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什麼時候走向世界的

① 中國電影發展的歷程

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攝制的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上映，該片採用的是蠟盤配音的技術。
中國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05年秋由北京豐泰照相館與京劇名角譚鑫培合作拍攝的京劇片斷《定軍山》，為戲曲記錄片。它標志著中國電影的正式誕生。

七十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它隨著電視的普及化，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至香港人心態的轉變而受到種種沖擊。

此時，李小龍配合著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的崛起叱吒一時。從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後兩年間拍攝的《精武門》及《猛龍過江》令李小龍進運國際影壇，創造出香港電影事業的神話。1973年李小龍驟然暴瘁，功夫片熱潮未能延續。但隨著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觀眾對遠離現實的功夫片漸漸失去興趣，反而對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諷刺現實的電影加以青睞，
由於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家的主導閱讀方式是電視模式，很多電影題材或靈感都是來自電視內容，如《阿福正傳》(1974)、《大鄉里》(1974)、《新啼笑姻緣》(1975)、《鬼馬雙星》(1974)、《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等。

1978年袁和平執導《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劇的地位，使其成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徐克、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青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②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③ 中國電影史的六個發展階段是怎樣劃分的並闡明時間劃分的依據。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2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今日的美國巨片《蝙蝠俠ⅰ》、《蝙蝠俠ⅱ》、《蝙蝠俠ⅲ》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3 武術動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個武術動作片中出現了許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從以下幾點探討。

3.1李小龍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期間，李小龍從武術的詠春拳開始創造截拳道，而後進入影視圈，轟動世界影壇。從而使中國武俠電影又進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龍作品有童年時期的作品《富貴浮雲》、《細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鴻》；1969年《丑聞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門》；1973年《猛龍過江》、《龍爭虎鬥》；1973年《死亡游戲》（未完）。

在李小龍的電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這部武術動作片，是由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所製作。該片成功塑造的中國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帶動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電影市場，主角李小龍由此而成為了一代國際電影巨星。

3.2 成龍

出生於1948年的成龍，數十年的從影使其成為全球的公眾人物。他的電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為他奠定了武術動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有《群龍譜》、《A計劃》、《蛇形刁手》、《奇跡》、《紅番區》、《霹靂火》、《簡單任務》、《我是誰》、《一個好人》、《尖峰時刻》等等。成龍1995年就獲得了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社會學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雜志，被評為十大電影佳片。成龍熱心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尤其是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形象大使。

3.3李連傑

1996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李連傑作品專輯展映」，出現了異常熱烈的哄動場面，反映了李連傑已成為繼李小龍、成龍之後在歐洲備受矚目的中國功夫明星。李連傑的武打動作，除了傳統的中國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萊塢的動作特技效果。李連傑成功地打入了德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李連傑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華英雄》；1989年《龍在天涯》；1991年《黃飛鴻》；1992年《黃飛鴻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獅王爭霸》、《方世玉》、《太極張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將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連傑的身價隨著其名聲業越來越高，從1982年《少林寺》的數百元，到1996年香港龍祥電影公司與永勝娛樂公司簽下了《黑俠》、《黃飛鴻ⅵ》等三部片子，達到了3600萬港幣；而以後的影片也在千萬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當》中的司馬劍（趙長軍飾）、《塞外奇俠》中的卓已航（原文慶飾）、《武林志》中的東方旭（李俊峰飾）等。在眾多的武術動作影片中，以《黃飛鴻》為題材的影片可以說是達到了武術動作之最。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武術動作片名演員。如成龍、李連傑、洪金寶、元彬、甄子丹、趙文卓、王群、邱建國等；還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譚永麟、劉家輝、梁小龍等。在這其中《黃飛鴻》中的黃飛鴻（關德興飾）。1940年開始，關德興飾演《黃飛鴻》，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黃飛鴻》題材的電影。

4 中國武術動作電影的發展趨勢

從《定軍山》到《卧虎藏龍》再到2005年周星馳《功夫》、徐克的《七劍》的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俠電影的發展趨勢。

4.1重視電影節的評選與獎項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有3000多個，而國際製片人協會承認的國際A級電影節一共是11個。在這林林總總的電影節中，其中奧斯卡是國際A級電影節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電影節，同時也是商業性最強的電影節之一。中國的電影界對此十分重視與關注，如張藝謀近年來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劍指奧斯卡，而且都是與武術動作片有關的電影。

對於中國電影來講，奧斯卡不僅僅是一個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更是一個爭奪世界電影市場的契機。參加奧斯卡，得獎不易，既使獲得提名也同樣具有意義。而如果獲得獎項，則對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提升和世界電影市場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2001年的73屆在奧斯卡的獎項，稱為中國武術功夫電影的《卧虎藏龍》再一次使中國武術動作片亮相全球影壇。《卧虎藏龍》是由李安導演的，李安有著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而整個劇組有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演員以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演員組成。在獲獎的時刻，輿論界稱其為「世界華人的電影藝術成就」。

在奧斯卡的獎項提名中，《卧虎藏龍》得到了10個獎項的提名。最終得到了最佳外語片獎、最佳美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作音樂獎等4項大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奧斯卡中的舉足輕重的獎項。

有意思的是，這部配英文字母的華語片還在美國引發了學中文的熱潮，甚至有的學校將《卧虎藏龍》劇本當教材用。

2005年，中國電影有了一個嶄新的評選活動——中國電影排行榜。排行榜4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提名。我們發現最佳製片人中的5部電影有2部是武術動作片，它們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個項目的提名。

4.2電影市場的票房價值杠桿

從票房價值來看，《卧虎藏龍》僅在北美就達到了近2 億美元的票房、台灣的會宇多媒體以8位數即千萬元的價格取得了《卧虎藏龍》全球獨家動畫版權、包括碟片和商業性合作的授權等，《卧虎藏龍》得到數億美元的收入是毫無疑問的。

同樣，《英雄》在2004年的7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之後，在美國兩個周末的票房達到了1800萬美元，最後在全球達到了1.7621億美元的票房奇跡，而《英雄》在國內的票房收入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權被「索尼經典」購買了以後，其票房突破了7200萬美元。來自影片發行方中影發行放映分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7月29日開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劍》，全國首個周末三天票房總計2600萬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和《頭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時頭3天在東南亞已取得過4000萬的票房成績，發行負責人翁立表示，「從《七劍》的首周表現來看，總票房達到七八千萬難度不大。」因此《七劍》的中國電影排行榜估計也將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排行榜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4.3娛樂性的武術動作片將異軍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譽為2005年的中國「首部現代功夫喜劇」。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勵志等多種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繼韓國影視明星張娜拉的電視劇《明朗少女成功記》創下收視高峰，並捧紅了張娜拉的亞洲小天後地位之後的又一巨作。圈內人把其稱作是中國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記》。雖然由於檔期的原因，張娜拉最終未能出演此劇，但《我的功夫女友》將中國功夫與喜劇的結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許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該片，希望引進現代功夫喜劇《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進內地的首部電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動作、喜劇溫情於一體的武術動作電影。該片由成龍監制，「成家班」參加了全部的拍攝工作。總投資為4000萬元的《精武家庭》有驚險的跳樓場面和高難度的武打動作。

而香港另一武術動作片的明星洪金寶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劇功夫電影《龍威父子》。《龍威父子》取景於雲南和廣西一帶，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壯觀的瀑布河流更襯托出了中國武術動作影片的傳奇色彩。

在2005年的賀歲片市場里，以周星馳為主演的，作為新年賀歲片的中國功夫電影《功夫》展現了「電腦功夫」和武術真功夫的結合。此外，影片使這賀歲功夫片不同於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資1.5個億港幣，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經典段落，十分搶眼。

沉寂了3年以後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俠巨片《七劍》。該片目前拍攝完畢，已經於2005年7月29日與觀眾見面。

徐克認為，劍是兵器之王，象徵著中國武俠文化的精神，劍中蘊涵著俠義的風度和修養，並且有一種浪漫盪漾在其中，無論在攻擊時和防守時，你會發現那其中藏有哲學。關於劍，徐克認為有很多內容可以發展，一招一勢讓人們重新認識劍，劍不僅僅是一個打鬥的工具，它應該有七種精神，有七種顏色。

雖然《七劍》一直被稱為2005年最受期待的香港電影。但是，一部《琴魔》日前在香港試映後，有搶走《七劍》的風頭的趨勢。《琴魔》是一部古裝武術動作片，耗資數千萬，光道具「天音琴魔」就花費了10萬以上。業內人士評論，《七劍》和《琴魔》這兩部動作片的競爭，將帶動整個香港電影市場的進一步復甦。

4.4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互存互進

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武術的源泉。武術的全球化宣傳與推廣離不開中國電影。在《定軍山》成功拍攝之後100年的中國電影風風雨雨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始終與中國武術發展互存互進。

20世紀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龍使世界認識了中國武術，形成了一個中國功夫的熱潮。

80年代，李連傑的《少林寺》掀起了全國的武術浪潮，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少林寺》及其他武術動作片放映之後的數年內，全國的武術業余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竟達到了萬所之多，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登封地區有100餘家武術學校。其中有不乏規模較大和檔次較高的武術學校。比如塔溝武校的習武學生超過了萬人等。同時，全球的武術熱也再一次升起。

2001年獲得奧斯卡4項大獎的武術動作片《卧虎藏龍》，無論在全球電影界的影響力、票房收入的市場因素，還是在中國電影和中國武術的宣傳與推廣，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

在中國電影發展的100年中，武術動作片的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不僅僅有提升中國電影的國際地位，擴大電影的市場效應的作用，而且更有宣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橋梁作用和宏揚民族精神的教育作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電影進行宣傳，從而使中國走向世界，使世界認識中國。如奧斯卡、如嘎那、東京電影節等等是中國影片成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再如電影《霍元甲》的放映，使無數國人為之傾倒，從而使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自豪感大大提高。

中國電影是中國武術走向世界的橋梁，中國武術是中國電影發展的源泉。兩者的互存互進將永遠延續下去。

5 結語

武術是我國特有的一項民族傳統體育，其內容繁多，門派林立，表現形式多樣，具有極大的健身價值和技擊價值，同時更富於娛樂價值。電影正是反映人們的文化精神生活的一個體現，而武術動作電影又在電影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武術能夠與電影結合起來，共同促進雙方的發展。

④ 中國有哪些走向世界的電影

《霸王別姬》(導演：陳凱歌)，該影片於1993年獲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和國際影評人聯盟大獎、洛杉磯影評家協會最佳外語片獎、第38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和最佳剪輯獎。

段小樓（張豐毅）與程蝶衣（張國榮）是一對打小一起長大的師兄弟，兩人一個演生，一個飾旦，一向配合天衣無縫，尤其一出《霸王別姬》，更是譽滿京城，為此，兩人約定合演一輩子《霸王別姬》。但兩人對戲劇與人生關系的理解有本質不同，段小樓深知戲非人生，程蝶衣則是人戲不分。

段小樓在認為該成家立業之時迎娶了名妓菊仙（鞏俐），致使程蝶衣認定菊仙是可恥的第三者，使段小樓做了叛徒，自此，三人圍繞一出《霸王別姬》生出的愛恨情仇戰開始隨著時代風雲的變遷不斷升級，終釀成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