節，沖突由小至大、由隱至顯、由緩至烈，最後激化到了 *** 。這一層層遞進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影片的戲劇效果，具有攝人魂魄的藝術感染力。

月紅的人生軌跡，在舊社會藝人當中是有著相當代表性的。她的悲劇固然主要源於自身的性格弱點，但是，黑暗的社會現實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戲房」的世俗觀念的壓抑下，她的內心深處積淀著濃厚的自卑意識。即使成了新的越劇皇後，她也輕松不了，反而發出了「心強命不強，誰叫我們是戲子」的悲嘆。受制於傳統的依附人格，她以青春為資本把歸宿託付予人，並希望藉此獲得一個體面的位置。然而，她與唐經理之間是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的：唱戲時，她是他實現斂財目的的工具;結婚後，她是他滿足生理慾望的工具;法庭上，她又是他玩弄政治把戲的工具。一個失去了做人權利的人，頂多是一個「坐得穩的奴隸」，又何談地位?!商水花是編導設置的一個「標示性人物」，她具有很強的隱喻性，為月紅的結局作了必要的鋪墊。

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經過風風雨雨的洗禮，分道揚鑣的姐妹倆終於聚首了。如果說，從前「合」的基礎是樸素的階級感情，那麼，現在「合」的前提則是對生活真諦的透徹領悟。大團圓的結局不是一次簡單的輪回，而是完成了一個意識形態上的飛躍。

情感真摯、以情動人，是影片的又一特色。情是文的根，電影藝術也不例外。一股濃濃的階級情誼，貫穿《舞台姐妹》的始末，小至一個細節，大到鏡頭段落，都不難尋覓其無所不在的蹤跡。難怪謝晉稱它為「一個抒情正劇」。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舊社會，情，這種閃光的人性之美，既像寒冬里的一團篝火，又如漫漫長夜中的一縷曙光，給人溫暖和希望，並化為苦難人生中的前行動力。彌漫電影前半段的悲劇性沉重感，因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例如，春花進班以後，影片採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通過下列兩個鏡頭——戲班趕夜路，月紅把肩上的擔子放下歇口氣，春花上前挑起擔子就走;雪中行路時，春花停下捆紮道具，邢師父疼愛地將自己的圍巾給她圍上——巧妙地傳達出了姐妹間、師徒間「盡在不言中」的感情。又如「示眾」一場。春花在烈日的灼曬下，精疲力盡地垂著頭，幾個紈袴子弟擠在面前指指點點。這時，一個女孩(小春花)端著一碗水擠出人堆，春花見狀百感交集，和著眼淚把水喝完。沒有動人的話語，僅僅幾個細微的動作，卻把心靈間的理解與溝通，把樸素真摯的階級感情，傳達得淋漓盡致。再如，《祝福》沖破重重阻力上演後，敵人又氣又怕。唐經理派人用石灰傷了春花的臉，企圖達到停演的罪惡目的。可是，以江波為代表的新聞界發出了正義的呼聲，對這一事件口誅筆伐;素不相識的群眾也義憤填膺，主動前來探視、聲援。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敵人的處境十分被動。人間自有真情在，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使春花激動不已呢?!影片營造的情感世界裡，每一朵「情海浪花」都具有相當的情緒沖擊力，它們感染著觀影者，使其在不知不覺中被「縫合」進敘事本文，與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同榮辱共浮沉，進而達到對影片的整體認同。

電影語言運用自如，善於通過電影元素的撞擊(畫/畫或聲/畫)，揭示人與社會的本質，是該片的一個重要藝術特點。「進班」一場里，在邢師父的再三懇求下，阿鑫終於「恩准」收留春花。眾人欣喜雀躍之際，畫面中化入一張「關書」，上面寫著：「生老病死，各歸天命，三年學藝，四年幫唱」。這實際上是一張賣身契呀!原是為了自由而奔逃，可為了生存又不得不再次付出自由。生存狀態的形式是轉化了(童養媳——藝人)，其實質卻沒有絲毫改變。兩個畫面的對接，把舊時代女性生存與自由的矛盾和盤托出，具有無情的批判力量。商水花人老珠黃，「使用價值」不大了，唐經理便一腳將其踢開。面對她「欺人太甚」的指責，唐經理竟恬不知恥地說：「哎，我又沒有叫你吃虧，你有情，我有義，我已經把你捧上越劇皇後了。」這時，傳來了「畫外唱」：「我有情來他無義，人不傷虎，他虎傷人呀……」聲畫對位，把一個表面上道貌岸然，內心裡陰險毒辣的偽君子，揭露得體無完膚。在「邢師父去世」一場戲中，影片通過「邢師父病危/阿鑫戴上圍巾准備外出」、「邢師父去世(用「畫外音」表現)/阿鑫溜走」等聲畫組接，渲染出一種悲涼的氣氛。此時此刻，舊時藝人的「工具性」悲劇命運以及阿鑫那唯利是圖的丑惡靈魂，已經昭然若揭。從這一點來看，《舞台姐妹》具有很強的電影性。

謝晉在繼承發揚傳統戲曲美學方面極見功力。南國水鄉的秀麗景色，越劇藝術纏綿委婉的腔調，與人物悲歡離合的遭遇融為一體，使影片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影片中，「景」已經超越了「提供一個活動時空」的意義，它彷彿沾染上了靈氣，直接參予與「情」的對話：或烘托、或反襯、或抒發、或隱喻，進入了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例如「石板纖道」一場戲，在「年年難唱年年唱，處處無家處處家。只要河流水不斷，跟著流水走天下」的深沉旁唱聲中，鏡頭從纖道石板上雨點猛然落下開始，一雙沉重、疲憊、濕透了的腳隨之踏進畫面;接著，鏡頭緩緩升起拉遠，可以看到背纖人奮力前行的背影，一個，兩個……漸漸遠去;鏡頭繼續升高拉遠，俯瞰茫茫風雨中整條蜿蜒前伸的道路，以及河面上一條緩行的烏篷小船……整個畫面，在白茫茫的背景上，只有幾個黑影、一條纖道和一葉小舟，如同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畫。單一的色調、空曠的畫面和緩慢的節奏，營造出一種深邃雋永、充滿力度的意境，充分展示了流浪藝人苦難深重卻又不甘沉淪的精神風貌。此外，「春花示眾」中取得的「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女孩送別」里創造出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意境，都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