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四個兄弟打人的電影

① 有個電影叫什麼街少年殺人案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中文片名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英文片名
A Brighter Summer Day
影片類型
愛情 / 劇情
片長
237 min / Germany:185 min (Berlin Film Festival) / Japan:188 min
國家/地區
香港、台灣
對白語言
漢語普通話 滬語 台語
色彩
彩色
級別
Sweden:11(未分級)
[編輯本段]演職員表
導演
楊德昌 Edward Yang
編劇
賴銘堂 Lai Mingtang
楊德昌 Edward Yang
楊順清 Alex Yang
閻鴻亞(鴻鴻) Hung Hung
演員
張震 Zhen Zhang .....小四兒(張震) Xiao Si'r (Zhang Zhen) (as Zhen Zhang)
張國柱 Guozhu Zhang .....父親 Father
楊靜怡 Lisa Yang .....小明 Ming (Liu Zhiming)
金燕玲 Elaine Jin .....母親(金老師) Mother
王琄 Wang Juan .....大姐 Eldest Sister
張翰 Zhang Han .....老二 Elder Brother
姜秀瓊 Jiang Xiuqiong .....二姐(張瓊) Middle Sister
賴梵耘 Lai Fanyun .....小妹 Youngest Sister
楊順清 Alex Yang .....山東 Shandong
倪淑君 Suk Kwan Ni .....小神經 Crazy (Shenjing)
馮國強 Guoqiang Feng .....Piggy
徐明 Ming Xu .....Wang
陳湘琪 Xiangqi Chen .....Little Doctor's fiancé (as Xiangqi Chen)
吳庄 Zhuang Wu .....Officer
王啟贊 Wong Chi Zan .....小貓王(王茂) Cat (Wang Mao) (as Wang Qizan)
柯宇綸 Yue-Lin Ko .....飛機 Airplane (Ji Fei) (as Ke Yulun)
譚志剛 Tan Zhigang .....小馬 Ma
張明新 Zhang Mingxin .....三角褲 Underpants (Mingxin)
林鴻銘
製作人
詹宏志 Zhan Hong .....executive procer
Yu Weiyan Yang .....procer (as Yu Weiyan)
剪輯
陳博文
攝影 Cinematography：
Huigong Li
Longyu Zhang
[編輯本段]製作發行
出品
楊德昌電影有限公司
洗印格式
35 mm
幅面
35毫米遮幅寬銀幕系統
製作公司
ICA
Jane Balfour Films Limited [英國]
Yang & His Gang Filmmakers
發行公司
Cine Qua Non Films [日本] ..... (Japan)
上映日期
台灣
1991年7月27日
加拿大
Canada
1991年9月9日 ..... (Toronto Film Festival)
德國
Germany
1992年2月20日 .....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法國
France
1992年4月22日
瑞典
Sweden
1992年12月25日
英國
UK
1993年3月12日
[編輯本段]劇情介紹
影片以60年代初台北的真實事件為背景。60年代初的台灣好像一切都是灰的，渾濁的空氣里也流動著灰暗的味道，失落和絕望的情緒籠罩在城市上空。來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著他們各自濃重的口音，山東話，上海話，蘇北話，四川話……在這個城市奔波忙碌著。隨軍逃到台灣的家眷們形成了一個個被人們稱為「眷村」的小村落，在這樣一個城市裡，小四、小明、小馬、老二、小貓王、飛機、滑頭、小虎、小翠……他們成長著，並且拉幫結派地出來混，「小公園幫」和「217眷村幫」逐漸成了勢不兩立的對頭。
在台北，建國中學夜間部的男生小四是個置身學校幫派對立之外的好學生，父親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母親在小學代課，1949年從大陸遷來台北。家裡共有5個孩子，大姐為了幫父母承擔家庭重擔，放棄出國的願望；二哥和小四一樣，沉默寡言；三姐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謙卑忍耐；張震是家裡的老四，所以被叫做小四；家裡最小的小妹是個發育迅速的小女孩。
小四與家世不幸的女孩小明十分投緣，暗生情愫，「小公園幫」的老大哈尼也傾心於小明。小明父親早逝，母親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她身上，她過早地成熟，同時周旋於幾個男生之間。數學考試，因滑頭抄襲，小四被記大過。哈尼回台北，要小四好好照看小明。
由於幫派之間的紛爭，哈尼一個人去對抗「眷村幫」，結果被對方的老大山東推到了火車輪下。小四參與了圍剿「眷村幫」替哈尼復仇的行動，山東被殺。
小四父親涉嫌政治被迫寫交待材料並被解聘，受到迫害，近乎神經質；母親受牽連被免掉了教職。小四因為沖撞校方被勒令退學，轉學日間部。
小明的母親到馬司令家幫佣，馬司令的兒子小馬是小四的朋友，是一個早熟但夠義氣的少年，小明因母親的原因住在他家。
家庭和學校所發生的事件讓小四難以承受，他覺得小明變了，而小明與小馬的交往又使小四陷入友情和愛情的矛盾中，他與小馬吵翻。在牯嶺街的舊書市上，小四看見了小明，再次向她表明心跡，而小明卻斷然拒絕了。失去控制的小四接連向小明捅了7刀，小明當場死去。小四被拘捕，初審被判死刑，由於此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第一宗少年殺人案，各界紛爭後，高等法院更審為15年徒刑。
小貓王錄了他唱的英文歌《陽光燦爛的夏日》送給小四，卻被警員隨手丟進垃圾桶。
[編輯本段]幕後製作
青春是個無理數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創作緣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 而我已飛過 天是紅河岸
青春殘酷物語
自「台灣新電影」始，一些年輕的創作者可說是用影像註解了台灣，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如此，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亦然。前者以一個家族的興衰，敦厚舒緩地刻畫出台灣人歷史宿命的悲哀；而後者則是藉由一件社會案件，精確冷靜地呈現出蒼白壓抑的上世紀60年代的台灣。楊德昌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創造了一個真實的時代，人人得以回到從前，並且深刻地咀嚼「光陰」和「記憶」的味道，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作為失敗成長的祭禮，正是獻給難以忘懷的殘酷青春。
早歲孤寂感影響其電影觀念
楊德昌生於1947年的上海，一歲多隨父母到台。楊德昌經常提到他父母親這一代外省人皆因戰亂而離開家鄉，毫無祖產，楊德昌認為他們「都有非常獨立的性格」。
楊德昌認為他們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實不單只歷經戰亂，性格獨立，更重要的是這些來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沒有親戚，完全沒有中國人最嚴密的組織，所以跟社會的關系一直很獨立，沒有中國傳統社會那些結構，當然也沒有那種束縛；所以我現在和別人交往，基本上保持著一種很簡單的關系；譬如應對，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很熟練地和長輩應對；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因為家庭組織太簡單。」楊德昌的電影對於現代社會的疏離經驗，或許與其簡單得近乎孤寂的早歲人際關系有較大關系。
電影經驗源自漫畫經驗
楊德昌最初的電影經驗和靈感應該源自漫畫經驗。他曾表示「電影永遠是最花錢的，漫畫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氣一樣免費。當時老師、父母總以為這是些打發時間的消遣，我到今天還是不能贊同這種看法，因為，這和打麻將之類的消遣最不同的是，這些行為里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一種嚮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存在的信心。」這段話印證於《指望》或《牯嶺街》的少年們，落寞與不被了解的私隱世界，夾雜著對某些嗜好的鍾情、入迷，有著同樣的單純夢想存在。他表示自己在後來創作漫畫時，「覺得對故事感動的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樣了，會以比較悲劇的角度去做，生活上碰到一些比較想不通的事情，會傾向於感傷，都是些較不公開的感情。」
用電影憑吊青春
楊德昌堅信「年輕是一種品質，而不是數量，一旦擁有就不會失去」。「小四」的故事根據楊德昌學生時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實事件改編，茅武是建國中學夜間部初二的學生，因女友拒絕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與女友來到牯嶺街談判，談判不成，他將她連刺七刀，致使女友當場斃命。事件發生後，轟動台灣，報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殺」來概括這件事件。
與茅武同校的楊德昌對這一概括「耿耿於懷」，多年後當他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憑吊」那起案件時表示：「對我來講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為什麼殺人，而是那個環境很可能發生這種事，我的出發點基本上還是那段時間，它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講非常重要。我們這一代在那個時候念初中，命中註定到現在就是社會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環境也許會增強你的個性，也許會削弱你的志氣，那個年代有很多線索可以讓我們看清楚現在這個時代，這是我做這個片子的最大動力。」在楊德昌看來196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奇異」的時候，也是一個「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時代」（引自該片宣傳資料），所以殺人事件不單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為集體的悲劇了。
以虔誠心支撐巨片拍攝
從之前的《海灘的一天》（1983）、《青梅竹馬》（1985）、《恐怖分子》（1986）「現代都會三部曲」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楊德昌停了五年的時間，對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樣切身的素材，楊德昌有一層特殊的慎重，影片中烙印著比以前作品更復雜的情感關系，全片92個需要修改、重建的場景，片中定妝的演員有90人，資金預算從1300萬擴充到2700萬。
在楊德昌的創作生涯中，鮮有如此龐大的製作架構，尤其是對年代寫實性的努力加工，應該說沒有創作者們自身的成長經驗以及虔誠的感情是無法完成的。
影片拍竣後參展28屆台灣「金馬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力克當年香港的兩部同樣優秀的影片《阮玲玉》和《阿飛正傳》脫穎而出，奪走最佳影片大獎。
[編輯本段]相關評論
經典評述
銳利的現代感和青春化特徵的真實結合；一曲青春的悲歌，一幕夾雜了少年初始的懵懂之美的戲劇；展現與夜色、血腥和貓王的歌聲聯系在一起的別樣的青春。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一部以青春為載體的影片，它所蘊涵的少年的罪惡是有邊緣性的，自覺的；裡面沒有毒品，沒有性，沒有體驗，但卻有著不成熟卻要做出成熟的樣子來的愛；裡面沒有足夠酷足夠性感的故事與鏡頭，它甚至不是一個關於「成長」或者「墮落」哪怕是「變化」的電影。導演楊德昌只是從少年小四的生活中拈出了一段，很是平滑，但就是在這不疾不徐的敘述中，一切都隨著他那刺向女友小明的刀而結束，小四最終走向了極端，他的青春也結束在牯嶺街上。
在影片里，楊德昌設計的是一種現實的殘酷，一種針刺破氣球的瞬間的停頓，一種把懸在半空的理想剝個一絲不掛的血淋淋。所以當他把這幅60年代台灣的社會圖卷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的時候，人人都震驚於那灰暗絕望的年代。
楊德昌也許不是故事中的任何一個角色，但那畢竟是他成長過的年代和他深受影響的氛圍，於是透過光影的魔術，他重新去檢視回顧，那政治的、文化的、兩性的、同儕之間的各種壓抑與亟欲突破的掙扎，都在片中重構的世界裡彷彿活了過來。
媒體評論
影片中的小四多少有著楊德昌本人的投影。小四對60年代的台灣社會的觀點正好代表了楊德昌本人的觀點，小四父親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楊德昌本人要傳達的一點政治訊息。本片中不時出現的坦克車，就正有上述的暗喻，電影里的美國流行曲，少年幫派舉辦的舞會，顯示了60年代台灣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之深。片中的大部分情節都在夜間發生，主角好比身處於一個蒙昧不明的黑暗時代，身處於一個黑暗的社會。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本片的話，導演的用心也許更見明顯吧。
——香港《明報周刊》
楊德昌常常以非常的距離處理全面物化社會下的人際冷漠感，但在這部影片中卻出現一大批純真而不冷感的青少年，藉著逝去的60年代，楊德昌投射出對過往不可復見的純潔性的追懷，而小四等人在片中秉持的道德要求與純真夢想都一再為邁向利益世故的社會所摧毀，成為時代的祭品。「少年殺人」此時已演變為「時代殺人」，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主題於是再現，小四隻是被推向暴力極端的犧牲品而已。
——著名影評人 焦雄屏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敘述手法嚴峻而含蓄，電影語言豐富深邃，以復雜的結構和開放式的結局展現了濃烈的心理分析色彩和表現強度。導演楊德昌以熟練巧妙、似散實密的技法把性格各異、來自不同社會和家庭背景的少年串聯在影片中，縱橫交錯而達到內容和結構上的平衡。影片疏離而壓抑，深入都市文化心態的內核，與之前幾部影片相比更加老辣成熟。
——網友 黃小邪
楊德昌的「青春」是也許一種哲學，似乎其也不隨著60年代的遠去而消失，在楊其後的電影《一一》中，雖是成年的故事，但又有少年為女友刺人入獄的橋段。也許楊是想說六十年代一些純真的孩子已經長大，但成熟過後，在今天的世界，青春的故事仍總是會不斷上演。作為少年，到底是身體入世而靈魂自省，還是
完全全與不合理的世俗世界抗爭，是楊德昌的命題，無論時代抑或個人也許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評論人 於哈雷
[編輯本段]人物解構
不是偶然
「小公園」幫和「217」眷村幫的矛盾構成了影片的主體框架。小四作為故事的主要敘述對象，一開始徘徊在各種爭斗的邊緣，基本上處於旁觀狀態，在各種力量的左右下，他一步步被動地捲入了矛盾的核心，直至成為最後的殺人者。這個故事講起來其實也就幾句話：建中夜間部初二的學生小四愛上了「小公園」老大Honey的女友小明，而Honey並不阻止，反而與他單獨暢談，甚為投機。不久Honey被「217」眷村幫老大山東暗算，喪生於車輪下。小四因頂撞校醫被開除，其父也由於所謂的「政治問題」遭隔離審查之苦。而唯一能帶給小四以希望的小明卻又轉與他的鐵哥們兒小馬相好，憤怒的小四一時沖動用刀殺死了小明。但楊德昌是位極有野心的藝術家，他並不滿足於線性地描寫一起青少年犯罪的偶然事件，而是以此為借口一刀捅入社會的心臟，鮮血淋漓地刻劃六十年代台灣轉型期的社會風貌，由此構成了影片的另一主體框架，即以小四一家為代表的自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上一代和土生土長的下一代台灣人。有能力表現這一母題的台灣影人不止楊德昌一人，但大概只有楊德昌能拍出既熱血奔涌又犀利冷酷的慘烈味道，放到侯孝賢的鏡頭下肯定深沉有餘而血腥不足，因為侯孝賢的電影是鄉土化和成人化的，一如楊德昌「銳利的現代感」和青春化特徵，即使是小四父親這樣的中年知識分子身上也流露出近乎孩子氣的執拗與率真。
小四的兄弟姐妹
總覺得楊德昌不是在用膠片拍電影，而是拿一架放大鏡冷靜觀察，所有細節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示，他卻仍舊躲在暗處不動聲色。他很少用煽情的特寫和背景音樂，對少年人的愛情和青春也幾乎沒有任何外露的渲染，只是靜靜填在一個個零碎的鏡頭里。大姐的青春是入世和光明的，她漂亮的長裙，流利的英語，戴手錶的姿勢，還有教訓弟妹的家長口氣，就像是她媽媽留在上海的韶華。二哥的青春混沌而壓抑，在家裡永遠處於被忽視被責罰的位置，流連於彈子房也可解釋為內心中被接納被承認的渴望。三姐把青春的信仰奉獻給了上帝，她的聲音一直都是低沉而平靜的，但最後得知小四殺人時歇斯底里的尖叫卻充滿了對神的憤怒和絕望。小妹衣服上的鈕扣總是掉，裙子總是嫌短，那是她迅速成長的青春。
小四
對於小四來講，周圍的一切都是殘酷的。家庭，本來奉公守法的父親卻突遭橫禍，一個完好的家庭變得支離破碎；學校，官僚的訓導處長（那個最讓人惡心的老頭）不公正的對待；朋友，最鐵桿的朋友之一小馬居然同自己的女友小明好。這一切不是哪個少年人承受得了的，於是他想用自己渺小的力量去對抗這個世界。小明很聰明，她死之前最後一句話說得很
好：「我就好像這個世界一樣，是不會為你而改變的！」你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你不改變你自己，好了，你去死吧。於是，小四一頭撞向了這個世界充滿各種游戲規則的銅牆鐵壁，或者說這些銅牆鐵壁擠掉了他每一寸生存空間，把他活活地壓死了。
十年前的張震還沒長成今天《春光乍泄》和《卧虎藏龍》里的帥哥模樣，但那張純凈的臉龐在我看來更加飽滿，富於表現力。他用不多的語言把小四沉默、倔強、在現實中不斷碰壁直至絕望的性格發展特徵展現得含蓄而深刻。小四這一形象並不因其寡言而顯懦弱，相反是堅強有力的，他始終不肯放棄自我的信念，寧願被學校記大過、開除也不認錯，寧願毀了自己也不允許小明這樣「沒出息」。大家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在他殺小明這個中心情節上，但不應忽視的還有另外兩個人物對他的影響——父親和Honey。同小四一樣，父親在大環境中的性格發展也是非常飽滿的，在幾乎相同的學校訓導處場景中，觀眾清晰地看到了導演刻意安排的強對比，由影片開始的據理力爭到後來的唯唯諾諾，這個保有年輕人朝氣的知識分子終於被殘酷的現實徹底擊垮。曾鼓勵孩子「要相信自己的未來可以由自己的努力來決定」的父親在小四的精神世界裡倒下了，他就只剩下Honey的精神支持。我常常在想，小四心目中真正愛的究竟是小明還是Honey？這聽起來有點兒荒謬，他遠在認識Honey之前就喜歡上了小明，但是Honey在他生命里的曇花一現無疑給了他巨大的沖擊。整部片子的基調是非常寫實的，唯獨對戲分不多的Honey調入了理想主義的色彩。藍色海軍服下的「小公園」老大英俊而孤獨，他近乎傻氣地單槍匹馬去談判，結果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只是為了像《戰爭與和平》里那個「獨自去堵拿破崙的老頭」一樣去抗爭那些不能抗爭的事。正是這看似不值得的死激發了小四強烈的生機，他第一次勇敢地向心愛的姑娘表白，「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的！」而到了影片的最高潮，他甚至發出了「現在，我就是Honey」的聲音。在他拔刀捅向小明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在和Honey一起同醜陋的現實世界爭奪小明。
小明
被殺者小明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楊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遠遠超出十幾歲少女的負荷。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她對殘酷現實的體會遠比小四透徹，貧窮、動盪、寄人籬下，時刻處在一種沒有安全感的不穩定狀態中，這使得小明身上體現著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純羞澀，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你可以罵她水性楊花，跟身邊每一個追她的男孩子相好，但在看完第二遍後，我為她難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為小四。如果說，在小四由明轉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後的亮色；那麼，在小明早已暗淡無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而這唯一一星光亮，還是被她自己掐滅的。同小四家熱鬧溫馨而相對穩定的氣氛相比，小明和母親總是在為明天的落腳點擔心。她母親曾憂傷地說，「你一定要快快長大。」這沉重的期待和嚴酷的生存環境剝奪了她真正享有青春的權利，她在最單純的年紀就迅速地被這個世界同化了，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她甚至比小四父親還要成熟和衰老。在另一面，小明的眉宇間還閃爍著純真的光芒，她其實是那樣迫切地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小四是心靈上最貼近她也最溫暖她的人。但是最終，她還是背叛了小四，也就是背叛了自己，向更為強大的現實世界妥協了。
青春？青春！
小四終於用匕首殺了小明，被判入獄十五年。小貓拿了自己錄制的音帶去看他，卻被看守隨手丟進垃圾箱。空氣中傳來小貓細聲細氣模仿貓王的歌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Do you miss me tonight? 」歌聲稚嫩，是他們單純而認真的青春。我怎能不為青春的死去痛哭？在楊德昌鮮血淋漓的青春里，有誰能夠不失聲痛哭？
[編輯本段]獲獎記錄
·第二十八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獎
·第四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
·第三十六屆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
·第三十八屆《電影旬報》電影獎最佳外國導演獎
·第四屆《中時晚報》電影獎商業映演類評審團大獎

② 有沒有黑幫打架的電影學生時代的最好。

艋舺，台灣片

《艋舺》是由鈕承澤執導，阮經天、趙又廷、鳳小岳、柯佳嬿等擔任主演的青春動作片。
這是一段台灣幫派的往事。本片講述了太子幫五兄弟一起闖黑道，然而後壁厝老大的死，使整個艋舺黑道局勢發生了劇烈動盪，太子幫五人的友誼也因此面臨挑戰。在殺機四伏的情形中，五兄弟面臨著黑道與友情的抉擇。

③ 哪一部青春校園電影給你的印象最深

我最喜歡的是同桌的你這部電影。先說同桌的你這首主題曲，幾乎包含了所有青春情懷的校園故事。流露了大部分人對於青春校園的憂愁和懷念。把觀眾的情懷顯示的淋漓盡致。

於是我開始覺得在電影當中，當年的那些兄弟，有他們的幻想。當時非典最感動的當屬林一了，但他們也一定得到過感動。大家都不年輕了，大家需要一個理由或者說是一個相當的說辭，讓自己動手，幫助兄弟。

④ Vicious Circle（電影）

Sid Vicious在今天已經成為了朋克精神的本質和美學標准——無政府主義、極端暴力、質疑一切、仇恨社會、毒品和性、危險的浪漫，以及自毀的藝術。

Sid Vicious是個壞蛋不假，磕葯過量要了他的命，他甚至還莫名其妙地殺了女友Nancy（這件事一直有爭議）。但對於努力標榜個性張揚的年輕人，以及繼續彰顯個性魅力的無聊大同世界而言，Sid Vicious自然也是個聖人。他死後開啟了更加邊緣人群的內心世界，給了那些不願意苟且偷生，不願意人雲亦雲，不願意妥協退讓的人以「英雄式」的生活指引。Sid Vicious死後二十多年，他依然可以被經常提及，這個唐吉柯德式的反叛者和宿命的浪漫朋克、魅力十足的人渣、蹩腳的搖滾樂手，逐漸成為了一個傳奇，他標准朋克式的死甚至讓不少人痴迷不已。但是Sid Vicious最終無法擺脫悲劇人物這個角色，他的死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他的死被人們誇張利用了，他只是搖滾樂一個平凡的犧牲品。

和同時期的朋克藝人相比，Sid Vicious才藝平平，甚至與人溝通都有問題。他是個內心感情豐富，極端幼稚的大孩子和自戀狂。

Sex Pistols的Johnny Rotten在他死後的評價：「他天生有做朋克的本領，除此之外，他狗屁不是。」

當時，任何他們圈子裡的人都可以客串各種樂手，但Sid Vicious不能，起初他也認真練習貝司，但是隨後到來的巨大名聲和海洛因摧毀了這一切努力。事實上，性手槍最初的極端言行和他沒有關系，在他加入樂隊前，樂隊作品已經基本成型，而且樂隊讓人側目的叛逆姿態大多源自Johnny Rotten。Sid Vicious在加入樂隊後的極端噱頭讓他成為輿論的焦點，但是他從來沒有因為是性手槍的一員而刻意為之。現在看來，Sid Vicious的確對於面前這個世界感到不適，他找不到位置，而且恰好性手槍給了他一個發泄的理由。這個演出中經常出錯的傢伙只能代表自己。

性手槍的經理Mslcolm McLaren曾經表示，「Sid Vicious顯然不具備宜人的才氣和合作的默契，他不合群，我們幾乎不知道他想什麼，但是他的舉動往往讓樂隊更加名正言順。」

1957年，Sid Vicious生於倫敦一個單親家庭，母親是個癮君子。他其實是個非常內向的人，他最初經常因為演出中過於熱情的觀眾而感到不適，他甚至缺乏起碼的演出激情。

好友Dennis Morris回憶說，「他的確不適合作樂手，那讓他不舒服。」

Sid Vicious在學生時代就結識了John Lydon(Johnny Rotten),在性手槍樂隊最初的日子裡，他是樂隊最忠實的支持者，而且是他發明了沿襲至今的Pogo，大概可以被認定為歷史上演出中最能折騰的人。他還作為鼓手參加了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的第一場演出。在加入樂隊前的那段日子，他的暴力傾向就已經非常嚴重了，在The Damned的演出中，他向舞台上扔酒瓶，玻璃碎片導致了一名女觀眾一隻眼睛失明，隨後又用自行車鏈條毒打在場的一位記者。當1977年，加入性手槍的時候，他已經以暴虐聞名，這似乎才是性手槍需要他的原因。

Sid Vicious嚴重缺乏母愛，Nancy給了他足夠的關愛，而這是他以前生活中一直沒有的。

Johnny Rotten曾經公開表示他的看法：「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更像是母子，Nancy簡直就是Sid Vicious的老娘，誰也無法說服他們分開。Sid Vicious沒有Nancy就無法活下去。」

樂隊工作人員Nils Stevenson回憶說，「Sid Vicious痛恨一切，除了海洛因和Nancy」

事實上，1977年4月，Sid Vicious第一次參加了樂隊演出開始，知道樂隊專輯的錄制，乃至美國巡演，都表現極差。在首張專輯錄制過程中因為技術和酗酒的原因，樂隊不得不請回他的前任，錄制完成了絕大多數貝司演奏。Sid Vicious的技術缺陷對於性手槍的發展不是什麼問題，到1978年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了性手槍中的性手槍，人們津津樂道於他的言談舉止，樂隊也因此而大大受益。專欄記者Kent Banker在當年評論中這樣評價說：「性手槍從來都是包裝出來的，我們只能說Johnny Rotten是個不錯的演員，而不是什麼朋克，Sid Vicious才是唯一的朋克。」

最後用Sid Vicious在Nancy死後寫下的名為「Nancy」的詩作為結束，尤其是最後兩句，這是Sid Vicious傳誦至今為數不多的值得緬懷的經典話語。

You were my little baby girl

And I knew all your fears

Such joy to hold you in my arms

And kiss away your tears

But now you're gone

There's only pain and nothing I can do

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

If I can't live for you

四個英國青年—John Lydon, Steve Jones, Paul Cook以及Glen Matlock在六十年代末，組成了史上影響力最大的龐克樂團：『Sex Pistols性手槍』！在適逢英國經濟風暴、失業狂潮的七十年代，『性手槍』雖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兩年，卻如同排山倒海的龍卷風一般席捲全英，甚而影響到全球，至今只要一提到龐克音樂／文化，馬上就聯想到『性手槍』。打著反叛、顛覆旗幟的龐克音樂，有些人視之為洪水猛獸；另有些人（特別是藍領階級及青少年）則將之奉為圭臬。『性手槍』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他們以英國社會低層的角度，狠狠地批判當權者及資產階級；再加上原始粗糙卻具生命原動力甚至有暴力傾向的表演方式，以及崇尚虛無主義、高唱無政府失序混亂狀態的內容，因此雖然在當時被禁，卻依然在地下形成一股勢不可擋革命潮流。

在多年後的今天看來，『性手槍』最大的貢獻在於把搖滾樂的批判性、原創性與獨立性發揚光大並將之傳承下去，帶起以反叛為精神的龐克文化，造就了後世大量以獨立精神的地下非主流樂團。

1977年12月，一個星期日的午夜，紐約。電視上正在播放的是對席德·維瑟斯(Sid Vicious)的訪談，節目的名字叫「我們的城市怎麼了？」。席德的單曲《我的路》(My Way)被拿來作為開場白，主持人被歌曲逗得坐不下來，席德則笑得最厲害——「真他媽的不錯，是不是？」。節目的形式是讓觀眾打電話進來提問，由我們的朋克明星作答，電話鈴鈴鈴地響個不停。第一個電話打進來，這個自稱大學教授的人說：「60年代，那些搖滾明星看起來都像是畸形；70年代，這些人就像是妖怪，怎麼……」席德惡狠狠地打斷他的話：「掛電話吧，跟你自己說去，你這個婊子。」——這就是答案。

下一個電話來自一個文化水平沒那麼高的人，一上來直接就針對主持人：「為什麼你們要做這么一個節目，什麼……」席德再一次搶先回答：「跟你自己說去吧，變態！」席德大聲打了一個嗝，分貝足以超過協和式飛機，然後他坐回來，用手胡亂搓搓頭發，對著鏡頭做鬼臉——席德現在終於放鬆了(節目開場前，電視台的人把一束俗氣的假花擺在席德面前，席德試圖拿掉它們。工作人員沒好氣地說，「是因為它們幹了嗎？是嗎？」結果席德把它們泡在了一個大水罐里)。

這種狀況持續了1個小時，觀眾提的都是些帶侮辱性或很荒謬的問題，席德就一個個報以惡狠狠的回答。

黎明之前

1957年5月10日，一個叫約翰·西蒙·里奇(John Simon Ritchie)的孩子——即日後的席德·維瑟斯，出生在倫敦，沒過多久父親就丟下這對孤兒寡母一走了之。母親安妮窮困潦倒，不得已帶著孩子來到地中海上一個西班牙屬小島——依比沙(Ibiza)，和她的朋友們一直住到1965年。這樣也就沒什麼可驚訝的了，他的成長環境自然與眾不同，身處母親形形色色的朋友當中，他最早學會的是用西班牙語大聲賭咒發誓。安妮則頻繁地換工作，她最固定的工作就是販賣大麻，她被強尼·諾頓(Johnny Rotten)稱為「古怪的嬉皮士」。

席德八歲時母子二人回到倫敦。為了給自己和孩子找到一個棲身之地，安妮聽信了朋友的話，以為假裝吸毒成癮就能被救濟有房子住，結果假戲成真，自己被毒品搞得神魂顛倒，孩子也被放任得越來越野。可也就在這個時期，安妮再婚嫁給了一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這個視席德如己出的好父親在結婚的同年就去世了——如果他可以活得久一點沒准會教育出一個不一樣的席德，誰知道呢？

到了席德十幾歲的時候，安妮再也管不了他了。他深愛音樂，崇拜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T-Rex，模仿偶像穿著誇張、女性化的衣服，行為越來越過激和古怪。Sid Vicious這個名字前半部分得自朋友約翰·萊頓(John Lydon，即強尼·諾頓)的寵物鼠(席德不喜歡這個名字)，後半部得自盧·里德(Lou Reed)的一首歌。他們兩人和其他一幫人自稱「約翰斯」(Johns)，經常出沒於倫敦國王大道的一家時尚服裝商店，店主叫馬爾科姆·麥克拉倫(Malcolm McLaren)——一個嗅覺靈敏的時尚人物。當1975年麥克拉倫邀請約翰·萊頓參加他組建的「性手槍」(Sex Pistols)時，席德決定組建一個自己的樂隊——「傳奇之花」(The Flowers Of Romance)。雖然樂隊里也出了像後來「偽裝者」(Pretenders)里的克雷西·海德(Chrissie Hynde)這樣的明星，可樂隊本身卻總浮不出水面。之後席德還參加過「蘇西克斯和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樂隊，做鼓手。當「性手槍」漸漸受人關注時，他就做了「性手槍」最狂熱的追隨者。

1977年2月，約翰把他介紹進樂隊填補離隊的貝斯手空缺。他的推薦理由是席德招人「喜愛」的性格和漂亮的長相。這時「性手槍」剛剛做了那期著名的電視「罵人節目」，一下子名聲大震。讓名聲和聚光燈沖昏了腦袋的席德馬上答應下來，一周後他學會了彈貝斯。事實上，席德根本對音樂一竅不通，錄音時的貝斯部分都是吉他手史蒂夫·瓊斯(Steve Jones)包辦的，而做現場表演時他的擴音器通常是關著的。他曾向「摩托頭」(Motorhead)的萊米·凱爾密斯特(Lemmy Kilmister)請教過，據萊米講，席德是個無可救葯的學生。

1977年初，前「紐約妞」(New York Dolls)的強尼·桑德斯(Johnny Thunders)帶著他的樂隊來倫敦「淘金」，隨隊還帶來了一個年輕的「骨肉皮」——南茜·勞拉·斯龐根(Nancy Laura Spungen)。南茜1958年2月27日生於費城，一出生就患有黃疸病，之後麻煩就沒斷過。因為她哭得太厲害，3個月大就第一次服用鎮定劑；4歲的時候看了第一個精神病醫生；13歲時第一次吸毒，到了15歲她被診斷為患有精神分裂症……

南茜來倫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性手槍」上床。首先她盯上了強尼·諾頓，但被他拒絕了；然後是吉他手史蒂夫·瓊斯，很快也被甩了；席德是她的第三選擇。沒過多久，南茜和她的毒品一起就把席德搞得神魂顛倒，隊友們都拿他沒辦法。他們的美國「災難」之行中，在舊金山，席德用貝斯砸了台下一個觀眾的腦袋；在達拉斯，他在自己的前胸劃上「Gimme A Fix」(快看我)，把自己割得傷痕累累，血從他的臉和前胸一直流到他的黑牛仔褲，他揭開手臂上的綳帶扔向觀眾，把原來的傷口弄得更深的同時露出滿足的微笑；去舊金山的路上，一個卡車司機把點著的煙頭摁在自己手上向他挑釁，席德就用一把刀割開自己的手，同時平靜地繼續吃午飯。

和南茜在一起的日子，席德的角色在紳士和野獸間來回擺盪。南茜生病時，他像保姆一樣喂她吃飯，每天向她母親匯報她的健康情況。南茜的母親回憶，打電話時席德顯得有禮貌又害羞。當他們兩人訪問斯龐根家族費城的家時，席德很隨和，充滿孩子氣。可另外一些時候，席德會虐待、毆打南茜，南茜也向母親承認身上的傷是席德造成的。

1978年1月樂隊解散後，席德來到美國，南茜安排他在堪薩斯和費城做獨唱演出，給他定個人發展計劃，由於席德自己缺乏信心，最終不了了之，他做個大明星的美夢註定無法實現。席德演唱時模仿強尼·羅頓，只得到一片噓聲。他註定只是一個追隨者，永遠不會是一個領導者，強尼的影子和南茜的控制讓他始終活在別人的陰影里。到那時為止，席德個人事業最大的成功應該是那首《我的路》(我聽過的、最搞笑的歌)，歌曲是和前隊友史蒂夫·瓊斯一同在巴黎錄制的，一舉一動都在南茜的控制之下，她儼然成了席德的保護人，席德像依賴母親一樣依賴她。到了1978年底，這對不開心的情人之間，靠著毒品維持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和危險，不過至少他們還是相愛的。

黑夜之後

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切爾西飯店，可能已經輝煌不再，但它一直是一個受人崇敬的神秘聖地，一個先鋒人物們偏愛的天堂，一個搖滾明星世界巡演途中首選的落腳點——馬克·吐溫曾經在此停留，還有尤金·奧尼爾、簡·方達、迪倫·托馬斯和鮑勃·迪倫(他第一個孩子出生在這兒)，然後是搖滾樂隊「傑佛遜飛船」和「感恩而死」。這里的逸聞趣事多得數不過來，最轟動的應該就是1978年10月12日的謀殺案了。席德被指控謀殺女友而入獄，麥克拉倫請求「維京」和「華納」兩個唱片公司為席德出5萬美元的保釋金，他保證要為席德出一張唱片，並且至少可以賺到10萬塊。「維京」很快匯款過來，席德被保釋出來。在宣布了「性手槍」將用一張聖誕專輯來慶祝席德的回歸後，麥克拉倫在他的商店裡開始出售新款T恤衫，上面印著「我還活著，她死了，我是你的」。

母親擔心他再出事，就飛去美國照顧他。她為席德提供毒品，然後看著他注射進去，自己才放心去睡覺——這就是席德的母親，一個疼愛孩子的母親，一個用毒品照顧孩子的母親。

席德在給南茜母親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一直知道我們將死在同樣的地方，我們希望死在彼此的懷抱里，每當想到這些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向她發過誓，如果她出了意外我也不活了，她也發了同樣的誓。這是我對我的愛最後的承諾。」席德的朋友推測是毒品販子圖財害命殺了南茜——當晚曾有2個毒品販子進過他們的房間——可回頭看一看，南茜曾經多次試圖自殺，她母親可以輕易地設想當時的情景，南茜很有可能刺激席德殺了她，以便結束自己的痛苦，並且證明他對她的愛。

有一天晚上，飯店侍者目瞪口呆地發現渾身濕漉漉的席德揮舞著小刀割自己的手臂，同時尖叫著說：「我要和南茜在一起！」12月，因為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兄弟托德(Todd)在夜總會打架，他再次被捕。麥克拉倫這次有點兒猶豫不決，他覺得這是席德遠離毒品的好機會，不過最後還是出錢再次把他保釋出來，這是1979年2月1日。

當晚，席德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和朋友們慶祝自己重獲自由，近2個月沒碰過毒品的他這次想讓自己好好享受一下，對不良反應他根本沒在意。午夜過後，恢復過來的席德，又用了在母親的錢包里找到的毒品。第二天母親發現兒子因為吸毒過量死在了床上。在他的護照里發現了一張字條：「我們有死亡契約，我必須守約，請把我埋葬在我愛的人身邊，連同我的皮夾克、牛仔褲和摩托靴。再見！」發狂的安妮拚命給南茜的母親德伯拉·斯龐根(Deborah Spungen)打電話，問能不能把自己的兒子同她的女兒合葬，德伯拉驚訝地拒絕了。可這是席德最後的心願，於是他火葬後幾天的一個晚上，安妮悄悄爬進賓州的「大衛王猶太公墓(King David Jewish Cemetery)」，把兒子的骨灰撒在了南茜的墳墓周圍。

席德究竟是死於自殺還是意外我們無從考證，談起這些安妮也只會淡然一笑，然後遞上一張小紙條，標題是「南茜」，上面席德潦草地寫著：「我的小女孩，你所有恐懼都逃不出我的雙眼，擁你入我臂彎帶來欣喜無限，曾吻去你的淚水，但現在你人已不在，除了痛苦只剩空虛一片，如果不能為你而活，人生對我毫無意義可言。」

歌迷都認為席德的死是朋克精神的終極表現，是他甘心成為朋克運動犧牲品的標志。他的魅力可以和詹姆斯·迪恩與瑪麗蓮·夢露相比，而事實上他們都是失敗者，是社會的犧牲品，這種死亡毫無光榮可言。

一張叫做，《席德演唱》(Sid Sings)的獨唱專輯在他死後由維京唱片公司出版，收錄了《大家來吧》(C'Mon Everybody)、《別的東西》(Something Else)等歌曲，當然還有翻唱自保羅·安卡(Paul Anka)和富蘭克·西納楚(Frank Sinatra)的《我的路》。1986年亞歷克斯·考克斯(Alex Cox)導演了電影《席德和南茜》(Sid and Nancy)。強尼·諾頓評價道：「表演席德的傢伙還不錯，但也只是一種舞台表演，和真人比差遠了。」真人？那「真人」又是怎樣的呢？即使是席德的朋友和熟識的人對他的回憶也是相互矛盾的——遲鈍，聰明但不善表達，敏感，有破壞性，善良，暴躁，被動，還有暴力——最統一的形容詞應該就是「麻煩」了。

「有的人喜愛他，有的人認為他是妖怪，但是真正的惡人通常看起來和正常人一樣。」考克斯說，「我想電影把席德和南茜浪漫化了，但並不是要贊揚他們，因為這里毫無光榮可言。」電影里有一個細節——在媽媽到來之前，席德拚命地把南茜弄亂的房間整理干凈，因為他為南茜的不修邊幅感到害羞。

席德死後，南茜的母親在為女兒出的書《我不願如此生活》(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里寫道：「(席德死了)噩夢終於結束了，我們要搬到別處住——那裡的房間南茜沒有住過，椅子她也沒有坐過，到那時我要為我的寶貝女兒真正痛哭一場。我和她父親要為吸毒的孩子建立一個基金，這對於南茜來說太晚了，但可以給其他類似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個希望。」她還相信席德不是兇手，「我把席德當成是一個夥伴，我認識他很久了，他一直是一個舊派的人。我對所有發生的事都不會發表看法，因為這與我和他無關，他只是被人操縱了——這才是所有的問題。席德不會殺南茜，絕對不可能。」

除了南茜母親的書，還有很多關於席德的書。1992年由凱斯·貝特森(Keith Bateson)和艾倫·帕克(Alan Parker)合著的《席德·維瑟斯的生與死》(Sid Vicious: The Life and Death of Sid Vicious)；2003年馬爾科姆·巴特(Malcolm Butt)的《搖滾明星席德.維瑟斯》(Sid Vicious: Rock 'n' Roll Star)；最新的是艾倫·帕克獨立完成的《生命飛逝》(To Fast To Live)，今年4月15日出版。

今年是席德去世25周年。這么多年來，人們一直喋喋不休地爭論他的行為和愛情，謀殺和自殺。席德註定會一直給我們「搗亂」下去，過去、現在還有將來很久……