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談上海電影

❶ 看王家衛的電影對你有什麼影響

王家衛受到的影響，不僅僅是電影，也有文學。

比如他說過他喜歡讀劉以鬯，穆時英和村上春樹的書，還有魯迅和川端康成。《花樣年華》和《2046》的靈感就分別來自於劉以鬯的兩部小說：《對倒》和《酒徒》。大家一定記得《花樣年華》 片尾感謝劉以鬯的字幕。
而王家衛在拍《東邪西毒》（還是《春光咋泄》？）之前，也試過像他拍《一代宗師》那樣，專程到上海尋訪，收集穆時英的資料。

而上海的文化、氛圍、歷史，也是對王家衛的影響非常深的。本身他的祖籍就是上海，一直以來他對上海也是念念不忘，盯滑凱情有獨鍾。
旗袍，麻將，那時候的收音機和電飯煲，還有潘迪華，都是他在電影中，對上海之情的 寄託。
拍《花樣年華》時，又好像早在拍攝前，他就收藏了幾十套旗袍，王家棟看到那些旗袍時，馬上就知道這些一定是弟弟淘來的。王家衛還說過，他對旗袍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母親和母親的朋友身上穿著的旗袍。在拍《花樣年華》時，攝影機的視線都壓得很低，這源讓仿自王家衛童年的記憶。我還以為是學小津的。
我記得陳丹青好像說過，王家衛本來想拍個關於上海的電視劇，但王家衛一直沒想好怎麼拍，拍什麼。不過在《2046》之後，王家衛說以後不會再拍上海題材的電影了，他覺得那裡像 「一杯咖啡，始終會涼下來的。」

《春光乍泄》的片名來自於南美作家曼努埃爾•普伊格的小說，也就是寫《蜘蛛女之吻》的那位。

除了文學，還有音樂。王氏電影中的音樂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再多講了。
王家衛深受黑人爵士樂的影響。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計程車里偶然聽到約翰
• 克特蘭的音樂，很受感動，後來凱喚在《花樣年華》中就用到了他的歌。
還有別忘了《加州之夢》。
在後來的《藍莓之夜》中，為什麼王家衛要選中諾拉•瓊斯——這個從來沒拍過電影的歌手來演，也是因為他有次在美國的計程車中聽到她的歌聲，萌生了找她拍戲的念頭。
我覺得王家衛用音樂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春光咋泄》。
王家衛曾說：「1996年6月22日我第一次來到阿根廷。在這趟行程之前，我聽了許多南美音樂，也買了Caetano Veloso 的《Fima Estampa so Vice》專輯。Veloso深深的感動了我。專輯除了「Cucurrucucu Palomg」一曲外，其餘均以葡萄牙文演唱。我知道這首歌，它在六十年代的香港相當流行，我決定以它來做為劇中主角黎耀輝（由梁朝偉飾）踏進布宣諾斯艾利斯之前的預兆。 」王家衛有在一次采訪中誇過新浪潮，說新浪潮多好多好。（可我不覺得，我覺得 波蘭斯基說的很對，新浪潮就是一堆業余作品）
王家衛最崇拜的導演是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後者曾經邀請王拍《愛神》。
在《藍莓之夜》中，娜塔莉·波特曼這個角色是王家衛對《葛洛莉》的致敬，那部女版殺手裡昂。

sorry，關於電影對王家衛的影響，應該有很多很多話要講，但我所知甚少，只能幫題主到這里了，暫時只能寫這么點。

❷ 王家衛和作家張嘉佳、攝影師夏永康，編劇阿城的故事

《重鄭早慶森林》開場阿武說道：「每天你都有機會跟別人擦身而過，你也許對她（他）一無所知，不過也許有一天，她（他）會變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

一，王家衛和作家張嘉佳。

王家衛是香港電影中最會講故事的編劇，他通過講故事讓鄧光榮對《阿飛正傳》投資4000多萬港幣，最後票房不到一千萬，虧得鄧光榮急火攻心，上醫院打點滴，但王家衛卻一戰成名，成為香港文藝片之王。

張嘉佳是微博中最會講故事的人，那時《從你的全世界路過》還沒出版，經圈中人推薦，王家衛看到這些故事，於是給張嘉佳打了電話，很快兩人就約在上海見面，從劇本聊到生活，連著兩三天都「喝大了」。

於是有了王家衛監制，張嘉佳編劇和導演的《擺渡人》，該片拍攝於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11日，是王家衛拍攝速度最快的電影。

《擺渡人》改編自張嘉佳小說《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其中一篇，原文只有幾千字，張嘉佳寫小說出身，起初寫劇本時候不會對角色做主次之分，裡面有大量的主人公，後劇本改寫了118稿，最後出來劇本有幾十萬字，更是把自己十幾年的人生經歷全放進去。

在拍攝過程中，王家衛有時會片場落淚，他表示，有些戲張嘉佳因為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不敢自己導。

但張嘉佳開始拍的一版，王家衛看過以後有很多的素材沒法剪輯沒法看，於是王家衛自己親自重拍。

因此《擺渡人》其實是王家衛和張嘉佳共同導演的作品，但評價還是很低，難道是因為《擺渡人》是墨鏡王拍片速度過快。

有些觀眾認為影片故事凌亂，後半部分更是不知所雲。

文字可以留給人更多的想像空間，影像則比較直接地表現在人們眼前，兩者有著很大的區別，受眾也不一樣，因此有導演和編劇之分。

不是每個作家和編劇都能做導演。

二，王家衛和攝影師夏永康。

互聯網上那些關於王家衛電影的浮光掠影，這些濃烈而曖昧，帶有濃重王家衛味道的劇照，大都來自同一個人夏永康。

1996年年初，38歲的王家衛遇到了32歲的夏永康。

夏永康曾對媒體說「一開始有些人找我拍的照片，但我拍出來都是『怪怪的』，沒幾個人喜歡，但是突然有一天，王家衛就到工作室找到我，看我的照片，問我『你的作品好像都和別人不大一樣哦？』我就說，『是啊，都沒人喜歡』，他就笑了，『沒人喜歡的，我喜歡。』」

《春光乍泄》是夏永康第一次跟劇組拍攝劇照，當時他只會用自動檔，也不懂得要給相機安裝消音盒滑猛，被現場錄音師責備快門聲音太大後，他只好等到導演喊「ACTION」後再抓緊時機拍照。

誰知道，這正好促成了夏永航潛意識下，必須立即拍下精彩瞬間的概念。他在王家衛喊「ACTION」後瞬間按下快門，而這恰好拍下了演員們半出戲的狀態，營造出獨有的氛圍與風格。

此後夏永康跟隨王家衛還參與了《花樣年華》及《2046》的拍攝及設計工作。

夏永航 ：我不敢跟他吵，他是老闆，他是我的老師，所以我大部分是聽他的。但他想要什麼（照片），他一直不給我答案。我說：你覺得這個怎麼樣？他看完還給我就走開了。我說：你覺得好不好？他說不知道，就走了。他永遠不給我答案。但過了這么多年，其實他不給我答案是對我好，讓我有很大的創作信叢橋空間。

三，王家衛和阿城的故事。

阿城是著名的作家和編劇，代表作品有棋王、小城之春、芙蓉鎮、刺客聶隱娘。

王家衛拍《2046》，曾找阿城給他寫個劇本。阿城一口回絕：你是不需要劇本的，你不要在這兒搞，你乾脆把你電影里編劇這一欄去掉。

聽說王家衛正在拍《繁花》，阿城鐵口直斷：老金（《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最後一定會氣死。這一類不需要電影劇本的導演千萬別認真。

2020年7月《繁花》開機，導演是王家衛，編劇是王家衛，金宇澄，主演是胡歌和馬伊俐，電影講的是上海的故事，對白用的是上海話，

金宇澄認為，上海需要一部能代表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電影作品。希望能把這部「上海密碼」做出來讓全世界理解。王家衛認為，以上海為背景的優質電影還不多。

人類因合作而成為地球生態系統的頂級存在，但在人類自身，卻流傳著「王不見王」這樣一句話，

與王家衛這樣的人合作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❸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最主要的藝術特點是什麼

後現代主義風格，採用結構手法，注重對小人物，都市邊緣人物內心情感刻畫，傾注於時間的表達，喜歡數字，運用MV式的音樂。

❹ 王家衛的電影風格

王家衛的電影風格有台詞短促卻又煽情；人物內斂卻沉默又情緒飽滿；情節簡單卻又扣人心弦。

王家衛，1958年7月17日出生於中國上海，籍貫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區），華語電影導演、編劇、製片人，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系。

王家衛的介紹

王家衛出生於上海，籍貫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區），5歲的時候跟隨父母移居香港，身為海員的父親遠赴馬悉臘來西亞後留咐芹下王家衛和他的母親相依為命。雖然生活貧苦，但他的母親卻幾乎每天都會帶王家衛睜簡滑去電影院看電影，他從此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家衛在香港理工學院（後改名為香港理工大學）讀平面設計時，他曾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畢業後，王家衛因為從事所學專業工作不太久，就用業余時間加入了TVB（又名為香港無線電視台）的製作培訓班的編導組學當編劇。

然而他並沒有在流水線般的無線台呆多久後就選擇了離開無線，從事編劇為生。1988年，執導由劉德華、張曼玉、張學友合作主演的犯罪劇情片《旺角卡門》，這是其執導的首部電影，他憑借該片獲得第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第25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提名。

❺ 如何評價王家衛的新電影《繁花》

《繁花》是一部由香港導演王家衛與上海電影集團合作拍攝的電影，影片出自小說，《繁花》展現了上海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都市實景。金宇澄的解釋是，「繁花就像星星點點生命力特強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樹上閃爍小燈，這個亮起那個暗下，是這種味道。」「上海需要一部能代表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電影作品。希望能把這部『上海密碼』做出來讓全世界理解。」王家衛認為，以上海為背景的優質電影還不多。在美國電影中，紐約一直被作為「美國夢」的核心之地，不管是好萊塢還是東岸電影都把它作為背景，這是很好的展示城市文化的載體。相比之下，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並不多。上海承擔著中國電影培養新一代的責任，讓全世界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❻ 潘迪華 | 讓王家衛情有獨鍾的上海味道

潘迪華出身在上海常熟路一個商人之家。她出生的年代——1930年代，已是Broadway一詞在上海登峰造極的時代了。

Broadway，可理解為廣博多元、萬物共淪一爐。中文也有過譯為「百樂會」「百老匯」，現統一為「百老匯」。上海人的英譯，真可謂匠心獨到，音、意都相融。

而百樂門之所以譯為「百樂門」，相信譯者也在意、音上盡量往Broadway上靠。百樂門對老上海娛樂業的意義，其實不單在其金碧輝煌的外表和爵士樂隊，應該講，百樂門是近代史上中國首家引入Cabaret規模的餐廳。Cabaret和Restaurant不同，雖然都是提供美食的餐廳，但前者有歌舞餐廳之意，後者只是單一的餐廳。1932年百樂門的落成標志著Cabaret在上海已自成一體，比殖民地香港要早二十年之久。

上海灘上的許多流行，最新的好萊塢插曲、最流行的女子發式衣飾，都源自於Cabaret Show。

畢業於上海中國女中的潘迪華，美麗活潑，是頗具反叛個性的上海Baby。

1940年代後期，好萊塢歌舞片在上海鋪天蓋地，一部新片剛剛上演，好萊塢夢工廠的工業化操作就已令其製成唱片，唱遍上海大街小巷，還有周璇、李香蘭等待著江南小調韻味的時代曲，令潘迪華無師自通，跟著唱機就可以朗朗上口。

那點老歌，對上海人都是永恆的回憶——「天涯呀天涯，覓呀覓知音……」真正是如一注醇酒，讓人心都醉了。

然而1949年之後，上海夜總會門口的霓虹燈相繼熄滅了。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白光、周璇錄制的《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的黑膠唱片給踏碎了扔進垃圾桶……那時的上海，入夜後一片死寂，連街燈都是昏暗孤寂和蒼白的。

可那些唱著《何日君再來》的上海Baby們，並沒有隨著靡靡之音的被禁而面目模糊，她們中的一部分南下去香港神魂顛倒去了。潘迪華就是其中一個。

1949年5月，這個年輕的上海Baby孑然一身南下香港，誠然帶不走上海百老匯的舞榭歌壇，卻帶著絲絲縷縷的海上生活精華。

潘迪華是香港導演王家衛手中的一張上海百搭。

幾乎王家衛每一部有上海元素的電影中都有潘迪華。可以講，潘迪華是王家衛電影的靈魂，縱使她從沒在其中出任過主角，只要晃過她的上海韻味的身影，王家衛的電影就成為王家衛了，而且一個不小心，她會搶走主角的戲。

在《花樣年華》《阿飛正傳》或者是侯孝賢的《海上花》中，潘迪華那口原汁原味、沾滿十里洋場吳儂軟語的老派上海華，入耳頗有時光倒流的感覺。潘迪華猶如《人鬼情未了》里那個靈媒，我們唯有憑借她那一口老派上海話，才能感性地與那個逝去的時代有個短暫的交流。

千禧年之後，雖然仍然講著一口標准道地的上海話，被問及有無葉落歸根，回上海養老的打算時，她卻無奈地一笑，說：「我知道上海越來越好，但是大約回不去了。我在香港可享受政府免費醫療……」畢竟身在香港逾半個世紀，接受了落花飄零、他鄉認故鄉的事實。

她是一朵曾在上海十里洋場綻放的蒲公英，然後被一陣風吹起，在維多利亞港邊落地生根，帶著就上海百樂門的一縷余韻，又沾上一身英倫殖民地的紅塵，還揉入絲絲嶺南之風。

潘迪華位於香港跑馬地的家，一如五十多年前她位於上海常熟路的家，屬都會的「上只角」高尚地段。 她的家居布置如同她那一口原汁原味的老派上海話，很是老上海。 尤其那深色方形嵌花柚木地板，正是老上海最規范的、資歷最深的、圖案經典的打蠟地板，比淺色的楓木地板更顯沉實華貴。她家的玄關清清爽爽，不似一般香港廣東人，門口供著土地公，還有一長列各式各樣的拖鞋。

她客廳里的喬其紗元寶型燈罩、布質的鋪著透花白紗巾的沙發、粟殼色的銀器櫥和同料同色的六人大菜檯子，造型老式、經典，猶依稀飄散著1960年代前一種老上海中產階層的居家芳醇。這樣的審美，這樣的上海情結，反在今日的上海已不多見。

難怪《阿飛正傳》中，王家衛安排了一個場景 ：劉嘉玲飾演的咪咪對那位上海太太（潘迪華飾）中日緊閉的大門內的居家，充滿好奇，一日，終於鼓起勇氣要求這位上海太太打開大門讓她見識一下。上海太太就閃身請她入內。通過王家衛的鏡頭看到一個南下香港的上海太太的居家擺設： 一樣的喬其紗大燈罩，一樣的鋪著白通殺的布質矮沙發、矮咖啡櫃……

1931年出生的潘迪華，論年紀，她足以做個時髦外婆，然而看她的眼神舉止，令人想起白先勇收錄在《台北人》中一個短篇《永遠的尹雪艷》：「尹雪艷總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樣變遷，連眼角也不肯皺一下。」

她天生屬於燈紅酒綠的歌壇和夜總會，屬於磨人心腑的情場。

中國人對女孩涉足歌壇舞榭，本已有成見，如再躋身飲酒作樂的夜總會，更是萬萬使不得，如再沾上點點洋氣，簡直可謂丟祖宗臉—— 偏偏潘迪華就是個另類。

在上海時她狂熱地做著明星夢，甚至已考入電影公司，但父親堅決不讓去。不料，香港圓了她的明星夢。

1953年，潘宛卿用「潘迪華」這個藝名，拍了電影《白衣紅淚》，開始她水銀燈下的生涯。

1957年，香港璇宮夜總會，這位上海Baby在友人的慫恿下，被臨時拉去替代了即將離職的歌星。僅僅在樂隊領班帶領下練了三個禮拜的歌，潘迪華這個在夜總會中完全新鮮的名字，伴隨著穿一身晶亮亮的串珠旗袍的美人魚般的上海小姐，開始了粉墨登場。就是這個晚上做為契機，幾個月後，潘迪華的名字被亮閃閃的霓虹燈照得金光燦亮，融入夜香港的不夜城上空，成為其中一道絢爛的風景。她的歌喉唱遍了麗宮、首都、香檳等幾間港九高級夜總會，在香港流行曲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至今，若要問誰使香港第一個華人爵士音樂家、歌手及樂師？港人都會異口同聲答： 潘迪華和顧嘉輝的樂隊。

以前滬、港的Jazz樂壇都被菲律賓和西方白人一統天下，滬、港本地的Jazz音樂家歌手都屬「留學派」——跟著留聲機學的。

潘迪華自小就迷Jazz，或者這種富有節奏的、熱鬧得如萬花筒的旋律，本來就是她的個性。她從小就坐在房間的地毯上，對著留聲機，邊抹唱片邊學唱爵士樂。

朋友對她說，唱爵士樂要有良好正宗的英語基礎，光靠上海中國女中和一般應答的英語是不夠格的。她即時去英國文化協會辦的英語班苦攻牛津英語，並拜師跟樂隊領班李寶璇老師學Jazz。學唱Jazz，也學Jazz舞。一星期上足五天課，每次練歌費三十元，一個月也要六百元。在1957年，六百元算一筆大數目。《花樣年華》里梁朝偉飾演的報館編輯，想來都沒有六百元一個月的費用。

曾有香港報紙如此感慨：「……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社會，加上近年觀光事業蓬勃，娛樂業也隨之蓬勃，但夜總會卻仍紛紛以外籍人士表演作號召，令人不可思議。為什麼不能用東方藝人的技巧去吸引遊客？難道真的是『月亮是外國的圓』嗎？」

為了呼應，香港大會堂餐廳夜總會特聘潘迪華作駐唱歌手。

接下來，剛剛在香港矗立的當年屬最摩登的酒店「希爾頓」，也終於承認了香港歌手的國際地位，潘迪華成為首位駐唱希爾頓的華人歌手——那都是1960年代後期的事。她同父異母的兄弟潘勝華是這樣介紹她的—— 「我阿姐在香港出名的程度、猶如當年的白光、周璇在上海的出名……」

《花樣年華》中，王家衛特別要她在片中唱一曲《梭羅河畔》，那是1960年代被她唱紅的一曲歌。是她的風華絕代。1960年代的青年早都已步入中年，潘迪華那沙啞的豆沙聲，經歷過情愛的滄桑、全世界最豪華夜總會的熏陶，帶著一股濃麗的頹廢，恰如電影最後將秘密埋在樹洞里的梁朝偉的心情，喚醒了那一帶青年對自己的花樣年華的追憶。

當上海人只有八隻樣板戲可看的時候，香港第一家免費電視台已在每周末晚上推出《歡樂今宵》推動流行音樂的發展，通過熒屏，令一般市民在家中也能享受到夜生活。而潘迪華就被邀請為這檔節目的首位駐台歌星。

為了這檔節目，她特地花了近三萬元的服裝費。1960年代的三萬元，可以買層樓了。可惜當時還是黑白片，再加上強烈的燈光令旗袍上的閃片珠反光得厲害，結果這批華服都派不上用場。

1968年十七屆亞太旅遊會上，潘迪華作為香港旅遊協會派出的親善大使中的一員，穿著綉著金龍的旗袍，為眾人高歌一曲《繽紛港九》，成為整個會議中最精彩的插曲。會議後，一班原打算去東京的代表，紛紛改道去香港考察旅遊資源。從此，《繽紛港九》成為潘迪華巡迴演唱的指定節目，被人稱為「香港的市歌」。

如果只唱中文，自覺市場始終有限。 為了令外國人聽得懂，潘迪華首創用英文唱中國歌曲。 自從踏上歌壇起，她已起誓要做其他中國歌手沒有做過的。

她有大把理由可以奢侈地置辦行頭。只是，她從來沒有一件袒胸露背的性感晚裝。很多女歌手可以有幾架用集裝箱裝的華服，潘迪華只有十八件華麗的綉花或串珠的旗袍。誠然，人人都知道旗袍是中國女人的國服，但並不是每個中國女人都能襯得起這樣一件窄腰、貼身、開衩的國服的。

潘迪華當然明白，當女人要靠身體來吸引他人注意時，那是悲哀和無奈的。她曾自信地說：「我從來不賣弄性。」

接下來， 潘迪華帶著她那十八件旗袍和一把中國寶劍，開始在世界各豪華夜總會巡迴演出，成為現代版的「天涯歌女」。 她是很享受這一切的。潘迪華風姿綽約的上海Baby身影，向世界提供了另一個上海版本，外媒將她稱為「東方夜鶯」。

但她不滿足只做外國人的「中國娃娃」，這就是為什麼，她會在1974年的時候做出那樣一個壯舉：拿出近百萬元積蓄來打造中國的百老匯歌舞劇《白娘娘》。她要做中國文化的使者。

這出根據《白蛇傳》改編的具有中國色彩又揉入西方百老匯形式的音樂劇「白娘娘」，票房慘敗。但盡管如此，戲中的改良古裝成為日後香港電視台跳中國民族舞的既定服飾。她總算是圓了一個夢的。

和眾多上海Baby一樣，年輕時招蜂引蝶的漂亮女孩，到頭來總是影單形只，大都逃不過 「醜醜夫人相，紅顏多薄命」 的詛咒。

潘迪華這一生豐富地猶如一本跌宕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其中，不能忽視的，還有她生命中經歷過的三個重要男人。

一個是她愛得肯為他死的，一個是她為了歌唱事業寧可放棄的丈夫，一個是愛了她二十三年又無法娶她的情人。

潘迪華從不諱言，初來香港時，她曾與一位長她一截的上海先生一起生活。

「他很好，教會我許多事！」回憶往事，沒有怨憤，沒有悔忌。後來，這位上海先生回了上海，不知他是否熬過了後來上海的一連串政治運動。1950年代中後期，有不少香港上海人回上海。

這次愛情給她帶來一個兒子，她此生唯一的一個孩子。想必這位教會她許多的上海先生就是那個她肯為他去死的一個。

在香港的家中，客廳東牆下寫字台上方式一幅書法： 「……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潘迪華說這是她先生寫的，只是這個「先生」——一位香港政府高官，並不是他的丈夫。

潘迪華是在1974年——因為《白娘娘》的慘敗，最低落最沮喪時，認識的他。她終於找到了一副堅實的肩膀，可令她靠上疲憊的頭，但他卻是有家庭的。

她給了他七年時間，但他仍放不了那個家。她不要做不能見光的情人。七年後，斷然斬斷情絲，走出溫暖的愛巢，重登歌壇作環球演出，又開始她的天涯歌女的生涯。

不料一年後，當她在舊金山的夜總會演出時，他也在台下。這次重逢，令她再也不想失卻他。從此，他們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直到他病逝。

「知道他患上絕症後，我想接他來我這兒養病，我是很會服侍人的……」她這樣的女人，或者她自己未必知道，她的臂彎，是無數男人夢想的溫柔港。

她是想，最後的日子可以陪他一起過。一如當年的凱瑟琳·赫本，無名無份地與斯賓塞苦戀了二十多年。最後，斯賓塞死在了她的懷里。這個願望潘迪華沒有實現。

她也沒有能去參加摯愛的葬禮，就此兩隔。二十三年，足夠她在心裡將他奉為自己的先生。

上海Baby們的情感之路，總是一支「我等著你回來……」的變奏。

作為生活中的女人，從繁囂熱鬧的歌壇下來之後，家庭生活的空缺她不得不面對。但是她並不後悔。

「我不後悔，」 潘迪華曾在采訪中說： 「我很虛榮。虛榮心，人人都有，我的特別重。別人的虛榮或者是買豪宅、穿金戴銀；我的虛榮，就是愛揚名，愛人人都知道潘迪華這個人，愛站在舞池中央令各色聚光燈都打在我身上。」

但她絕不鼓勵別人躋身歌壇娛樂界。因為一腳踏入這個名利場，虛榮心會令你再也無法回頭。就像瑪麗蓮·夢露的成名爵士曲《鑽石和愛情》中的歌詞：

2003年的時候，潘迪華自費將自己一些絕版歌曲再整理出版，有朋友勸她：「你不可以只憑幾個年輕人的話又沖動去做傻事。現在發行這些舊歌，會有市場嗎？你又想再蝕呀？你還在做夢呀？」

男人喜歡的女人，不一定是最漂亮的，有一種女人，像永遠在發夢。

❼ 《繁花》三位女主角分別是誰

《繁花》三位女主角分別是蓓蒂、白萍和梅瑞，其中蓓蒂是第一號女主角，因為她是男主角的鄰居和初戀。

蓓蒂是阿寶青梅竹馬的鄰居，也是阿寶的初戀；白萍是因父母問題搬入武定路舊公房的律師滬生的老婆；另一個女人梅瑞是滬生的前女朋友，也是宏慶老婆汪小姐的同事。在整部小說中，描寫她們的篇幅僅次於阿寶和滬生。

《繁花》的最新穎之處在於其退到了傳統「話本體」的語言表達，有關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無論是阿寶與李李、陶陶與小琴、康總與梅瑞、徐總與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協會舉行的「《繁花》研討會」上，甚至有評論家打趣說，這部小說「寫盡了時代情慾的洪流」。

(7)王家衛談上海電影擴展閱讀

2021年，以金宇澄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繁花》即將開機，該電視劇的導演是王家衛，該劇將圍繞阿寶展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煌煌大時代，人人爭上游，阿寶也變成了寶總，成功過，失敗過，在滬上弄潮兒女中留下一段傳奇。

《繁花》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對話與繁密的故事情節為主的長篇小說，除了男主角阿寶、滬生外，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也輪番登場：蓓蒂、梅瑞、白萍、李李等；「文革」前後的底層生活暗流涌動，有滋有味；90年代聲色犬馬，流水席里觥籌交錯，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❽ 上海電影譯制廠，那是一個電影的黃金時代

本書選自賽人影評文集《與光同塵》。虹膜正在獨家發布本書的簽名版，購買方法見文本末。也可參考：

文 | 賽人

上海電影譯制廠，對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可磨滅的聲音記憶。那些金石之聲讓電影中千變萬化的面孔擁有了同一的音質，卻一樣富有變化和更幽深的神秘莫測。

《虎口脫險》（1966）

用陳丹青形容配音大師邱岳峰的話來推而廣之，也就是上譯群英用他們聲帶的運動和氣息的吐納，以及再純正不過的中文「塑造了整個西方」。這個西方是我們不熟悉的，讓我們困惑，又讓我們艷羨。不僅僅是他們的華服、洋車、豪宅，還有與我們的道德建設迥異的人際、人倫。伴隨著上譯那些細膩、傳神而又不乏勇敢的聲音，我們彷彿聽到了整個世界的另一種呼吸的節奏和韻律。

好比當時的聯邦德國與奧地利合拍的《屠夫》，讓童年的我第一次聽到同性戀這個詞彙，那是上譯的老牌綠葉於鼎的一次極上乘的發揮。還有一部德國電影是由娜塔莎·金斯基主演的《春天交響曲》，講的是大音樂家舒曼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的愛情故事。

《春天交響曲》（1983）

其中有一段，已經小有發育的克拉拉，快樂地任由其專橫並深愛著她的父親為其沐浴，也著實嚇了我一跳。還有一幕，舒曼剛與另一名女子交歡，剛巧克拉拉到來，這位大作曲家的臉上竟然絲毫不帶羞歉的神情，這也讓我莫名其妙。

那大概是上譯的當家花旦劉廣寧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之時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我倒不是完全能接受她聲音的甜美，但她一面純潔、一面神經質的表現卻真的能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世界。

《春天交響曲》（1983）

我對上譯的記憶不僅僅來自大銀幕，還有收音機。由於那時電視還不普及，小小的半導體讓我聽到過很多電影。奇妙的是，聽過之後還想看，真看了，逢到電影錄音剪輯的節目也一樣割捨不下。一次聽著名盲人歌手周雲蓬的訪談，談起對電影的感想，他是只能去聽的，卻依然能感受到電影的美好。

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譯製片也永遠不會消亡。他提到他聽過的最愛的電影是金棕櫚獎得主《德州巴黎》。

《德州巴黎》（1984）

我和我周圍的很多同好也是先聽後看這部電影的，第一次聽時就覺得這是個太奇妙的故事。丈夫找妻子，找得都患了失語症，真找到了，妻子卻成為脫衣舞娘。後來因一個特殊的關系，我在大銀幕上看了這部影片，還為沒有上譯的聲音而倍感遺憾，這一課後來還是補上了。

這部電影也是由金斯基主演（其父為沃納·赫爾措格的御用演員克勞斯·金斯基，世界影壇最具風格化的性格演員），由劉廣寧代言。劉廣寧之於金斯基，就像邱岳峰之於卓別林、畢克之於高倉健、蓋文源之於讓—保羅·貝爾蒙多。而這部影片里聲音表現最優異的是尚華，他是邱岳峰去世後上譯最重要的反派聲音之一，除此以外也為一些滑稽人物發聲，最著名的就是《虎口脫險》了。

《德州巴黎》（1984）

在《德州巴黎》中他的聲音是有些無助兼小可憐的，更多的則是難以名狀的滄桑，以及過於洶涌的溫柔所導致的憂傷，隱隱的起伏和若有若無的停頓都非常好。他說那對夫妻都不太關心周圍的事，他們一開始就想拒絕世俗的生活。男的更厲害一些，他甚至要拒絕記憶，也可以說，他之所以把妻子捆起來是想把那種只關乎心靈的狀況牢牢綁住。

影片非常高明地沒有通過影像來表現這些，只要一個憂傷的男人緩緩地敘述就夠了，清幽的吉他聲響了起來，不僅僅是在撥動心弦，也是在盪開某些人的記憶，彷彿時間之河在管不住地流淌。是的，是某些人，不是所有人。

《德州巴黎》（1984）

說到上譯的聲音，基本上是個頂個的強，既擁有極高的辨識度，又能讓人忘記是這位聲優在表述，在抒情。對於男聲我不能免俗地要首推邱岳峰和畢克，另外曾擔任過上譯廠廠長的楊成純我也極其喜愛，還有一位是富潤生。他們的聲音，嚴格來講都不夠親切，都有一份倨傲，用一分唇啟齒，就好像特別樂意待在他們自己的個人王國里，也可以說他們容易享受孤獨。

上譯的聲音跟其他配音機構比起來，最大的特色是能營造出一種距離感，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是近在咫尺卻又能遠在天涯。女聲里我個人是喜歡老旦的，如蘇秀和趙慎之，另兩位是李梓和曹雷。她們的聲音都有著驚人的可塑性，一如沐浴春風，卻又有寒意襲來。

記得蘇秀在《孤星血淚》里為那個老太太配音，那句「這是我的心」，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說「碎了」，真的讓人為之動容。而片尾劉廣寧的那句「小孩，過來親我一下」，則足足地讓人要魂飛天外了。

《孤星血淚》（1955）

說到上譯的群英會，一般人會提及《尼羅河上的慘案》。那是一個群戲，上譯的精英也基本悉數到齊，還很年輕的喬棒、童自榮、丁建華也顯露出超卓的潛質。蘇秀為一個誨淫作家代言，她曾笑言這個人物就是個「十三點」，她那句「沸騰的拉丁血液」，屢屢被我周圍的人提及。

《尼羅河上的慘案》（1978）

而畢克最後的結案陳詞也成為中國配音史上的經典，他的慵懶與智慧交相輝映，像一條老狐狸一樣從容不迫，又如一名老獵人一般流露著悲憫。而在我這兒，最愛的群戲則是蘇聯電影沙皇謝爾蓋·邦達爾丘克自導自演的《戰爭與和平》。

這是全世界最昂貴的電影，到現在也難以統計它到底運用了多少人、財、物力。這部影片在美國公映時震驚了這個計較投入產出比的世界頭號電影強國，最終其中的一集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本片共分四集，時長近六個半小時。當時蘇聯還沒解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逢十月革命節，中央電視台都會放映一部優秀的蘇聯電影。

《戰爭與和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與我們會面的。

《戰爭與和平》（1966）

《戰爭與和平》的譯制導演是曹雷，幾乎出動了上譯的全部人馬。喬榛的彼埃爾、尚華的老包爾康斯基公爵、畢克的庫圖佐夫元帥、蓋文源的拿破崙都令人難忘。而最為優異的則是楊成純，他為男二號安德烈配音，冷漠、高貴，善於隱藏自己，全在那種詩句一樣的對白、旁白里得到了一種專屬文學的表達，而他強抑激情又依然能噴薄而出的聲音運動，具備了俄羅斯大地所特有的遼闊。

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楊成純聲音藝術的最高峰，他有了這樣一個安德烈就足以傲視配音群英並比肩大師了。為女一號娜塔莎配音的丁建華同樣表現卓異，她保留了她過往聲音中的嬌憨和純真，同時又兼具這個小可愛由著性子來，卻絲毫不讓人厭棄的任意妄為。既耽於幻想，又對真實的生活產生疑懼，這種訴盡千言又無法言說的糾結，真要表現出來殊為不易，好樣的丁建華，她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戰爭與和平》（1966）

在如此浩瀚的配音影片里，還必須提到一個聲音，那便是著名電影藝術家和配音大師孫道臨，他主配的《王子復仇記》是配音界人人稱頌又難以企及的模本，他是中國配音界音質和表現力超一流的大家，這一點只有畢克還能與他一較短長。

《王子復仇記》（1948）

在《戰爭與和平》中孫道臨擔任旁白，當大平原上的小花開始生長，孫道臨的聲音穿過雲層和霧靄，來到我們的耳際，「如果不道德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的話，那麼善良的人也應該這樣去做，道理就這么簡單」。

遙想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真是看電影的黃金時代，除了什麼電影都有人看—就是《最後一班地鐵》和《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一個小縣城的電影院里也能有四五成的上座率。

《最後一班地鐵》（1980）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1985）

再一個，什麼國家的電影都能看到，現在你能想像委內瑞拉的《螃蟹》在上映前的一星期，就在發廊對面的馬路邊貼上種種聳人聽聞的海報嗎？有的電影可以是小眾的，但內容本身並不小眾，我就親眼見過一對農民工夫婦領著孩子去看得過兩項奧斯卡獎的《溫柔的憐憫》，而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溫柔的憐憫》（1983）

那時連普通人的攀談用的都是電影中的台詞，例如，「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又或者，「往前走，你就會融入藍天中去」，這在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也有所表露。

那時候看電影不是什麼品位的象徵，只是去看，而電影就在那兒，一束光照亮發白的銀幕，我們看別人的悲歡離合，窺伺著人為的秘密如何發酵，然後獲得一種心安理得，然後心滿意足地去過電影之外的生活。而這些，大多時候，是由上海永嘉路383號的一棟小樓里，那些大多時候只聞其聲、不聞其人的藝術家所帶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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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人老師為虹膜讀者簽了這么多，據說手已殘

賽人介紹：電影頻道《中國電影報道》欄目資深策劃人，曾擔任《新電影》雜志主筆、《電影世界》雜志副主編。

在《與光同塵：漫談110年以來的中國電影》里，賽人系統地評介了中國第一至五代導演的時代特點和藝術特性，並從影史、影人、影片三重視角，詳細解讀了中國電影的歷史脈絡、人事掌故，以及思想與形制的演變。其中影史部分以「百年流影」為題，借歷代導演、女演員、古龍、譯製片等特定主題，以線帶面鋪陳中國百年影史的完整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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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你希望入門乃至深入了解國產電影的首選。它之於中國電影，跟佐藤忠男《日本電影史》之於日本電影、後浪《認識電影》之於基礎影視知識一樣，意義不可替代。

本書取名「與光同塵」，典出《道德經》里「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意思是要不露鋒芒、平和處世。你恰恰可以從這本書里看到一個和「影向標」那個憤怒的賽人不一樣的賽人，冷靜、娓娓道來。他懷著自童年起就萌生的對電影源初的愛，他把大半輩子的學養都傾注了進來。

他的愛不止於冷靜的工業標准化的視聽分析，還會蔓延到豐盛的文化背景和細膩的人物解讀上。我們常說一流藝術家對人物毫不留情的解剖背後，必然藏有不易為人察覺的理解與深切同情。賽人也是如此，大量觀影的虛擬經驗與現實中的邂逅融會貫通，每每聊起一部看過的電影，他都像過電一樣激發自己的全部生命經驗，賽人寫電影，其實也是寫人生。

這一點，有北京電影學院杜慶春教授的觀察為證：

「賽人對於中國電影如此豐富的記憶和因而產生的電影與人生的關系呈現，這些對我而言足以構成一種驚異的體驗，如同大雨之後天上出現一輪彩虹，我們雖然不會再以為是神跡之類，但還是會放出興奮的眼神……他看電影的生命展開的歷史構成了他所有工作的起點。」

也有老友衛西諦的見證：

「每與賽人吃飯，啤酒，他三五瓶我一瓶，他三五句我半句。話全是電影，全是電影里的人，感情，電影里的某個時刻。滔滔不絕，三五個小時不算多。真影痴。也有真知灼見，性情之見。多少年來，與賽人的一席話已經成為我電影經驗的一部分。」

王家衛說，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一個人來找我喝酒，他叫黃葯師。這樣說起來，黃葯師可能是金庸筆下最能喝的人。如果他遇到賽人，不知誰更能喝？他們會聊武功還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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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評價王家衛的電影《2046》；《花樣年華》；〈重慶森林

《阿飛正傳》、《花樣年華》和《2046》三部電影組成了王家衛的「舊上海三部曲」，三部電影從人物到通篇彌漫的舊上海氣息都是一脈相承的。 王家衛說：《花樣年華》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台灣的一個印象派詩人。整部電影的風格給了我們一種隱晦的感覺，敢愛卻不敢於表達，不敢於做，只是把愛永遠的埋在心中。 《2046》則繼承了前作的風格，當永藏心中的那份愛意已見見成了習慣，人便慢慢變得麻木，付諸在花花社會當中，卻永遠發現無論面前出現什麼都只是逢場作戲，沒有復出自己的真心，只能吧自己的心中的烙印細細的印在一本迷離的書中。2046是一個符號，代表永不改變的真心，更代表無法抹去的記憶。 相比於迷離的《花樣年華》和深邃的《2046》，《重慶森林》顯然是另一種輕快、暈眩的風格。由兩個故事組成，是關於追求和放棄的，從林青霞金黃的發套到王菲加利福尼亞的音樂，《重慶森林》給了我們一個不同於眼睛王其他作品的西化的風格。鮮快的音樂，凌厲的剪輯向我們展示了繁宣都市之中純潔天真的愛情。 《重慶森林》本來有三個故事組成，但由於一些客觀原因，片中的第三個故事並沒有成型而變成了導演而後的作品《墮落天使》，《重慶森林》的剪輯是我最喜歡的，張叔平說他不是在built，而是在distory，正是這種風格創造了香港電影史上一部異類的佳片。

❿ 王家衛和金宇澄改編《繁花》

南方周末記者 王寅  2014-07-25

        王家衛和金宇澄第一次見面，就對他說：《繁花》沒有任何電影和電視的傾向。金宇澄當這是對《繁花》的表揚。

        王家衛將執導《繁花》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毛遂自薦，希望擔綱改編劇本，但王家衛獨獨鍾情於金宇澄：劇本還是要你來把關。金宇澄答應與王家衛共同合作梗概，但不改編劇本。 

        《繁花》的話劇劇本改編，也在緊鑼密鼓地創作中，預計2015年秋天首演。電影《繁花》的進展會如何呢？王家衛對電影改編充滿信心，認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計劃用五至六年完成《繁花》拍攝，按照王家衛的時間表，電影將在2020年殺青段物吵。同時套拍的還有電視劇版。 

        「做每件事情的時候，不是只有熱情就可以做成。《一代宗師》這個想法在1990年代就有，但是要做成這樣一個電影必須等待時機，人對、時間對，還要有條件。」王家衛說。 

        「《繁花》給我的感覺不是一見鍾情，而是一見如故。」2014年7月18日，香港書展，「金宇澄、王家衛：《繁花》寫出上海故事」對談活動中，王家衛熱情洋溢地贊揚了金宇澄的這部長篇小說。「有一些書看完之後，馬上蓋起來，看一次就夠了。這種書螞胡你看完之後感覺經過了一生一世，我看《繁花》是一口氣看的，看完之後再沒打開過。金老師把他一輩子的故事、他要講的話都放進去，就是很濃的一鍋湯。《繁花》可以寫十本書或者二十本書，真是有點虧了。」 

        王家衛的拍攝思維，需要大量舊時代照片參考，大量的人物肖像照，電影《繁花》中的演員造型，或許將從這些照片中產生：「書裡面所有的人，都是金老師心裏面有數的，所以我希望他在那個時代的照片裡面找到所有人物的原型，從這個起點再去想演員。」 

        金宇澄提供了包括上海攝影家陸元敏拍攝的「老洋房裡的上海人」等主題的照片，王家衛看了覺得很好。 

        「可以從一張照片開始說《繁花》的故事。」王家衛最初設想了三張集體照，人們圍著桌子吃飯，照片活動起來，鏡頭拉開；故事發展到後來，又變成一張凝固的照片…… 

        再次見面，王家衛又有了新的設想：他發現《繁花》的地圖插圖非常具體，可以從地圖開始講故事，鏡頭不斷地從地圖進入，一條街道、一戶人家…… 

        王家衛以往的電影表現的大多是穿旗袍的舊上海女人，而《繁花》中1960－1980年代的女性穿的是性別中性的服裝，要把肥大的軍褲拍出美感，王家衛認為相當有意義。金宇澄說：這是當時的匱乏年代，上海女性對於服裝的概念，是低調的顯現，小說中的上海時髦女性，只注意衣服的尺寸，只在這上面做文章，在外穿得樸素，回到私密空間，穿戴就不一樣了。王家衛說：「私密的城市生活只在上海，也許真實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很多出自人們的想像。」 

        2013年《繁花》出版之後，引起了多方關注，其中也有王家衛，他在小說里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昔日在上海生活的影子：「《繁花》最主要的兩個時段——1960年代到『文革』、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我是空白的，因為我已經移居到香港了。《繁花》裡面有很多好像我上海握侍家裡發生的事情，我小時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書裡面看到一些線索。所以我會感覺一見如故。」 

        196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衛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的哥哥和姐姐則留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五歲。小時候，王家衛跟著下班的母親從武康路的外祖母家走到淮海路，是經久不滅的記憶。電影《花樣年華》出現旗袍的場景都採用較低的機位，其實就是童年王家衛仰視母親和朋友們的視角。王家衛拍《花樣年華》是一次重溫童年回憶的歷程，為了表現出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王家衛自己寫上海菜單，如扁尖、筍干，請上海籍的老太太來做。 

        金宇澄和王家衛兩人2013年12月第一次見面商討合作時，王家衛離得老遠就摘下了那副著名的墨鏡，金宇澄一下子覺得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陌生人。聊天談劇本，王家衛都會把墨鏡摘下。「標志就是這副墨鏡，摘下墨鏡，走在上海的街頭誰也不會認出他來。」金宇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那天正是金宇澄的生日。不一會，桌上就出現了一隻蛋糕——王家衛為他准備的。 

        第二次見面，王家衛不知從哪裡找到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迷夜》，請他簽名。王家衛說：「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張愛玲的影響，上海的文學都非常女性。但是金老師的小說充滿了男性的荷爾蒙，這種性感不是粗獷，也不是頹廢，是一個上海男人的性格。」 

        金宇澄大王家衛六歲，和王家衛兄姐的年齡相仿，都有著那代人相同的下鄉經歷，《迷夜》敘述的歷史記憶，包括形同荒島的人生世態、改成知青宿舍的前勞改營，其中一個短篇寫到1961年的殘酷——勞改隊很少的口糧，每天都置放於麥地中央的方桌上，犯人們在一千米之外開始割麥，等於一場賽跑，第一個割到桌子前的人，就可以隨便吃。小說中的人物因為是粵籍，每天吞咽麥田裡的幼鼠，才沒有被餓死。 

        王家衛導演的電影《阿飛正傳》結尾，被金宇澄用作了《繁花》的開頭語：「獨上閣樓，最好是夜裡。《阿飛正傳》結尾，梁朝偉騎馬覓馬，英雄暗老，電燈下面數鈔票……」金宇澄解釋：梁在前面的電影里從未出現過，我很佩服這種處理方式。因為一個小說，一部電影，不能都四平八穩的，應該有一個屬於作者本人的標識。《阿飛正傳》結尾突然冒出這么一個人來，這就是王導的風格。觀眾或者讀者一直在琢磨——這個人幹嘛要跑出來？ 

        王家衛則被《繁花》獨特的小說語言吸引：「這本書特別牛的地方是方言，不是用簡單的上海話，而是把上海話做了改良。」 

        金宇澄說：「純粹表現上海話，《繁花》肯定不夠格。在《繁花》里沒有上海話最常見的『儂』（滬語『你』），也沒有『阿拉』（滬語『我、我們』），如果翻開一本書，都是上海話的陌生常用字，讀者就不會喜歡它。」因此金宇澄都做了轉換。「我的想法，是要清除方言的障礙，把方言改良到什麼人都能懂，文字雖然有變，但是上海人說話的韻味還是保存在裡面」。 

        《繁花》里的「不響」出現了一千多次，這是小說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其實也經過金宇澄的改良。按照標准吳方言話本的寫法，是「弗響」，現今因為是「統一普通話教育的大背景」，沿用字典成語「悶聲不響」的「不響」才更合適：「我做的工作，是要打開，想方設法吸引非上海籍的讀者，並不是傳播上海話，而是通過文字語言，讓中文讀者都能夠了解上海人的生活。去年《繁花》得了近三十個獎項，除上海的一個之外，二十九個獎項與排行榜，都是外地頒發的，有那麼多外地讀者喜歡這本書，已經達到目的了。如果我完全用上海話字正腔圓地寫，《繁花》可能也就印五百本吧。」 

        在對談中，王家衛明確表示，將會保留《繁花》的語言風格，用上海話拍攝電影：「如果變成普通話，等於《茶館》裡面的京白變成普通話的調子，就沒有味道了。」 

        也曾經有人向王家衛建議：《繁花》里台詞都是現成的，只要框架搭好，把台詞放進去就行了。王家衛回答：「台詞必須重新寫，才會更貼切。」 

        金宇澄不同意外地人對上海人的許多看法。他在外地生活了八年，經常聽外地人怎麼議論上海，發現，「可能因為上海語言的障礙，造成了對上海的生活不理解」。比如說，「北方天氣非常寒冷，一到秋天每家每戶都是買兩噸白菜、一噸煤藏在家裡。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學家裡去，看見桌子上面有兩根小蔥，直接拿起來就吃了，因為北方人吃大蔥就直接吃。三根蔥，一分錢，太小氣了，我們家裡一買蔥就買三百斤。沒想到過一會一個阿婆要做魚了，到處找蔥，他這才搞清楚原來上海人是根本不吃蔥的，就是佐料用。再比如，老舍的兒子舒乙，寫過幾篇文章，說上海人六十年代最小氣，其他地方的糧票都是一兩二兩三兩，只有上海發行半兩的糧票。實際上，『文革』時上海一碗餛飩是半兩糧票，因為小餛飩是上海人下午吃的。上海很早就有單個買的東西，比如說一個小月餅，一碗小餛飩都是半兩。後來去到美國看，也是一個蘋果多少錢，一個茄子多少錢，一個辣椒多少錢。」 

        王家衛聽完之後回應：「我想我的觀念要改變，因為最近幾年我看上海人來香港也不小氣，買房子，（張口就是）我要這兩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