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卡北京姑娘在紐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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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北京姑娘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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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呵呵，不就是一張綠卡嗎

在異國為一張綠卡「奮斗」過的人都感覺過那種心酸吧。

早四年前，我在一家咖啡館打工，活得像狗一樣。

工資是法定工資的一半，辛苦是常人的十倍，那個開著咖啡館的老移民，十幾年游離在祖國之外，卻還未褪去當初的精明。我任由這個五十歲出頭的女人，在人來人往的街角，用斜著眼的目光把我的身份看穿「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無需她那一瞥，我就深知自己在這里的日子並不好過，從租房的最初房東冷冷的那句「又一個來拿綠卡的人」，從在超市做收銀員時遭到的排擠，從那些來路不明的人向我兜售移民的夢想——他們把這種「夢想」明碼標價出售著——三萬紐幣小公司幫你辦工簽，五萬紐幣幫你擔保身份，十萬紐幣一條龍服務，人性在這里是可以用來交易的。

那一年還沒來得及看清一個國家的文化，就已經知道一張綠卡的重要。

當咖啡館的老闆娘第一百零八次搶過我的抹布，用她無比尖利的聲音指責我，「你怎麼什麼都不會？蠢死了！你這樣怎麼在我這里拿綠卡？」

那一年，所有開著餐館和咖啡館的華人老闆都以為，那些來為自己打工的沒有背景的年輕人，各懷鬼胎，就是要從這里拿一張綠卡走。

而彼時一個姑娘，搖搖晃晃地來上班，老闆娘轉頭用笑臉迎過去。那是一個家中做著建築生意早早拿了綠卡的姑娘，她來這里的目的，是「打發時間」，而我來這里，是為了「活下去」。

我幾乎確信，這一切都是由於一張綠卡的缺失：我是如此賣命地工作，同事不願意做的事情我都接管過來，我只用十分鍾吃午飯，我從不介意那多做了工的半個小時有沒有人結錢給我，我從不哭窮從不惱怒，我知道自己是一隻浮萍，就如別人都知道的一樣。

可我並不希望從她那裡得到一張綠卡，我首先更希望自己可以體面地活著。

我順利成為扭曲人性下的犧牲品，她的聲音刺耳，穿過大半個咖啡館，我瞥向身旁的佛龕，那是她的信仰，我卻在那本應該善良的信仰下，寂靜地看著她，一次又一次地，鞭笞著我的自尊。

那一年令我知道，有些人的聰明是可恥的，他們一眼看出我眼睛裡的窘迫和愚蠢，窘迫是因為我沒有來自富裕的家庭，愚蠢是我不會為了綠卡而隨隨便便和一個男人走。

而我亦知道了有些人因為可恥才變得富有。我知道了有時候並不是自己太過愚蠢，而是有人一定要製造出把你踩在腳下的理由，他們漂洋過海來這里的時候曾遭遇過萬種辛苦，所以才讓你活得像狗一樣，讓你做那隻流浪的狗，沒有家，沒有食物，沒有自尊，搖著尾巴乞求憐憫。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年帶著這樣的性格出來闖盪是對是錯，我活的不夠聰明，不夠嫵媚，不夠變通，我成為社會中只能靠努力往上爬的人。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王啟明在紐約不得不扔下大提琴去中餐館洗碗，那樣的情節以雙倍的效果來到了現實里，啟明難過，不是因為要去洗碗，而是異國的貧窮，令一個人的自尊心都無法保存完整了。

我也一樣。

我怎麼這么賤呢？

好的大學畢業，一本的專業出身，英文教師的職業在祖國等著我，若非來這里受苦，海那邊的自己該與這里的自己大有不同吧？

早七點出現在咖啡館，晚上還要去受那中餐館的苦，那裡的老闆娘如出一轍，她指著桌腿的地方，她令我蹲下來擦地。

我的腰彎著，手指抓著抹布，膝蓋淺淺地擦過地板，我能感受到，當她指著「這里」，還有「那裡」，還有「別忘了那個角落」，一種接近快意似的神情浮現在她的臉上。

那一年我學會了隱忍。

因為我需要錢，它比尊嚴都重要。

我換過數份工作，終於明白這個城市的邪惡不在於它的經緯度，而是在於你，像他們說得那樣，「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我畢業後撇了工作獨自跑出來，我受夠了家中多年的吵鬧。父母間的紛爭令我過早地長大，多少年我盡量掏空自己，不帶任何情緒地去看一出出鬧劇，用冥想活在另一個維度的世界裡，密謀一場逃離。初到紐西蘭，我以為我終於為自己鑄造了一個快樂的空間，而家庭的壓力以另一種形式罩在了我的身上。

父母的親朋好友和他們說——

「我聽說xx的孩子去紐西蘭兩年就拿到身份了。」

「紐西蘭的養老福利很好嘛，去了什麼都不用愁了。」

「你們很有福氣，讓你們的女兒趕快辦綠卡，身份下來了你們就可以去了！」

父母在我離開的那一年一下子就老了，她們在電話里半句話不說，就是我覺得愧疚的時刻。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再老實不過的人，我的遠離是他們能夠想到的生命中最不合乎情理的事，而我終究是到了生命的這里，它鄭重地告訴我，你不能再指望父母，因為你到了要做他們依靠的年齡。

那一年，我同時聽到的，還有房東提高了的房租，移民局修改了的政策，我聽說那些明碼標價的綠卡漲到了「六七萬紐幣」，我聽到那些同我一起來「打工旅行」的姑娘們在這里呆煩了結伴去了台灣。我走在異鄉，指甲縫里有嵌進去的中餐館油膩氣息，我的眼前，除了那十點半的漆黑，還有我看不清的未來。

我已經沒有回去的路了。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原原本本講述了那段時間的歲月。記得好像是一個晚上，我忽然感覺到身體里有一種即將爆發出來的難過，我坐在電腦前，背對著整個世界的殘酷，手指尖敲著鍵盤，情緒是淌出來而不是寫出來的，那篇文章的每一個字，成為我全部絕望的出口。

後來這篇文章，帶來巨大的反駁的聲音。

他們來我的微博上說著，「酸死了，沒錢當初怎麼出的國啊？！」

他們在我的公眾號留言，「誰也沒讓你去端盤子洗碗，不能去找點好的工作嗎？」

他們寫出比我還長的文字，「呵呵，不就是一張綠卡么？」

這些讓我想起很久前發生的的事，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一個假期我訂了幾本書，地址少寫了小區的樓號，快遞員給我打了幾個電話才找到我。等我接到書的時候，他不停地罵著，「手機兩毛錢話費又沒有了！」他的一隻腿跛著，推著自行車的樣子很費力，外面下起了北方獨有的厚實的雪。

這件事讓我直到現在還用來提醒自己，你只有穿上另一個人的鞋子，才有資格評判他走過怎樣的路。

所以我沒有解釋，來紐西蘭的簽證叫做打工度假簽證，其實申請費用只有800元人民幣。

我沒有解釋，我無法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因為簽證上面有不得為同一處公司工作三個月的規定，大公司無法接受不打稅的條件，我從下飛機第一周開始打工，那種可拿現金的低微的工作。

我沒有解釋，我沒有來自那種無需操心未來的家庭，從離開家那一刻我就拒絕接受救濟，我的身上已經扛起了「不能再來去自由只考慮自己」的責任。

我沒有解釋，因為我要爭分奪秒地去活下去。

而我的微博，也保留著一個規矩，我從不刪除一個負面的留言，哪怕再邪惡，那也是世間本來的樣子。

我開始為自己悄悄謀出路。

那一年紐西蘭靠讀書獲得工作再移民的政策再次被修改，讀書的時間從一年變成了兩年，這直接引起了沒有錢沒有背景的年輕人的大面積恐慌，也包括我在內。

我找到一個可以免費咨詢十五分鍾的移民事務所，走進一幢寫字樓，推開一扇門，那裡面是個體面的香港律師，他很懂自己的業務，卻沒能理解每一種人生。

他說，「讀那個最貴的課程吧，幾年下來也就三四十萬人民幣，挺好移民的。」

我發誓命運如果給我一個機會，我可以去讀任何一個專業，我一定可以拚命拿到獎學金，但我手中的錢就這么多，我沒有告訴他，我甚至不能來預約第二次付費的咨詢。

那一年生活讓我看到絕望，亦教會我一個道理，「沒有你做不成的事。」

我找到一個可以讀移民課程的學校，它正規便宜，也不會讓我每天都花掉五紐幣坐車的費用。我對我的學校軟磨硬泡，我每半年交一次學費。那裡面坐滿了為拿綠卡而讀書的年輕人，我們更重要的職業是下課後去打的那幾份工，我很快成為交學費最慢，交作業最勤的學生。

我瘋了一般地賺錢，我誰也不再相信。

也許在世界的哪裡，都會有這樣一個階層，那裡很少有人相信努力的意義，女人容易嫉妒，拚命讓你陪著她把生命寄託於運氣，男人大多好色，猥瑣地給你「帶你向上爬」的空頭支票，日子是猙獰的，生命是寂寞的，汗水和眼淚是真真切切的。

我就在那樣的階層里，像一個發瘋了的母豹子，對待獵物一樣追逐著自己的夢想。我好像又鑽進了多年前為自己營造出的躲避父母爭吵的另一維空間里，我聽不見那些老闆娘們的尖叫，我看不到同事們上下打量的目光，我不管那些說我愚蠢說我倔強挖苦我貧窮嘲笑我窘迫的人……我只想實現一個夢想。

姑娘啊姑娘，什麼是你的夢想？

從前我說，我要成為小說家，我要去巴黎，我要開一間小小的咖啡館。

現在我說，我要讓爸媽過上好的生活，我要超越自己所在的階層，我想活得體面。

一張綠卡，一張我從內心根本就不稀罕的綠卡，它什麼時候成為了整個夢想的關鍵啊？我走在奧克蘭的街上，這個城市即便有萬種顏色，什麼也未曾屬於過我。

很久後，朋友問我，「奧克蘭機會那麼多，為何不再回奧克蘭住？」

我說，「因為它是奧克蘭。」

你會去愛一個傷害你一次又一次的人嗎？

我知道我不會了。

為了這張綠卡，我三年沒有回家，我從二十三歲長到二十六歲，頭頂出現了第一根白發，然後兩根，然後一小茬。

我遠離了家鄉，我沒有準時嫁人，我活的不夠體面，我的外婆在接到我的第一本書的時候，幾度哭到失態，而家庭中另一些人，則離我越來越遠，他們不想和一個在異國為人端盤子洗碗的姑娘發生任何關聯。

是的。不想發生任何關聯。

我在那樣的幾年發現，人可以很壞，壞到沒有極限，他們奪去你的錢，奪去你的自尊，奪去你對溫情的所有需要，他們不覺得有任何廉恥。

你也會遇到一些人，他們不常常是你的朋友，他們也不常常是你的敵人。他們在你落難的時候成為敵人，在你得意的時候趕來成為朋友。

而你會習慣的。

是的，你會習慣的。

你會習慣有人潑你冷水，有人挖苦嘲諷，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背後中傷。

是的，你會習慣的。

你會習慣這個世界有萬般不公，無論是奧克蘭，無論是東京或是上海，你只有強大，才能擺脫無法做主的生活，而你要知道，最壞的生活就是不能做自己。

我二十三歲之前很喜歡哭，二十三歲之後也有過很多痛哭的時刻，卻再也沒有讓別人看見過我的眼淚，天大的委屈背過身去，眼淚流淌過讀書的兩年，流淌過工作的兩年，直到流淌過拿到綠卡的那一刻。

原來被人們說了那麼久的綠卡，只是護照上一張薄薄的貼紙，幾乎沒有重量的一張貼紙，你甚至無需親自到移民局，你只需要把護照裝進一個包裹郵寄走，幾天後它就出現在你的門口。

我閉上眼睛，四年內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畫上句號了，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夢想，也可以開始了。

我後來花近一年的時間深思一張綠卡的意義是什麼？

我去看我來時的路，我站在馬路對面，看人來人往的咖啡館，中餐館，奶茶店，超市……那是我曾經「奮斗」過的地方，我學會咬著牙在心裡罵「我操他媽的」的地方，而我笑自己，生活把一個文雅的姑娘逼成什麼樣了？幾年前我還在讀著海子的詩！

我看見那些老闆娘依舊對客人喜笑顏開，轉身對幾個員工惡言惡語，那些低著頭抿著嘴端著盤子進進出出的年輕人，被別人貼上「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的標簽，我記得那種神態。

有些事情不會改變，有些事不應該忘記。

一張綠卡，一定還有超出個人需要的意義。

我開始遇見一些年輕過我的人，聽到他們狗血經歷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已經走了多遠的路。

他們說，「現在讀一般的學校拿綠卡都難了，學費貴得我都租不起房子了。」

他們說，「我的老闆對我說辦綠卡四萬紐幣，這還是看在我在那裡已經工作了一年的面子上。」

他們說，「你聽說那個移民公司了嗎？假結婚都漲價到了10萬紐幣啊！他們當初騙過我兩萬塊，想不到現在還囂張著。」

連同那些年聽說的故事，和我生命有著一樣的溫度，我也沒辦法忘懷。

我看見情侶對彼此說，「對不起，讓你受苦了，是不是當初找一個有綠卡的人，你現在就不會這么累了？」

我看見異地的夫妻間打著電話，「我再賺半年的錢就能把你接來了！」轉身去後廚繼續刷盤子，凌晨一點是他們下班的時間。

我看見在一家餐館做了三年廚師的朋友，在提出申請綠卡的請求時老闆以高額的代價相逼，朋友一根煙一根煙地抽著，他說，「我爸媽還在等我出人頭地，哎……」

我看見有人遇見了真愛，卻因為一張綠卡而彼此都不敢走上前一步。這生命充滿危機，我們活得如此被動，那麼想成為一個人的榮耀，卻怕最後只成為他的拖累。

一張綠卡到底是什麼？

我看到有人把它當作「不工作也可以拿政府救濟金」的手段，去當作「和老婆假離婚就能夠領福利」的媒介，把它變成欺侮別人的武器，把它用來進行買賣人性的交易。

政府每幾個月就出台一個新的政策，限制諸多華人式的聰明，一些人的行為終於影響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對朋友說，「太氣憤了，良心都不要了！」

朋友說，「你只是一個人，沒有辦法改變的。」

這些事情那麼傷感，卻更確定了我留下來的決定，我知道我不再是那個「沒有綠卡的中國人」，我可以為一些事情努力，我也許不能拯救全世界，但我可以選擇讓良心發揮作用，和那些骯臟的交易做對抗，就算是去幫助一個人也是有意義的，讓那個人在需要的時候得到一些鼓勵，不至於和若干年前的我一樣，無助而孤獨地前進。

在一張綠卡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種責任：從被人欺負到選擇不去欺負別人再到保護別人的能力。

我在這一路上也遇見過很多幫助過我的好人，他們給了我一頓豐盛的晚餐，一個好的工作機會，一段鼓勵也暖心的話，一個下午的陪伴……這些再一次令我堅定，你要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不要讓好人太過孤單，並且要做個有能力的人，如若有一天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你也可以及時地出現。

我遇見過一個男人，他對我說，「你是個有良心的孩子，可是良心怎麼能讓你吃飽飯。」

我不相信。

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相信，才一路走到了這里。

所以才對自己有一種近乎忘我的苛刻。

2015年到新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玩命寫稿，玩命創業。

一遍遍看移民的電視劇，一切移民的故事都拿來讀，那些聽來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後來怎麼樣？」也一件一件記下來，那不僅僅是我來時的路，也是我也許可以就此去改寫很多人的人生的機會。

還有那個被一些媒體吹做的楊熹文的公司，其實只是一個3個人的小清潔公司，2年裡以它執著的姿態用力生長著，而我終於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個有良心的老闆，幫助過3個困境中的人，給出的工資不是法定工資的一半，而是它的1.5倍，還附上每一種員工需要的人生指南。

我至少可以改變3個人的一小段生活了，我可以創造一些溫暖了，我可以去指責一些人的無良了，我可以去呼籲一些善良了，我可以去告訴一些人了，「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壞人。」

真的，不是只有那些落井下石的人。

我對那些如我當年一樣目光堅強卻背過身去默默流淚的人說，「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來呀！」

去年有幸去參加紐西蘭文化節。

我站在舞台中間，作為讀書會會長致辭，背後是國會議員文化領事以及各重要人物，我至今覺得非常夢幻，因為閉上眼，那四年前的景象竟然歷歷在目：我端著盤子，在老闆娘的指責和挖苦中做一個咖啡館的小招待，他們說我是那個「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眼前的一切都變得更加清晰而堅定了，而不是原諒了。

我永遠不會原諒，我怎麼可以原諒一個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把我踩在腳下的人呢？我只想改變這個被扭曲了的世界，為他們傷害過的或者即將傷害的每一個人。

因為世界不該是這樣。

而從這里開始下去的生活，我還是會聽見有人說，「呵呵，不就是一張綠卡么？」

是啊，總有人以為，有些人只想要一張綠卡。

Ⅳ 北京人在紐約的作者是誰

北京人在紐約作者:曹桂林.

主要作品:<北京姑娘在紐約> <北京人在紐約> <偷渡客> <王起明回北京>

<北京人在紐約>介紹:

內容簡介：中國影帝姜文第一部電視劇作品，榮獲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第十四屆「飛天獎」， 第十二屆大眾電視「金鷹獎」。 一本不朽的著作，一部經典的名片。中國首部全程在美國拍攝的電視劇，開創收視最高紀錄，獲飛天獎、金鷹獎及「五個一」……

簡介：
美國，一個淘金的夢。

這是一個經典的、關於北京人在紐約奮斗與掙扎的生存故事。東西文化的碰撞引起的不只是疼痛、無助與彷徨。在家庭的分解與重組中，在婚外情的發生和發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兩代人的觀念沖突中，這群懷著美國夢的北京人，事業與情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這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樂家王啟明與妻子郭燕，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終於來到了神往以久的美國。然而，一切並不完全象他們想像中的一樣美好。通過奮斗，王啟明終於成為一位富翁，但卻付出了巨大代價。妻子郭燕成為外國商人大衛的妻子崦大衛卻是王啟明最大的競爭對手，情感與來在復雜而微妙的沖突中發展，王啟明也找到了聰慧美貌的紅顏知已阿春，但是矛看並不能得以很好的解決，女兒寧寧的到來，又在幾個人的生活中掀起軒然大波。寧寧不能理解父親王啟明與母親郭燕，更不能接受阿春。處身於美國的社會環境，她變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縱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紐約》折射出東西文化的差異，全景式展現北京人在紐約生存狀態，早在十年前就引起轟動，成為描友誼賽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國人事業與情感歷程的經典之作。

Ⅳ 「北京人在紐約」這部電視劇的結局是什麼啊

結局是王起明左右為難，拿不定主意。

大衛主動約見王起明，說願意提供資金，在危難中幫他一把。大李因車禍遇難，在紐約的許多北京人聚集於墓前，默默流淚。王起明獲知大李還沒有得到綠卡，而死在這里就意味著他可以永遠留在美國了。北京的鄧衛帶著夢想前來投奔好友王起明。鄧衛被送到王起明和郭燕剛到紐約時住過的地下室，好友留下500美金，聲言是借給鄧衛的，然後沒有作什麼解釋便離去了，鄧衛沒想到原來的哥們兒竟變得如此無情無義，不禁對著王起明的背影破口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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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20年前的「哈佛女孩」劉亦婷：發誓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後來如何

對於劉亦婷，1999年可能是她在中國最「高光」的一年。這一年的4月7日，她收到了來自於大洋彼岸的一份快遞。她的家人拆開快遞，里邊赫然是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同時，只有十八歲的她還收到了包括威爾士利學院等三所其他世界一流學府的邀請。

威爾士利學院的名頭可不簡單。如果劉亦婷進了這所學校，她的校友將是宋美齡、冰心和美國前總統夫人希拉里等名人。但是這一眾學校的翹楚無疑是哈佛大學。所以她和家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哈佛大學。

在留美前夕，青澀的劉亦婷接受了媒體的采訪，並表示，學成歸來後一定報效祖國，為四化做貢獻。一時間，媒體甚囂塵上，各大報紙的版面都是她的照片。家長們都爭相傳頌著劉亦婷的事跡，希冀自己的孩子能成為下一個劉亦婷。

2017年，美國波士頓舉辦了一次投資峰會。據說在峰會上，有媒體發現了早已淡出公眾視線已久的劉亦婷。此時她的身份是一名投資人，即不是傳說中的混得很慘，也不像之前大家所期待的如日中天。不出所料的，她婉拒所有媒體的采訪。

過去二十年，流傳於坊間關於劉亦婷的事情大多都值不得推敲，她只是時代洪流的一朵浪花。

Ⅶ 紐約人在北京」

「北京人在紐約」的作者曹桂林出版了「紐約人在北京」- 更新了他的「美國觀」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1993年，每一個有電視機的中國家庭幾乎都在等待這幾行字的出現。因為之後劉歡的歌聲將響起，《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會出現。

這部電視劇可謂風靡一時，不僅獲得當年的五個一工程獎，也幾乎包攬了次年的飛天獎、金鷹獎的重要獎項，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國人對美國的第一印象，就是從片頭的這幾句話開始。

20多年後，《北京人在紐約》小說原作者曹桂林又出版了《紐約人在北京》，更新了他的「美國觀」：「紐約呀紐約，曾把你比作地獄，曾把你比作天堂。為你孤注一擲，為你得意狂妄。為你忘了自我，為你內外皆傷。如今兩鬢斑白獨自嘆：不值不值，空忙一場。不懂不懂，真荒唐！」

8月27日晚，曹桂林與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導演鄭曉龍、主演王姬舉行座談，透露其新作也將由鄭曉龍改編為電視劇。

寫中國知識精英在美國的生存群像

已經入了美國籍的曹桂林前段時間去大使館辦護照加頁，門口堵得人山人海，他覺得比他1980年辦簽證時人更多。「都這么多年了，怎麼還這么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區有別墅，每年春秋兩季回來度假，除了同學與發小，鄰居們是他讀懂中國的最新材料：他們熱衷於送孩子去美國上學，打聽移民問題，並抱怨中國的環境與食物。

「我跟他們說，美國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其實留在國內對你們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可土豪們就是不相信我。」曹桂林說。

在一個敲擊鍵盤或打開手機就可以得到資訊的時代，曹桂林發現自己還得不斷跟中國人解釋美國。20多年前的《北京人在紐約》，是為了給那些抱有「美國遍地黃金」觀念的人們看看新移民的真實處境，而現在的《紐約人在北京》，以這20年的觀察，展現中國知識精英在美國生存的群像。

因為娶了加州大學聲樂系主任，曹桂林近些年一直生活在大學城，交往的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負笈求學，而後留美任教的華人知識精英。但令他感慨的是，與外界想像的不同，盡管享有高薪，但在美國的高賦稅政策下，教授們的生活相當拮據，「一個月下一兩次館子是要咬著牙的。」他反感於「放棄了海外高薪優待毅然回國」的說法：回去的人各有原因，但更多人是想回而不得，「就算把美國的房子賣了，四五十萬美元，在北京上海能買到什麼樣的房？」

在他結交的圈子裡，他覺得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心裡總是缺那麼一塊」。教授們湊在一起的時候討論的是國內熱播的連續劇，聚會的時候非讓唱歌劇的曹桂林太太唱《十五的月亮》。但每次他跟中國鄰居苦口婆心「美國不是你想的那麼好」，不是被批評「帶有情緒」，就是被指責「站著說話不腰疼」,《紐約人在北京》有他立此存照的意思：「我都快七十了，犯得著騙他們嗎？不就白紙黑字留點證據，等以後的人看到，說還是他說得對，是咱們沒聽進去。」

心裡被撞個窟窿只能寫作來填

但光和鄰居們打打嘴仗，並不能夠刺激一個年近七旬的人寫一部長篇。《紐約人在北京》的直接成因，是他的一位當歷史教授的朋友在駕車去機場時與妻子雙雙車禍殞命。曹桂林覺得心裡被撞出了一個窟窿，只能通過寫作來填。不僅是因為這位朋友把生命中最後一個電話打給了他，津津樂道於買了紅眼航班省了100塊錢，更因為，這位朋友買機票是為了補度蜜月，而他的太太正是曹桂林介紹的。再追溯回去，教授的太太原本是曹桂林另一個朋友的小三，朋友後來怕麻煩，托曹桂林將她帶去美國，因為出國辦的是旅遊簽證，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與她假結婚。「如果我不牽這個線，是不是就沒這兩條人命？」曹桂林自責。

他至今為那個女孩遺憾。女孩漂亮、乖順，彈一手好鋼琴，即便是當了世人所不齒的小三，他也評價「品性好」，他覺得她的問題是「被時代大潮弄得價值觀變了」。所以他不喜歡《北京遇上西雅圖》，這類赴美待產案例他見過許多，但他覺得不能寫成喜劇：「這么寫太不嚴肅，這事說起來其實挺慘的，結果最多寫點什麼女人之間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點事。」

很多中國人的美國敘事，他都覺得太過輕率，比如《中國合夥人》，「你相信了合夥人的故事你就傻了。合夥人發不了，只有包裝他們的華爾街的中間人才會發。」曹桂林經歷過五個美國總統，自認為被美國的財政政策所傷害，堅持柯林頓執政時期最好，因為「只有柯林頓才真正想把經濟搞起來，只有那時候投資房地產才賺錢」。

1980年代的新移民面對生活的壓力，到美國後不久往往不是離婚就是分手。「現在的闊學生沒法理解，他們覺得你們對待婚姻怎麼這么輕率，一點也不輕率，全是壓在心底的。初戀或初婚對人還是挺重要的，（分手）總會在你心上劃上那麼一道，有時難免還要懷舊下。但這種懷舊放到現實生活中，馬上就沒了，你必須鼓起全部的力量去面對那麼殘酷的現實。」曹桂林說。

過了耳順之年，相比這類說給外人聽聽的故事，他越發感慨人生的不確定。新作里「不值不值，空忙一場。不懂不懂，真荒唐！」的慨嘆，就有為此事所發的原因。他越來越感到人如沙礫，被時代的一個又一個浪頭推來搡去，有人終於被推上了岸，有人莫名不知去向。

第一部國外拍攝的電視劇的背後

《北京人在紐約》小說出版後反響強烈，銷量超過100萬冊。導演鄭曉龍回憶，「當時中美兩國在物質上確實差距巨大。加上出國的人傳回來的情況從來報喜不報憂，回來也是衣錦還鄉，造成那時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就是遍地黃金，不遺餘力不擇手段一定要出國。而這部小說寫出了這其中的問題，不僅是在國外吃苦，還有文化沖突之下的狀況。」這種情況下誕生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擁有很多個「第一」：國內第一部全程國外拍攝的電視劇、姜文的第一部電視作品、劉歡的第一次作曲。此前劉歡一度被央視封殺，卻因該片主題歌又見諸央視。

鄭曉龍在座談會上透露，當時拍攝預算是130萬美元，工作人員幾乎都沒有工資，這筆錢勉強用於應付整個劇組的所有開銷，過得非常拮據。在美國拍攝，本可以提出拍攝申請，獲批後會有專人幫忙清場、維持秩序，「雖然申請是免費的，但我們也沒有申請，因為有人幫忙就要給小費，小費對我們來說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紐約》中用了很多航拍鏡頭，是在一日內完成的，鄭曉龍回憶，那天他在飛機上待了11個小時，到最後已經站不起來了。為了節約成本，他們採用了很多違法手段，比如演員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聯系飛機迅速下降拍攝，在空中管制發現之前開溜。有一場戲，飛機低到螺旋槳的風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來繼續拍。「就這，後來還發現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後是找了個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們有錢，就可以申請航線，但我們沒有這個錢，就只能偷拍。」當時劇組，有美國駕照的只有鄭曉龍一人，其餘的人都是持中國駕照在美國開車，「美國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國駕照，一下就懵了，他都沒法給你開罰單。因為這個事情我們被法院傳喚，光是違章停車、無證駕駛，就要罰6000美元。」

但相對經濟上的困擾，作為團長，鄭曉龍更擔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壓之下，因為隨時都可能出事兒，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來。尤其是有些文藝團體，連團長、副團長全都帶頭跑干凈了，押了護照也跑，我特擔心哪天劇組人都跑沒了。」

對話

寫書是因為有東西撞到我心上了

東方早報：你並不是一個專業寫作者，為什麼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寫體現文化沖突的小說？

曹桂林：我對寫作既沒計劃，也沒定位，也沒訓練過，平時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一般來說寫東西就是不吐不快，有東西撞到我心上了，是一個心血來潮的業余愛好者。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作家，所以我一般寫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開始《北京人在紐約》是我把自己在美國10年的生活總結了一下。後來寫《綠卡》，是因為這事撞得我挺難受的，一個女孩為了拿綠卡遇上那麼多波折，就寫出來了，但因為之前《北京人在紐約》火了，出版社加了一個「北京姑娘在紐約」的副標。因為拍《北京人在紐約》，和主創也成了好朋友。那時候王姬還在美國，見到特別多偷渡移民，她想讓我寫個書，她來演女蛇頭。那我說好吧，因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寮國、緬甸、泰國待了半年找材料，還去福建長樂待了半年，寫了一個《偷渡客》。2001年，姜文又讓我寫個《王起明回北京》，我還說現在誰知道王起明啊，寫了有啥意思啊，他說有，他就覺得這人有意思，我就寫了一個，但自己也不是很滿意，因為沒什麼撞著我的，就編點故事，自己也覺得不負責任。

但《紐約人在北京》是延續《北京人在紐約》的，我在美國待了30年，《北京人在紐約》寫了前10年，後20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國是怎麼回事，尤其在美國的華人精英們的生活、精神狀態，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寫到，那我就想我來寫吧。

東方早報：寫《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有這樣的動機嗎？

曹桂林：有，我想跟我女兒搞好關系，讓她看完這書之後知道爸爸還惦記她，想著她，甭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但是沒有成功，只在逢年過節有個卡片問候。經濟上她很有錢不用我幫，我也用不著她幫，沒有來往，感情上沒有交流。後來聽別人說現在是結婚了，還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沒見過。

她12歲來了美國，我覺得孩子這么小就送到美國，她就不是你的了。中國的親子關系，應該是你崇拜我我愛你，但她太小來到西方，就變成了美國的價值觀，要獨立，要做她自己。她19歲後我們就沒見過面，說我不會麻煩你，你也不要麻煩我，聽這話我多傷心。還是用英文說的。她剛來的時候特意讓她學英文，融入美國的白人圈子，結果在家裡都嘰里呱啦英文滿口，我說家裡要說中國話，她也不知所措。後來我發現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結果。對於父母撫養之恩也沒有什麼感情，她覺得既然把她生出來，不撫養還把她殺掉嗎？當然不行，美國法律規定你有撫養義務的。所以《北京人在紐約》，就是用一個家庭來體現文化沖撞。

東方早報：《北京人在紐約》最著名的就是對紐約的天堂與地獄的比喻，為什麼新書反觀當年，感慨的是空忙與荒唐？

曹桂林：我到美國第一年就成立了公司當了老闆，當年就買了房，第二年我的會計師跟我說，你趕緊再去買一套房吧，不然你要繳的稅太多了。

美國的稅太可怕了。你在美國生活，你就進入了這套游戲規則。一個大學教授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也算中上層，但扣完稅到手，你能見到的只有6萬多。這筆錢一半要還房貸，在美國買房子沒有一次付清的，因為那樣要交重稅，人們故意要買大的、貴的房子，就是為了刨掉稅，免得國家把你的錢收走養軍艦去。然後孩子的教育、養車、電話，乃至除草、處理垃圾，每天早上開信箱就出現一大堆賬單要填支票。我在美國和學者圈打交道，我們的一個共識，就是你作為新移民不管讀到什麼位置，做出什麼成就，都是虧的，因為你賺的錢全部還給美國大地，就算你死了要把錢傳給兒子，都要交50%遺產稅。在美國當教授一個月能下一兩趟餐館是要咬著牙的，我還認識從沒有去過美發店的系主任。

東方早報：感覺你這兩本書都有要破除美國迷思的感覺。

曹桂林：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三十年來我在中國美國之間穿來穿去，但我發現不是我寫兩本書，就能當溝通橋梁的，通不了。美國當然有很多好處，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它的金融制度，不管你多能幹、多努力，走到了多高的位置，你照樣掰不開、擰不動。所以我一直勸我們鄰居，沒事在中國偷著樂吧，不要想著移民了，不會比你現在的生活好。我們鄰居的孩子都找我給辦過去，辦過去的沒一個成樣的，年紀小的去了就美國樣了，就不是你兒子了，他的思維、習慣看不上你這個中國老爹了。晚點去的也沒讀書的，有錢，一天到晚晃來晃去，最後成了混混回來了。而且我說了，就算你學到頂了，成了教授了，也就那樣。

我覺得很多中國人已經過得很不賴了，有些地方可能還比美國人強，當然我說的不是擺攤炸油餅的那些人。當然炸油餅的不抱怨，抱怨的反而是過得不賴的這群人。一會說中國有霧，夏威夷老有霧，洛杉磯到了冬天車都看不見。一會又說吃的有毒，但美國的茄子都長一樣大，芹菜跟擀麵杖似的，土豆跟足球似的，是不是轉基因我不懂，但說是自然生長的，打死我都不信。他們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比中國好得多的社會，但那也不是美國。

Ⅷ 誰知道<北京人在紐約>的結局(具體點的)

大結局裡女主角對男主角說的一句話:「在經歷了風風雨雨後,我們已經從我每夜做夢都怕失去你的情人關系,變成了一種相濡以沫的朋友關系。」

詳情:
蜜月歸來，原先自己的客戶已經成了王啟明的。大衛發現了郭燕對他的背叛，於是把她趕出了家。啟明在街上遇到無家可歸的郭燕，告訴她，女兒吸毒並出走。

美國經濟陷入周期性下降，啟明的不動產投資損失慘重。為了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啟明又想藉助過去曾讓他大賺一筆的地方--大西洋賭城。然而，好運盡逝，啟明輸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