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濤北京電影學院

⑴ 盲人神童如來是什麼電視劇

是盲童如光，出自《大海與天使》。

《大海與天使》張榮生執導，魏巍、蔣雯麗等主演，講述的是海軍上尉唐岩意外救助一位被拐賣淪為乞丐的盲童如光並將其送進市盲人學校讀書。唐岩也在盲校做義工的過程中與美麗善良的音樂老師喬婭互生愛慕，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同時，在各界的幫助下，失散多年後，如光母子重逢。

2016年，電影《大海與天使》全國首映，先後入圍第3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第7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第8屆澳門國際電影節、第27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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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製作

宋沐澤作為一名遊走在多個不同角色的實力派男演員，他飾演的角色可以很呆萌、可以很二、也可以很陽光帥氣，同一個他，卻將一個個角色詮釋出了不同的味道，而在電影《大海與天使》這部作品中，宋沐澤飾演的鄭濤一角也成為了該影片的一大亮點，在進入影視圈中的短短幾年時間內，宋沐澤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一直在演藝道路上穩步前行。

國內電影首次拍攝航空母艦，也是國內電影首次選用（青島盲童學校）群盲學生出演，力求真實，前期溝通是一個極其煎熬的過程。

⑵ 經過磨難後成功的例子3個

不經過戰斗的舍棄是虛偽的，不經歷磨難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以下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經過磨難後成功的例子，歡迎閱讀!
經過磨難後成功的例子1:
他所關注的常常是這個世界不願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沒有一部能夠登上電影院線的作品。他說不清自己為何偏偏要關注這些令人痛苦的現實，“可除了這些，還能關注什麼?我想不出來”。

在德國柏林波茨坦廣場一棟極具朋克風的電影院里，當來自中國的紀錄片《在一起》放映結束後，等待導演趙亮的是500多名觀眾長時間熱烈的掌聲。在如此熱情的表達方式面前還不太自在的導演，甚至不由得感覺“讓我站在那兒半天，挺尷尬的”。

兩個月前，這部反歧視艾滋病紀錄片成為第61屆柏林電影節全紀錄單元中唯一的華語影片。“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一名坐在觀眾席的德國記者贊嘆道，“它讓我看到中國人對艾滋病人的態度。”

當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納100多人的影廳里座無虛席，僅僅85分鍾的影片結束，燈光緩緩亮起時，仍然沒有人起身離去。牆壁上貼著不太顯眼的電影海報：春天裡，漫山遍野開著粉白色的杏花，三個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樹下微笑著談論生死和未來。

巨大的電影幕布上，是曾經被刻意忽視的感染者。雲南、黑龍江、上海、四川……趙亮幾乎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在這些城市尋找這個人群。防艾組織向他推薦感染者，上百個人與他在網路上聯系，他們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嬰傳播、賣血、宮外孕手術輸血或不安全的性行為，感染了這種可怕的疾病。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頑強地生活著。

看起來，那是一個和趙亮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個40歲的男人戴著黑框眼鏡，穿著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褲，即使安靜地坐在電影人扎堆兒的咖啡館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時，他每分鍾就會用iPad“織條圍脖”，並不忘記用自己的iPhone4手機上傳“山花爛漫野長城”的照片。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用鏡頭記錄苦難。1995年，這個生長在邊境小城丹東的男人，從丹東電視台來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認識了一些“主動放棄國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圓明園一帶的流浪藝術家”。在那裡，他記錄下圓明園畫家村被強制解散的事件。

此後，他又用12年的時間拍攝北京的上訪村。這個長發青年，每天騎著自行車尋找拍攝對象。苦難是那裡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邊扛攝影機，一邊流眼淚”。

趙亮聲稱，就是在長達12年的拍攝過程中，他“變成一個老爺們兒了，不再輕易被感動，更多時候會在腦子里思考”。但那段回憶已經無法抹去，這個工作起來總是“苦瓜臉”的導演，曾經認真地問錄音師：“我十幾年都和這樣的人交流， 面相 都變苦了吧?”

三年前，顧長衛籌拍與艾滋病有關的電影《最愛》，並打算尋找到一些艾滋病人進入劇組。顧長衛找到了已經在獨立紀錄片界頗有名氣的趙亮，試圖為這些病人拍攝一部紀錄片。

對於趙亮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愛》和《在一起》兩個劇組的成員都難免會生出擔憂，布景部門的人擔心：“蓋房子、搭景常會有傷口，這會感染嗎?”還有人擔心：夏天男人們都打赤膊，流汗會不會引起傳染?

剪輯師馮章順還記得，第一次和感染者們吃火鍋，他心裡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頓飯，連菜是什麼味兒都不知道”。

“我們對艾滋病只有最粗淺的了解，一開始時，心裡難免會害怕。”導演助理耿軍回憶，那時趙亮只是扯著脖子喊了一句：“沒事，不傳染!”

“雖然沒人知道他心裡到底怕不怕。”耿軍笑著補充了一句。

漸漸地，這個“不K歌也不闖夜店”的導演發覺：“就這么在一起生活，像親人一樣，真沒什麼。”但當恐懼消除後，另一種更復雜的情感又出現了。“特別糾結!”他嘆了口氣，再一次在鏡頭之外產生焦灼的無力感。

2010年 除夕 ，趙亮前往山西臨汾拍攝胡澤濤的家鄉。全家只有這一個孩子是病人，母親早逝，父親續弦。在那個窮困的小山村裡，這種病足以讓家人難堪了。鏡頭中，煮著粉條、腐竹、青菜的火鍋就是這家人的年夜飯。但那一張臟兮兮的小臉吃得再起勁兒，也從來不敢把筷子伸進火鍋夾菜。

“爸，給我夾塊豆腐。”孩子舉著碗怯生生地喊著。

同行的人還記得，當時這個東北男人“氣極了”，他甚至大聲質問那位父親：“是你不讓他在鍋里夾菜嗎?”

如今，這個小男孩就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里那位童星一樣，坐上飛機，參加柏林電影節、香港電影節，和國際明星一起走過紅地毯。

但趙亮總還是會擔心，一旦他們回到家，將要面對的還是低矮的土房和破舊的土炕。可他相信：“盡管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個人的命運，但讓更多人看到他，逐漸或緩慢地讓感染者的生存處境稍微改善，總有些現實意義。”

而對於小男孩胡澤濤來說，影片拍攝結束後，他終於可以和家人同鍋夾菜了，這或許就是最現實的意義。

沒有人知道，這個仍然常常被稱為“新人導演”的40歲男人，究竟為什麼會如此執著地對灰暗的現實感興趣。因為在生活里，他無疑是鮮亮的，“挺時尚的一個小伙兒”。

工作夥伴們還記得，在拍攝《在一起》的四個月時間里，盡管那片山區甚至沒有網路，但這個導演從來沒有忘記“臭美”，“總穿特別緊的T恤，有點英倫范兒，一天一件新衣服，連顏色都不重樣”。

但是，當他扛起攝影機，一切就改變了。在同事們看來，他是“對待工作最認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滿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雖然“很真誠，掏心窩子”，可是一旦走進鏡頭的世界裡，就“常態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這么好的鏡頭，全被你毀了!”這個工作狂不只一次對不小心穿幫的工作人員大喊大叫。

可當他卸下自己的攝影機，卻常常感到精疲力盡，“做紀錄片真的太苦”。因為他所關注的常常是這個世界不願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沒有一部能夠登上電影院線的作品。他說不清自己為何偏偏要關注這些令人痛苦的現實，“可除了這些，還能關注什麼?我想不出來”。這個總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普通文藝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個人，有點良知和正義感的話，都會去關注這些，否則，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

如今，他40歲了，他的紀錄片第一次真正走進電影院，排隊等候的觀眾將整個影廳坐滿。而在電影人聚集的咖啡館，這個男人在接受采訪時連續吸了五根香煙。一個朋友走過來調侃他：“喲，主流導演來啦!”

“馬上就回歸了。”他看著對方的眼睛一本正經地回答。

“每個人不都在遭受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嗎?”一個短暫的疑問句之後，他吐出一口煙，“這是一個多麼粗糙的世界啊!”
經過磨難後成功的例子2:
徐菊英的家在浙江上虞市章鎮江沿村。1987年1月，22歲的她與同村開 拖拉機 的24歲小夥子鄭惠忠戀愛結婚了。婚後，鄭惠忠在外跑運輸，徐菊英在家搞種養，日子過得幸福美滿。

那年夏天，災難突然降臨這個家庭。一天，鄭惠忠在拉貨途中發生車禍，當即不省人事。在醫院里，徐菊英撲在丈夫身上，哭得死去活來。當時，他們結婚才半年。

此後，懷有身孕的徐菊英帶著丈夫，奔波於杭州、上海等地各大醫院求治。然而，幾家醫院一致診斷：鄭惠忠脊椎骨斷裂導致高位截癱，沒法治。無奈，徐菊英挺著大肚子，把丈夫帶回了上虞章鎮老家。

鄭惠忠頸部以下的身體全部失去了知覺，不僅下肢癱瘓，連雙手也動彈不得，吃飯要人喂，大小便要人料理，一個生龍活虎的強壯漢子轉眼間變成一個廢人。面對殘酷的現實，徐菊英擦乾眼淚，決心再苦再難也要撐起這個家。

想到自己將在床上度過一輩子，鄭惠忠實在無法接受，他的性格變得孤僻，脾氣暴躁。他用僵硬的手臂狠命擊打床頭櫃，用力摔碎杯子，還用頭部撞擊牆壁。他甚至幾次哀求徐菊英：“還是讓我死吧，我這樣活著比死還難受啊!”徐菊英忍著淚，一次次溫情地勸慰丈夫：“你死了，難道叫我守寡?讓我們的孩子一出生就沒有父親?惠忠，你不要再煩躁，你越煩躁，我的心越痛。人生厄運誰都難料，我們一起面對現實吧!你放心，不管有多難，我一輩子也不會離開你!”

1987年12月16日，徐菊英在章鎮醫院順產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兩個小生命的到來，給這個愁苦的家庭帶來了歡樂和生機。徐菊英將雙胞胎兒子抱到鄭惠忠床前，鄭惠忠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的心裡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徐菊英夫婦給雙胞胎兒子取名為鄭波、鄭濤。

有了雙胞胎兒子後，徐菊英更加忙碌了，常常是一邊哄孩子，一邊給丈夫端水喂飯、翻身擦背。有時難免顧此失彼，不是丈夫大小便弄臟了衣服，就是兩個孩子哇哇大哭，把徐菊英折騰得心力交瘁。

一段時間下來，徐菊英眼圈發黑，頭腦發暈，人一下子瘦了七八斤。她深深體會到了生活的辛酸與艱難。

含辛茹苦撐起風雨飄搖的家，

不離不棄照顧丈夫養育兒子

丈夫癱瘓在床，一對雙胞胎兒子要撫養，一個弱女子如何能扛起這個重擔呢?旁人都替徐菊英捏著一把汗。有幾個鄰居悄悄勸說徐菊英另做打算，徐菊英淡淡一笑，說自己要對丈夫和兒子負責，不會拋下他們不管的。

1988年秋，一位親戚偷偷為徐菊英介紹對象，還搬來徐菊英的母親當說客。徐菊英沖母親嚷道：“媽，你怎麼這么糊塗，我如果拋棄惠忠再嫁人，那我還是人嗎?”母親見女兒態度如此堅決，只好一聲不吭地走了。

為了掙錢養家，徐菊英重操舊業搞起了養殖。她請人在自家房屋旁搭起豬舍， 飼養 了3頭母豬，20隻白鵝。3頭母豬到了下崽的時間，徐菊英叫來妹妹幫忙照顧雙胞胎兒子，自己每天睡在豬棚里，親自為母豬接生。母豬一年生產兩窩，3頭母豬產下65頭仔豬，徐菊英有了850元收入，不由得喜上心頭。

1989年3月，徐菊英承包了村裡7畝責任田。農忙時節，她每天早晨4點半就起床，先給丈夫換尿袋、翻身揉背，接著煮好早餐喂丈夫吃，然後侍弄好兩個兒子。吃過早飯後，她帶著兩個兒子去上工，把他們放在田埂上，任他們自己玩鬧，她邊幹活邊照看。實在忙不過來時，不得不求助姑婆(丈夫的姑姑)幫她照看孩子，早上她把兩個孩子抱過去，晚上再把他們接回家。

徐菊英就這樣熬呀熬，熬過了一年又一年。看著兩個兒子一天天長大，盡管她每天都很勞累，但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期望。

雙胞胎兒子上學後，徐菊英將家裡的電話放在丈夫的床頭，把自己的手機號碼輸入電話機。她出門幹活時，丈夫如有不適，就可以用手指或舌頭吃力地點擊電話機的免提和重撥鍵，她接到電話後便會快速趕回家。

鄭惠忠的暴躁脾氣有時仍會發作，這是長期卧床心煩意亂造成的。一天，徐菊英在田裡幹活回家有點晚了，鄭惠忠板起臉孔指責妻子：“你只管幹活，難道不顧我的死活?我的肚子餓得咕咕叫!”面對丈夫的數落，委屈湧上徐菊英的心頭，一串淚珠忍不住從眼角滑落，但她很快平靜下來，擦乾眼淚賠著笑臉說：“惠忠，你耐耐性子，是我的錯!”接著，她趕快跑到廚房給丈夫做飯。

鄭惠忠每次發過脾氣，安靜下來後都會向妻子道歉。他深感內疚，恨自己拖累了妻子，內心一直在痛苦地掙扎。一次，他突然對徐菊英說：“趁你還年輕，再嫁個人吧! ”徐菊英一聽，直跺腳吼道：“你胡說什麼! 再說，我不理你!”

1993年，徐菊英為了多掙錢，擠出時間參加了鎮農業函授大學組織的培訓班。學到技術後，她在承包的農田裡種了4畝葡萄。剪枝、施肥、培土，徐菊英耗費了大量心血。她還不甘心，又種桑養蠶，桑樹下飼養“三黃雞”。徐菊英每天忙個不停，鄰居們都說她像一頭不知疲倦的牛。有時忙得實在抽不開身，徐菊英乾脆用手推車把丈夫帶到田間的草棚里，她好一邊幹活一邊照顧。

長期的勞累使徐菊英疲憊不堪。一次，鄭波、鄭濤兩兄弟放學到田間找媽媽，發現媽媽竟在“蠶寶寶”的床榻前席地睡著了，那布滿老繭的雙手還捏著桑葉，臉龐顯得憔悴蠟黃。兄弟倆忍不住“撲簌簌”地掉下眼淚，輕輕地推醒了媽媽。

1996年3月，徐菊英興奮地對丈夫說：“我們的老房子太破了，趁兒子還小，造新房吧!”“造新房，哪有錢啊?”丈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裡湊一點，不夠我去借。”徐菊英語氣很堅定。“菊英，真是難為你了!”鄭惠忠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眼眶裡溢出了淚水。不久，在親戚朋友的資助下，徐菊英家的兩間二層樓房建好了。房子封頂那天，徐菊英卻累倒了，被人抬著住進了章鎮醫院。

23年艱辛付出感動世人，雙胞胎大學生帶給癱瘓丈夫歡顏

徐菊英用妻子的溫情悉心照料癱瘓丈夫，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續;用深沉的母愛養育雙胞胎兒子，使兩個兒子健康長大。無論生活多麼艱難辛苦，她從不叫苦喊累。

徐菊英的善良與堅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兩個兒子，鄭波、鄭濤從小就懂事。兄弟倆上學後，哥哥是班裡的文體委員，弟弟是班長。在學習上他倆暗暗較勁，成績都很優秀。每天放學回家，他們爭著幫媽媽做事。農忙時，兄弟倆還會幫媽媽下田干農活。見兩個兒子這樣懂事、勤快，徐菊英感到十分欣慰。

雙胞胎兒子是徐菊英的精神支柱，為了供兩個兒子上學，徐菊英節約到了苛刻的程度，10年時間都沒添過一件新衣。她把賺來的錢一分一厘地存起來，自己捨不得用一分錢。讀初一那年，鄭波獲得上虞市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第一名，鄭濤物理考試奪得全市二等獎。徐菊英特別高興，分別獎勵兩個兒子一件開司米套衫和一條新褲子，兄弟倆如獲至寶。媽媽的艱辛和付出，鄭波兄弟全部看在眼裡，他們在疼惜媽媽之餘，恨不能快快長大，幫媽媽減輕負擔。

上初二時，鄭波、鄭濤的成績突然連續下降，有時竟連作業都不完成。班主任老師迅速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徐菊英，徐菊英沉著臉責問兩個兒子：“你們的學習出了什麼問題?”兩個兒子眼淚汪汪地說，他們不想讀書了，想幫媽媽幹活掙錢。徐菊英火了，她第一次罵兒子：“你們這樣沒出息，這么不爭氣，讓你們的爸爸知道，還不把他活活氣死!”兩個兒子含淚認了錯，表示今後要專心學習。很快，他們的成績又趕了上去。

2003年秋，徐菊英咬牙把兩個兒子轉學到上虞“浙江華維外國語學校”讀初三。兒子入學前，徐菊英裝上賣掉55隻三黃雞所得的600元錢，拉著兩個兒子來到縣城新華書店，給兩個兒子每人買了一個復讀機和一堆輔導書，只剩下3人回家的12元車費。

2004年夏，鄭波、鄭濤都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華維外國語學校的高中部。但是，家裡再也拿不出錢供他們讀書了。無奈之下，徐菊英准備向銀行申請貸款。2004年8月10日，上虞市一家民營企業的陳老闆了解到徐菊英家的困境，專程趕到徐菊英家，當場拿出鄭波兄弟所需的第一學期的學雜費共8000元，徐菊英一家感激不已。

2007年高考，鄭波、鄭濤雙雙考入了重點大學。鄭波被浙江師范大學錄取，鄭濤被浙江大學錄取。消息傳來，整個山村沸騰了。徐菊英手捧兩份大學錄取 通知書 ，百感交集，激動的淚水流個不停。躺在床上的鄭惠忠迫不及待地喊道：“快讓我看看!”拿到兩個兒子的錄取通知書，他雙手顫抖，熱淚橫流。

2009年12月，徐菊英被評為2009年度浙江省“感動浙江十大人物”。

2010年暑假，鄭波、鄭濤回到上虞老家，他們歡快地擁著媽媽，不約而同地吐露心聲：“媽，我們大學 畢業 參加工作後，掙來的工資全部交給你，讓你和爸爸過上好日子!”徐菊英飽經滄桑的臉上笑開了花，躺在床上的鄭惠忠也開心得笑出了聲。

如今，鄭惠忠仍然癱瘓在床，徐菊英在悉心照顧丈夫的同時，依舊家裡家外不停地勞作。雖然眼前的生活還是有些困頓，但徐菊英的心裡是甜的，因為她覺得日子有奔頭，幸福的生活離她越來越近……
經過磨難後成功的例子3:
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也是命運最糟的一個。童年，貝多芬是在淚水浸泡中長大的。家庭貧困，父母失和，造成貝 多芬性格上嚴肅、孤僻、倔強和獨立，在他心中蘊藏著強烈而深沉的感情。

他從12歲開始作曲，14歲參加樂團演出並領取工資 補貼家用。到了17歲，母親病逝，家中只剩下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已經墮落的父親。不久，貝多芬得了傷寒和天花，幾乎喪命。

貝多芬簡直成了苦難的象徵，他的不幸是一個孩子難以承受的。 盡管如此，貝多芬還是挺過來了。他對音樂酷愛到離不開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著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滿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對人間美好事物的追求、嚮往。對美麗的大自然他有抒發不盡的情懷。

說貝多芬命運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慘，實際上他最大的不幸，莫過於28歲那年的耳聾。先是耳朵日夜作響，繼而聽覺日 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聽不見農夫的笛聲了。從此，他孤獨地過著聾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於和聾疾苦戰。 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給他安慰的只有音樂。他作曲時，常把一根細木棍咬在嘴裡，藉以感受 鋼琴的振動，他用自己無法聽到的聲音，傾訴著自己對大自然的摯愛，對真理的追求，對未來的憧憬。他著名的《命運交響曲》就是在完全失去聽覺的狀態中創作的。他堅信“音樂可以使人類的精神爆發出火花”。“頑強地戰斗，通過斗爭去取得勝利 。”這種思想貫穿了貝多芬作品的始終。 1827年3月26日，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音樂巨人與世長辭，那時他才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