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949年之前上海電影多

① 誰能告訴我中國電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中國電影發展史有4個階段。

1、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

2、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照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

(1)為什麼1949年之前上海電影多擴展閱讀

中國第一部電影介紹

《定軍山》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並在前門大觀樓放映，該片由任慶泰執導，譚鑫培主演。影片於1905年12月28日在中國（清朝）上映，結束了中國沒有國產電影的歷史。

影片《定軍山》取材於《三國演義》第70和71回，是講三國時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在鏡頭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幾個片斷。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萬人空巷。

② 中國電影史的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蘇聯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後，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製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卧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製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於嘗試著下了海，並且開始學習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當今美國巨片《蝙蝠俠》系列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③ 中國電影1949-1966這17年是怎樣發展的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段時期文藝史家一般稱為「17年時期」。根據記載這個時期新中國一共拍了507部電影，從題材看，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電影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國以前社會生活的影片；一類是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反映舊時代、舊社會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歷史片：《林則徐》和《甲午風雲》等；反映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爭片：《紅色娘子軍》、《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東進序曲》、《回民支隊》、《永不消逝的電波》、《紅日》、《紅旗譜》、《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和《雞毛信》等；反映舊中國舊社會人民生活的、根據名著改編的「改編片」：《祝福》、《林家鋪子》、《家》、《早春二月》、《我這一輩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會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斗爭的「戲曲片」：黃梅戲《天仙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京劇《野豬林》和《楊門女將》和崑曲《十五貫》等。◆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爭片：《上甘嶺》和《英雄兒女》等；反映建國初期我公安幹警同潛伏的美蔣特務斗爭的「反特片」：《秘密圖紙》、《羊城暗哨》、《霓虹燈下的哨兵》和《鐵道衛士》等；反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片」：《李雙雙》、《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老兵新傳》和《劉巧兒》等；反映少數民族邊疆風情的「風情片」：《阿詩瑪》、《劉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會主義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風尚的歌頌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滿意不滿意》等。◆「17年電影」的不足和貢獻 以上這些電影讓我們覺得這17年電影離我們既遙遠又不遙遠，說遙遠，這些電影離我們畢竟有40多年了，說不遙遠，我們當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歲數的人都是看著這些電影長大的，這些電影當中有一些優美的插曲至今我們還能唱出來，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艷陽天》、《冰山上的來客》中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上甘嶺》中的《一條大河波浪寬》、《英雄兒女》中的《風雲滾滾唱英雄》、《鐵道游擊隊》中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等。聽著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讓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歲月，倍感親切，甚至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就是在看這些電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形成的。然而作為中國百年電影史的一部分，我們今天在總體上評價這個時期的電影時要一分為二，「17年電影」有長處也有不足。 先來看它總體上的三個缺陷：首先，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第一，這17年時期的中國基本上和西方國家斷絕了關系，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缺少與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也斷絕了關系，或者說基本摒棄了中國封建社會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所創造的燦爛的古典文化，像唐詩元曲，《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當時都被打成封建主義的東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電影文藝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則徐》那樣的電影可以說是漏網之魚，因為裡面含有反帝國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內容，與當時的主流話語一致，所以才能僥幸出來。而且，即使當時「漏出」了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電影的導演和演員也都受到了沖擊。第三，這17年與中國現代傳統也斷絕了關系。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兩大傳統，一是由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還有一個傳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所建構的「五四」文化傳統。而整個17年電影反映的都是工人、農民的斗爭，反映的是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關於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實際上是看不到的，僅有的兩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來就受到了批判，後者還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馳的。所以，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 其次，以一種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個人的自我。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好的，但將它強調到極端的地步，不允許你有任何個人的私心雜念，也不允許你有個人的正常合理要求，這就可怕了。表現在文藝作品上，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都不許描寫愛情，不許談情說愛。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愛情，愛情要和革命、集體主義掛上鉤才能露面。那時的詩歌是這么寫的，「要我嫁給你嗎？你的胸前還缺少一枚獎章」，你是勞模，是英雄我才嫁給你！還有一首，「小夥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彈唱，我的心已飛向遠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鋼槍，保衛著祖國的邊防」，也就是革命加愛情。17年中有一部寫愛情的電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繪的就是一個革命戰士愛上了一位農村姑娘，但是為了革命放棄了愛情，整個電影表達的就是「先國後家」，在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我」是不能談戀愛的。還有一部電影《劉巧兒》，裡面有個唱段：巧兒今天去趕集，碰上了一個他，他又能寫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關鍵是最後一句話——他還是個勞模啊！17年時間社會將集體主義擺在最高位，用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了個人的自我，所以這個時期許多歌頌型的電影都有先人後己、先國後家的要求，像《李雙雙》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這個時期的電影都拍得比較樂觀，整個影片的基調是明亮的，充滿了歡聲笑語，因為新中國成立了，舊社會過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這是好事。但問題是，這些影片里所傳達的樂觀主義隱含著一種歷史觀，好像使我們在看完這些電影後有一個錯覺——新中國成立了，從此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戰爭的炮火已經把舊世界徹底埋葬了，從此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條平坦的、充滿鮮花美酒的康莊大道，這就否認了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我們知道，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布滿坎坷和曲折。所以樂觀主義是好的，但這種樂觀主義背後所隱藏的歷史觀是值得我們警戒的。 再看「17年電影」的貢獻：以上所說的缺陷只是我們站在今天的社會、今天的境況，以比較高的要求來看待過去的東西。其實，「17年電影」的成就是巨大的！當時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將世界其他地方的電影沖擊得稀里嘩啦，但我們中國的電影卻能一花獨秀！在一種近似保護的環境下，中國的電影人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創造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另外，它貢獻了一大批為了新中國的誕生，或為了保衛新中國而浴血奮戰、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們可以說出一連串的「17年時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則徐、鄧世昌、洪常青、江姐、楊子榮、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王成等等。這些人就是魯迅先生說過的「中國自古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民族的脊樑」！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成立是來之不易的，是相當一批先烈貢獻了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性命換來的！今天的江山含著先烈的犧牲，所以無論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未來是多麼輝煌，共和國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民族的脊樑！17年電影全面、深刻地展現了這些先烈和前輩，將他們的精神和品質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傳承了下來！這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資源，我們中國電影要和西方電影抗衡，首先要依託傳統的資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國都已經拍了《花木蘭》，已經拿著我們的傳統資源賺錢了。其次就是要依託我國近現代歷史所提供的若干資源，譬如中國現代史上那些先烈們傳奇性的經歷，他們的那種捨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屬於中國電影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資源，是我們同西方電影競爭的重要的文化資本。圖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④ 1926年到1949年美國電影在中國是如何滲透和終結的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打響的時候開始，美國電影就開始全面進軍中國市場，到戰爭結束時，好萊塢已經取代歐洲，後來居上。
到了1937年與1945年間，美國電影在中國的市場波動很大，這主要是因為爆發了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1941-1945）
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期望同美國保持友好關系，希望獲得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對它的支持，並沒有對好萊塢在中國市場的占據採取更為激烈的措施，而是默認其在中國電影市場所佔據的霸權地位。
美國的電影與中國政治結合起來，與政治勢力有著緊密聯系。好萊塢在中國市場的回收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實現的，即分賬制和包賬制。從好萊塢的角度出發，分賬制使他們得以更方便地控制影院，在電影放映的類型、市場營銷中的包裝方式，以及分配給每部電影的放映時間等方面都掌握著主動權。美國電影一向壟斷中國進口影片市場 ,戰後美國電影在一度銷聲匿跡後卷土重來 ,利用種種有利條件 ,重又占據了上海電影市場的壟斷地位。然而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並不長 ,隨著國產電影業的復甦 ,上海電影市場的情況也在逐漸變化 ,尤其是在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下 ,美國電影原本賴以擴張的基石——拆賬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 ,並成為阻礙其發行的因素。因此 ,194 7年以後 ,美國對上海的電影輸出數量急劇減少 ,其在上海電影放映市場所佔份額也逐漸下降。這一趨勢與戰後美國對中國全方位的滲透與控制有所背離 ,於此可見歷史的復雜性與多視角觀察的重要性。盡管美國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大城市市民喜愛美國電影,但是從進步知識界和電影界的普遍文化立場看,中國電影人對絕大多數美皮拍國商業電影採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態度,這反映了中國電影知識分子在明確的民族情感下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本土立場和清醒的文化理性精神。通過輿論這種民族情感和本土立場也在廣大民眾中逐漸蔓延。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證權的瓦解，，美國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帝國時代也燃大羨隨之結束了。
電影初入中國，觀眾最先感受到的是新奇〔1〕早期美國電影帶給國人的感受大抵如此。
1926年，華納兄弟影業公司拍攝了用唱片來配唱的由J.巴里摩爾主演的歌劇片《唐璜》(A.克羅斯蘭導演)。
1927年10月6日又首映了由A.克羅斯蘭導演、A.喬生主演的有歌唱、對白、聲響的《爵士歌手》，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聲故事片。
1928年7月6日華納公司又推出了「百分之百的有聲片」《紐約之光》。自此，有聲電影全面推開。至1930年，除卓別林繼續拍攝了幾部無聲片外，全部故事片均為有聲片。從1905至1949年中國電影的發展，認為這是從確立現實表現形態到建立電影美學傳統的重要階段，它以對現實生活的「疏離→接近→參與→批判」的過程，確立了中國電影現實主義的發展路徑；它以「娛樂性喜劇→古典傳統悲劇→現代社會悲劇」的變化，確立了中國電影的審美形態。它對中國電影傳仿掘統及藝術風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本世紀20年代起，國人對美國電影的感受由新奇而轉向批評，並逐漸發展為泛政治化的觀照.20年代已佔
世界各國放映節目的60%-90%。中美電影交流中的矛盾沖突，便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對美國電影的批評，首先源於道德的沖突，它包含了三個主題，邪惡、色情與辱華。

⑤ 中國電影歷史

在中國電影世紀史上，新時期電影佔有突出地位，這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佔了五分之一，在各個時期中時間最張；而且因為它特色鮮明，個性突出，顯得最為豐富多彩！
從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矛盾徘徊時期。在這個時期里，電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罪行這一中心內容外，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恢復被「四人幫」定為「毒草」、大張撻伐的建國後「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組織寫以同「四人幫」斗爭題材為重點的影片創作。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復映片受到了觀眾如飢似渴的歡迎；這些影片的創作者，也取得了相應的精神解放。同時出品了近50餘部故事片，特別是「十七年」間已有成就的導演如成蔭、謝鐵驪、謝晉等的重新拍片，顯現了某些創作上的生機。但總的說，那時人們的思想還不是很解放，在創作上、思考問題上，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顧忌,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開始了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這一時期的開端，人民精神振奮，心情舒暢，意氣昂揚。它帶來科學文化的春天，文學藝術的春天，也帶來了電影的春天。
從那時起到現在，經過了20年的發展，中國電影藝術同其他文學藝術類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樣，走過了一條並不筆直、平坦，然而卻是發展向上的道路。在這個進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這是任何一個處於大變動的社會都在所難免的。但經過黨、政府和全體電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還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當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電影界思想空前活躍，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以總結建國後電影的歷史經驗、解放思想為突破口，人們不斷開拓電影創造和理論的新思路。電影和搞電影創作的人，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既然這樣，那麼作為社會的人的電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矛盾、分歧和斗爭。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重申：「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同時指出，「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藝術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些，以及祝詞中的其他內容，有利於統一電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導電影工作的健康發展。那以後，電影藝術創作和學術理論上，都開始了大膽的創新和探索。
在學術理論上，從1979年春《人民日報》開展「怎樣把電影工作搞上去」的討論以及隨後《電影藝術》關於「電影語言的現代化」的討論起，在以後數年裡。電影藝術思想空前活躍，大體是暢所欲言的。關於電影與戲劇、與文學關系的討論，關於電影美學、電影本性的討論，關於電影民族化的討論，關於電影創新的討論，記實性美學的被張揚，以及對西方傳統電影理論和現代電影理論，如蒙太奇理論、長鏡頭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女權主義、文本分析、原型批評，以及其他現代與後現代理論的被譯介和引進，還有對中國傳統電影理論及美學的討論，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國後從來所沒有過的蔚為大觀的學術現象。他們程度不同地、或顯或隱地影響了創作，特別是促進了電影創作者對於電影理論乃至整個文化理論的重視。加以各種影展、回顧展的舉辦，各種評獎活動、電影節參賽，還有電影創作界和理論界的走出去、請進來，都大大地增加了國內的和國際間的電影交流，拓寬了電影工作者的眼界。與此同時，台灣、香港地區以及各外國影片的引進放映，及與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鑒的機會。這一切藝術現象和相關條件，構成了新時期電影的一大特色。有學術氣氛的電影發展和沒有學術氛圍的電影發展，確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應當指出，在這些電影藝術討論和爭鳴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個誰是誰非的科學判斷。因為這還需要歷史的證明和實踐的檢驗。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都有益於中國電影的進步和電影學術自身的發展；比較好地做到了不同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造就了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在新時期的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建樹，他們的論文、專著和結集，把中國電影學術園地裝點得一派生機。
同學術理論的空前活躍同步，是創作的繁榮興盛。1979年，改革開發的頭一年，電影創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一年共生產故事片（含舞台藝術片、下同不贅）63部。「《從奴隸到將軍》、〈淚痕〉、〈吉鴻昌〉、〈歸心似箭〉、〈啊！搖籃〉、〈苦惱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槍聲〉、〈生活的顫音〉、〈櫻〉、〈傲蕾∙一蘭〉、〈苦難的心〉、〈海外赤子〉、〈神聖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導〉、〈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這個長張的多達22部的獲文化部1979年「優秀影片獎」的故事片名單，足已印證這一成就。如果我們對這個名單稍加分析，不難進一步發現，這里不僅有題材內容的豐富性，如歷史和革命歷史、揭露「四人幫」罪行、「四化」建設、少年兒童、華僑故事、中外友誼、民間藝人命運，而且有著樣式形態的多樣化，如正劇、悲劇、喜劇、傳記、驚險等。從主創人員的層面考察，這里既有建國後「十七年」已經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創作經驗的編導藝術家。在前一類被人們已經習慣地稱之為「第三代」導演的創作中，他們在追尋現實主義回歸的意向里，力求藝術的真實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內容盡可能完美的統一，並力求寫出自己的藝術個性和風格來。同樣是歷史人物題材的影片，《從奴隸到將軍》寫的緩急、凝重，而《吉鴻昌》則奔放、激越；〈啊！搖籃〉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槍聲〉的懸念性，〈淚痕〉的嚴謹，〈苦難的心〉的深沉，〈歸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的清喜劇風味，都使這一代導演的創作，在現實主義的一致的前提下，顯現出多姿多彩的風貌。
從這個名單中看，「文革」前電影學院畢業而這時才有機會第一次獨立執導影片的導演的作品，佔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櫻〉、〈小花〉、〈苦惱人的笑〉。他們同樣遵循現實主義創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藝術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藝術方法及形式的處理上，力圖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櫻〉的記實性手法和記錄片式的攝影處理，〈生活的顫音〉把影片的故事結構同音樂的曲式結構疊套一起，〈小花〉中過去和現在的時空交替並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區分開來，〈苦惱人的笑〉把幻境、夢境和現實交叉組接，以人物心理構成統一的線索；這一切都標志著創作者在藝術構思上的用心。盡管這些影片帶有相當程度的實驗性，從而程度不同地顯出這樣或那樣的稚嫩痕跡，但他們的創新勇氣極為可嘉，其作品也給觀眾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國電影創作生產豐富的一年」，「涌現了一批題材、樣式豐富多彩、內容、樣式有所創新，有一定藝術質量的好影片」，「有了一個帶有轉折性的、十分可喜的進展」。

⑥ 為何上海會成為中國電影發祥地

早在1941年，影界大佬羅明佑就提出：「自最初的中國電影至最近的中國電影，悉由廣東人領銜演出」；他還如數家珍報了一長串粵籍影人名單，有鄭正秋、黎民偉、黎北海、羅明佑、蔡楚生、張織雲、楊耐梅、阮玲玉、胡蝶、陳雲裳等等，聲稱「隨時隨地都遇見廣東籍的銀色戰士」。另據浙江影協統計，在中國電影百年歷史長河中，共有上百位寧波籍影人作出了貢獻，包括電影編導張石川、袁牧之、應雲衛、桑弧、林杉、干學偉、張鑫炎、張子恩；電影經營家邵醉翁、邵逸夫、柳中亮、柳中浩、徐桑楚；電影技術家鄭崇蘭、林聖清；電影演員韓非、張翼、舒適、王丹鳳、喬奇、白穆、陳思思、洪金寶、周星馳等。然而，廣東人從影雖多，廣東並未成為中國電影的搖籃；寧波人從影也多，寧波亦未提供早期影人馳騁的空間。當年那些「恥為人後、勇於進取」的寧波人，不約而同作出了「成才非去上海不可」的選擇。上海自開埠後形成的開放性、商業化社會環境，當仁不讓地成為電影這一舶來品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想土壤。
19世紀末以來，「影戲」在上海這個娛樂需求極旺盛的大都市營造出得天獨厚的文化空間與市場，生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諸多「第一」，舉其要者有：
1896年8月，上海徐園放映「西洋影戲」，首開中國人第一次看電影的紀錄；
1913年9月，第一部國產故事片《難夫難妻》在上海問世；
1922年3月，張石川、鄭正秋等在上海創辦第一家股份制「明星影片公司」；
1927年1月，中國第一部電影年鑒《中華影業年鑒》在上海出版；
1931年3月，明星公司在上海推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
1941年9月，萬氏兄弟在上海攝制中國第一部大型動畫片《鐵扇公主》；
1947年10月，史詩性悲情大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上海連映三個多月，觀眾近80萬人次，創下國產片票房新紀錄；
1948年8月，中國第一部譯配英語的《假鳳虛凰》從上海輸往歐美放映。
據統計，上世紀20年代共有142家電影公司在上海開張，此後優勝劣汰，形成明星、天一、聯華三大公司鼎足而立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作為中國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的龍頭地位。曾有人提出「一城電影」的說法，因為1949年以前攝制的3000多部國產片，其中80%以上出自上海，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電影的重鎮。與此同時，在上海涌現出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影人群體，名編導與名演員珠聯璧合，創作出《神女》《漁光曲》《大路》《馬路天使》《萬家燈火》《小城之春》等載入世界電影史冊的經典名作。中國電影史上有不少重大事件、重要現象均同上海有著密切關聯，誠如先驅者鄭正秋所言：「中國之上海，猶美國之好萊塢。影片公司，星羅棋布；電影明星，薈萃於此。」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一座城市與電影的歷史淵源如上海這么深厚久遠。
然而，上海作為中國電影的發祥地，至今給後人留下了哪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電影歷史遺痕？
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現今還能尋訪到不少與中國電影歷史相關的舊址，在那些物理空間的背後潛藏著影壇軼聞，留存著彌足珍貴的電影文化符號，彰顯上海所擁有的深厚電影文化積淀。例如1896年最早放映「西洋影戲」的徐園，其原址為天潼路814弄地塊，此前還遺留著1881年建造時的界碑。又如，30年代初任光、聶耳錄制有聲電影插曲的「百代唱片公司」小紅樓，現掩映在徐家匯綠地之中，此處追根溯源乃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地。再如，中國影壇名人30-40年代幾乎都在上海石庫門弄堂居住生活過，如鄭正秋（進賢坊）、田漢（日暉里）、夏衍（業廣里）、阮玲玉（沁園邨）、胡蝶（四明邨）、周璇（元吉里）、蔡楚生（千愛里）等，他們住過的寓所現已受到文物保護部門，一塊塊鐫刻著名人姓氏的紀念銘牌出現在那些故居的門首。從搶救電影歷史遺產的意義上說，這些存量不多的舊址構成中國電影跨越一個世紀的人文景觀資源。
上海曾是中國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20世紀30年代，國內共有233家影院14萬個座位，上海一地擁有53家影院3.7萬個座位，約佔四分之一比例，市民看電影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但令人遺憾的是，前些年上海掀起新一輪城區改造，如建於1925年的「夏令配克大戲院」（解放後更名新華電影院）說拆就拆，從此讓人覺得南京西路少了點人文氣息。這也警示我們，上海歷史文化遺產不容再流失！由主管部門公布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名單上，不少老字型大小影院榜上有名（當年稱「大戲院」）：金城大戲院、中國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大光明、新光、蘭心、國泰、美琪等等。在這些影院里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如1930年2月22日，洪深在大光明戲院憤起阻止好萊塢辱華片《不怕死》上映；1936年3月，卓別林訪滬「閃電之旅」光顧新光戲院等。目前「老當益壯」仍在服役的專業電影院屈指可數，僅剩大光明、國泰兩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電影刊物出版中心。早在1921年4月，顧肯夫、陸潔、張光宇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本《影戲雜志》，現已成為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電影文獻鎮館之寶。此後近三十年間，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志、電影畫報多達207種。這些塵封已久的電影文獻，已被上海圖書館列為數字化搶救項目。
記得數年前訪洛杉磯漫步好萊塢街頭，看到早期美國電影業的瓶瓶罐罐、一紙一片均被當作文物陳列，不由感嘆好萊塢角角落落都溢出電影的氣息。香港同胞亦大力打造「電影香江」城市名片，訪港遊客步出機場，隨手能取到一張《香港電影地圖》，以此吸引四方影迷按圖定址，參觀港島各種電影景點。我想，黃浦江畔也應樹起「電影上海」的標幟，與浦東迪士尼樂園遙相呼應，吸引海內外遊客和影迷來此觀光，構成一趟撫今追昔的上海電影文化之旅。

⑦ 上海電影製片廠簡介及詳細資料

概述

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和工商業最繁榮的城市，上海為電影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96年，中國第一場"西洋影戲"的放映在上海舉行;1913年，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在上海製作完成;1921年，中國第一部正式意義上的電影故事片在上海誕生。從此碧喊好，電影在上海迅速發展，並逐漸形成了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傳統和民族風格。

1949年以前，中國電影的主要生產地便在上海，這使上海具有著大量的電影生產經驗、人才和物質實力。例如亞細亞影片公司、上海影戲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藝華影業有限公司等等一系列中國最早悔鉛期最有影響的電影製作機構都建在上海。因此，把上海視作中國電影的發源地並不為過。上海電影製片廠正是在這個傳統上成立於1949年11月16日的。第一任正、副廠長滲段為劇作家於伶和戲劇家鍾敬光。電影藝術家、劇作家陳白塵和張駿祥出任了藝術委員會的正副主任。

發展簡史

1949年11月16日，上海電影製片廠宣告成立。由於伶任廠長，鍾敬之任副廠長。1950年，上影拍攝完成了建廠後第一部故事片《農家樂》，1953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合並了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由多家公私合營和私營公司組成)。期間，上影創作了一批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優秀影片，《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雞毛信》、《鐵道游擊隊》、《家》等影片，為新中國電影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企業文化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譯製片是《團的兒子》(原譯名《小英雄》周彥譯制導演)由上海電影製片廠1950年譯制。1953年，桑弧導演拍攝了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是新中國拍攝的第一部彩色舞台藝術片。1957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改組成上海電影製片公司，1958年轉為成立上海市電影局，均由袁文殊擔綱負責。下轄江南、海燕、天馬3家製片廠和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譯制廠以及電影技術供應廠、電影演員業余劇團、電影樂團、電影發行公司等10個單位。這期間創作的《女籃五號》、《林則徐》、《聶耳》、《羊城暗哨》、《今天我休息》、《老兵新傳》等影片再次創造了一個新的 *** 。

1957年，由謝晉導演的影片《女籃五號》是新中國第一部體育題材影片。1958年，由沈浮導演的《老兵新傳》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寬銀幕立體聲故事片。1959年，鄭君里導演的影片《聶耳》是新中國第一部音樂傳記片。

短短十年間，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為中國電影最大的生產基地，上海電影的發展進入了第一個豐收期。各路精英匯聚申城，新片佳作層出不窮，影響深遠廣泛。無數的"第一"續寫著曾經的榮耀，也開拓著更寬廣的未來。

優秀影片

作為中國影片生產基地，拍攝了許多優秀影片，如《51號兵站》、《羊城暗哨》、《女籃五號》、《紅樓夢》、《聶耳》、《李師師》、《枯木逢春》、《李雙雙》、《舞台姐妹》、《白求恩大夫》、《苦惱人的笑》、《天雲山傳奇》、《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秋天裡的春天》、《芙蓉鎮》等。1957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曾一度改為上海電影製片公司，下設3個電影製片廠:江南電影製片廠、海燕電影製片廠和天馬電影製片廠。不久，撤銷江南廠，上海電影製片公司改建為上海市電影局。

1973年後，海燕廠(當時名為紅旗電影製片廠)和天馬廠(當時名為)重新合並為。補充:上美術電影製片廠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美術電影製片基地，成立於1957年4月。她是融美術片、兒童片的製片、製作、發行、放映及圖書、雜志、音像製品、多媒體產品的出版、發行、銷售;著作權授權經營與開發:兒童卡通服裝、玩具、文具禮品的開發與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影視文化機構。這里匯集了蜚聲動畫影壇的編劇、導演、美術設計師、攝影師、作曲家和技術專家，具有較強的影視卡通片創作、製作和衍生產品研發實力。

50多年來，《鐵道游擊隊》、《牧笛》、《南征北戰》、《雞毛信》、《渡江偵察記》等優秀作品享譽國內外，獲得了包括丹麥歐登塞童話電影節"金質獎"、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及中國電影"金雞獎"、"華表獎"、"童牛獎"等在內的200多個獎項。在致力於發展中國民族卡通片的同時，還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合作拍攝了《狐狸列那》、《諾亞方舟》、《不射之射》、《環游地球八十天》、《番茄醬》、《鴨子偵探》、《天才發明家》等影視片。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具有較完善的影視發行網路。

所創作的影視卡通片發行至東南亞和歐美地區;由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製作的卡通片電視播放欄目《卡通王》在全國近30家電視台播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擁有上海億利美動畫有限公司、上海卡通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卡通王》雜志社和上海美術電影專修學校等實體，以動畫產業化發展為目標，為社會各界提供影視片、廣告片的製作、形象設計、卡通產品的研製開發、製作和卡通片創作人才培養等服務。

技術支撐

以高新技術為支撐，以優秀人才為基礎，與海外資本相聯合，與國際水平相銜接，建設設施齊全，技術先進、服務優良、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完整高效的製作技術基地和服務體系!

相關產業

積極開拓影視相關產業， 理順體制，尋求新突破，組建新團隊，形成以影視布景製作、美術設計、廣告製作推廣以及相關專業化產業群體;合作興建電影產業研究所和電影學院，延伸電影社會功能，擴大電影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