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⑴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⑵ 淺談中國電影應如何走向世界

不論佔領國內市場還是走向世界，講好故事是關鍵。
講好故事，首先得先有好故事，有靠譜的編劇，有靠譜的導演班底，有靠譜的演員，只有合格的班底創造出來的作品才能得到觀眾的喜愛，才有可能享譽國內或者走向世界。

⑶ 我國2021年電影總票房達472.58億，中國電影的未來發展前景如何

我認為中國電影在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好的發展的，因為我們國家普通老百姓對電影文化的需求已經越來越高了，會帶動這個產業的繼續發展的。

2021年電影總票房取得了超過450億元的收入，這已經成為了一個信號，要知道2021年我們國家的疫情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很多的電影院是在管控當中的。電影行業的發展能夠讓我們國家獲得更多的收入，能夠讓我們國家的就業變得更容易一些。

中國的電影市場在不斷的擴張。

中國的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從零開始發展的，因為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首先滿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物質條件，中國的電影市場在未來將會得到更多普通老百姓的關注，只有滿足了大家的需求，才能夠獲得更多的票房。

電影市場在未來將會迎來更好的發展，這個行業在未來也會擁有更加激烈的競爭的。對於那些擁有了比較知名度的演員以及導演來說，拍攝作品能夠更好的滿足大眾的需求，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

⑷ 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綜述：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第7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華語電影再次閃耀，而中國電影怎樣進一步走向世界也在電影節期間成為中外電影人討論的熱點話題。
得獎？以我為主
國際電影節獎項一直被視作衡量一國電影水平的重要標准。某些類型的中國電影更容易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
中國導演王小帥的新作《闖入者》是角逐本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唯一華語影片。他說，外國人通常喜歡在中國電影中看到「景象奇觀」和一些「邊緣化的景象」。
針對這種「潛規則」，一些中國電影人認為，中國電影要讓世界買賬，需要更多地考慮外國觀眾的心理。
不過，在威尼斯電影節首屆中國電影論壇上，王小帥直言，他不會去揣摩國外觀眾怎麼想，而是堅持自己的態度和方式，立足於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傳統和文化。他的電影中也沒有「景象奇觀」，而是關注人的基本情感。因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異，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帥的想法與義大利電影人喬治·戈塞蒂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電影要想贏得世界，必須堅持自己的傳統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電影最吸引歐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獨特性。在他看來，中國電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強烈的情感表達。中國電影人如果試著去做和歐洲相同的東西，那就一定會失敗。所以，他說：「中國電影，請不要改變你的傳統。」
合拍？找好夥伴
中外合拍電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捷徑。威尼斯電影節期間，不少中歐製片人表達了合作意願，認為專業的合作有助雙方克服各自的劣勢，互通有無。
義大利製片人孔奇塔·艾羅爾迪在由「新華國際」主辦的威尼斯電影節中國電影論壇上說，義大利對合拍電影有各種優惠政策，對這些，中國製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屆電影節閉幕華語影片《黃金時代》製片人覃宏說，外國導演剛進入中國時常常摸不準中國電影圈的「潛規則」，這恰恰說明找到好合作夥伴的重要性。覃宏說，中國現在有很多具備契約精神的合作方。
市場？需要橋梁
盡管中國電影人為走向世界做出各種努力，但一個事實是，中國電影進入國際主流市場仍面臨不少困難，所佔市場份額不大。
覃宏說，漢語畢竟沒有英語使用范圍廣，而在商業電影方面，中國電影業在特技技術、導演理念和視覺特效等方面還不夠先進。
而義大利電影人戈塞蒂認為，中國不缺好的電影，但不少好電影被歐洲市場忽視，中國電影走向世界需要「橋梁」。在他看來，這座橋梁就是專業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廣策略。
他說，義大利曾經設立世界上第一個推廣本國電影的聯合機構，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打開了本國電影通向世界的大門。中國也需要制定相應策略，向世界推銷中國電影。

⑸ 中國電影怎樣進入美國市場

而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從某種角度講，無疑具有很大的潛力+是有著自己獨特優勢的 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積淀、東方神秘的文化、優美的自然風光、古老但正經歷巨變的當代中國，歷史與人文、古老與現代的交織無疑都對海外觀眾(尤其是西方觀眾)具有某種神秘的吸引力，他們渴望從中國電影中了解中國，而因為中國長期的封閉+這種神秘愈益強烈。這些都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另一方面，新時期以來，一大批中國電影人， 敏銳的視角，已經開始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步伐。他們從中國民族特色出發， 現代的電影語言創作了一批優秀之作，接連在重大國際電影節獲得勝利，不僅使世界開始對中國電影刮目相看，也使得一系列中國影片憑借國際獲獎的聲威，得以進入某些國家進行放映，逐步滲入世界電影市場 這種走向世界的方式，也許晟初並非出自自覺的經濟願望，其客觀結果卻使世界開始愈益關注中國和中國電影，為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建立了自己的觀眾群．也積累了中國電影進軍國際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的取得+又為我們今天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的出發點和基礎
對於更廣大的內地電影．由於與香港迥然不同的背景，在20世紀90年代則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一批內地影人．走出了一條自己獨特的道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內地電影市場尚需健全，剛N；0nAWTO的今天+他們積累的特殊的經驗+特別值得我們研究。20世紀90年代張藝謀、陳凱歌走的是一條藝術電影取勝的道路。他們不僅率先在多個重要國際電影節頻頻獲獎而最早受到國際影壇的關注，而且一系列作品獲獎之餘，得以比較穩定地進入美國、歐洲、亞洲等多個主要市場+收入也比較穩定(在美國張藝謀、陳凱歌電影票房都穩定在lOO萬美元以上)。縱觀他們的作品，其特色在於，非常高超的電影質量、製作精良、通過對獨具民族特色的電影風格的深入挖掘，形成了強烈的個人影像風格．並將迥異於西方的東方文化和人文精神深入發揮，在人性上大作文章+特別是張藝謀，90年代他創作的一系列作品盡管風格迥異，但都具有鮮明的東方特色和人文精神，無論題材選擇還是表現手法．都在創新中保持了穩定的高水準和藝術質量，站在了一個較高的高度·在國際上樹立了個人
的「品牌」。除了張藝謀、陳凱歌以外，內地的某些導演+以自己的實力，在某些市場也擁有自己穩定的觀眾群和信任度，包括張揚(《洗澡》)、吳天明(《變臉》)、賈樟柯(《小武》《站台》)、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寧瀛(《找樂》《民警故事》)、婁燁(《蘇州河》)、張元(《過年回家》《東宮西宮》)、何平(《雙旗鎮刀客》《炮打雙燈》)、謝飛(《黑駿馬 )、陸川(《尋槍》)在內的這一群體，盡管目前影響力尚不能與張藝謀、陳凱歌相比，但他tfI所具有的潛力將是中國電影今後開拓海外市場的重要力量．他們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因而具有了極大的推介價值。
作為目前在美國發展的導演，李安的影片開拓海外市場的經驗也特別值得高度關注。出生在我國台灣，但主要在美國學習電影的李安，他的影片，不僅具有很高的質量，更為可貴的是，他找到了東西方文化的最佳結台點。無論他為台灣中影拍攝的《喜宴》《飲食男女》，還是在美國拍攝的《理智與情感》，李安都非常善於在一個個溫馨動人的情感故事中，將文化的內核包裹其中．於看似平和中帶給觀眾心靈的感動。尤為難得的是，他總能將東西方文化完美地契台．將東西方熔於一爐，因而，盡管文化存在差異，但世界觀眾能普遍接受。《喜宴》《飲食男女》在美國都創造了超過600萬美元的票房佳績。2001年令所有華人感到振奮的影片《卧虎藏龍》，盡管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亞洲)公司、美國好機器公司出品．但4項奧斯卡金像獎、全球2億美元的收人·幾乎全部由華人完成，全部採用華語對白、描寫中國武俠故事，及作為首部真正打人美國主流商業電影圈、全面進軍世界電影市場的作品，突出顯示了李安融台東西方於一爐的電影特色。在影片選材和表現方式處理上，如李安本人所說，「不要想觀眾愛看什麼，要想他們沒看過什麼。」對於西方觀眾，《卧虎藏龍》所表現的武俠世界，女性的力量，充滿飄逸風格的竹林打鬥，奇異的空中飛行對他們都是充滿新奇的世界·視覺效果強烈。其次在東西方溝通的問題上，這部被稱作東方版「理智與情感」的影片．圍繞奪劍、還劍·女性成長的故事，特別是影片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事件的前因後果，為影片的打鬥提供了充分的依據，使得西方觀眾更容易理解。麗該片在海外雖採取中文對白，打字幕的方式，但包括影片字幕翻譯方式在內，均充分考慮了西方觀眾的接受習慣，影片的翻譯「充滿莎士比亞風格」，這種在東西方文化問，尋求共通點的做法，在新奇的同時強化理解與溝通，將東方故事以西方能夠理解的方式傳遞的方式，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可以說，李安在東方和西方觀眾的溝通中，找到了最好的結台點。而能夠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建立理解的橋梁，製作高質量的電影，則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講，李安的電影在中國電影開拓國際市場方面特別具有借鑒價值。中國電影要進軍國際影壇．從當前和長遠角度講應該從製作、發行兩個方面進行探人考慮1．製作：高質量突出特色首先．爭取國際市場，我們必須應保持清醒的認識。要贏得國際市場，製作成本並非是決定因素，影片的綜合質量才是最關鍵的。立足國情，從電影本體出發，對人文內涵進行深刻挖掘．以台適的成本製作高質量的電影，在保持影片一貫高質量的前提下，形成民族特色．以世界性的電影語言、突出人類共同的東西，人性中動人的部分，給觀眾以心靈的震撼，在表達中尋找東方與西方共同接受的東西，應該是中國現實的選擇。而達到這種高度的高質量電影，將是世界性的。縱觀世界電影，包括許多國家的電影都是採用這種方式突圍的 在我們的電影製作技術尤其是高科技水平．尚未達到美國水平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清楚地看到我們自己的比較優勢．以東方博大文化的題材優勢，高的起點，進行突破 麗其中人類共通的聲 、人文話語特別重要 如同張揚所說：「(表現人類最基本的一些情感關系)包括人物的關系、家庭的關系，愛情的關系，這些是全世界的人類基本感情。它在全世界的范圍里特別容易產生共鳴，像《洗澡》這個電影，比較容易理解，比較容易產生共鳴，將來我的電影可能重點會探索這些東西「。對人的深刻關注．將會成為未來電影的潮流，中國電影更應該予以密切關注 其次，在影片製作過程中，我們特別應該強凋一種世界意識．應該特別密切關注世界電影發展的最新動態，跟上時代的步伐，在不斷探索中，形成並凸顯我們自己的特色跨越文化的障礙，將最新的電影發展進步與民族的特色結合起來。在世界影壇形成獨具形態的高質量中國電影，培養自己穩定的觀眾群。麗專門針對國外觀眾，製作～批影片，也是可行的措施，但其中一定要包含有中國特色。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說的一樣，伊朗電影往往以「最簡單的故事，牽引出你最深沉的情感」。伊朗電影目前已經具備了獨特的特色，而李安的電影很好地尋找到了東方和西方的融匯點，東方觀眾愛看．西方觀眾也能懂．從而贏得世界性的成功，這些對我們特別有借鑒價值。再次，我們開拓國際市場，應該著力培養自己的一批特色鮮明的導演和明星．並進行大力推介．並將兩岸三地精英聯合起來．以多樣的形態．將這些導演和明星推出去，帶動中國電影進軍世界市場。中國電影只要善於向世界學習，在綜合各家所長的基礎上，凸顯個性，以全球性的人文話語、聲畫話語超越文化的障礙，有民旗性，又有世界性；有綜合，又有個性，以高質量電影進軍國際，中國電影的發展空間將大為擴大。2．發行：主動開拓空間從某種角度講．製作問題只是電影進軍世界市場的重要問題之一．或日前提。能否主動地發行自己的優秀影片進人國際市場同樣關鍵。我們進軍世界影壇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宣傳中國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打破那種電影「內循環」的弊端，從來自海外的收入回收中獲得中國電影發展的良性機制 但中國電影發行的滯後，使得我們許多影片的市場推廣工作相當不到位．也使得許多優秀影片失去了與世界觀眾見面的機會。目前我們的影片進軍國際市場．靠國際電影節獲獎進行推介比較多，我們主動推介自己影片的努力還相對不夠。要贏得國際市場，中國電影發行觀念亟需革新 實際上．《卧虎藏龍》這部影片能夠獲得如此
巨大的成功．它在北美、拉美及英國發行商「新力電影經典」公司，在這部影片的發行中功不可沒 比如他們就不僅在紐約、多倫多專門給壘球運動員和功夫學校學生觀看試映，而且針對婦女、青少年、功夫迷、武打片迷和外國片迷進行了大量有針對性的行銷．才使得這部影片在最初放映的170家影院取得巨大成功．然後進一步擴展到包括美國廣大城郊影院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影院放映．直至影片獲得全球性的轟動。中國電影在國際化發行中．顯然缺乏足夠的經驗，應該有意識地加 提高中國電影今後進軍國際市場．從發行角度，除繼續依靠電影節渠道外，還必須應該做到：(1)轉換觀念，樹立主動出擊意識。(2)建立健全自己的國際銷售渠道(包括海外銷售代理) (3)要特別爭取影片海外發行的合理權力(確保我們能夠得到資金收益)。(4)以更專業化的營銷方式積極地全方位推介中國電影，樹立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5)培養專業的電影發行策劃、熟知國際貿易規則的專門人才。積極通過各種途徑將我們的優秀影片展示給世界的電影發行商 從政府角度，也應該真正將電影作為一項產業．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為電影開拓海外市場提供良好的條件 以積極的方式跨越電影貿易保護壁壘，在國際化背景下．實現中國電影發展的良性循環 這些必將極大地促進中國電影的發展

⑹ 你認為中國電影應該怎樣發展才能走向世界

國際電影節獎項一直被視作衡量一國電影水平的重要標准。某些類型的中國電影更容易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
中國導演王小帥的新作《闖入者》是角逐本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唯一華語影片。他說，外國人通常喜歡在中國電影中看到「景象奇觀」和一些「邊緣化的景象」。
針對這種「潛規則」，一些中國電影人認為，中國電影要讓世界買賬，需要更多地考慮外國觀眾的心理。
不過，在威尼斯電影節首屆中國電影論壇上，王小帥直言，他不會去揣摩國外觀眾怎麼想，而是堅持自己的態度和方式，立足於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傳統和文化。他的電影中也沒有「景象奇觀」，而是關注人的基本情感。因為人的情感超越文化差異，是全世界共通的。
王小帥的想法與義大利電影人喬治·戈塞蒂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電影要想贏得世界，必須堅持自己的傳統和特色。
戈塞蒂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電影最吸引歐洲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獨特性。在他看來，中國電影最吸引自己的地方是強烈的情感表達。中國電影人如果試著去做和歐洲相同的東西，那就一定會失敗。所以，他說：「中國電影，請不要改變你的傳統。」
合拍？找好夥伴
中外合拍電影被不少人看做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捷徑。威尼斯電影節期間，不少中歐製片人表達了合作意願，認為專業的合作有助雙方克服各自的劣勢，互通有無。
義大利製片人孔奇塔·艾羅爾迪在由「新華國際」主辦的威尼斯電影節中國電影論壇上說，義大利對合拍電影有各種優惠政策，對這些，中國製片人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
本屆電影節閉幕華語影片《黃金時代》製片人覃宏說，外國導演剛進入中國時常常摸不準中國電影圈的「潛規則」，這恰恰說明找到好合作夥伴的重要性。覃宏說，中國現在有很多具備契約精神的合作方。
市場？需要橋梁
盡管中國電影人為走向世界做出各種努力，但一個事實是，中國電影進入國際主流市場仍面臨不少困難，所佔市場份額不大。
覃宏說，漢語畢竟沒有英語使用范圍廣，而在商業電影方面，中國電影業在特技技術、導演理念和視覺特效等方面還不夠先進。
而義大利電影人戈塞蒂認為，中國不缺好的電影，但不少好電影被歐洲市場忽視，中國電影走向世界需要「橋梁」。在他看來，這座橋梁就是專業的合作方和更好的推廣策略。
他說，義大利曾經設立世界上第一個推廣本國電影的聯合機構，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打開了本國電影通向世界的大門。中國也需要制定相應策略，向世界推銷中國電影。

⑺ 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

這個不是誰來救救的問題，電影市場和電影產業不是一個小問題，不是解決了某個地方就能盤活整個產業的工程，這裡面有很多因素制約，如果要發展需要在很多地方改，比如法國新浪潮之所以產生，那不光是法國當時實行電影補貼政策或者實行資料館開放政策就完成了的，所以中國電影要徹底發展，也不是某個部門或者某個環節的事。 中國電影體制目前已經在醞釀改革，包括獨立製片的進一步開放，電影審查制度的規范化和一站式簡單化，發行渠道的整合重組包括國內發行代理分包和海外推廣，院線體系改革，文化市場和出版市場的改革簡化，降低正版發行的手續成本從而降低製作銷售成本，等等以上這些，包括技術的提高，如沖印水平等硬東西，此外還有製作模式的更新，規范化的電影攝制製作體系也有利於海外投資商的信心建立，以上這些個方面都作好了，那麼應該有一個騰飛的前提了，我覺得有這些前提，中國不擔心沒有好作品。 但你也知道，中國的問題往往是機制上的，解決機制問題，搞改革總不是容易的事，只有祝福中國電影和電影人了。

麻煩採納，謝謝!

⑻ 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優勢

暫時沒可能，所以也就無法談優勢了，當然隨時代變遷，我們國際化後，自然可以走向世界。暫時來說我們的影視節目要符合框架，所有的一切要符合意識形態，而且意識形態最重要，其他方面不重要。而商業電影尤其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娛樂。可我們的電影就是缺乏娛樂性。所以好萊塢的電影可以全世界播放，我們只能在特定地區播放。簡單來說，成龍的電影就是動作娛樂電影，裡面很少或者基本沒有雞湯內容。

⑼ 中國電影如何發展才能走向世界

中國廣電電影體制改革，電影實行分級制，多用一些有創業有技術的年輕人！
竟然有人說應該問香港電影如何發展才能走向世界，意思就是大陸比香港牛嘍。真是無知！香港電影在國際電影界一直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只不過97回歸後有點受限制了而已！

⑽ 中國電影怎麼走向世界

中國真正欣賞藝術的人實在太少了，外國能夠拍出一整部下來都沒有語言的電影或視頻，例如經典的奧斯卡短片《鷸》，還有一部老奶奶和機器人的短片叫《更換電池》，還有迪士尼的一個非常經典的動畫片《貓和老鼠》，還有一部描寫瓢蟲和螞蟻的《昆蟲總動員》等等，這些都是沒有語音的影視，但卻比那些一般的電影都更加溫馨，表達得更加淋漓盡致，反觀我們中國，我們能夠拍攝出這樣的影視嗎？現在中國的影視都被商業化，導演，編劇，演員，在他們的眼中看到的只有錢，關心的都是電影的票房，藝術上的成分太少了，但這也不乏有廣電局的因素，但是，像《肖申克的救贖》《放牛班的春天》《三傻大鬧寶萊塢》《海上鋼琴師》《千與千尋》等等這類的電影如果是中國的，廣電會將它們禁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