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電影演員羅玉甫是哪裡人

⑴ 有知道電影《千萬不要忘記〉》中飾演岳母的演員的詳細情況的請予以介紹。

彭玉女士，原名彭桂蘭，小名安香，曾經用過的名字是「彭彧」，因為這個名字很少有人認識，所以改成了「玉」，她是哈爾濱人，自17歲就開始登台演話劇，直到29歲她才觸電演生平第一部電影《千萬不要忘記》。

⑵ 傅雷簡介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生於原江蘇省南匯縣下沙鄉（今上海市浦東新區航頭鎮），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的重要締造者之一。

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20世紀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其有兩子傅聰、傅敏，傅聰為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的鋼琴家，傅敏為英語教師。

傅雷先生為人坦盪，稟性剛毅。「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遭到紅衛兵抄家，又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

1966年9月3日凌晨，憤而離世，在家中吞服巨量毒葯，悲壯地走完了一生。夫人朱梅馥亦自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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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作品：《傅雷家書》

家書開始於1954年傅聰離家留學波蘭，終結至1966年傅雷夫婦「文革」中不堪凌辱，雙雙自盡。十二年通信數百封。

家書貫穿著傅聰出國學習、演奏成名到結婚生子的成長經歷，也映照著傅雷的翻譯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運起伏。傅雷夫婦非常細心，兒子的信都妥善收藏，重點內容則分類抄錄成冊。

《傅雷家書》是一部很特殊的書。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射，甚至可以說是傅雷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因為《傅雷家書》是給他與兒子之間的書信，體現了作為父親的他對兒子苦心孤詣。

《傅雷家書》這本書中無處不體現的濃濃的父愛，或許每個父親對自己的孩子都疼愛有加，但是，傅雷在疼愛孩子的同時，也不忘對他進行音樂、美術、哲學、歷史、文學乃至健康等等全方面的教育。

二、傅雷的觀點

1、對於八股文風，傅雷說道，「一個知識分子不善於思考，不勇於思考，感覺不靈敏，好奇心不強，就不稱其為知識分子，更談不到鑽研學問。何況思想懶惰與感覺麻痹還牽涉到遇事認真負責的問題，從而牽涉到人生觀與世界觀。」

2、對於藝術，人生，傅雷說到，「先做人，其次做藝術家，再次做音樂家，最後做鋼琴家」。

3、對於孤獨，傅雷對傅聰說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你永遠不要害怕孤獨，你孤獨了才會去創造，去體會，這才是最有價值的。」

⑶ 《海上花》觀後感，結局好看嗎

都說的《海上花》拍的悶，我倒看的津津有味，還接連看了兩遍。
影片一開始就是為王蓮生接風的酒宴，觥籌交錯，好不熱鬧。洪善卿的演員羅戴兒不知是哪裡人，竟說的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和廣東話。粵語不難學，上海話對於不是上海人來說卻是極難的，梁朝偉的上海話我聽著都吃力，李嘉欣是說得硬梆梆，尾音還經常是粵語的音，劉嘉玲學的那樣算是難得了，也還是生硬。唯有演洪善卿的羅戴兒和演朱靄人的徐明，說的一口標准流利的舊上海話——那種語調姿勢和俚語，與現今又有些微不同，是我外公那一輩的語調語氣。

朱靄人笑話陶玉甫和李漱芳的那段台詞，演員說的真是好，那種語調姿勢，嘲諷但不是惡意，不理解於是不屑——難怪很多人說電影悶，不懂上海話的人不能體會其中的好。
其他人聽了也都笑得熱鬧，風月場中竟然講起愛情來，還兩個都那麼痴，難免惹人笑話，唯有梁朝偉演的王蓮生只是禮節性的微笑，心中不以為然，大約因對沈小紅有幾分真情，觸動了心境。《海上花》中說到愛情的，除了陶玉甫和李漱芳也就是王蓮生對沈小紅了。書中說沈小紅兇悍異常，掐得王蓮生身上都是血痕，又蓬頭垢面「鬼怪一般」撒潑大鬧，電影中演沈小紅的是個日本演員，凶倒是不凶，不過每次出場都少言少語，沒個好臉色給王蓮生，王蓮生還是去討好陪小心，哪裡像客人和倌人，更似鬧別扭的情侶。
沈小紅的上海話和粵語說的都流利，應該是配的音。書中的兇悍在電影中沒表現出來，只從他們人口中帶了一句「沈小紅去打了張蕙貞」，電影中更多的是賭氣和冷淡。話也不多，娘姨阿珠倒是一口上海話說的刮啦鬆脆，能說會道的。梁朝偉的王蓮生要比書中的更讓人感覺深情款款，也許是因了梁朝偉。梁朝偉的上海話實在差，每次上海話的對白似乎他整個人都無從發揮了，直到鏡頭對著一支碧玉簪子配上樑朝偉粵語話外音的時候，梁朝偉的味道才出來，梁朝偉與沈小紅單獨相處的時候用粵語對白，沈小紅賭著氣，梁朝偉終於哄得她好了，梁朝偉一抬眼一笑——這才是梁朝偉的笑，整部戲中似乎只有這一個鏡頭，現出梁朝偉的往日風采。

影片中李漱芳沒有露面，李浣芳也只一句台詞。張愛玲說李漱芳是中國版的茶花女，我覺得她更像倌人版的林妹妹，想不開，憂思重，生生氣死了——那病都是類似的症狀。陶玉甫和李漱芳的愛情模式我是不喜歡的，時時刻刻黏在一起，一時不見便「四面八方去找了來」，用朱藹人的話來說陶玉甫是「被圈牢了」，這樣愛多麼可怕，一點私人空間都沒有，要死要活地纏著——要是換做我是陶玉甫，逃也來不及，當然陶玉甫是甘之如飴的。

張蕙貞的演員不漂亮，也許書中她本就是不怎麼出色，不知怎麼入了王蓮生的眼，竟從野雞一躍為長三，不可謂不厲害。她被沈小紅打，打是打不過沈小紅了，事後也不吵鬧，看似息事寧人，實則是深知形勢比人強該忍則忍，做個寬厚賢良的姿態，王蓮生還以為她「是個戇大，沈小紅說了你多少壞話，你倒替她瞞著」。實則她早已貌似隨口的一句話挑起了王蓮生的疑心，又不說破，叫王蓮生自己去發現，等王蓮生和沈小紅終於決裂，她想必是暗暗地笑了——「只要王老爺一直跟沈小紅要好下去，才算你沈小紅本事大了。」這是她早就對洪善卿說過的話。

黃翠鳳看似很性格的樣子，其實不過是裝模做樣，哄騙客人的伎倆。影片中只表現她的潑辣心計，卻沒有表現她骨子裡的假，她贖身日換妝扮孝女和贖身後與黃二姐合謀詐羅子富那兩段都去掉了，那兩段是最表現她本性的——無疑是把這個人物美化了。書中姚文君說道「多的是客人騙倌人，倌人騙客人，大家不要面孔「——黃翠鳳是其中之佼佼者。
黃翠鳳是個厲害人物，敢豁出性命與老鴇對恃，終於佔得上風，也算有膽有識，但我因她的裝模做樣和詐羅子富的卑鄙，總是對她不喜。

《海上花》中那麼多女子，我只喜歡劉嘉玲演的周雙珠。劉嘉玲梳了髻穿上大鑲大滾的清代裝束尤為出色，同樣那麼多倌人，李嘉欣的黃翠鳳雖然漂亮，但李嘉欣是混血模樣，黃翠鳳又有囂張之氣，不如劉嘉玲的周雙珠，不溫不火，韻味十足。周雙珠同周雙玉說「大家現在雖然是倌人，過兩年也都要嫁人，生意再好，其實也是有限都很」，可見她對世事看的通透。周雙珠生意並不好，周雙玉盡管自恃當紅，卻也不敢對她不敬，倒不是因為她是老鴇親身女兒，周雙珠不卑不亢處事淡定，自然叫人敬服。周雙玉聽了朱淑人的承諾不肯留客，周雙珠與洪善卿說「我也不好去拆穿她」，周雙珠心中是明白的，卻仍給周雙玉留有餘地。到的周雙玉要和朱淑人吃鴉片酒，周雙珠情急間說了一句「客人的話怎麼好去相信」，也是個翻過跟斗來的吧，是否當年也有相信的時候，失望之後才學了乖，慢慢世故成熟——
洪善卿和周雙珠的感情不能說如何好，卻有著相當的了解，兩個人坐著談談說說，說朱淑人在桌底下給了周雙玉翡翠墜子，「你們在檯子上都不知道吧，周雙玉還叫我不要告訴我，我嚒就說，告訴洪老闆有什麼不好，有事嚒還可以拜託拜託」洪善卿便建議讓周雙玉「點大蠟燭」，「那你去做個媒人吧」。。。。像一對夫妻閑話家常，有種親切溫馨的味道。

周雙玉也是個厲害的，不聲不響貌似柔弱，心計卻非常人。朱淑人毀約叫她下不來台，便要拖著朱淑人吃鴉片酒同死——還以為是又一段《胭脂扣》，誰想周雙玉棋高一籌，這鴉片酒竟是假的。恐嚇的目的達到了，剛烈的名聲出去了，朱淑人拿出一萬洋錢為她贖身為她辦嫁妝，這一段情事便此圓滿解決——周雙玉自己為自己造了梯子，毫發無傷一石二鳥地下了台。
只不知她嫁人到底嫁給誰。茉莉疑心是王蓮生，我卻懷疑王蓮生是否有這么大膽子。周雙玉罵朱淑人」你這只豬玀」時的兇悍怕是不輸給沈小紅，心計卻非沈小紅可比，便是張惠貞也不如周雙玉「有勇有謀」——經朱淑人這一役，知些根底的男人怕是都不會娶她了。洪善卿說「難就是難在嫁人的事」，不知是否便是這個原因？

影片中沒有說明鴉片酒是假的，對周雙玉這個人物對表現便差了好多——情人毀約，感情上受了打擊，想到要和對方同吃鴉片酒赴死頂多算是剛烈，不算什麼稀奇，周雙玉在希望破滅能在那麼短的時間恢復過來，不氣餒不自棄，即時放蟋蟀取梨買燒酒製作假鴉片酒，想出一石二鳥的好計策安排自己以後的方向，這才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影片中許多地方都拍的十分隱晦，沒有好好看過書的怕是看不明白，比如王蓮生發現沈小紅的姦情，門縫里看到一對鞋子，便知她姘了小柳兒——書中是王蓮生見到了小柳兒的臉。黃翠鳳斥責諸金花一怒拍斷了鐲子，黃二姐便道「真是觸霉頭」，電影中黃二姐的台詞沒變，拍斷鐲子的鏡頭卻沒出現，觀者不免不明白為何「觸霉頭」。
也許是與書的風格一脈相承——書中許多地方，若不是張愛玲的注釋是看不明白的，最典型處便是周雙玉的假鴉片酒。只提到周雙玉放掉了蟋蟀，又要買燒酒擦拭衣服污漬，若不是張愛玲說明，誰知道那就代表了假鴉片酒的製作過程？

要看明白侯孝賢的《海上花》，先要看書，要看明白書必得看張愛玲的注釋——復雜是復雜了一點，可是書實在是好書，電影也是好電影。

⑷ 解放石家莊的戰斗故事或戰斗英雄~急需

1、中華大街成了飛機跑道

2007年10月份，石家莊的中華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穿梭在雙向六車道的路面上，作為這個城市的主幹道之一，這條道路已經過了數次的修整和擴建。

對於這條道路，曾經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河北省電子工業廳（現信息產業廳）離休老幹部武鳴岐還是相當熟悉的：「60年前，石家莊最寬的路就是中華大街了。1942年，日本人在這里修建了這條路，當時，石家莊人都沒有見過這么寬的路，路中間還有花池和綠化樹，起名為日華大街。日本人投降後，這條路就被改名為中華大街。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華大街與現在相比，雖然繁華程度及路面狀況不能和現在相提並論，但路的寬度和現在差不多。」

而1947年10月的一天，寬闊的中華大街上突然塵土飛揚，多了許多施工機器以及從各處徵集來的民工，武鳴岐回憶說：「中華大街中間漂亮的水泥花池子和綠化樹被推倒了，一種機器（我也叫不上名來）正把街上的土犁松。然後，有好多軍用卡車拉來了白灰、黏土，撒在路面上。壓路機又將路面軋平。」大約10天之後，中華大街就變成了一條一馬平川的平坦大道。

彼時，剛剛轉入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八修理部當修理工不久的武鳴岐，正在修理部悄悄地注視著中華大街上的這些變化。中華大街與興凱路交叉口東南角的灰色小樓，原來也是一家汽車修理廠，武鳴岐曾經在那裡當修理工。在小灰樓上班時，他每天都要路過中華大街。

很快，武鳴岐從國民黨士兵那裡聽說：「施工的中華大街，是為飛機做臨時起降跑道的。」他立刻就意識到「這是留守石家莊的三十二師師長劉英坐不住了，如果外圍的石家莊機場被咱們的部隊佔領了，劉英就能利用中華大街做臨時飛機跑道，石家莊也不至於與外界失去聯系。也有國民黨士兵說，實際上，這也是劉英為自己修的一條逃跑通道。」緊接著，武鳴岐搞清了這條臨時跑道的情況：「跑道北起興凱路，南到現在的槐安路一帶。」

2.焦躁不安的國民黨士兵

就在國民黨第三軍三十二師師長劉英忙著在中華大街修建臨時飛機跑道時，武鳴岐那些日子卻一直在為一件事情暗自高興：「晉察冀野戰軍在清風店戰役中全殲羅歷戎部的消息已經傳到了石家莊，那幾天，我感覺石家莊的氣氛都緊張起來了。」修理汽車的閑暇時間，武鳴岐也在觀察著石家莊的其他變化：街上閑逛的國民黨士兵少了；巡邏隊上街盤查路人的次數多了；內、外市溝的路卡盤查嚴格了；商店裡的生意顯得蕭條了。

而武鳴岐所在的汽車修理廠里，也有了變化：「那時候有一個國民黨的中尉軍官叫史鳳山，也是修理廠的車間主任，他開始天天催促我們加班加點修理汽車，說是『以備急需』。」從來往修理廠的國民黨士兵和軍官的表情和談話中，武鳴岐得知，國民黨部隊早就預料到了八路軍清風店戰役後會趁熱打鐵，揮師南下解放石家莊。面對幾乎可以預知的結局，大部分國民黨士兵顯得焦躁、無奈和畏懼。

對於這一點，現在家住石家莊市長安區小西帳村、已經87歲的王士林老人記得還是非常清楚的，因為，當時，他就在國民黨的還鄉團里：「八路軍打到石家莊附近的時候，我在的那個還鄉團就准備撤回到外市溝裡面去了。」60年後，王士林坐在自家給記者講述當年的情景時，說：「那時候，國民黨這邊的兵早就害怕了，都沒心思打仗。」老人說，當他們第一次在外市溝見到「共軍」時，軍心就已經散了：「我們都是當地的農民，從來沒有打過槍，看到眼前黑壓壓一片都是准備攻城的八路軍，大家都在盤算著怎麼逃跑。」而以後的事實的確做了證明——在當年晉察冀野戰軍的第一輪炮火之後，王士林所在的還鄉團就跑得幾乎一個人不剩了：「大夥都把武器一扔，然後就趁著天黑跑到了（石門）市裡頭。我也是一槍沒放就跟著跑了。在石門有親戚的就躲到了親戚家，沒有親戚的就不知道藏到哪裡去了。」

時任三十二師九十五團團副的道家訓也在後來的回憶中這樣形容：「清風店戰役，立時震驚石門。被俘官兵時有被釋回石者，到處宣揚八路軍的寬大政策：優待俘虜、不打不罵，留者歡迎、去者歡送，並給路費……使三十二師官兵厭戰情緒越發嚴重。師長劉英更是坐卧不安，他把主力全部調到市內，造成挨打局面。」

整個石家莊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武鳴岐的心中卻充滿了勝利前的喜悅。他不動聲色地一邊搜集著周圍的一切情報，一邊指揮著修理廠的幾名修理工人消極怠工，不讓國民黨部隊送來修理的汽車按時開出修理廠。

3.地下黨緊鑼密鼓

其實，攻打石家莊，早就在晉察冀野戰軍的作戰計劃之中，只是，在清風店戰役之前，時機還不夠成熟，但是，這並不是說，野戰軍攻打石家莊是清風店戰役取勝之後的「臨時起興」。

「因為，早在國民黨部隊佔領了石家莊之後，上級就不停地下命令，讓我們了解敵情。」60年前還在太行區黨委石門城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的武鳴岐回憶說，到了1947年6月份的時候，他又接到了上級的命令，要他有目的地了解石家莊的具體情況：「包括兵力部署、敵人重要地點的位置等內容。」

而60年後，武鳴岐已經82歲，老人家在自家的書房裡，對記者講述當年送情報的緊張危險時，還能面帶微笑：「我那時候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八修理廠的工人，每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利用假期和業余時間的晚上送情報，有的時候還送葯品、送軍用電池，我就在葯品、軍用電池上蓋上一些蔬菜，掩人耳目，出了石家莊，還得爬過一道山才能到我們太行區黨委石門城市工作委員會。後來，我和石家莊西南角上的國民黨守敵混熟了，帶東西也方便了，他們一看是我，就胡亂地看看、翻翻，也不細查。」

時間到了1947年七八月份的時候，武鳴岐已經在石家莊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不少資料：「包括敵人據點間的距離、兵力配備、軍部位置等情況。說起怎麼搞清楚各個據點和其他重要地點的情況的，我們還是動了腦筋的。」武鳴岐老人說到這里，就不停地比劃上了：「我們以當時工作的修理部為中心點，以中華大街為中心軸，然後從這個中心點出發，往四面八方去測量各個據點距離這里有多遠。這距離怎麼測呢？我們不是給敵人修理汽車嗎？汽車修好了，需要試車，我們就朝要測量的點開過去，利用車上的里程錶得出距離。」

就靠著這些情報，武鳴岐和同做地下工作的田清泉、馬漢英決定製作一張地圖。60年後，武鳴岐還記著這張地圖：「比一般的紙張厚一些，說是白紙卻發黃，就相當於現在《燕趙晚報》一個版的大小（4開）。」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季夜晚，武鳴岐和田清泉趴在西五里庄一個李姓「堡壘戶」的炕頭，借著煤油燈的光亮，開始繪制一張石家莊地圖，在上面標明了國民黨守軍的東、西、南、北四個兵營以及汽油庫、物資庫、第三軍軍部、三十二師師部等重要地點。而門外，田清泉的愛人和外甥女聊著閑話，注意著來來往往的人，為屋內繪圖人望著風。很快，這張手繪的地圖就被送到了太行區黨委石門城市工作委員會。

60年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那時候並不是只有武鳴岐在做著這樣的工作，從屬於不同組織領導的地下工作者們，都在不停地收集並發送著各自的情報。曾經進過國民黨還鄉團的王士林就記得，就在還鄉團打算躲進外市溝的時候，還鄉團團長馮振基找到了他，要他做自己的警衛員並隨還鄉團一同撤到外市溝里去。「這個團長那麼信任我，是因為我曾被共產黨的工作組扣押過，他覺得既然共產黨跟我有仇，那麼我肯定是可靠的。」

但是，馮振基沒有想到的是，王士林被扣押的那一幕「其實是一場戲，是故意做給馮振基看的」。而就在撤回外市溝的前一天的晚上，王士林還和當時共產黨方面的地下黨員宋長林見了面：「他告訴我如果要傳遞情報，可以到休門去找他，由他把情報帶出來。」

4.朱德要求「勇敢加技術」

時任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的楊得志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到：「奪取石家莊，是晉察冀人民和我們野戰軍全體指揮員多年的願望了。說到准備工作，近一年來我們進行的大大小小的戰斗，都是為了孤立石家莊，最後解放它。」

1947年的清風店戰役取勝後，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的聶榮臻認為：「我們乘勝奪取石家莊，已是瓜熟蒂落，勢所必然。」於是，10月22日清風店戰役結束的當天，聶榮臻就在野司指揮部向中央軍委發電，請示乘勝奪取石家莊的問題。

很快，一封由毛澤東親自擬定的電報從中央軍委發了回來，同意了聶榮臻有關攻打石家莊的准備，而這個時候，朱德來到了野司。

60年後，已經82歲的原晉察冀野戰軍四縱隊十一旅警衛班戰士李至善，還經常給自己的女兒講起自己當年見到朱德的情況。「每次講起這件事，我爸爸都特別高興。」李至善的女兒陪著父親接受記者的參訪時，忍不住插了這樣一句話。

那是1947年10月份，清風店戰役已經結束，李至善正隨部隊在河北省安國縣整訓。

第一次見到朱德，李至善記得天氣已經開始轉冷：「有一天，我們正吃著午飯的時候，一個身披棉襖的首長模樣的人就走進我們警衛員呆的那個屋，我聽見身邊的戰友悄悄地說：『這就是朱總司令……』結果大家就小聲地說開了：『朱總司令來看望咱們了……』」時至今日，李至善都忘了朱德當時說了些什麼，甚至連他所看見的朱德的相貌都描繪不出來，但是，第一次見到朱德時的興奮感卻牢牢印在了老人的腦海里。略加思索後，李至善指著自家一間卧室房門上的照片說：「就是和這張照片上的朱德一樣。」那張照片，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國大陸幾乎家家戶戶都要掛在堂屋正牆上的照片，上面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機場會面的情景，三人面帶笑容，周恩來手捧鮮花（照片背景是：1964年11月，周恩來帶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回國後，在機場受到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委員長以及首都人民的熱烈歡迎）。現在，這張照片已經絕少被當作家居飾品掛出來了，倒是李至善老人堅持將這張照片一直掛在家裡，看上去似乎是翻新過很多次了，照片的顏色比最初的時候要淡了很多，但是，在一堆現代風格的傢具中還是很顯眼。

讓李至善沒有想到是，在他第一次見到朱德之後沒幾天，同樣是在安國，他又第二次見到了朱德：「那時候已經確定了要攻打石家莊，朱總司令召集旅長以上的首長們開會。我們擔任警備任務。」

彼時，正是1947年10月25日，會議是在安國縣一家普通的農舍中召開的。李至善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會場：「那是一個二進院，會議是在里院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晉察冀野戰軍的指揮員有四五十人，坐的就是從老百姓家借來的凳子，不是像現在開會一樣坐成整齊的一排一排的，沒有那麼大地方，大家就圍著朱總司令和其他首長坐著。」而當時，李至善就在里院的門外站崗，他聽到了那次會議的很多內容，以至於60年後，李至善在給記者回憶當年的情景時，還能清楚地記得朱德在會議上的一段講話：「會議一開始，朱總司令就說：『清風店戰役大家打得很漂亮，打得很賣力，都應該受到表揚。下一個咱們要打石家莊。我要先說一下，打石家莊的任務很艱巨，石家莊是個戰略要地，如果石家莊解放了，那華北的整個形勢就不一樣了。所以，打石家莊，只許進一步，不許退半步，不要怕犧牲，戰斗結束後，死一個人，給你們補兩個。打石家莊，大家要一塊想辦法。』」這段話後，會場上的野司首長又分析起了華北形勢和石家莊的具體情況。

也就是在當年的那次會議上，朱德提出了一個讓很多老兵60年後還能記憶猶新的要求——勇敢加技術。

2007年8月7日，原四縱十二旅某團政治處組織股長劉玉民在自己的客廳給記者解釋：「勇敢，這就不用說了，我們用小米加步槍敢和有飛機坦克的敵人打，我們的戰士肯定是勇敢的。這技術，其實就是要大家在作戰上想法子，後來，在解放石家莊戰役的時候，這個技術就是『土工作業』。」現在，劉玉民已經85歲高齡，從總參炮兵指揮學院顧問的位置上離休，在石家莊某干休所安享晚年。而劉玉民提到的「土工作業」的具體方式，我們將在後來的石家莊戰役中進一步展現。

5.一張地圖如寶貝

其實，對於1947年10月25日的「安國會議」，四縱隊十一旅警衛班戰士李至善能回憶起的，也只是會議的一些情節。事實上，當年會議現場的牆上還掛著一張《石家莊半永久防禦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圖》。這份地圖，對於後來的解放石家莊戰役至關重要，它是四縱隊在清風店戰役中繳獲的。

2007年的10月22日上午，在美麗的海濱城市大連一棟別致的小別墅中，記者見到了已經97歲的原四縱隊司令員曾思玉，並向他仔細詢問了那張地圖的來歷。雖然已經過去了60年，但這位建國後曾任濟南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顧問的老將軍一說起這件事，臉上就露出了一絲笑意：「這張地圖，是我們縱隊十旅一個團的政委王海廷交給我的。圖是清風店戰役中，我們的戰士從羅歷戎第三軍軍部中搜出來的。清風店戰役結束後，我去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開會，就帶了這張圖去見聶榮臻司令員。」

至今，曾思玉還能回憶起當年開會時的一些情形：「我趕到的時候，聶榮臻司令和楊得志司令員正在審問俘虜羅歷戎。大家看到我滿身塵土，都過來握手問好。聶司令員說：『我們正在審問羅歷戎，你來得正好，一起聽一聽。』那時候，羅歷戎還穿著突圍逃跑時的士兵服裝，坐在一條板凳上，十分狼狽。」

聶司令員又對羅歷戎說：「你說說石家莊的設防情況吧。」羅歷戎回答說：「石家莊的城防是在日軍修築的工事基礎上加固的，有內外市溝和土圍牆，還有一條環城鐵路，彈葯充足，但兵力不足。因為現在只有三十二師和各縣保安隊，大約兩萬餘人在城裡了。第三軍主力在清風店被殲滅，石家莊的守軍可能會人心動搖，若無援兵，固守石家莊困難啊!」

60年後，曾思玉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還說：「羅歷戎在說到兵力時，盡管神情顯得很沮喪，但我注視他的臉部表情，看出他在說石家莊城防時嘴角邊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情。」

羅歷戎被帶下去之後，曾思玉就從文件包內取出《石家莊半永久防禦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圖》，說：「要打石家莊，我還有件寶貝呢。」聶榮臻和楊得志圍到跟前一看，聶榮臻便興奮地說：「思玉同志，你可弄到了羅歷戎手中的寶貴情報!」

⑸ 《千萬不要忘記(1964)》百度雲高清資源在線觀看，謝鐵驪導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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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根據叢深同名話劇改編。 在一個綠樹環抱的工人新村裡，一棟兩層的小樓住著某電機廠車間主任丁海寬一家。他和自己的老伴、小女兒住在樓下，兒子丁少純和兒媳姚玉娟，還有親家母住在樓上。丁少純出身工人家庭，受家庭影響從小思想純朴，參加工作以後在父親的車間當工人。他原來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工作積極熱情負責任，曾多次被選為先進生產者。自從他與姚玉娟戀愛結婚後，便同經營過鮮貨鋪子老闆的丈母娘住在一起。

⑹ 《名人傳》中國的首位譯者是誰她從<名人傳>中得到哪些啟示

傅雷（1908—1966） 文學翻譯家。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市南匯縣人。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創辦的徐匯公學讀書，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論激烈，被學校開除。五卅運動時，他參加在街頭的講演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又參加大同大學附中學潮，在國民黨逮捕的威脅和恐嚇之下，被寡母強迫避離鄉下。1927年冬離滬赴法，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同時專攻美術理論和藝術評論。1931年春訪問義大利時，曾在羅馬演講過《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斗爭的意義》，猛烈抨擊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留學期間游歷瑞士、比利時、義大利等國。1931年秋回國後，即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譯作豐富，行文流暢，文筆傳神，翻譯態度嚴謹。「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政治迫害，夫婦二人於1966年9月含冤而死。

傅雷翻譯的作品，共30餘種，主要為法國文學作品。其中巴爾扎克佔15種：有《高老頭》《亞爾培·薩伐龍》《歐也妮·葛朗台》《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奧諾麗納》《禁治產》《於絮爾·彌羅埃》《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父》《比哀蘭德》《幻滅》《貓兒打球記》（譯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羅曼·羅蘭4種：即《約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傳《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服爾德（現通譯伏爾泰）4種：《老實人》《天真漢》《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種：《嘉爾曼》《高龍巴》。莫羅阿3種：《服爾德傳》《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此外還譯有蘇卜的《夏洛外傳》，杜哈曼的《文明》，丹納的《藝術哲學》，英國羅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頓的《英國繪畫》等書。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他的全部譯作，現經家屬編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編成《傅雷譯文集》，從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現已出齊。傅雷寫給長子傅聰的家書，輯錄為《傅雷家書》（1981），整理出版後，也為讀者所注目。

傅雷年譜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於江南望族，因出生時哭聲洪亮，長輩們便以「雷」為名，以「怒安」為字。

⊙1921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天主教教會學校）讀初中。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辭激烈，為徐匯公學開除。仍以同等學歷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

⊙ 1925年，在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上街遊行講演，控訴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9月習作短篇小說《夢中》，發表於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1926年，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與同學姚之訓等帶頭參加反學閥運動，大同校董吳稚暉下令逮捕，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子回鄉。8月寫短篇小說《回憶的一幕》，發表於次年1月《小說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後以同等學歷考入上海持志大學讀一年級。

⊙ 1928年，到達馬賽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寫《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陸續發表於當年《貢獻旬刊》第1、2卷各期。後為文學家曹聚仁所推重，編入《名家書信集》。本年開始留法四年。為學法文，試譯都德的短篇小說和梅里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

⊙ 1929年，在瑞士萊芒湖畔，譯《聖揚喬而夫的傳說》，載於次年出版的《華胥社文藝論集》。是為最初發表的譯作。 9月返回巴黎後，就投人休養中開始翻譯的丹納《藝術論》第1編第1章，並撰寫《譯者弁言》，載於《華胥社文藝論集》。

⊙ 1930年，撰寫《塞尚》一文，載同年10月《東方雜志》第27卷，第19號。

⊙ 1931年，譯屠格涅夫等散文詩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筆名發表於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藝術旬刊》。譯《貝多芬傳》，後應上海《國際譯報》編者之囑，節錄精要，改稱《貝多芬評傳》，刊於該《譯報》1934年第1期。11月與劉海粟合編《世界名畫集》，並為第2集撰寫題為《劉海粟》的序文。由中華書局出版。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編寫美術史講義，一部分發表於《藝術旬刊》。譯法國Paul Gsell《羅丹藝術論》一書，作為美術講義，未正式出版，僅油印數百份。

⊙ 1932年，與留法期間認識的龐薰琹和在上海美專認識的倪貽德，出於對現實的不滿，意欲為改變現狀有所作為結成「決瀾社」，公開發表《決瀾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簽了名。並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由美專出版。9月籌備並主持「決瀾社」第三次畫展，即龐薰琹個人畫展。9月為龐薰琹個人畫展寫短文《薰琹的夢》，刊於同月《藝術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譯George Lecomte文章《世紀病》，刊於同月28日《晨報》。10月至次年5月為《時事新報》「星期學燈」專欄，撰寫《現代法國文藝思潮》、《研究文學史的新趨向》、《喬治·蕭伯納評傳》、《從「工部局中國音樂會」說到中國音樂與戲劇底前途》和《現代青年的煩悶》等5文；並翻譯《高爾基文學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脅了》和《一個意想不到的美國》三篇。為《藝術旬刊》撰寫《現代中國藝術之恐慌》、《文學對於外界現實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術史講座十一講：世界文藝動態十八則；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筆名譯短詩五首；以「狂且」筆名譯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則；以「疾風」筆名譯斐列浦·蘇卜《夏洛外傳》十二章。

⊙ 1932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結婚，朱把一切獻給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們的朋友楊絳女士的評價，朱梅馥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能乾的主婦」，還是傅雷的「秘書」。

⊙ 1933年，所譯《夏洛外傳》全書付印，冠有《卷頭語》及《譯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義自費出版。9月母親病故。堅決辭去美專職務。

⊙ 1934年，撰寫所譯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的《譯者弁言》。全書於次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又譯Paul Hazard長文《今日之倫敦》，連載於《國際譯報》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將在美專任教時編寫的美術史講義整理、補充為《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未發表），1985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6月《羅曼·羅蘭致譯者書》為所譯《托爾斯泰傳》的代序。全書於次年1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3個月後，以經濟虧損而停刊」。

⊙ 1935年，3月應滕固之請，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四個月。以筆名「傅汝霖」編譯《各國文物保管法規匯編》一部。6月由該委員會出版。6月譯《米勒》，作為序文刊於王濟遠選輯的《米勒素描集》（商務印書館出版）。7月撰寫所譯莫羅阿《人生五大問題》的《譯者弁言》。全書於次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9月寫《雨果的少年時代》一文，發表於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學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為所譯莫羅阿《戀愛與犧牲》撰寫《譯者序》。全書於次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36年，4月譯畢莫羅阿《服爾德傳》，寫有《譯者附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37年，所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冠有《譯者獻詞》。7月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

⊙ 1941年，2月所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2卷冠有《譯者弁言》。

⊙ 1942年，1月翻譯英國羅素《幸福之路》，並撰寫《譯者並言》。該書於1947年1月由上海南國出版社出版。3月重譯《貝多芬傳》，並寫《譯者序》，以所撰《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為附錄。全書於1946年4月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4月翻譯法國杜哈曼《文明》。

⊙ 1944年，1月與裘柱常、顧飛、張菊生、葉玉甫、陳叔通、鄧秋枚、高吹萬、秦曼青等共同署名發起在滬舉辦「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並刊印《黃賓虹先生山水畫冊》和《黃賓虹畫展特刊》，特刊上以筆名「移山」，撰寫介紹黃賓虹繪畫之《觀畫答客問》。2月翻譯巴爾扎克《亞爾培·薩伐龍》，1946年5月由駱駝書店出版。4月以筆名「迅雨」寫《論張愛玲小說》，對張愛玲創作的發展趨向提出了精當中肯的批評。文章刊於柯靈所編《萬象》5月號。12月翻譯巴爾扎克《高老頭》。1946年8月由駱駝書店出版。

⊙ 1945年，9月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郵局扣發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別以「疾風」、「迅雨」、「移山」、「風」、「雷」等筆名，為《新語》寫文藝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譯政論兩篇；為《周報》寫政論兩篇；為《民主》寫書評一篇；為《文匯報》寫政論二篇。12月為柯靈主編的《周報》積極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實錄》。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譯稿，並寫《譯者弁言》及《作者略傳》。5月由南國出版社出版。4月翻譯斯諾《美蘇關系檢討》，生活書店以知識出版社名義刊印兩百本。譯者代序《我們對美蘇關系的態度》先連載於4月24、25日《文匯報》。7月寫《所謂反美親蘇》一文，刊於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第2卷第24期。

⊙ 1948年，受英國文化協會之託，翻譯牛頓《英國繪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8月巴爾扎克《歐也妮·葛朗台》譯竣於廬山枯嶺。由三聯書店出版。

⊙ 1951年，譯畢巴爾扎克《貝姨》，寫有《譯者棄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譯《高老頭》。9月為《高老頭》撰寫《重譯本序》。全書於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2年，2月巴爾扎克《邦斯舅舅》譯畢。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1冊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3年，2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2冊出版。3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3冊出版。6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4冊出版。全書出齊。7月譯畢梅里美《嘉爾曼》（附《高龍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4年，譯畢巴爾扎克《夏倍上校》（附《奧諾麗納》、《禁治產》）。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因放不下手頭工作，未參加。所寫長篇書面意見《關於整頓及改善文藝翻譯工作的意見》，列為會議參考文件。8月譯華服爾德《老實人》（附《天真漢》）。次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華東美術家協會為黃賓虹在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開幕式座談會上就國畫與西畫問題作一發言。

⊙ 1955年，2月譯波蘭傑維茨基《關於表達蕭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譯法國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節《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4月譯畢巴爾扎克《於絮爾·彌羅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5月譯羅曼·羅蘭《論莫扎特》。刊於《外國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1956年，寫《蕭邦的少年時代》和《蕭邦的壯年時代》。（未發表）。2月寫關於知識分子文章三篇，發表於《人民日報》和《文匯報》。3月譯畢服爾德《查第格》及其他七個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參加政協視察團視察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於5月執筆寫《第一階段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視察報告》。6月去安徽參觀合肥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執筆寫出《政協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設事業參觀團第一組總結報告》。7月為紀念莫扎特誕辰二百周年，寫《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發表於同年《文藝報》第14期。 8月擔任《文匯報》社外編委。11月所寫《與傅聰談音樂》一文，連載於《文匯報》。 12月寫《評＜春種秋收＞》，載於次年《文藝月報》1月號。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寫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整風問題，文藝界出版界問題的文章十二篇，刊於《文匯報》。

⊙ 1957年元旦《文匯報》載所寫短文《閑話新年》。5月寫《翻譯經驗點滴》，載《文藝報》第10期。

⊙ 1958年，譯畢巴爾扎克《賽查·皮羅多盛衰記》。6月為所譯《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撰寫《譯者序》。全書於 1978年9月作為遺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譯丹納《藝術哲學》，至次年5月譯畢；並撰寫《譯者序》，精選插圖104幅。全書於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1959年，翻譯巴爾扎克《攪水女人》。1月為《攪水女人》寫《譯者序》。全書於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錄編譯的《音樂筆記》，寄傅聰作學習參考。

⊙ 1961年，譯畢巴爾扎克《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並撰《譯者序》。全書於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1963年，因《高老頭》擬收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特在重譯本基礎上再次重改修訂，並撰寫《譯者序》11頁，譯序於十年浩劫中失散。

⊙ 1964年，譯完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於8月改完謄清寄出，附有《譯者序》，序文佚失於十年浩劫中。該書於1978年3月作為遺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1965年，第四次修改並謄寫巴爾扎克《貓兒打球號》。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1966年，在經歷了抄家和批鬥的凌辱後，傅雷夫婦在卧室自縊身亡。傅聰收到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隆重舉行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鄭重宣布：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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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即墨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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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歷史名人介紹

藍 田

藍田(1477-1555)，是明代即墨名賢之一。字玉甫，號北泉，他自幼聰穎，童輩無人能及。6歲時就日誦千言，並善詩對，8歲隨父入京城，其父藍章的好友翰林孫圭出以長對難之，藍田不待思索就念出奇絕的對句，對字極為確切，被稱為「小聖人」。9歲，侍郎程敏政以《梅花賦》為題試之，藍田揮筆立就。程嘆曰；「吾舉神童時，不能過此子!」當時凡見者，都贊許其為國器學仕。12歲，南直隸督學司馬亮(後為御史)屢次命藍田等人糊名考試，藍田均獲第一等。16歲中舉人，當時山東提學沈鍾奇懷疑藍田的才華，認為他這么年少，哪來的奇才，很可能是記誦舊作，因而，又再三復試才相信。批卷時高興地說：「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之玉!」47歲登進士，官授河南道監察御史。
藍田為官剛正敢言，曾在「廷議」中逆鱗強諫，連上七疏，結果觸怒皇帝，挨了「廷杖」幾乎喪生。但他沒有屈服，此後又先後彈劾了多個權貴，這些被彈劾的「豪貴」，對藍田恨之入骨，千方百計地進行報復打擊，他們羅織罪名，加害於藍田，使他遭貶罷歸，藍田回到即墨故里後，在自家後院築了一個名為「可止軒」的小書房，閉門讀書，絕口不言時事，後友人薦他出仕，他謝絕說；「我數十年老婦，何可與紅顏爭艷!」
藍田忠義厚道，仗義疏才。多次施恩與親朋好友。他文思敏捷，一生著述頗多。遺有《北泉文集》、《東歸倡和》、《白齋表話隨筆》、《續筆》等詩文集，被人們譽為「萬言倚馬才」。藍田著述的《北泉集》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藍田病逝於即墨故里。

黃 嘉 善

即墨「周、黃、藍、楊、郭」被稱為五大姓。其中，黃姓在明代的代表人物是黃嘉善。
黃嘉善,字惟尚，號梓山，明代即墨城裡(現新建村)人，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卒於天啟四年(1624年)，終年76歲。(虛齡)。據「墓誌銘」等史料記載，他生而聰敏，並且端莊偉然，讀書過目能誦，試輒高等。萬曆四年，(1576年)中舉人。萬曆五年成進士。初授葉縣令，歷任大同知府、寧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等職。後累升至兵部尚書、柱國少保、贈太保、官極一品。
黃嘉善本是文職官員，但他文武兼備。治政，他造福一方；帶兵，他克敵制勝。他具有文官的儒雅，也具有武職的威略。
他剛踏仕途，就將葉縣治理一新。調離時，士民遮道泣留。為立生祠，升大同知府時，正逢撫臣汰贏兵過嚴，而引起兵變，官民不敢出門，引起滿城的恐怖和混亂。黃嘉善隻身單騎直奔營中，喻以利害。以大義說散噪兵。第二天，斬其首惡，迅速果斷地平息了這一事件，從此全郡帖然。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他自西秦引疾東歸，四十四年十月，召任兵部尚書，累辭不受。四十六年十月，後金功陷撫順，即赴任共議兵事。四十八年(亦稱泰昌元前)，神宗(萬曆)、光宗(泰昌)兩位皇帝相繼殯天，兩受顧命於柩府，成為朝廷重臣。九月熹宗(天啟)即位，時值主少國疑，內憂外懼，危機交加，他兵柄一身，積日勞累，不安寢食，終於病不能支，再三請求回歸故里。黃嘉善故居座落在即墨城裡中山街中端北側，原臨街門樓懸匾曰：「清宮太保」。今稱此處為「黃家胡同」，還基本上保持著舊有風貌。回家後黃嘉善從此伏枕不問門外事，逾三年病逝。訃聞；熹宗皇帝輟一日視朝，賜祭九壇，外加一壇，造墳安葬，夫人江氏付之；贈太保，蔭一子，崇祀名宦，鄉賢。
或許受「長河落日」、「大漠孤煙」的陶冶，黃嘉善不善官場游戲，也不貪戀錢財，《感懷》詩充分地流露出他的這種品格：「十年奔走一飄蓬，可奈愁腸處處同。未解逢迎從宦拙，何嫌鄉里笑官群窮。……黃金閱世隨波里，白壁投入按劍中。雞肋而今頻自厭，已將心事屬冥鴻。」他的著述也比較多，除了《撫夏奏議》、《總督奏議》、《大司馬奏議》，還有《見山樓詩草》。

許 鋌

許鋌，號靜峰，河北武清人，萬曆六年隻身到即墨任縣令。在任職期間，跋涉全縣，勘察地理，訪問民情，他提出一系列切實有效的彌荒救民，通商文學的方略和措施，他在任共五年，做了許多事情。墾荒田，招流移，築堤壩，通商船，禁衙役，興學校等。即墨第一部縣志也是他親自主持編修的，他著有《即墨縣圖說》、《即墨志•序》等書籍。

楊 良 臣

楊良臣字舜卿，號南庄，是明宏治年間的舉人，即墨楊家的首發其祥者。舊《即墨縣志》傳其「勛績」雲：「初令太平，多惠政，再補黎城，值晉境多寇，良臣五年四撫之，一撫亂民於桑梓鎮，三撫陳遷及河南寇於潞之青羊山，皆以單騎入綏定數萬人，而解澤、汾二守被執者以歸，績尤著，世宗嘉其忠，賜薴絲白金，遷判太原，歿於官。」 楊良臣不僅具有如此沉靜威毅的大將風范，而且還頗有彬彬文采，《嶗山詩乘》收其詩五首，其詩如人如事，有一種軍旅邊關的悲慨之氣。

王 邦 直

王邦直(明代人，生卒年月不詳)，字子魚，號東溟，即墨人，漢諫大夫王吉的後裔。王邦直幼時，天資聰穎，文思敏捷，明嘉靖年間，以歲貢出任鹽山(今屬河北省)縣丞。他為官耿直廉潔，任職期間，曾變賣祖產以補充開銷。後上疏嘉靖皇帝，陳述自己的政見，針對時弊，列舉十款，他的見解受到皇帝贊許，但也因此而遭忌妒，不久，被罷官返回故里。
王邦直回鄉後，於自己的院中築一小閣，自居其中，精心研究聲律。他廣泛收集我國歷代音樂著述，進行探索比較，歷時20年，足不出戶，終於編成《律呂正聲》60卷，書中對我國聲律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考證和闡述，同時，對律呂相應等聲樂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書中還收錄了伯牙學琴、武壬出師。海陽僧人等音樂故事，記有部分琴譜和民謠。該書援引浩繁，說理精闢。
明萬曆年間，翰林周如砥將該書收藏於國史館，清代編入《四庫全書》。

周 如 砥

周如砥(明代人，生卒年月不詳)。字季平，號礪齋。即墨縣章家埠(今屬瓦戈庄鄉)人。幼年喪父，其母也隨之「殉節」其伯父、伯母省吃儉用，供其讀書。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考中進士，授庶吉士檢討。後改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等職，鄉人慣稱其為「周祭酒」。在任職期間，他嚴於律己，禮賢下士，特別注意培養人才，獎掖後進。有「時天下士多出其門」之譽。他的文章在當時也頗負盛名，《山東通志》稱「如砥文章名天下」 。有著作《青黎館集》傳誦於世。
他年老歸里後，謝絕官場交往，但關心人民疾苦，常評議地方利弊，曾呈請皇帝減免百姓的額外賦稅。

黃 宗 昌

黃宗昌(明末清初人，生卒年月不詳)。字長倩，號鶴嶺，即墨城裡人。
1622年(明天啟二年)，黃宗昌中壬戌科進士，授雄縣縣(今廣東省雄縣)令。當時，宦官魏忠賢的黨羽猖獗，黃宗昌到任後，立即將雄縣境內不法的閹黨一一正法。後調任清苑縣(今河北省清苑縣)令。這時，京城附近各縣的官吏，紛紛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獨黃宗昌轄制的清苑縣不建。崇禎時，黃宗昌官授御史，曾上疏彈劾魏中賢餘孽等人數罪。翌年，黃宗昌奉旨巡按湖廣，時岷王被校尉彭待聖和善化王的長子等殺死。參政龔承薦等不具實上履，遲遲未能結案。黃宗昌到任後，很快查明案情，懲辦了兇手，同時上疏彈劾龔承薦等玩忽職守罪。後來，黃宗昌受排擠被降職，隨即回鄉閑居。
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即墨遭清兵圍困，黃宗昌變賣家產作軍餉，率眾護城。交戰中，次子黃基被清兵射死，黃宗昌忍痛指揮士民繼續戰斗，即墨得以保全。
1644年，黃大夏、郭爾標等人倡眾起義，圍困即墨城，即墨縣令倉惶逃走。黃宗昌糾合即墨士紳進行抵抗，起義軍圍城40多天，城不能破。後來，黃宗昌派楊遇吉率20餘騎闖出城外，引來清兵，里外夾擊，起義軍遭鎮壓而失敗。
黃宗昌晚年，於嶗山修築玉蕊樓隱居，尋勝探奇，吟詩抒懷，著有《嶗山志》等文稿數十卷。

黃 培

黃培(1604-1669年)，字孟堅，號封岳，山東即墨城裡(現新建村人)。其祖父黃嘉善，明萬曆年間兵部尚書，贈太保銜。黃培在明崇禎朝中為官17年，歷任錦衣衛指揮僉事，提督街道等職。極受明廷器重。清兵入北京後，黃培仍忠於前朝，不為清官並想以身殉國。先使其妻妾安氏自縊，護其母柩運回即墨安葬後，將子托其叔，一切就緒就想自殺。後經其叔黃宗癢開導，打消了殉節念頭，但仍蓄發留須，不著清服，表示蔑視滿清，在憂郁悲憤中度日。
順治九年(1635年)，黃培姐夫宋繼澄來即墨，宋繼澄為明朝舉人，極有民族氣節和文采，他與黃、藍等諸姓結為詩社，飲酒賦詩，消遣歲月，懷明反清情緒時溢詩文。順治十八年(1662年)於七抗清起義爆發，黃培在道義和物資上給予大力支持。從順治元年至康熙元年，黃培共作詩280餘首，略加刪改，收錄266首，命名為《含章館詩集》(上卷)。康熙元年，刻版裝訂成冊，分贈親友，從而埋下禍根。
發生在清康熙年間的黃培文字獄一案，是歷時四年的清朝一大要案，清廷前後下過六道諭旨，牽動京、省、州、縣四級官府，涉連217人。堪稱清初中國北方最大的文字獄案。此案由於黃培極力為親友開脫，涉案人員均不同程度的給予免議或一定處罰，唯黃培因系明朝世宦，隱懷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書，已屬不法，違反當朝法令，大逆不敬，於康熙八年四月一日康熙皇帝授刑部轉發山東，在濟南對黃培執行絞刑。黃培臨刑從容作詩，笑談自若，自以為死得其所，時年虛齡66歲。

郭 琇

郭琇(1638-1715)，字瑞卿，號華野，即墨城郭家巷(今屬即墨鎮)人。1670(清康熙九年中進士，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授吳江縣令。處事精明干練，善斷疑案；徵收田賦時實行「版串法」，以杜絕吏役舞弊自肥之風。在任七年，「治行為江南最」。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由江寧巡撫湯斌舉薦，升任江南道御史。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郭琇上《參河臣疏》，陳述河道總督靳輔在戶部尚書佛倫支持下治河措施不當，致使江南地區困於水患，百姓怨聲載道。由此，靳輔被罷官，佛倫被降職。郭琇升任僉都御史。接著，他又冒著丟官喪命的危險上《糾大臣疏》，彈劾「勢焰熏灼，輝赫萬里」的英武殿大學士明珠及余國柱等，揭發他們結黨營私，排陷異己，貪污受賄等罪行。致使明珠被罷官，余國柱等人被逐回籍。
郭琇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器重，不久升任左都御史。次年，他又上《參近臣疏》，彈劾皇帝寵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鴻緒和給事中何楷、修撰陳之龍編修王頊齡等植黨營私，以權謀私，徇情枉法，貪污自肥等罪。結果高士奇等一夥權臣被罷官。郭琇的三大疏引起「群黨側目，百端交構。」不久，便遭明珠余黨誣陷，被罷官回鄉。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郭琇到德州迎駕。康熙以郭琇為吳江縣令時，政績顯著，且有膽識，復起用為湖廣總督。郭琇到任後，極力整頓吏治，清除弊政，提出將黃州、武昌二府所征軍糧改為折色，以節省運費，減輕百姓負擔；減征江夏等13州縣田賦；豁免江夏、嘉魚、漢陽三縣有賦無田的田賦和清丈土地等建議。均得到皇帝贊賞，得以實行。湖廣百姓大受其益。1710年(清康熙四十年)，郭琇曾多次以病請求辭官。康熙以「思一人代之不可得」為由予以拒絕。翌年，郭琇因具保苗民起義情況不實，遭權臣借機排斥，被罷官。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病故於即墨。他在《清史稿》上有正傳，是唯一收入今之《辭海》上的一位即墨人物。

李 毓 昌

李毓昌(1771-1808)，字皋言，號榮軒，即墨縣城西閣里人，1808年(清嘉慶十三年)中戊辰科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江蘇候補。
是年，黃淮泛濫，江蘇淮安一帶洪水成災，清朝廷發放賑銀救濟災民，李毓昌等10人受兩江總督鐵保委派赴山陽縣查賑。山陽知縣王伸漢貪污賑銀，中飽私囊，恐事情敗露，便對前來查賑的官員一一賄賂。被派去山陽查賑的其他九名官員均接受賄賂，沆瀣一氣，知情不舉。唯李毓昌拒受賄賂，謝絕王伸漢為其安排的館舍，獨住於善緣庵。
古歷九月二十九日，李毓昌帶領僕役親赴農村，深入民宅逐戶查核人口及領取賑銀數目，登記造冊，與原山陽縣所報之放賑名冊逐一核對，至十月底即查完兩個鄉，李毓昌掌握了王伸漢虛報戶口、剋扣賑銀的實據後，隨即寫好稟貼，准備上報淮安知府。王伸漢探知李毓昌即將揭發其貪污罪行的消息後，大為驚恐，急忙修書將李毓昌請回縣署，設宴款待。席間，王伸漢對他誘之以利，殷勤地說：「君初入仕途，不知此中關竊耳。慕虛名而失實惠，竊為君不取也!」 李毓昌正色回答：「我非不欲得實惠，顧不忍向垂斃之飢民奪口食耳!此事任君自為之，弟實不敢自污以欺天也!然我將聞之上台。」說完，拂袖而去。王伸漢見李毓昌不為金錢所動，便與親信包祥計議，決心將李毓昌置於死地，以達滅口之目的。王伸漢首先派包祥將李毓昌的三個僕人李祥、顧祥、馬連升買通，應允事成之後酬以白銀500兩，然後親往善緣庵邀請李毓昌去縣署赴宴。李毓昌對王伸漢雖十分厭惡，但礙於情面，只得同往。王伸漢心懷鬼胎，假意殷勤勸酒，致李毓昌帶醉而歸。深夜，酒醒口渴，李祥便將事先准備好的毒葯投入茶水中，奉給主人，李毓昌喝下茶水後，不一會便高喊腹痛，神色驟變，口吐鮮血。李祥等三人遂即用絲帶緊勒其咽喉，登時氣絕。隨後，三人又將李毓昌的屍體懸掛於屋樑上，偽造自縊身死現場，時為清嘉慶三年十一月七日。事後，王伸漢從李毓昌的衣物中搜出揭發其貪污行徑的稟貼，並買通淮安知府王轂，以自縊身亡定案，著其親屬迎柩回故里發喪。
翌年春，李毓昌妻林氏在檢點丈夫遺物時，發現帶有污血的衣服稟貼殘稿一頁，稿中有「山陽冒賑，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等語，遂對李毓昌之死因產生懷疑，由此開棺檢驗，發現死者有明顯中毒跡象，毓昌叔李泰清遂赴北京都察院告狀。此案經嘉慶皇帝親自批示，於1809年7月16日(清嘉慶十四年)將謀殺之主犯王伸漢、王轂、包祥、李祥、顧祥、馬連升等處決，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日章等被革職流放，與此案有關的官吏亦受到懲處，清嘉慶皇帝親制《憫忠詩》30韻，刻石於李毓昌的墓前，冤案得以昭雪。

⑼ 長谷川等伯的人物生平

天文八（1539）年，等伯出生於北陸能登國七尾城一個武士家中，歷史上的造星運動中，關於等伯的降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傳說。父親奧村文丞宗道是當時能登守護畠山義總的家臣，因為在家中排名第四的關系，等伯幼名又四郎（與西國陰陽一太守尼子經久同一幼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被家人送給七尾城下町染物屋長谷川家做養子，就親父奧村宗道來說，讓無法繼承家業的又四郎做個商人，可能是條更適合他的道路吧。另一方面，與長谷川宗清這樣的富商搭上關系，也能讓奧村家這樣的窮武士以後的日子過得好些。而養父家也對這個新來的兒子抱有著相當大的期望。
當時的能登守護畠山義總對文化的追求似乎遠過於對土地的慾望，他將自身相當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放在繁榮能登的文化方面。義總收留了許多從京畿一帶來七尾城躲避戰亂的貴族、公卿，鼓勵甚致是獎賞他們傳播浮華的京都文化，使得七尾城贏取了「小京都」的異名。雖然在戰國的亂世人看來，義總的這種作法未免迂腐不智，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畢竟開創了七尾城的文化極盛時代！
七尾城的文化繁榮為年少的又四郎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他二十歲左右，即憑繪制以「肖像畫」、「花鳥畫」為主要題材的「私畫」而成為七尾城內小有名氣的町繪師。對於他這種違背家人本意的作法，養父母卻沒有過多的干涉，畢竟，兒子的健康成長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也因此，又四郎一直都深愛著自己的養父母。
之後，又四郎的畫技日漸精進。到了他二十歲的後半段，又四郎開始採用「信春」這個名字。不過，此時的信春的作品留傳下來的十分稀少，我們現在能看到他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六歲時所畫，又因為他與北陸日蓮宗密切的關系，所以這些作品全都是有關佛家人物的繪卷，如十二天圖（現藏於羽咋市正覺寺）、日蓮畫像（現藏於七尾市實相寺）、達摩圖（現藏於小島町龍門寺）。
元龜二（1571）年，在紛沓而致的畠山氏內亂中，信春的養父母相繼去世。沉重的打擊逼得年已33歲的他決定攜妻帶子離開這個傷心地，前往他從小就憧憬著的藝術大舞台——京都。上洛後，等伯住在本法寺塔頭教行院，重新開始了他的製作活動。
《達摩圖》（現藏於岡山縣縣立美術館）和《花鳥圖》（現藏於岡山縣妙覺寺）這兩扇屏風是在等伯初抵京都後不久多精心繪制的，屏風上所按的壺形<信春>印與狩野派所使用的壺形印十分的相似。此時的等伯內心深嬸的敬仰著前輩巨匠狩野永德（雖然永德比他小四歲，但永德早在少年時便已名動京師）。無論是在畫技還是印章上都在有意與無意間模彷著永德，他和許多來自日本各地的「鄉下繪師」一樣，即使在故里多麼的有名氣，但是在京都這個沉澱了近千年文化底蘊的藝術之都，都得從磨煉自己的畫技開始，逐漸的取得進步，才能告別默默無聞的尷尬境地。
天正元（1573）年，等伯在京都為去世的本法寺主持日堯上人所畫的《日堯上人像》，以其畫技的精準而成為了桃山肖像畫中的佳作，繼之的《傳名和長年像》和《武田信玄像》亦可憑此推定為這段時期的作品。對於在京都謀生的繪師來說，提高畫技固然是重要的，而與名人間的交往也是組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等伯無疑是其中的幸運兒。 等伯先是在為日堯上人畫像的過程中認識了接替本法寺主持之位的日通上人，因為等伯自幼便是日蓮宗的信徒，所以他和京都日蓮宗寺院諸僧的關系相當的密切。而他與日通的性情相投，來往甚歡，日通按照等伯口述所著的《等伯畫說》更成為了日本第一部闡明繪畫理論的書籍。
經過日通的引見，等伯又結識了茶人千利休，由於茶道與繪畫兩種藝術間的許多共通之處（例如：禪心），兩人相見恨晚，很快就成為了惺惺相惜的知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等伯最好的朋友日通上人、千利休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妙清（先妻妙凈在他41歲之時去世）都是出身於「堺」——這個城市因之與他結下了難解之緣。 到了等伯48歲的時候，應日通上人的邀請，前往本法寺靠近堺的別院居住。當時的堺已經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對外商業口岸，歷百年戰亂而不墜，因為地近京都與奈良兩大藝術中心的關系，自然吸引了許多的文化人聚集於此。隨著「茶湯」在日本各階層的迅速流行，「四張半茶室」內所需的物件亦隨之流行起來。要知道，繼承珠光流和發揚武野流茶道的都是堺中人，所以當地的茶事十分的興盛。而茶室中壁蘢內所懸掛的水墨畫掛軸均為中日兩國一流的畫師所繪，等伯為雪舟、梁楷、牧溪山水水墨畫的高深意境所傾倒進而沉謦於其中，從而開始了他繪畫生涯中極重要的研習階段。同時，見識到各種名物、珍品的等伯，鑒賞能力大為提高，這就是歷代的《太閣立志傳》中將他設定為「堺的鑒定家」的原因。
他為大德寺塔頭總見院所繪的《山水圖》、《山水猿猴圖》、《蘆燕圖》即明顯的帶有宋代梁楷、牧溪水墨畫的風格技巧（順帶解釋一下：「塔頭」意指管理塔林的首席僧人，相類似的還有菜頭、座頭等）。 天正十六（1589）年，因為京都大德寺的管事和尚古溪與千利休是互為禪、茶兩道師友的關系，等伯通過千利休的推薦，接下了大德寺三玄院水墨畫襖繪的製作仕事。這次仕事對他來說既是顯示畫技的好機會，同時也是一項相當大的工程。但是，要在期限內完成工作，就得有增加兩到三名繪師的必要。而為了保持整個畫面的流暢感與協調性，就需要這兩、三名繪師必須具備和等伯相似的畫風，也意味著他還得扮演「師匠」這一角色。後世的繪畫研究者們便是憑藉此事，推斷出桃山時代與狩野派齊名的長谷川畫派產生的時間。 認真學習過中國畫的工筆、工筆兼寫意和大寫意三體的等伯，將其畫筆發揮得淋漓盡致。按照繪畫方面的語言來說——水墨墨色使用巧妙，構圖簡潔明快，用筆生動活潑，氣魄豪壯爽朗。次年，歷經一年的精心製作，最終以大德寺山門的天井畫與柱繪的繪成宣告整狀仕事的完結。 在戰國時代，大德寺諸院的障壁畫彷佛是塊試金石。早在狩野元信之時起，但凡是能在大德寺留下畫名的繪師們都取得世人的承認，進而躋身一流畫家之列。官家有感於等伯在大德院的成功，有意將製作仙洞御所障壁畫的仕事交復給他。但是，一向將最高級場所的障壁畫製作視為本派禁獵區的狩野派對此項決定大為不滿，利用永德的名望對官家施以影響，最終使得這項仕事歸於流產。得知了整個內幕的等伯經歷了大喜大怒的雙重情緒後，對自己原先崇敬的狩野派的態度產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決意追求權勢對抗狩野一派，這件事被忠實的記錄在了勸修寺大納言晴豐的日記里。
正如平家物語里所傳唱的「婆羅雙樹的花色，預示著盛者必衰的道理」，狩野永德在四十八歲之年離世。頓時，擋在等伯面前的大山轟然倒地，狩野派實力大損，再也無力阻擋等伯的前進了。
次年，豐臣秀吉在京都的菩提寺、祥雲寺供奉年僅三歲就夭折的嫡子鶴松的亡靈，而兩寺的障壁畫製作仕事為等伯提供了彰顯自己才華的絕好舞台。此次，狩野派再度出面阻撓，但一群小蝦魚哪裡會是海龍王的對手，失去了巨匠永德的狩野派空有官家御用畫家的頭銜，也根本不再對等伯所率的長谷川派有威脅了。在名、技兩面，等伯都以壓倒性的強勢勝出，一舉奪取了號稱「京都第一寺」祥雲寺的障壁畫繪制仕事。以此為標志，昭示了以等伯為首的長谷川派開始在中央畫壇壓制著狩野派，並打破了狩野派長久以來獨攬達官貴人家庭障壁畫的地位。
等伯指揮一門眾全心全意的創作，即使稱為「嘔心瀝血」亦不為過，使作品達到了一個濃金色彩的新階段。他在構圖上一方面受永德畫風的影響，一方面師法自然寫生，再導入大和繪的技法，確定了一種壯麗的大畫面和細致的裝飾趣味結合的金璧障壁畫的形式，這些就是有名的《櫻圖》、久藏的《楓圖》（國寶，現京都智積院障壁畫就是殘留下來的一部分）。
就在祥雲寺障壁畫完成的前一年，他的好友千利休因觸怒秀吉而自殺。得聞噩耗的等伯驚得落筆於地，一連幾日將自己關於畫室內。沒多久，在製作障壁畫的過程中表現出過人天賦的嫡子久藏去世。接踵而致的打擊讓他根本無法用語言描繪自己的心情，悲憤中創作了後人稱之為其「顛峰之作」的《松林圖》屏風（一級國寶，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當時，人們沿著能登的海岸種植有許多松樹，以此抵抗海風的侵襲，《松林圖》屏風描繪的就是這些松樹在強勁的海風中細身而立的情景。這便是等伯理解中的千利休和久藏在他腦海里的映現，暗示了佛家所說的人世諸行無常的道理。等伯通過水墨畫來探究人生的真義，與他的後輩好友宮本武藏以刀尋求人生的極境是同一個道理。在他五十歲這一段，尚有水墨畫名品《竹林猿猴圖》、《枯木猿猴圖》、《樹下仙人圖》三屏風問世。
進入六十歲的老年期，是等伯事業的高峰期，但同時也是他的作品風格日益程序化，喪失生動性、進取心的時期。其作品有《山水圖》襖繪（六十一歲，現藏於妙心寺鄰華院）、《商山四皓圖》、《禪機圖》、《松鶴圖》襖繪（六十三歲作，現藏於大德寺塔頭天授庵）。
慶長八（1603）年，等伯自命為「雪舟五代」，長谷川派至少在等伯在世時已強固到無可動搖的地步了。
慶長九（1604）年，六十六歲的等伯被授予了「法橋」之位。在當時，授予品位首先要由高僧向官家推薦，然後根據繪師以往取得的成績和獻上品，品評後給予相當的榮譽。等伯以屏風一雙為禮送入宮禁參選，其豪氣令公卿們心為之一奪，因為按慣例，獻上品必需屏風四雙方可（見《御湯殿上日記》）。
長谷川家的系圖記錄著，次年，等伯被授予了繪師最高的段位「法眼」——現存的《龍虎圖》屏風落款為「自雪舟五代長谷川法眼等伯筆六十八歲」，歷代「法橋」能升進到「法眼」的最快也得四五年，等伯僅僅一年間便一躍而就乃是歷史的絕例啊。
「懷疑」一向是諸學問前進的動力，後世的研究者們對等伯的作品做了比較，發現同是他六十九歲時的作品《竹林七賢圖》屏風（現藏於建仁寺塔頭兩足院）比他五十歲時的作品，線條更粗更硬，欠缺了原來的那種傳遞繪師心情的纖細感。而在他七十歲時，好友日通上人亡故；次年，大德寺塔頭高相院住持玉甫紹宗亡故。等伯為他倆所繪制的畫像都比壯年期時的筆畫大為減少，表情僵硬遠沒《千利休像》（現藏於京都表千家）、《春屋宗園像》（現藏於三玄院）來得親切、真實，疑為其弟子代筆而作。但也有研究者聲稱老年的等伯氣力衰竭，已不能要求他再現繪畫的實感了。
慶長十五（1610）年，「駿府大人」德川家康要求等伯東行江戶參見。當時的日本交通狀況還很差，以等伯七十二歲的高齡奉命前往意味著得有必死的覺悟！為了長谷川畫派的前途著想，等伯決意冒險一行。很不幸的是，他在長途旅行中身染重疾（老人家經不起折騰啊），在抵達江戶兩日後去世。根據他的遺願，死後葬於最初住過的地方——京都本法寺教行院，法名嚴凈院等伯日妙居士，安土桃山時代畫壇的興盛亦隨著等伯的死告別了最後一縷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